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姿态是那么的异端，它的内核是那么的莫测，它的震撼是那么的猛烈，以至于作家丁临一曾发出了与温州传奇同样“疯狂”的断语：
请允许我向你们说一句多少有些强加于人的心里话。我不仅自己在爱着温州，爱着温州人，而且我还觉得，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每个真正儿子都应该热爱温州和温州人，都应该以一种十分独特的、温柔的、迥于寻常的、近乎病态的爱去爱温州和温州人。因为，在今天，只要审视一下某个中国人是如何理解温州和温州人以及他的理解的深浅，便可立即测定和判明那个人在改革中的位置、态度、作用乃至他整个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也许，还要加上智力发育的程度。
没有一个改革典型，曾经像温州那样引起过如此剧烈且持久的激辩。温州模式的内涵到底是什么？究竟只是一种地域性的独特现象还是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普遍价值？在很长时间，缠绕温州的是大雾弥漫，令我们莫衷一是，欲罢不能。
温州宛如鲜活的精灵，在一个仍有些沉闷的清晨，肆无忌惮地舞蹈着，发散着。
到温州去
在此前两章，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不安分的温州人的身影。但在1978至1984年间，他们仍属于相当散乱的个体。现在，作为一支杀伤力超强的市场经济农民军团，他们开始异军突起。
1983年11月29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制定出台第三个令人瞩目的中央“一号文件”。前两个“一号文件”着力解决的是农业和农村工商业微观经营主体问题，第三个“一号文件”考虑的是如何发育宏观市场机制。
最终，允许农村社会资金自由流动，鼓励加入股份制合作、入股分红，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等内容写进了该文件。
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温州百姓的穷苦仍可以用“令人震惊”来形容。
正因为穷、因为痛，当改革刚刚透出第一线松动的光亮，温州人就蜂拥而上了。
每一天都有奇迹发生
在1983年年底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温州苍南县宜山的再生纺织业，第一次引起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注意，并建议“大家都应该到宜山看看”。令万里兴致盎然的，是宜山发生的匪夷所思的“奇迹”。
这是一片商品经济的海洋：当地各类纺织机达3.7万台，从业人员6.7万人，有4个专业乡，58个专业村，7个专业市场。全国各地国有、集体企业吃剩的晴纶布边角料，在这里经过农妇们粗糙的大手开花纺线，每年1.5亿件再生腈纶衫、2亿件腈纶拼料童衣裤、50万公斤再生腈纶棉，又被销往大江南北。
据统计，每年，流进宜山的腈纶布边角料达1700万公斤。
创造“宜山奇迹”的，都是些土得掉渣的小人物。
温州实验的是后一种主张。人民——而不是先知——在这场实验中，彰显出了曾经被主流意识长期忽视的自主力和创造力。
“假的”还是“真的”
温州是富有争议的，这种争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的召开。
有争议是因为温州有“小辫子”。其一是“姓资还是姓社”；其二就是假冒伪劣。这可是一条真真切切的“小辫子”，连温州人自己亦有口难辩。
温州假冒伪劣的主打产品肯定是皮鞋了。
说起温州人做鞋可是有传统的。“明代温州靴鞋即为贡品，进奉朝廷”；“全国第一双猪革皮鞋，第一双硫化、压模、粘胶皮鞋诞生于温州”；“我国第一双高跟女鞋的创造者也是温州人”。“皮鞋佬”差不多就是温州民间手工业者温馨的自称。
到了20世纪80年代，作为既有传统投资又不大的致富之门，温州皮鞋真正的春天来了。全国最大的鞋革专业市场兴起于温州鹿城区的来福门。仅鹿城一个区，就冒出了大小皮鞋厂1254家。当时全市的皮鞋产量就达到年产2400万双，几乎占全国的1/10。
温州鞋价格低廉，款式新颖，在市场上没有道理不所向披靡。
很快，有人发现上当了。
1985年，南京一位消费者向《经济日报》投拆，称她买了一双高跟鞋，谁知穿了一天就掉了跟。仔细瞧瞧，竟是用糨糊黏起来的，而所谓的真皮也是仿牛皮的合成革。
有记者进一步在报道中证实，亲眼看见温州“皮鞋佬”整桶整桶地往厂里搬糨糊。
舆论哗然。一时间，“晨昏鞋”“礼拜鞋”“伪劣商品”“粗制滥造”等恶名铺天盖地。全国各大中城市开始纷纷驱逐温州鞋，无数商场挂出“提高警惕，勿买温州鞋”或“本店无温州货”的招牌。
“晨昏鞋”“礼拜鞋”“伪劣商品”“粗制滥造”等恶名铺天盖地。全国各大中城市开始纷纷驱逐温州鞋，无数商场挂出“提高警惕，勿买温州鞋”或“本店无温州货”的招牌。
金钱大爆发
今天，当我们谈论温州和温州人，总是习惯性地将之与金钱联系在一起：全民经商，遍地财富，中国老板最多的地方。的确，有太多的温州故事，闪耀着金钱的诱人光芒。
两千年以来，温州从来是一个极度缺钱的地方。普遍的贫困，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残酷的现实。
1978年后，普遍的贫困第一次历史性地质变为普遍的富裕。财富突然从天而降，来得又快又猛，温州人对此还来不及做好准备。他们兴高采烈，又手足无措，他们不知道如何驾驭多得有点数不清的金钱。
于是，金钱就开始毫不客气地驾驭温州人的命运。以金钱为主轴，荒诞不经的黑色幽默不时轮番上演。
苍南县巴曹镇，鳌江口南岸的一个滨海小村。经历了走私与小五金加工的双重洗礼，村民们神速地富了。盖楼房、买大彩电、娶俏媳妇，再接下去，他们觉得如何花钱竟也成了一件头痛的事。
一天，村东头的鱼市场摆出了一条十分罕见的黄鱼王，围观的村民里外三层。按当地相传百年的旧风俗，谁要是吃上了黄鱼王的鱼胶，来年必交好运。看得人人眼馋，可鱼只有一条，没法子，竞拍！在众人的起哄声中，1万元、2万元，价格节节攀升。有邻乡的开厂老板志在必得，一口气直接报价10万元。这下村里人慌了，鱼有可能被拿走不说，这脸面还不给丢尽了？但一户人家又实在扛不下来。紧急商议的结果，村里6位腰板粗壮的大户“挺身而出”，合资12万元坚决留住黄鱼王。全部是现金，塞进了装化肥的编织袋。
当天晚上，村里男女老少奔走相告、喜气洋洋，就像过年一样，还有人甚至买了几挂鞭炮，放得震天响。村中心祠堂支起一口大锅，投进整条黄鱼王，炉火通红，熬啊熬。全村人都来了，一人一碗。汤喝完了，出钱最多的大户代表高声宣布：再发现更大的黄鱼王，不客气，照样拿下！
另一个故事还是和汤有关。
那几年，瑞安市一带攀比成风。凡有钱有派头的人物请客，必上两道汤：
一道汤是海鲜大盆中漂浮一只百元美钞折成的小船，是为“一帆风顺”。
第二道汤是海鲜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整整齐齐围圈摆放着10只进口手表。在座食客见者有份，是为“表表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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