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回顾乡村工业的萌发，浙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杭嘉湖宁绍等浙北地区，许多鲁冠球这样的民间草根力量起到了最为关键的“带头人”作用，乡镇工业也因此被定义为所谓的“能人经济”。而不少县市政府官员的强势推动，其功效亦可圈可点，比如沈祖伦之于绍兴县。

    而在温州、台州、金华等浙中南地区，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地区，山更高、地更薄、路更弯，教育水平有限，能人也少。穷山恶水的无奈，又不能奢望来自政府的“温暖的大手”的帮助。没有成批的“能人”、没有厚实的“靠山”，吃饱肚子的生存本能逼得那里成群的农民还是得不顾死活地往前冲。于是，当年发生于浙中南地区的乡村工业最初的革命，更像是一场无组织、无纪律的农民暴动——男女老少齐上阵，翻墙钻洞各显神通。

    这意味着，那一场革命更加躁动无序，更加艰辛，也更加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

    由南至北，起点不同、方式各异，浙江乡村工业的第一浪风生水起。1984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是为中共中央四号文件。从此，社队企业这个名称在中国的文件和媒体上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乡镇企业”这个崭新的称号。

    这一年，21岁的南存辉用辛苦多年修鞋积攒的1.5万元，和胡成中合伙创办了求精开关厂，正式开始了这位温州新首富的漫漫商旅；

    这一年，“汽车疯子”李书福向父亲借了4000元钱，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电冰箱厂。

    刀尖上的舞蹈

    用乍暖还寒来形容1978至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气候特征，是再确切不过了。198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方向性肯定，成为不可动摇的改革成果。除此之外，很多都不确定。要解放思想，要大胆改革，这是容易明确的原则。但怎样的思想必须被解放？什么领域必须被改革？不知道，没有可以比照的先例，扑面而来的都是新事物。随着政治气候的阴晴不定，判断的标准和结论随时可能截然相反。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同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坚决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这类犯罪活动如何处理？文件的语气十分严厉：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

    文件出台的背景是，多年的管制出现松动，社队企业肆无忌惮地与国有经济抢资源、抢市场，个体私营企业四处出击“挖墙脚”，民间贩运异常活跃。担心、忧虑、指责，天平又开始向另一端倾斜。

    显然，政策收紧了，刚刚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浙江商人们的心又被拎了起来。他们警惕地观望着，成为惊慌失措的惊弓之鸟。

    浙江商人肯吃苦，这早已成为共识。在一片赞誉声中，最为传神、传播也最广的评价是所谓的“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

    “事实上，还应该再添上一句：尝尽千生万死。”

    市场经济荫发时，三教九流人欢鱼跃，成功者往往被尊奉为“大王”。温州乐清县柳市镇的“八大王”正是这样一拨流通领域的出类拔萃者。

    走私狂潮

    当改革春江初暖之时，在浙江沿海尤其是南部改革涌动最为活跃的温州、台州地区，走私黑潮汹涌澎湃，出现了大范围泛滥之势。

    走私，成为解读浙江改革史第一页颇显尴尬却无法躲闪的灰色片段。

    1981年2月，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在福州召开东南沿海三省第一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同年7月6至15日，国务院再次召开东南沿海三省第二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8月3日，转发了《会议纪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语极为严厉：自1980年以来，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沿海地区走私活动猖獗，并波及全国许多地区。走私之所以发展到泛滥的地步，主要是由于有些领导干部对走私的危害性和打击走私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加上我们的一些管理制度不严，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给走私分子内外勾结以可乘之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走私和反走私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这种斗争，不仅是经济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是现实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

    浙江沿海的走私风潮主要集中在温州及其相邻的台州。1981年下半年达到高潮的走私“大雪崩”，席卷了温州苍南、平阳、瑞安、永嘉、乐清、瓯海、鹿城7个县市（区）。其中走私狂潮泛滥的有12个区、24个乡，几乎覆盖此后温州商品经济最为繁荣的乐清柳市，苍南的金乡、宜山、钱库，平阳的鳌江等地。全市大小走私市场达17个，其中每天万人以上的超级市场有乐清柳市的里垅、苍南的林家院和关尾洋3个，当时即号称“台湾有基隆、香港有九龙、温州有里垅”。

    据温州打击走私领导小组不完全统计，仅1981年这1年，就在海上查获走私船107艘，私货价值1100万元。缴获的主要走私物品有录音机9644台、电视机210台、手表24万只、尼龙布72万米、银圆2.3万枚、黄金1681克……在陆上还查获贩私和黄金贩卖案件9589起，银圆4万枚、黄金2700克、手表1.6万只、录音机3279台……最大的几个走私市场受到多次冲击后才逐渐转入地下，最终销声匿迹。

    浙江海岸线总长6486.24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长2200公里，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有3061个，是中国海岸线最长、岛屿最多的省份。浙江天然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走私产生的必然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放已经成为与改革同样重要的命题，闭关锁国的传统思维逐渐瓦解。但毕竟近30年中国人与世界隔绝，开放什么，怎么开放？风险之大，足以让所有人手心冒汗。国门初启，无缝不钻的苍蝇极可能是第一个访客。

    1982年后，浙江南部的走私活动又出现过几次小高潮。

    第一次发生在1985年，是由大量免税进口汽车在温州、台州口岸进行倒卖引起的；第二次发生在1986—1988年间，由于来料加工业务的迅速增加，“飞料”“串料”等走私行为抬头；第三次发生在1990年，港、澳、台地区的企业在温州、台州关区的海上及陆路大肆走私外烟。

    也正是在这三次走私活动起伏的同时，浙江南部民营经济迎来了全国瞩目的第一轮爆发期。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一区域率先变成了现实。

    “偶像”步鑫生

    海盐县衬衫总厂属城镇集体企业，其前身是1956年组建起来的缝纫合作社。直至1975年，全厂固定资产仅2万多元，年利润5000元，职工连退休金也领不到。1977年，步鑫生任厂长。这个裁缝出身的精瘦男人很快亮出了火药味十足的一整套改革“撒手锏”：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大锅饭没了；懒散的职工被辞退，铁饭碗砸了。于是，虽然骂声不断，厂子的效益却越骂越好了。

    不喜欢循规蹈矩的步鑫生出手招数招招劲爆，十分抓人眼球。当时，海盐县委、县政府只有一辆北京吉普，而他们厂用来接送客户的小轿车就有5辆；步鑫生常常坐飞机去外地参加订货会，这在当年是县团级领导才能享受的待遇；厂里有厂标、厂徽、厂服、厂歌，还举办一年一度的厂庆，还有全国服装企业第一支具有专业水平的时装表演队，漂亮姑娘一大把。

    精彩！争议人物果然是个新闻人物。职业敏感性很强的童宝根觉得抓到了条“大鱼”，《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调查报告很快完稿。但毕竟内容“太冲”，他决定还是先尝试着发新华社内参，并且是阅读层次最高的《国内动态清样》。同时，在稿件的最后也客观列举了步鑫生被反映最多的三方面问题。

    步鑫生、冯根生、鲁冠球，一个城镇集体企业的裁缝、一个国有企业的药徒、一个乡镇企业的打铁匠，这3位影响了浙江企业40年走向的企业家代表各自的“所有制成分”，当年在杭州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经验介绍大会上的报告题目是同一个：“我是怎样以改革精神办厂的”。

    企业家——浙江新生财富阶层的最杰出代表，真正作为一股日渐强大的社会力量，开始走进我们的视野。10多年后，又汇聚成为“浙商”这一独特的中国商业文化概念。

    邓小平点将“宁波帮”

    1984年8月1日，北戴河。

    邓小平与当时分管沿海开放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共进午餐，并关切地询问当年5月刚刚确定的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进展。

    “宁波究竟怎么样？”手里捏着筷子，邓小平突然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

    谷牧简要地向他作了汇报。

    “宁波的事情好办点，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都是宁波人。”邓小平显然早已胸有成竹，“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邓小平还明确表达了两点意见：宁波的民航机场要解决，附近的军用机场可以先拿出来，交地方使用；派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的卢绪章去宁波，帮助那里搞好对外开放工作。

    这一天，被“宁波帮”视为最重要的节日。

    “开放”与“改革”，是中国40年变革史中有着同等分量的关键词。

    在邓小平对海外“宁波帮”吹响集结号之前，围绕“开放”，已经发生如下重大事实：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对外开放政策一锤定音。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约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5位工商界泰斗，边吃火锅边发表重要谈话：“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五老火锅宴”透露的“开放”信息已极为清晰。

    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制定并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79年7月至1981年11月，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经济特区先后获批。

    1984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首批14个中国沿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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