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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仆间，克拉索夫兄弟的外号叫作茨冈的曾祖父是被杜尔诺沃老爷的猎狗咬死的。茨冈夺走了主人的，也就是杜尔诺沃的情妇。杜尔诺沃吩咐把他押到杜尔诺夫卡村外的土岗上，接着向带来的一群猎狗喝一声：“上！”坐在地上的茨冈愣了一下，拔腿便跑，但跑是跑不了的。

    克拉索夫兄弟的祖父领到解放证后搬家去了城里，不久名扬四方，成了尽人皆知的赫赫大盗。他在黑窝村租间破屋住，让婆子织花边卖钱，自己跟一个名叫白蹄子的小市民在省里出没，打劫教堂。他被捕时的表现好一阵子全县均对之津津乐道。据说，当时他身着棉绒大袄，脚蹬山羊皮软靴，一副赖皮相，却又故作恭敬，站在那儿，把干下的事无论巨细一概招认：

    “是的，老爷。是的，老爷。”

    而克拉索夫兄弟的父亲曾当过小贩，在县里走乡串户。有一时期他就住在本乡杜尔诺夫卡，开了个小店，但买卖亏本后，酗起酒来，回县城后未几就去世了。他的两个儿子，吉洪和库兹马，当过几家铺子里的学徒，后来做些小本生意，常常赶着大车，车上放口箱子，用凄切的嗓音吆喝：

    “大婶大姐，来货啰！”

    箱子里装有小镜、肥皂、针箍、棉线、头巾布和甜面包圈。平板车上还放着交换来的死猫、鸡蛋、家织麻布、碎布片……这样的货郎生活干了几年，忽然兄弟俩闹别扭，有一次甚至拔刀相向。嗣后，各奔西东，库兹马给一个牲口贩子当雇工去了，吉洪在距杜尔诺夫卡村五俄里的伏尔戈尔火车站附近的公路旁租房开起了酒馆和杂货铺。杂货铺里零售烟糖、茶叶、日用百货。

    吉洪四十来岁胡子就已花白，但还是个英俊模样：高高的个儿，匀称的身材，黧黑的脸蛋上点缀着稀稀落落几颗麻斑，宽肩，精瘦，说话冷峻，动作麻利，只是眉尖常皱到一块儿，眼睛比之以前益发尖利。

    他跟在一班乡警身后，寸步不离。在那肃杀的秋天，正是上门课税的季节，也是大做买卖的好时机。吉洪向地主们放青苗，等于不花钱就租下他们的田地……他和一个哑厨娘同居好久。“这不赖，什么话也不会经她口走漏出去！”她生下一个女儿，可睡觉时女儿被不慎压死了。后来他娶老公爵夫人沙霍娃的中年使女为妻。待结过婚，陪嫁到手，他就“收拾”了破落了的杜尔诺沃家后代——胖胖的、和蔼可亲的、二十五岁便秃了脑门但有一把茶褐色美须的小少爷，把地主庄园搞到了手。庄稼汉们啧啧称奇：现今杜尔诺夫卡村几乎都归了克拉索夫家！

    还使庄稼汉们惊讶的是，偌大家业，他居然忙得过来，除了买卖，几乎每天都去领地转悠，用老鹰般的尖眼盯着每一寸土地……庄稼汉们发出了一阵阵惊叹，都道：

    “好厉害！不过哩，倒是挺会当家！”

    吉洪·伊里奇本人也是这话：

    “过日子可不能大手大脚，给我拉车，就得戴我的笼套。不过咱讲公道，老弟，我是俄罗斯人，你的，我不白要，我的，哪怕一块破布也不白给。不，我可不讲情面！”

    他妻子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走路脚尖朝里，像鸭子蹒跚，不断地怀孕，不过生下来的个个是死的女胎。她脸肿皮黄，一头淡黄稀发）听了叹道：

    “唉，我看你也太实心眼儿了！你跟手下的笨蛋何必多啰唆？你开导他，他反觉不是滋味。瞧他那神气样儿，就像埃米尔布拉国王[1]！”

    店的一侧是公路，另一侧朝车站，正门对粮仓。秋天，门外不断响着嘎吱嘎吱的车轮声，像呜咽，那是南来北往的运粮大车打从这里拐弯。几乎每分钟，不是酒馆门便是杂货铺门便吱呀吱呀地打开。酒馆由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单独经营。杂货铺呢，里面又黑又脏，弥漫着肥皂、青鱼、马合烟、薄荷饼干和煤油味儿。酒馆里常听到如下谈话：

    “哎呀，你的烧酒真带劲，彼得罗芙娜，妈的，直往脑门子里冲！”

    “那是你嘴巴甜，亲爱的。”

    “莫不是在酒里下了鼻烟？”

    “你原来是不晓事的大笨蛋！”

    杂货铺里人更多。

    “伊里奇，称我一磅火腿，可有？”

    “火腿有的是，有的是，而且，谢谢上帝，都是今年进的货。”

    “什么价？”

    “便宜得很。”

    “掌柜的，有上好的煤焦油吗？”

    “我那煤焦油呀，亲爱的，连你爷爷办喜事的时候也未有过。”

    “什么价？”

    生儿育女没了指望，又眼看几家酒馆相继歇业，这在吉洪·伊里奇生活中是两件大事。当确切知道当不成父亲时，他一下老了许多。起初他还开玩笑：

    “不，我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对熟人说，“没有子孙，枉做一辈子人，好比漏种了一块地……”

    其后，他常常心惊肉跳：咋回事？一个老婆把孩子压死了，另一个呢，老生死胎。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最后一次怀孕的时候日子特别不好过，吉洪·伊里奇坐立不安，动不动就恼火。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可怜地哭着，夜里，见丈夫睡着了，悄悄下床，困难地跪到地上，对着长明灯前的圣像做祈祷，然后像老年人般费力站起来。吉洪·伊里奇不敢对自己承认，他从小就不喜欢长明灯，不喜欢这幽幽的教堂之光。因为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十一月的夜晚，在黑窝子村倾斜欲倒的小屋里也点着这样的长明灯，半明不亮，令人忧伤。长明灯吊链投下昏暗的阴影，周围死一般寂静。他父亲纹丝不动地躺在圣像下面的长板凳上，闭着眼，尖鼻子朝上，姜黄色的双手交叉搁在胸脯上。而他一侧，用破红布挡住的小窗子外面，有的在哭喊，有的在唱歌，手风琴不入调地拉着——在给入伍者送行……现在，家里长明灯是经常点着的了。

    从弗拉基米尔来的几个小贩在客店的院子里喂过马，于是家中出现了一本《全新卦卜大全——纸牌、豆子、咖啡粒简易占卜法》。有时，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晚上戴起眼镜，用蜡油揉成小球占卜，吉洪·伊里奇则不时从旁用眼瞟她。可答案往往不是凶多吉少，就是荒诞不经、胡说八道。

    “我丈夫爱我吗？”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问。

    签子回答：

    “像狗爱棍棒。”

    “我会有几个孩子？”

    “命运注定你死，稗草必除。”

    这时吉洪·伊里奇说：

    “让我试试……”

    他卜的是：

    “我要不要跟那人打官司？”

    可得到的回答令人莫名其妙：

    “数数嘴里有多少牙齿。”

    有一回，吉洪·伊里奇顺道瞧一眼空空的厨房，见他妻子正依偎在厨娘的孩子身边，一只麻花鸡雏叽叽叫着在窗台上啄食玻璃上的苍蝇，她则坐在板床上，晃着摇篮，用可怜的颤抖的声音唱着古老的摇篮曲：

    我的宝宝睡哪？

    他的睡床在哪？

    他睡高高的阁楼，睡的是张描花摇篮。

    请别打扰我们，请别敲阁楼门。

    他睡啦，睡得正香，放下了花府绸蚊帐。

    吉洪·伊里奇陡然变色。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看到他时并未惭愧，也未惧怕，只是哭了起来，泪汪汪地说：

    “看在基督面上，领我朝圣一趟吧……”

    吉洪·伊里奇真的领她去了一趟扎顿斯克。不过他在途中想，他准要受到上帝惩罚。惩罚他整日忙于世俗事务，只在复活节方去教堂，而且亵渎的念头还不时钻进他头脑：那些圣徒的父母不也长久没有孩子吗？这怪念当然不能说明他不聪明，他早就发现他身边还有个人比他更蠢。出行前他收到从圣阿丰山写来的信：“对上帝最最虔诚的善人吉洪·伊里奇，愿上帝赐你安宁和得救，愿万人赞颂的圣母使你免遭她在圣阿丰山的尘世之苦。我有幸获悉你乐善好施，慷慨资助兴建圣殿。敝院年久失修，已经破败不堪……”于是，吉洪·伊里奇寄去十卢布作为修缮僧舍之用。他早已不再那么天真，阿丰山上许多房屋都已破败，他怎会相信真能因区区捐款而传世扬名，不过他还是寄了钱。捐了钱，并未因此得到善报，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最后一次怀孕像遭了大难：生下最后一个死胎之前刚睡着，骤地全身哆嗦，又哼又叫……据她自己说，做了个既叫人高兴又叫人害怕的梦，先是见穿金缕衣的圣母沿田野向她走来，天乐越来越响，不料忽地从床下钻出一个小鬼（暗中虽看不分明，但她心灵深处的眼睛看得一清二楚），这小鬼还神气十足地吹口琴呢！其实睡在谷仓屋檐下风凉处比睡在室内的羽毛褥子上还好，不至于做这样的噩梦，不过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担心：

    “如若有一群狗来嗅我的脑袋……”

    生儿育女的希望已完全落空。吉洪·伊里奇频频想：“妈的，我忙碌一世究竟是为谁呀？”烧酒收归国家专卖于他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他的手开始颤抖，眉毛病态地忽上忽下，嘴巴也变成歪斜的了，尤其在他说“你瞧着吧”这句口头禅的时候。他依旧打扮入时，脚穿羊皮软靴，身穿斜领绣花衬衫，外面罩件双排扣外套，但他的胡子白了，稀了，乱了……这年夏天，老天像是故意与人作对，干旱，酷热，黑麦没了指望。他总想把一肚子牢骚对上门的顾客一吐为快。

    “咱这铺子就快关门大吉啦！”吉洪·伊里奇提起他的烧酒买卖来一唱三叹似的说，“怎不是呢？专卖了嘛！财政部长想自己揽这生意！”

    “唉，我看你呀，”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怪怨道，“舌头没遮拦。他们会把你充军，充得远远的，连尸首也找不回来……”

    “别吓唬人！”吉洪·伊里奇打断她的话，接着一扬眉毛，“手帕子塞不了所有人的嘴巴。”

    他刻薄地向顾客们啰唆：

    “那黑麦才喜人哩，你瞧就是！即使在夜里，你跨出门槛看那月光下的庄稼地，白茫茫，光秃秃！”

    圣彼得节[2]前，吉洪·伊里奇在城里的集市上过了四昼夜，由于忧心忡忡，由于炎热以及失眠，情绪变得更坏了。往年他喜欢赶集，薄暮时给车轱辘上油，在他和老长工坐的那辆车上铺好干草，备好枕头和厚呢大衣。通常乘夜出发，咿咿呀呀一路走到天明。在车上，先是爽心聊会儿天，抽抽烟，彼此讲些古老可怕的故事，说商人在途中夜宿时怎样被谋杀，之后吉洪·伊里奇就躺下来睡觉，睡梦中依稀听得见过路人断断续续的谈话声音，车子悠悠晃晃像走在下坡路上，面颊在枕上翻来滚去，帽子从头上落进干草，凉气直沁脑门——痛快极了！一觉醒来，太阳还没升起，但已朝霞满天，绿油油的麦地里闪动着粉红色的露珠，远方的白色城郭已隐约可见了！舒舒服服地打个呵欠，朝着传来钟声的远方教堂在胸前画个十字，然后从睡眼惺忪的、被清晨冷气冻白了脸的、已经力乏的老头手中接过缰绳……这一回，吉洪·伊里奇让老长工自己驾驭大车，他独自坐一辆两轮轻便马车。夜，温暖而亮堂，却没有什么值得他高兴的。赶了一夜车只觉得疲惫，集市的、监狱的、医院的灯火打从十里外的草原上便看到了，可他觉得永远都无法接近这遥远的朦胧灯光。而坐落在谢普纳亚广场的客店酷热难当，臭虫密密麻麻，一辆辆大车隆隆地驶进客店的大院石板地，公鸡那么早便打鸣，鸽子咕噜咕噜不歇嘴，洞开的窗子，早早透进的日光，都叫他难以合眼。第二夜他变个法，睡自己的大车，但也睡得很少：帐篷里亮着灯，外面人喧马嘶，人们来来去去。待到黎明，眼皮子刚合上的当儿，监狱和医院的钟声却响了，一头犟牛紧贴他头顶发出可怕的嚎叫……“真是遭罪受！”在那几个白天和夜晚，他不止一次地想。

    牧场上绵延一俄里的集市嘈杂，混乱。孩子们在吹笛子。旋转木马的围栅里在奏进行曲和波尔加舞曲。嘴巴不停的男男女女从早及晚沿着尘土飞扬畜粪斑斑的通道，在大车、帐篷、牛马、临时货棚和散发着一股子油腻味的食品摊之间熙来攘往。数不清的投机贩扯起大嗓门讲价钱。残疾人排成一条龙，唱着难听的歌。县警察局长的三驾马车响着小铃铛从人群中缓缓而过，他的车夫神气地穿件棉绒坎肩，戴一顶插有孔雀翎的帽子……找吉洪·伊里奇看货的主顾很多，有脸色灰黑透青的茨冈人，有身穿帆布长袍、脚蹬坍后跟皮靴的红头发波兰犹太人，有穿带褶上衣、戴遮檐帽、脸膛晒黑了的小地主。来的还有漂亮的骠骑兵巴赫金公爵和他的英式打扮的夫人，以及老态龙钟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英雄赫沃斯托夫。这位老英雄的身材高大，但瘦骨嶙峋，脸上的黑皱褶粗得吓人，穿一件长长的军服、一条耷拉下来的裤子，脚上套双阔头靴子，头戴有黄箍的大盖帽，头发是染过了的，却在帽檐下面露出两个死灰色鬓角……巴赫金相马时仰起身，两撇胡子间含着矜持的笑，还慢慢悠悠地划动他裹在樱桃色马裤里的一条腿。至于赫沃斯托夫，他走近马，见到马朝他睥睨的火辣辣的眼睛，连忙收住脚，仿佛要跌倒似的。他拾起手杖，用低哑的嗓子三番五次问，从这声音里听不出他是否真的想要买下。

    “讨什么价？”

    谁问，都得回答。吉洪·伊里奇不得不咬紧牙关答复，但开出的马价吓得各个买主空手而去。

    他晒黑了，脸色枯槁，沾满灰土。他心里烦闷，全身无力，犯起了胃病，一阵疼似一阵，只得去医院求治。可他在医院回音很响的走廊里干坐了两小时，闻够讨厌的碳酸味儿，觉得自己不再是吉洪·伊里奇，倒像在主子或上司家过道里等候差遣的下人。医生有着如同教堂执事般红红的脸，淡蓝色眼瞳，身穿窄小的、有铜臭味的礼服。当医生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把冰凉耳朵贴到他胸上的时候，他忙说：“胃几乎不疼了。”只因惧怕真有病，他方服下一剂蓖麻油。回到市场，他饮了杯加胡椒面和盐的白酒，接着便啃起香肠和粗面包，喝茶、喝生水、喝酸汤。喝了这么多汤水还解不了渴，几个熟人邀他去“喝杯啤酒润喉”，他去了。后来碰上克瓦斯小贩在叫卖：

    “汽冲鼻子的克瓦斯！一戈比一杯，汽水也抵它不上！”

    他叫住了克瓦斯小贩。

    “卖冰淇淋啰！”穿红衬衫的、秃头冒汗的大肚子老汉在旁喊叫。

    他又用骨匙吃了一份冰淇淋，凉得太阳穴在过电。

    集市散了。经车轮碾压和人畜践踏的牧场尘埃飞扬，遍地垃圾和畜粪。但吉洪·伊里奇像跟人赌气似的，仍顶着炎热坐在大车上守他没有卖出的马匹。上帝啊，这是多么好的地方！黑土有一俄尺半厚，多肥！但是过不了五年就要闹一次饥荒。这个城市的粮食买卖在全俄享有盛名，可全城真能吃饱肚子的只百来个人。集市上是个什么样儿呢？乞丐、傻瓜、瞎子、瘸腿满满当当可以编个团队，多得叫人看了心里发毛，想吐。

    次日，阳光灿烂，天气炎热。吉洪·伊里奇一早沿着古道往回走，出了城区和市场，经过一道被皮革厂弄得水发酸臭的小河，接着便上坡，过黑窝子村。在市场上，他跟他弟弟曾一块儿当过马托林商铺的伙计，眼下市场上的人见了他还向他打躬问好。黑窝子村是他童年时的住处，他记得在这半山坡上原是一个个土坯房，屋面半腐、发黑，处处晒着当柴烧的牛粪块，散落着垃圾、炉灰、破烂……如今，吉洪·伊里奇出生和生活的那间土屋连影儿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幢新木房，在它入口处挂了块铁锈招牌：“在教成衣匠索博列夫”。黑窝子村其他一切照旧。门槛旁猪呀、鸡呀在转悠。村前仍挑着这根高高的杆子，杆子上挂着羊角。花边女工们的白净脸蛋隔着花盆在往外瞧。赤脚男孩挂个肚兜儿，在放拖树皮尾巴的风筝。文静的淡黄眉小妞们在墙边玩她们最爱玩的游戏——葬娃娃……在半坡的一块平地上，吉洪·伊里奇对着墓场画了个十字。墓场中有个四四方方的围栏，栏里的老山杨树下本是爱钱如命的财主济科夫的可怕坟坑，死者刚沉底，填土时坑就陷下去了。他想了想，掉转马头，驶向墓地大门。

    白色大门旁坐着一个老妪，像童话中的老婆子那样瘪嘴、尖鼻子，戴副老花镜。她是墓场附近孤老院中的一个老寡妇。

    “你好，老奶奶，”吉洪·伊里奇将马拴到大门一旁的木柱上，说，“能给我照应一会儿马吗？”

    老妪起身深深一躬，嚅动嘴巴：

    “行呀，老爷。”

    吉洪·伊里奇脱下帽，抬眼冲大门上首的圣母升天图画了个十字，忽又问：

    “如今你们人很多吧？”

    “老婆子共有十二个呢，老爷。”

    “那就免不了拌嘴？”

    “拌嘴是常有的事，老爷……”

    吉洪·伊里奇穿过林木和坟上的十字架，沿林荫道朝古老的木教堂信步走去。在集市上他修剪了头发和胡子，因此显得年轻许多，病后体躯也清瘦了些，加上他那晒黑了的皮肤（只在剃去鬓发的三角太阳穴留下苍白），他对童年、青年时代的回忆，他身上这件新帆布褂，也使他增了若干生气。他边走边左右瞧……人的一生何其短暂而徒劳无益，而他周围这块圈起的乡村墓地在阳光下又何其安宁、寂静！阵阵热风拂过耸入晴空的稀疏树梢，在墓碑下投下它们摇曳的淡淡阴影。待风止树静，热辣辣的太阳又直射到花儿草儿上，树丛里的小鸟又唱起了甜甜的歌，粉蝶乏乏地驻留在晒热的小径上……吉洪·伊里奇在一个十字架上读到：

    死神可怕，索命一如收租！

    但他周围景色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走在小径上，他甚至满意地发现坟墓增多了，林立的石碑和铁锈的十字架之间又加入了新墓。“1819年11月7日凌晨五时去世”，这样的墓志铭读来凄然——在一个阴暗的秋天清晨死于一个古老的小小县城并非舒心事。然则在它一旁的树丛里却有一尊白色的天使塑像，天使仰头望天，下面的像座上刻有一行金字：“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3]一块受风雨侵蚀泛起红锈的铁墓碑上能勉强辨认出几行诗句，那诗是纪念某个八级文官的：

    尽忠皇上，施泽亲人，德高望重……吉洪·伊里奇认为这诗纯属一派谎言。但是，哪里能有真理？瞧吧，矮树丛里就遗弃着一块像是肮脏的石蜡做成的颌骨，人的唯一所剩！……任何东西不全都一样？花朵、勋带、十字架、地下的棺木和遗骸统统会腐烂，腐烂，然后化之为无！不过吉洪·伊里奇在路旁又读到另一碑文：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4]

    所有墓志铭均以动人的言语谈到安息，谈及柔情，谈到人世间未曾有过也不会有的爱，谈到待人的忠诚、对上帝的顺从，还寄希望于天国，在那里人得以复活，旧友得以重叙，而这天国和乐土的存在，只在这里方始相信。墓志铭还说，唯死，方有平等，人们像对待亲兄弟那样给死去的乞丐一吻，像对待君王和主教……而在更远的一个墙角里，在昏昏欲睡的接骨木丛中，吉洪·伊里奇看到一处孩子的新坟，十字架上刻有两行诗文：

    树上的叶儿别响动，莫惊动科斯佳的梦！

    他联想及哑厨娘睡觉时压死的孩子，不由得眼泪欲滴。

    有条公路打从墓地边经过，伸向起伏不平的田野，但从没人走，一般人宁走另一条乡村土道。吉洪·伊里奇也走后一条。一辆破旧的出租马车迎面疾驶而来——县里神气活现的马车夫常把马赶得飞快——车中坐个城里来的猎人，他脚跟前躺着花斑猎犬，膝上搁着套了套子的猎枪，脚上呢，用之于沼泽地的高筒皮靴，虽则县里压根儿没有沼泽。吉洪·伊里奇咬牙切齿暗骂：该罚这样的懒鬼去当长工！上午的太阳蒸烤着地上的一切，风是热的，没有一片云的天空像块石板。吉洪·伊里奇不时转脸躲避路上扬起的尘土，睨视那瘦小的、有几处已然枯干的麦子，胸中越来越觉气愤，越觉烦心。路上一群朝香的娘们，个个拄根拐棍，许是被暑热所折磨，乏极了，没精打采地走着，见到吉洪·伊里奇，却又规规矩矩地鞠躬问好。但他认为只是做作。

    “别看她们恭敬如命的样儿，等到歇宿，准像狗似的彼此乱咬！”

    喝得醉醺醺的庄稼汉赶着他们的驽马从集市归来，大车掀起一片灰尘。这些人的头发有的火红，有的灰暗，有的乌黑，人却又一样地颓唐、羸瘦、蓬头垢面。吉洪·伊里奇赶过这些轰隆隆响的大车时摇头暗忖：

    “唉，一帮子该死的穷鬼！”

    一个躺在车上睡觉的汉子，身上的衬衣被撕成了一条条的，仰着沾满血迹的胡子和凝血块的鼻尖，躯体直挺挺的，左右滚动，活像具尸体。另一个汉子追赶被风吹落的帽子，不巧绊了一跤，吉洪·伊里奇幸灾乐祸地挥了一下鞭子。他还遇上一辆装有筛子、铁铲，坐有村妇的大车，这些妇女背朝拉套的马，身子随着大车颠簸。其中一人的头上反戴一顶新买的童帽，另一人在唱歌，第三个打起哈哈，挥着手向吉洪·伊里奇叫喊：

    “大叔，轮销子掉啦！”

    过了关卡，路由此转弯，隆隆大车落到后面了。前面是片辽阔的草原，炎热，宁静。于是他重又觉得世上最最重要的还是“买卖”。唉，到处是穷困！庄稼汉们一无所有，全县的地主庄园衰败到了连一个小钱也掏不出的地步，这里需要精明的当家人……当家人呀！

    车过罗夫诺，那是个大村庄。寒风刮过空荡荡的街道和晒萎了的柳丛，只有些鸡在户旁的灰渣里觅食。光裸裸的牧场上耸立着一幢颜色怪异、建造粗糙的教堂。教堂后面有个用干粪坝拦起的池塘。池水哪是水？是黄汤！牛在水中歇晌，顺便拉屎撒尿，一个赤身露体的汉子却在那里用肥皂洗头。他站在齐腰深的水中，胸前的铜十字架在闪光，颈脖和脸都被晒黑了，唯独身子白得出奇。

    “来，帮我卸下马嚼子。”吉洪·伊里奇把马赶下散发出牲口味的水塘，招呼他道。

    那汉子把肥皂放到牛粪坝上，顶着擦过肥皂的灰不溜丢的脑瓜，害羞地掩着下部，挪过身来执行命令。马贪婪地伸嘴到水里，因池水又热又脏，便又缩了回去。吉洪·伊里奇对马打个呼哨，接着摇头说：

    “瞧这水！难道人就喝这？”

    “敢情你们的水是甜的？”汉子笑呵呵地反问，“一千年来我们喝的就是这样的水。水算得了什么？更糟的是没有粮食……”

    过了罗夫诺村，路左右都是燕麦地。细瘦的燕麦稀稀拉拉，夹杂着众多的矢车菊……快近杜尔诺夫卡时，只见维谢尔基村子旁的一株节节疤疤的爆竹柳上栖满一大群白嘴鸦，全都张着银白色的大嘴。不知为什么，这种鸟独爱往发生火灾的地方飞：两天下来维谢尔基村只剩下个村名和瓦砾间烧黑了的农舍房架，余烬未灭，还冒着青烟，发散出一股焦煳味儿……吉洪·伊里奇骤地大惊：糟了！他的财产一样也没有保过险，可能顷刻之间荡然无存……从圣彼得堡那次难忘的赶集回来之后，吉洪·伊里奇就喝上了老酒，而且经常喝，虽不喝得烂醉如泥，但也喝到脸红红的。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的事业，也不妨碍他的健康。按他的话说：“酒能活血。”如今他常把自己的生活比作苦役、套索、金笼子。但在生活中他迈的步子却更加坚定了，好几年单调生活一成不变，合起来像是一个工作日。后来发生了一件大事——日俄战争和革命，发生得如此突然。他万万没有料到。

    说起战争，起初语带自夸：“你等着瞧吧，老弟，哥萨克会剥下那些黄鬼子的皮的！”但不久换了另外的口气。

    “自己的地还照料不过来呢，”连吉洪·伊里奇也以严厉的主人口吻说，“这哪是打仗，全是瞎胡闹！”

    当俄国军队溃败的消息传进他耳朵时，他幸灾乐祸地嚷嚷说：

    “好呀，这下杀了这班人的威风！”

    革命，流血，初时也使他高兴。

    “把那个部长收拾得真够利索的，”吉洪·伊里奇欣欣然，“连尸骨也没给留下。”

    不过，一谈及土地收归国有，他不由得无名火起：“都是犹太人捣鬼！都是犹太人，还有那些长头发大学生。”使他不明白的只是，好些人都在谈革命，可周围一切还是老样儿，没有变化，太阳照旧升起，黑麦照旧扬花，一辆辆大车驶往车站……使他不明白的还有老百姓都不吭声，即使说话，也是躲躲闪闪。

    “现在百姓学乖了，有什么话都藏在肚子里。”吉洪·伊里奇说。

    他忘了“犹太鬼”，又道：

    “撤换政府啦，平分土地啦，唱的这些戏文一点不复杂，连孩子也懂，就是说，为谁当牛当马，一清二楚，当然，只是不吭声罢了。不过要注意，不能让他们真的吭声，不能让他们嚣张！一不小心，挣脱皮颈套，使起性子来，会把整套马具砸得粉碎。”

    当他读到或是听到消息，说私人拥有五百俄亩以上的土地将被没收时，他也成了“赞成派”，甚至还跟农民争辩起来。有一回，某个庄户人在铺子跟前说：

    “不，伊里奇，别说这话。出个公道价钱，买下来，这还讲得过去。若照你说的那样白拿，那就不对了……”

    天气燥热。堆在院子对面谷仓旁的松木板散发着闷香味。能听到林子后面的车站那儿货车机头在咝咝喷气。吉洪·伊里奇站在门前，不戴帽，狡黠地笑着答道：

    “哦，万一这私有田产拥有者不是会过日子的人，是懒汉，咋办？”

    “你指谁？老爷吗？那就是另一码事了。把他的五脏六腑全给拿掉也不过分。”

    “是呀，我就是这话！”

    可是，当传来另外的消息，说少于五百俄亩的土地也得充公，他立刻张皇，不对劲儿，家中件件事都惹他恼火。

    手下叶戈尔卡拿着面粉口袋去铺子外面抖搂粉尘，这人的长相也使得吉洪·伊里奇看不顺眼。为啥傻瓜的头发都那么的密？额头凹进去，脸像鸡蛋两头小，眼是暴出的金鱼眼，白睫毛上面的眼皮子绷得紧紧的像牛犊！一张大嘴巴就合上眼皮，一合眼皮就张大嘴巴，许是皮肤不够用？他愤然嚷嚷：

    “蠢货！冲着我抖口袋的？”

    他的正屋、杂货铺和过去曾充作酒馆的谷房都在一个房架、一个铁皮房顶，另外的草顶牲口棚从三面包围住这幢房屋，因此形成了个方方正正的生活方便的小天地。屋门前，沿路是排粮仓。往右通车站，往左通公路。公路过去有片白桦林子，吉洪·伊里奇心烦时便上公路溜达。公路像条带子，经过一道道山口，延伸入平野，直到远方的岗亭那儿方又上坡，与一条自东南方来的铁轨交叉。若碰上由杜尔诺夫卡村来的人——当然，是指那种有能耐、会算计的人，例如雅科夫，大伙儿尊称他雅科夫·米克季奇，因为他“富”，且贪得无厌——吉洪·伊里奇就会叫住他。

    “给自己买顶遮檐帽也不是买不起呀！”他语带讥嘲。

    雅科夫戴顶便帽，上穿麻布衬衣，下穿又短又沉的裤子，打赤脚，端坐在大车车把上。他提了提缰绳，让他那匹喂得饱饱的牝马站住。

    “你好，吉洪·伊里奇！”他矜持地回礼道。

    “你好。我说呀，你这便帽，早该拿去当乌鸦窝啦！”

    雅科夫带着狡猾的笑，下车点点头说：

    “那……咋说呢？……买新的敢情好，但力不从心。”

    “瞧你说的！谁不知道你装穷！女儿嫁了人，儿子娶了亲，口袋里有的是钱……你还希望上帝给啥？”

    这话说进了雅科夫的心坎，不过他更加矜持了。

    “哦，上帝啊！”他叹口气，颤抖着声音说，“钱嘛……比方说，我就没有开店铺的钱……若提我那小子……你道怎样？让人不顺心，一百个不顺心！”

    雅科夫如同许多庄稼人那样容易动气，尤其在谈及他家务事的时候。但他不轻露声色，就说这会儿，也不让人看出他心底的不愉快，虽然气得说话断断续续，声音打战。吉洪·伊里奇存心叫他丧气，便故作关心地问：

    “不顺心？咋不顺心？为了儿媳妇？”

    雅科夫环顾一下四周，用指甲抓着胸脯说：

    “为了儿媳妇。但愿这臭婆娘得急惊风死掉！……”

    “儿子吃醋了？”

    “是呀……把我当成爬灰的了……”

    雅科夫滴溜起眼，又道：

    “她成天向男人告状不算，还想毒死我哩。有一回，我怄了气……想抽支烟解闷……你瞧她怎么的？她卷了根纸烟，塞我枕头底下……若不是我发现，那就真被蒙了！”

    “哪样的纸烟？”

    “把死人骨捣碎，充作烟丝……”

    “你那儿子确也傻气。该照俄罗斯人的规矩好好教训婆娘一顿！”

    “哪能呢！……儿子反而扑到我胸上，叫我没法施展拳脚。揪他头发吗？他头发是剪短了的。揪他衫子的衣扣？扯破衫子可惜。”

    吉洪·伊里奇摇摇头，沉默了一小会儿，最后打定主意问：

    “你们那儿怎样？大家等着造反不是？”

    雅科夫立刻又不露声色了，笑笑把手一挥：

    “谈什么造反！咱这些百姓都是老实巴交的……”

    他又收了收缰绳，仿佛马没有站住。

    “那干吗星期天开大会？”吉洪·伊里奇进一步探询。

    “开大会？鬼知道！扯了一通，比方说……”

    “知道，扯的没啥好事！”

    “既然知道，我也不隐瞒……他们议论才出的告示……似乎真有那么个告示：不能按原来价给东家干活……”

    小小的杜尔诺夫卡要坏他的事业，想起来老大不甘心。杜尔诺夫卡总共不过三十来家农户，坐落在贫瘠的土坡上，与另一边的地主小庄园隔沟相望。这么个小不点儿的村子居然也在盼什么“告示”……啊，若能搬来一队哥萨克兵，带上他们的马鞭子，那才叫痛快！

    但农户所盼的“告示”果真下来了。在另一个星期天，闻说杜尔诺夫卡在开会制订进攻庄园计划，吉洪·伊里奇听了大怒，他目露凶光，怀着不寻常的狠劲儿吩咐套马，赶去杀他们的“威风”。几分钟后他已乘着套上小公马的双轮轻便马车驰骋在去杜尔诺夫卡的路上了。

    白天下过雨，这会儿灰蒙蒙的云块被躲在后面的太阳一照，成了深红色的，白桦林棵棵树干也给染成了大红，在一片洗过的青绿田野中，村路绛紫色的泥浆特别显眼。小公马扣有鞧带的两条后腿已磨出粉红色沫子了，但吉洪·伊里奇还是不断地抖动缰绳催马快奔。越过与铁道交叉处，他掉头向右，折往田间小路。霎时间他看到了杜尔诺夫卡，不由得怀疑造反的消息是否正确。周围非常安静，傍晚的云雀悠然啁啾，空气中飘浮着湿润的泥土味和野花香……但他的目光落到了庄园旁开满木香犀的休闲地上：农民的畜群在那儿放牧，就是说，真的开始造反了。吉洪·伊里奇抖动马缰，飞驰过牧群和牛蒡、荨麻草间的烘谷棚以及麻雀叽喳的果园、马厩、下房，然后冲进了院子……结果却怪，在暮色苍茫的野地里，吉洪·伊里奇怀着一肚子愤懑、委屈和害怕独坐在他的轻便马车上，心怦怦跳，手索索抖，脸发烧，听觉像野兽一样灵敏，倾听从杜尔诺夫卡传来的人声。他回想刚才的情景，好大一群人，一看到他立刻越过山沟冲向庄园，又骂又嚷地在台阶旁把他包围。他手中只有一条鞭子，便挥舞这条马鞭忽进忽退，绝望地跟大伙儿拼杀。可手拿棍子向他进攻的马具匠比他更厉害。此人一张凶神恶煞的脸，身强力壮，挺胸凸肚，鼻子尖尖的，脚蹬皮靴，身穿棉布衫子，代表众人高声吼叫，说是出了告示，“要把这事了结”，全省同一天同一时辰了结，把外地雇工从地主农庄赶走，换上当地的，干一天给一卢布。吉洪·伊里奇企图压过他的声音：

    “哈，原来你这无赖，跟那伙搞宣传的学样儿，如今也学会了一手？”

    马具匠接过话头，当即还嘴。

    “你才是无赖！”他喊得脸红脖子粗，“你，老混蛋，难道我不知道你有多少地？你说呀，老剥皮！二百？可我的地只抵上你的台阶大。为啥？你是什么人？我问你，你是什么人？

    从哪个娘胎生的？”

    “好，你等着瞧吧，米季卡！”最后吉洪·伊里奇无奈地说，昏昏然冲出人墙，向轻便马车奔去，“你等着瞧吧！”

    可谁也没有怕他的威胁，冲他后背发出了骂声、吼声和口哨声……他围着庄园打转，倾听里面的动静，后来赶车上路，到与铁路的交叉口方停下来，面朝车站那面的晚霞歇了口气。

    四周静悄悄，空气暖和而潮湿，天色已然昏暗——天边虽还留有残霞，但平展展的田野已黑得像深渊了。

    “该死的畜生，站住！”吉洪·伊里奇向刚想抬腿起步的小公马喝道，“给我站住！”

    从远处传来说话和叫喊的声音，其中两次去顿巴斯煤矿干活的万卡·克拉斯内的嗓门尤其大。而后，庄园上空突然腾起暗红色烟柱。庄稼汉纵火焚烧了果园里的窝棚，承租果园的城里人逃跑时把手枪忘在窝棚里了，现在叫火烧得子弹噼噼啪啪开了花……事后得知，真发生了这样的奇迹：在同一天里，几乎全县农民都参加了造反作乱。城里的旅馆好长一个时期家家客满，都被来城寻求当局保护的地主占了。事后，吉洪·伊里奇每想起来不由得又恼又羞，因为他也上城求助过。他恼，还因为县里农民嚷嚷了一阵子，纵火焚烧和破坏了几个庄园之后，也就平静了下来，不久，马具匠像没事人似的重又来到伏尔格尔他的杂货铺，一进门，便彬彬有礼地脱下帽子，似乎没有发现吉洪·伊里奇见到他时脸为之一沉。但仍有传闻，说杜尔诺夫卡的农民想要打死吉洪·伊里奇，因此他每次从杜尔诺夫卡回来总怕路上天黑下来，不得不在马裤袋里藏支沉甸甸的手枪，他还发誓要找一个夜晚把杜尔诺夫卡烧成灰烬，在水塘投毒……传闻后来自消自灭，不过吉洪·伊里奇已下决心甩掉杜尔诺夫卡：“存在奶奶那里的钱不能作数，揣在自己怀里的方算是真。”

    这一年，吉洪·伊里奇已经五十岁，可想当父亲的心愿并未因此作罢，由此他跟罗季卡发生了冲突。

    雅科夫·罗季卡是个身材细长、老皱着眉的年轻小伙，两年前从马里杨诺夫卡来到他鳏居的哥哥费多特处，结了婚，埋葬了在婚宴上酗酒身亡的哥哥，便参军去了。新媳妇自此来庄园打短工。她皮肤细嫩，脸上常带淡淡的红晕，睫毛低垂，这垂睫使得吉洪·伊里奇神魂颠倒。杜尔诺夫卡的农家女一出嫁，就把两条辫儿盘到头顶上，用块头巾包住，使旁人看来，像是长出一对奇特的犄角。她们穿镶金银边饰的方格子布衫，外罩类似无袖长衫的白围裙，脚穿树皮鞋。而如此打扮的新媳妇——人们这样称她已成习惯——显得特美。一次傍晚，新娘在昏暗的烘谷棚里独自打扫麦穗，吉洪·伊里奇见周围无人，迅速上前对她说：

    “我给你买半高筒靴子、绸衫裙……二十五卢布的工钱也舍得给你。”

    新媳妇死不作声。

    “你听见了吗？”吉洪·伊里奇压低声音问。

    新媳妇呆呆的，低着头，顾自挥动草耙。

    他落了空。未久罗季卡因一只眼致残，从军队提前回来了。那是在杜尔诺夫卡人造反过以后。吉洪·伊里奇当即雇罗季卡夫妇去杜尔诺沃庄园干活，借口“现在没有当兵的办不了事”。圣伊里亚节[5]前，罗季卡进城买新扫帚和铁铲，新媳妇在家擦地板。吉洪·伊里奇跨过水洼进屋，望着趴在地板上的新媳妇那两条溅满脏水的白白的小腿和婚后变得丰腴的身子，骤地一股蛮力和欲念促使他敏捷地朝她走去。新媳妇迅速站起身，仰起通红的恐惧的脸蛋，手里仍捏着破抹布，出声嚷道：

    “好家伙，看我给你涂一脸脏水！”

    热乎乎的脏水、热乎乎的身体、汗水的味儿……吉洪·伊里奇像头野兽，钳住新媳妇的手，抖落她手中的抹布，抱住她的腰，搂她到怀里。搂得如此紧，乃至骨头咯咯响。接着抱她到另一个房间，那儿有床。新媳妇睁大眼，仰起头，已不再挣扎了。

    在这以后，罗季卡见到妻子便想起她和伊里奇合枕睡觉的事，不由得痛苦万分，无论白天或黑夜都死命揍她。吃醋的人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真相的，难以了解，但罗季卡终于知道了。

    他长得精瘦，手像猴臂，长而有力，小脑瓜上一头黑发剪得短短的。他常低头皱眉，用他凹陷下去的亮熠熠的独眼看人，模样儿可怕得很。当兵时他学了几句乌克兰语，若新媳妇敢对他简捷、粗野的话表示反对，他便不紧不慢地拿起皮鞭，带着狞笑走近她，不紧不慢地用乌克兰调门问：

    “你说个啥？”

    接着挥舞起鞭子，直揍得她眼里发黑。

    有一回吉洪·伊里奇恰好撞见他在毒打新媳妇，喝道：

    “你这混蛋在干什么呀？”

    罗季卡不紧不慢地坐到条凳上，朝他只一瞥。

    “你说个啥？”

    吉洪·伊里奇赶紧砰的一声带上门，走开了。

    他头脑里浮现出了野蛮的想法：让罗季卡在什么地方被房屋或者土坯压死……但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吉洪·伊里奇曾寄以莫大希望的事终成泡影——新媳妇没有怀孕！既然如此，何必继续玩火？应该摆脱掉罗季卡，尽早把他撵走。

    不过，叫谁来顶替呢？

    机会来了。吉洪·伊里奇重又与他兄弟和好并说服了他，由他经管杜尔诺沃庄园。

    吉洪·伊里奇从城里的熟人那儿意外地获悉，库兹马在地主卡萨特金家当过好长时期的总管。更令他吃惊的是，他成了“作家”。是的，似乎他真还出了本小小的诗集，书背后还有“作家文库”的字样。

    “好——哇！”吉洪·伊里奇听罢慢腾腾说道，“他，库兹马，倒也活得不赖。敢请教，书上当真这么写：库兹马·克拉索夫诗集？”

    “一点儿不假。”那个熟人毫不犹豫地回答，虽然他一如城里许多人认为库兹马的诗是从别的书或杂志上“扒”下来的。

    于是吉洪·伊里奇在达耶夫酒馆当场给他兄弟写了张直截了当的便条，说是他俩年事渐老，该重修旧好啦。第二天俩人便在达耶夫处言和并进行了一次事务性交谈。

    早晨，餐馆里没有顾客。太阳穿过蒙灰窗户照耀着还没干透的红台布。刚用麸皮擦过的黑地板有股马厩味儿，这味儿也出自白衣白裤的跑堂身上。金丝雀——这金丝雀不像是真的，倒像是上了发条的玩具——正在大笼子里展喉啼啭。吉洪·伊里奇带着一脸紧张而又严肃的神色刚刚坐下要了两份茶，耳畔便响起他早就熟悉的声音：

    “你好！”

    库兹马比他更矮，更瘦些，一张清瘦的脸，脸上颧骨突出，灰眉紧锁，眼睛绿莹莹的。他开门见山，直话直说。

    “我得先告诉你，吉洪·伊里奇，”他在吉洪·伊里奇沏茶时当即说道，“我是什么人……”他嘿然一笑，“为了你心中有个谱，是跟谁在打交道……”

    他说起话来一板一眼，挑高眉毛，不断解开又扣上外衣最上面的扣子。此时他扣上扣眼，续道：

    “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吉洪·伊里奇竖起眉尖。

    “别怕，我不搞政治。但我的思想谁也禁止不了，也不会给你添麻烦。我会经管得好好的。不过，说亮话，我不打算扒别人的皮。”

    “现在已不是过去那种年头儿了。”吉洪·伊里奇叹了口气。

    “那样的年头儿没变，要扒皮也可以，不过，这样做不合适。我可以去经管，得闲时就提高自我修养，也就是说，读点儿书。”

    “啊！不过请留意，书读再多，口袋里也多不出钱来，”吉洪·伊里奇又是摇头，又是撇嘴，说，“再说，读书也不是咱们这等人的事。”

    “哦，我可不这么想。”库兹马表示反对，“我呀，哥，怎向你说呢？我是那种奇怪的俄罗斯人。”

    “请留意，我也是俄罗斯人。”吉洪·伊里奇插话。

    “不一样。我不想说我比你强，但，我属另一类。譬如，你为你是俄罗斯人而骄傲，可我，哥哥，远不是个斯拉夫主义者。话不多说，我只一句：看上帝面上，别再夸自己是俄罗斯人了，其实我们是野蛮民族。”

    吉洪·伊里奇皱眉用手指弹着桌子。

    “也许你这话对，”他说，“我们是野蛮民族，没有理性。”

    “正是呀！按说我也见过世面，可见着什么了？哪儿也没有比我们更愚昧、更懒散的人。

    即使他不懒，”库兹马朝他哥哥一瞥，“也是个糊涂蛋。花尽气力要个家，又有什么好结果？”

    “怎说‘有什么好结果’？”吉洪·伊里奇问。

    “搭窝成家，也得先想想。若我成家，就要过人的生活，我要想想，搭窝成家所为何来。”

    库兹马说时还用手指戳戳胸口和额头。

    “咱们想不了这么深，弟弟，”吉洪·伊里奇说，“你去乡下住一阵子，喝一喝没味儿的菜汤，穿一穿粗糙的树皮鞋便能懂得。”

    “树皮鞋！”库兹马语带讥诮，“哥哥，这该死的树皮鞋咱们穿有千年了。怨谁？说是鞑靼人坑害了我们，因为我们年轻。可那边的欧洲人也受过坑害，受过蒙古人的坑害。就说那日耳曼民族，他们的历史也不比咱们的长多少……不过，这已是另外一个话题。”

    “对，”吉洪·伊里奇说，“最好谈咱们的正事。”

    但库兹马顾自说：

    “我可不去教堂……”

    “那么，你是莫罗勘派[6]啰？”吉洪·伊里奇问，一面暗想：“这下我完了，看来非丢掉杜尔诺沃不可！”

    “差不离。”库兹马嘿然一笑，“你是上教堂的吧？其实，你若不是因为恐惧和贫困，早把教堂一股脑儿全忘了。”

    “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吉洪·伊里奇蹙眉回道，“人人都有罪。

    但《圣经》里说，只消叹息一声，罪过便可得到赦免。”

    库兹马摇摇头。

    “老调儿！”他厉声说，“你静下来好生想想，怎能呢？一辈子过的荒唐生活，叹口气就算勾销了，有这道理不？”

    谈话越来越觉得沉重。“他这话也对。”吉洪·伊里奇暗想，两只亮亮的眼瞧定桌子。不过他从来回避关于上帝、关于生命的探讨，于是改口说：

    “谁不愿进天堂？只因有罪，进不去。”

    “是了，是了，”库兹马敲着桌子应道，“这是咱们最最爱说的话，也是最最糟糕的弱点：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哥哥，俄罗斯人普遍就这个德行。现在过着畜生似的生活，将来也照畜生那样过下去。好吧，且谈正事……”

    金丝雀不唱了，馆子里人多了起来，从市场的哪个铺子里却又传来鹌鹑特别清越的鸣叫。

    库兹马一面谈论事务，一面侧耳谛听，有时还低声称赞：“真妙！”待到谈妥，他用手掌一拍桌子，劲道十足地说：

    “好，一言为定，就这样谈妥了！”接着伸手到上衣侧袋里掏出一大沓信件和钞票之类，从中抽出一本薄薄的灰皮子小书，放到他哥哥面前，说：

    “我向你的要求，也向我的弱点让步啦。写得不好，句子没经过仔细推敲，那是在早先写下的……但是没办法，拿去收着吧。”

    吉洪·伊里奇又一次感到激动：书的作者是他的亲弟弟，灰皮子封面上明明写着《库·伊·克拉索夫诗集》！他把手里的书翻了翻，胆怯地说：

    “能不能念几首给我听听，啊？请念上三四首吧！”

    库兹马低头戴上夹鼻镜，把书举得远远的，透过镜片读了起来。像一般自学成才的那样，诗行大都属于模仿，模仿科里佐夫、尼基金[7]：倾诉厄运和穷困，呐喊“阴霾的天气即将过去”[8]。但他的脸颊上渐渐升起了红晕，声音开始颤抖，连吉洪·伊里奇的眼睛也激动得熠熠发亮。诗好或是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诗的是他的亲弟弟，一个身上散发着马合烟和旧靴子气味的普通百姓。

    当库兹马摘去眼镜，低头沉默下来时，他启口道：

    “库兹马·伊里奇，可我们只唱一首歌……”接着痛苦地撇撇嘴，“只唱一首歌：什么价？什么货？”

    不过，他把弟弟派到杜尔诺沃庄园后这歌唱得更来劲了。在把杜尔诺沃交到弟弟手里之前，他借口新轭索被狗啃坏，找罗季卡的碴儿，把罗季卡辞退了。罗季卡冷冷一笑，满不在乎地回小屋取他的东西。新媳妇听到辞退罗季卡的消息似乎也不着急。她和吉洪·伊里奇分手后重又默默的，一声不发，也不看他的眼睛。过了半个钟点，罗季卡收拾完行李，却又和她一同前来请求留下。新媳妇站在门下脸色苍白，垂着泪湿的眼睑默不作声，而罗季卡俯首揉他手中的帽子，令人讨厌地扭曲着脸，似乎也要哭出来。坐在那里正打算盘的吉洪·伊里奇动了动眉梢，只在一件事上开恩：没为新轭索扣他的工钱。

    现在吉洪·伊里奇行事坚定果敢。辞去了罗季卡，把事务交给了弟弟，他觉得一切称心如意。“我弟弟是个不大中用的人，但先凑合着吧。”他回到伏尔戈尔，一刻不停地忙了10月整整一个月。10月的天气像为了凑趣，一直晴朗。然而骤地天变了色，刮起了暴风雨，杜尔诺夫卡出了意想不到的事。

    10月里罗季卡去铁路上干活，新媳妇也没在家闲着，或是到庄园的花园打个零工，挣个十五或二十戈比。她的举动挺怪：在家不说话，或是哭，可到了果园一反常态，笑哈哈的，和科扎合起来唱歌。科扎是个漂亮却头脑简单的小姑娘，像埃及女人，跟租下这果园的一个城里人通奸。不知为什么新媳妇偏跟科扎要好，给那城里人的弟弟，厚颜无耻的小伙暗送秋波，并用歌声暗示她在害相思。他们之间是否有勾搭，外人无从得知，但结果惹出了大乱子。

    喀山圣母节前，哥俩回城的前一夜，在他们的小窝棚里举办“晚会”，邀科扎和新媳妇玩了整整一通宵。他俩各拉一架手风琴，请两位女友吃薄荷饼，喝茶，喝白酒。到了黎明，哥俩套好马车准备上路的当儿，突然嘻嘻笑着把酒醉的新媳妇按倒，捆了她的双手，把她里外的裙子统统撩到头顶上，缠成一团，用绦带扎住。吓坏了的科扎连忙逃跑，躲进湿漉漉的草丛，哥俩乘大车去远了，科扎从草丛里张望，但见新媳妇被挂在树上，裸着下身。那是个凄惨的、雾蒙蒙的清晨，果园里细雨淅沥。科扎眼泪扑簌簌往下掉，抖得上牙碰不到下牙。她解救下新媳妇，赌咒发誓说，如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定叫五雷轰。但是啊，没过一星期，新媳妇的丑闻便在杜尔诺夫卡传开了。

    流言当然无从查对，谁也没有眼见，许是科扎胡诌，可是由流言引起的议论却没完没了，因而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等罗季卡回来整治他的老婆。吉洪·伊里奇从他帮工们的嘴里得悉果园里发生的事，不由得一反常规，冷冷的心异常地激动——须知会闹出人命案的呀！结果出人意料：米哈伊尔节前一天，罗季卡回家“换件衬衫”，突然“闹肚子”死了。是凶杀？是真闹肚子死的？杜尔诺夫卡村民莫衷一是。消息传到伏尔戈尔已然天晚，吉洪·伊里奇当即吩咐套车，冒雨摸黑去见他弟弟。

    兄弟见面，茶喝罢又喝了瓶酒，吉洪·伊里奇对他弟弟忏悔道：

    “我有罪呀！弟弟，我有罪呀！”

    库兹马听完好久没作声，只是在房中来回踱步，绞着手指头，绞得节骨眼咯咯响，最后冷不丁地说：

    “你想想，还有比我们的人民更残酷的吗？市里的小偷偷了摊上一块只值几个小钱的饼，摊主们便一窝蜂去追，追上了，逼小偷吞肥皂块。一旦失火或者发生斗殴，全城人便赶去看热闹，若火很快被扑灭或斗殴很快结束，他们反而摇头叹息：怎么这么快就完了，多可惜！

    逢到有谁往死里打自己的老婆，狠命揍一个孩子，或者捉弄一个孩子的时候，你没见到那种心满意足、乐不可支的样儿！”

    “说到无赖，”吉洪·伊里奇激烈地打断他的话，“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少不了。”

    “是啊，你自己不也运来个……这傻瓜名叫什么来着？”

    “是鸭子脑袋莫佳？”吉洪·伊里奇问。

    “对，是他……你不是弄他来逗乐的吗？”

    吉洪·伊里奇嘿然一笑，确有那么回事。有次把莫佳放在糖箱里交火车托运，站长是他的熟人，也就允许了。箱上还贴有“小心白痴”的标签。

    “人们竟然叫一些白痴手淫以此取乐，”库兹马语带苦涩，“他们往穷新娘的大门上涂煤焦油，唆使狗去咬乞丐，拿石弹子打屋面上的鸽子！须知吃鸽子肉是大大的罪过，圣灵就附在鸽子身上的呀！”

    茶炊早就凉了，蜡烛挂满烛泪，房里烟雾腾腾，漱口缸里泡满发臭的烟蒂。窗上角马口铁管子的风门是打开了的，气流在里面打旋，不时发出尖厉的呼啸或寂寞的哀号。“就同乡公所里一样。”吉洪·伊里奇心中想。烟气那么重，即使有十个通风口也不管用。而屋面上夜雨淅沥不停。库兹马钟摆似的从一个墙角踱到另一个墙角，嘴则不停地说：

    “是呀，还说俄罗斯人好，说俄罗斯人善良哩！你读一读历史，准叫你毛发倒竖！兄弟、亲家、父子间彼此不是欺诈便是残杀，不是残杀便是欺诈。民间壮士歌也挺有意思：‘撕开他白白的胸膛’‘把他肚肠抛置地上’……那伊利亚怎么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的？‘踩住她的左脚，揪住她的右腿’……那歌谣呢？千篇一律：后娘‘凶恶又贪婪’；公公‘暴戾好找碴’，‘坐在堂上活像索子拴着的老公狗’；婆婆‘凶神恶煞’，‘坐在炕上像绳子拴着的老母狗’；大小姑子必然‘跟在后面汪汪，专事挑拨离间’，是‘小狗崽’；大小叔子‘好恶毒地嘲讽人’；丈夫‘不是傻瓜就是酒鬼’，‘照公公吩咐揍起老婆往死里揍，扒皮扒到脚后跟’；而媳妇得给公公‘洗地板擦门槛，熬菜汤烤馅饼’，对待丈夫的亲昵话是‘醒醒，讨厌家伙快起床，给你这泔脚水快去洗个脸，给你这包脚布擦干脸蛋，给你这腰带拿去上吊’……吉洪·伊里奇，能有比咱们这些俏皮话更粗野的吗？谚语又是怎样的呢？

    ‘死掉一个不要紧，自有两个活的来’‘愚笨比盗窃更有害’……”

    “照你的话说来，当个要饭的日子反好过？”吉洪·伊里奇讥嘲地问。

    不料库兹马高兴地接过话头：

    “对，对！全世界没有比咱更穷的，但没有像咱那样瞧不起穷人的。骂人用什么字眼最狠毒？骂他穷！‘你这穷小子，没吃的了……’给你举个例，就说杰尼斯卡，谢雷的儿子，那个靴匠，前两天对我说……”

    “且慢，”吉洪·伊里奇打断他的话，“眼下谢雷本人怎么样了？”

    “杰尼斯卡说，就快饿死啦。”

    “这坏蛋！”吉洪·伊里奇毫不迟疑地说，“你别在我面前给他唱赞歌。”

    “我才不来称赞他呢，”库兹马生气地答道，“你最好听听杰尼斯卡的事儿。有回子他向我说：‘闹饥荒那年我们这些帮工有时去黑窝子村游逛。那儿的娼妓多得没法数，个个饿成了皮包骨。给她半磅面包，她在你身子底下即刻把这面包吃个精光……真笑死人！……’请注意那句话：‘真笑死人！’”库兹马正言道。

    “得啦，看上帝分上，”吉洪又一次打断他的话，“还是让我说那正事吧。”

    库兹马接口道：

    “好，你说吧。其实有啥多说的？你咋办？啥也不用去张罗，给点儿钱就行。你想想，生炉子没柴火，要吃没吃的，要埋死人埋不了！以后呢，把她再雇过来，给我当名厨娘……”

    吉洪·伊里奇回家时已经天明。那是个冷飕飕的多雾的早晨，湿润的打谷场上还留着烟尘味儿，村里的公鸡在懒洋洋地啼鸣，几只狗仍在台阶上睡觉，一只老火鸡蹲在黄叶凋零的苹果树枝丫上打盹，田野里两步外不见一物，只有风在驱赶灰茫茫的浓雾。吉洪·伊里奇没有睡意，但又觉得周身困乏，所以像通常那样催马快跑。这是匹枣红马，尾巴给扎住了，通体湿漉漉，因而显得更瘦、更黑、更俊。吉洪背过脸去避开迎面风，竖起对襟袍右边的衣领，从湿淋淋的眼睫毛底下瞅着湿衣领上一颗颗银色雨珠，瞅着飞快转动的车轮裹上了一层越来越厚的黑泥，泥水像喷泉一样飞溅而来，他靴筒上已沾满泥水，瞅着奔跑的马腿和被湿雾打得垂下的马耳朵……当他带着被泥浆弄成的五花脸终于来到家门口的时候，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拴在柱子上的雅科夫的马。他急匆匆地把马缰缠在车辕杆子上，跳下车，向打开的铺门跑去，他骤地惊住了。

    “多烦人！”柜台后面的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说，模仿着吉洪·伊里奇的调门，不过，用的是病恹恹的、亲切的口气。她在低头扒拉装钱的抽屉，哗啦哗啦地扒拉好久，昏暗中就是找不出需要的零钱。“多烦人！哪儿煤油跌价？”

    她抬头看一眼站在柜台前头戴便帽、身穿粗呢上衣，却又光着双脚的雅科夫，看一眼他那不知何种颜色的歪斜胡子，又问：

    “会不会是她毒死他的？”

    雅科夫连忙回答：

    “这不干咱们的事，彼得罗芙娜……鬼知道……咱们管不着，管不着……比方说……”

    一整天来，想到他们的窃窃私语，吉洪·伊里奇不由得手打战。大家都认为是她下的毒！

    幸好这事也就稀里糊涂地蒙混过去了，罗季卡被埋葬了。送殡时新媳妇号啕大哭，哭得很真诚，甚至哭得有失体统。本来，送殡的哭只是应个景儿，按规矩办事，用不着动情。吉洪·伊里奇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稍稍平复了下来。

    再说日常事务忙得不可开交，却没一个助手，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帮不了大忙，吉洪·伊里奇雇的又是些“短工”，秋天斋戒期前个个回去了，只留下雇用期为一年的厨娘、外号“油渣饼”的打更老头儿和傻瓜小奥西卡。单单摆弄牲口得花多大的精力！二十只绵羊要过冬。六只黑毛大公猪坐在猪圈里永远像悒悒不欢。三头母牛、一头小公犊、一头红毛小母犊站在牛栏里反刍。马厩里拴着十一匹马，而在单马栏里还有一匹瓦灰色种马——性子烈，体躯大，颈毛长，胸围宽，别看它这五大三粗的模样，却价值四百卢布。它的上一代拥有畜种证书，身价高达一千五。所有这一切都得有人照料。

    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早就想进城去熟人家串门，这次终于成行。送她走后，吉洪·伊里奇漫无目的地在田野溜达，恰逢乌里扬诺夫斯克的邮政所所长萨哈洛夫肩背猎枪打从公路过。这人对待农民态度凶恶是出了名的。庄户人说“邮信的时候手脚都吓得打战”！吉洪·伊里奇抬眉瞅了他一眼，心想：

    “这老傻瓜，何苦蹚着泥浆闲逛！”

    不过他友善地打招呼：

    “打猎来了，安东·马尔凯奇？”

    邮政所所长停了下来。吉洪·伊里奇忙趋前问好。

    “有什么猎好打的呀！”邮政所所长郁郁答道。这人生得魁梧，稍稍驼背，一头浓密的灰发，那浓毛甚至从耳管和鼻孔里钻将出来，两道弯弯的浓眉，一双深陷的眼睛。“只不过为了我这痔疮方出来走走。”他特别强调“痔疮”两字。

    “你瞧，”吉洪·伊里奇伸出手掌连同五根短短的手指，指点着四野感慨道，“你瞧，咱们家乡荒成了这等模样！什么鸟兽都见不着啦。”

    “林子砍光了。”邮政所所长说。

    “砍成精光，就像用篦子篦过的一样！”吉洪·伊里奇附和道，突然又补上一句：

    “脱毛，全都在脱毛！”

    为什么从舌尖滑出这么句话来，吉洪·伊里奇自己也不知道，但他觉得言之有理。“全都在脱毛，”他想，“如同牲口度过了漫长的冬天一般……”与邮政所所长道别后他仍久久地站在公路上，不满地打量四周。又下起了淅淅沥沥的秋雨，刮起讨厌的湿漉漉的斜风。

    在起伏不平的四野，在冬小麦田、耕地、麦茬地和褐色的小树林上空，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阴沉的天空仿佛就要压到地面。雨中道路犹如一条条白茫茫的光带。车站上，人们正在等待开往莫斯科的邮车。从那儿飘来茶炊的香味儿撩人情丝，不由得使人向往起舒适，向往温暖清洁的房间、家庭……夜里雨下得更大了，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吉洪·伊里奇睡不安宁，牙齿咯咯打战，身上发冷——准是在公路上受了寒。盖在身上的厚呢大衣偏偏滑落了，因而做起梦来。他小时候脊梁只消受凉就会做的梦：黄昏时分，偏僻小巷，奔跑的人群，乌龙马拉的笨重消防大车……他醒来划亮火柴看闹钟，才三点，从地板上拾起厚呢大衣正要睡着的当儿，却又心中牵挂：说不定有人进来偷铺子、盗马……一会儿他觉得他是在丹科夫客店里，夜雨哗哗敲打屋檐，门铃不时叮当作响，盗贼乘夜来牵他的马了，发现他准把他宰了；一会儿他的意识返回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却又使他放心不下。窗外，老头儿在打更，但他觉得梆子声离他很远很远。看门狗布扬狺狺地一直追踪到野地撕咬什么人，后重又出现在台阶下汪汪报警，于是吉洪·伊里奇打算起床看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一切都好好的。可刚决定起床，风从无边的旷野吹来，雨借风势，更密更猛地叩打着黑暗中的窗户。不，睡觉比什么都来得好……门咿呀了一声，湿淋淋的寒气乘虚而入。那是更夫“油渣饼”把一捆麦柴窸窸窣窣搬进屋。吉洪·伊里奇睁眼一看，外面是个雾蒙蒙的黎明，窗玻璃上的水汽像人流的汗。

    “生火吧，生火吧，老伙计，”吉洪·伊里奇用刚睡醒的喑哑嗓音说，“生罢火，咱们去给牲口喂料，喂完后你再睡觉。”

    老头儿一夜之间人瘦了，由于寒冷、潮湿、劳累脸色发青。他用陷下去的呆滞眼睛瞅了瞅吉洪·伊里奇。他依旧戴着他那湿淋淋的帽子，穿着湿淋淋的短上衣和被雨水、泥浆泡胀的树皮鞋，嘴中喃喃，困难地跪下，把沁着香味的冷麦秸塞进炉子，随后对准炉眼吹火。

    “舌头是不是叫牛嚼了？”吉洪·伊里奇下床哑着嗓子喊，“嘟哝啥？”

    “转了一整夜，还叫去喂牲口。”老头儿不抬头，顾自说，像是说给他自己听。

    吉洪·伊里奇瞪他一眼：

    “我见了，你是咋转的！”

    说罢，忍住腹部阵阵痉挛，穿好上衣，走上踩得全是稀泥的台阶，迎来寒风凛冽的灰暗早晨。到处是铅灰色的水洼，墙壁也被雨淋成黑黑的了，蒙蒙细雨仍在下。“到晌午时雨还要大呢！”他想。瞧见从墙角向他奔来的布扬心中好生奇怪：它的眼睛一亮一亮，舌头伸到嘴巴外面，红得像火，急剧地喘着热乎乎的狗气……分明奔波了一夜，吠了一夜！

    他捉住布扬的项圈，牵它蹚过泥水查看所有门锁，然后把它系在谷仓下，回到过道，探头向厨房里瞧了瞧。厨房里弥漫着暖烘烘的臭味儿。厨娘睡在光溜溜的躺柜上，用围裙蒙住脸，双腿收到腹部，撅起屁股，脚上套着沾满泥浆的破旧大毡靴。奥西卡上套皮短袄，下套树皮鞋，人躺在板床上，头埋进油腻腻的枕头。

    “这浪荡小子准是鬼混了一夜，待到天亮，方躺到板床上。”吉洪·伊里奇厌恶地想。

    他扫视一下黑乎乎的四壁、小不点儿的窗洞、盆里的泔水、宽大的炉灶，厉声道：

    “喂，老爷们，该醒醒啦！”

    厨娘起火煮喂猪的土豆，烧茶炊。困得打盹的奥西卡光着脑袋去院子里给牛马送麦麸。吉洪·伊里奇亲自打开吱吱呀呀的牲口院院门并第一个跨进挡有暖帘的肮脏畜棚。尿、屎、雨水搅成一团，茶褐色泥浆没及脚踝，而换上丝绒似的冬季厚毛的马匹就在这棚子下面来来回回走动。脏成灰头土脸的绵羊在角落里挤成一团。那匹枣红色老骟马独自在沾了脏面糊的空槽边打盹。方方的院子上空灰暗、阴沉。雨一个劲儿飘呀，飘呀，一刻不停。圈里的那些公猪也病态地一刻不停打哼哼。

    “真烦人！”吉洪·伊里奇想。他突然朝拖了捆麦秸走来的更夫吼叫：

    “怎能在泥浆里拖，老蠢货？”

    老头儿放下麦秸，朝他一瞥，心平气和地回答：

    “我在听蠢货说话哩。”

    吉洪·伊里奇迅速张望了一下，看奥西卡是否已出去。确信奥西卡已不在院子之后，他快步走近老头，也像心平气和似的，却猛出手扇了对方一记耳光，扇得老头脑瓜晃荡，又揪住他的胸，用尽平生之力，将他推出院门。

    “滚！”他吼道，气得脸同白纸，“给我滚得远远的，你这废物！”

    被推出门外的老更夫五分钟后背个口袋，拄根棍子，顺公路回家了。吉洪·伊里奇两手哆嗦着给小马驹饮水，喂新鲜燕麦——隔夜的它不吃，只是用嘴拱，拌上它的唾沫星子。喂罢，吉洪·伊里奇蹚着粪水往厨房走去。

    “准备好了没有？”他推开一条门缝，问。

    “赶得上趟的！”厨娘回答时没好气。

    厨房里溢满煮土豆的淡淡的气味，因为厨娘和奥西卡两人正用杵子一边捣，一边撒上面粉。这捣土豆的咚咚声让吉洪·伊里奇没听见回答。他砰的一声带上门，喝茶去了。

    走进上房的外间，他顺脚踢开门槛旁沉甸甸的脏马衣，便去墙角里洗漱。那儿的凳上放有锡面盆，面盆上方的墙头上挂着个盛洗手水的铜壶，另在小搁板上放有一小块稀脏的椰皂。他洗脸的时候弄得铜壶哐啷响，忽而斜眼竖眉，忽而哼鼻子解不下心头之恨，独个儿一字一顿地说：

    “这些该死的雇工！你说他一句，他还你十句，你说他十句，他还你一百句。哼，别操蛋！眼下不是夏天，你们这样的穷鬼要找有的是。到了冬天愁没吃的，你，狗娘养的，就会找上门求救，求我行善！”

    擦脸巾就挂在铜壶旁边。那还是在米哈伊尔节挂上的，又破又脏。吉洪·伊里奇瞥了毛巾一眼，咬咬牙，闭眼摇头叹道：

    “唉，天上的圣母啊！”

    往里有左右两扇门。左门进去是个半明半暗的狭长房间，用作接待客人。小窗直对牲口院。两张大沙发，坐垫硬如石头，漆包布，蒙面上满是臭虫，有活的，有压死了的，有只剩一张皮的。窗户之间挂了幅将军像，海狸毛似的颊须，模样儿挺威武。画像四周围有许多小照，都是俄土战役中的英雄人物。下面有题词：“我们的子孙和斯拉夫兄弟们将永远铭记我们父亲的伟业，铭记这位骁勇的军人如何击溃苏里曼帕夏[9]，战胜异教徒——敌人，带领众儿郎登上了云雾缭绕、苍鹰盘旋的崇山峻岭。”从另一扇门进去便是主人的卧室。那儿，右边靠门，放一口亮溜溜的玻璃橱。左侧是白色的连炕炉子。那炉子不知什么时候裂开了，将就用泥巴把裂口糊上，这么一来，它就像个被折磨的干瘦的人，吉洪·伊里奇一见就觉生厌。炉后是张双人炕床。炕头挂条壁毯，用暗绿和红砖色羊毛织成了只长颈猫耳虎。门对面墙下的五斗橱上铺着针织台布，搁着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结婚时的镜匣……“有人进铺子啦！”厨娘推开门缝叫唤。

    湿雾蒙蒙，天色如同黄昏，又下起了小雨。不过风向变了，改成了北风，因而空气也显得爽了些，货车驶出站台的汽笛声音也比前几天来得响亮、欢快。

    “你好，伊里奇。”台阶下一个豁嘴汉子朝他点头致意。那人头戴湿淋淋的满洲高皮帽，牵匹淋湿的花斑马。

    “你好！”吉洪·伊里奇歪眼看着对方兔唇间露出的一颗白晃晃的结实牙齿，漫不经心地回答，“买什么呀？”

    他给顾主称了盐和煤油，匆匆回上房。

    “连祷告也不让做，这帮狗杂种！”他边走边咕哝。

    靠墙桌子上的茶炊水已烧开，正咕噜咕噜响，悬在桌子上方的镜子蒙了一层白雾，窗玻璃和彩色石印画也布满了水汽珠子。石印画画的是一位彪形大汉，身着对襟黄袍，脚穿山羊皮红靴，双手举面俄国国旗，身后则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塔楼。画两旁是些镶在贝壳框子里的照片。在最最显眼的地方赫然挂着一位著名僧侣像，僧侣着云纹绸僧袍，稀疏胡子，微肿腮帮，一双尖利小眼。吉洪·伊里奇一见忙不迭地朝墙角里的圣像连连画十字。随后他取下熏黑的茶壶，斟了杯茶。这茶有一股浓烈的澡堂笤帚气味。

    “连祷告也不让做，”他想，痛苦地蹙起眉尖，“真烦人，这些该死的！”

    应该想想，看有什么给忘了，考虑一下要做的事，或者干脆躺下好好睡一觉。他希望有个温暖、安宁的环境，有个明晰、坚强的头脑，却又站起来，打开玻璃橱门，拿出一瓶花楸露酒和一只大肚酒杯，杯上镌刻着一行字：“修士也贪杯”。

    “可不是吗？”他自言自语。

    斟了一杯，喝干，又斟一杯，又喝干。他嚼着粗大的面包圈在桌旁坐下，贪婪地喝起碗盏里的热茶，把方糖放到舌尖上吮吸，与此同时斜眼瞧墙上的黄袍大汉和贝壳框子里的照片，甚至还了一眼着云纹绸僧袍的著名僧侣。

    “我们，这些过猪一样生活的人，没工夫信教，”他在心里叨咕。接着，像是在什么人面前为自己辩解，愤愤地补充道，“你到乡下住一阵子，喝喝酸菜汤就能知道！”

    眼瞧了瞧僧侣，觉得一切都值得怀疑，连他平素对僧侣的虔敬之心也值得怀疑。如若好好想想……然而他赶紧转眼改瞧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说来惭愧，”他独自叨叨，“出生以来一次也没去过莫斯科。”

    是呀，没有去过。为什么？公猪拉后腿不让去！早先丢不下买卖，牲口院、酒馆、杂货铺叫你没法脱身。现在呢，种马和公猪叫人放心不下。别说莫斯科，就连公路那边的桦树林想了十年也没去成。一直想找个傍晚，带上地毯、茶炊去坐会儿，在绿荫下纳个凉，可总不得闲……光阴如箭，不知不觉间五十岁了，一切都快到尽头，而光着屁股嬉耍的情景恍若昨天。

    贝壳镜框里一张张脸在凝视他。躺在地上的（实际上是躺在黑麦田里）的两个人是他，吉洪·伊里奇，和年轻商人罗斯托夫采夫，手里各端半杯黑啤酒……那时两人的交情多么深厚！

    拍照那天是谢肉节，天灰蒙蒙的，似乎此时此景终生难忘。但那是哪一年的事？罗斯托夫采夫在哪儿了？生死难说。另一张照片上一排呆呆站着三个城里人，个个油光分头，斜领衬衫，长礼服，锃亮皮靴，那是布奇涅夫、维斯塔夫金、博戈莫洛夫。居中的维斯塔夫金手捧托盘，盘里放着面包和盐，用公鸡绣花巾盖住。布奇涅夫和博戈莫洛夫各捧圣像侍立两侧。拍照那天刮风，尘土飞扬，众人都在等候主教及省长光临粮仓的开仓仪式，吉洪·伊里奇居然列入迎接首长的欢迎行列，好不得意。但是啊，这天又留下什么印象呢？单记得在粮仓旁等了五个来小时，风卷起白茫茫的尘埃。省长身材修长，衣履整洁，穿镶金边的白色长裤，绣金制服，戴三角帽，向队列走来时跨步特慢……起初，当他接受面包和盐，开口说话时，众人都很害怕，他的手异乎寻常的瘦和白，皮肤如同蛇皮，又薄又亮，干瘪瘦长的手指上留有透明的长指甲和戴一只闪亮的宝石戒……如今省长已不在人世，维斯塔夫金也死了……再过五年十年，人们谈到吉洪·伊里奇时也会说：

    “已故的吉洪·伊里奇……”

    生旺炉子，屋里暖和、舒服得多了。镜面重新露了出来，不过窗外什么也看不见了，窗玻璃蒙了层乳白，就是说天光已经大亮。饿猪气急败坏的哼声越来越响，但，哼哼忽地变成欢天喜地的吼叫，显然听到了厨娘和奥西卡抬一盆猪食向它们走去的脚步声。吉洪·伊里奇撇下关于死的遐想，将卷烟扔进漱口杯，穿上外衣，赶忙撒开大步去牲口院，扑哧哧蹚着粪水，亲自打开猪圈栅门，他愁闷的眼光久久地盯住急切奔食的公猪群……从死激发出另一遐想：人死固然不能复生，可是，也许会给死者树碑立传。他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孤儿，讨饭的，小时候两天吃不上一块面包……如今呢？

    “应该给你的一生立个传！”有一次库兹马嘲笑他。

    其实没有什么好嘲笑的。如果一名乞丐，从小不识几个字的孩子，后来成了吉洪·伊里奇而不是穷光棍吉洪，那就是说他脑袋瓜灵巧……厨娘聚精会神地瞧公猪互相挤蹭，把前爪跨在食槽里。忽然她打个嗝，说道：

    “哦，上帝啊，但愿咱们没灾没祸。夜里我梦见赶进院子一群牲口，有牛，有羊，有猪……统统是黑的[10]！”

    吉洪·伊里奇心里也不自在。该死的畜生！单单这些畜生便要人的命：过不了三个钟头，又得拿钥匙开门，又得满院子送食了。大棚里有三头奶牛，单栏里关着公牛俾斯麦，眼下就该喂干草了。马和绵羊中午吃麦麸，种马呢——鬼知道该喂什么！它从门上面的栅缝里伸出脖子，掀动上唇，露出粉红牙床和雪白牙齿，皱起鼻子……吉洪·伊里奇不由得来气，猛地向它吼道：

    “你这畜生，该遭五雷轰！”

    下着雪糁。他的脚弄湿了，冻得僵了似的。他就着葵花子油炸土豆和腌黄瓜，又喝了些花楸露酒。接着又喝蘑菇汁拌的菜汤和黍米粥……直喝到满脸通红，头脑发沉。

    他两脚一蹭，脱下脏靴，和衣倒在床上。他想睡，却又下不了决心：不到一会儿又该起身，天黑前要切草，给马、牛、绵羊喂燕麦秸。种马也得喂……咋喂？把燕麦秸和干草拌一起，浇点儿水，再加上盐……若一疏忽，会睡过头的。吉洪·伊里奇伸手到五斗橱上拿起闹钟，上紧发条。闹钟重又滴答滴答走起来了，均匀的滴答声给屋里平添了一种宁静的气氛，于是吉洪·伊里奇的思路渐渐模糊……神思恍惚之际突然听到粗鲁响亮的教堂歌声，吉洪·伊里奇惊骇地睁开眼，起初只辨认出有两个庄稼汉在大喊大叫般唱歌，从外室透进来的冷气带有汉子身上的契史曼上衣的湿味儿。后来，他坐起身，方看清楚这两个人：一个瞎眼，麻脸，小鼻子，长嘴唇，又大又圆的脑袋；另一个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

    曾几何时，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不过简单地称作马卡尔卡，“到处讨食的游方僧马卡尔卡”。有一次马卡尔卡顺公路去什么地方时拐进吉洪·伊里奇的小酒馆，穿一双树皮鞋，戴顶僧帽，身上是油腻腻的神父穿的内袍，手拄镌有赤练蛇图案的长棍。这长棍可不一般，顶端是个十字架，末端是个矛头。他背个背包和军用水壶；头发长长的，黄黄的；脸盘大大的，青灰色的；鼻孔像双管猎枪的枪筒；断了的鼻梁活像鞍架；而那眼睛——有这般的鼻梁必有这般的眼睛：亮而锋利。此人厚颜无耻，十分机灵，一支连一支地抽烟，让烟气打从鼻孔出来，口气粗鲁、简洁，三言两语，容不得别人反对。这口气正好合吉洪·伊里奇的意：是条“见过世面、经过摔打”的汉子。

    吉洪·伊里奇当即替他脱下他的游方僧服装，留他下来当自己的助手。但后来发现马卡尔卡是个惯偷，不得不将他痛殴一顿撵出店门。过了一年，马卡尔卡成了全县的灾星，人们见他来到，犹如遇到了死神爷。只消他走到哪家窗下，唱起“与圣者一起安息”或者给一块神香、一撮香灰，那家便非死人不可。

    现在马卡尔卡穿着原先那套衣衫，拄根棍子正站在门口喊唱，瞎子翻着蒙有一层白翳的眼珠子与他一唱一和。凭瞎子这等模样，吉洪·伊里奇一下就断定是个在逃的苦役犯：像头凶兽似的令人害怕。然而更可怕的是这两个流浪汉唱的歌。瞎子抖动高高扬起的眉毛，用他带鼻音的不堪入耳的高嗓门号叫，马卡尔卡定住亮闪闪的眼睛，发出狺狺似的男低音，从而形成一种过分高昂、粗鲁而又和谐、威严、可怖的古教堂合唱。

    瞎子领头唱道：

    全世界将哀声遍野……马卡尔卡毫不含糊地重复：

    哀声遍野，哀声遍野。

    瞎子吼道：

    在主面前，在圣主面前……马卡尔卡张大鼻孔大声威吓：

    罪人到时都要忏悔！

    接着又用低音伴同瞎子的高音口气凛然地唱：

    难躲上帝的审判！

    难逃地狱的火海！

    他忽然中断歌声，咳嗽一声，和瞎子一齐用惯常的直截了当的口气命令：

    “掌柜的，赏杯酒暖暖肚子。”

    没等回答，马卡尔卡便跨过门槛走近床头，把一张画塞到吉洪·伊里奇手里。

    这不过是张从画报上剪下的平常画，但吉洪·伊里奇一看，不由得心凉。上面画的是：几株树被暴风刮弯树干，乌云间亮起银蛇式闪电，有个人跌倒在地。下面一行解说词：“让·保尔·里希特尔遭雷殛。”

    吉洪·伊里奇心发慌。

    但他把画撕成碎片，慢慢下床穿上靴子，说：

    “吓唬傻子去吧，伙计，我可早认识你了的！该拿的拿点儿，就请上路。”

    他进铺子拿给停立在台阶旁的马卡尔卡和瞎子两磅面包圈、两条鲱鱼，接着用更严厉的口吻说：

    “请上路！”

    “烟叶呢？”马卡尔卡厚颜无耻地索讨。

    “烟叶在你侧衣袋里，”吉洪·伊里奇将话顶了回去，“别想来糊弄我，老弟。”

    停了停，他又道：“照你干的勾当，绞死不嫌够！”

    马卡尔卡瞅了瞅直挺挺站在一旁的瞎子，扬起眉毛，问：

    “教友，你说呢，绞死还是枪毙，哪样更好？”

    “枪毙好，”瞎子正经八百地回答，“那样做更爽气。”

    天色渐晚，密云的颜色变成青灰，泥浆开始上冻，大有冬天的肃杀之气。吉洪·伊里奇送走马卡尔卡，在台阶上跺了一阵子冻僵的脚，回到屋里，外衣不脱，独坐小窗下，点上烟，重又陷入沉思。他想起夏天，暴动，新媳妇，弟弟，妻子……想起迄今还没支付农忙季节的工钱。他有拖欠工钱的习惯。在他这儿打过零工的姑娘小伙，秋季成天站在他门下诉穷，吵闹，有时还说放肆话。可他无动于衷，辩解说上帝可以作证：“家中只留下三戈比的小钱，不信可以搜查。”他装模作样像气疯了似的连连往地上吐唾沫子，翻转他的衣袋和钱包，怨讨债的“没良心”……现在想来，这种做法并不妥当。他对待妻子也太无情，将她看成了陌路人，骤然间，他感到惊骇——上帝啊，连她是怎样的人也不知道！她是怎样生活的？想的是什么？在漫长岁月中一直侍奉他，心里是怎样的感受呢？

    他把烟头扔了，又换上一支……嘿，马卡尔卡这鬼机灵挺聪明，可是，虽聪明，怎猜不出谁在什么时候会遭遇到什么？至于他，吉洪·伊里奇，命长不了。要知道，年龄已不小啦！

    他的许多同庚人早已不在人间。谁都躲不了年老和死亡。有孩子也不管用，他不可能了解孩子，在孩子眼里他只是陌生人。在活着的和死去的亲人眼里同样如此。世上人多若繁星，而生命如此短暂，从出生、成长到死如此匆匆，彼此了解如此的少却又迅速遗忘。若认真想，简直要吓得发疯！他早先对自己说：

    “我过的一生应该写下来……”

    其实何必写？没什么可写，也没有什么值得写。过去了的日子连他本人也记不起来。举例说，幼年是怎样度过的就全忘了，只恍惚记得有那么一个炎夏日子，有那么一个同龄人，有过那么一回事，他点火烧谁家猫的尾巴，结果挨一顿打。有人送他一根短皮鞭、一个哨子，他没法说的高兴。有一回父亲唤他，声音亲切又忧伤：

    “走过来，小吉洪，走过来，亲爱的！”

    他倏地揪住自己的头发。

    如果倒腾买卖的父亲现在仍活着，吉洪·伊里奇也只是出于怜悯赏这老头儿一口饭吃，不会去了解他，关心他。对待母亲也一样。若问他是否记得母亲，他能回答的是：有那么个驼背老婆子，晒牛粪，生炉子，偷偷喝酒，没完没了地唠叨……别的，对不起，什么都记不起了。他在马托林商铺差不多待了十年，可这十年恍如一日。四月的雨蒙蒙松松，有人哐啷一声把一块锈迹斑斑的铁板扔进铺子旁的大车……阴冷的晌午，一群鸽子落到另一家卖面粉、黍米、麦麸店一边的雪地上，扑棱开翅膀咕咕叫着，而他和弟弟在门口用牛尾巴抽陀螺，抽得陀螺嗡嗡响。马托林那时候年富力壮，脸色红润，下巴剃得光光的，仅留一撮剪短了的络腮胡子。如今他穷了，老态毕现，穿着褪色厚呢大衣，戴一顶高筒帽，从一家铺子转悠到另一家，从一个熟人处转悠到另一个熟人那儿，下下棋，到达耶夫酒馆坐坐。喝点儿酒，喝成微醺，就说：

    “咱们是小人物，喝了，吃了，付钱回家。”

    马托林遇到吉洪·伊里奇，已差点认不出来，只露出可怜巴巴的微笑，问：

    “难道你就是小吉洪？”

    而吉洪·伊里奇今年秋天初见弟弟时也曾怀疑：“难道这就是库兹马，多年来与之走乡串户的患难兄弟？”

    “你老了，弟弟。”

    “是老了些。”

    “可老得太早。”

    “因为我是俄国人，老得快。”

    吉洪·伊里奇点第三支烟，疑问般凝视窗外。

    “难道在别的国度也这样？”

    不，不可能。他有到过国外的熟人，例如商人鲁卡维什尼科夫，他们都说……就算鲁卡维什尼科夫没说，也可以想见。就拿俄罗斯土地上的日耳曼人或犹太人来说，他们办事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彼此了解，是朋友，不仅仅是酒肉朋友，彼此帮助，分别后互通音信，父母和亲朋的相片代代相传，教育并爱护子女，和他们一块儿散步，跟他们谈话就像跟同辈人那样，因此子女长大后也有值得回忆的东西。但我们怎样呢？相互仇视，妒忌，诽谤，一年只探望一次。如若来人做客，这才慌不迭收拾屋子。客人来了又如何？连一勺果酱也舍不得待客。来客若无主人殷勤劝说，一杯也不多喝。

    窗外驶过一辆三驾马车，吉洪·伊里奇移目仔细打量。拉套的都是体躯瘦削、筋肉强健的快马，拉的四轮马车亮熠熠的很是豪华。谁家的？附近没有哪家有这样的三驾马车。这一带家家穷得三天吃不上面包，连圣像的金镂衣饰也剥下卖光，窗玻璃破了没钱买新的，用枕头堵窟窿，屋漏没钱修理，天花板像筛子似的往下滴水，地板上摆满盆呀、桶呀……窗下又走过靴匠杰尼斯卡。他去哪？手中提了个啥？箱子？哦，这人是个蠢货——上帝啊，原宥我说这话的罪过！

    吉洪·伊里奇穿上套鞋走上台阶。外面已是初冬淡青色的薄暮。他深深吸了口新鲜空气，坐到阶下的长椅上。是呀，谢雷和他儿子杰尼斯卡也算是个家！吉洪·伊里奇想象自己如同杰尼斯卡那样手提箱子踩着泥泞回杜尔诺夫卡，他仿佛看到了他的庄园、洼地、农舍，黄昏，弟弟屋里的灯光……大概库兹马正坐在那儿看书，新媳妇站在昏暗寒冷的外屋，挨近只剩一丝热气的炉子烤她的手和背脊，专等吩咐“开晚饭”。她紧抿已然干涸的嘴唇在沉思默想……想什么呢？想罗季卡？说罗季卡是给人毒死的？那是胡说八道！但如果她真……主啊，如果真是她毒死的，她该有何种感受？她心上压着多沉重的墓石呀！

    他想象站在庄园里自家门前的台阶上眺望杜尔诺夫卡村，洼地那一边斜坡上的黑魆魆农舍，那些烘谷棚，农家后院的柳丛……柳丛后是田野，田野尽头处左面是铁路岗亭，暮色苍茫中客车亮着一串灯光从那儿驶过，随后农舍也开始掌灯，夜幕降临了。但每次投眼新媳妇和谢雷的小屋，不愉快之感便在心中悸动。两家都坐落在杜尔诺夫卡村中央，彼此仅隔三家院子，都不点灯。谢雷家的孩子们像鼹鼠般待在瞎乎乎的屋里，碰上难得点灯的夜晚惊喜得没法形容……“唉，罪孽呀！都应算作我的罪孽！”吉洪·伊里奇咬牙自责，接着站起身来。“不，天理不容！该设法补救一下。”说罢向车站走去。

    上冻了。从车站飘来的茶炊香味益发浓了，那儿的灯光也益发明亮，三驾车的马铃铛也响得更欢。这辆三驾马车美极了！乡下马尽都是瘦骨嶙峋的，车身破破烂烂，歪斜的轮子沾满泥浆，连看着都觉可怜。车站门前是个小花园，车站门咿咿呀呀忽开忽关。吉洪·伊里奇穿过花径，登上高高的石台阶。台阶处架着大得足以容下两桶水的铜茶炊，正在围栅里呼呼冒火舌。就在那儿他遇见了要找的人——杰尼斯卡。

    杰尼斯卡右手提一只用绳子捆住的灰色皮箱，正站在台阶上低头沉思。那箱子布满铆钉，是粗制货。杰尼斯卡自己的打扮也不雅：粗呢上衣看上去沉甸甸的，两边垫肩耷拉下来，腰部的褶子不是正好裹住腰部而是在腰部以下；帽子倒是新的，可靴子是破的。他四肢不协调，腿短，与上躯不成比例，加上他那过长的呢上衣和歪斜的靴子，腿就显得更短。

    “杰尼斯卡吗？”吉洪·伊里奇上前招呼，“你这无赖，站在这儿干啥？”

    对任何事物从不吃惊的杰尼斯卡平静地朝他抬起黑黑的缀有长长睫毛和怅惘微笑的眼睛，随后脱下帽子。他头发灰不溜丢，厚得过分，脸土黄色，像抹了层油，不过眼睛很美。

    “你好，吉洪·伊里奇，”他以城里人的悦耳调门高声说道，并像往常那样带几分腼腆，“我上……上……图拉。”

    “敢请教，去干啥？”

    “也许……能找到份工作……”

    吉洪·伊里奇将他上下打量一遍，他手中提着箱子，上衣口袋里露出一卷花花绿绿的小册子。那上衣……“你这身打扮可不像图拉城的少爷！”

    杰尼斯卡也细看一遍自己。

    “你是说这呢上衣吗？”他大声问，“待我去图拉挣到钱，就去买件轻漆装，”他把轻骑装说成了轻漆状。“今年夏天还算混得不错。”

    吉洪·伊里奇朝箱子努嘴问：

    “这是啥玩意儿？”

    杰尼斯卡垂下眼帘答：

    “我买了只箱子。”

    “是呀，穿轻骑装就得配箱子！”吉洪·伊里奇嘲笑他，“口袋里又是啥？”

    “乌七八糟，什么都有。”

    “给我瞧瞧。”

    杰尼斯卡放下提箱，从口袋里抽出一应小书。吉洪·伊里奇接过翻阅，有歌集《玛露霞》《放荡妻子》《暴力下的贞女》《致双亲、师长、恩人贺诗一束》《无产……》。

    吉洪念到此处舌尖打不过弯来，站在一旁的杰尼斯卡当即敏捷而谦逊地提示：

    “《无产阶级在俄国的作用》。”

    吉洪·伊里奇摇摇头。

    “新鲜事！没吃的，却买手提箱，买书，而且，净是些什么书呀！无怪人家称你作乱分子。听说你连皇帝也骂，小心着点儿，老弟！”

    “我反正没有田庄，”杰尼斯卡语带讥诮，“也没触犯皇上。人家胡乱瞎说，其实欺君犯上的事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莫非我犯精神病？”

    门吱吱呀呀响了，走出一名白发站警——是个害哮喘病的士兵，后边跟着一个油光头发、小肉眼的食品部售货员。

    “请让开，爷们，我们要抬茶炊……”

    杰尼斯卡拎起箱子把手，退让一边。

    “是从哪儿偷来的？”吉洪·伊里奇瞧着提箱心中暗暗猜测。旋想起他来此的目的。

    杰尼斯卡垂头不作一声。

    “箱子是空的，对吗？”

    杰尼斯卡笑了起来。

    “空的……”

    “给撵出来了？”

    “是我自己要离开的。”

    吉洪·伊里奇叹了口气。

    “像你爹，”他说，“人家撵走他，他却说：‘是我自己离开的。’”

    “我若说谎，让我眼睛瞎掉。”

    “得啦，得啦……你回家了吗？”

    “在家待了两星期。”

    “你爹又没活干了吧？”

    “这会儿闲着。”

    “这会儿！”吉洪·伊里奇嘲讽道，“你呀，是个不开窍的笨蛋，还想充革命党！想学狼，可改变不了狗尾巴。”

    “你也是同样的货色。”杰尼斯卡不抬头，心里暗暗反讥。

    “那么说来，谢雷闲坐没事净抽烟？”

    “因为啥本领都没有。”杰尼斯卡附和道。

    吉洪·伊里奇弯起手指节骨，敲了敲他脑瓜。

    “你傻，至少不该露自己的馅！哪有当众作践亲爹的？”

    “一条老狗，不能算作爹。”杰尼斯卡满不在乎地说，“是爹，就该养活我。他养活我了？”

    但吉洪·伊里奇没心听他说完，因为这恰恰是个机会，可以接过话茬谈正事。他打断对方的话，问：

    “有去图拉的车票钱吗？”

    “何必打票？”杰尼斯卡回道，“上帝保佑，我一进得车厢，便躲进椅子底下。”

    “那怎读你这些小册子呢？在椅子底下是读不成的。”

    杰尼斯卡想了想。

    “有办法，”他说，“当然不能老待在椅子底下，瞅有机会溜进厕所。在厕所里，读到天亮都行。”

    吉洪·伊里奇锁起眉心：

    “听着，蠢货，你人已不小，别唱那些老调了。回杜尔诺夫卡去干点儿正事。要不，你这模样看着都叫人恶心。我那儿……连看家的都比你日子过得好。”所谓“看家的”，他是指看家狗。“开头我可以帮你办点货，拼凑些家什……挣上钱，你自己有饭吃，还能周济点你父亲。”

    “他安的是什么心？”杰尼斯卡暗想。

    吉洪·伊里奇拿定主意把话说完。

    “你也该娶亲啦。”

    “行——呀。”杰尼斯卡想道，不慌不忙地卷了支羊角烟。

    “行，”他平静地回答，语气带点忧伤，不抬眼帘，“我不反对，娶媳妇嘛——可以。这比找娼妇强。”

    “你算是开了窍，”吉洪·伊里奇接口道，“不过，老弟，要注意了，心里该有个谱，怎样喂养孩子得想着点。”

    杰尼斯卡哈哈大笑。

    “干吗笑？”

    “怎不笑？喂养！又不是喂养鸡啊、猪啊。”

    “孩子可不比鸡和猪少花钱。”

    “娶谁？”杰尼斯卡冷冷一笑，怅然问。

    “娶谁？想娶谁——都行。”

    “让我娶新媳妇？”

    吉洪·伊里奇脸红到耳根。

    “蠢材！那新媳妇有啥不好？脾气好，又会干活……”

    杰尼斯卡用指甲抠着箱皮上的铆钉好一会儿不言语，后来佯装傻不棱登的样儿，拖腔拖调地说：

    “能当新媳妇的有许多，不知你指的是谁……是跟你同居的那个吗？”

    吉洪·伊里奇及时恢复了常态。

    “同居不同居，不关你这蠢猪的事。”他的回答迅速而且极具威严，吓得杰尼斯卡忙不迭顺从地小声道：

    “这是赏我的脸……我不过……随便说说……”

    “行啦，别多废话。我要叫你过得像人样儿，明白不？送你一笔娶亲费，明白不？”

    杰尼斯卡心中盘算。

    “我先去图拉一趟……”他说。

    “公鸡想找金谷子！图拉城能给你多少好处？”

    “在家只能饿肚……”

    吉洪·伊里奇解开衣襟，把手伸进厚呢外衣的里口袋，打算给杰尼斯卡一枚二十戈比的硬币，旋又转念：“乱花钱未免愚蠢，再者，这家伙会说成我收买他，反而扬扬得意起来。”

    于是装成找什么东西似的。

    “哎哟，忘了带烟，给我卷一支。”

    杰尼斯卡递过烟袋。台阶上面的灯亮了，吉洪·伊里奇借助不太明亮的灯光出声念烟袋上的白线绣字。

    “烟荷包赠我意中人作永久留念。”

    “有意思！”他读罢说。

    杰尼斯卡羞答答地低下眼睛。

    “这么看来，你找到对象啦？”

    “那样儿的母狗到处都有！”杰尼斯卡毫不在意地答，“娶媳妇，我当然愿意，谢肉节前我准回来，到时上帝保佑……”

    一辆遍体污泥的大车经小花园驶近台阶。车辕上坐个庄稼汉，埋在大车麦秸里的则是乌里扬诺夫卡教堂的助祭戈沃罗夫。

    “开走了吗？”助祭惊慌地问，一面从麦秸窝里伸出一只穿新套鞋的脚来。他那棕红头发乱成一堆，帽子滑到了后脑勺上，因为风吹和激动，脸红红的。

    “你是问火车？”吉洪·伊里奇搭腔，“没，还没进站哩。”

    “啊，感谢上帝！”助祭高兴得叫了起来。不过他还是跳下车，急忙奔进门去。

    “好吧，就这么定了，”吉洪·伊里奇道，“咱俩谢肉节前见。”

    灯光暗淡的候车室冷飕飕的，充满潮湿的短皮袄、茶炊、马合烟和煤油的气味。那么多的烟气，使得人的喉咙都觉疼痛。门不停地开关，提着马鞭的农夫聚在一起大声喧哗——那是些乌里扬诺夫卡的赶车人，在这儿搅生意，有时要在这里等上整整一星期。一个做粮食买卖的犹太人竖起眉毛，戴顶高筒礼帽，穿件带头兜的大衣在人群中穿梭。售票处附近几个乡下人在把哪位老爷的漆布箱笼过磅，代行站长助理职务的电报员冲着乡下人嚷嚷。这电报员是个年轻人，腿肚短，却顶个大脑袋，一绺卷曲的黄额发按哥萨克的样儿从帽檐下露出来，飘散在左太阳穴上。一条青蛙花纹的猎犬蹲在肮脏的地上，睁着悲哀的眼睛，全身不住打战。

    吉洪·伊里奇挤过人群，走到食品柜跟前跟营业员闲聊了一阵。在他转身回家的当儿，杰尼斯卡还站在台阶上。

    “我想求你一件事，吉洪·伊里奇。”他说，比之平常更显腼腆。

    “还有什么事？”吉洪·伊里奇没好气地问，“要钱？不给。”

    “不，不是要什么钱，请你读读我写的信。”

    “信？给谁的？”

    “给你。早想给你了，没敢给。”

    “信里说啥？”

    “不过是……写了写我过的日常生活。”

    吉洪·伊里奇从杰尼斯卡手中接过纸片，塞进衣袋，踩着上冻了的、富有弹性的泥泞回家去了。

    现在他重新来了劲，渴望干活。他高兴地想到又该是喂牲口的时候了，只可惜一时气愤，把“油渣饼”撵走了，如今他只好自己夜里不睡觉。奥西卡这人靠不住，他大概已倒头大睡，要不在跟厨娘一起咒骂主子……吉洪·伊里奇从厨房亮着灯光的窗下蹑手蹑脚地走进过道，把耳朵贴在厨房门上细听。门后传来嬉笑声，接着奥西卡在讲述：

    “还有这么个故事。从前，村里有个庄稼汉，穷得不能再穷。有一天，这汉子出门耕地，花斑狗紧随他身后。他犁地，花狗在地里嗅呀，刨呀，忽然汪汪叫了起来。咋回事？庄稼汉走近一看，坑里有个铁罐……”

    “铁罐？”厨娘问。

    “你听着。铁罐就是个普普通通的铁罐，可里面藏了金子，多得没法数……农夫一下子发了大财……”

    “嘿，瞎扯淡！”吉洪·伊里奇暗想，可饶有兴味地想听下文：那庄稼汉后来怎样了？

    “庄稼汉发了大财，置田买产，就像大商人……”

    “不比咱那铁腿子差。”厨娘在一旁评说。

    吉洪·伊里奇冷冷一笑。他知道，人家早就管他叫“铁腿子”——谁都有个绰号！

    奥西卡连续说道：

    “比他还阔……可是啊……他的狗突然死了。他伤心得没法儿说。咋办？应按厚礼殡葬……”

    爆出一阵大笑。笑的有奥西卡本人，还有个老的，他一边笑，一边干咳。

    “那不是‘油渣饼’吗？”吉洪·伊里奇心一动，“啊，感谢上帝！我曾对这傻蛋说过，你会回来的！”

    “庄稼汉去找神父，”奥西卡往下说，“央求神父道，我的狗死了，应该安葬它……”

    厨娘乐得忍不住嚷嚷：

    “呀，你这张薄皮嘴！”

    “让人说完嘛！”奥西卡高声说，接着以说书人的调门一会儿形容神父如何如何，一会儿形容庄稼汉如何如何。

    “‘神父啊，我那狗死了，应该好好安葬它。’神父跺脚骂道：‘怎么安葬？将一条狗葬进墓地？我要让你带上脚镣手铐，让你坐牢！’‘神父啊，那狗可不是寻常的狗，它死的时候，说要捐献教门五百卢布。’神父跳将起来：‘笨蛋！我哪是骂你不该落葬？我是骂你不懂该葬什么地方。应该把它安葬在教堂院子里！’”

    吉洪·伊里奇咳嗽一声，推开门。桌上亮盏油灯，灯罩破口处贴的纸片被烟熏黑了。厨娘正在灯下梳理湿淋淋的头发，不时停下来冲着灯光看她的木梳子。奥西卡叼支烟仰头大笑并舞动着穿树皮鞋的双脚。炉灶旁，有颗火星在昏暗中一明一灭——准是吸烟斗的火光。吉洪·伊里奇推门刚一出现在门槛上，笑声戛然而止，抽烟斗的那人怯怯地站起身来，把烟斗藏进衣袋……没错，是“油渣饼”！不过吉洪·伊里奇装作没发生过早晨那回事，高高兴兴地、非常友好地喊道：

    “伙计们，该去喂料啦！……”

    他们提着灯笼在牲口院来回走动，灯光照亮了上冻了的牲口粪、散落地上的麦秸。食槽、柱栏投下一条条巨大的阴影。栖息檐下草垛上的鸡群受惊飞落地上，往前冲着身子四下奔逃。马看到灯光扭过头来，一双双亮亮的紫色眼睛显得诡谲却庄重，而且像抽烟似的呼呼从鼻孔里往外吐热气。吉洪·伊里奇放下灯笼仰首望天，欣喜地看到院子上方四角方方的天穹洁净无云，不同颜色的繁星在一一闪烁。听得见朔风吹过时草棚顶发出的沙沙声，土墙缝里透进一阵阵凉气……感谢上帝送来了冬天。

    喂完料，吩咐过送茶炊后，他提灯走进冷飕飕的、弥漫着各种味儿的铺子，挑了条上好的醋渍鲱鱼。茶前最宜吃点咸的！就着茶吃罢鲱鱼，喝了几杯甜中带苦、红里带黄的花楸露酒，再又斟上一杯茶，这才从口袋里掏出杰尼斯卡的信，开始辨认那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

    杰尼斯卡得了四十卢布便收拾东西……“啊，四十！”吉洪·伊里奇想，“连裤子也穿不上的小子居然得了四十卢布！”

    可杰尼斯卡到了图拉车站被扒手偷得一戈比不剩，无路可走，不由得犯愁……要理出头绪既困难又乏味，不过现在夜长，无事可做。茶炊咕噜咕噜响，油灯投出宁静的光，岑寂的夜晚透着缕缕哀愁，窗外笃笃的梆子声在寒冷的空气中回荡……我犯愁父亲脾气那么大我怎生回家……“上帝原宥，这笨蛋是在说谢雷脾气大哩。”

    我最好还是去老林子找株高大枞树，悬上捆糖包绳子，永远结束我这个身穿新裤还没有靴子的人的苦命……“‘没有靴子’！这倒是大实话。”

    吉洪看乏了眼，把信纸扔进漱牙缸，支起胳膊注视起油灯来。

    我们的人却也古怪，忽像条饿狗，忽又愁肠百结，自艾自叹，如同杰尼斯卡或他自己——吉洪·伊里奇……窗玻璃开始冒汗。梆子声悠悠传来，响亮，清脆，表示平安无事。“唉，要是有孩子就好了，要是能有个漂亮的姘妇之类替代我那臃肿的老婆……老婆只能令人腻烦地日夜讲她的公爵小姐和一个叫波利卡尔皮——城里人管她叫半个卡尔皮的虔诚修女。可是晚了，晚了……”

    吉洪·伊里奇解开绣花衬衫领，苦笑着摸了摸颈项和耳后陷下的地方——耳后有个凹坑，乃是衰老的第一个征兆。脸呢，成了马一样的瘦脸。其他处所也不妙。他低下头，把手插进胡子——胡子也白了，又干又乱。“不，全完了，全完了，吉洪·伊里奇！”

    他喝呀，喝呀，已有醉意，牙关咬得更紧，更出神地眯眼凝视油灯上一动不动的火苗。

    “你想想，连上亲弟弟那儿走一趟都没工夫，因为猪纠缠住你。即使放你去，去了也没多大乐趣。库兹马会向你讲一套一套大道理，新媳妇会抿紧嘴巴、低垂眼帘站在一旁——单单见到这双垂眼就想逃之夭夭！”

    心一阵阵疼痛，头发昏……打从哪儿听到过这支歌的？

    寂寞的黄昏姗姗降临，百无聊赖处，来了心上人，将我轻轻抚爱……哦，想起来了，那是在列别江的客店里听到的。在那冬天的黄昏，花边女工一边织花边，一边用响亮的胸音唱：

    亲吻，拥抱，直到别离……百般的亲昵……头脑里乱糟糟，忽而觉得前程似锦，有欢乐，有自由，有无忧无虑的日子，忽而感到绝望，忽而又来了精神：“只消口袋里有钱，不愁觅不着女人！”忽而瞅着油灯狠狠地骂他弟弟：“哼，装作教师爷，说教人，大主教……其实呢，穷光蛋一个！”

    酒已喝光，烟气把房间熏成黑的了。他单穿件薄上衣，摇摇晃晃地走进昏暗的过道。新鲜空气夹杂着麦秸和狗毛味迎面扑来，两颗绿莹莹的光点在门槛上闪了一下……“布扬！”他喝道。

    他朝布扬的头猛踢一脚，站到门槛上解手。

    星光灿然。黑沉沉的大地死一般静寂。一条微微泛白的公路横亘其间，两端隐没在朦胧月色里。远方传来沉闷的仿佛发自地下的隆隆声，声音愈来愈大，忽然从东南方冒出一列特别快车，汽笛声震四野，拖着一串灯火，拖着一束女巫发辫似的浓烟，越过公路驶过去了。

    “这车也从杜尔诺夫卡附近经过。”吉洪·伊里奇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打着冷嗝回上房。

    瞌睡的厨娘端了一罐汤，用两块被油烟弄成黑漆漆的抹布垫着，送进这灯油将尽、烟气熏人的房间。吉洪·伊里奇睇她一眼，说：

    “快给我出去！”

    厨娘转身踢开门，一下子消失在黑暗里。

    吉洪·伊里奇想上床睡觉，却仍咬紧牙，用阴沉的眼睛呆望着桌子又坐了许久。

    2

    库兹马一辈子都在梦想读书和写作。

    诗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写着玩”。他企图讲述他的沉沦，以无情的笔触描绘自己的贫困和可怕的日常生活，贫困生活如何使他变为畸形人、“无花果”。

    在思考自己的生活时，他自我谴责，却又自我辩白。

    他的经历也就是俄国一切无师自通者的经历。他出生在一个有一亿多文盲的国度，长在迄今仍拳来脚往地死命斗殴的黑窝子村，出身于极端野蛮愚昧之中。教会他和吉洪识字识数的是他邻居——胶皮套鞋注型工别尔金。别尔金之所以教他俩，也只因闲着没事干。在黑窝子村，哪有穿得起胶皮套鞋的！与其懒洋洋地坐在墙脚边蓬头赤脚晒太阳，对着双膝间的灰土地吐口水，倒不如从别人身上捞几文“买酒钱”花。兄弟俩在市场上的马托林商铺干活时，又学会了读书写字。库兹马渐渐迷上了书本。书是市场上的一个自由主义者、脾气乖戾的老头儿、拉手风琴的巴拉什金送给他的。但在铺子里怎能谈得上读书！马托林常常呵责：“该死的小鬼，再看那些劳什子书看我不扯下你耳朵！”

    在那儿，库兹马开始练习写作。第一篇创作是小说，讲一个商人在可怕的雷雨之夜经过穆罗姆森林[11]，投宿黑店为强盗所杀。

    库兹马以浓墨重彩描写了他临死时的祈祷、他的心事，以及他如何哀叹自己“过早地断送了”性命。但市集上的人毫不留情地当头泼他冷水：

    “你呀，上帝原谅，是个笨蛋！‘过早地’！这大肚子商人早该见鬼去啦！再说，你怎知道他想啥？强盗不是把他杀了吗？”

    于是库兹马模仿科里佐夫[12]的格调写诗，说一位年迈勇士把自己骑的宝马送给了他的儿子。勇士赞颂宝马道：“在我年轻时它曾背负我驰骋南北。”

    “好哇，”别人对他说，“那匹马该有多大岁口了？唉，库兹马，库兹马，写一些切合实际生活的东西岂不更好，比方说，写这场战争……”

    于是库兹马迎合市场上那帮人的所好，改写他们那时候常常议论的俄土战争：

    在那七七年，土耳其人开了战，派出大军，想把俄罗斯霸占。

    可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大军：

    头戴尖头帽的丘八，偷偷摸到炮王[13]底下……后来他痛感这些小诗笨拙、粗俗而且狂妄，蔑视异邦人尖头帽这种诗句简直一文不值！

    母亲死后，兄弟俩卖掉她身后遗物，离开马托林铺子开始独立经商。但库兹马仍常去他原先待过的市集，和巴拉什金保持友谊，凡巴拉什金赠他的或指定他读的书，他无一不热心阅读。说实话，在与巴拉什金谈论席勒时，他也极想借用老头的手风琴玩玩。他百般赞颂《烟》，说“聪明人不读书也心明眼亮”。他瞻仰科里佐夫墓时狂喜地抄录连篇别字的碑文：“沃龙涅什市民，诗人亚历塞·瓦西列维奇·科里佐夫沐浴圣恩，无师自通而成饱学之士……遗体葬此碑下。”

    年老的巴拉什金又高又瘦，无论冬夏，穿同一件长有绿霉的厚呢大衣，戴同一顶暖帽，大面盘上的胡须刮得精光，嘴歪向一边，说起话来尖酸刻薄，嗓音苍老低沉，面颊上布满扎人的硬毛，突起的绿幽幽的左眼珠斜睨着，正好与嘴歪的方向相同，那模样儿，使人看了毛骨悚然。有一回，他听罢库兹马关于“无师自通”的一番话后火冒三丈，瞪大眼珠，把烟卷一摔，任马合烟丝散落到棱鲱鱼罐上，怒喝道：

    “蠢驴脑瓜！胡说些啥！你是否好好想过，我们的‘无师自通’者和‘饱学之士’落了个什么下场？”

    他重新捡起烟卷，愤愤然地感叹道：

    “仁慈的主啊！普希金被打死了，莱蒙托夫被打死了，皮萨列夫淹死了，雷列耶夫被绞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刑场陪绑，果戈理被逼疯了……还有谢甫琴科呢？波列扎耶夫呢？你会说责在政府，可俗话道：有哪样儿的奴仆，就有哪样儿的老爷，全是搭配好了的。啊，世上哪还能找得出俄罗斯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民？该受三倍的诅咒！”

    库兹马不断地摸索长礼服上的扣子，一会儿扣进扣眼，一会儿解开，皱起眉，堆起笑容，不好意思地回道：

    “请允许我提醒你，是最最伟大的人民，而不是‘这样的人民’。”

    “别来歌功颂德那一套！”巴拉什金又嚷嚷。

    “不，我偏要歌颂！要知道这些作家正是我们人民的儿女。普拉东·卡拉塔耶夫[14]便是公认的人民的典型。”

    “为什么不写叶罗什卡？不写卢卡什卡？老弟，若我提笔，也能写出个金枝玉叶来！为什么写卡拉塔耶夫而不写拉祖瓦耶夫和科卢帕耶夫？不写敲骨吸髓的盘剥者、放高利贷的神父、出卖灵魂的助祭、萨尔特奇哈一类的女地主、卡拉马佐夫和奥勃洛莫夫、赫列斯塔科夫和诺兹德廖夫[15]，或者，咱们不说远，为什么不写你那混账哥哥？”

    “普拉东·卡拉塔耶夫……”

    “去你的卡拉塔耶夫吧，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出人头地的优点！”

    “那么俄国的殉道者、苦行僧、圣徒、托基督之名的先知、分裂派教徒呢？”

    “啊，那么古罗马科洛西姆斗兽场、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无数的教派，还有那宗教改革家路德又怎说呢？不，别想将我的军，办不到！”

    对，该做的就是学习。可是找什么时间学，上哪儿学呢？

    他整整花五年时间在做买卖上，而这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能上一次城就算是莫大的幸事，可以休息，访友，闻到面包房和铁皮屋面的味儿，可以在商业街上溜达，喝上茶，吃上小白面包，在“卡尔斯”酒馆听波斯进行曲……商铺的地板是用茶水洒过了的，鲁达科夫门前举行有名的斗鹌鹑游戏，卖鱼、卖菠萝以及卖马合烟小摊各自散发着特殊的气息……巴拉什金见库兹马走近来便露出亲切却又吓人的笑，之后就诅咒起斯拉夫主义者，把别林斯基和最恶毒的谩骂连在一起，慷慨激昂地列举许许多多人名和论据来互相攻击，最后得出最最绝望的结论：“现在真正完蛋了，我们在不断倒退，倒退到亚细亚的野蛮啦！”老头叹罢，忽压低嗓门，环顾一下左右，补充道，“你听说了吗？萨蒂科夫快要死了。这是最新消息！据说给他下了毒药……”而翌日一早，重又是大车，草原，酷热或者泥泞，在颠簸的大车上看书难若登天……他久久地凝视远方，在心中酝酿甜蜜而又哀伤的诗行，可是往往会想到别的事上去，考虑自己该找个出路，或者怎样和吉洪拌嘴，于是思路就中断了……路途的尘埃和轮轴的煤焦油味使之掩鼻，薄荷饼的甜香和猫皮的臭味同样令人窒息……更不用说接连两星期不换一次衬衣，随便吞点儿干粮当饭，靴子变了形，脚踵磨出了血泡，夜宿他人家里或是过道里……这些年苦不堪言！

    从这样的苦役中挣脱出来时，库兹马在胸前画了个大大的十字。但，总得设法糊口呀！在叶利茨附近，他跟一个牲口贩子干了一阵，后来去了沃龙涅什。他早就爱上沃龙涅什的一个有夫之妇，因而心牵梦系。在那儿一待十年，住在粮食收集站附近，给报纸写些有关粮食的短文。他读托尔斯泰的杂论、谢德林的小品用以解愁，岂料愁上加愁，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萦绕不散：年华虚度，他这一辈子很快就将完蛋了。

    九十年代，巴拉什金患疝气去世。库兹马与他最后一次会面是在他死前不久。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面啊！

    一个阴沉着脸狠狠说：“应该写，否则会像野地里的牛蒡草一般活活干枯死掉……”

    另一个乜斜着死气沉沉的左眼，困难地嚅动着下巴说：“是的，是的，我早说了，要勤学勤思，不断观察周围的一切，观察我们的贫穷落后生活……”

    他手发抖，怎么也没法把烟丝装进喇叭形纸筒，之后无奈地笑了笑，把喇叭筒烟卷儿放过一旁，打开小桌的抽屉。

    “你读吧，”他从中找出一沓揉皱的纸和剪报，“读这一沓子宝贝吧，老弟……我读啊，剪啊，抄啊……现在我快死了，于你有用，这都是些有关俄国艰难生活的记录。”

    他翻了半天也没能翻到，便找眼镜，心急火燎般摸索各个衣袋，终于无望地摆摆手，摇摇脑袋，皱眉说：

    “得了，得了，你现在知识还欠缺，量力而行吧。介绍给你的题材，关于苏霍诺瑟的，你写了吗？还没有？笨驴脑袋！多好的题材！”

    “要写就写农村，写人民，”库兹马说，“你自己也曾再三提起，俄罗斯，俄罗斯……”

    “难道苏霍诺瑟不是人民，不是俄罗斯？整个俄罗斯不过是个乡村，你好好记着！不妨看看周围，照你说，这是城市？每天近晚牛羊满街，烟尘滚滚，连隔壁邻居都无法看清。你还叫它‘城市’！”

    苏霍诺瑟，多年来一直盘桓在库兹马的脑海。黑窝子村的这个卑贱老头，他的全部家产只不过是条沾满臭虫尿的垫褥和一件老婆遗留下的、蛀出一个个洞眼的女大衣。他乞讨为生，贫病交迫，以一月半卢布的租价在卖熟食的女摊贩屋里找了个墙角栖身。按女摊贩的意见，他只消卖掉家产，就能大大改善现状。但他十分珍惜这份遗产——倒不是出于对逝者的眷恋，而不过心中认为，自己总算有点财物，虽不能与别人相比。他觉得这份家产值上大价钱：“如今这样的女大衣哪儿能找得着？”他不反对，不，他压根儿不反对卖掉它，然而开价大得吓人，买主听了简直目瞪口呆……库兹马对村里的悲剧有深切了解，不过，当他思考如何阐述时不由得陷进村上的日常琐事，勾忆起他的童年、青年时代，于是思路搅成一团乱麻，苏霍诺瑟在这五光十色的场景中被湮没了，改而企图写自己的心声，把摧残他生命的一切披露出来。可是，他一生所过生活之可怕首先在于单调而平庸，它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化成千百件琐碎的小事，使他束手无策……自那以后他又一事无成地度过好几年。在沃龙涅什当过一个时期的经纪人，之后，与他同居的那个女人患产褥热死了，他转而去叶利茨当经纪人，以后又在利佩茨克一家蜡烛店里站过柜台，在卡萨特金农场当过办事员，一度成为托尔斯泰的狂热信徒，差不多一年不吸烟，不尝一滴酒，不食肉，手不离《忏悔录》，还打算迁居高加索，参加反教堂仪式派……不料有一天他受人之托去基辅办事——那是天气晴朗的九月末，空气新鲜，太阳不再灼人，列车向前奔驰，车窗洞开，色彩缤纷的树林从窗外掠过，南方的一切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可出乎库兹马意料，在涅仁停靠时一大群人挤在候车室大门旁围住什么人叫喊、争吵，群情激昂，使得他心跳加速。库兹马朝他们奔去，很快钻进人丛，见到车站站长的红帽子和高个儿宪兵的灰大衣。那宪兵正申斥三个乌克兰人，后者毕恭毕敬站着，神情却带几分执拗，身穿厚长袍，脚穿大得吓人的靴子，头戴褐色绵羊皮帽，可皮帽只勉强盖住裹有绷带的圆脑袋。绷带上的浓血已经干涸、发硬，眼睛肿胀，肿而呆滞的脸上净是紫血瘢和凝血变黑的伤口。原来这三个人被恶狼咬伤，现去基辅治疗，身无分文，几乎每到一个大站都得饿着肚子等上一昼夜。库兹马得悉不让他们上这趟车，只因这车是“快客”，顿时怒从心起，在一群犹太人的助威声中冲那宪兵吼叫、跺脚，因此把他临时拘留，还将他的言行做了记录。他一面等下一班车，一面喝酒，喝得酩酊大醉。

    三个乌克兰人是打从契尔尼科夫省来的，在库兹马想来，那是个荒凉处所，都是些荫翳苍苍的老林子。三人与野兽徒手搏斗的事令他想起弗拉基米尔时代[16]，想起原始森林，想起古代农夫的生活。跟人吵了一架的库兹马哆嗦着手边斟边叹：“啊，那是个英雄年代！”宪兵和那几个俯首听命的穿袍子畜生使他憋了一肚子气：宪兵如此横蛮，那三人如此迟钝，全都该诅咒。

    罗斯，古罗斯啊！……酒意涌上头，浮想联翩，把一切夸大到不自然的程度，库兹马热泪盈眶。“‘勿抗恶’[17]行得通吗？”他想起托尔斯泰提出的主张，不由得摇头苦笑。邻桌有个衣着整洁的年轻军官背朝他，正跟一伙人同桌进餐，库兹马饶有兴趣地瞪眼看他：雪白的制服只是短了些，腰身缩到了腰上面。让我上去帮他往下扯一下，若是他跳将起来嚷嚷，就扇他一耳刮子，看他抗恶不抗恶……他到了基辅，把正事撇到一边，接连三天喝得醉醺醺的，在城里和第涅伯河陡峭的河岸闲逛。索菲亚大教堂午祷时许多人都惊奇地打量站在雅罗斯拉夫石椁前的一个瘦削的俄罗斯人：

    这人好生奇怪，午祷结束了，人们也都散了，看守人来吹灭蜡烛了，可他紧咬牙关，稀稀拉拉的胡子垂到胸口，闭起深陷的眼，倾听响彻教堂上空低沉而悦耳的钟声，表情既幸福又痛苦……近晚时又见他在大教堂附近跟一个残疾男孩坐在一起，漾起忧伤的微笑，张望大教堂的白色围墙，矗立于秋空中的金闪闪教堂圆顶。孩子光着头，肩上斜挎个粗麻布袋，羸弱的体躯披件破烂衣服，一手端只存一戈比小钱的木碗，另一只手像摆弄东西般摆弄他那仿佛不是长在自己身上的右腿。右腿已经变形，膝盖以下光裸裸的，覆有金色毫毛的腿肚子细得出奇，被太阳晒得黝黑。四外并没有别的人，他乏乏地仰着几经风吹日晒满是灰土的短平头，袒露出孩子细小的锁骨，不管苍蝇在叮他的鼻涕，不停地拖长声音唱道：

    瞧瞧我们，做母亲的，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孩子们！

    唉，愿主保佑，做母亲的，不再有这样的受苦人！

    库兹马从一旁应和：“是呀，是呀，唱得对。”

    在基辅他已意识到卡萨特农场不会让他久待了，前景不妙，势必穷困潦倒。后来果真如此。他在农场又待过一个短时期，但人没人样，总是醉醺醺的，衣衫不整，嗓音也哑了，一身马合烟味，颓废的模样儿无法遮掩。嗣后堕落得更深：回到他原来住的县城，靠剩下的几个钱勉强度日，整个冬天只好在霍多夫客店的通铺房间过夜，到开在婆娘市场的阿夫杰伊奇酒馆打发白天；从他几个钱中抽出一大部分办件蠢事——印行他的诗集，然后厚着脸皮向阿夫杰伊奇酒馆的顾客们半价兜售。不但如此，他还成了逗人笑的小丑！有一回他站在市场上一家面粉铺旁瞧乞丐怎生向走出门来的商人莫茹欣逢迎拍马。莫茹欣的尊容犹如映照在铜茶炊上的脸，一副刚睡醒的可笑神情，任凭乞丐纠缠，就是不搭理，反而对一只正舔他亮皮靴的猫感兴趣。但乞丐并不因此气馁，他捶胸耸肩，提着沙哑嗓门赞道：

    喝得醉醺醺，才是聪明人……库兹马的肿胀眼一亮，他欣然接口：

    行乐最好，酒浆最妙！

    一个脸若母狮的城里老太婆打从这里经过，她停下来，皱着眉看了看库兹马，举起拐杖，恶狠狠地、有板有眼地说：

    “祈祷文你大概背得不这样熟吧！”

    他已堕落到无可堕落的地步，这反救了他。犯过几次严重的心脏病后他停止酗酒，断然决定开始过一种最平凡的劳动生活，比方说，租个果木园或者菜地……这念头使他很高兴。“是的，是的，”他想，“早就该这样啦！”他真是需要休息，过清贫单纯的生活。他已渐入老境，胡子变得稀疏，全成灰色的了，往后梳的、后发卷曲的二分头看上去也是灰不溜秋，脸色黑了，脸盘瘦了，颧骨更加突出了……春天，在和吉洪言归于好的前几个月，库兹马听说本县卡扎科夫的果木园要出租，便急忙赶去接洽……5月初，乍暖还寒，下着蒙蒙细雨，县城上空的行云如同秋天般阴沉。库兹马穿了旧呢外套和磨损的靴子往普希卡尔村后的车站走去。一路晃着脑袋，牙缝间叼支烟，半眯眼睛，反抄短外套里的双手。有个赤脚孩童挟一大沓报纸迎面奔来，边奔边活泼地喊着他天天喊的话：

    “大罢工哦！”

    库兹马讥讽地笑道：

    “晚啦，小伙子，有新一点的消息吗？”

    报童站下，亮着眼回答：

    “新消息在车站被警察扣下了。”

    “唉，还谈什么宪法！”库兹马跨过一团团水洼，沿着被雨水淋黑了的破栅墙，向湿漉漉的花园和坡上一溜破败房屋的窗户走去。这里已是县城尽头。

    “多奇怪，”他心里想，“以前遇到这种天气，杂货铺和小酒馆里的人懒洋洋地打哈欠，没话说；现在大家都在热烈谈论杜马、造反和火灾，还说什么‘穆罗姆采夫[18]刮了总理的鼻子’……瞧这情景，兔子尾巴长不了。”

    他想起村警在县立公园演奏管弦乐的事来。最近上边派了整整一百个哥萨克来县里，来后第三天，在商业街上一名醉酒的哥萨克走近公共图书馆打开的窗口，对着管理小姐一边解裤，一边强行要她买下他那个《算术》课本。当时一旁站着个年老马车夫，指责他不知害臊，不料哥萨克拔刀砍了他肩膀，并谩骂着追逐吓得四散奔逃的行人。

    库兹马身后几个小妞儿踩着一块块石头跨越村头小河，一边用尖细的嗓音唱：“扒猫皮，扒猫皮，扒猫皮小贩篱笆下趴，一群猫儿正打架，只抓住一只小猫爪。”

    “这些个死丫头，凑在一起没好话说！”走在库兹马前面的列车员呵责道。

    不过从他声音可以听出，他是忍着笑说的。列车员身上的制服大衣让人看着觉得沉，腰扣带提溜在仅有的一颗扣子上，深筒旧套鞋上贴满干泥巴。过了歪斜的小木桥，往前便是被春汛冲出的一道山沟。山沟旁长一溜瘦弱的柳丛。库兹马闷闷不乐地瞧了瞧那柳丛，那村上的众多茅草屋顶，那飘浮在屋顶上空的烟云和嘴里叼根骨头的大黄狗……“是的，是的，”他的脚往上坡路走，心仍继续往下想，“兔子尾巴长不了啦！”到了坡顶，已能见到空旷田野中车站的红砖房。他冷冷一笑，议会！议员！就说昨儿，按照过节惯例，公园张灯结彩，放焰火，村警乐队演奏《斗牛士》《在河畔、在桥旁》《马特奇什》舞曲和《三驾马车》，奏《加洛普》曲时还插进说白“哎，可爱的姑娘”。他从公园回到客店，拉了半天门铃——没人应。周围静悄悄的也没有一个人影。广场西面街尽头处是日落后蓝沉沉的寒冷天空，他头顶上的乌云一片又一片……最后，总算有人拖着脚步哼哼唧唧开门来了，那人将钥匙在锁孔里拧了好大会儿，嘴里则在嘟哝：

    “腿被弄瘸了……”

    “怎么会的呢？”库兹马问。

    “被马踢伤的。”那人打开院门说，“好啦，眼下只剩两个客人了。”

    “两个审判员吗？”

    “是的。”

    “他们干吗来咱县城？”

    “来审一个议员……据说那议员打算往河里下毒。”

    “议员？你这傻瓜，难道议员会干这样的事？”

    “谁他妈的知道……”

    村边土屋门前站个穿破鞋的老头，手里拿根胡桃木棍子，见有行人，便装作更加老态龙钟的样儿，将棍端在手中，耸肩苦脸似若力乏难支，野地里潮湿的冷风吹乱了他一头灰发。触景生情，库兹马想起父亲、童年……果戈理的咏叹突然出现在他脑海：“罗斯，罗斯！你奔向何方？”他暗下寻思：“罗斯，罗斯！”全是空话，见鬼去！“议员打算往河里下毒”——这话简洁得多。造成如此局面，该处分谁？不幸的是人民，首先是人民！……库兹马绿莹莹的小眼一如他最近以来常有的那样噙满泪水。前不久他去婆娘市场上的阿夫杰伊奇酒馆，院子里泥浆没踝，登楼的腐朽木梯臭得连这个什么都经历过的人也觉恶心。掀开蒙有破毡的油腻腻的沉重大门，酒馆里烟雾障目，碗碟碰撞声、跑堂的杂沓脚步声和留声机嗡嗡的吵闹声震耳欲聋。他走进一个顾客较少的房间，坐下要了瓶蜜酒。脚下，踩成稀脏的地板上满是呕吐物，吸过的柠檬片、鸡蛋碎壳，烟头……可他对面靠墙坐个穿树皮鞋的高个儿农民正静心倾听留声机发出的叫嚷声，摇动头发蓬乱的脑袋，露出美滋滋的笑。桌上摆着一公升伏特加酒、一只杯子、几个小白面包，那庄稼汉却不喝不吃，只是看着自己脚上的树皮鞋晃动脑袋。忽然他觉察到库兹马向他投去的目光，立刻睁大欣喜的眼睛，抬起缀有黄色曲须的和蔼可亲的脸蛋，受宠若惊般说：“哎，我这是顺道来。”接着，像为自己辩解，又说，“先生，我兄弟在这儿做买卖……是我亲兄弟……”库兹马眨巴着泪眼，咬紧牙——唉，该死，百姓窝囊成什么样啦？“顺道来”看望阿夫杰伊奇被认作莫大荣幸！还不止此呢，当库兹马站起来说“再见”的时候，他也忙不迭站了起来，由于心里充满幸福感，想到他居然在这样豪华的处所坐着，还被当人看待，因而感激不尽，赶紧回道：“请别见怪……”

    在从前，车厢里大多谈论雨水多了或是天太旱了，谈论“粮价是由上帝定的”。现在许多人都在翻阅手头的报纸，一开口便谈杜马、自由权、土地归公，谁也不留心车厢上空正下瓢泼大雨，虽然坐在车厢里的粮商、农民、田庄出身的小市民没有一个不盼春雨的。一个瘸腿年轻士兵打从走道过，大约患有黄疸病，黑黑的眼睛流露着忧伤。他拄杖往前挪动，不时摘下满洲高筒皮帽伸向旅客，得到布施，就像乞丐似的在胸口画个十字。人们愤慨地议论政府，议论部长杜尔诺沃和官家的燕麦……并把过去曾大加赞赏的事拿来嘲讽一番：在朴次茅斯，维佳[19]为吓唬日本人，命令将他自己的箱子捆起来。坐在库兹马对面的一个马桶盖发型的年轻人红起脸激动地插话：

    “对不起，诸位先生，你们在大谈自由……我在一个税务专员手下当文书，同时写一些文章寄给首都报纸……我写文章关他什么事？他说他也赞成自由，可他听说我写了篇文章说我们消防工作做得不太好，就把我叫去训道：‘狗娘养的，你再写这玩意儿，我拧下你脑袋！’

    请教，如果我的观点比他的左……”

    “观点？”坐在年轻人一侧的一个肥胖的阉割派教徒面粉商切尔尼耶夫忽然用侏儒的尖嗓叫喊。他穿双圆颈瓶口靴子，早就用一双细猪眼在看那年轻人。此时不待对方明白过来，嚷道：

    “观点？你也有观点？你还左得多？你光屁股的时候我就见你来着！你差点儿没饿死，跟你爹一样也是叫花子！你该的份儿是给专员洗脚、喝臭鱼汤！”

    “宪法啊！”库兹马用尖细的声音打断了阉割派教徒的话，站起身来，磕磕碰碰地朝车门口走去。

    他不愿再看阉割派教徒那双年轻女管家式的肥而短的小脚，以及婆娘式厚敦的姜黄脸、薄嘴唇……初中教师波洛佐夫也算是好样儿的！此人五短身材，披件灰斗篷大衣，亮亮的眼，滚圆鼻子，亚麻色长须垂到胸口，倚着手杖亲切地频频点头称是……库兹马走到旅客上下的车门走道口，吸了一大口冷飕飕的带有湿意的新鲜空气，心胸为之一快。雨，哗哗地敲打顶棚，两侧水流如注并飞溅出千万颗水珠。车身摇摇晃晃。雨声、车轮声混淆在一起。迎面而来的电话线如同波涛似的时起时伏。浓密、苍翠的榛树林子眨眼工夫便掠过去了。忽然，一群男孩从路基旁探出头来，响亮地呼喊着什么，使库兹马感动得笑了，笑出了脸上密密麻麻的细纹。倏见前面一节车的车门过道里站着个香客，饱经风霜的农民的脸倒也善良，一把白胡子，戴顶便帽，呢大衣用绳束了，背一个口袋和一把洋铁壶，脚上套着短筒靴。库兹马用盖过车轮声和雨声的嗓门向他发问：

    “朝圣回来？”

    “从沃龙涅什回来。”光头殷切地答话，但声音很弱。

    “说那儿的人把地主往火里扔？”

    “往火里扔……”

    “这倒妙！”

    “啥？”

    “我说：这倒妙！”库兹马高声说。

    他转身用哆嗦的手抹去夺眶而出的泪水，掏出烟袋来卷烟，一下子又乱了思路：“香客是人民，阉割派教徒和教师就不是人民？废除农奴制才不过四十五年，怎好责怪人民？那么，究竟是谁的错呢？人民自己！”库兹马的脸又变得阴沉了，消瘦了。

    到了第四站，他出月台雇车。农民车夫先讨价七卢布，说是距卡扎科沃有十二俄里路程，后减成五卢布，最后，其中一个说：“给三卢布，我拉你去，咱们都别废话了。现在可比不得从前……”不过，口气还是软下来，添上惯说的话，“饲料贵呀……”终于以一个半卢布的价钱成交。道路泥泞，车小，马瘦弱得像驴，竖起两只大耳朵。车慢慢驶出了车站院子。

    马车夫坐在车杆子上拼命摆弄缰绳，似乎要使出全身之力来帮拉套马。在车站上，他吹嘘他的马“撒开腿就再也收不住”，眼下像在为这话感到惭愧。但最窝囊的还是他本人：年纪轻轻，身量魁梧，脚裹白包脚布，穿双树皮鞋，上身是带腰褶的短衫，旧遮檐帽压住黄黄的头发，身上透着没有烟囱的农舍和大麻的气味——全像古时候的农夫，但是脸色苍白，不生胡须，脖子粗肿，声音喑哑。

    “你叫什么名字？”库兹马问。

    “叫阿赫瓦纳西……”

    “名字倒美！”库兹马愤愤地暗想。接着又问：

    “姓呢？”

    “梅尼绍夫……嘎！该死的，快走呀！”

    “有病吗？”库兹马指指他的脖子。

    “说有病，也只是喝冷克瓦斯喝多了。”梅尼绍夫避开库兹马的目光，喃喃道。

    “咽东西的时候痛吗？”

    “咽东西——倒是不痛……”

    “得，别胡扯了，”库兹马严正地说，“尽早去医院看病！娶亲了吧？”

    “娶了……”

    “你瞧吧，孩子生下来，都会是你赏的这副好模样儿。”

    “不假。”梅尼绍夫表示同意。

    他一个劲儿拉扯马缰。“嘿，简直拿你没法子，该死的！”最后见是白花气力，也就罢了手。沉默半晌，突然问：

    “掌柜的，杜马开会了没有？”

    “开了。”

    “听说马卡罗夫[20]还活着，只是不让说。”

    库兹马耸耸肩。鬼知道草原上的这些乡巴佬在想啥！“不过，这地方可真富！”他盘膝坐在光板车上，身下只垫了块破抹布和一小把麦秸，眼睛打量着四周，愁闷地想道，“多好的黑土地！路上的泥浆油光光地发蓝，树、草、菜园子一片墨绿……可那些农舍却都是土坯墙，房顶上晒着当燃料的牲口粪。”农舍旁停一辆快干裂的运水车，运来的水里游动着蝌蚪……这已算是富户了。可场上的烘谷棚已老掉牙。有牲口院，有大栅门，房子是麦秆子披檐，砖砌墙，分正屋和披屋，窗间壁还用石灰画了图案：一处画根棍子，棍端画两个分叉，便算是枞树；另一处画了个公鸡模样的东西。小窗也用石灰添上狗牙边。“这也算创作！”

    库兹马冷冷一笑，“要说是，也是穴居时代的。”两扇板门上用木炭画了个十字架。台阶一侧横卧着一大块墓石，看来是为爷爷奶奶辈准备的……是的，这人家可说是富户了。但房周是没膝的泥浆，台阶上躺条猪，窗洞眼那么小，大概里面黑咕隆咚，高板床啦，纺机啦，大炉子啦，泔水桶啦，照例挤得难以转开身子……而家是个大家庭，孩子成群，冬天还有小羊羔、小牛犊……湿气弥漫，烟雾腾腾，以致屋里总有股霉味儿，孩子挨了“毛栗子”又哭又叫，妯娌对骂：“叫雷轰死你，贱母狗！”盼对方“大斋节噎死”。婆婆摔炉叉、摔木钵子，操起青筋毕露的黑手朝媳妇扑过去，唾沫飞溅地咒骂。公公有病动弹不了，便不住口地训斥。

    马车转了个弯，经过牧场。那儿正准备赶集，有的地方已支好帐篷架，堆着车轮、陶碗，手糊炉子已经生火，飘着油炸饼味。场上还有灰色的茨冈人篷车和拴在车轮上的牧羊狗。再往前走，公家酒馆附近有一堆青年男女挤在一起嚷嚷。

    “百姓在寻欢作乐哩。”梅尼绍夫若有所悟般说。

    “逢上什么大喜事了？”库兹马问。

    “在指望……”“指望啥？”

    “那不明摆着，指望家神赐福呗！”

    “嗨！”有人在大伙儿顿足声中高唱：

    毋庸耕，毋庸收，薄荷饼送到姑娘手！

    人群后站了个个儿不高的汉子，着树皮鞋，缠包脚布，沉甸甸的新裤及下摆打褶的瓦灰上衣都是家织布料所缝，干净，结实。他倏地一挥双手，灵巧地跺跺脚，用高音嚷道：“让开些，让小当家瞧咱露一手！”说罢钻进人圈，在一个高个儿小伙面前急速摆动双腿。那小伙戴着遮檐帽，正低头着魔了似的踢蹬皮靴，一面脱下黑上衣扔到一边，身上仅留件新印花布衬衫，阴郁而苍白的脸冒着冷汗。

    “我的儿子！宝贝！”穿方格土布裙的老婆子则伸出双手向小伙哭喊，声音盖过喧哗，“看基督分上，行啦，你会累死的！”

    不料宝贝儿子仰起头来，咬牙切齿地挥舞拳头，跺脚恨骂：

    “去，臭婆娘，别叨叨！……”

    “她把辛苦织出的布全卖了，把钱通通花到儿子身上，”梅尼绍夫解释，“爱子成疯。寡妇莫不如此，可儿子天天醉酒，待娘没好颜色……真叫活该。”

    “‘活该’是什么意思？”库兹马不由得好奇。

    “宠孩子，那就活该遭罪受……”

    农舍旁，长椅上坐个瘦长男子，腿像两根棍子插在毡靴里，破裤子下面的尖膝上搁着他没有血色的大手，一顶帽子像老年人那样压到额头上，睁大痛苦的、乞求般的眼睛，没有了人样的瘦脸拉得长长的，微启着灰白嘴唇……“纸糊灯笼，”梅尼绍夫指着病人说，“闹肚子，半死不活快两年了。”

    “咋的，纸糊灯笼是他的绰号吗？”

    “绰号……”“蠢话！”库兹马道。

    另一农舍旁坐个没多大的小妞，她仰起身注视过路人，一边伸出舌头，把嚼烂的黑面包喂她手中戴睡帽的婴孩。库兹马不忍看这伤心景象，忙掉过头去……打谷场尽头风在柳丛中飒飒作响，斜插的一具稻草人两只空袖飘飘荡荡。同草原连成一片的打谷场叫人看了总是那么不悦，再加上这稻草人，这秋天的云，地上的一抹青绿，从野地里呼呼吹来的风，露了顶的烘谷棚和正在烘谷棚附近草窝里闲逛的、被风吹乱尾巴的鸡群……远方露出两长条绿林，那是长满橡树的峡谷，人们称它为裤子沟。正是从裤子沟到卡托科沃的路上遇上了雹子雨。梅尼绍夫的驽马见快到村子了，终于撒腿跑开了。库兹马眯缝起眼捡起身下的湿麻布挡住头，手已冻得麻木，可冰冷彻骨的水流不断地灌进领子，破麻布被水淋得越来越重，并且发出一股粮囤通有的霉臭味。雹子往头上打，车轮溅起的泥水往四处飞，轭下的水哗哗流，不知什么地方的受惊羔羊咩咩叫……末了，库兹马再也透不过气，索性掀掉头上的破麻片。终于雨渐渐地小了，天也快近傍晚。草场上的牲口成群成群地经由库兹马乘坐的大车往农舍跑。一只细腿黑绵羊跑到一边去了，一个赤脚婆娘在追赶，她撩起湿裙子，露出雪白的小腿肚。西方，村头处天光还亮，而东方庄稼地上空，灰蒙蒙的云块后面悬起了两道彩虹。空气中飘移着绿野的湿味和村中的炊烟味。

    “请问哪是东家大院？”库兹马问一个宽肩膀、穿白衬衫红呢裙的婆娘。

    婆娘站在石门槛上，手牵哇哇哭的小姑娘。小姑娘的号声叫尖厉刺耳。

    “大院？”她反问，“谁家大院？”

    “东家的。”

    “谁家的？啥都听不见……啊，你号，死丫头！”她把小姑娘一扯，后者被扯得转了个身。

    又去另一家农院打听。过了大路往左，然后向左拐，经过一处门窗通通钉死的贵族宅第，下坡来到小河桥头。梅尼绍夫的脸上、头发上、外衣上不住地往下滴水，被雨洗过的长有白睫毛的胖脸更显呆笨了。他正好奇地瞭望前面。库兹马顺他的目光看去，对岸山坡上便是卡扎科夫家茂盛的果园以及由坍塌杂物棚和残破石墙围起的大院，院中三株枯死的枞树背后露出东家的住所：生锈的红铁皮屋面，灰色的外墙。可坡下聚着一群庄稼汉在看热闹。原来在他们前面刚被雨水冲刷过的陡坡路上，三架瘦马拉着四轮篷车在泥水中挣扎，车旁站个雇农，破衣烂衫，但生得一副好脸相：一大把深红胡子，眼睛很机灵。这会儿他正苍白着脸，拉紧马缰吆喝：“喔，喔！”那些庄稼汉却打哈哈，吹口哨，一个劲喊：“吁，吁！”车中坐个服丧少妇，她焦急地向前伸出双手，长睫毛上挂着大颗大颗的泪珠。焦急的神情也流露在坐她一旁的男子绿莹莹的眼里。那是胖子，火红胡须，紧握手枪的右手手指上婚戒一闪一闪。

    他不停地挥动左手，帽子推到后脑门上，显然穿着驼毛上衣和戴着暖呢帽感觉有点热。他们对面坐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白白的皮肤，包着大围巾，睁大好奇的眼睛东张西望。

    “这是米什卡·西韦尔斯基家的。”从三驾马车旁驶过时，梅尼绍夫冷眼瞧着孩子，扯起沙哑的粗嗓门说，“昨儿西韦尔斯基被烧死了……活该！”

    地主卡扎科夫的事务由村长经管。这人当过骑兵，人高马大，粗野得很。据拉一大车湿淋淋的青饲料进院子的雇工说，有事该去下房找。这天村长遭遇不幸，婴儿死了，不会有好态度。库兹马留梅尼绍夫在门外，自己朝下房走去。此时恰好村长的老婆满脸泪痕，腋下挟着只乖乖的麻花母鸡从果园回来。台阶上，在廊柱之间，一个穿斜口衬衫和深筒靴的年轻人见她走近，喊道：

    “阿加菲娅，你这是把它往哪抱呀？”

    “抱去宰。”村长老婆哭丧着脸回答。

    “交给我干。”

    阴沉的天空又掉雨点。年轻人满不在乎地走到冰窖，开开门，从门槛后操起一把斧子。一分钟后嚓的一声，无头麻花鸡伸着砍成一半的血淋淋的脖子在草地上跑开了。跑一阵，绊倒一次，打个滚儿，扑棱起翅膀，羽毛和血洒得满地都是。年轻人扔下斧子往果园扬长而去，村长老婆抓住断头鸡，走到库兹马跟前问：

    “什么事？”

    “来租果园。”库兹马答。

    “你跟费奥多尔·伊凡纳奇说去。”

    “他在哪儿呢？”

    “马上要从地里回来了。”

    于是库兹马在下房敞开的窗子外等待。往里望，半明半暗中有炉灶、铺板床、桌子。窗下长凳上放着洗衣盆——其实是一口貌似洗衣盆的棺材，其中躺着死去的婴儿。婴儿几乎没有头发，小脸蛋发青……有个胖胖的盲姑娘坐在桌子旁用硕大一把勺子从汤盆里掏牛奶和面包碎块。蝇子在她头上嗡嗡响，旋又在死婴脸上爬动，随后不知怎的落进了汤盆。但盲姑娘直愣愣坐那儿，蒙翳的眼睛凝视着黑暗，仍在掏来吃。库兹马看着害怕，忙转过身去。冷风阵阵吹来，乌云越积越多，天空越来越暗了。院里耸立着两根柱子，柱子横梁上像挂圣像似的挂了块大铁板。那就是说，住这里的人夜里害怕，是用它来报警的。院中间还躺着几条瘦猎狗。有个男孩，八岁左右，拉辆吱扭刺耳响的小车在狗群中来回奔跑，车上坐有他的小弟弟，浅色头发，戴顶大黑帽。主宅阴森森，在这黄昏将临之际，住里面的人大概寂寞难挨吧？“哪怕点个灯也好！”库兹马想。他疲乏极了，觉得从城里出来快一年了……他在果园度过了黄昏，又度过了夜晚。从田间骑马归来的村长没好气地说“果园早租出去了”，对他提出的借宿要求奚落道：“你倒机灵，上这儿来住客店！像你们这等到处游荡的人眼下多着哩！”不过村长最后发了善心，准他在果园里的浴室过夜。库兹马打发走梅尼绍夫，绕过宅子，沿菩提树林荫道朝果园入口走去。敞开的黑暗窗户里，从防蝇铁纱网后传来钢琴的叮咚声和好听的歌喉，这声音无论与黄昏或这宅第均不协调。林荫道尽头像地球的边缘，那儿隐隐约约地露着一角白云蓝天。一个栗发庄稼汉，没戴帽也没束腰带，穿双沉重的皮靴，手拎个桶，正沿着肮脏的林荫道过来。

    “你听，你听，”他讪笑道，“唱得多带劲！”

    “谁唱得这么起劲？”库兹马问。

    庄稼汉抬起头。

    “东家的少爷，”他嬉皮笑脸地说，“听说他这么唱，快有七年啦！”

    “哪个少爷？宰鸡的那个吗？”

    “不，另一个……这还不算啥，有时亮开嗓子唱‘今天是你，明天是我’的时候那才妙呢！”

    “他是在练唱吧？”

    “练得有多棒！”

    一字一顿，话带讥讽，库兹马不由得多看他一眼。他头发像伞，从四面披挂下来[21]。脸不大，没什么特殊的地方，是那种古俄罗斯式的，苏兹达尔公国时期的长相。大靴子，瘦身材，而且僵硬如木头。肿眼泡，鹞鹰眼，垂下眼帘时不过像是个普通的傻汉子，可一抬眼帘甚至使你毛骨悚然。

    “你是看守果园的？”库兹马问。

    “看守果园。不看守果园又看守啥？”

    “叫什么名字？”

    “我吗？叫阿基姆……你呢？”

    “我是来租果园的。”

    “哈，有人抢先了。”

    阿基姆讥讽地摇摇头，走开了。

    风一阵紧似一阵，把绿叶上的水珠尽数吹落下来。果园后面的什么地方响起一个个闷雷，白花花、蓝幽幽的电闪照亮了林荫道。到处都有夜莺啼啭。很难明白在这布满沉重的铅灰色云块的天宇下，在被风吹弯的枝丫上，在潮湿、稠密的灌木丛间，夜莺怎能如此卖力、如此兴高采烈、如此甜蜜地放声歌唱，发出一串串银铃般的颤音，更难明白守夜人怎能在烂窝棚里、在湿麦秸上、在风中过宿。

    守夜人一共三人，都有病。年轻的那个过去是面包师，如今成了流浪汉，正患疟疾。另一个叫米特罗凡的在害肺痨，虽则他自说“没啥，只是肋间发凉”。阿基姆有夜盲症，是由机体恶化引起的，一到黄昏便看不清东西。库兹马进窝棚时，脸色苍白、性格随和的面包师正蹲在窝棚旁，撩起棉衣袖口，露出一双瘦弱的手用木钵淘小米。米特罗凡这个体矮肩宽、黑脸膛的痨病鬼上下湿衣湿裤，穿双马蹄似的歪斜的破鞋站在面包师一旁，直愣愣地睁大褐色亮眼看他干活。阿基姆此时提来了一桶水，动手给窝棚前的泥灶生火。他拨呀，吹呀，还进窝棚抱来一把稍稍干些的麦柴塞进烟腾腾的炉灶助燃，做这些的时候张大嘴巴呼啦呼啦喘气，对同伴们的打趣漫不经心，只讪笑，有时却说上几句狠毒机智话，叫人瞠目。库兹马闭起眼坐在窝棚一侧的湿椅子上，时而倾听谈话，时而倾听夜莺啼啭。阴暗的天空里雷声隆隆，电光闪闪，一阵阵潮湿的夜风吹过林荫道，把冷冷的水珠吹落他身上。由于饥饿和多吸了劣等烟草，他心头隐隐作痛。稀糊面似乎再也熬不熟了。有个念头在他头脑里回旋：也许有一天他也会像这些守夜人那样过野兽般的生活……一阵阵冷风，远方单调的雷鸣，夜莺的啼鸣，阿基姆慢腾腾的、不动声色却极其刻薄的俏皮话和那吱啦吱啦的嗓门都刺激着他的神经。

    “我说，阿基姆，难道就买不起一根束腰带？”面包师装作好心地说，同时诡谲地用眼示意库兹马，要他听阿基姆怎对答。

    “你且等着，”阿基姆不假思索地、含讽带刺地回答，一面用长勺子撇出铁锅中翻滚的沫子，“等咱们在东家这儿干足夏天的活，我非但给自己买束腰带，还给你买嘎吱嘎吱的新靴。”

    “‘嘎吱嘎吱的’，我可没求你买。”

    “你脚上穿的是双破鞋呀！”

    阿基姆说罢便一心一意地品尝起沫子的滋味。

    面包师难为情地叹了口气：

    “咱们哪能穿得上靴子！”

    “别往下扯啦，”库兹马插嘴，“你们倒是说说吃的可好。每天就喝这稀汤粥？”

    “你想吃啥？鱼？火腿？”阿基姆头也不回地问，一边舔着勺子，“那敢情好：几两白酒，斤半鲶鱼，一块火腿，掺上果汁的茶……但这连稀粥也不是，老兄，只是一锅稀糊面！”

    “有时候是不是也熬点儿蔬菜汤喝？”

    “我们那汤呀，老兄，瞧是啥样的？泼到狗身上，狗也烫去一层皮！”

    库兹马摇头叹道：

    “你因为有病，才这么火气大，还是治病去吧！……”

    阿基姆没回答。灶门里的火已渐渐熄灭，铁锅底下只剩一堆暗红的余烬。果园更暗了。风吹鼓了阿基姆的衫子。蓝色的闪电不时把人们的脸孔照亮。米特罗凡坐在库兹马一旁，把身子支在木棍子上。面包师坐在菩提树下的一段树桩上，听到库兹马最后几句话，敛容道：

    “依我看，一切都由上帝安排好了的。上帝不给你健康，什么医生也帮不了你忙。阿基姆说得对：注定哪天死，怎也拗不过。”话中饱含了对命运的顺从和忧伤。

    “医生！”阿基姆眼盯着余烬，没好气地接茬，“医生！老兄，医生只知捞钱，我恨不能把那些家伙的肠子拉出来！”

    “并非个个医生捞钱。”

    “我能个个见着吗？”

    “没见着就别瞎说！”米特罗凡厉声说。

    阿基姆一反笑呵呵的平心静气的常态，睁大鹞鹰眼跳起来白痴似的嚷嚷：

    “什么，我瞎说？你住过医院没？没有？可我住过，我住了七天。你那医生给了我几个白面包？几个？”

    “笨蛋，”米特罗凡打断他的话，“并非个个病号都能吃上白面包，要看是啥病。”

    “啊，病号吃不得？叫他自己吃去，叫他撑破肚子！”阿基姆大声说道。

    他气愤地看了看众人，把勺子往“稀糊面”里一撂，进了窝棚，呼哧呼哧喘着气点亮灯。

    窝棚里顿时显得舒适宜人。后来他从顶棚里拿出勺子扔到桌上，向外面叫喊：“该端稀糊面啦！”面包师应声站起端铁锅。“请上桌！”他走经库兹马身边时说。但库兹马只拿了一块面包，撒上些盐，津津有味地嚼着回到长椅子上。天完全黑了。蓝色闪电像被风吹散，显得更宽、更快、更亮。每打一个闪，枝头的绿叶如同在白昼里那样看得一清二楚，旋即被黑暗吞没。夜莺也都歇了喉，只窝棚上方的一只还在痴迷地啼啭。“他们甚至不问一声我是从哪儿来的。”库兹马暗想。“唉，这伙人呀，真没出息！”他开玩笑般向窝棚喊：

    “阿基姆，你怎不问一声我是什么人，从哪来？”

    “干吗问？”阿基姆回道。

    “我倒想问他另一件事，”那是面包师的声音，“他估摸杜马能给咱多少地？你说呢，阿基姆？”

    “我没文化，”阿基姆答，“你从粪堆里看得明白些。”

    大概面包师对他的话莫名其妙，一时语塞。

    “他这是冲我来的，”米特罗凡向库兹马解释，“有一次我说起咱这样的罗斯托夫的穷苦人——也就是无产者，冬天只得在粪堆里避冷……”

    “出城找个粪堆，掏个窝，像猪似的钻进去，不愁冷，多自在！”阿基姆乐呵呵地接口说。

    “笨蛋！”米特罗凡回道，“有啥好笑？你要是穷得没法子，也会往里钻。”

    阿基姆放下汤匙，眼珠打个转，由茫茫然变成怒目而视，怒冲冲地喊叫：

    “哈，穷！你想富，按钟点计活？”

    “那又咋的？”米特罗凡也开始怒吼，鼻翼像非洲人那样一扇一扇，亮眼睛直视对方，“一天干二十个钟点只给十二个戈比，行吗？”

    “啊，你想干一钟点活净挣一卢布？叫你财迷心窍不得好死！”

    争吵起得快，平息得也快。一分钟后米特罗凡一边喝着烫嘴的稀面糊，一面心平气和地向库兹马说：

    “他自个儿才是财迷心窍。他，这瞎眼鬼，为一个戈比能在祭坛上吊，你信不信？别人给他十五戈比，他就把老婆卖出去了。上帝有眼，我说的不是笑话。在我们利佩茨克有个老头叫潘科夫，以前也看守果木园，现在已告老回家了，那人专爱干偷鸡摸狗的事……”

    “这么说来，阿基姆，你也是利佩茨克人？”库兹马问。

    “是利佩茨克的斯图竖卡村人。”阿基姆回答，心不跳，气不急，似乎谈的那事与他无关。

    “他和他兄弟一块儿过，”米特罗凡继之解释，“地和房子两人共有。不过他总吃亏，老婆，不消说得，不得不逃离他。为什么逃跑呢？就是刚才说的，潘科夫跟他谈交易，潘科夫出十五戈比，他让潘科夫代他去贮藏室过夜，他果真让潘科夫去了。”

    阿基姆不作声，只是用木勺敲桌子，眼盯着灯火。他已吃饱，抹过嘴，坐在那儿想什么事。

    “伙计，嘴皮子没啥好耍的，”最后他启口道，“我让他去了又怎的？他少一根毫毛没有？”

    阿基姆一边倾听，一边扬起眉毛咧嘴笑，他那非洲黑脸上布满一条条呆滞的皱纹，表情既快乐又忧悒。

    “最好用枪毙了他，”他说，声音分外刺耳，乡音格外浓重，“叫他来个倒栽葱！”

    “你指谁？”库兹马问。

    “我在说这夜莺哩……”库兹马咬牙切齿地说：

    “你这家伙坏透了，禽兽不如。”

    “是来咬我的……”阿基姆回敬道。接着打了个呃，站起身说，“怎么的，咱们就这么干熬灯油？”

    米特罗凡拿出烟丝卷喇叭烟，面包师收拾各人的木勺，阿基姆则离开桌子，背朝油灯画了三次十字，又朝窝棚暗处深深打一躬，然后抬起头来开始喃喃祈祷。他那巨大的身影投到木箱上折成了两段。祈祷完又画个十字，弯腰鞠了一躬。库兹马怀着无比憎恶瞥他一眼。阿基姆这样的人居然也做祷告！若问他真信上帝不，他那鹞鹰眼珠子准会从眼眶里蹦出来，他会说：“我又不是蛮子！”

    库兹马觉得出城来这儿已是一年前的事，现在再也回不去了。压在他身上的湿衣服令他难受，靴里拖泥带水的双脚隐隐疼痛。一天来由于风吹，脸火辣辣的。他从长椅上站起来，迎着潮湿的风向门外的野地里、向荒芜的乡村墓地走去。库兹马刚抬身离开长椅，从窝棚照向泥路的灯光便被阿基姆吹灭，四周一下子黑不着边。蓝色的闪电显得更亮、更突然，亮彻整个儿天空和果园，直至果园深处的浴室，但它倏又熄灭，一切黑咕隆咚，黑得令人头脑发晕。沉闷的雷声又在远方响起。库兹马定了定神，辨明道路，便沿池岸林澜声声的老菩提树和槭树慢慢地来回散步。雨点重又向他的帽子、向他的双手飘洒。忽然，像是天门洞开，斜风中的雨丝成了亮熠熠的，幽蓝的闪光照出一匹湿淋淋的细脖子马仰首站在野地里，由墨绿的燕麦田映衬，顿使库兹马毛骨悚然。他返身朝大门走，当摸黑走进枞树林间的浴室，雨已唰唰而下，大得使他想起人们所说创世纪时代的灭世洪水。划亮火柴，见窗下有张大木床，于是脱下外衣，卷起作枕搁到床头，摸黑上了床，叹口大气，直直地像老年人那样平躺下来，闭上疲惫的眼睛。上帝啊，这一趟跑得多辛苦、多荒唐！他怎想到来这儿的呢？东家的宅里现在也一片黑，映在镜中的电光一闪即灭……窝棚里的阿基姆此刻也在瓢泼大雨声中睡熟了……据阿基姆说，浴室里常闹鬼。他真信鬼吗？但他振振有词说他已故的爷爷（总是爷爷，而且总是已故的）进烘谷棚取麸子，就见过鬼盘腿坐在里面，脖子上套有锁链，头发蓬松，像狗……库兹马屈起一条腿，一手放在额头上，唉声叹气着悒悒进入梦乡。

    整整一夏天他都在找安身立命之所。租园子的事看来太愚蠢了。回城后思考了一番现有处境，他改而谋求管家或者办事员等职务，末了，只要能有块面包吃，干什么都不在乎。但是，奔走啦，找人说情啦，全落了空。在城里他早被看作怪人，酗酒，不务正业使他成了人们的笑料，对他这样的活法感到惊奇，后来简直抱怀疑态度。本来嘛！哪见偌大岁数的市民无家无口、住客店、穷得只有一个箱子和一把雨伞的！库兹马也对镜自照：瞧瞧自己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他夜里睡“通铺”，混迹于往来歇宿的旅客中间。上午天热，到市场、小酒馆转悠，打听哪儿有空缺。下午睡一觉，坐床前读读书，闲眺尘土飞扬的街道和蓝天。这么个饿成清瘦的花白头小市民是在为谁、为什么而活？他自认信奉无政府主义，却又解释不清什么叫无政府主义。坐呀，读呀，然后叹气，在房中踱步，或者蹲下身来打开箱子，重理一遍破书、文稿，两三件褪色斜领衬衣，一件旧斜襟长衣，一件坎肩，一张揉皱的出生证……然后——然后又干啥事？

    夏日天长。城里本就燥热，加之客店位于街转角上，从早到晚受到日晒，一天下来热得人头脑发胀，而窗外的市声更叫人没法安身。睡干草棚？跳蚤咬，鸡打鸣，牲口粪臭气冲天，也不会让你入眠。一夏天，去一趟沃罗涅什的想法一直没有离开库兹马。哪怕只待一小会儿便乘车返回，但求在沃罗涅什街上走一遭，瞧瞧那些熟悉的白杨树，市区后面那个淡蓝色小屋……不过，又何必呢？为此要花去十到十五卢布，为省下这笔钱，晚上就不点蜡烛，白天不吃面包圈，何况这么大岁数还念念不忘旧日相好，未免丢人，至于克拉莎，还能算是他的女儿吗？两年前，曾见到她坐窗口织花边，小脸蛋那么文静可爱。但，那也只是像她母亲……入秋时，库兹马已拿定主意，不去修道院当修士就干脆拿刀抹脖子。现在凉秋真的到了，市场飘散着苹果、李子的香味，学生多了起来。走出客店院门，经过十字路时木器广场后面的西坠太阳耀人眼花，左面直通市场的那条街也整个儿沐浴在余晖里，栅墙后一个个小花园蒙满灰尘和蛛网。公园里目下空阒无人，贝壳型露天剧场关了，夏天时卖马奶和柠檬的售货亭关了，板棚里的小卖部也关了，库兹马坐在露天剧场旁，心情那么的沮丧，乃至真动了自杀的念头。红霞满天，凉风习习，被夕阳染红的飘零树叶在林荫道上空飞舞，教堂钟声在召唤人们去做彻夜弥撒。这均匀的深沉的安息日里，小县城的钟声使他万念俱灰。突然从露天剧场台后传来咳嗽和呼哧呼哧的声音，“难道是莫季卡？”库兹马想。果然不错，“鸭头”莫季卡从楼梯后走了出来，穿双大兵的棕红靴，一件长过膝头的学生制服，制服上沾满面粉——想必他刚逛过市场，戴顶被车轮碾过无数次的烂草帽。莫季卡眯起醉眼，啐着唾沫，踉踉跄跄地走过他面前。库兹马暂且止了眼泪，主动向他招呼：

    “莫季卡，过来聊会儿，抽支烟……”

    莫季卡返回坐到椅子上哆哆嗦嗦地卷支烟，那副昏昏欲睡的样儿大约并没有弄清身边坐的这人是谁。是谁，在向他倾诉生活中的不幸……第二天，正是莫季卡给库兹马送来了吉洪的字条。

    9月底，库兹马便迁往杜尔诺夫卡村了。

    3

    库兹马的父亲伊利亚·米罗诺夫曾在杜尔诺夫卡村住过两年左右。那时库兹马只两岁，在他的回忆中，只记得好大一片香气四溢的墨绿色大麻地掩盖了杜尔诺夫卡村和一个黑黑的夏夜。那夜乡间没有一丝灯光，伊里亚的小屋旁走过“九个姑娘，九个婆娘，第十个是寡妇”，黑暗中一律白衫，赤脚，不戴头巾，手拿扫帚、木棍、叉子。传出一片响声，有敲炉盖的，有敲平底锅的，有直着嗓门合唱的。寡妇拖一把犁，她旁边走着一个手捧圣像的姑娘，其他人敲的敲打的打。寡妇用低音领唱：

    牛瘟，牛瘟，别进咱村！

    其余人以送葬歌调门接茬：

    咱们犁一趟，随后用刺耳的喉音连唱：

    捧着十字架和神香……如今库兹马对杜尔诺夫卡的田野景色已习以为常。库兹马从伏尔戈尔出来时稍有醉意（吃饭时吉洪请他喝了甜酒），这会儿正心情舒畅地浏览着四周耕过的深褐色田野。夏天的太阳光，清新的空气，一碧如洗的晴空，一切都预示他今后将过长期的安定生活。从地里翻耕出来的蒿草如此之多，以至于要用大车装运。庄园附近的耕地上有匹马，鬣毛中夹了许多草屑，旁边有好大一车的蒿草。车下躺着雅科夫，穿一条嫌短的蒙满灰尘的裤子和一件宽大的麻布衬衫，手揪住他身边的老公狗的耳朵。老公狗狺狺发威地斜眼盯住库兹马。

    “他咬人不？”库兹马大声问。

    “凶得很！”雅科夫翘着山羊胡子立刻应道，“就连马也敢往上扑……”

    库兹马乐得笑了。庄稼汉就是庄稼汉，草原就是草原！

    路顺一道长坡往前伸展，尽头处已见烘谷棚绿色的铁皮屋顶，而烘谷棚本身被郁郁葱葱的果园所遮没。果园对面的另一山坡上是一长串泥墙草顶农舍。右面，耕地过去，有条宽阔的山沟，尽头与另一条把庄园和村子分割开的山沟连在一起。山沟与山沟连接处有部张开翼子的风车和几家独院小地主的房舍屹立在小岗上（奥西卡称这几家人为“岗上的”），再就是牧场上一所墙壁粉刷成白色的小学。

    “怎么，孩子们都上学堂读书？”库兹马问。

    “都得上学堂。”奥西卡答，“他们那个学生可厉害呢，还是当过兵的哩。”

    “什么学生？你是指先生吧？”

    “先生、学生反正一码事。我说，他可把孩子调教出来啦。兵爷气大，见孩子稍有差错，二话不说上去就揍。哈，反倒把一切都安排得有规有矩。有次我跟着吉洪·伊里奇顺道进去瞧新鲜，那帮孩子唰地站起来扯起嗓子齐喊：长官好！像这样的先生往哪儿找去！”

    库兹马又笑了。

    穿过打谷场，车子沿着结实的路面驶过不大的果园，来到一个长方形院落。晒干了的院场铺满阳光。库兹马的心怦怦地跳：终于到家了。他跨进台阶上的门槛，朝过道暗处的圣像深深鞠了一躬……宅对面有几座背朝杜尔诺夫卡村的谷仓。从宅前台阶上望去，稍左是杜尔诺夫卡，右面可以见到一小部分山岗和岗上的风磨、学校。宅内的房间都小小的、空荡荡的。书房里堆着黑麦。大小客厅里只有几把椅子，而且坐垫是破损了的。好在小客厅的几扇窗子都朝果园，整个秋天库兹马便睡在这小客厅的破沙发上，也不关窗。地板从未擦洗过。起初在这儿当厨娘的是独院小地主家的寡妇，她从前是杜尔诺夫少爷的情妇，她必须回家照料孩子和给家里人做吃的，所以只帮库兹马做一顿午饭。库兹马早晨自生茶炊，然后坐在大客厅窗前喝掺苹果汁的茶。山沟那一边村子里的炊烟在晨光下袅袅升起，果园散发着清香。太阳当空的时候园子里便热了起来。果园中的槭树和菩提树也日益凋零，色彩缤纷的叶子悄悄地从枝头落下。白天鸽子蹲在厨房的斜屋面上晒太阳、睡觉。新铺麦柴的屋面在蓝天下黄得分外夺目。午饭后，帮工们休息，寡妇也回家了。这时库兹马便独自外出散步。太阳、硬实的路、枯萎的草、变成紫绛色的苋菜、菊苣绽出的蓝莹莹小花、悄然随风飞舞的小飞絮，这一切都令他喜欢。田地已经犁过，松软的泥土上张着一张张蛛网，在阳光下闪呀闪的，合起来犹如一匹绵亘无穷的白练，柔软而光滑。菜园里，金丝雀在干枯了的牛蒡草上栖息。打谷场上太阳晒热的草丛里“纺织娘”在寂静中奏鸣……库兹马从打谷场穿过堤坝，顺一排枞树经果园返回家中。在果园里，他和租园的两个城里人聊了一会天，和在地上捡荨麻籽的新媳妇及科扎说了些闲话，还随她们钻进荨麻丛捡熟透了的籽实。有时他踱进村或者学校……那当过大兵的教师生来呆笨，经过一段时期服役，更变得冥顽不灵。从外表看，是个平常汉子，但说起话来就太不平常了。他说的那些胡言乱语叫人摸不着头脑，而说话的时候，不知端的老带着狡黠的微笑，眯起眼，傲然注视对方，不立刻回答问题。

    “请教尊姓大名？”库兹马第一次顺路弯进学校时问他。

    兵爷眯起眼，想了一想。

    “没有姓名也就分不出你我了，”他不慌不忙地答道，“不过，我倒也要向你请教：亚当是不是名字？”

    “是名字。”

    “好。那么从亚当之日起，比方说，死了多少人？”

    “不知道。”库兹马回道，“你问这干吗？”

    “为的是咱们从不明白其中奥妙。比方说我，当过兵，是名兽医。前不久在集市上见一匹马生鼻疽病，我立刻便去报告警察局长，如此这般。他问：你能用这支笔把马杀死吗？

    我说：遵命照办。”

    “什么笔？”库兹马问。

    “鹅毛笔。我将它削尖，插进马脊梁，朝笔管稍稍吹了口气——成啦。事情看似容易做来难啊！”

    接着，兵爷狡黠地眨眨眼，伸出一只手指敲了敲脑袋：

    “我这头脑还挺好使呢！”

    库兹马耸耸肩无言以对。后来，回家经过独院地主寡妇门前，从她儿子先卡那儿打听到了大兵的名字，他叫帕尔缅。

    “今天留下什么作业？”库兹马好奇地问，瞧着先卡的火红乱发、灵活的蓝眼珠、微麻的脸蛋、瘦弱的身体和脏手脏脚。

    “做习题，背诗。”先卡说。他右手抓住往后屈的脚在原地做单脚跳。

    “什么习题？”

    “计算大雁。有群大雁飞过……”

    “哦，这我知道。”库兹马说，“还有呢？”

    “还有耗子……”

    “也要算吗？”

    “是的。每只耗子搬六文小钱，”先卡望着库兹马的银表链飞快地说，“其中一只多搬两文……问一共搬多少……”

    “好极了。背什么诗？”

    先卡放下后屈的腿说：

    “要背的那首诗题目叫作‘他是谁？’”

    “背熟了没有？”

    “背熟了……”

    “背给我听听。”

    先卡背得飞快烂熟。诗中说一个骑士经过涅瓦河岸上的森林，那里只有：

    枞树，青松和“飞白”的苔藓……“灰白的，”库兹马更正他，“不是‘飞白’的。”

    “好吧，‘忒白’的。”先卡同意了。

    “那骑士是谁呢？”

    先卡想了想。

    “是巫师呗。”他说。

    “嗯。去跟你妈妈说，给你剪剪头发，即使只剪短鬓角也行。若老师揪你，你就亏了。”

    “他会抓我耳朵的。”先卡不以为然，说完重又提起后屈腿，蹦蹦跳跳上牧场去了。

    岗上和杜尔诺夫卡这两个村子同所有毗连的村子一样，总是不共戴天，互相蔑视。岗上的称杜尔诺夫卡人为强盗、讨饭的，后者也用同样的话回敬。杜尔诺夫卡人是“东家的一脉”，岗上住的是“异族”——独院小地主，唯这寡妇两不参与。她身体瘦小，穿着干净利落，人长得有眉有眼的，待人和气，眼睛又尖，对岗上和杜尔诺夫卡村每户的事了如指掌，总是第一个把村里即使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传进庄园。她本人的事也从不隐讳，讲起她丈夫和杜尔诺夫少爷来就像谈家常。

    “有什么法子呢，”她轻轻叹着气说，“穷得打滚，新粮下来也吃不饱。说实在话，我男人挺疼我的，可不得不屈从呀！少爷为了要我同意，愿送三车黑麦。我问我男人：怎么办？他说：唉，你去吧。他去拉麦子，一面装，一面眼泪簌簌往下掉……”

    她白天不停地忙活，晚上缝呀补呀，还去铁路上偷护路板。有一回，天已很晚，库兹马驾车去看望吉洪·伊里奇，刚登上长山坡，一下子吓愣了：从黑乎乎的耕地上冒出个大黑怪，在落日的余晖里向着库兹马飘飘忽忽过来。

    “谁？”他勒住马缰，虚着胆子发问。

    “哎哟！”那飘飘忽忽向他移来的怪物也虚着胆子叫了声，随后哗啦一响跌倒在地。

    库兹马定下神，认出了昏暗中的怪物乃是岗上寡妇，她光着双脚，猫着腰背负两块两米多长的用于路轨挡雪的护板向他这个方向奔来。她缓过气后吃吃笑着悄声说：

    “我快吓死了。这么晚还得往外跑，去找柴火，咋不胆战心惊！但有什么法子呢？全村人都拿它来生炉子，保命……”

    与之相反，打短工的科舍利既枯燥又乏味，跟他没多少话好说，他也不爱说话。他如同大多数杜尔诺夫卡村的人一样只会搬些陈词滥调，说别人早就知道的事。天气起了变化，他就仰望着天说：

    “变天啦！这会儿青苗正长头上，雨水贵如油。”

    翻耕第二遍休闲地的时候他就说道：

    “不耕二遍，吃不上面，老一辈人都这么说。”

    他当过兵，曾在高加索服役，但行伍生活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关于高加索，道不出个一二三来，只知道那儿山外有山，地下能冒出滚烫的水。“把羊肉投进去，没一会儿便煮熟了，如果不立刻取它出来，又变成了生的……”他并不为自己见过世面而沾沾自喜，甚至瞧不起见过大世面的人，他说那都是些身不由己为生计所迫的“流窜”者。他不信传言：“那是胡扯淡！”然则他赌咒发誓地说，前不久，天刚黑，真有那么个大车轱辘在巴索夫村前滚过，那是巫婆变的。有个缺心少眼的庄户汉子一把抓住轱辘，用腰带把它捆了起来。

    “后来呢？”库兹马问。

    “后来吗？”科舍利答，“后来鸡叫日出，巫婆醒来一看，那根腰带打从她嘴巴直穿到屁眼，还在她肚脐眼那儿打了个结……”

    “她咋不解开它？”

    “准是结上画过十字。”

    “信这样的鬼话你岂不害臊？”

    “有什么好害臊的？瞎话瞎说呗。”

    不过库兹马喜欢听他哼歌。幽暗中，坐在打开的窗前，四外没有一盏灯光，山沟对面的村子里黑沉沉的，静得连苹果从墙外的树上掉落的声音也能听到。此时科舍利敲着梆子在园中慢悠悠走，一面用假嗓子唱道：“金丝雀呀，且息下歌喉……”词中带着淡淡的忧伤味儿。他夜里在庄园巡逻，白天睡大觉，几乎无事可做。这一年吉洪·伊里奇把杜尔诺夫卡的事早早做了个结束。所有牲口统统出清，只留下一匹马、一条母牛。

    天气开始转凉，蓝天变成灰蒙蒙的，四外静悄悄。红额金翅雀和小山雀在落尽树叶的花园里啁啾。交嘴雀在枞树林中大声叽喳。连雀、灰雀和其他小不点儿鸟雀成群地在打谷场上悠闲地飞起，落下，落下，飞起，啄食掉落的麦粒长出的嫩绿小芽。有时，有那么一只轻盈的小雀，单独栖息在一株草茎上……杜尔诺夫卡村后的土豆快刨完了。天黑得早了。庄园里的人说：“如今火车从咱这儿经过比以前晚了许多。”其实火车运行时刻并没有改变。库兹马成天坐在窗前阅读报纸，在一本空账簿里写今年春天他的卡扎科沃之行和跟阿基姆的交谈，以及村中所见所闻给他印象最深的要算谢雷。

    谢雷是村中最穷、最不中用的庄稼汉。他把地出租，却又不外出谋生，尽坐家中忍饿挨冻，唯一想的是如何弄到钱买烟抽。凡逢聚会，他必参加。办红白喜事啦，过命名日啦，他从不放过一次。为买进卖出或交换一类的事儿设的酒席当然也少不了他，无论这酒席是集体请的还是邻人请的。谢雷的模样和他的诨名“灰溜溜”完全符合：灰头土脸，瘦不拉唧，中等个儿，溜肩，短皮袄又破又脏，毡靴裂了嘴用皮线将就缝合着对付穿，帽子就更不用说了。

    家中闲坐的时候从不脱下他那破帽，烟斗也从不离嘴。那神气，像是等待天降大任。不过，照他话说，他的运气坏透了，从没有机会干番正事。而小事——“鸡毛蒜皮的玩意儿，不干！”无怪乎受人指责。

    “舌头没有骨头，说话轻巧，”谢雷道，“你先拿活给我干，然后再耍你的嘴皮子。”

    他的地不算少，有三俄亩，但他要交十个人的人头税，因此也就无心耕种了。他说：“地租出去，也是万不得已。按理地是咱命根子，该好好侍弄。可我怎好好种？”谢雷不待麦熟就卖青苗，按雅科夫的说法，“好货卖了个贱价”。不过他振振有词：“能等得上麦子熟吗！”雅科夫眼看别处，堆笑说：“可是嘛，最好等一等……”谢雷报以同样的笑，凄楚而又傲然：“最好！你当然说起话来轻巧：你的闺女嫁了人，你的小子娶了亲。可我呢？瞧吧，在屋角里坐着哩，那群孩子……要知道，这都是我亲骨肉。为他们我喂了只羊，喂一口乳猪……可牲畜也要吃要喝。”

    “这事怪不得猪和羊，”雅科夫反驳道，“得怪自己，老惦记酒啊烟啊……烟啊酒啊……”

    雅科夫为不伤邻里和气，赶紧走开。谢雷不慌不忙冲他后背说的倒是大实话：

    “老兄，酒鬼睡一觉就清醒了，傻子可是糊涂一辈子。”

    谢雷和兄弟分家以后辗转城乡，长期打佣工。有一次交上了好运。有人来找一大批工人打三叶草，打一普特给八十戈比。谢雷去了，打了两普特多。等到刈完，谢雷又去承包小麦脱粒。他把草籽掺进麦粒，当作秕子收购下来，居然发了笔财，当年秋天就动手盖砖房。但他没有计算好。烧饭需要有柴火，请问柴火哪儿来？再又是没有下锅的粮。不得不把盖顶的草拿来烧火。那砖房一年没有房顶，墙面都成黑的了。又把烟囱拿去换成马轭。当然，暂时没有马。但家业总得一点儿一点儿创出来呀！后来谢雷决定，干脆把砖房卖出去，另买新的或者少花些钱另盖泥坯房。他是这样计算的：从砖房至少也能拆下一万块砖，每千块卖五卢布或六卢布，就能进手五十卢布以上——实际上只三千五百块砖。一根大梁原打算卖上五卢布，实际上也只不过卖到两个半。整整一年他都在筹划盖个他力不胜任的新房，到头来只剩下一个美好梦想，梦想有一天新房拔地而起，宽敞，坚实，暖和。

    “老实说，眼下的房子只是我暂时住的。”他断然对怀疑论者说。

    雅科夫仔细瞧了瞧他，摇头道：“这么说，你就等着时来运转？”

    “会有这一天的。”谢雷神秘地回答。

    “啊，别犯傻啦。”雅科夫劝他，“不如好赖找个雇工活儿，坚持干下去……”

    觅个富足户，遇上个识人的好东家，干份像样的工作——这种想法使得谢雷哪儿也待不长。

    “干活可不是吃蜜糖。”邻居们说。

    “若他遇上有能耐的东家，干活也就像吃蜜糖似的心头舒畅！”

    谢雷顿时兴起，从嘴巴上拿下烟斗，讲开了他最爱讲的历史。想当年，他还是单身汉的时候，在叶利茨附近的一位神父家中勤勤恳恳地干活达两个年头。

    “即使我现在去，他们也争着雇我呢！”他自赞自叹道，“我只消说一声：亲爱的神父，我给你干活来啦。”

    “那你去呗……”

    “去？有这么一大群孩子！有道‘见人落难只消说句轻巧的安慰话，落到自个头上就犯难’。我不是平白无故在家中干坐……”

    这一年谢雷又白白地过了，一事无成。一冬天待在家中，生不起火，受冻挨饿干发愁。大斋期间他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在图拉附近的鲁萨诺夫农庄找到一份差事——因为本地没有一家愿意雇用他。但不到一月，鲁萨诺夫农庄使他兴味索然。

    “唉，伙计，”有一次农庄的管家对他说，“我算把你这小崽看透了！你心里老装着个小算盘，怎么早早领了工资出溜。”

    “确有那么个二流子心里装有小算盘，但不是我。”谢雷顶道。

    管家没有听明白他话中有话，见他顶撞，便来硬的，命谢雷天黑前给牲口送麸子。可谢雷来到打谷场，往大车上装麦秸。管家走来问：

    “我向你说的是俄国话不是？送麸子！”

    “现在不是送麸子的时候！”谢雷强硬地说。

    “为什么？”

    “懂行的当家人都是晌午送麸子，而不是夜里。”

    “你想教训我？”

    “我不喜欢折磨牲口，我就是这话。”

    “所以你想起来送麦秸？”

    “得知道什么时候该干点啥。”

    “快给我放下！”

    谢雷唰地白了脸。

    “不，该干的活我绝不撂下不干。”

    “把叉子放下，狗崽子，趁没挨揍快滚！”

    “我不是狗崽，是领过洗礼的人。装完这车就走，一去不回头。”

    “未必，走不了两天，又要钻进我们乡里来的。”

    谢雷跳下大车，把叉子往麦秸上一撂：

    “我钻？”

    “你！”

    “好小子，你就不钻？我知道你底细，东家也不见得夸你！……”

    管家的胖脸膛变成酱紫色，眼珠暴了出来。

    “啊，想咬我一口？不会夸我？你说为啥！”

    “我没啥好说的。”谢雷吞吞吐吐不敢直言，吓得脚有千斤重。

    “不，小子，别嘟噜，有话亮开说！”

    “白面上哪去啦？”谢雷经不住激将法。

    “白面？什么样的白面？你说！”

    “头道面粉，从磨坊运出来的……”

    管家死死揪住谢雷当胸衣领，一时双方僵立不动。

    “你干吗揪我领窝？”谢雷先还是心平气和地问，“想把我掐死？”

    谢雷随又愤愤叫嚷：

    “你打，你打得了，我还没死呢！”

    他挣脱对方的手，捡起木叉。

    管家一见大喊：“来人哪！”虽则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快叫村长！你们听着：他想杀人哩，那狗崽子。”

    “你别近我身，否则打破你鼻子，”谢雷平端叉子，“眼下比不得你从前！”

    这时管家一拳挥去，谢雷一头栽倒在麦秸堆里。

    一夏天谢雷待在家中等待杜马恩赐。到了秋天，他串门访友一心想跟来雇刈草工的人搭上关系。有一次村头新垛的草堆着了火，谢雷第一个赶到火场，指挥拉水车的人和举着木叉奔向大火堆的人，把嗓子喊哑了，眉毛烧焦了，浑身湿得像落汤鸡，好些人从四面八方冲上去，扒掉烈火熊熊的草垛顶，另一些人则在哭喊的女人，以及火光、泼洒的水、爆裂声和人声中，在乱堆于屋旁的圣像、木桶、纺车、马衣、哭喊的女人和从焦枝上纷纷落下的树叶中间瞎奔忙……十月，下过几场暴雨后寒流接踵而来，池塘结了冰。有回子一头骟猪在冰冻的岗坡上脚一打滑掉进池塘，眼看得它往冰下沉去，谢雷第一个飞奔过去跳水抢救……猪淹死了，但谢雷据此得以去庄园的下房里要酒、要烟、要下酒菜。初时，他在换穿科舍廖夫的干衣服时，全身发紫，上牙合不住下牙，苍白的嘴皮子没法儿动弹，嗣后才缓活过气。他喝至半醉，开始自吹自夸起来，说他在神父家干活如何如何勤恳，去年如何如何巧设机关嫁出闺女。他坐在桌旁一面大嚼生火腿肠，一面得意扬扬地讲嫁女经过。

    “好哇，她好上啦。我是说我的玛特廖什卡和叶戈尔卡好上了……行，好上就好上。有一天我坐在窗前，见叶戈尔卡打从屋前来来回回地走，一次，两次……我那闺女呢，不住地往窗外眺，我就琢磨：这是他们在打主意。我当即告诉老婆说，我有个聚会，去去就来，你且在家里给牲口喂料。随后我坐到屋后的麦柴堆里等候。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头场雪，我见叶戈尔卡蹑手蹑脚地来了，她也溜出了屋门。他俩走到地窖后面，搂着钻进了一间新盖的空屋。我等了一会儿……”

    “是件事儿！”库兹马皱眉一笑。

    谢雷以为是在夸他，夸他聪明机灵，于是有声有色地继续说道：

    “且慢，你听着，还有下文哩。我等了一会儿，顺着他俩的脚印找去……跨过门槛，从她身上一把将那小子当场抓获。小两口吓得魂不附体。那小子像蒲包般从她身上滚落地下。

    她呢，像鸭子一样躺着发愣……‘你就揍我吧！’这是叶戈尔卡说的。我说：‘我用不着揍你……’我把他外衣内衣全都捡起来，只让他穿一条小裤头，他像刚从娘胎出世，全身光裸裸。我说：‘好啦，现在你高兴上哪就上哪……’我掉头往家走。一看，他随后跟着，雪有多白他有多白，一路走，一路抽鼻涕……他能去哪呢？无路可走！而我那女儿玛特廖什卡，我前脚走出那屋，她后脚就往野地里跑，邻院大婶一直追到巴索夫村附近方拖她回了家。我先让她缓缓气，随后说：‘咱们是穷人不是？’她不作声。‘你头脑糊涂不糊涂？’她还是不作声。‘你就打算丢咱家脸，搞出一堆私娃子，叫我干瞪眼？’我捡起皮鞭就揍——手边刚好有根皮鞭，简单说吧，揍得她没法儿直腰！而那小子坐在板凳上哭。接着我也把他收拾了一顿……”

    “于是他娶了你的闺女？”库兹马问。

    “可不是的！”谢雷应道。他觉得酒已喝到八九，便把碟子里的火腿碎片归拢，揣进裤口袋。“那场喜事办得也真热闹！老兄，我不在乎花钱……”

    “夸这么件事！”库兹马自从那晚听谢雷的讲述以后想了很久。天气变坏了，他不想动笔，越来越觉烦闷，只有当有人有事上门的时候心情方好些。巴索夫村的戈洛洛贝，秃顶压一顶大帽子，来过几次，求库兹马代写状子，告他的亲家打断了他的锁骨。岗上另一个寡妇布特洛奇卡也曾前来求他写信给她儿子。她一身破烂，被雨淋湿的衣服上面还结了冰花。她流着泪，请库兹马一字一句地写：

    “谢利普霍夫市，贵族澡堂附近，热尔图欣公馆……”

    说到这儿她哭了。

    “嗯，”库兹马蹙起眉头，像老年人那样从镜片上方瞧定布特洛奇卡，“都写上了。往下呢？”

    “往下吗？”布特洛奇卡小声问，她强吞下泪继续说，“往下，好人，请写得清楚些……交米哈尔·纳扎雷奇·赫卢索夫亲收……”

    接着时断时续地口授：

    “亲爱的宝贝儿米哈尔，你怎把我们忘了，音讯全无呢……你也知道，咱们住的房是租的。现在要撵我们出去，可我们去哪儿呢？……亲爱的儿子米哈尔，看上帝面上赶快回来一趟吧……”

    说着说着淌下了泪水。

    “咱们即使挖个地窖，也算有个安身的窝……”

    凄风苦雨，天色像黄昏那样阴暗，泥泞的庄园里铺满槐树飘零的黄叶，杜尔诺夫卡四周净是翻耕地和冬麦地，乌云没完没了地在头顶飘过，不由得使库兹马憎恨，这可诅咒的地方一年倒有八个月的风雪、四个月的淫雨，解手都得上牲畜院子或者樱桃林去。在这样的坏天气，只好封闭小客厅的门窗，搬进大客厅过冬，在这儿睡觉，用餐，抽烟，伴随昏黄的孤灯度过这漫漫黄昏，来回踱步，戴上帽子，穿上呢外衣，以抵御墙缝里吹进来的冷气。有时忘了备好煤油，库兹马只得在暗地里坐着，只在吃晚饭时才点会儿蜡烛，晚饭只有土豆汤和小米粥。

    这些汤呀粥呀都由新媳妇绷着脸儿默默端来。

    “上哪儿走走呢？”有时他想。

    附近只有三家庄园主。一个是老公爵小姐沙霍娃，她连贵族长也不接待，嫌那人没教养；另一个是退役宪兵军官扎克尔日夫斯基，患有痔疮，脾气暴戾，恐怕连他的门槛也不容跨；最后是小地主贵族巴索夫，住农家小舍，娶一个普通村妇为妻，开口不离马轭和牲口。就说科洛杰兹村的神父彼得，因杜尔诺夫卡属他教区，有一次来看望过库兹马，但无论库兹马或者神父都没有进一步结交的愿望。库兹马请他喝了杯茶，那也是神父见到桌上的茶炊，不自然地亮起笑来：“茶炊？好极了！我看你不是个好客的主人！”那笑声跟他的人压根儿不配，倒像是另外一个人替他这瘦长个儿、大肩胛骨、贼眉鼠眼的人在笑。

    库兹马并不常去看望哥哥，而哥哥来看他，也只是在心境不好的时候，上他这儿来解闷的。库兹马形影孑立，甚至把自己比作鬼岛上的德雷福斯[22]。他又把自己与谢雷相比。

    是呀，他也如同谢雷一样贫困，一样缺乏意志，一辈子都在等待有个称心如意的工作。

    头场雪后，失去了谢雷的影踪。过了一星期，他愁眉苦脸地回家来了。

    “你又上鲁萨诺夫家去了？”邻居们问他。

    “去了。”

    “去干吗？”

    “仍去当雇工。”

    “哦，你不愿意？”

    “我才不犯傻呢！我一辈子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傻。”

    于是谢雷又不脱帽子，坐在条凳上不起来了。黄昏薄暮，看到他那间小屋的时候心里怪觉难受的。薄暮中，铺满白雪的山沟对面、杜尔诺夫卡村和他后面那些烘谷棚、小柳丛都是黑沉沉的，显得乏味，但天黑以后亮起了点点灯火，重又觉得那些农舍是安宁而舒适的了。只有令人不快的谢雷家小屋黑洞洞的，显得那么死气沉沉。库兹马知道，一走进他家半开着的黑暗的过道门，就会觉得自己像是进了兽穴。里面弥漫着雪花的气息，从屋顶窟窿眼儿里望得见灰蒙蒙的天空，风把乱扔在屋梁上的干粪和枯枝吹得沙沙响，可以摸到一堵倾斜的墙壁，推开二道门，迎候你的仍是寒冷和黑暗，上冻的小窗在暗中闪着微弱的光……屋里一个人也看不见，但你猜得到这家的主子就坐在条凳上，因为他那烟斗在一亮一亮的。女主人是个沉默寡言、有点儿呆头呆脑的婆娘，正在晃着吱扭吱扭的摇篮，躺在摇篮里面的是个脸色苍白、饿得昏昏欲睡的佝偻病孩子。大点儿的都挤在只有一点热气的炉台上悄悄说话儿。一只小公羊和一只小猪崽在床底下的烂草堆里窸窸窣窣地闹着玩。在这屋里，你不敢直起腰来，生怕脑袋会撞在天花板上，你也不敢转身，因为从门槛到对墙总共只有五步距离。

    “谁呀？”黑暗中响起不大的声音。

    “我。”

    “莫非是库兹马·伊里奇？”

    谢雷挪了挪身子，在凳子上腾出个位置来，库兹马坐下点燃烟，于是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交谈起来。谢雷在黑地里变得坦然了，不再遮掩他的愁怀，有时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

    漫长的白雪皑皑的冬天来临了。

    灰蓝色的天空下，白茫茫的原野显得更加广袤更加荒凉。农舍、干草棚、柳丛、烘谷棚在如粉似的初雪衬托下特别醒目。然后暴风雪接踵而来，降下那么多的雪，村庄一派北国的萧条景象，农舍只剩下门和窗是黑的，其余一片白：由于上面压着大白帽子，墙基边积雪齐檐，已难以望见屋外。暴风雪之后，田野结起一层灰白色硬块，刮起了凛冽的寒风。山沟孤苦无依的橡树林上最后几片褐色的残叶也被扯了下来。一辈子酷爱打猎的独院小地主塔拉斯·米利亚耶夫又隐没在遍布野兔足迹、难以跋涉的雪海中了。那些运水车成了一个个冰冻大疙瘩。冰窟窿四周结成一圈滑溜溜的小山丘。

    雪堆上已被爬犁开出了路来——冬日的日常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农村里开始出现各种流行病：天花、热病、猩红热……冰窟窿——杜尔诺夫卡全村人都喝它下面暗红色的恶臭水——周围成天有一大群村妇，围着厚厚的头巾，脚上穿着湿透了的树皮鞋，弯下身子，撩起裙子，露出冻紫的膝盖，从装炉灰的铁桶里掏出女人的灰麻布衬衣、男人的粗布裤子、孩子的脏尿布，放进冰水里漂，然后用棒槌捶，彼此大声地呼唤，交谈着什么手冻僵啦，马秋欣家的婆娘生热病快死啦，雅科夫的儿媳妇嗓门出不来气啦……下午三点钟左右天就黑下来，毛茸茸的狗蹲在几乎与雪堆一样平的房顶上，谁也不清楚这些狗吃什么，可它们活着，而且凶得很。

    庄园里的人醒来早。天刚透亮，村里的农舍刚亮起灯光，这儿也开始生炉子了，从屋檐下腾起袅袅白烟。此时厢房跟前室一样还是冷冷的，上冻的窗子未见晨曦，库兹马就被敲门声和窸窣声惊醒了。窸窣声来自科舍利，他正从爬犁上搬下落满雪花的麦秸，并在小声说话，那是醒得早而又空着肚子挨冻的人的嗓音。新媳妇一边跟科舍利一本正经地说话，一边架起铁烟筒给茶炊生火。她现在不住下房，因为下房的蟑螂能把人的手脚咬出血来，而是睡在厢房的外室。村里人都认为其中另有原因，大家都知道她秋天的那番遭遇。本来就沉默寡言的新媳妇现在甚至比修女更来得神情肃穆而忧悒。不过，那种流言有什么根据？库兹马已从岗上寡妇口里得知村中流言，醒来后每每想起这些流言蜚语就觉恼怒和厌恶。他用拳头敲敲墙壁，让她知道他在等着茶炊，然后一面咳嗽，一面点上支烟。烟能使心头平静，使胸中舒坦。

    他围在暖热的厚皮大衣里，坐在床上边抽烟边想：“那些人说话真不知羞耻！要知道，我女儿也有她这么大年纪了……”年轻女人在他隔壁房里过宿，这不过使他添了份父亲对女儿的爱怜之情。可不？她白天神情那么严肃，那么少言语，睡着的时候却像孩子，惆怅而孤独！

    可村里人能信他这种父亲式的慈爱吗？连吉洪·伊里奇也未必相信。有时他笑得十分怪异。他本就是个多疑的人，而且总以粗鲁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疑心。如今他更加荒唐，无论你跟他说什么，他总是回答一样的话。

    “吉洪·伊里奇，你听说了吗？扎克尔日夫斯基患黏膜炎快要死了，已被送去奥廖尔。”

    “胡扯淡，什么黏膜炎不黏膜炎的！”

    “是医生对我说的。”

    “你爱听就听他说去……”

    你要是跟他说：“我打算订份报纸，给我十卢布吧，在我薪水里扣。”

    他会说：“哼，就爱拿那些胡扯的事往头脑里塞。再说，眼下我口袋里剩下的至多只有十五戈比，要不就是二十戈比……”

    新媳妇走进来，垂着眼帘说：

    “吉洪·伊里奇，我们这儿的面粉只剩下不多一点儿……”

    “怎么会只剩不多点儿？啊，婆娘专爱说瞎话！”

    他接着竖起眉毛，两只眼珠迅速地从新媳妇和库兹马身上转来转去，硬是要证明面粉至少还够吃两三天的。有一次他甚至冷冷一笑，问：

    “你们睡得怎样，还算暖和吧？”

    新媳妇霎时脸涨成通红，低头走了出去。而库兹马又羞又恼，连手指也发凉。

    “吉洪·伊里奇，你真不害臊。”他转过身去脸朝窗户，“尤其你自己对我讲过那件事情以后……”

    “那她为啥脸红？”吉洪·伊里奇厚颜无耻地笑问。

    早晨最不愉快的是洗脸。外室里，抱进的麦秸发散着冷气，洗脸水飘着碎玻璃似的冰凌。

    库兹马有时只洗一下手就去喝茶。睡皱了的脸使他像个糟老头子。由于不干净，由于受冷，他瘦了许多，一个秋天下来头发变白了，手上的皮肤像层透亮的薄纸，印着一个个紫斑。

    早晨是灰蒙蒙的，披了硬壳似的积雪的村子也是灰蒙蒙的。板棚横梁上晾的衣服像一块块冻硬的灰树皮。农舍旁泼的泔水和炉灰也都上冻了，一群穿破烂衣服和树皮鞋的小男孩沿着农舍和干草棚之间的道路上学，翻越一个个雪堆，背着麻布书包，带上石板和一点儿面包。

    迎着他们一瘸一拐地走来的是年老的丘贡诺克，他挑着两只木桶，穿一双用猪皮包的毡靴，一件破呢外衣，身子病萎萎的，脸黑黑的。不知哪家的运水车用麦秸围住桶子，在布满冰疙瘩的路上走过，一路摇晃，一路泼洒着水。村妇们来来往往，这个借点盐，那个借点小米，或是借一簸箕面粉去烙饼或熬油面粥。打谷场上空空荡荡，只雅科夫家的烘谷棚在冒热气：

    他学富裕农民的样，冬天脱粒。过了烘谷房以及农舍后院，在围绕村子的那圈光秃秃的柳树丛之外，低矮暗淡的天空下绵亘着结了一层起伏不平的冰凌的灰色雪野。

    有时库兹马去下房与科舍利一块儿用早餐，吃烫嘴的土豆或者隔夜的残羹。

    他想起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县城，可他觉得奇怪，居然并不想回去。对吉洪而言，城市是他长久以来的向往之地，他满心憎恶并且瞧不起农村，但库兹马虽讨厌农村，却恨不起来。不错，照镜时他感到惊骇：在杜尔诺夫卡他简直成了野人！不洗脸，整天不脱下他那件厚呢大衣，与科舍利从同一个锅碗里舀汤喝。但就在他顾影自怜，看到自己不是一天比一天，而是一小时比一小时衰老的时候，他仍感到这乡下生活乃是他所喜欢的，他仿佛回到了他一出世就已经铺定了的生活常轨，在他体内并非平白无故地流动着杜尔诺夫卡人的血液！

    早饭后，他或在庄园里散步，或去村里溜达。到过雅科夫的打谷场，进过谢雷和科舍利的家门。科舍利的老母亲一个人过，是个出了名的巫婆，个儿高高的，瘦得吓人，像死神那样龇牙咧嘴，说话粗野干脆，如同男人般叼着个烟斗，她刚一生旺炉子，就坐在炉板床上抽烟，晃悠着她那条穿着很沉的黑树皮鞋的细长腿。大斋期间，库兹马总要出门一两次——上邮局和哥哥家。出门是件苦事，库兹马每次都冻得浑身上下失去知觉。羊皮袄已穿多年，毛都掉光了，而田野的风却那么的凛冽。不过走出杜尔诺夫卡的蜗居，呼吸到寒冬清新至极的空气甚是神清气爽。日复一日守着一个斗大的村子，骤然见到灰茫茫的广袤的雪野，怎不觉得惊心动魄？远方呈现出冬日方有的湛蓝的色彩，使人觉得那边无涯无际，如在画中。马打着响鼻生气勃勃地迎着凛冽的寒风疾驰，马蹄敲碎的路面的冰块飞进雪橇，科舍利冻得两颊发紫，呼哧呼哧地喘着气。雪橇下坡时，他跳下驭座，又复从侧面跳上座位。寒风刺骨，捂在混杂着雪花的麦秸中的脚始则疼，后又发麻，前额和颧骨也在隐隐作痛……乌利扬诺夫矮小的邮政局，如一切穷乡僻壤的公家机关那样死气沉沉，有股霉烂味和火漆味儿。

    一个衣衫褴褛的邮差在盖邮戳，阴沉着脸的萨哈罗夫冲着几个庄稼汉嚷嚷，因为库兹马没想到给他送上五只鸡或者一普特面粉，而大为恼火。来到吉洪·伊里奇的屋子附近，闻到机车喷出的煤烟味儿，使库兹马心情激动，想起了这个世界还有城市、人群、报纸、新闻。跟哥哥聊天儿、烤烤火原本是件愉快事，但聊不成，不断有人上他铺子里买东西，他自己也三句话不离本行，只谈他的买卖，认为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扯淡，他咒骂庄稼人刁恶，想赶快把庄园脱手。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可怜巴巴的样儿，显然很怕她的丈夫，她爱插嘴，夸她丈夫聪明机灵，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不过，夸得很不得体。

    “他样样都拿得起，样样都拿得起！”她说。惹得吉洪·伊里奇立即粗暴地打断她的话。

    像这样聊了一小时，库兹马便想回庄园了。回去路上想起吉洪阴沉凶恶的脸，想起他的闭塞、多疑和一句话唠叨多遍，不由得自言自语：“他疯了，准是发疯了！”于是库兹马一个劲儿催促科舍利，催促辕马快跑，恨不得立刻躲进他的小屋，躲进他的孤独，躲进冷冰冰的旧大衣……圣诞节期间，巴索夫村的伊万努什卡找到库兹马的门上来。他是个旧式的庄稼汉，过去力大过人，如今年老变傻了。这么个壮汉，如今腰弯得像马，再也抬不起他那头发蓬松的脑袋，走起路来脚尖朝里。1892年霍乱流行，伊万努什卡一大家子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一个在外当兵的儿子。如今儿子在离杜尔诺夫卡村不远的铁道上当看路工。伊万努什卡本可以在儿子那儿度过余生，可他宁愿外出流浪讨饭。他左手拿着帽子和棍子，右手拎个口袋，顶着雪花蹒跚着走家串户。不知为什么，每家的看门狗都不咬他。他走进屋，说了句“愿上帝赐福家主人”，便坐到了墙边的地板上。库兹马放下书，惊奇地、怯怯地从夹鼻眼镜上方打量他，就像打量一头草原上的野兽，想它怎么会奇怪闯进屋来的。新媳妇轻移脚步迎了出来，默默地垂着眼帘，漾起亲切的微笑，给了伊万努什卡一钵子炖土豆、一大块面包，面包上还撒了盐，然后倚在门框上。她穿着树皮鞋，肩膀宽阔厚实，美丽的乳白色脸蛋透露着农民素有的质朴敦厚。她称伊万努什卡为爷爷看来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她微笑着，她只对伊万努什卡一人微笑——轻声说道：

    “吃呀，吃呀，爷爷。”

    他从声音里就听出了她的好意，并不抬头，只是低声哼哼作为回答，有时嘟哝一句“主保佑你，好孙女”，就用他像爪子一样的手在胸前笨拙地画了个大大的十字，随即狼吞虎咽起来。他那不像是长在人脑袋上的又浓又密乱成堆的棕色硬发里的雪冰凌开始融化了，树皮鞋也在淌水，淌得地板上都是。破烂的棕呢上衣和里面的肮脏麻布衬衫发散着烟油子味儿。由于长年劳累，一双手变了形，手指拢不到一块儿，抓土豆都觉困难。

    “单穿这么一件呢上衣，大概很冷吧？”库兹马大声问。

    伊万努什卡想了好一会儿，终于明白了问话。

    “有啥冷的？”他一字一顿地说，“一点儿也不冷……从前可冷多了。”

    “最好仰起你的头，理一理你的头发！”

    伊万努什卡慢慢地摇着头答：

    “如今头抬不起来啦……老往下坠……”

    他带着呆滞的笑容，力图抬起可怕的毛茸茸的脸和缩成了一条线的小眼睛。

    吃饱后他舒了口气，画个十字，把落在膝上的面包屑扫拢，捡进嘴里，随后在身边摸索——找他的口袋、木棍和帽子。找到后他安下了心，这才打开话匣。他搭话，只是因为库兹马和新媳妇问他，若不然，他可以坐上整整一天闭口无言。他回答时仿佛身在梦中离这儿很远的地方。他讲述老八辈子的神话，诸如披金挂银的沙皇不吃鱼，因为鱼“太咸”；说伊利亚[23]捅破了天，结果自己反跌落到了地上，因他“太沉”；说施洗约翰生下来浑身是毛，跟羊一样，给人施洗的时候，用铁拐敲受洗人的脑袋，为的是叫受洗者“醒过来”；说任何一匹马一年都会有一次在八月十八日马节的时候整死一个人；说从前黑麦长得那么茂密，连人都没法钻过去，那时一人一天能割两俄亩；他有过一匹骟马，力大无穷，脾气暴躁，只得用链子拴住它；六十年前他有副车轭被人偷了，那车轭即使出两卢布他也不会卖……他坚信他全家不是死于霍乱病，而是遭了火灾后搬进新屋前没先让公鸡宿一宵，他和他儿子没给人烧死全出之于偶然：那天父子俩睡在烘谷棚……看看天快黑了，伊万努什卡站起来就走，不管外面是什么天气，也不听别人怎样劝说他留下过夜……后来他得了重感冒，一病不起，主显节前死在他儿子的岗亭里。儿子劝他领圣餐，伊万努什卡不同意，他说领了圣餐就注定非死不可了，他打定主意在死神面前“不服软”。他接连几天神志迷糊，躺在床上说胡话，嘱咐儿媳妇说，如若死神来敲门，就说他不在家。夜里，有一次他清醒了过来，便挣扎着下了火炕，跪到长明灯照着的圣像面前，喘着气喃喃好久，一再说：“主啊，赦免我的罪吧……”后来他陷入沉思，不言不语，头抵在地上。但他突然站了起来，坚决地说：“不，我绝不认输！”第二天早上，他见儿媳妇在下饺子，炉火旺旺的……“是给我准备后事吗？”他问，声音打战。

    儿媳妇不作声。他又挣扎着下了炉炕，走进穿堂一瞧：果然，墙边放着一口青莲色大棺材，上面还刻有箭头形十字架。于是他想起三十年前他邻居卢基扬的事。老头儿卢基扬病得快死了，所以给他买了口用上好材料做的价钱很贵的棺木，又从城里买来面粉、伏特加酒、咸鲈鱼。可是卢基扬的病后来却好了，拿棺材怎么办呢？钱岂不白花啦？后来家里人就这事把卢基扬数叨了五年，把他活活数叨死了……伊万努什卡想到这儿也就低下头，乖乖回屋去了。到了晚上，他仰卧炕床上失去自持，用颤抖的哀怨的声音唱起歌来。声音愈来愈低，愈来愈低，骤地膝盖打哆嗦，出不了声，他高高挺起胸叹了一口气，从张开的嘴唇间涌出一团泡沫，就此不再动弹了……伊万努什卡害得库兹马病了几乎一个月。主显节早晨，天寒地冻，连鸟也飞不起来，可库兹马连一双毡靴都没有。尽管如此，他还是去看望死者。伊万努什卡已被换上干净的麻布衬衣，僵硬了的双手交叉在巨大的胸膛下方。八十年来沉重的原始劳动使他手上长满茧子，变得奇形怪状和那样粗糙，叫人目不忍睹。库兹马连忙移开眼睛，而伊万努什卡的头发和那张和善的僵脸他更加不敢去看，连忙盖上细白布。为了暖身子，库兹马喝了些伏特加，又在烧得通红的炉子旁坐了一会儿。岗亭内非常暖和，像过节般收拾得干干净净。青莲色棺材上覆盖着一块细棉殓布。在它上方，蜡烛悠悠忽忽的金光照着墙角里变黑了的圣像和一幅色彩鲜艳的《约瑟被兄长出卖图》。殷勤的主妇将炉叉上一普特重的铁锅轻巧地挪到火上炖烤并兴致勃勃地谈论公家的木柴，还劝说客人留下等她丈夫从村里回来。酒性像毒液似的在库兹马冻僵的体躯里发作了，人似乎患了寒热病，泪水无缘无故地涌上眼睛。库兹马不待暖和过来便坐上雪橇，沿着雪野起伏不平的路去他哥哥吉洪·伊里奇家了。骟马撒腿往前奔跑，在它卷曲的鬃毛上结满了霜花，从脾脏里不断发出打嗝的声音，鼻孔里冒出灰白色蒸汽。雪橇的前挡板发出很大的声响，底下的两根铁滑竿吱扭吱扭地擦过坚硬的积雪。在库兹马身后，即将落下去的太阳在一团冻雾中变成了黄的。而在他前面，扑面而来的北风使他透不过气。路标披上一层厚厚的霜花，小灰雀在骟马前面忽而飞起，忽而散落到滑溜溜的雪路上啄食冻粪。库兹马从白花花的睫毛底下瞧着它们，觉得他冻僵了的脸加上他的雪白胡子准像圣诞老人。太阳已有一半落了下去，起伏不平的雪野在橙黄色的夕晖下泛着死沉沉的青绿，土岗坡投下了一条条阴影。库兹马倏地改变主意，拨转马头，回他自己的住所。太阳完全落下去了，住房紧闭的灰窗玻璃映着昏黄的暮色，庄园处在一片朦胧之中，空落落，冷森森。朝果园的窗子旁挂着的那个鸟笼里，红巾雀松开羽毛，两脚朝天，鼓起嗉囊死了。

    “完了！”库兹马说着把红巾雀扔出笼外。

    在这凄凉的黄昏，在这草原的严冬，冰雪覆盖、与世隔绝的杜尔诺夫卡突然使他感到恐怖。当然恐怖！滚烫的脑袋千斤重，他这一躺下，将再也起不来了……新媳妇手里提个桶，踩着积雪走近台阶，她脚上的树皮鞋发出吱吱的声音。

    “我生病了，杜妞什卡！”库兹马亲切地说，满心想听到她的安慰话。

    但新媳妇漠不关心，只冷冷回答：

    “要给你送来茶炊吗？”

    她甚至没问他生的什么病，也没问起伊万努什卡。库兹马跨进他黑洞洞的房间，往沙发上一躺，全身打战，他着急地想：如何是好，上哪儿解手呢……接下来他渐渐失了神志，黄昏和黑夜、黑夜和白天连成一片，全都分不清了……头天夜里，三点钟左右他清醒过来一次，用拳头敲了敲墙壁，企图要点儿水喝。他在睡梦中渴得要命，并苦苦想着红巾雀到底扔掉了没有。敲了半天没人答应——新媳妇搬下房去睡了。库兹马想到自己病得这等厉害，如同身处墓穴般孤独，这么说，散发着冰雪、麦秸和马轭气味的前室是空的。这么说，只他这个病人无依无靠地独自躺在冰冷漆黑的屋子里，只有灰玻璃窗在这漫漫冬夜死一般的寂静中透着朦胧的光，窗前挂着个无用的鸟笼！

    “主啊，求你救助我，怜恤我！主啊，求你哪怕稍稍给我一点帮助！”他喃喃着起身，用哆嗦的手搜索衣服口袋，想划亮根火柴。其实他的低语是发烧的胡话，滚烫的脑袋在嗡嗡响，手脚冰冰冷……克拉莎，他的宝贝女儿来了，她迅速推开门，坐进沙发旁的椅子，将他的头扶到枕头上……她穿得像位小姐——天鹅绒皮大衣、白狐皮帽和暖手筒——手上洒了香水，眸子亮晶晶的，脸冻得红红的……“啊，多好，总算一切都解脱了！”有人在悄声说。

    但不好的是不知为什么克拉莎不点亮灯，此番不是来看他，而是来给伊万努什卡送葬的……忽地伴着吉他有人用低音唱道：“哈兹布拉赫是个棒小伙，你的小屋可太破……”

    库兹马发病之初心情苦闷到极点，因此胡思乱想，一会儿想红巾雀，一会儿想克拉莎，一会儿想沃龙涅什。但即使处于神志迷糊状态也念念不忘要跟什么人说说，哪怕答应他一件事：别把他葬在科洛捷兹。但是，我的上帝，冀盼杜尔诺夫卡的人发慈悲岂不是梦想！有天早上，他清醒过来时正好外屋在生炉子，科舍利和新媳妇谈话时那种平平常常、不急不忙的语调在他听来是如此无情和陌生。健康人的日常生活在病人看来都是无情、陌生、奇怪的。他想叫唤，想请他们送茶炊，就是说不出话来。他听见科舍利在气愤地低语。当然，是在说他这个病人。新媳妇则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

    “去他的吧！死了，埋掉不就得了……”

    后来夕阳从光秃秃的槐树枝丫间照进窗来，室内缭绕着蓝色烟雾，床头坐了个老医生，身上散发着寒气和药味儿，他正在抹去胡子上的冰碴。桌上，茶炊里的水在沸腾，高高的、满头白发的、表情严厉的吉洪·伊里奇站在桌旁沏着香喷喷的茶。医生在谈他的牛、面粉价和肉价，吉洪·伊里奇则在讲述他如何体面地办了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的丧事，现在终于找到了杜尔诺夫卡庄园的买主，他为此感到高兴。库兹马知道纳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暴卒在去车站的路上，吉洪·伊里奇刚从城里回来，在那儿花了很大一笔安葬费，知道他已拿到杜尔诺夫卡庄园买主付的订金，如今心定了……有一次他醒来已经很迟，坐下喝茶的时候只觉周身无力。天色阴沉，不太冷。不久前下了场厚厚的新雪，雪地上印着树皮鞋走过的八字形脚印，那是谢雷打从窗下走过，经过时几只牧羊犬嗅着他的破衣服，围着他打转。他牵了匹草黄色马。说是高头大马，但又老又瘦，已不成个样儿，肩胛是被马轭磨破了的，脊梁也被打伤，马尾只剩了稀稀拉拉几根脏毛。那马用三条腿跛着走路，第四条腿膝盖以下骨折了，只好拖着。库兹马记起，吉洪·伊里奇来到后第三天，吩咐谢雷挑一匹老马宰掉给牧羊犬打牙祭。谢雷早先干过这事，为的是好赚张死马的皮。据吉洪·伊里奇说，谢雷不久前差点儿送命：谢雷宰一匹马时忘了在马脚上拴绊索，只将马头捆住，让马头偏过一边。他画过十字，拿尖刃刺进牝马锁骨旁的血管。牝马发出一声尖厉的嘶鸣，黑血涌泉似的喷溅到雪地上，由于疼痛和狂怒，牝马龇咧起黄牙，冲向杀害它的凶手，像人那样呼喊着在他身后追了好久，“幸亏积雪深，否则准被它追上……”这件事叫库兹马吃惊非小。他朝窗子看了一眼，觉得双腿像石头般沉重，喝了些热茶这才缓和过来。

    他坐了会儿，抽了会儿烟，最后站起身走进外房。窗上的霜花已经融化。他瞧了瞧窗外光秃秃的果园。树林间白皑皑的雪地上丢着剥去了皮的血淋淋的马的尸体，包括很大的肋骨，细长的马脖和马头。一群狗正用爪子按住尸体贪婪地撕扯肚肠。两只青黑色乌鸦蹦蹦跳跳想接近马头，但狗狺狺着向它们扑去，乌鸦扑棱棱飞了开去，随后重又落到洁白的雪地上。库兹马想道：“伊万努什卡，谢雷，乌鸦……主啊，救救我，带我离开这儿吧！”

    库兹马病了很久，想到春天即将到来，心里既快乐又忧伤。但愿快点儿离开这杜尔诺夫卡吧！他知道，冬天虽还不见尽头，但已经开始解冻了。二月的第一个星期阴暗多雾，雾气遮盖着田野，消融着积雪。村子变成了黑色的，肮脏的雪堆之间都是一汪汪化了的雪水。一次，区警察局长骑马打从村里走过，身上溅满马粪。听得见公鸡在叫，从通风道里吹进使人亢奋的春天潮气……活下去，活下去！待春天到来，搬进城里。活下去，顺从命运的安排，随便找个事做，只消糊口就行。当然，也可以跟哥哥一块儿过——不管他为人如何，说什么也是哥哥。哥哥早就劝他这有病之人迁居沃尔戈尔。

    “我能把你赶到哪儿去，”吉洪想了想说，“三月一日我将把店面连旧房子交到别人手里。咱们一块儿去城里吧，弟弟，离这帮穷凶极恶的人越远越好！”

    不假，真的穷凶极恶，岗上寡妇来串门时详详细细讲了谢雷的新闻。杰尼斯卡从图拉回来后，歇着无事可做，向乡邻们闲扯说他就快娶亲，手头即将有钱，过上第一流生活了。乡邻起初认为这全是说瞎话，后来从杰尼斯卡的暗示中悟到了是怎么回事，也就深信不疑。谢雷也信了这话，开始巴结起儿子。他剥下马皮，从吉洪·伊里奇那儿拿到一卢布，再把马皮卖了半个卢布以后，得意非凡，喝起了老酒。他喝了两天酒，丢失了烟斗，躺在炉台上不起来了。他头痛，要抽烟没有了烟斗，便撕下糊天棚的纸卷烟。那是杰尼斯卡用报纸和各式各样的画片糊上的。当然，他是偷偷撕的，不过还是被杰尼斯卡撞见，骂开了。谢雷喝了点酒，也扯起嗓门嚷嚷。杰尼斯卡把他拖下炉台毒打，若不是邻居赶来……不过，库兹马想，吉洪·伊里奇发疯似的硬拉新媳妇与杰尼斯卡这穷凶极恶的人结婚，难道就不穷凶极恶？

    库兹马听到这件婚事之初，曾决心加以阻止，这太可怕，太荒唐了！稍后，当他病中一度清醒，想起这件荒唐事却又高兴。新媳妇对他这个病人的态度冷淡得叫他受不了。“畜生，野人！”想到那件婚事，他又狠狠地加一句：“好极了！她就配这样！”现在他已病愈，怜惜也罢，愤恨也罢，全都化作乌有。有一回他跟新媳妇谈到吉洪·伊里奇出的这个主意，她平静地回答道：

    “是的，吉洪·伊里奇曾跟我提过，愿上帝保佑他健康，他这主意出得好。”

    “出得好？”库兹马倍感惊讶。

    新媳妇看了看他，摇摇头说：

    “有什么不好？你真古怪，库兹马·伊里奇！他答应出钱，他包揽办喜事的费用。给我的男人不是老光棍，是年轻的，手脚不残，没老掉牙，不是酒鬼……”

    “可是他游手好闲，好打架，是个十足的二流子……”库兹马又道。

    新媳妇垂下眼帘，沉默了会儿，叹口气转身朝门口走去。

    “你爱咋办就咋办……你回绝得啦……随你便！”她的声音在颤抖。

    库兹马睁大眼睛叫喊：

    “等等别走，你疯了！难道我想坑害你？”

    新媳妇回身站住。

    “可不是坑害？”她激烈地粗鲁地说，眼圈儿都红了，“你说我该上哪去？一辈子在别人家讨生活？捡别人吃剩的？像没家的叫花子到处游荡？或者就找一个老光棍？我这份罪还没受够？”

    她说不下去，哇的一声哭了，掩门而去。晚上库兹马向她一再解释说他并不想破坏这门婚事，她这才相信，亲切地、羞涩地一笑。

    “那谢谢你了。”这样的温柔语调，她只对伊万努什卡用过。

    不过，她眼睫上却又闪烁起泪花，使库兹马再次感到惊讶。

    “这又是为什么？”

    新媳妇轻声答道：

    “也许跟杰尼斯卡过也不见得有多好……”

    科舍利从邮局取来的报纸，几乎是一个半月前的了。天阴多雾。库兹马从早到晚坐在窗下读报。最近发生的“暗杀事件”和绞刑多得叫他目瞪口呆。如粉如沙的白雪斜剌剌地落到黑色的穷山村里、坑坑洼洼的泥泞道路和马粪上、冰上、水上。暮霭遮住了田野……“阿夫多季娅！”库兹马站起身来叫唤，“告诉科舍利套耙犁！”

    吉洪·伊里奇穿件斜开领印花布衫，衬托着他的黑脸膛、白胡子、紧锁的灰眉和高大健壮的身躯，正在家煮茶。

    “啊，好弟弟！”他亲切地叫道，但两道眉毛并未由此舒展，“从窝里出来啦？小心，你身子还没养好。”

    “闷得慌，哥哥。”库兹马一边与他亲脸一边说。

    “既然闷得慌，那就来烤烤火，说会儿话……”

    两人互相询问最近的新闻，接着默默地喝茶，抽烟。

    “你瘦多了，弟弟！”吉洪·伊里奇猛吸了口烟，从睫毛下瞧着库兹马说。

    “你是我，也会瘦的。”库兹马轻声回答，“你读报了没有？”

    吉洪·伊里奇冷冷一笑。

    “读那些胡说八道？不，上帝保佑。”

    “你可知道，绞死了那么多的人。”

    “绞死了，活该……你没听说什里茨村贝科夫兄弟的事？……贝科夫兄弟俩像咱们这样坐着，正在走棋……突然……咋回事？台阶上响起脚步声，有人叫喊：‘开门！’贝科夫哥俩还没来得及眨眼，他们的一个雇工，模样儿像谢雷的汉子，冲了进来，后面还跟着两个无赖，也就是老话说的二流子，个个手拿铁棍。他们举棍大喊：‘举起手来，你娘的！’哥俩一惊，蓦地站起问道：‘怎么的？’可雇工仍一个劲地喊：‘举起手来，举起来！’”

    说到这儿，吉洪·伊里奇苦笑了笑，默默地沉思起来，不言语了。

    “你把话说完嘛。”库兹马道。

    “还有什么好说的……当然，兄弟俩把手举了起来，问：‘你们要干吗？’‘把火腿交出来！你那钥匙在哪？’‘狗崽子，你能不知道？不就在门框的钉子上挂着……’”

    “他俩举着手说的吗？”库兹马插话道。

    “当然，举着手……眼下是该收拾这些叫人举手的家伙了！当然，非绞死不可。现在已经把这些‘好汉’们投进牢里……”

    “为一条火腿就绞死？”

    “不，为的是他们太蠢。求主赦免我这罪！”吉洪·伊里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你呀，还追随巴拉什金不舍，上帝保佑你，该回头了！……”

    库兹马捋捋花白胡子，镜子里映出他那经受过患难的瘦削的脸庞、哀愁的眼睛和挑起的左眉。他低声附和哥哥道：

    “我死死追随？不，该回头了……早该回头了……”

    吉洪·伊里奇把话题转到买卖上，但，才说一半，突然停下来寻思，大概是因为他记起了一件更重要的事。

    “我已向杰尼斯卡说了，叫他尽早办喜事。”他一边捏一撮茶叶投入壶中，一边毫不含糊地一字一顿地说，“弟弟，我请你出面办这喜事。你知道，我去不方便。你办完后就搬到我这来。喜事要办得有模有样！我们既然决定把全部扔掉，再待在那儿就没意思了。分两处就要两份开销，你搬来后咱俩有苦同当，有福共享，把这些累赘一股脑儿抛开，上帝保佑，进城做粮食买卖。这么个小地方，施展不了手脚。一走了事，让它见鬼去，我可不在这里等死！”他竖起眉毛，伸出手，握紧拳头，“嘿，等着瞧吧，要想撂倒我还早哩！魔鬼头上的角我也能拧下来！”

    库兹马惊恐地看着他那一动不动的疯狂眼睛和因发怒变得歪斜的嘴，听着他咬牙切齿的气势默不作声。他后来问道：

    “哥哥，看在基督的面上告诉我，这桩婚事对你有什么好处？我不明白，上帝作证，真不明白，你那个杰尼斯卡我见着都恶心。那是个新式的怪物，新俄罗斯新孕育出来的，他比旧的更可恶。你别看他腼腆，多情，没有坏心计，其实是最无耻的畜生！他乱说什么我跟新媳妇同居……”

    “你可真是说话没准儿。”吉洪·伊里奇蹙眉打断了他的话，“你总嚷嚷‘可怜的人民，可怜的人民’，如今却说他是畜生！”

    “是的，我是这么说，还要这么说，”库兹马激动地接茬，“可我现在闹糊涂了，压根儿不明白到底是可怜呢还是……瞧，你自己也恨透了这杰尼斯卡。你们彼此憎恨，他叫你豺狼，‘咬着人民的喉管不放’，你也骂他是豺狼！他厚颜无耻地在村子里自吹，说他现在成了国王的亲家……”

    “我都知道！”吉洪·伊里奇再次打断他的话。

    “你知道他怎么说新媳妇的吗？”库兹马不理会哥哥，顾自往下说，“新媳妇的脸白净，他那畜生，你知道他怎么说？‘这小娘像棵小白菜，鲜嫩鲜嫩的，谁吃谁美！’还有，你要知道，他是不会在农村待长的。你用套马索也拉不住这个二流子！他哪像过日子的人，哪像一家之主？昨儿我听见他在村里一边走一边油腔滑调地唱：‘像天使一样美，像恶魔一样狡猾……’”

    “我知道！”吉洪·伊里奇嚷道，“他不会待在农村的，绝对不会。让他见鬼去得了！至于说他不是个当家人，咱俩也不是什么好当家！我记得，那次在酒馆跟你谈正事儿，你却听鹌鹑叫……后来呢？后来呢？”

    “后来怎么啦？这跟鹌鹑叫有什么干系？”库兹马问。

    吉洪·伊里奇用手指弹着桌子，一字一顿厉声说：

    “你悲天悯人，其实是臼里捣水——枉费力气。一言既出，绝不改悔，我说到做到。我不打算烧香赎罪，宁可做件好事，即使只做一件，上帝也会记在账上的。”

    库兹马从座椅上跳起来，高声辩道：

    “我们哪有上帝？杰尼斯卡、阿基姆、梅尼绍夫、谢雷、你、我，哪有上帝？”

    “慢着，”吉洪·伊里奇说，“哪个阿基姆？”

    “我病在床上时，”库兹马不搭理，顾自说，“有过几回想到上帝？我想的只是：我不理解上帝，也不会想念上帝！我没调教好！”

    他以游移不定的痛苦目光环视四周，把衣服扣子解开又扣上，在屋里走了一圈，最后在吉洪·伊里奇面前站定。

    “你记住，哥哥，”他说，这时双颊都涨红了，“咱俩已经活到头了，烧什么香也救不了你我。你听见了吗？咱们是杜尔诺夫卡人！”

    他激动得说不下去了，因此干脆不言语。吉洪·伊里奇又想起了什么事来，突然同意道：

    “说得对，都是不中用的人！你只消想想……”

    新的想法使他又来了劲：

    “你只消想想，种地种了一千年，不，时间还要长，但怎个种法，没一个人知道。单单侍弄土地的事也干不好。不知道什么时候翻地，什么时候撒种，什么时候收割。‘别人咋种，咱就咋种。’——仅此而已，你瞧！”他竖起眉毛，也像库兹马一样高声重复，“‘别人咋种，咱就咋种！’没一个婆娘能烤好面包，烤出的面包净掉皮，皮下面是酸水！”

    库兹马听罢茫然。

    “哥哥疯了！”他直愣愣地看着他哥哥点灯，心下暗想。

    但吉洪·伊里奇没等他反应过来，又激烈地往下说：

    “人民！言语下流，好吃懒做，开口就扯谎，不知廉耻，谁也不信谁！”他大声嚷嚷，不顾点燃的灯光直冒火苗，黑烟几乎冲到天花板上。“不光不信咱们，彼此都不信，全一个样，全是！”他像哭似的叫喊，噗的一声用灯罩罩住油灯。

    窗外天色暗蓝，新雪飘飘散散地落到雪堆上、水洼上。库兹马不作一声，单看着哥哥。谈话意外地来了这么个大转折，库兹马的火气不由得顷时无影无踪。他再不知说什么的好，单单看着他哥哥愤怒的眼睛。

    “哥哥准疯了，”他绝望地想，“不疯早晚也得疯，路只一条。”

    吉洪·伊里奇点上一支烟，心开始慢慢平静。他坐下，瞧着灯火，说话也是轻轻的了：

    “你说话不离‘杰尼斯卡，杰尼斯卡’……你没听说马卡尔·伊万诺维奇，那个游方僧干了啥？给逮起来啦。他跟他那搭档拦路抢了一个女人，拉到克柳奇莫的更房里强奸了四天……轮番上……现在被关进了牢房……”

    “吉洪·伊里奇，”库兹马温和地说，“你何必说那些不相干的事？干吗这样？大概你病了。一会儿说东，一会儿道西……酒喝多了？”

    吉洪·伊里奇不吱声。他只摆了摆手，注视灯火的眼睛里颤动着泪珠。

    “喝上酒了？”库兹马又轻声问。

    “喝上了，”吉洪·伊里奇轻声回答，“你如果换了我，也会喝上的！你以为我这金笼子得来容易？你以为我这辈子活得轻松，像只拴着的公狗，而且还搭上个老太婆？弟弟，我没有可怜过谁，可谁也没可怜过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怎样恨我吗？如果这伙庄稼汉在革命中得势，他们会让我好死？让他们等着吧，待到有朝一日，看我们不把他们一个个统统杀个精光！”

    “哪怕只是为了一条火腿？”库兹马问。

    “这倒不一定，”吉洪·伊里奇苦笑道，“我只是随便说说的。”

    “现在就在绞死人呢！”

    “这不关咱们的事。他们要对上帝负责。”

    接着他紧锁双眉，闭上眼睛沉思。

    “唉！”他深深叹了口气，“唉，我亲爱的弟弟！咱们也很快到上帝宝座前接受审判了！

    晚上我常常读圣礼书，一边读一边哭。真叫人惊奇，这些感人的词句是怎么想出来的！你等着，我读一段给你听听……”

    他迅速站起来，从镜子背后拿出一本教堂出版的厚书，用哆嗦的手戴上眼镜，含泪诵读，匆匆地，像怕被人打岔。

    “每涉念死，棺里躺着上帝按他自己模样创造出的美丽人体失去原来的形象，闭上了炯炯发亮的眼睛，我便哭泣，我便哀号……“浮生若梦，年华如矢，今生一切劳碌均属空虚。经文上写着：我们赢得了世界，却赔了性命。帝王和乞丐同归于土……”

    “帝王和乞丐，”吉洪·伊里奇摇头哀叹，“一辈子就这么完蛋了，弟弟！从前我有个哑巴厨娘，我送那呆婆娘一条进口头巾，可她翻来覆去地光拿着看，平时舍不得戴，说要待到过节的时候再戴。等到过节，一瞧，头巾朽成破布条了。我这一辈子也是这样，分毫不差！”

    库兹马回到杜尔诺夫卡后感觉到说不出的苦闷。在这样的苦闷中他度过了在杜尔诺夫卡最后一段时日。

    那些日子一直下雪。谢雷一家恰恰等着雪把道路铺平，好办喜事。

    二月十日傍晚时分，在昏暗寒冷的外室里有过一场压低声音的谈话。炉旁站着新媳妇，黑豌豆花黄头巾直蒙到前额上，垂眼凝视脚上的树皮鞋。短腿杰尼斯卡站在门口，没戴帽子，沉甸甸的呢上衣从他肩头耷拉下来。他也垂着眼睛，但看的是拿在手里把玩的半筒靴，这半筒靴是新媳妇要他钉掌的，杰尼斯卡钉好了掌，现在来要五戈比工钱。

    “我没钱，”新媳妇道，“库兹马·伊里奇兴许已经睡着了，你等明天来取吧。”

    “我可等不及。”杰尼斯卡回答，用手指甲抠着靴掌，像是在打什么主意。

    “那怎么办？”

    杰尼斯卡想了想，叹口气，晃晃头发浓密的脑瓜，突然仰起头来。

    “何必说话绕弯子，”他大声地、干脆地说，眼不看新媳妇，暗暗下劲挣脱他那份羞涩，“吉洪·伊里奇跟你谈过了吗？”

    “谈过，”新媳妇回道，“听得我都烦了。”

    “那我现在叫我父亲一块儿来，反正他，库兹马·伊里奇，该起来喝茶了……”

    新媳妇想了想。

    “随你便……”

    杰尼斯卡把半筒靴搁到窗台上，没再提钱的事就走了。过了半个钟点，听见台阶上有人跺脚，跺去树皮鞋上沾的雪。原来杰尼斯卡和父亲谢雷一同来到，不知什么缘故谢雷腰间还缠了条红带。库兹马出来迎接。杰尼斯卡和谢雷父子俩朝黑暗的墙角久久地礼拜，画十字，最后仰起头来，谢雷不慌不忙地开言道：

    “不是媒人也是好人！”他的话从来也没有这样洒脱、得体，“你嫁闺女，我娶儿媳，两下说合，造福小辈。”

    他说罢郑重其事地深深一躬。

    库兹马强忍苦笑，嘱咐去叫新媳妇。

    “你去找她。”谢雷就像在教堂里那样压低嗓门对杰尼斯卡说。

    “我在这儿哩。”新媳妇离开炉子，从门后走了出来，朝谢雷一鞠躬。

    大家一时无语。茶炊的炉壁烧得通红，炉身里的水咕噜咕噜开着。暗中谁的脸都看不清楚。

    “好啦，女儿，由你决定吧。”库兹马笑笑说。

    新媳妇想了想。

    “这小伙子我没挑的……”

    “你呢，杰尼斯卡？”

    杰尼斯卡也沉默了会儿。

    “行啊，反正早晚要娶……上帝有眼，咱们这亲事算是定了……”

    两个大媒相互道了喜。茶炊搬进了下房。岗上寡妇最先听到消息赶来，在下房点亮灯，打发科舍利去打酒买葵花子，然后安排未婚夫妇坐到圣像下边，给他俩斟上茶，她自己坐到谢雷一侧相陪。又为了打破拘束场面，她瞧了瞧杰尼斯卡的灰土脸和粗短腿，尖起嗓子唱道：

    年轻小伙正当年，走过我家小花园，一表人才长得俊，翠绿丛中白净脸……第二天，大家听谢雷讲起这顿订婚宴，没有一个不笑的，还给他出主意：“你怎么也得帮小两口张罗一下！”科舍利也道：“小两口刚开始过好日子，该帮年轻人一把。”谢雷默默回家拿来两只铁锅、一团线。拿来的时候新媳妇正在外房熨衣服。

    “好儿媳，”他不好意思地说，“这是你婆婆叫送来的，兴许能派上用场。咱家没啥，要有，能藏得住吗？”

    新媳妇鞠了一躬，道了谢。她在熨一块吉洪·伊里奇送来充作婚礼头纱用的窗幔，眼睛红红的、湿漉漉的。谢雷想安慰几句，说他自己“也不容易”，但迟迟疑疑没敢出口，只叹口气，把铁锅放到窗台上，转身就往外走。

    “那线团我搁在铁锅里啦。”他补了一句。

    “谢谢了，爹。”新媳妇又一次表示感谢，声音那么温柔，只对伊万努什卡说话方用这样特殊的口气。谢雷一走，她忽地讥嘲地一笑，唱了起来：“有个小伙正当年……”

    库兹马从大客厅里探头进来，从夹鼻眼镜上方瞪她一眼。她不作声了。

    “你听着，是不是退了这桩婚事的好？”库兹马说。

    “已经晚了，”新媳妇低声回答，“丢脸也丢出去了，谁不知道喜酒是花谁的钱？再说，钱已花出去了……”

    库兹马没奈何地耸耸肩。是的，吉洪·伊里奇派人送来了窗幔，还有二十五卢布和一袋上白面、一袋小米、一头架子猪……但总不能因为宰了一只猪，就把自己毁了呀！

    “唉，别再说叫我难受的话了！‘丢脸，花钱’，难道你比猪肉贱？”库兹马说。

    “贱也罢，不贱也罢，人死了不能活过来。”新媳妇说得简单干脆。她叹息一声，仔仔细细叠好刚刚烫平还有余温的窗幔，“过会儿就给你开饭吗？”

    她的脸重又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儿。“得啦，反正泼水难收了！”库兹马想了想，说：

    “你看着办吧……”

    吃罢饭，他一边抽烟一边眺望窗外。天渐渐黑了。他知道，下房里已烤好当“花点心”的黑麦小面包，现时还正在做两锅肉冻、一锅面条、一锅汤、一锅荞麦粥，而且都带肉。谢雷也在粮仓与草棚之间忙碌。土墩子上，在苍茫暮色中闪烁着麦秸燃起的橘黄火光，那里在把杀死的猪放到火上燎毛。火的四周围着一群牧羊犬，正等饱餐一顿，白色狗脸和白胸在火光映照下成了粉红色的。谢雷一脚深一脚浅地踩着积雪，忽而拨旺火堆，忽而转身驱狗。他把上衣下摆撩起，塞在腰带底下，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右手拿把明亮亮的杀猪刀，火光投下他扭动的巨大身影，活脱像个巫师。岗上寡妇从粮仓旁一闪而过，消失在土墩后面的小径上了——她去村里召集姑娘们给婚礼助兴，并向多马什卡借枞树。多马什卡的这棵枞树藏在地窖里，但凡姑娘出嫁前夕，女友们举行离别晚会，都向她借用。库兹马梳理了一下头发，脱下两肘处磨破了的呢上衣，换上他那件珍藏好久的长礼服，走上台阶。台阶上铺满白白的雪花。这时，在淡淡的暮霭中，下房的窗子亮着灯光，窗前黑压压的一大群姑娘、小伙，还有孩子。但听得一片喧哗，说的说，喊的喊，三架手风琴同时演奏，却又各奏各的调。库兹马弯起身，两手摆弄着手节骨，挤过人群一头钻进门过道。门过道里也挤满了人。孩子们从脚缝间往里面的门钻，大人们揪住他们的脖子推出室去，但他们没过会儿又往里边溜……“看上帝面上，让他们进来吧！”库兹马说，他自己被挤到了门角落里。

    他被挤得更紧了——原来是门向外拉开了。在一团热气中他跨过门槛，在门里停下。里面的人穿得体面些，姑娘们裹着花披巾，小伙子一身新。屋里充满毛呢衣料、皮短袄、煤油、马合烟和松针的气味。那棵用大红布条披挂的翠绿小枞树被放在桌子上，枝丫直伸到昏暗的铁皮油灯的玻璃罩子上。围桌坐了一群前来助兴的姑娘。他们穿红戴绿，脸上胡乱涂了层脂粉，披着丝绒或者羊毛头巾，发鬓插上从公鸭身上拔下的五彩毛，亮起炯炯放光的眸子。窗玻璃在化冻淌水，墙壁湿得颜色发黑。库兹马走进去的时候，多马什卡，这个黧黑脸蛋、乌黑眼睛、浓黑眉毛的跛脚姑娘（别看黑，脸看上去既聪明又厉害，眼睛尖而锐利，两道黑眉毛连成一条线）正放开粗嗓门唱一首古老喜歌：

    今天晚会上，众姑娘聚一堂，送阿芙多西娅去当新娘……其余姑娘用不和谐的调子重复她最后一句唱词，脸对着按旧俗坐在炉灶旁的新媳妇。她未及梳妆，头上还裹着黑披巾。为回答这首歌她应该大声地哭诉：“爹啊，我的亲人，把闺女嫁出门，敢情让她苦一生？”可是新媳妇不作声。于是姑娘们不满地交头接耳一阵子，皱眉唱起了余音曳长的《孤儿歌》：

    澡堂子，热起来，教堂的钟敲起来！

    库兹马咬得紧紧的下巴在颤抖，从头到脚通身冰凉，双颊疼痛，泪水模糊了眼睛。新嫁娘把披巾裹紧身子，倏地哆嗦着号啕大哭。

    “算了吧，姑娘们！”有人喊。

    但姑娘们全不理会，继续唱道：

    教堂的钟敲起来，把我的亲爹叫醒来……新媳妇呻吟着一会儿把头埋进两膝间，一会儿捂进双手里吞声而泣……人们扶起浑身哆嗦站立不稳的新媳妇，上隔壁的冷屋子梳妆去了。

    接下去是库兹马为新娘祝福。新郎在雅科夫的儿子瓦西卡陪同下也来了。新郎穿了瓦西卡的靴子，头发已经理过，脖子刮得通红，身上套件花边领蓝衬衫。他用肥皂擦洗过脸，显得年轻多了，甚至模样儿也好看了。他自己也知道这点，所以歉歉然垂下他那黑睫毛。伴郎瓦西卡穿红衬衫，敞着罗曼诺夫式短皮袄，进门严厉地瞅一眼给婚礼助兴的姑娘们，粗野地喊一声：“别嚷了！”然后按照礼俗说道，“出阁吧，出阁吧。”

    姑娘们齐声回答：

    “没有三人一伙盖不起房，没有四角撑不起顶，各个角落搁一卢布，中央再搁一卢布，另外加瓶酒。”

    瓦西卡从口袋掏出半俄升酒，放到桌上。姑娘取过，当即站起身来。人更挤了。门又开开，吹进一股冷风，升腾起一团热气，岗上寡妇捧着金箔圣像，推开众人走了进来。她后面跟着新娘，穿件带皱边的竹青连衣裙。众人发出惊叹：那么美，那么苍白，那么端庄！瓦西卡给一个头大肩宽像巴儿狗的矮腿小男孩当额一个“毛栗子”，又把什么人的一件陈旧皮短袄扔到屋中央的麦秸上。新郎新娘在皮短袄上站定，库兹马低头从岗上寡妇手中接过圣像，众人一下子静了下来，连那个好奇的大头男孩的喘气声音也能听得见。新郎新娘同时跪到库兹马脚前，磕了个头，站起来，跪下，又磕一个。霎时间库兹马和新媳妇的目光相遇，露出了恐惧的神色。库兹马脸色煞白，暗暗想：“我现在就把圣像扔到地上……”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捧着圣像在空中画了个十字。新娘吻圣像时触到了他的手。他把圣像交给旁边的人，抱住新媳妇头，怀着一片父爱之情吻了她的新头巾，随之痛哭起来，直哭得模糊了眼睛。他推开众人，走到过道里。雪花向他迎面扑来，落满雪的门槛在黑暗中发白，风在屋面上呼啸——户外正刮大风雪。从小窗里射出的灯光像一道道烟柱，照在厚厚一层雪上……大风雪到第二天早晨也没停。茫茫一片，既不见杜尔诺夫卡，也不见岗上的风磨。天光有时放亮一阵子，接着便又阴暗如晦。白色的果园整个儿都在飒飒作响，它和风的呼啸掺和一起，却又掩不住远方教堂的钟声。雪堆的尖顶上被刮起一团团雪雾。几只身披雪花的牧羊犬蹲在台阶上眯起眼，嗅着从下房烟道里吹出来的暖香。库兹马好不容易方分辨出马和雪橇的黑乎乎的影子，以及马铃铛的响声。新郎乘的雪橇套了两匹马。新娘乘的只套一匹。雪橇上铺着毛边毡毯。婚礼队的人都系彩色腰带。女的穿了棉皮袄，裹了围巾，小心翼翼地跨着碎步，一边向雪橇走去，一边还忸怩着说：“老天爷，什么都看不见呀！……”新娘也穿皮袄，不过她将竹青色连衣裙裙下摆撩起搭在戴纸花冠的头上，只坐在她的白衬裙上，为的是怕弄皱裙子。她已哭得精疲力竭。浮现在库兹马眼前的憧憧人影，耳畔风雪的呼啸、人们的谈话、像过节似的叮当铃声对他而言都像是在梦中。马夹起耳朵，背过头。风吹散了谈笑和呼喊的声音，雪粘住了眼睛、染白了胡须和帽子，茫茫雪雾和昏暗使彼此都难看清楚。

    “嘿，妈的，什么也看不清！”瓦西卡为避风也低下脑袋，嘟哝着坐到新郎身边，操起马缰。

    接着，他粗鲁地迎风发一声喊：

    “老爷们，祝福新郎官去举行迎亲礼吧！”

    有人应道：

    “上帝祝福……”

    马铃铛叮叮当当，雪橇板吱吱呀呀。雪橇过处扬起了一柱柱雪尘，马鬃和马尾被风刮向一边……教堂更衣室炉火正旺，煤气刺激着人的喉咙。大伙儿在等神父到来。教堂煤气很重，而且极其昏暗，因为外面在刮大风雪，而教堂拱顶来得低，窗户又小，上面还装着护窗网。只点三支蜡烛，新郎、新娘各拿一支，第三支拿在宽肩厚背穿黑袍的神父手里。神父弯身翻开一本滴了许多蜡油的本本，透过镜片迅速地念了起来。地上，靴子和树皮鞋带进的雪化成了一摊摊的水。不时有人开门，一阵阵冷风直透脊梁。神父严厉地瞧瞧门，又瞅瞅新郎新娘和他们身上的打扮，以及烛光照耀下温顺的脸容。神父习惯将祝词念得娓娓动听而又感人，但他既未思考词意，也不涉及所指何人。

    “至圣的上帝，万物之主……”他流畅地念道，声音时高时低，“你曾赐福于你的仆人亚伯拉罕并使撒拉生育……把利白加给以撒为妻……让拉吉与雅谷同房[24]……现在请赐福给你的仆人……”

    想到这儿，他打断祷文，却不改脸色，转头悄悄厉声问诵经士：“叫什么名字呀？”听到回答“杰尼斯卡、阿芙多季娅”后，又继续动人地说道：

    “请赐给你的仆人杰尼斯卡和阿芙多季娅平安、长寿、贞洁……让他们多子多孙……为他们降下天上的甘露，给他们家里装满小麦、新酒、橄榄油……让他们家像黎巴嫩雪松一样繁茂……”

    但周围的人即使听懂他的话，也只会想到谢雷的家而不会想到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家，只知道杰尼斯卡而不知道黎巴嫩雪松。而杰尼斯卡，这个穿着别人靴子和外衣的短腿新郎，只觉得一动不动地顶着直压到耳根上缀有十字的钢制冠冕挺不自在。新娘戴上冠冕更显得美丽了，也更苍白了。她的手在颤抖，以致烛油滴到竹青裙子的皱边上。

    黄昏时风雪一阵紧似一阵，猛得吓人。回家路上人们拼命催马快跑，万卡克拉斯内的大嗓门妻子站在第一辆雪橇上，像女巫跳神般挥舞手帕，迎着风雪，迎着模糊不清的夜色唱道：

    瓦灰色的鸽子呀多美的金黄色小脑瓜！

    但雪花飞进她嘴巴，压制了她那狼嚎似的声音。

    1909—1910于莫斯科

    （石枕川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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