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今已有66年。《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最集中最完整的体现，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成果。《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的国情、民情及文情相结合的产物，其基本思想精神与基本理论命题在今天仍具有生命活力与真理光辉。特别是《讲话》中所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思想观点，仍然是我们在今天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理论基础。重温《讲话》的基本精神与基本命题，对于我们正确分析与解剖当代文艺创作的态势与倾向，开展科学的文艺批评，引导创作实践的健康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价值指向是人民性。马克思说过：“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提倡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强调文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讲话》精神的核心。因此，在《讲话》中，评判文艺作品成败得失最根本的原则就是看其能否“使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利益”，毛泽东还倡导把“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作为文艺作品的表现形式，而对文艺批评职责的要求则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在《讲话》以后的中国60多年的文艺实践中，“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思想哺育了无数人民的作家和艺术家，那些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成为经典的文艺作品，正是因为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与社会的风云变幻，而为广大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主义文艺方向，这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发展。“人民大众”的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从外延还是内涵上都有了新的丰富与拓展，新的时代造就的人民大众生活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以及审美趣味的多变与提升，都对文学艺术的审美实践提出新的要求与期望。但是，新的时代文学艺术繁荣的基础，仍然是贴近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邓小平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这就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既是文学艺术这一精神食粮的消费者，又以自身丰富多彩的生活为文学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为广大作家、艺术家提供了施展才华、发挥主观创造性的广阔天地。文艺发展的历史证明，真正的艺术创造，从来都不仅仅是艺术家个人的事业，虽然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创作一般都是以个体劳动的形式进行的；虽然个人的思想水平、艺术天赋、生活经验与写作技巧等方面的素质如何，往往直接影响艺术作品的成败得失，但是，个人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着艺术发展的繁荣与衰落，也影响着个人的艺术才华能否得到发挥。艺术创造的深刻基础正在于不同时代与不同历史阶段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作家、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的艺术创作实践与时代的要求与人民的心声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获取艺术创造的灵感与智慧，才能真正获取人生价值与艺术追求的完美统一。

    坚持文艺的人民性理念与“文学是人学”等以人为本的文学观，在总体价值指向上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在克服与矫正过去在艺术与人民关系阐释上的简单化与片面性的基础上，文艺的人民性理念应具有更贴近文艺自律与文艺本位的深刻内涵，它应该包含着文学艺术作为一种人文精神追求所必然担当的人性诉求、道德追求与终极关怀。同样，坚持文艺人民性的理念，与坚持文艺创新与倡导艺术表现的多样性是相辅相成的。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祝词》中特别强调“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并引用列宁的名言，在艺术创作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洗礼，当代中国人民群众的物质环境与精神生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的时代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与新的人物关系，也为作家与艺术家带来了新的审美选择与新的审美境界。因此，必须以现代眼光与艺术审美活动中的“独特发现”来审视和抒写“新的人物与新的世界”，努力创造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纵观当下的文艺创作态势，我们不难发现，众多为人们所欢迎的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深植于人民大众生活实践的土壤之中，都是新的时代中人民大众情感心声的忠实表达者。情系人民与面向时代，构成这些精品力作的整体品格。在欲望化、商品化的诱惑中突围，努力寻求与发掘新的时代现实人生的诗情画意，挽留与坚守沉浮飘忽的人文精神与审美情怀，成为当下众多作家、艺术家的理性选择与价值追求。但是，当下文艺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诸如：思想力度缺失与原创因素稀少；道德意识与敬畏精神的消退；民族特色与汉语表现力的蜕变，等等。我们还少见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伟大历程的经典文学叙事。就拿长篇小说来说，“文革”前“十七年”的作品中精品之多、影响之大，至今令人难以忘怀。而当下，每年2000余部的作品中，真正能称得上是精品力作的微乎其微，这种数量与质量上的巨大反差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最深刻的根源应该在于文艺对人民大众的疏离。这种脱离人民大众生活的创作倾向，其结果必然导致作品失去应有的精神向度与思想力量，也必然带来文本叙事真实性的丧失。只有克服这种错误的创作倾向，情系人民，面向时代，当代文艺的繁荣才会成为可能。

    目前，四川汶川地区的特大地震灾害正牵动13亿中国人民的心绪与情怀，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灾难给了我们一次展示民族精神与人民意志的机会，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成为这场伟大的人民群众实践的忠实记录者，深情谱写抗震救灾的悲壮诗篇，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安徽日报》2008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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