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假，说到这里仍感言犹未尽。特别是识别真假，不可不议。关于识假，在世间流传有不少闲话和趣谈。下文就为什么要识假、怎样识假和治假打假几个方面，分别集录和阐释一下。
人生在世，必须识假。不辨真假，生在世上就如同盲人摸象、瞎人骑瞎马，什么也摸不到北，那还不吃亏上当，受人欺？可见，要做明白人，活得明白，头脑清醒，就必须识假。识假如同认识一样，是主观正确反映客观。认识本来就是不易之事，而要辨别真假就会更难。识假难，既在于识假客体之假，又在于识假主体之假。
（一）识假客体之假
识假难，其客观原因，在于识假对象常常以假象掩藏其本质所致。这属于识假难的识假客体之假。
假的识别唐代大诗人孟郊有一首诗，单道恶人和人世的险恶说：“古人形似兽，皆有大圣德。今人表似人，兽心安可测？虽笑未必和，虽哭未必戚。唯结口头交，肚里生荆棘。好人常直德，不顺世间逆。恶人巧谄多，非义苟且得。”用今天的话说，古人的形状像野兽，却有圣人的道德。今人的形状像人，野兽般的心肠不能推测。看起来是笑却不一定是和善，看起来是哭却不一定是悲哀。只是在口头上表示是朋友，肚子里却长满了棘槐。好人常根据正道行事，所以和世上的流俗不同；恶人阴谋诡计多端，只要能得到就不顾道德仁义了。所以，人人都希望看到他人平常的样子，才能免得受骗。
孟郊诗中讲的恶人和好人，均为认识对象客体。识假的客体表象往往会以假象掩藏其本质。因此，要从假象中看出它的本质，是非常困难的。从憨笑中看出奸笑，从悲泪中看出喜泪，从镇定中看出惊慌，从友好中看出杀机。从冠冕堂皇中看出阴险卑鄙，从大愚中看出大智……识别这种种假象，没有火眼金睛，没有高度的识辨能力，没有思维的穿透力，的确很难。曹操可谓一代枭雄，但他在“煮酒论英雄”这场戏剧性的场面中，也被刘备表面上的“愚”所蒙蔽，最后放虎归山，遗恨终身。
拿书画的真伪问题来说，在书画市场上冒名顶替的赝品满天飞，有什么“鸳鸯对”、“双胞胎”；不管是“双胞胎”、“三胞胎”、“五胞胎”，诸如此类的书画都不是真的。中国的书画市场传播的赝品，既有历史性，又有地域性。
赝品的历史性，可谓年代久远，源远流长。考古发现，秦汉以后，就出现了书画伪造的赝品，而且随着伪造历史的演进，愈到后世，赝品就愈多。举两个典型：一个是米芾，他是宋代书法大家，倚持自己深厚的传统临摹功力和高超的用笔技巧，曾有意无意地临摹过不少晋唐古帖。他生前善临古人书，以假乱真，死后又被后人临仿，以讹传讹。这类临本，被人们误以为是古帖而纷纷予以收藏，并将米芾临本误作前贤古帖。198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米芾墨迹大观》和1992年荣宝斋出版的《中国书法全集》《米芾》二卷等问世的90多件作品中，经专家辨识，伪作及临古帖就有30多件，约占米芾传世墨迹的三分之一。如米芾的《研山铭》、《捕蝗帖》、《中秋帖》和《丹阳帖》等都属临摹和仿造。一个是清代末年活动于上海的海派画家赵子谦的书画赝品。据王乃栋《中国书法“鸳鸯对”鉴定全集》第三册所说，收录“鸳鸯对”101副，其中赵子谦的作品竟占了一半，真是触目惊心。说米芾、赵子谦两人的伪仿之作，并不是说只是二人严重，更为甚者有的是。书画艺术家造假已成家常便饭。像清代书画家刘墉、吴大澂、吴昌硕等著名大家的伪作赝品也不少。
赝品泛滥还有地域性。中国书画作伪，其地域性特征，江苏苏州首开其端，江苏扬州、河南开封、湖南长沙、河北保定、北京、广州、上海等地相继步其后尘，但各地书画作伪也各有特点。以苏州为例，江苏苏州地区一些具有一般书画技能的“匠人”自明代万历到清代嘉庆时期，就以伪造前朝或同朝已过世的书画大家传世名作为生，以伪画为主，其中以伪造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最出名，版本多达二三十种。书法主要伪造“宋四家（苏、黄、米、蔡）”，元代赵子昂、鲜于枢，明代文徵明、董其昌等大名家的作品，以手卷及名画题跋为主。由于时间跨度长达200多年，前人的仿品成了后世的摹本，所以越到后期越偏离原著，水平越低劣。再以开封货为例，开封货以“河南造”出名，以伪造书法为主。大约在明末清初时期，开封地区有人专做假唐、宋、元书法大名家及一些不以书法名世的名将或名臣的书法，如唐代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怀素、高闲，“宋四家”，宋徽宗，元代赵子昂、鲜于枢、杨维帧等人，可以说唐、宋、元的大名家书法应有尽有；名将名臣如岳飞、文天祥、包拯、王安石、欧阳修等等，伪作也不少。“开封货”有显著的地方特点，所用材料质地及作伪方法，一是用河南地方产的棉纸，用以伪造名将、名臣大字屏条、横披等；二是用粉笺，先揉折后染色，然后才写上字，最后还要加染一层染色；三是用蜡光白纸，先写上字再加染颜色，还要进行揉折等工序。从这类假货的墨色、印章及质地等方面，突出了地域性特色。
当代地域性作伪的特点更为明显，以伪造本地区名家为主，如北京伪造赵朴初、启功、沈鹏、刘炳森、李铎、王镛等名家的书法；天津作假的对象是王学仲、范曾等；上海作假的对象是刘海粟、程十发、周慧珺、韩天衡等。在郑州做假对象主要是谢瑞玠、陈天然、张海等。在今天作假，有些城市不论书画家的名头大小，只要作品在本地区稍有市场，就有人做他们的临摹作品。这种伪造已成风气，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识假客体有假，不仅限于书画，就社会生活而言，其表现更广、更甚。特别是以虚伪的人作为识假对象时就更不容易。虚伪的人最拿手的一招，就是善于给自己创造一种可亲可爱的假象。这种人常常将“朋友”二字挂在嘴上，对认识不认识、了解不了解的人均以“朋友”相称。这种人也很会奉承人。你若是爱好作画，他会夸你的画已经达到大师水平；你若是喜欢写诗，他会夸你是一个罕见的天才诗人。这种人由于他嘴上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最难捉摸的人，就是虚伪的骗子。可见，识假难，首先就难在识假客体有假。
（二）识假主体之假
识假的困难也不只是在于识假对象，而且还受到识假主体的影响。因为识假主体并不像用尺子量长短、用称称重量那样客观公正。世人皆知称金、称银、称土、称粪……不分高低贵贱，不分亲疏远近，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多说一斤一两，不少说一钱一分。人们都称赞其公正无私，因其衡量事物的标准是颗颗金星。而识假主体的人，却往往带着主观情感去认识识假对象，这样就难免不发生主观观察、以情感论是非的错误认识。这种识假难，难就难在识假主体有假。
1.主观观察
主观观察同科学的客观观察相反，从主观想像出发去观察事物就极为容易发生错误。它是观察的误区。这种主观观察主要有：有偏见的观察，不完全的观察，迷信的观察，以及错误理论背景的观察等。下面仅就浮躁观察和错误理论背景观察为例，作些说明。
浮躁观察，是一种在心绪浮躁不宁状态下的观察。如果是人们在激动、兴奋或慌张、愤怒情绪支配下观察事物，往往失察。有一个“惊弓之鸟”的故事，说从前魏国有个著名射手，名叫更羸，他的箭术百发百中。有一天，他和魏王在京台下散步闲眺。忽见几只小鸟在天空飞过，更羸对魏王说：我光用弓不用箭，也能把鸟射下来。魏王不信，问道：“能行吗？”更羸说：“可以。”一会儿，有一群雁从东方飞过来，更羸就举起弓来，对着雁群中最后的一只，空拉了一下弓弦，只听得“咚”的一声，那只雁就应声落了下来。魏王又惊又喜说：“奇怪！空弓虚射，怎么射下鸟来？”更羸说：“这只雁是受过伤的。我见它飞得比较慢，叫声也很悲惨，知道它的创伤还没有痊愈，惊心还没有平复，所以它一听弓弦响，就吓得往高空急飞。这样一只伤弓之鸟，想竭力高飞，心里又一急，当然支持不住，就掉下来了。”
这个故事出自《战国策·楚策》。《晋书·王鉴传》：“黩武之众易动，惊弓之鸟难安。”惊弓之鸟，如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完全是一种心理惊慌作用。
有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故事，《资治通鉴》记载道：符坚见“八公山上草木，……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故事发生在东晋。北方诸民族脱离晋朝，先后建立了16个国家，即所谓“五胡十六国”。其中最强大的一个国家称为前秦。前秦的国王苻坚亲自率领80万大军南侵。孝武帝以谢石为征虏将军兼任大都督率8万人马前去迎战。前锋都督谢玄先是在安徽和河南交界处打了一个胜仗，挫败了秦军的锐气，晋军士气大振，谢玄乘胜进军，秦王苻坚和前锋苻融登上寿阳（今安徽寿县）城楼，但见晋军阵势严整，又望城西北的八公山，见山上草木，以为都是晋兵。他回头对苻融说：“敌人很强大啊，谁说他们不行呢！”苻坚开始动摇、气馁、恐惧。晋军趁机渡过肥水，奋勇杀敌。苻融阵亡，秦军大乱，连夜逃窜，不敢安营休息。晚上听到风的响动，鹤的叫声，也疑以为晋兵来了，吓得不敢走大路，倦了就在田野里露宿，加上又冻又饿，秦军伤亡十之七八，遭到惨败。
这个故事所讲的风声鹤唳、草本皆兵，也是由于恐怖和主观观察的错误，将假象当作事实而致败。
理论背景的观察，主要是指以人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态度等作为观察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当然理论背景的观察有对有错，错误的理论背景观察，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抱着错误的态度，运用不正确的知识观点，采用不正确的方法去观察事物，有如戴太阳镜，使观察的外界变得灰暗；有如放在放大镜下，使客体浮肿；有如戴上近视镜，使正常的人睹物凸突；有如站在哈哈镜前来观察自己，使自己失去本来面目而变成怪物。
运用错误理论认识事物、歪曲事实，最为严重的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看待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剥削制度和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就会被看做残酷无情，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站在反革命立场上观察农民运动，就会认为农民运动“过火”、“非礼”、“糟得很”，是“痞子运动”，破坏生产力；站在资产阶级民主立场上，就会把社会主义国家歪曲为“侵犯人权”；站在霸权主义立场上，就会把爱好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看成“邪恶轴心”。如此错误理论，诱导认识面目全非。他们不仅不能识假，还会大量造假，干出欺世害人的勾当。
2.非理性鉴别
在识假活动中，一种常见而危害最甚的主观错误，那就要数非理性鉴别了。非理性鉴别，主要表现为轻信、盲从和迷信，以人的情感定论是非和真假。这种非理性的以情定论识假，最大的危害就在于解除了人们的精神戒备而疏于防范。没有防范的识假，只能令人遗憾和失望。
轻信是人性的弱点，它具有普遍性，因而也常常给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
《西游记》里有个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说唐僧师徒四人走在西天取经的路上遇到一个女妖精，她先是变做一个美丽的女子，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走向唐僧师徒，并用花言巧语骗取唐僧的好感。唐僧俗眼看不出她是妖精，还称她为“女菩萨”。孙悟空火眼金睛认出她是一个妖精，便举起金箍棒，一棒把女妖打死。女妖不死心，第二次变作一个老婆婆，假装寻找女儿来骗唐僧，又被孙悟空识破，一棒又将老太婆打死。第三次，妖精还不死心，又变作一个拄拐杖的老头儿来寻找老伴和女儿，还是被悟空火眼金睛看穿，金猴奋起金箍棒，一棒将老头打死，顷刻变成一堆自骨，脊梁骨上还显有“白骨夫人”四个字，真乃“白骨精”也。可八戒在一旁挑拨说：“师傅，猴哥把人打死了，怕你念那咒语，又使障眼法，遮掩你的眼目哩。”唐僧耳软，真信了八戒的话，于是又念起紧箍咒，并把孙悟空撵回了花果山。
这个“三打白骨精”的故事，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唐僧为什么相信猪八戒和妖精的花言巧语而不相信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呢？道理就在于虚假比真实更能符合人们爱听好话的天性，爱听甜言蜜语是人们轻信的弱点。真实的东西因其是自然的，就不免带有某些不足，甚至刺眼、伤害感情；它不如刻意编造的虚假那样和善、圆滑和悦目。
盲从，是不问是非地附和别人，人云亦云，盲目随从。人们大都有从众心理，从众就是跟着大伙走，不显山，不显水，保持折中之道。
盲从，也是人的一种盲目性弱点。干什么事都缺少主见。眼下有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做“跟着感觉走”，前些年有首歌，唱的就是“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就在于不辨真假，属于货真价实的盲从。
盲从，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盲目信从权威和大人物的意见。在鉴定古人书画艺术品上，这种盲从心理，盲从权威和名人就显得非常突出。例如，传为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所书的《研山铭》，虽然原作无一作书者名款，但因为帖后有米芾之子米友仁的鉴定跋语，认为是米芾所书。所以人们一直把《研山铭》当作米芾的传世作品，无人关注其是否真赝的问题。更为奇怪的是，《研山铭》在定向拍卖前，是经过国内文物界和书法界多位著名专家鉴定的，参与鉴定的专家认为《研山铭》是米芾所书真迹，更有权威性的顶级人物称之为“绝世真迹神品”、“米芾的代表作品”。就是在这种盲从权威意见的炒作光环笼罩下，2002年12月6日在北京举办了定向拍卖，以2999万元的高价成交，每字折合人民币76.9万元（《研山铭》全文仅39字）。
事实上，故宫博物院所收购的《研山铭》是一件赝品。事后，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新站出来说：现在尘埃落定，是冷静思考的时候了，不要一错再错，让世界看笑话，贻误后人。为什么能够发生这种贻笑大方的怪事呢？问题就在于盲从权威意见。
事实说明，真理并不在多数权威意见一边，而恰恰是在少数真知灼见的人那里。当时参与鉴定《研山铭》的专家中就只有傅熹年先生一人对米友仁所书的鉴定跋语予以否定。可惜的是，这一票竟被忽视了，才铸成大错。
迷信，泛指盲目地信仰崇拜，有时也是特指宗教信仰，信教、信神、信鬼。在这里，笔者还是仅限于识假说迷信。识假说的迷信，主要是迷信名人、名家、名君、名相……迷信名人，有点畏名人，就如孔丘所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有畏，在认识论上也就陷入了迷信的精神迷惘。孔子认为必须敬畏主宰者的意志，周天子和各国诸侯的命令，文王、武王和周公传下来的典籍训诰，不可违抗。这也像林彪说的伟大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一样是迷信。照这种迷信，只信伟人之言，只信书本，也就再没有识假可言了。
一般人有畏名人的迷信，大人物也有畏名人的迷信弱点。比如清朝名君康乾二帝，他们开创了康乾盛世，但是，他们也有畏名人的迷信。清代乾隆皇帝收到了三件“晋人墨迹”，即王羲之、王献之、王珣书法作品，以为是稀世之宝，就命名自己的书斋为“三希堂”，并刻板印了一部“三希堂帖”，殊不知“三希”中的王献之之书《中秋帖》，实为米芾所临。
“米临本”这一中国书画鉴藏史上的特殊现象告诉我们，帝王收藏不可信，前人定论也不可信。轻信会给识假带来损害，盲从也十分有害，但更为严重的应该说是没有自知之明。
3.自知之明
“自知之明”出自《老子·三十三章》的一句名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意思是说，能够认识别人的就是有智慧，能够认识自己的才叫聪明。能够战胜别人的叫做有力量，能够克服自己缺点的人，才称得上是强者。“自知之明”，即是由这里的“自知者明”演化而来。
“自知之明”，指的是了解自己了解得非常透彻的能力。一个无“自知之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对自己估计过高，夸大自己的能力和作用；只有那有“自知之明”的人，才能做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在历史上，邹忌就是一个能够做到“自知之明”的典范。
《战国策》上有个关于《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有一天，邹忌朝见齐威王，他对齐威王说：“过去我自以为容貌很美，认为在齐国没有人能够超过我。后来听说城北有个叫徐公的，也以美出名，当时我不大信服，就问我的妻、妾和来访的客人，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徐公差远了，哪能比得上我呢？过了几天，城北徐公来访，我发现徐公的美貌确实名不虚传。等他走后我对着镜子反复地瞧，结果感到不是徐公比我差远了，而是我比徐公差远了。可是，我的妻、妾和客人为什么不顾事实地乱说呢？经过深思之后，我才醒悟，原来他们都有个人目的，妻子说我美，是因为私我；妾说我美，是因为畏我；客人说我美，是因为有求于我。现在，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就是说从这点看来，大王如不警惕，将会受左右的蒙蔽更深啊！威王听了很受启发，立即公开下令，鼓励臣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旁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果然“群臣进谏，门庭若市”。
《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证明古人邹忌和齐威王是识别真假的典范，他们在政治上改革之所以大见成效，就在于他们有自知之明，有了自知之明，才能不受蒙蔽，识破那种胁肩谄笑、居心叵测的小人伎俩。
毛泽东是共产党人“自知之明”的典范，他到了晚年还常常不忘以“自知之明”告诫自己，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并没有被有些人高喊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四个“伟大”所陶醉，他清醒地说：只保留一个导师足矣。他取导师即教师之义，承认自己可以当一名合格的教师，到课堂上去给学生讲讲哲学。他也没有为林彪说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所欺骗。他指出：“我的话只能是一句顶一句。”并且进而揭露林彪一伙说：“我说不设国家主席，我也不当国家主席，讲过多次了，他们一句也不听。”
毛泽东没有为林彪一伙骗子所蒙蔽、所欺骗，不仅他是“自知之明”的典范，而且同虚假作斗争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二、怎样识假
识假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和效用问题。从实践上解决怎样识假是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怎样识假呢？就识假而言，人类认识史积淀了丰富的经验和方法。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不失为识假的经验总结。根据识假的需要，可以借助于物质手段，也可以借助于认识方法，还可以借助于组织措施识别。笔者拟在借鉴前人经验和方法的基础上，着重说说三种识假检验和几个划分界限问题。
（一）识假检验
识假检验，前人有经验检验、科学检验和实践检验几种有效方法。
1.经验检验
感性经验，是人们通过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五种器官而获得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感性知识。感性经验对人类认识起着重要作用。有这样一个感性经验影响人类认识历史发展的故事。传说在秦始皇时期，曾有过人到60岁活埋的陋俗。当时有一个官员，他爷爷刚刚到60岁就偷偷地被藏了起来。后来宫廷里出现了大如牛的怪物，谁也不知是什么东西，谁也不知该怎么办。该官员回到家里跟爷爷谈及此事。爷爷说：“那是鼠，明天你上朝时在袖筒内藏一只猫，看见那怪物你就把猫放出来，猫自然就会去捉老鼠。”该官员第二天上朝时照此办理，袖内藏只猫；怪物果然又出现在朝堂之上，猫大叫一声就扑上前去，怪物听见叫声就慌忙逃跑，猫纵身跃到鼠的脖子上就咬，猫鼠相斗，鼠死猫胜，怪物消除。当秦始皇问及缘由时，该官员战战兢兢述说了原委，秦始皇不但没有怪罪，反而从此撤销了人到60岁就被活埋的规定。这个故事不只强调了用猫抓老鼠的感性经验，同时也指明了感性经验在识假鉴物中的作用。
虽说感觉是对个别事物和具体特性的认识，但它是对客观世界个别事物的直接、具体反映，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因此，感性经验可以作为识假的依据，它在识假检验中占有重要地位。
公元前6世纪，郑国有一位宰相子产。一天，他坐在马车上巡街，忽然听到女人的哭声。于是，他命令捕快把女人抓来审问，查出女人是杀夫凶手，假装痛哭。
后来，有人问起子产如何发现女人是假装痛哭。子产说：“哭声分好几种，哭病人的声音通常是抽抽噎噎，而哭死人则往往号陶痛哭，但我所听到的哭声，悲伤的成分少，恐惧的成分多，所以引起了我的疑心。”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哭声也会泄露隐秘，小心谨慎的人，可以由别人的哭声觉察出其中的蹊跷，通过哭声透视人心。这种感性经验是靠听来检验的。听，也能够识别真假。据说汉文帝皇后窦氏，后来眼瞎了，到了汉武帝时以太皇太后监国。她以听觉来辨别朝廷是非。她不是用眼睛去看，而是用耳朵去听，她听得比看得还准。
上述感性经验检验对于识假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一听、二看、三摸、四问、五试等办法来识假的。在社会生活中，对假冒伪劣，一般人无不是通过听一听、看一看、摸一摸、问一问、比一比鉴别的。
《喻世明言》第十三卷《张道陵七试赵升》，说的是一个师傅考验徒弟的故事。张道陵是汉朝开国功臣张良的八世孙，因其母梦中吞仙药而生，七岁便能解说《道德经》，通河图谶纬之书，年16方便举贤良方正，入太学，后弃学从仙，道法有成，单等修炼到期，便可会面阆苑，同享天福。
话说张道陵为了能放心“退休”，上天享仙福，决意要选个能承衣钵的徒儿。他选中的是一个名叫赵升的徒弟，对其苦心安排了一个“入门考试”。首先他让赵升在山门外苦等了40多天，这期间还屡屡加以恶言辱骂，但赵升道心甚坚，并不离去。然后赵升被派去看护禾苗，夜间有一妖娆美女要求借宿。该女进得屋来，竟往赵升床上睡，一会儿口内娇啼婉转称脚痛，一会儿又撒痴撒娇要茶喝，兼以各式风话引诱赵升，无奈赵升心如铁石，赛过柳下惠，过了第二关。之后，赵升奉命砍柴，竟无意中在松树根下看到一坛黄灿灿的金子，同时天上有人告诉他此乃“天赐赵升”，赵升不为所动，将黄金掩覆不顾，过了第三关。砍柴归途，赵升路遇三只吊睛白额大虫要吃他，他自认平生未做昧心事，毫无所惧，大虫们因此羞惭而去，这是第四关。后来赵升又被派去市上买绢，付了绢钱后被卖主诬赖说并不曾付，他不争不辩，脱下身上的豹裘和锦袄抵债。这得到张老先生的几字评语：“不吝己财，不谈人过，真难得也。”又后来赵升在路边遇见一遍身脓疮、臭秽可憎的乞丐，同情心起，把自己的衣服和饭食都让与他，那乞丐调养好身体后，竟不辞而别，赵升同样也是毫无怨言。最后，张真人要众徒儿跳到深渊的一棵树上摘取桃子，但渊深难测，众徒不敢跳，唯赵升和王长心正而诚，纵身一跳，摘桃奉师。
这七试，自然都是张真人的主意。那黄金、美女、大虫、乞丐，都是他使精灵变化来的。卖绢主人，也是假的。在这七张考卷面前，赵升做到了辱骂不去、遇美不动心、见金不取、见虎不惧、被诬不辩、存心济物、舍命从师，于是得承衣钵，最终和师傅一起“白日升天”。
这个故事本身荒诞不经，不值多议。但张道陵老先生所设之七试，也就是试以“喜、怒、忧、惧、爱、恶、欲”七情。这种情是感情，这种试是感性检验。试，实不失为一种识假检验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感性经验检验。
在感性经验识假检验方法中，还有一种情感识假或称之为情理识假，是比一般感性经验识假较为高层次的识假。现选择一例，以供品评。
据说，乾隆年间，奶妈去世时留给乾隆半片金锁，并告诉乾隆金锁乃亲生母亲所留下的遗物。这就引出了乾隆不远万里到福建云州寻生母的故事。
乾隆到云州寻母的唯一线索是半片金锁。要揭开金锁的秘密，先要寻找打此金锁的金匠铺。于是和珅和福康安为了欺骗皇上便设下了做伪证的假金匠铺。当乾隆进了空荡荡的金匠铺，乾隆冷笑打量四周，查了账册，发现有先帝亲笔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诗句，就意识到了这是骗局。乾隆对和珅等人发出冷笑，吓得和珅慌忙跪下，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随后，乾隆说：“账册上，先帝亲笔写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你可知道先帝杀年羹尧的故事？”雍正爷要斩年羹尧前夕，正是写了这两句诗给年羹尧，以示警告！雍正爷怎么还会用这两句词送给自己的儿子呢？
乾隆的说教，点明了和珅设骗局的破绽。可见，情理识假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感情识假手段。
2.科学检验
科学检验，是指属于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理性认知检验。这种检验和逻辑证明相一致。因为逻辑证明是认识的辅助手段，尽管如此，科学检验也是识假经常采用的方法。
科学检验的方法有多种，但都离不开理性思维指导，运用科学规律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行必要的科学证明和历史考证，并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识别真假。
（1）理性思维指导识假。识假离不开科学的理性思维指导。以理性思维为指导，透过现象看本质，是鉴别真假的可靠指导思想。
从月球上能看见长城，就科学的理性认识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从科学角度分析，由物体两端引出的两条直线在人眼的光心交叉而成的夹角称视角，物体越小或距离越远，视角越小，正常视力能看清的最小物体所形成的夹角为1分视角。在38万公里远的月球上看长城，即使长城厚达10米，其视角也只有0.005秒。也就是说，用肉眼在月球上看长城，相当于从4.6公里外看一根头发。能看得见吗？这种识别不是靠的视觉，而是靠的理性思维指导。
下边再举两个运用逻辑推理破案故事。一个是包拯透过现象看本质，识破了割牛舌恶告私宰耕牛罪的仇人。事情发生在宋仁宗年间，天长县的一个农民有一天发现自家的耕牛口里流血，大口喘气，仔细一看原来是牛舌被人割掉了。于是，这个农民风风火火跑到县衙向知县包拯告状。包拯想，此事一定是与农民有仇的人所为，但是没有证据不能随便抓人，只能运用妙计引诱割牛舌的人自己跳出来。包拯佯装生气大声说：“一个牛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个小事也来告状，赶快回去！”告状农民见知县大人生气，不敢再说话，只好忍气吞声回家把牛杀了。
没过几天，有人来县衙告状，说农民私宰耕牛。包拯一听，勃然大怒。厉声说道：“你为何偷偷割了人家的牛舌又落井下石来告他的状？”这个人大惊失色，没想到包拯一眼就识破了他的诡计，吓得连忙叩头认罪。
割掉牛舌不是害人者的目的，以私宰耕牛为名诬告他人才是害人者的目的。包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知道害人者不达目的不肯罢休，便采取故意放纵的手段引诱害人者前来告状，从而一举破获此案。这个推理破案逻辑是：因为宋律规定私宰耕牛违法；被害人因牛舌被仇人所割而杀牛，所以仇人为达到加害于人的目的便去告恶状。
另一个是利用时令气候变化规律破案。据说古代一个名叫胡生利的生意人在外做生意很久没有回家，四月的一天，他的妻子一个人在家里晚上被盗贼所杀。那天晚上下着小雨，人们在泥里拾到了一把扇子，上面的题词是王名赠给李前的。王名不知道是谁，但李前人们都认识，平时言行举止不端。于是乡里人都认定是李前杀人，并将其拘捕到公堂，经严刑拷打，他就承认了杀人，并画了供。县令夫人听到这桩案子，便对丈夫说：“老爷，这桩案子你判错了。”为什么呢？原因在于胡生利妻子被杀四月夜里下雨，天气一定还显微寒，不需要扇子，哪有在杀人的时候还带着这个东西呢？明显是凶手要嫁祸于人。县令就是依据这一逻辑推理，否定前判，从而纠正了错案。
科学识假，也可以运用反证法，以假试假。据说，战国时韩昭侯有一天在剪指甲的时候，故意将一片剪下的指甲屑放在手中，然后命令近侍：“我把刚才剪下的指甲屑弄丢了，心里毛毛的，很不是味道，快点帮我找出来。”
众人手忙脚乱地找了一阵子后，谁也没找到。这时，有一位近侍偷偷剪下自己的指甲呈上，禀报说找到了。韩昭侯由此发现他是一个会说谎的人。
这种对明知道的事假装不知，也可以达到试探对方的目的。
燕相子之一次在私宅中和家臣不着边际地说了一句：“刚才由门口出去的是不是一匹白马？”“没有啊！我们没有看见马……”
大家感到很惊讶，异口同声地这样回答。可是其中有个人，走出门外张望了—下，回来报告：“确实有一匹白马。”子之于是发现了这个家臣是个善于说谎的人。这是以假试假的奇效。
明代著名谏臣杨继盛为弹劾奸相严嵩被迫害致死。严嵩不敢公开杀害杨继盛，就弄虚作假，将拟判死刑的名单报世宗皇帝朱批时，把杨继盛的名字偷偷附在后面，使之含冤被害。杨继盛在被害前夜于囚笼中给妻儿写下遗书：“你两个年幼，恐油滑人见了，便要哄诱你，或请你吃饭，或诱你赌博，或以心爱之物送你，或以美色诱你，一入他圈套，便吃他亏，不惟荡尽家业，且弄你成不得人。若有人这样哄你们，便想我的话来识破他。和你好是不好的意思，便远了他，拣着老实忠厚、肯读书、肯学好的人，你就与他肝胆相交，语言必信，逐日与他相处。你自然成个好人，不入下流也。”后世学者贤士看过其遗书后，纷纷或文或诗，题词留言，表达敬仰之情。清代名相刘墉、纪晓岚、翁同龢等人都写下了题跋，发出同鸣和感叹。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同感呢？这是因为，杨继盛的遗书提出了假的反证法名言：“和你好是不好的意思”。这就是说，“和你好”不准是真好，要听其言观其行，识别好人和坏人。对于坏人的花言巧语，要识破他。“和你好是不好的意思”，这就是反证法识假。
（2）运用规律识假。违背科学规律的言论和行动都是虚假的。比如《圣经》的创世说和柏拉图的《理想国》虚构的共产主义，以及我国上个世纪60年代的共产风和浮夸风，均因违背科学规律而虚假。
世界是按照量变质变互变规律发展变化的。但《圣经》却说，上帝在一天之内从混沌中创造了天地，一天之内创造了草木，一天之内创造了太阳和月亮，一天之内创造了鱼、鸟，一天之内创造出了牲畜、昆虫和野兽，并创造出人，即亚当和夏娃。在这里，看不到任何过程，一切都是从无中突然形成。因此，用质变量变的思维规律来检验，便知上帝这种“创世说”是荒唐的胡说。
不管发展如何快，再快也须有一个过程。一旦农业亩产由500斤的产量一夜之间跃升到1万斤，一旦全国的钢铁产量由几万吨一夜之间跃升到几千万吨，那么，尽管这样的变化叫人喜悦，令人陶醉，但若用质变量变的思维规律来审视，就会立即发现，这是假话、神话。
否定之否定的思维规律，是指把事物的发展变化看成是经过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把事物的发展看成是螺旋式上升、曲折前进的过程。因此，认识事物既要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曲折的，又要认识到事物毕竟是发展的。然而，柏拉图的《理想国》却把未来社会描写成如同原始社会一样。在他所设想的社会中，人们不该住有围栅、有门闩的私宅，他们将一块儿吃饭，宛如虔诚的信徒；他们将一块儿宿在营房里，就如同发过誓过艰苦生活的战士。朋友间，一切都应该公共，包括妻子。他们的共产主义，把公有女人看成如同共有财物一般。男人不当献身于一女子，而当献身于全社会。孩子一生下地就从他们的母亲手里拿过来公育。如此人人皆为同胞的社会将逐渐从空话变为事实——每一个男孩是个个男孩的兄弟，每一个女孩是个个女孩的姊妹，每个男人是父亲，每个妇人是母亲。这样的理想社会，实际上是向原始社会的简单复归。在这里，看不到发展，也看不到进步。因此，这一理想社会，是违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既是虚幻的空想，也是虚假的。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是以假识假的有效法宝。据说，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俄克拉荷马州高等法院受理了一个杀人罪案件，被告经审理判了刑。但他的辩护律师不同意判刑，理由是被害人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法院无法认定所谓的被害人已经死亡。
在法庭上，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站起来说到：“法官先生，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有一件事情会让你们大吃一惊。”他举起手腕看了一下手表，随即把目光转向了法庭的入口处，“再过一分钟，在本案中被认定已经死亡的那个人将通过这扇门走进法庭。”
法官和所有陪审团的成员一下子都惊呆了：“什么，他没有死？”他们全都把目光投向了法庭的入口，紧张地等待着那石破天惊的一幕。可是一分钟过去了，那里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时，辩护律师说：“请原谅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这只是我虚拟的一个情节，那个人并没有像我说的那样从这里走进来，但是，你们刚才的反应证明了一点，那就是你们并不能完全肯定那个人已经死亡。因此，基于这一点之上的所有指控都是不能成立的。”
法官和陪审团的成员们个个面面相觑，没有人能出来驳斥他的说法。但是，主控方的首席律师凯勒是个富有办案经验的人，他站起来反驳说：“没错，刚才大家都在看门口，这说明大家对被害人是否死亡还心存疑虑，这不奇怪，因此任何推断都有可能发生意外，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当事人，因而并不直接知道被害人是否死亡。可是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你的委托人，本案中被控人即杀人的当事人，我注意到了，他并没有朝门口看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根本就不相信被害人会从那扇门里走进来。”
主控方律师抓住杀人的当事人“没有朝门口看”这一关键，还是运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逻辑。同时，这个推理也是依据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因为，在否定之否定规律看来，肯定包含有否定，肯定就是否定；否定包含有肯定，否定就是肯定。肯定了被害人已死，也就肯定了被控告人是杀人犯。
（3）考证识假。考证识假，是指在研究文献和历史问题时，根据史料来考核、证实和说明。这是进行文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的重点，在于把问题放在历史坐标上进行考证。下面笔者摘录几个典型的事例。
首先，先说说流传最广的尧舜禅让的故事。中国神话故事有尧禅让位于舜和舜囚杀尧于濮两种神话传说，到底哪一种是真的呢？这就用得着了考证识假的科学方法了。
尧舜禅让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故事，几千年来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但《史记·五帝本纪》其注释正义指出，《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中国神话还有这样的说法，在舜当选帝王后囚杀了尧。
吴天明评论说：“《竹书纪年》的这一记载使后人对尧舜禅让的美誉故事产生了怀疑。按照文明人的逻辑，舜继帝位，要么靠禅让，要么用暴力……”
其实，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一下原始先民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宗教观念和野蛮习俗，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两个故事都是真实历史的可靠记录。吴天明认为尧舜禅让和舜囚尧都是真的。可是，史学家启良却说：尧舜禅让这类神话故事，都“几乎是完全按照儒家的政治模式而构造的”。因为在王朝历史更替中，多是武力夺取政权。可见，舜囚杀尧是情理之中的事。
否定曹冲是“以舟量物”的发明者，也是借助于考证。曹冲称象的故事是许多人都熟知的。因此，有人说他是“以舟量物”的发明者。其实错了，早在曹冲之前约500年，就已经有人进行过这样的实践了。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引《符子》说，战国时燕昭王有大猪名“养奚若”，养15年体如园丘。燕王命衡官用称量，连折十秤还是称不出重量；又命水官“浮舟而量之”，才得知猪的重量为达千钧。
又据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考证，古代佛经《杂宝藏记》中也有关于“称象”的故事，其法与曹冲的一样。该经虽为北魏时所译，然而其中内容却早已辗转流传到中国，陈先生疑“曹冲称象”一事乃由佛经故事附会而成。
还有一个郭沫若考证天涯海角的故事，也记录在案。在海南省三亚市西南20公里处，有一著名游览景点——天涯海角。1961年2月，郭沫若被大壁上的“天涯”两个遒劲的大字吸引住了。“天涯”二字，相传为苏东坡被贬海南时留下的手迹。但郭认为此字与苏东坡的字体相去甚远。他怀疑此话是一种讹传。
怎么识假呢？郭沫若的科学方法是考证。他在海南图书馆借到《崖州志》，经他认真查阅，查到“天涯”石刻为知州程哲所刻的记载，于是他驱车来到“天涯海角”，并找来竹架梯登上石壁，终于从风雨剥蚀殆尽的残迹上查到了“天涯”二字旁附有“雍正十一年知州程哲”的题款。经郭沫若的考证和实地调查，确证了“天涯”二字为苏东坡所书的讹传。
再讲一个利用档案检验虚假的例子。民间有种说法，雍正将康熙传位遗诏中“传位十四子”篡改为“传位于四子”，才得以登上皇帝宝座。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康熙传位遗诏保存在中国第一档案馆，遗诏用汉、满、蒙三种文字书写而成。关于传位是这样写的：“雍亲王皇四子胤祯，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其中“皇四子”三字无论如何也不能是从“皇十四子”涂改而来。国家历史档案记的是历史史实，它识破了雍正篡改康熙传位遗诏的传闻，也还给了雍正以历史清白。
在考证识假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训诂考证。它对于古籍考证是最有效的方法。对于古籍识假，常用的方法是训诂诠释。在文坛上，历来有作者冒名顶替现象的发生。试就《明日歌》为例加以说明。《明日歌》原文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日日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皆被明日累，明日无穷老将至。晨昏滚滚水流东，今古悠悠日西坠。
《明日歌》历来多认为是清朝人钱鹤滩所作，并为钱泳所撰《履园丛话》所讹传。钱泳最初误记为其本家前辈钱鹤滩所作。经吴晓铃先生辨正，确认最早写作权应归文嘉。文嘉是明代书法家文徵明次子，亦善诗、书、画，而钱鹤滩是清初人。吴文推测，可能是钱鹤滩抄文嘉原歌，略加改动而未说出处，以致钱泳便误认为是钱鹤滩本人所作了。钱改写的《明日歌》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东流水，暮看日西坠。
两个《明日歌》，文歌应为原作，时间在前，且格式诗韵颇佳；而钱改写的《明日歌》在后，格式诗韵未变，所改写之处，优于文作。这说明后人继承前人，在诵抄前人作品时，有所思，有所悟，加以删改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就《明日歌》作者而言，有一个真假作者问题。在文学史上，以讹传讹的事颇多。以讹传讹是虚假滋生的土壤。识别此类虚假，就其鉴别手段而言，要借助于考证训诂，只有如此，才能正其视听，还其本来面目。因为，考证训诂是史书作品鉴别的科学证明手段。
（4）科技鉴定识假。科技鉴定是以现代科技为手段识别真假的重要方法，它广泛应用于考古、识别文物和社会生活各领域。
亲权鉴定识假，也是识假的辅助手段。“亲权鉴定”即“亲子鉴定”，主要是运用DNA技术来判断亲子之间是否存在血缘关系。据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日前向记者提供的有关数据显示，近三年来，该院受当事人或计生委、公证等部门委托，共依法出具亲子鉴定书一百五十余份，而前来咨询者也达五百余人次。可见，这种“亲权鉴定”已成为普遍采用的识别方法。
有一个七旬老翁去心病的鉴定。胡老汉19岁那年，刚刚娶回媳妇他就被国民党抓了劳工，7年后回到家时，儿子已经6岁了，他对媳妇心存有不尽的感激；那么多年，侍候公婆、抚养儿子……真是不易啊！后来儿子成了家，看到儿子、儿媳敬爱他们二老有加，胡老汉真是心满意足了。但谁能了解，自他从劳工队回家后，他曾与媳妇商量再生一个孩子，结果没能如愿，从此他便落下了心病：“这孩子是我的吗？”老伴去世后，胡老汉抑郁病越发严重，儿子虽更加关心照顾，也不见好转。儿子问胡老汉的心事，后被“逼”急了，才吐出了真言，并表示想亲子鉴定，以便解除心病，儿子答应了老汉的要求。鉴定结果，还真给胡老汉解了疑惑：他和“儿子”不具有父子关系，但胡老汉却显得很平静……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法制的逐步完善，公民的法律意识正在不断增强。亲子鉴定作为判定民事案件的重要依据，以其严肃性、科学性、可行性为依法解决当事人的民事纠纷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3.实践检验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它对认识起着决定作用。实践是认识的目的，也是检验认识的标准。一切认识均需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才能证明它是真理还是谬误。既然识假属于认识论范畴，那么，识假就要靠实践来检验，如此才能最终证明是假还是真。实践检验是识假的最重要的手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鸣礼炮28响。按国际惯例，重大典礼最高的礼仪是鸣礼炮21响，为什么新中国开国大典鸣28响？因而引起国际社会各种猜测。
美国人说，中国人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得解放建国的，对共产党情感炽热，所以用“共”字作为礼炮的响数。“共”字由“廿”和“八”组成，即28，美国人以为这就是鸣炮28响的原因所在。
苏联人认为，中国自古有28星宿之说，毛泽东也有28位功臣代表着千千万万参加革命的人民，礼炮是向以28名功臣为代表的革命人民致敬。
英国人认为，鸣炮28响是毛泽东个人情感的反映。毛泽东与杨开慧初恋时，杨正是二八少女16岁，两人结婚时毛泽东正好28岁，杨开慧牺牲时是28岁，开国大典时二人结婚的时间又正是28年。这样想当然，就说鸣炮28响。
日本人认为，毛泽东对《周易》很有研究，那28响礼炮富有“二八”之意，“二”即阴阳二仪，“八”便是八卦之八，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这是日本友人的推测。
所有这些均属猜测之说，是凭想当然，是不符合史实的。事实上，当年大典筹委会的唐水健起草鸣放礼炮说明书时，写的就是28响代表中国共产党诞生28年，毛泽东看过后立即签了名，说明毛泽东从革命实践历程着想，肯定了这种创意。
28年的革命实践历程，是28响礼炮的事实依据。事实胜于雄辩和猜想，说假总归要由实践检验。
有一个编造诬蔑无神论者毛泽东相信长寿药的离奇神话。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说：“50年代中期以后，他相信一些长寿药，也想寻求这类药。”“毛不断求长生不死药。”到底李志绥说的是真话，还是造谣呢？
毛泽东从来就不相信什么“长生不老药”、“长生不死药”。他多次向徐涛说过：“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面前，皇帝与平民是平等的。”他还说：“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的规律。”正如一位高贤所说：所有的人在死神面前都是平等的。平民要死，伟人也不得长生不老。
对待生与死的问题，毛泽东跟吴旭君也多次谈过。1963年12月，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对吴旭君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是没有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他还以逻辑推理说：“人都是要死的，毛泽东是人，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又有一次，毛跟吴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他又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瞧，毛泽东讲得多么豁达、幽默！
毛泽东从哲学和自然科学上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谈生死问题，谈得十分潇洒豁达。可见，在李志绥的笔下，把毛泽东歪曲成相信长生不死、长生不老，那全是出于阶级偏见的造谣中伤，是讨好西方帝国主义主子的卑鄙用心的大暴露。
阴谋见不得阳光，虚假见不得事实。春秋时代，齐威王常听到近臣赞扬阿邑令、贬斥即墨令的话，他便暗中派人赴两地查访。结果发现，阿邑一带土地荒芜，百姓饥馑，怨声载道；即墨这个地方则田园碧翠，五谷飘香，丰衣足食。于是，齐威王大怒，认识到原来阿邑令心怀叵测，贿赂收买了自己的左右，怂恿他们说假话，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中伤即墨令。因此，宣召二令进朝，大赏和重用即墨令；把阿邑令和佞臣投鼎烹死，以儆效尤。
这种验证，就是韩非子所讲的“循名责实”。“名”是语言，“实”指事实。“循名责实”就是说，听到人家说的话，要以事实来验证。还有一个开元寺主持考查接班人的故事。元寂主持有两个徒弟，一个法号一寂，另一个法号二寂。元寂年事已高，希望选个合格的接班人。怎么选呢？元寂先把两个徒弟叫到跟前，对他们说：“我现在给你俩每人一袋稻谷，明年秋天以谷为答卷，谁收获的谷子多，谁就是我的接班人。第二年秋天到了，一寂挑来满满的一担谷子，二寂则两手空空。元寂却当众宣布二寂担当接班人。一寂不服气地说：“师傅不是说谁收获的谷子多谁就当接班人吗？分明我收获了一担谷子，二寂颗粒无收，怎么能让二寂担任住持呢？元寂微微一笑，高声对众人说：“我给你一寂和二寂的谷子都是用滚水煮熟的。显然，二寂是诚实的，理应由他当住持。”于是，众僧悦服。这也是事实检验。
1947年3月17日，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镇东山坡上安葬了为革命牺牲的牡丹江军区二团侦察排排长杨子荣。1957年9月，曲波著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一书问世，立即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和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相继问世，杨子荣的名字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但是，在杨子荣牺牲、被授予侦察英雄的同时，当一个闯关东回老家的汉子到村公所说，在东北下城子看到杨宗贵当了土匪。一句话取消了杨家的军属待遇，给英雄和英雄的母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英雄原所在部队和政府，经过20多年的反复调查研究，到了1986年才调查清楚，杨子荣就是杨宗贵，他是以字代名参军的，山东省牟平县山禺峡河村人。
事实证明，调查研究，就是实践检验。识假离不开事实。常言说，百闻不如一见。这种建立于实践基础之上的调查研究，对于辨别真假最有效，也最可靠。
（二）识假检验的几个界限
识假检验除了依据经验检验、科学检验、实践检验三个检验之外，为了使三大检验在运作中减少失误，尚需划清“人以为是，我以为非；感觉以为是，理性以为非；科学以为是，实践以为非；昨以为是，今以为非”四个界限。这四个界限，在理论上也可称之为主体识别、科学识别、实践识别和时间识别。
1.主体识别
人以为是，我以为非，是识假的主体识别。人是识假主体，主体识别就是突出的人的主体作用。强调人的主体作用，重点在于识假的主体性作用。笔者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新探》一书中曾经指出：“所谓主体性，主要是指人的主体意识功能属性。”因为，实践主体性属于实践主观能动性方面，它是以实践主体能动性为标志的。这就是说，主体性也就人的主体能动性，或者说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识假活动中，必须突出人的主体性，发挥人的自主性、目的性和创造性，体现出主体意识、主体能力和主体精神的统一。决不可人云亦云，没有主见。切记克服从众心理，只有做到人以为是、我以为非，才能戳穿虚假骗局，减少上当受骗。
在社会生活中，从众心理现象十分普遍，宗教信仰、封建迷信是从众心理；迷信权威，相信特异功能是从众心理；到商场排长队抢购商品是从众心理；相信谣言和传谣也是从众心理，如此等等。有了从众心理，就泯灭了识假的主体性；丧失了识假的主体能动性，在人世间识假就无从谈起。
信仰宗教者，就难以识破上帝、真主和佛的虚假性。上帝、真主、佛这些崇拜偶像，本身就属虚构的假象，无真实性可言，但宗教徒们顶礼膜拜，盲目信仰，谁若说不可信，他们就会以亵渎神灵群起而攻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在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们被宗教鸦片所麻痹，失去了识假的主体能力。
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四种权力崇拜，即巫术崇拜、英雄崇拜、君主崇拜和职位崇拜相联系，在中国大地上又形成了几股盲目崇拜和信仰的妖风邪气。一是特异功能，二是烧香拜佛，三是迷信数字“8”等风气。
特异功能，是一种假气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气功曾被一些气功“大师”吹得云天雾地，欺骗了芸芸众生。一时人人说气功，到处练气功。柯云路以研究气功为名成立的“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也应运而生。在这种人人欲醉我独醒的气氛中，有位科学家于光远，他同伪科学较量，批判了特异功能。后来，还从特异功能阵营中冲杀出来了一个司马南，他用一些实例揭穿了特异功能的骗局。什么耳朵认字，意念移物，不攻自破。戳穿了一个个骗局后，观众还是禁不住要问：伪科学何以一度猖獗泛滥？司马南有一句话发人深省，他指出：“丧尽良心的知识分子与伪科学制造者相互勾结形成集团，这就是从众百姓受其害的原因。”
烧香拜佛，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也盛行了起来。阴阳道士、神汉、巫婆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庙堂之上，他们除了用巫术、法轮功迷人心窍外，还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烧香热。封建迷信死灰复燃，什么神都拜，是庙宇香火都盛，男男女女进庙拜佛求签，出家当和尚、尼姑的信男善女越来越多。这场迷信活动的特点带有从众性，参加烧香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在城市，它以青年群体为最。在农村，群众性特点更为突出。要煞住这股恶风邪气，必须大力宣传马列主义，用无神论、唯物主义唤醒沉醉中的灵魂，提高人们的主体意识，对抗有神论的泛滥。
近年来，在怪现象中还出现了一股由南而北波及全国的崇拜“8”的热潮。“8”，广东人念“发”，意即“发财”、“发家”、“发福”、“发展”。人皆神往不已，于是，电话号码、门牌号码、车辆牌照号码以及买奖票、电影票等等，许多人不惜走后门、出高价，非弄个带“8”的不行。多年来，迷信“8”发的观念愈发盛行，开张营业、结婚办喜事、剪彩等也要选择在“8”这一天。据说，有些地方报纸凡带“8”的日子发广告，费用加倍，还很难挤上去。
果真带“8”就“发”吗？世上恐怕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唯心地对“8”企求，显然不过是封建迷信的花样翻新罢了。这种数字迷信，在西方有“13”，咱中国人就不信。现在对“4”也有迷信，可是过去曾经把“4”理解为吉祥数字。“四世同堂”、“四喜果子”等，所指的“四”就是吉祥的。在心理上，对“8”和“4”的迷信企盼，是人们的从众心理，对此必须理智地对待，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增强主体自觉性，做到人以为是、我要以为非。
最为普遍的、经常发生的、时刻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是市场从众心理。看到时髦的商品，别人买，你也会心动购买；瞧见人们排队抢购商品，你也会不自觉地排上长队去抢购；听到物价上涨，你也想法去购些应用之物……人们买涨不买落，这些都是从众心理的表现。有了从众心理支配，就失去了“人以为是，我以为非”的主体识别的自主性。所以，首要的就是要树立“人以为是，我以为非”的是非观念。
2.科学识别
经验以为是，科学以为非，是识假的科学识别。识假不能失去理智，跟着感觉走，否则就在识假活动中不自觉地增添了盲目性。所以，识假要依靠科学，增强人们的理性认识，科学地识别真假。
为了理解科学识假的重要性，先引述一个《涅槃经》讲的佛教故事。有个国王叫人牵了一头大象来，让几个瞎子了解一下大象的形状。因为他们从来也没看见过大象是什么样子。瞎子们用手去摸大象，摸了一会，国王问：“现在你们已经摸过了大象，总该知道大象的形状了吧？”第一个瞎子回答道：“是的，大王，我知道了，大象的形状很像一根很粗的萝卜。”原来，他只摸了一下象牙。第二个瞎子笑道：“不对，大象的形状，怎么像萝卜？应该说，像只簸箕！”他摸到的是大象的耳朵。第三个瞎子大声嚷道：“算了吧，你们还争什么？你们全闹笑话了！如果要用比喻的话，最确切地说，大象就如同一根柱子一样。”因为他摸到的是大象的腿。第四个瞎子摸到的是象背，他说大象像张床；第五个瞎子摸到的是象的肚子，他说大象像个大瓮；还有的瞎子，摸到了象的尾巴，就说大象像根绳子……瞎子吵吵嚷嚷，各自以为是，争论不休。国王和所有在场的明眼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个“盲人摸象”的故事说明，感觉到了的并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深刻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明确地认识它。这即指出了感觉经验的局限性，同时也强调了科学理性识别的重要性。
有很多时候，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真是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吗？否！《三国演义》里记载，曹操行刺丞相董卓失败，逃到成皋投奔父辈朋友吕伯奢。生性多疑的曹操怕吕家出卖他，偷听主人谈话，却听到：“把他绑起来杀掉，怎样？”曹操一听，以为主人要杀他，便“先下手为强”，一口气杀了吕府男女八人，后来杀到厨房，发现一口被绑待宰的猪，才明白自己误杀了好人。但憾事已无法挽回。一句话听进耳朵，也许我们会像曹操那样曲解其意，下错判断；但也有可能听到的话本身就有问题。总之，单凭感觉是难以准确判断是非真假的。
世间那种感觉经验以为是，不讲科学识假的教训是非常多的。典型的要算诸葛孔明认定魏延后脑勺有反骨了。因为在诸葛亮于长沙收黄忠、魏延时，魏延说要杀长沙太守，这给诸葛亮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诸葛亮说魏延后脑勺有反骨。这样，魏延在诸葛帐中，一生也不得翻身，诸葛亮临死还安排马岱杀魏延。智圣诸葛孔明，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事，他以感觉经验自以为是，没能做到以科学理性为非，也属非理性行为。
在《水浒传》中，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认为武松的嫂嫂潘金莲用砒霜毒死了武松的哥哥武大郎。当时，武松不在家。在火化时，何九叔拣了两块武大郎的酥黑的骨头。后来武松回来了，何九叔就把这两块骨头拿给武松看，作为潘金莲毒死武大郎的物证。
其实，这是不符合科学的。人死后，不论是不是中毒，经过一段时间，骨头都会受空气中的氧气氧化而致黑。再说，砒霜的化学成分为三氧化二砷，中毒后主要是引起呕吐、腹泻、中枢神经麻痹、血压下降，进入骨头的砷极少，也不会使骨头变黑。
此例再次说明，事实以为是，科学则以为非，只有科学才得以纠正过去传说中的错误。
运用感觉经验以为是、科学理智以为非识假，不仅要反对经验主义，还要抵制相对主义。我国古代高贤庄周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说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得风湿病，泥鳅也是这样吗？人爬在树上就会恐惧，难道猴子也是这样吗？这三者谁能认识哪是最恰当的住处（“正处”）呢？人吃牛羊猪肉，麋鹿吃草，蜈蚣爱吃蛇，鸱鸟和乌鸦喜欢吃老鼠，这四者究竟谁能认识什么是世界上最好的滋味（“正味”）呢？王嫱、丽姬，人都以为美，可是鱼见了赶快潜入深水，鸟见了马上高飞云端，麋鹿见了迅速跑掉，这四者谁能认识什么是世界上真的美色（“正色”）呢？
虽然，庄周在这里以“正处”、“正味”、“正色”像是严肃地讨论认识论问题，但他鼓吹相对主义，否定识别主体的科学理性认识。相对主义的认知是不可能识别真假的。总而言之，识假要划清感觉经验以为是和科学理论以为非的界限，否则就难以识假。
3.实践识别
理论以为是，实践以为非，是识假的实践识别。识假不能没有科学理论指导，尽管科学理论的指导和理论的逻辑证明非常必要，但是理论的逻辑证明终究代替不了实践的检验。往往是为一些科学理论所论证的知识，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最后还要为新的实践所推翻。下面仅以生物学、物理学和社会科学为例，作些说明。
从生物学上说，关于“狼孩”的传说，就属于这种科学以为是、实践以为非的典型。自印度发现“狼孩”的消息发布后，世界各地还先后发现了“豹孩”、“熊孩”、“猪孩”等。对此科学家都已承认，世人亦信以为真。关于“狼孩”，德国一位动物学家提出了疑问。他认为，在印度极端贫困落后的地区，人们有时会遗弃孩子。这些孩子或者饿死，或者成为野兽的食物，当然也不排除母狼可能对爬入狼穴而混如狼崽中的孩子手下留情。但是，从实践的角度看，若说母狼能学会喂养人类哺乳期中的婴儿，那纯属一派胡言。因为，母狼产奶期最长也不过四个月，在这种情况下，婴儿要得以存活，必须一举改变为食肉类或死尸，这可能吗？而数月之后的母狼的家族要解体，众狼四出成群游荡，他怎么办？狼的交配期到来或者新一窝狼崽出世之时，他又如何度日？种种事实提出的疑问，实践是无法解答的。科学以为是，实践却以为非，这是无情的事实。
下面再举几个物理实验的例子，以证明实践识别的重要。宋朝郑克著《折狱龟鉴》记载有一个“烧猪验尸”的故事。说的是浙江省句章县一家发生火灾死人的事。丈夫被火灾烧死了，妻子哭得死去活来。经句章县令张举验尸，特别是仔细检查了死者的口腔，见嘴里干干净净，便断定是妻子谋杀丈夫。那妇女不服，说是房子失火烧死的。她号啕大哭，诉说自己冤屈，亲戚也为她抱不平。
县令张举把众人请来，当场做了一个“烧猪验尸”的实验。令人把一头猪杀死，把另一头活猪用绳子捆好四脚，然后再把两头猪放进大火中烧，等大火熄灭后，张举请众人察看两头猪，只见那被杀死的猪口中干干净净，而那被烧死的猪张着嘴巴，口中有许多灰炭。县令对那妇女说：“凡是在大火中被烧死的人，势必在火中挣扎，口中要吸进许多灰炭。而你的丈夫口中那么干净，说明他是先被杀死，然后房屋才着火的。由此可以断定，你的丈夫是被谋杀而死。”那妇女听了，脸色发白，双腿发抖，不得不招供谋杀丈夫的罪行。
句章县令能够顺利侦破这个“杀夫烧舍案”，就在于他懂得活人和死人在火中的不同反应，他以事实为根据，掌握并运用了科学破案的钥匙。
牛顿是闻名世界的英国物理学家。他在伽利略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经典力学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机械运动的三大规律，他还对光学、热学、数学等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可就是这位伟大科学家的牛顿，又提出了宇宙第一推动力的谬论。牛顿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又是一位渺小的哲学家。他在哲学世界观上是上帝的崇拜者。1691年，化学家波义耳逝世，他在遗嘱中以50万英镑的年俸作为酬劳，征求神学家或牧师讲道，用科学的发现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和基督教义，牧师本特利被选为第一个宣讲人。本特利为了讲道，又写信请求牛顿帮助从科学上论证。
牛顿慨然接受本特利的请求，并作了力学推算。他假设以太介质的平均密度是空气密度的七十万分之一，认定介质对物体运行的阻力很少，但行星运行由于时间延长和介质的摩擦作用，运动将会在宇宙中消失。因此，牛顿设想上帝会经常补充宇宙内由于摩擦而丧失的运动，并改正因行星和彗星打乱相互之间的轨道而引起的那类干扰。所谓著名的宇宙第一推动力，就是由此而来的。在牛顿看来，全智全能的上帝是无所不在而且是万古长存的，它明察秋毫，洞察一切，宇宙在哪里出现了混乱，上帝就到那里去纠正它。
波义耳、牛顿这些世界近代史上一流的科学家，以科学家自足，自以为是，却为后来的科学实践所否定。这种科学家或科学以为是、实践以为非的事例是很多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算一个典型。他认为轻重两个球从高空往下落，重球先落地。是重球先落地，还是轻重两球同时落地？实践作出了结论。
传说伽利略曾经在比萨斜塔上做过自由落体实验。他的学生韦韦亚尼写的《伽利略传》中首次提到这件事。1590年的一天，伽利略登上30米高的比萨斜塔的七层阳台，让轻重不同的两个金属球同时自由落下。聚集在塔下的大学生和教授都认为重球必定先落地。但两个球同时落地了，人们惊诧莫名，神圣不可侵犯的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越重下落越快的理论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这又是一个科学以为是、实践以为非的典型事件。
究竟是伽利略还是荷兰人西蒙·斯台文先做这种自由落体实验，同本文关系不大，我们强调的着重点在于人们从实践上检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据说西蒙·斯台文于1587年就从一个二楼窗户上使两个轻重不一的铅球自由落下，结果是同时落地，许多人都目睹了这一实验。这说明，人民群众并不迷信亚里士多德这个科学权威，早就对他的重球先落地的理论产生了怀疑，并从实践上多次进行了检验。
4.时间识别
昨以为是，今以为非，是识假的时间识别。时间识别的典型事例不胜枚举，讲一个著名的例子。春秋时卫灵公宠爱一个名叫子瑕的美少年。美少年一天得知母亲患病，便擅自乘坐卫灵公的马车连夜赶回家去探望母病。卫灵公知道这件事后，不仅不怪罪反而称赞他有孝心。又有一次，子瑕把咬过的桃子给卫灵公吃。卫灵公赞赏他把好吃的东西给国王吃。但到子瑕长大失去美少年体态时，国王不再宠爱，想起以往对上不尊的事，便认定无礼，将其赶出宫去。这种时间识别虽说有点事后诸葛亮的嫌疑，但它的优点在于看待事物持有辩证发展的观点。它不把人物、历史事件、认识成果等看作一成不变的，而是看作历史发展的。时间识别属于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科学发展观，被历代所采用。
《淮南子·原道训》里有“伯上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的句子，清人方东树《昭昧詹言·跋一》里也有“行年七十而知六十九年之非”的句子。这两个句子同说明一个道理，人总是会犯错误的，但往往在事后才能发现和认识。所以人要不断地回过头来看一看自己走过的路、做过的事情，随时改正过失，以利再行。这也就是《战国策》中讲的“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从哲学的观点上说，这是我们做人做事的一大原则，也是一条重要经验。
识人，不仅要对自己注意检点，更重要的是对人也要借助于时间考验。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在给老友元稹的《放言》（五首之三）中提出了“辨材需待七年期”的一个时间标准。这个“七年期”是特指辨别真伪材质所需时间。辨材即辨真伪，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识别两面派。诚如白居易在《放言》诗的头两句开宗明义指明的：“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
同时，白居易说的“辨材需待七年期”，也是相对于“试玉要烧三日满”而言。关于“试玉”句，白居易自注“真玉烧三日不热”，故而诗有“试玉要烧三日满”，倘若三日不热，则为真玉。而“辨材”句，诗人亦自注“豫樟木生七年而后知”，也就是说，真的豫樟木材要长到第七年才能见分晓，故有“辨材需待七年期”之句。这个“七年期”，实际是专指识别真假豫樟木材所需时间。
拿“试玉”和“辨材”比喻人才真伪的鉴别，那就不可能只是三年、五年了。早在两千多年前史学家司马迁就曾说过：“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鉴；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作也。”就是太史公司马迁，也是受腐刑，隐忍苟活而著《史记》。倘若司马迁受刑后，愤而自戕，那真正应了白居易的诗：“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司马迁的一生真伪，是因《史记》而得以辨明，为后世所知的。
评价杰出英雄人物，有昨以为是、今以为非，同样褒贬历史丑角也有一个昨以为是、今以为非的认识过程。拿“荆轲刺秦王”这件事来说，在历史上荆轲一直被吹嘘为“英雄”、“壮士”，他去刺秦王时唱的那首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也总是被认为是一支“慷慨悲壮”的好歌。
荆轲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究竟是“英雄”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小丑？荆轲，历史上确有其人。他出生于卫国，是齐国没落奴隶主庆氏的后代，卫国被秦国灭亡后逃亡到燕国。那时燕国有一个叫太子丹的人，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为了维护割据、反对统一的奴隶主利益，到处搜罗刺客，妄图把秦王嬴政刺死。荆轲也仇恨秦王嬴政，由于臭味相投，燕太子丹就同荆轲勾结在一起了。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给他好房子住，送车骑、美女供他享乐，荆轲也就死心塌地依附于太子丹门下。他们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太子丹搞了一个假装向秦国投降求和的阴谋诡计，要荆轲带着秦国的叛将樊於期的头颅和一副燕国的军事地图到秦国去，以归顺为名，图谋刺杀秦王。“图匕首见”就是讲的这个故事。荆轲把杀人凶器匕首卷在地图中，借献头、献图的机会见了秦王。当秦王看地图时，荆轲抓起藏于图中的匕首向秦王刺去。秦王同荆轲展开搏斗，荆轲行刺秦王不成，反被剁成肉酱。十分明显，荆轲因仇恨新制度和统一而刺杀秦王，荆轲的失败被杀根本不是什么“壮士”、“英雄”，而是一个螳臂挡车的跳梁小丑。这种认识是新世纪人们的新见解，是历史的结论。
识假之所以需要时间识别，就在于要持有历史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拿“孔子观”来说，几十年前就有人提及这个问题。其实，许多人都是自以为独能看出“真孔子”，而反对他人所说的“假孔子”。这是因为，孔子往往成为研究孔子者各自的化身，他们彼此之间多是以“假孔子”反对“假孔子”，只是假的程度不同罢了。
就空间来说，由于汉以前只有中国固有的思想，化来化去也化不出先秦诸子百家之外。自秦汉到近代，就有些儒学从中国思想化到印度思想去了。到了现代，更进一步，又从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化到西洋思想去了。
就时间来说，由于汉代神学盛行，汉儒就把孔子神化。魏晋玄学盛行，玄学家就把孔子玄学化。自秦汉到近代，佛学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儒佛两教学者多把孔子佛教化。宋明时代理学兴起，理学家就将孔子理学化。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传入中国以后，不少学者就把孔子资产阶级化。最后西方无产阶级思想传入中国，又有些学者将孔子无产阶级化。“孔子观”随时代而演化。现代自然会兴起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孔子观”。
本来真孔子只有一个，而两千多年来，国内外思想文化界却编写了各种类型的孔子。这说明，任何人都无法使全国、全世界以及当今后代人人都同意几千年来许多人所谓的“真孔子”。孔子不复生，谁能作出“真孔子”的定论呢？所有的“孔子观”，都只能代表研究者本人的孔子观，它都是带有各自的时代性的，都是反映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孔子观”。
凡事莫不需要时间识别，就是爱情也不例外。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恋爱期间，女人看到人家手上戴着白金戒指很漂亮，就羡慕地说：“我也要有。”男人记在心上了，在女人过生日时，男人送给女人一个用透水油纸包着的戒指，很别致，正在恋爱中的女人戴在手上，左看右看，觉得自己真的好幸福……
后来，女人嫁人了，新郎当然不是穷恋人。恋人除了上那种没什么钱的班，还写些她看也不想看的稿子。她不想嫁给他，虽然她很爱他。她嫁给了一个有钱的男人。是的，女人结婚的时候，上从耳朵、脖子，以至双臂、双脚，全身白金、黄金，金光闪闪。可是，不久之后，她那多金的老公因公司出事，陷入困境，又涉及不法行为，老公锒铛入狱。女人悲从中来，忽然忆起了送她纸戒的男人。
一天，女人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纸戒指》文章，作者就是以前的恋人。女人看完文章后，便一切都明白了。她打开抽屉，摸出了被她丢在角落里的纸戒指。她小心地将油纸剥开，剥着剥着，眼前赫然就是一只纯纯正正的白金戒指。文章里说，为了买这只戒指，在那全民皆穷的年代，他只好瞒着女人去卖血，因为女人的生日就迫在眉睫，去赚、去借都来不及了。女人哭了，眼泪滴在戒指上。女人不禁幡然醒悟，终于明白世间很多东西，要等到失去了，才知道它的珍贵。这正是值得时间考验的爱。
三、治假打假
识假是手段，治假是目的。治假，即治理虚假。治理有治标和治本之分。治标，是指对虚假现象的应急处理；治本，是对虚假从根本上斗垮、打倒、制服。因而，治假从过程上说，要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表及里的整治过程。“制”、“斗”、“打”三字方略，体现了治理虚假的全过程。“制”，重在抑制虚假；“斗”，重在斗垮虚假；“打”，重在打击虚假。
（一）制假
制假制假的“制”即用强制力约束、限制、限定和管束含义。制假就是对假事加以抑制、管制、节制。目的在于抑制、节制和制止虚假。一旦虚假有所暴露，就要对虚假加以限制，不然虚假就会贻害无穷。
1.抑制
抑制虚假，最常用的方法是敲山震虎。讲一个日常生活中敲山震虎的例子。一个退休在家的老工人张大伯，招了个做服装生意的房客张老板。一天，张老板显得有点窘迫的样子说：“伯父，侄儿这几天手头儿紧，想向您老暂借1000元钱，保证一周内如数归还并加利息200元，这是借条。您老如果肯帮忙，我绝不食言。”张大伯明白，这是骗子的开场戏，就十分爽朗地把钱借给了房客。房客过了三天就还了张大伯1200元。第二次房客借了5000元，连本带息还了6500元。
没过三天，房客又踌躇满志地对张大伯说：“伯父，现在我想把事业搞大，可这需要加大投资呀，我想请您老再借10万元钱给我，借期一个月，红利保底15%。要是您觉得吃亏，作为投资也可以，咱俩三七开，您无需费心劳碌，坐收30%的收益。”张大伯坐着边抽烟边听他那连篇瞎话，心里在说，好事不过三，他想收竿，我也该收竿了！他突然站起来说：“别提了，我那贪小便宜的老太婆，背着我把10万元钱借给了一个骗子，那混蛋钱到手就脚底抹油溜了！那经过的情形还真跟咱俩差不多哩。哎，张老板，你可别多心啊！”几句敲山震虎的话说得张老板脸上肌肉一个劲地抽搐，神经质地反复表白：“我可不是骗子，我可不是骗子。”硬挤出来的笑容比哭还难看。次日，骗子张老板就悄悄不辞而别了。这个故事，贵在以假制假，以巧制骗。巧就巧在戳穿骗子阴谋，抑制住了骗子再骗下去。
2.节制
敲山震虎，用于政治斗争尤其具有节制作用。毛泽东在1970年8月31日的庐山会议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煸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提出“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这些话虽然是对陈伯达说的，但的确起到了敲陈伯达震林彪这只“虎”的作用。林彪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党的第二号人物，军队的副统帅，他又善于伪装自己，搞阴谋，耍两面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威信，如果提出打倒他，人民群众接受不了，思想转不过弯来；另外，他们一伙人手中又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所以对林彪一伙的斗争，也只能采用敲山震虎的方法，对其反党行为起到抑制和节制的作用。
随着对林彪集团斗争的深入，1971年8月30日，毛泽东第十一次南巡，在长沙九所的谈话中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同时，他老人家还提出要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并且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这虽然是斗争的辅助手段，也起到了限制政敌手脚的作用，对群众还起到了教育作用。
3.制止
制止虚假是制假的直接目的。制止虚假这种策略，常常运用于政治斗争。戳穿假话，制止虚假，最有效的是揭老底，不留情面。
一位在官场混事多年的县令，为了给自己涂脂抹粉，他在县衙门前用大字写了“三不要”三个字，又在下面注解着：“一不要钱，二不要官，三不要命。”
第二天早起一看，在每一条后面又有人添了两个字，变成“一不要钱嫌少，二不要官嫌小，三不要命嫌老。”添这几个字，一下子揭穿了贪官的老底，暴露了县令的虚伪嘴脸。
揭老底，戳穿假话，就要实话实说，实事求是。“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个年头，毛泽东于1969年5月到武汉东湖的梅岭一号，他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并针对林彪的“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有一次，他还告诉工作人员说：“四个伟大，太讨厌！”毛泽东对林彪一伙搞的“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也很厌烦，他认为那都是形式主义，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如此一表态，就同林彪一伙划清了界线，暴露出了林彪一伙的狼子野心。
1972年1月，由于过度劳累，毛泽东再次犯病。肺心病伴严重缺氧，突然休克，摸不到脉。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主治医生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吴护士长又重复一遍药物名称，然后再往针管里抽药，注射。一针又一针……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了。
原来，在抢救中，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事实上是很成功的。江青却说这是谋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真的，医生的一切医治措施，都可以理解为谋害或摧残。一切药物都有副作用。失去了信任，也就必然导致恐怖。参加抢救毛泽东的医生们几乎都绝望了！
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以虚弱之声，抬手指着江青问：“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江青张张嘴，没敢贸然回答。“我知道，”毛泽东忽然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就是我！”又说：“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
毛泽东同“四人帮”的斗争非常具有艺术性和戏剧性。“四人帮”用“反革命集团”的政治帽子陷害革命的同志，毛泽东正话反说，问江青：“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并自问自答说：“我知道，就是我！”就这样一句话，便制止了江青一伙陷害革命同志的罪恶勾当。这既显示了毛泽东同假革命斗争的艺术技巧，又增添了伟人政治斗争的戏剧色彩。
（二）斗假
斗假，是治假的重要一环。当虚假泛滥之时，必须对虚假采取果断的斗争措施，揭露其阴谋，丑化其行为，达到斗臭、制服虚假之目的。
1.暴露虚假
玩弄虚假的人是伪君子，虚假的事见不得阳光，总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偷偷摸摸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因而，同虚假作斗争，关键一着就在于能够暴露虚假真面目。暴露的最好手段就在于适时揭露。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就是这种针砭时弊的揭露手段。它通过暴露社会生活的阴暗面，将一些见不得人的虚假丑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1）巧设灰圈计。北宋年间，包公任正定知县时，一天来了两个妇女上堂告状。一个妇女姓王，是某富翁的老婆；另一个姓李，是这个富翁的姨太太。富翁新死，留下万贯家产和年仅3岁的小儿子。王氏和李氏都声称这个孩子是自己生的。谁争得这个小孩，谁就会继承全部家产。所以她俩在公堂上争论不休，谁也不让谁。
包公感到这个案子很棘手，低头沉吟良久，他突然当堂郑重宣布：“这个孩子你们都说是自己生的，本县难以断定。本县在地上划出一个石灰圆圈，让孩子站在中间你们俩同时拉孩子的胳膊，谁先把孩子拉出圈外，孩子就判给谁。”
衙役当即在大堂中间画上一个石灰圆圈，并将孩子放中间站着。一声令下，王氏和李氏同时往外拉，孩子痛得大哭大叫。李氏见孩子哭叫，不觉手软了，孩子被王氏拉了出去。王氏很得意。包公让她们再来一次。结果，因李氏心疼孩子胳膊疼，孩子又被王氏拉出圈外。
包公又说：“本县命你们拉第三次。这次的赢者将得到孩子，一次定案。”王氏听罢，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孩子的胳膊已被拉肿了，疼得哇哇大哭，李氏跪到包公面前，哭着说：“包公爷！民妇不愿再拉了，请老爷把孩子判给王氏好了。”王氏乘机也跪下说：“请老爷快把孩子判给我吧！”
包公这时哈哈大笑：“王氏，你虽然两次把孩子拉出圈外，恰恰证明孩子不是你生的。哪个母亲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呢？你不心疼孩子，拼命地往外拉。而李氏一听孩子哭叫，手就软了，这说明孩子是李氏的亲生骨肉，你肯定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包公抓住母子情深的规律，巧设灰圈计，引冒牌母亲上当，用反证法辨明了真伪，真是妙不可言！
审案中揭露虚假是普遍采用的断案方法。不独中国历代审案采取此种方法，外国审案也同样广泛采用。再讲一个阿拉伯国家审案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穷人到阿拉伯采珠，由于他不畏艰险，敢于下海，采到许多大珍珠，发了一大笔财。他把所有的收入换成金币装到一个小包里，贴身携带。他来到一家路边的客店借宿，临睡前一时兴奋，忍不住把金币拿出来一个一个地数。没想到他的举动被作为店主人的寡妇看在眼里。寡妇窥探后，决心把金币弄到手。
第二天，采珠人要赶路了，刚一出门就被寡妇扯住了衣服说：“孩子他爹，你不能走，你把家里的钱都拿走了，我和孩子们该怎么过啊！”采珠人很生气，想摆脱寡妇的纠缠。但是，寡妇死抓住衣服不放。后来，他俩到法官那里去说理。见到法官，寡妇申诉自己的丈夫想拿走家里的金币远走他乡，置她和孩子们于不顾。采珠人一概予以否认，并请求法官把寡妇的孩子们叫来作证。没想到孩子们见了他便喊爸爸，令他哭笑不得。法官认定，采珠人就是孩子们的父亲，便把金币判给了寡妇。出了法院，正巧，他遇到一位老者，老者对采珠人如此这般出了个主意。采珠人见到法官，把老者教的话说了一遍，法官果然判定他带走两个孩子。寡妇慌了手脚，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她无法改口说采珠人不是孩子的父亲。出了法庭，寡妇哀求采珠人还回她的孩子，她可以把金币奉还，而这正是采珠人所希望的。
采珠人听从老者的劝告，将计就计，变被动为主动，以“丈夫”的身份要带孩子走，终于斗败了贪婪的寡妇。
（2）后发制人。欲擒故纵，后发制人，也是揭露虚假，同之作斗争的有效手段。
宋朝时，枢密副使孙沔任杭州知府。有个断了左臂、右臂上那只手剩两个指头的乞丐迫于生计，到别人家去偷鼎锅，不巧被主人当场抓住。双方争吵不息，一起拿着鼎锅来到知府公堂上，乞丐一见到孙沔便放声大哭：“老爷，这个人平白无故冤枉好人。您看我这样一个没手的人，怎么能拿起鼎锅啊！”孙沔立即表示同意，把鼎锅判给乞丐，并把那家主人呵斥出去。然后，并用好话安慰他回去。只见他用剩下的那两个手指灵活地夹起鼎锅，慢慢地用臂膀托起，像帽子一样往头上一戴，拔腿就想走。这时堂上的孙沔立即变了脸色，大声喝道：“大胆刁民，明明是你偷走人家的鼎锅，为何矢口抵赖？”那乞丐知道中计，体似筛糠一样瘫在地上。
孙沔审问无臂乞丐，用的是欲擒故纵之计。当事情尚未充分败露时，先让其充分败露，后发制人。
再讲一个后发制人的例子。印度塔个城的拉登拉尔和莫蒂拉尔原是要好的朋友。有一年，莫蒂拉尔想到恒河边上的迦西去朝圣，因怕家中的首饰被盗，便把首饰装在首饰盒里，在一棵杨树下把首饰盒交给拉登拉尔代为保管。半年后，莫蒂拉尔朝圣回来，向拉登拉尔索要自己的首饰盒，拉登拉尔竟矢口否认。莫蒂拉尔没有办法，只好拽着拉登拉尔去找奥恰吉法官。
奥恰吉是当地有名的法官，以断案公正、周密慎重而著称。奥恰吉听完两人的陈述后，对拉登拉尔产生了怀疑，法官想出一个主意。奥恰吉煞有介事地向一个差人命令道：“你马上到那棵树那里去，就说法官叫它来法庭作证。”别人听了止不住发笑，可奥恰吉却一脸严肃。良久，奥恰吉显得不耐烦地说：“这差人真磨蹭。哎呀，拉登拉尔，那棵大树离这有多远？差人该走到了吧？”拉登拉尔脱口而出：“没有到，老爷，那棵树离这儿有5里多路，差人现在还到不了那里。”法官听了，觉得调查已经完成了一半。他又看了看首饰清单，故意对拉登拉尔说：“根据莫蒂拉尔写的清单，盒子里装有玛瑙、珍珠和宝石，还有四副大的银首饰，你说对吗？”拉登拉尔辩解道：“老爷，不到一尺长的盒子能放下四副大的银首饰吗？这完全是谎话。”
这时，奥恰吉已完全明白了。他宣布说：“从拉登拉尔刚才的答话，可以说明他知道那棵他曾在下面接受过首饰的大杨树。他还知道盒子的长度和宽度，也知道盒子里只装了玛瑙和宝石，没有装银首饰，这一切都证明他确实拿了莫蒂拉尔的首饰盒。拉登拉尔现在要把首饰盒物归原主，否则将受牢狱之苦。”
在事实面前，拉登拉尔只好认供不讳。并乞求奥恰吉法官给予宽恕。
（3）巧施调包计。偷梁换柱，通俗地说，就是“调包计”。运用“调包计”识假治假，也不失为一种手段。
在明朝时，有一个小偷趁一富户娶媳妇那天人多杂乱，悄悄溜进洞房，潜伏在床底下，打算天黑后出来偷东西，没料到一连三天这家通宵燃烛，新婚夫妇窃窃私语，小偷无法下手，肚子饿得咕咕叫，瞅了个机会出房逃走，被大家合伙捉住。送到官府后，小偷竟自称是医生，为防止新娘旧病复发而跟随到了富户家。
县令要富户送新娘到堂上对证，富户怕小偷说出家丑就是不肯送新娘去。县令不能了结此案而发愁，为此身边当差的老吏说：“小偷潜入洞房，又突然跑出来，未必认识新娘，如用另一妇人出庭作证，小偷就会错认新娘。这样，我们就可以断定他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话了。”于是县令叫人找来一个妓女，打扮成新娘的模样。第二天过堂，县令传：“把新娘带上堂来！”那妓女翩翩而至，小偷急忙上前说：“瑞姑，你叫我随你到姑爷子家来治病，他们把我当贼抓了起来，你可要为我作证啊！”县令问：“你认识瑞姑吗？”小偷肯定地回答：“怎么不认识，从小我就认识。”众人听罢，哈哈大笑，小偷知道原委后，只得低头认罪。
小偷在床下偷听新娘有病，因此冒充医生，想蒙混过关，县令将计就计，偷梁换柱，揭穿了小偷的谎言。
另外，以攻为守，反客为主，揭露虚假也很有奇效。据说，浙江省某知县同本省巡抚有师生之谊，关系十分密切。但与驻防将军却彼此不和。将军见小小的知县竟敢不买自己的账，心中恼恨异常，总想找机会陷害知县。
这年元旦，浙江省文武官员集中在省城，遥对京城皇阙行朝贺礼后，将军秘密地向清朝皇帝上奏折，弹劾知县在元旦行朝贺礼时行动随便，态度不严肃端庄。不久，清帝下旨，谕令巡抚查办知县朝贺失仪的不敬之罪，并斥责巡抚对属员错误不闻不问，犯有失察之罪。巡抚明知这是将军有意诬陷，但面对至高无上的清帝谕旨也无可奈何。
一位经常帮助别人打官司的讼师托人告诉巡抚他有一计，不仅可以保全巡抚和知县，而且还可打掉将军的乌纱帽，条件是巡抚要出3000两白银。巡抚听后将信将疑，为出胸中的恶气，遂答应事成之后送给讼师3000两白银酬谢。讼师见到巡抚同意后，轻声说道：“巡抚大人，你只要在向皇上报告行朝贺礼情况的奏折中写上‘参列前班，不遑后顾’八个字，不但可使大人无失察之过，反使将军得到失仪之咎。”
巡抚听后恍然大悟，连连称妙，按讼师的说法给清帝上了奏折。原来，各省元旦行朝贺礼之时，巡抚与将军品级最高，班列最前，而知县品级低微，班列在后。各级官员不许左顾右盼，更不许向后观望。如果知县有失仪之处，巡抚和将军都不应看到，巡抚未见知县失仪，非但无失察之过，反而说明巡抚专注行礼，严肃庄重。而将军亲见位于后列的知县有失仪之处，那么将军必犯有后顾失仪之罪。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讼师所言，不久圣旨又下，严厉申斥将军身为一品大员，朝贺失仪，将其免职，而巡抚与知县反而平安无事。
讼师的高明之外，在于他不是在别人划定的范围里打转转，而是抓住将军位列前班不得后顾这一点，以攻为守，结果反客为主，变被动为主动，使巡抚和知县赢得了这场政治斗争的胜利。
2.丑化虚假
虚假本身就是社会丑恶现象，似乎再无须丑化。但是，在人们面前暴露其本来面目，就更能显示虚假的丑陋嘴脸和性质。
在官场里，贪官徇私舞弊是社会的丑恶行为，如若再搬上舞台给予戏剧性夸张，就越发暴露其丑恶。试举两例，以飨读者。
宋宁宗初年，外戚韩侂胄以为辅佐有功，擅自专权，排斥异己，引起许多朝廷官员的不满。韩侂胄北伐之前，夸下胜利的海口，谁知北伐一败涂地，为此他很是烦恼，整天垂头丧气。那些看不惯他专权的官员见机会来了，决定不疼不痒地污辱他一番。
一天，宁宗在皇宫赐宴，韩侂胄及群臣皆应邀出席。酒过三巡之后，几个优伶上来表演节目。有一个自称樊迟的优伶先上台，旁边的优伶问：“是谁给你取的名字？”樊迟答：“孔夫子。”又一个自称樊哙的优伶走上台，问他的名字是谁取的，他回答：“汉高祖。”最后有一个长相与韩侂胄相像的优伶上台，自称名叫樊恼，问这个奇怪名字的由来，他忧愁地说：“樊（烦）恼自取。”前来赴宴的人哄堂大笑。韩侂胄知道这些优伶的表演肯定得到了某些官员的授意，但因没有指名道姓，他又不好发作，只好忍气吞声地在一旁喝闷酒。
在这则历史故事中，韩侂胄就属于该骂而又不敢骂的人。但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优伶指桑骂槐的表演，辛辣地讽刺了一贯作威作福的权臣的丑态。
清末，林则徐在担任湖广总督期间，湖北大旱，庄稼枯死，米价奇贵，贫苦农民流离失所，饥饿而死。林则徐号召各级官员自愿捐钱，以便从外地购粮平价出售。谁知过了数日，竟无人响应。林则徐心中恼怒，但却不露声色，发出告示说：“为解贫民饥馑之苦，定于三日后设坛祈雨，上自督抚，下到县官，皆应照例斋戒三日，不许吃荤，不许喝酒，以示诚心敬天之意。”
三天后，林则徐亲率众官登坛焚香，行礼祷告。礼毕，林则徐命众官坐于芦席之上，对大家说：“我们这些为官者平日养尊处优，今日我与众位皆不张伞打扇，坐在烈日之下体验一个农民稼穑之苦如何？”众官不敢违命，在烈日下坐了三炷香的工夫，便汗流浃背，叫苦不迭。林则徐忽然想起了什么说：“天气炎热，不可无茶。”茶来之后，林则徐与众官每人吃了一碗，不久，便呕吐不止。此时，林则徐起身正色道：“谁也不要掩盖呕吐之物，由侍官一一检查，看看我们待天是否忠诚。”检查结果显示，只有林则徐所吐为粗饭蔬菜，其他人所吐皆为酒肉腥荤之物。
林则徐神色严肃地说：“斋戒祈雨，是何等重要之事，你们竟敢如此不诚。天不降雨，实是你们触怒上天所致，诸位现在有何话说？”众官闻言，面面相觑，既恐惧又惭愧，都表示愿意尽力捐钱。这样，林则徐很快筹到了一笔巨款，赈济灾民，平抑粮价。
在这里，林则徐运用的便是“假道伐虢”之计。林则徐假借祈天求雨之名，行引导众官捐钱之实。他事先叫人在茶中放入催吐之药，众官吐出荤腥之物出丑，说明他们生活富足，有足够的能力捐钱赈灾。林则徐动用智谋迫使众官为保官而掏腰包，可谓用心良苦。
3.斗臭制服
暴露虚假，丑化虚假，目的在于搞臭制服虚假，使其没有市场，人人仇视伪善虚假，抑制伪善虚假不得贻害他人和社会。搞臭制服虚假，可以运用不同手假，但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斗争手法，不仅能使受害者扬眉吐气，还具有制止虚假行为的作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我国古代高贤韩非在他的《韩非子·难势》中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叫卖武器的楚人，他一手拿着矛，一手拿着盾。举起他的盾夸口说：“我的盾最坚固任何锋利的矛都不能刺透它。”一会儿又举起矛夸口说：“我的矛最锋利，可以刺破任何坚固的盾牌。”旁人问他：“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他哑口无言，回答不出来了。这就造成了“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能同时成立的矛盾。这个故事演变成了“自相矛盾”这一成语，用来形容一个人说话的内容前后抵触，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自己说假话，用他的假话揭露他；他就会不攻自破，暴露其自身。
（1）以谣治谣。“十月革命”前夕，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彼德堡的涅夫基大街散步时，遇到一群人在听一个时髦的女子演讲。到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个头戴一顶小帽子、手里抓着一个钱袋的女人，她在滔滔不绝地讲什么布尔什维克是土匪，是强盗。他们所到之处，不是杀人就是放火，不是抢东西就是抢女人……她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一些市井刁民、流氓地痞都聚集在她的周围，为她捧场、助威。马雅可夫斯基在看到这个女人的反动面目十分憎恶，他起初火冒三丈，真想拨开人群，上前抓住这个造谣分子，狠狠地揍她一顿。可他冷静思索后，觉得不能那样蛮干。他顿时心生一计。
他从人群的身后，用双手拨个缝往里边钻边嚷道：“昨天偷我钱袋的女贼，就是她！大家帮我抓住她，别让她跑掉！”人们听到有人喊捉贼，立即离散。这时，有人瞅着马雅可夫斯基那疾恶如仇的愤怒之举，有的盯着那女人，看她惊慌失措地辩解：“先生，你搞错了，你认错人了。”马雅可夫斯基一口咬定：“你偷去的钱袋里，有我的25个卢布，你还敢抵赖！”方才那张造谣生事的嘴巴顿时不灵了，她结结巴巴地辩解和否认地说道：“没有，没有……”人们见到她那副做贼心虚的狼狈相，纷纷讥笑她，那女人苦苦哀求马雅可夫斯基：“我的上帝，你仔细瞧瞧我吧，我可真是头一回看见你呀！”马雅可夫斯基答道：“可不是吗，太太，你这才头一回看见一个布尔什维克，却就去大谈特谈布尔什维克们来了。”对于造谣者就得这样治她。
（2）以假治假。智斗恶喇嘛，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有趣故事。以前有个贪婪毒辣的喇嘛，经常让人给他干活而不付报酬。有一次，他要一个木匠替自己白白造一所房子，遭到那个木匠的拒绝。于是他便怀恨在心，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一个恶毒的主意。
一天，喇嘛去朝见国王说：“国王啊，昨天夜里我到天宫去了一趟，见到了故去的老皇上。他叫我把这封信交给您。”国王接过信一看，原来是老皇上要在天宫盖一座庙，叫他派一个木匠去。国王立即派人去把木匠招来，把老皇上的信给他看了。木匠奇怪，又见喇嘛站在国王旁边。知道是他在捣鬼，便不慌不忙地问：“那么，怎么上天呢？”
喇嘛狡黠地笑着说：“这很简单，老皇上说把你关在木棚里，然后用火一烧，你就可以乘着烟龙上天啦。”
木匠说：“就这样办吧，你明天中午来送我上天。”木匠回到家里，连夜和妻子挖了一条地道，从板棚一直通到屋子里。中午，国王领着侍从、喇嘛来到木匠家，把木匠关进板棚。喇嘛马上抱来干草堆在板硼周围，放火烧了起来。在烟雾弥漫之中，木匠顺着地道回到了屋里。狠毒的喇嘛却煞有介事地大声说：“瞧，那就是木匠，烟龙把他送上天去啦。”然后，人们便散去了。
木匠在家里待了整整一个月，也不敢出门，每天三次用酸马奶洗手洗脸，把手脸洗得比春天的白云还白。又过了一个月，木匠穿上雪白的绸衣去朝见国王，向国王报告说：“老皇上叫我回到人间来，给你捎回一封信。”国王接信一看，老皇上说：“木匠把庙造得很好，应当奖赏他。另外叫快派一名喇嘛到新庙里念经，来的办法跟木匠来的一样。”国王派人把喇嘛找来，将老皇上的信给他看，叫他明天启程登天。第二天中午，国王领着侍从、木匠来到喇嘛的住处，把他关进板棚，木匠抱来干草放在板棚旁，放火烧了起来。喇嘛就这样被活活烧死了。
聪明的木匠识破了喇嘛的诡计之后，进一步顺水推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恶毒的喇嘛送上了西天。
（3）以骗治骗。据说，王羲之曾在临沂当过太守，他巧判了一个案子，在当地广为流传。据史书记载，家住唐家湖的唐兴从小丧母，全靠父亲把他拉扯大。一次，他父亲上山采石，不小心摔死在山涧里。唐兴想择一块荒地安葬父亲，以报养育之恩。于是便求财主牛鲁施舍一块荒地安葬父亲。趁牛鲁老母80大寿，求见牛鲁，牛鲁当时爽快地说：“今儿老母80大寿，乡邻有了难处，俺岂能坐视不管？好吧，看在乡亲的分上，俺就舍你一块空地给你葬父，不过你要送一壶好酒给俺娘祝寿。”唐兴照此办了。过了五年，牛鲁看到唐兴小日子越过越好，就设法找唐兴的麻烦。便说：“我要的是一‘湖’酒。你却只送我一壶酒，且不说有名的太湖、洞庭湖，就是咱村前唐家湖，算算能盛多少壶酒？”唐兴对牛鲁仗势欺人，气得指责牛鲁是狼心狗肺的小人。牛鲁更加气急败坏，他让狗腿子将唐兴毒打一顿，并把房中值钱的东西抢劫一空。随后，唐兴告状于新任太守王羲之。
王羲之知道牛鲁是当地一霸，为人刁滑，要想制服此人，只能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他听说牛鲁家养了一大群鹅，顿时计上心来。
一天，王羲之到牛鲁家拜访，并说：“下官生性爱鹅，听说员外养了许多鹅，我想用下官亲手书写的《乐毅论》来换员外的一活鹅，不知员外意下如何？”牛鲁知道王羲之一字值千金，如果能用一只鹅换来一幅字，真是飞来的福气。牛鲁第二天清早就拎着一只上好的大白鹅回拜太守府。王羲之见鹅拍手笑道：“真是千里挑一的好鹅，不知其他鹅是否也是这么好看？”牛鲁满脸堆笑：“小人家的鹅都是这样，大人吩咐要一只活鹅……”王羲之闻言，陡然变色，拍着惊堂木说道：“胡说，本官要的是‘一河鹅’。难道本官亲手书写的《乐毅论》只值一只鹅的钱吗？大胆牛鲁，诈骗本官，该当何罪？”牛鲁不服气地辩道：“请问大人，天下人买卖鹅只论个、十、百、千，哪有论河论湖的道理？”
王羲之见时机已到，传唐兴上堂，厉声喝问牛鲁：“鹅不应论河，那酒怎能论湖？”到这时，牛鲁知道上了王羲之的圈套，无奈自己理屈，只得苦苦哀求，请太守老爷宽恕。王羲之提笔写道：“牛鲁抢占唐兴的家产要如数退还，另罚银500两，以补偿唐兴惊吓奔波之苦。本官以清正为本，焉能要劣绅的白鹅，着令牛鲁将本官的《乐毅论》奉还，堂上白鹅退回。以上若有半点差错，罪加一等。”
此判一宣，立即成为当地街谈巷议的佳话，百姓无不赞赏王羲之理案之妙。以骗治骗，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法，不仅用于断案，也可以应用于其他棘手的麻烦事端。
（三）打假
打假是时下流行的一个新名同，用得非常普遍，处处可以看到，人人会说。打假，即是对虚假的治理整顿。由于虚假泛滥，治假打假成了社会需求、人心所向。治理虚假，最主要的是打。打假，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称谓。所谓扫黄打非、辟谣驱邪、反贪抗腐、打击票贩子、打击假冒伪劣和传销、打击盗版、打击黑社会等等，莫不是打假。打假斗争，也是一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历史怪圈。虚假，打而不倒，打而不死，就如同割韭菜，割一茬生一茬，一茬胜似一茬旺，故而引得打假方式、方法不断拔高翻新。本书所提到的打假之法，也只是挂一漏万，以供读者品评。
1.打草惊蛇
打草惊蛇智谋出自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说的是唐代当涂县令王鲁贪赃敛财，搜刮民脂民膏。一天，当地百姓联名告发他手下的一个人受贿。王鲁见了状子，十分恐慌，生怕自己的不法行径也被揭露出来，便不由自主地在状子上批了八个字：“汝虽打草，吾已惊蛇。”后来，文人把这八个字简化为成语“打草惊蛇”。“打草惊蛇”作为一种计谋，当处在敌情不明时，先进行试探性的佯攻，诱使敌人将其真实情况暴露出来。运用这种引诱之法，把蛇引出来，也叫“投石问路”、“引蛇出洞”。
据传，唐太宗贞观年间，湖南衡阳的一家板桥客店发生一起谋杀案。在店主张迪的妻子回娘家的那天晚上，张迪被杀害。店里伙计怀疑是住店的三个客官所为。因为，这三个人在张迪被杀后便匆忙离店而去。伙计们把三个人追回来，其中一个叫卫三的刀上还带有血迹。以此将三人扭送官府，经动刑审问，他们承认是凶手，并画了押。
唐太宗李世民听说了这个案子，觉得有些蹊跷，他便叫御史蒋恒去复查此案，蒋恒遵照太宗旨意，让板桥客店的所有人员都到官府集合。人到之后，蒋恒又说人不足数，次日再来。他只留下一个80岁的老婆婆，与她说了一些有关无关的话，很晚才放她回去。老婆婆刚出门，蒋恒派狱卒跟踪监视，果然发现有一个男子前来问老婆婆：“官府都问了你些什么？”老婆婆实言相告。蒋恒反复叫客店的人到官府集合，每次都让老婆婆晚走，那个男子对老婆婆总是问来问去。随后，蒋恒派人追查这个男人与店主的关系，得知此人与店主的妻子有暧昧关系，张迪为此与他闹过纠纷。蒋恒下令将这个男人逮捕，经审问，男人承认是杀害张迪的凶手。
蒋恒依唐太宗的打草惊蛇之计，终于使这件疑案真相大白。抓住了真凶，镇压了杀人犯。
姚柬之在临漳县当知县时，断过这样一起凶杀案：被害者是一名姓姚的妇女，当天丈夫出门未归。凶手作案不仅残忍，而且不留痕迹。姚柬之勘查了发案现场，详细了解发案当天姚氏邻居的情况。他便对其邻居杨某产生了怀疑，立即传讯杨某。杨某回答虽没露出破绽，但神色有些慌张。姚柬之故意天黑才放杨某回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风吹得树木哗哗作响。心怀鬼胎的杨某十分害怕，心都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了。路过城隍庙时，突然，从庙门跳出一个人影。杨某一看，原来是满脸血污、披长发的姚氏。杨某以为这是被害者鬼魂找他算账来了。杨某被吓得浑身抖如筛糠，双腿一软，跪在地上磕头求饶，讲了一大堆悔过认罪的话，把整个命案的过程讲得一清二楚。正在这时，城隍庙的四周亮起许多火把，一批衙役将杨某团团围住。一个班头拿着手铐走过来对杨某说：“姚大人在此已等候多时了！”杨某如梦初醒，知道上了姚柬之的圈套。杨某这个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俗话说，做了亏心事，必怕鬼叫门。杨某作恶心虚，最怕姚氏之魂找他讨命。姚柬之要人装扮成“女鬼”姚氏，“草”中之“蛇”受到惊吓，使案情大白于天下，显示了侦破者的智慧，值得称道。
2.上屋抽梯
唐朝初年，高祖接到告发岐州刺史李靖谋反的密告。御史不相信李靖会谋反，于是想出一个办法辨别真假。他邀请告发人一起去岐州，在中途，御史谎称检举信丢了，并且装出很焦急的样子，鞭打随从的典吏。接着，御史又请求告发者再重新写一封检举信。待告发者写完，御史将两封检举信加以比较，发现大有出入，甚至相互矛盾。御史立即将告发者抓起来押回京城，向唐高祖如实禀报。唐高祖大为吃惊，一气之下，把这个诬告者杀了。
御史在这里运用的就是上屋抽梯之计。御史说检举信丢了让告发者再写一封，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圈套。告发者不假思索地“上屋”，结果御史“抽梯”后，这就轻易抓住了诬告者的诬告证据。
宋时，陈述古出任建州浦城县知县。当时有个富家失盗，抓一些嫌疑犯，但不知哪个是真正的罪犯。陈述古让人从庙里抬来一口钟，放在后阁供奉，然后把嫌疑犯带到钟前，对他们说：“这口钟特别灵验，能够辨识盗贼。不是盗贼的，摸钟没有声音；如果是盗贼，摸钟时钟就会发出声音。”陈述古亲自率领同僚，虔诚地对钟祷告。祭毕，用帐幕把钟围了起来，暗中叫人把墨汁涂在钟上。然后引着嫌疑犯们到帐幕里摸钟，出来后检查他们的手，发现大家手上都有墨，只有一个人手上没有墨。陈述古认定这个手上没有墨的人是真正的盗贼。因为，他做贼心虚，害怕摸钟发出声音，便不敢去摸。这个人知道自己上了当，只好认罪伏法。
陈述古利用当时人们的迷信心理，先造舆论，制造气氛。根据做贼心虚的犯罪心理，摸钟辨贼，上屋抽梯，终于抓住了真正的盗贼。
在印度喀拉拉邦的农村里，有一个老太太和一儿一女生活在一起。三个人勤劳耕作，日子过得挺好。村子里有一个狡猾的贼，常常夜里潜入农户家中偷东西，可从未有人能抓到他。
一天晚上，这个贼偷偷爬上了老太太的屋顶，掀开了用棕榈叶子盖着的天窗，伺机作案。老太太听到屋顶上有响声，马上意识到房顶上有贼，她很快想出一条计策。当时，儿子正睡觉，所以，她故意大声问道：“孩子啊，我们放在天花板上的钱柜安全吗？”贼听到这话十分欣喜，想只需从天窗跳到天花板上，就可以拿到钱了。于是贼便从天窗跳了下去，只听见“咚”的一声，然后又听到“妈呀”的叫喊。原来，那房子根本没有天花板，贼一下子摔到了地板上，动弹不得。老太太赶快叫来儿子，七手八脚把贼捆起来，送到了官府。
老太太知道做贼心虚的特点，就上屋抽梯，引蛇出洞，就设置圈套，引诱罪犯上钩，得以捕之，达到擒贼的目的。
3.欲擒故纵
武则天赐给太平公主价值几千两的珍玩宝物，不幸被盗。朝廷让苏无名破案。武则天召见苏无名问：“你有把握破获盗宝案吗？”苏无名回答：“若责成我捉贼，请您不要急于求成，要耐心等待。”并请求把捕盗的吏卒归己调遣。武则天答应了苏无名的要求。
苏无名接手办案后，改变大张旗鼓的做法，让吏卒缓办抓贼。到了寒食节那天，他才分派吏卒说：“你们分批守候在东门和北门。看到一伙穿孝服的胡人就跟上，暗中观察他们上坟的情况。如果他们到一座新坟去哭得不悲伤，跪无诚意，你们就抓住他们。”吏卒出外巡察，一切如苏无名所言。结果在那伙胡人上坟的棺材里发现了被盗的珍宝。
苏无名之所以很快能够破案，一是他先是发现一伙胡人抬着棺材出殡，看出胡人表情不像死了亲朋好友，遂怀疑胡人棺材里装的不是死人而是珍宝。二是经推测，猜到胡人把棺材运到城外先埋了，然后等风声不紧时再取出运走。三是判断到寒食节那天胡人出城以上坟的名义运走珍宝。故采取欲擒故纵之策，以便引蛇出洞捕捉盗贼。
再讲一个打击江湖术士的欲擒故纵的故事。几个青年在街上见一江湖术士，用碗扣在地上，明明一颗瓜子在那儿，他问你：里面有没有？你说有，一揭碗，没有；你说没有，一揭碗，有。他与你都摆出等值的钱，你猜错了，钱都是他的；你猜对了，钱都是你的。
小王是专跑社会新闻的记者，老江湖了，对这一套自然了如指掌。他拉几个朋友去一边耳语，说给这个骗子一点苦头，只需如此如此……
他们大摇大摆前去，小王假装互不认识，与朋友同押一个碗说：“这次若赢了下次每人押100元。”说定叫开碗，瓜子在里面，他们赢了一把。小王和其朋友又都掏100元，要开碗时，身旁的小李提醒：这次若输了可就惨了。小王犹豫了一下说：“再看看，刚才术士说我手气好，这次若真赢了，我们再下注500元，没准真都发了哩！”叫术士开碗，术士小心翼翼开碗，瓜子在！又赢了一把，每个人赚了100元。小王高兴了，立即掏了500元，说要赌第三注。几个人也假装往外掏，但小李忽然喊起来：“哎呀肚子饿了，吃了饭再玩吧！”其他人也说，肚了还真饿了。这时术士慌了，他说：“朋友，怎么赢了钱说走就走呢？”那声音好像要哭。
小王说：“我们说吃过饭再来嘛，再说你又没规定一定要玩三盘。”说完故意捋捋袖子，谁都清楚，他是故意要露露强有力的肌肉，好让术士明白他是块打架的料。术士又看到他们个个五大三粗，鼻孔老大，他就蔫了。本想放长线钓大鱼，结果白丢了好多鱼“饵”。
他们到路边餐馆饱餐了一顿。小王说，用此法逮一个一个准。学名叫“欲擒故纵”。这不能不说“欲擒故纵”也是打假治假的好方法。
4.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出自北齐魏牧所写的梁朝文“抽薪止沸，剪草除根”。釜底抽薪，指从锅底抽掉柴火以使锅里的水冷却，比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此计用于治假、打假，也是十分有效的方法。林肯在律师辩护中，就曾运用此计胜诉。总统在入主白宫前曾操律师职业。有一次，富农诬告贫农偷了他的一匹马。为此这位富农请了能言善辩的律师罗根。贫农无钱请律师，如同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林肯得知后，主动以被告律师的身份免费出庭。
开庭那天，气温骤然升高。人们都穿着衬衫来到法庭。原告律师罗根是个急性子，在匆忙之中穿反了衬衫。开庭后，罗根首先发言，他滔滔不绝地表现自己对马的广博知识和雄辩口才。然后林肯替被告辩护，林肯一上台就说：“罗根先生花了一个多小时谈论马，目的是要农民去向兽医书籍里学点马的知识。但是，我们如何能相信他的话呢？他连自己的衬衫都不能穿得正当！”此语一出，全场哄堂大笑，结果原告败诉。
林肯利用罗根反穿衬衫这一视觉信息，引导人们不要相信罗根在法庭上所说的一切骗人的假话，仅用几句话就胜过罗根滔滔不绝的一个多小时的辩护。林肯抓住了罗根的人品即问题的关键因素，可谓釜底抽薪，一下子就戳穿了罗根的谎言。
还有一例。一天，林肯从报上得知朋友之子小阿姆斯特朗被控告犯有谋财害命罪。林肯了解其为人，不相信他会干杀人的事，于是申请担任被告律师。林肯向法庭查阅了全部有关案卷，进行了仔细研究，直到胸有成竹才要求法庭复审。
复审开始了。全案的关键在于原告方面的一位证人福尔逊的证词是否真实。福尔逊一口咬定，他在月光之下清楚地看到小阿姆斯特朗用枪击毙了死者。在法庭上，林肯问福尔逊：“依你所说，你与小阿姆斯特朗相距二三十米，你能看清吗？你在草堆后面，而他在大树后面。”
福尔逊回答说：“那天晚上，皓月当空，完全可以在二三十米内看清楚目标。”
林肯又问：“你说你很清楚地看到了小阿姆斯特朗的脸，是这样吗？”
福尔逊回答：“是的。”
林肯又问：“你肯定是在十一点吗？”
福尔逊回答：“没错。”
接着林肯发表了一番惊人的言论：“女士们，先生们，这个证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一口咬定10月18日11时在月光下看清了被告的脸。但是，常识告诉我们，10月18日晚是上弦月，11点时月亮就下山了，哪有什么月光？退一步说，假如再靠前，那天晚上的确有月光，但月亮应当在西边，草堆在东，大树在西。如果被告的脸对着草堆，脸上是不可能有月光的，证人怎么可以从二三十米以外的草堆看清被告的脸呢？”
于是，整个法庭立即哗然，大家莫不被林肯缜密的分析所折服，原告和福尔逊哑口无言。法庭最后宣布小阿姆斯特朗无罪获释。这一案件的成功，使林肯成了全美国最著名的律师。
此案的关键在于证人的证词，而证词的关键是人能否看清被告的脸。林肯以丰富的生活常识证明证人不可能看清被告的脸，等于釜底抽薪，全部推翻了证人的假证词，使小阿姆斯特朗无罪获释。
广告抓住渴望增高者的心态骗人，吹嘘“穿一年××增高鞋垫，可增高5至7厘米”，“××口服液，两个疗程长高10厘米”，等等。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增高办法，到底是否有效呢？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发育问题教授林琬生告诫大家：太多的家长、孩子听信了广告的误导。实际上，长个子并没有灵丹妙药！市场上的增高广告，都是抓住消费者的某些心态骗人。
所谓广告讲的骨骼愈合分真性愈合和假性愈合，医学专家指出，骨骼根本没有真假愈合之说。骨骼愈合后就不再长高，一般男孩22岁，女孩18岁以后就不再长个了。所说的增高鞋、增高鞋垫刺激脚部穴位，促进长高，至今临床上也没有肯定的实验报告。
打假，有官场打假，有市场打假，也有情场打假，不论在任何场合打假均用得着造舆论，造声势。所谓造声势，也就是造成一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气氛和声势。对虚假人人恨，人人喊打。这在政治斗争中用得最普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倒蒋家王朝的夺权斗争，当中国人民认清了蒋介石倒行逆施反动政权真面目，在解放战争中就造成了人人喊“打到南京去，消灭蒋家王朝”的政治气氛。在“文革”时期，当人民群众揭露了林彪集团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造成了人人喊打的政治局面；当“四人帮”一伙政治阴谋败露之时，同样也造成了人人喊“打倒‘四人帮’”，戳穿江青“文化大革命旗手”的假面具，暴露江青一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最终将“四人帮”送上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
打假不仅需要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声势，同时也需要在斗争决战决胜阶段，采取关门捉贼、痛打落水狗的战术，不给虚假留有任何可乘之隙，做到彻底打假，夺取全面胜利。举个在金融战线打击贪污犯罪的例子。中国银行某地分行的一位行长利欲熏心，私自将570万美元调到香港，经群众举报，查到这笔钱去向不明。询问他钱的去向，这位行长一会说别人借去了，一会又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此来进行搪塞。上级决定对其拘留审查，以防止他逃匿或与别人串供。
这位行长见对他动了真的，恼羞成怒，认为在事实没有弄清之前，就对他进行拘留审查是非法的，便向法院起诉。法院这样驳斥他：“如果这笔钱装入你自己的腰包，则属于贪污；如果私自借给别人，则属于挪用公款；如果这笔钱被人骗走，则属于渎职。或者是贪污，或者是挪用公款，或者是渎职，总之都构成犯罪，所以拘留审查是必要的。”
在这里，打击犯罪说假采用了“关门捉贼”的方法，一是发现经济问题立即拘留审查，二是运用逻辑二难推理，排除了拒绝拘留审查的可能性，把罪犯紧紧地圈在“犯罪”的界限内，不给他留有进行狡辩的余地，使我主动，陷他被动，使其理屈词穷，堵住了抵赖的退路。最后，罪犯只好交代了私自转移现金、准备携款外逃的犯罪事实。
识假打假，任重道远。发扬识假打假老传统，在新形势下打假斗争仍须坚持硬的手段，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发现虚假就要毫不留情地搞臭它、斗垮它，制服它。
后记
《说假》面世出版了，但它不是独立的一本书，而是《说假丛话》的组成部分之一。为了较完整地解读假文化这种负面文化，作者即将《虚假趣闻》和《说假智慧》陆续奉献给读者。事实上，只有将三者联系起来，才能做到这一点。
《说假》的出版，绝非一己之功，实赖于众人的智慧和力量。郑州大学出版社王锋总编为《说假》的出版，从头至尾给予了组织关怀和支持。陈建章先生在复审中付出了很多，他特别指出了“这是一部当今少见的奇书”，也许这一评语为此书的面世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责任编辑张卫明老师认真负责，在时间和精力上的付出保证了《说假》的出版。在成稿过程中，翟劲松和欣宇为打印、保管等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在这里，作者一并致谢。
另外，爱妻李秀梅在世时一直盼着《说假》的成书和问世，她的支持和付出永世难忘。《说假》的出版，完成了我纪念爱妻的心愿。
作于退思轩
2007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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