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结”被亚历山大解开了。

    那是公元前333年的冬天，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领军队进入亚洲的一个城市扎营避寒。

    这个城市有个著名的神谕：谁能解开城中秘密的结，谁就会成为“亚细亚王”。许多人都无法找到结的两端。亚历山大满怀信心前去解结。始终不见结端踪影，茫然无措。

    几天后，亚历山大在舞剑中突然醒悟：我为什么走老路呢？难道自己不能探索一条解结的新路吗？于是，他跃马扬鞭到结前，挥剑将结砍成两半，并对众人说：“解难结唯有此法！”

    战胜神秘之结的力量，来自执着追求和不懈探索。

    困难总是存在的，面对难题，中国共产党人从不畏惧退避，总是敢于攻坚克难。

    从改革开放之初相继设立的深圳、厦门、珠海、汕头、海南五大经济特区，到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批建的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浙江舟山、甘肃兰州、广州南沙六个国家级新区，再到遍布全国各地的一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及新近获批的前海深港合作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中国在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一直注重选择重点区域、重点领域探索突破，发挥“小田试验”的探路、引领作用，继而稳步推进综合性、全局性改革。

    “经济特区”“改革新区”“综改区”“自贸区”……共同的改革主题、各具特色的改革探索，名称在变，先行先试的内容在变；不变的，是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破解发展难题的坚定信心。

    探索改革就是探索历史的进步之路。

    有理由相信，具有开创中华民族历史新篇强烈使命感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会直面挑战，坚持不懈地探索前行，改革的春潮将继续汇成进步的历史洪流，浩浩荡荡，奔腾不息。

    但为者常成，行者常至。透过前海、小岗、顺德、白庙、毛集这些知名或不甚知名的“小田试验”，人们依稀可见：在改革的天空里，拨云之后，方露“一轮明月水如天”。

    温故而知新。从往昔故事中发掘勇气智慧，增强前行动力；从改革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凝聚道路自信。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和重要改革“窗口期”，重访曾经掀起改革大潮并正在进行不懈改革实践的故土、热土，聆听改革者的心曲，见烟雨而感春潮。

    改革在深化，改革在路上！

    第一节聆听改革者心声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

    在这几年——

    年近六旬的李灏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

    32岁的傅成玉加入中海油公司刚满一年，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外国企业，并学会如何让中国企业成为国际公司；28年后，他成为规模更大的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董事长。

    38岁的宗庆后还是杭州工农校办厂的一名业务员，并刚刚结束了在杭州工人业余大学工业企业管理专业的学习；6年后，他创办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后成为中国著名企业家。

    19岁的马云第二次参加高考又一次落榜；16年后，他创办了一家名为阿里巴巴的网站，让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学会了“淘宝”。

    ……

    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改革的亲历者与推动者。他们或主政一方，凭借大刀阔斧式的改革而声名远播；或身处国企，亲身推动着企业从政企不分到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华丽转身；或纵横商海，开创着中国民营经济一个个新的奇迹。这些成长于不同时代、拥有不同背景的改革标杆性人物，对于走好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有着怎样的启迪？

    一、问题意识与改革勇气

    “全国改革是个大课题。我们必须有问题意识，没有问题意识就很难有改革意识。”在深圳见到李灏时，这位87岁的老人谈及改革，开门见山。

    事实上，这位老书记在深圳的改革，就是由解决问题而始的。刚到深圳出任市长的李灏，开的第一个市长办公会就着手研究解决政企分开的问题。

    “我刚到任时，所有部门都在办企业。这样发展下去很危险。”意识到危机的李灏，果断采取措施，在深圳成立一家投资管理公司，管理100多个国有企业，实现了政企分开，也逐渐建立起了规范的市属财政体系。而这家投资管理公司，也被不少人认为是现在国资委的雏形。

    深圳街头的“闯牛”雕塑。新华社稿。

    在李灏看来，如果说问题意识是推动改革的前提，那么胆识与魄力就是改革的重要保障。

    1986年，李灏进行了一项更为大胆的举措——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这一在当时看来可能是“犯错误”的改革，也确实让李灏承受了巨大压力。

    李灏在深圳经历的风险远不止于此。1992年，深圳爆发了著名的“8·10抢购股票事件”——因有国家工作人员舞弊，1992年深圳发行新股时，上万名认购群众在排了2天2夜的队后，依然没能购买到股票。愤怒的市民开始走上街头，抗议新股发行中的舞弊行为。最终，这一事件以深圳市临时增发股票而得以平息。此后国家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停止了新股发行工作。中国资本市场的培育，经过艰难探索不断发展壮大，积累了许多经验，也有一些教训，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进行了有益探索。

    “作为一个改革者，最重要的品质是有责任心、有担当。总想十拿九稳，搞不了改革。”李灏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时，依旧难以平静。

    这既是“改革老人”总结改革往事的心声，更是对后来人的改革箴言与冀望！

    二、宏观归政府，微观归市场

    “宏观调控的深层含义是经济周期的反向调控，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以行政手段。宏观调控是有阶段性的，不是每天都要调控。”傅成玉直言改革与调控，认为后者不能替代前者。

    相比李灏等主政一方者，像傅成玉这样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成长的企业家们向我们展示了理解改革的另一种视角。

    经历了多轮改革，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新一轮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这一年，傅成玉成为中海油的掌舵者——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兼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他开始着手推动中海油内部的改革。“之前的一轮改革，大家纷纷选择‘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但这样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太大。”

    傅成玉回忆说：“2003年之后中海油启动新一轮改革时，60%的人情绪悲观，担心自己要下岗。我组织了10个月让大家讨论改革方案，稳定职工思想。”

    当年改革最大的难点是企业内部的不平衡。集团内部上市的部分到资本市场火了，但存续的部分没人理了，员工积极性受到很大打击。为此，傅成玉重点主持完成了企业内最后存续部分的重组与改革，使中海油彻底完成了从一家传统国企到现代企业的改造。

    在无一人下岗、分流和待业的情况下，通过内部资源的整合，原本发展步履维艰的五个存续企业被改组为一家充满发展潜力与生机的新型企业集团。

    “人是资源，可以创造价值，关键是让他有平台。这都是我们的潜力。我们的改革不能总把目标对准人，不能总想着裁人。”傅成玉感慨地说。

    正式执掌中海油之后，傅成玉全面加快了推动企业向国际石油公司迈进的步伐，按照国际规则成功进行了多宗海外并购，使公司业务拓展到东南亚、大洋洲、非洲的10个国家和地区。

    2005年6月，傅成玉组织发起了当时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宗海外收购——以185亿美元现金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虽然由于美国政治干预的原因，交易最终未能达成，但中海油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成功运作能力和良好表现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声望，加深了美国社会对中国企业的了解。“中国海油”这一品牌也在国内外赢得了认可。

    “宏观的东西政府去管、微观的东西放给市场。我们关键是要为发展创造环境，使企业真正成为经济运行的主体。”对于政府与市场、行政与营商关系的改革路向，傅成玉如此感言。

    三、下放权力，释放活力

    “我们改革开放比较成功，我认为经验主要是放权、让利、开放。”2012年底，在北京新华社新闻大厦，宗庆后谈及改革开放，向新华社记者吐露心声。

    “要真正理解市场经济，就要明白什么是政府一定不能做的，或者说，到底什么是政府应该做的。”在杭州阿里巴巴集团总部“光明顶”，马云直言。

    相比傅成玉，宗庆后和马云这两位民营企业家的经历显然更为坎坷。粗略比较，就能发现宗、马二人身上有颇多共同之处：两人身上均没有名校毕业的光环，也没有显赫的家境；两人均通过自主创业，在国有体制之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他们这群商业精英所带动的创业潮流，推进并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但两人之间也有区别，这其中最为明显的有两点：其一，时间不同——宗庆后在1989年创立了娃哈哈，而马云在整整10年后创办了阿里巴巴；其二，类型不同——在经济开始起飞，人们对于物质需求不断提升的时代，宗庆后选择了营养与健康；在互联网开始在中国勃兴的时代，马云选择了当时还没有几个人理解的“电子商务”。

    1978年，随着知青的大批返城，33岁的宗庆后历经上山下乡回到杭州，在校办厂做推销员，10年里辗转于几家校办企业。待到他开始创业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过了不惑之年的中年男子。1989年，宗庆后创建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在那时，谁都没有想到这家小小的民营企业在日后几乎一度包揽了中国全部的瓶装水供应。

    相较而言，10年后创办阿里巴巴的马云则幸运得多。1988年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教师。1999年创办阿里巴巴网站后，马云还两次获得国际风险资金2500万美元的投入。此后，淘宝网、支付宝、天猫商城等一系列电子商务网站的创立都一帆风顺，马云的商业人生开始逐步迈入高峰。

    与宗庆后相比，马云赶上了“更好”的时期。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人们对市场的渴望远甚于80年代，“投资”一词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又进一步促进了外国投资者与中国市场的近距离接触，这也是马云在创立阿里巴巴之初能够获得国际风投的直接原因。

    如今，宗庆后已经68岁，马云也已49岁。在与新华社记者展望未来时，两人分别表达了相似的期盼——

    其一，全社会都应重视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更加尊重企业家精神，相信人的力量，人才是主要生产力。”

    其二，科学看待政府对经济的力量。马云认为，现在我们缺乏对转型升级的理解，过分相信政府对经济的力量，而忽略了市场对经济的力量。一旦出现问题，政府就急于出手。一些地方政府对经济的理解还停留在“父母官”的思想。而事实上，政府要关注的，是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是否透明、公正、公开。

    “放权！权力下放，放弃垄断。”宗庆后对改革建言。

    “要相信市场的作用。”马云表示。

    第二节“深圳速度”震惊世界

    33载沧桑巨变，33年勇立潮头。

    从一个渔火薄田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城市，中国第一块改革开放试验田——深圳，承载着亿万中国人的梦想，走过了33年的峥嵘岁月。

    回望33年前，与香港山水相连的深圳还只是个贫穷落后的边陲小镇，3万多人口、两三条小街道，在地图上都难觅其踪；今天，深圳已崛起为拥有超千万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的现代化大都市。

    33年，11880天，伴随着“试验场”“排头兵”“窗口”作用的发挥，深圳从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发展成为“挂在共和国胸前的一枚勋章”。

    “速度深圳”“效益深圳”“和谐深圳”……当全国各地形成你追我赶、万马奔腾、百舸争流的发展之势时，深圳始终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每天都在绽放着新精彩，时刻都在创造着新奇迹。

    深圳特区的探索与实践，印证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战略先机，是我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精彩缩影。

    巨幅宣传画《小平同志在深圳》。新华社稿。

    一、深圳是中国梦想试验场

    深圳最繁华的深南大道上有一个占地1.3万平方米的“小平画像广场”，花团锦簇中矗立着著名的巨幅宣传画《小平同志在深圳》。

    画像中，邓小平身着浅灰色中山装，神情慈祥、和蔼，坚毅地凝视着前方。画面中白云舒展，蓝的海水、绿的树木、红的杜鹃，由左到右矗立着国贸大厦、地王大厦、市民中心、音乐厅、电视中心等建筑，展示了深圳发展历程中的地标性建筑。油画左上方写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这里可以说是深圳人心中的精神图腾，到深圳的人都会慕名来此。因为深圳的奇迹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密不可分，深圳人民永远铭记邓小平对深圳特区的贡献。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特区”的设立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改革特色。中国国情复杂，改革面临的困难巨大，没有现成的书本知识和经验，必须通过不断探索和试点，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子来，而“特区”就起到了这样的“铺路石”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特区设立之初，当全国还在争论计划和市场关系时，深圳就提出了“四个为主”，即建设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经济成分以发展外资企业为主，经济运行以市场调节为主，产品销售以外销为主。率先在全国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体系和运行机制。

    “摸着石头过河”的深圳，正是凭着一种“拓荒牛”的精神冲破了旧体制藩篱，闯过一个个“雷区”，在全国率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率先进行土地管理体制改革。1987年，深圳敲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的第一槌，拉开了土地利用市场化的序幕。

    率先实行招聘录用、竞争上岗、合同用工，首开劳动力商品化的先河。

    率先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1985年在全国率先建立外汇调剂中心。1986年兴办了深圳发展银行。1990年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开我国发展资本市场之先河。

    最早推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推进股权多元化，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最先探索建立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和运营机制，建立了国资委、资产经营公司、国有企业3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在全国较早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按大行业、大系统综合设置机构，形成了“大贸工、大交通、大文化、大城管、大农业”的管理格局，减少了协调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

    ……

    承载着亿万中国人的梦想，深圳作为全国最早的试验场，一路向前，披荆斩棘，扬帆起航……

    二、“深圳速度”续写传奇

    深圳国贸大厦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地标式建筑，这座53层的高楼耸立在深圳市的繁华商业中心。它的象征性意义不仅在于是当年全国罕见的最高楼，更因为创下了“三天盖一层楼”的速度，全国为之咋舌，“深圳速度”成了当时的流行词汇。

    今天再次徜徉在深圳街头，一栋栋崭新的高楼大厦展示着这个年轻城市的朝气与活力，在鳞次栉比的高楼掩映中，曾经的地标建筑国贸大厦已显得有些老旧，它的高度早已被地王大厦和正在建设的京基大厦相继超越，但它所象征的“深圳速度”却仍激励着深圳人在改革开放的征程上不断超越，续写奇迹。

    回首深圳特区33年的发展历程，“深圳速度”不仅创造了一个城市的奇迹，它最大的贡献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对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效率，更在于市场经济样本的发育成型，帮助中国越过了市场经济的“第一条河”。

    深圳从最初的“三来一补”加工制造业起家，不断壮大经济实力、推动产业升级，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高新技术产业、多层次资本市场比较完善的金融产业、连通国际辐射内地的物流产业、与科技金融紧密结合的文化产业等四大支柱产业，涌现出了华为、中兴等一大批全球知名的大企业，“设计之都”等各种头衔彰显其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

    开放是深圳的发展之源。30多年来，深圳市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456.2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27％，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

    改革开放前，每年通过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仅500人次，2009年已增至1.85亿人次；深圳市的出口额从1979年的0.09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1619.79亿美元，连续17年居全国城市第一。

    深圳在全国率先把“走出去”作为城市发展的重大战略，对外直接投资遍布世界105个国家和地区，迄今已累计核准建立境外企业740家。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梁桂全认为，深圳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抓住了战略机遇，善于用好用活政策，在体制机制上寻求新突破。

    特区建立之初，中央赋予了深圳一些特殊的经济优惠政策和相对灵活的经济管理体制，但如何用好、用足、用活这些政策，对特区的发展至关重要。深圳在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进行制度创新，勇于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历史给了深圳一次机会，深圳还给了世界一个奇迹。

    三、深圳探索求解难题

    “三天一层楼”曾是“深圳速度”的写照，然而，持续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不仅社会利益多元化造成的社会矛盾在加剧，生产资料的匮乏也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深圳正面临四个“难以为继”：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人口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深圳市委主要领导曾指出，“我们要看到以往高速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按照目前的消耗水平简单推算，有些代价我们是付不起的！”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让深圳更加深刻地领悟到全面科学发展才是健康可持续的，深圳开始在发展过程中对自身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如果仅有经济建设的繁荣，深圳特区就不能称为完整意义上的成功。

    只有转变战略才能突破发展瓶颈。近年来，深圳的决策者明确提出，今后将不再以国内生产总值论英雄，不简单地拼规模、拼速度、拼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要更多重视经济发展中资源消耗、社会公平及人的发展等问题，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006年12月，深圳正式推出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选用21项指标，涵盖市民生活安全、教育质量、健康水平、舒适程度以及自然和社会环境等方面，作为考察深圳各级领导班子的“标尺”。

    2010年12月，深圳发布社会建设考核指标体系，首次把“每万人社会组织数”“每万人持证社工人数”“居委会直选率”等指标纳入到各区政府考核中来。

    深圳市委领导表态坚决：加强社会建设是深圳经济特区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到2015年，深圳的社会建设将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民生幸福城市初步建成。市委书记王荣强调，社会建设不是党委政府“一家之事”，要想方设法扩大公众参与，促进党委政府与市民的互动，提高社会建设的广泛性、渗透性和互动性，形成各方共同参与的生动局面。

    深圳的管理者正在把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倾斜投入到社会建设和民生领域，以此化解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和压力。和当年的“拓荒牛”勇闯经济建设新路一样，今天的深圳特区在社会建设中同样是奇兵突进、不落窠臼，其中不乏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创举。

    最先提出对社会组织实行“无主管，直接登记”的是深圳。从2004年起，深圳开始实行行业协会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切断行业协会与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依附关系，在全国最早实现行业协会民间化。

    随后，深圳开始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等实行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2009年7月，民政部发文准予深圳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的制度。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对此评价说，深圳的探索给社会带来了活力，社会组织在了解群众诉求、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现已成为深圳社会建设的主力军。

    30多年来，深圳人不断从历史回响中汲取前行的智慧，针对社会管理的新课题、新挑战，积极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把社会建设摆在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大胆尝试，推陈出新，在中国探索建立一个日臻完美的特区样本。

    四、创造深圳精神

    在深圳这片热土，蕴含着的创业的激情和美好的梦想，今天依然像磁石般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向这里汇聚。

    回望30多年的特区风雨路，最令人动容的无疑是书写这部传奇的人们：那些敢闯敢试的改革者，那些筚路蓝缕的拓荒者，那些勇于创新的探索者，那些实干奉献的建设者……

    上世纪80年代，深圳天虹商场开业一年多后，资不抵债，面临破产，时任商场副总经理的赵陆原站出来毛遂自荐，并立下三年扭亏的军令状——“我希望大干一场，是功是过我一个人担着。”

    上任后，赵陆原大胆改革，在他的推动下天虹商场创出了众多业内第一：第一个国内全面开架销售的商场，第一个提出“反假打假不售假”质量口号的商场，第一家通过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的零售百货企业。

    像赵陆原一样，勇于打破计划经济的旧框框，探索市场经济的新路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深圳各行各业普遍存在，他们不断书写着石破天惊的传奇——骆锦星，原深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在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中夺标，创造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按国际惯例实行建设工程公开招标等多个第一；马福元，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电子配套市场——赛格电子市场，成为深圳电子工业的奠基者；王石，从饲料科长到“饲料大王”，从经营小型电子仪器设备到刊发中国第一份《招股通函》，培育出内地知名的房地产企业之一——万科……

    30多年来，成千上万怀揣梦想的人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埋头苦干，这片创业热土催生着一种可贵的特区精神。

    广东省机关干部陈俊年1980年来到深圳，他这样描述当年人们背井离乡来到深圳时的情形：凌晨三点半蹑手蹑脚回到招待所，怕打扰别人，不想宿舍里灯火通明，好几位赤膊汉子或目不转睛盯着席上铺着的图纸，或聚精会神地翻阅着枕边摊开的书本。一位眼镜先生，以床当桌，一手移动三角尺，一手拨弄计算器，忙活得鼻尖上缀满晶莹的汗珠，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幅深圳市的道路建设草图。

    在深圳的创业史上，不能不提的是来自全国各地、不可计数的外来工群体，没有人能够统计有多少外来工在这里洒下的汗水，然而他们的历史功绩却不可磨灭。几年前，第一代打工妹去看望深圳改革开放的元老袁庚，已经90多岁的老人突然取下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我要向你们鞠躬！”

    这座年轻的改革之城、创业之城留下了太多的感动，深圳人也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感恩和回报社会。

    短短的30多年，深圳涌现出许多平凡而让社会温暖的人物，演绎着一个个感动中国的真情故事——

    十几年自甘清贫，却捐款捐物超过300万元资助失学儿童和残疾人的义工丛飞；献出祖传秘方、为保证手术准确致使双手长期受辐射发生癌变的“苍生大医”郭春园；长期照顾孤寡、救助穷困、拥军优属的中英街上的“活雷锋”陈观玉；由深圳企业家自发捐资，招募义工走进大山支教，国内首创的“募师支教”团队……

    一份深圳市文明指数显示，深圳文明指数的年均增长率达9.04％，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关爱指数年均递增20.8％，人文指数与诚信指数年均增长率都超过两位数。中国城市活力研究组在《深圳的性格》一书中写道：作为最先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突围而出的城市，作为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作为快速成长和发展的城市，深圳形成的城市品格、人文精神，同样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五、特区的新追求

    2002年11月16日，一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1.8万字长文，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新华网发展论坛贴出，短短几日内点击量迅速达到数万。随后，传统媒体迅速跟进，对网文所提及的问题进行深入调查。众多深圳市民参与了对深圳城市发展未来的大讨论。

    必须正视的是，随着全国全方位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过去赋予特区的政策优势和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在逐渐淡化，特区不“特”的问题日益突出。深圳的决策者们高瞻远瞩地看到，新时期特区的“特”不应体现在优惠政策上，而应是继续保持敢闯敢试的精神，“先行一步”试验的勇气。为此，深圳为特区注入了“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开放、特别能创新”的新内涵，在经济领域创新的同时，加大社会领域、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探索，寻求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在营商成本持续攀升的情况下，传统的粗放增长道路在深圳已经无法再走下去了。因为深圳发展较快较早，所以最先碰到这个问题。”市委书记王荣表示，深圳需要新一轮的发展模式变革。通过内涵的提升、人口素质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深圳必须重新焕发特区“拓荒牛”的激情和胆魄，勇立潮头、再创新业，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在新的起点上再走出一条新路来！

    广东省社科院院长梁桂全认为，从全国来看，改革仍然处在攻坚阶段，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拓展到全方位的改革，涉及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需要通过综合配套加以解决。无论对于“老”特区，还是“新”特区，不断加大体制和制度的创新和突破，探索科学、和谐发展之路，成为新时期中国特区的重要使命。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谈起改革妇孺皆知邓小平，说到开放举国上下瞩目深圳，在这方饱含伟人心血、满是奋斗激情的热土上，曾经的拓荒者如今可曾疲倦？在这片放眼望世界、俯身破旧障的天地间，又一代的追梦人能否如愿？

    2013年7月3日，阵雨洗礼过的鲜花分外娇艳，深圳福田区深南大道北、荔枝公园东南口的巨型小平画像微笑着注视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改革问路人。

    广场旁，一个啃着馒头遥望小平画像的年轻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你干吃馒头啊，怎么不喝口水呀？”新华社记者的一句问候打开了小伙子的话匣子。他叫何亮，26岁，来自湖南农村，听说深圳工作机会多第一次出外打工就想来闯闯，但来了四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身上带的300元钱快花完了，只能买两个馒头充饥。

    “我只念过小学，也没学过啥技术，应聘了几家公司都不合适。如果就是当个保安啥的没意思，还是想学点手艺，以后自己也能当个老板。”栖身广场坚硬的石凳上睡觉，吃饭连一瓶水都舍不得买的何亮没有丝毫气馁，“早就听说深圳发展得好要感谢邓小平，所以特地来看看”。

    小伙子的热情令人感动，小伙子的窘境也让人心酸。“我还年轻，在深圳这样的特区肯定能找到工作，相信以后一定能有自己的一番事业。”何亮一边说着豪言，一边涨红了脸。

    深圳，还是那片魅力无限的改革试验区，改革的感召力让人心潮澎湃！深圳，不再是一味拼力的“汗水城”，转型的新经济渴望素质更高的外来者！

    何亮的背影匆匆却十分执着，前方并非一帆风顺但有心中的梦想、亲人的关爱、社会的帮扶，年轻人风雨何惧；未来的改革纵然途艰路险，但有无数何亮一般圆梦的健壮身躯，再重的担子又有何惧？

    改革依然在路上。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央确立了深圳新的战略定位——“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和“国际化城市”，这赋予了深圳新的历史使命。

    201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中央政府支持深圳前海开发开放的最新政策，在前海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的先行先试政策，打造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集聚区、香港与内地紧密合作的先导区、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的引领区。政策内容涉及金融、财税、法制、人才、教育医疗以及电信等六大领域。

    为保障上述目标的实现，深圳正在加快调整发展路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力求以更小的投入、更低的消耗，创造更大的效益。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圳正以世界作为更宽广的舞台，探寻未来世界级的发展新坐标。

    ——打造“全球城市”经济体。深圳市委、市政府以更为宽广的视角着眼未来，提出以香港、新加坡等世界先进城市为标杆，2015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5万亿的目标，经济总量与新加坡基本持平。

    如今，以国际眼光联手香港构建与纽约、伦敦等比肩媲美的“全球城市”，已成为深圳新的探索。近年来，深港两地政府通过跨境工程、商贸、科技、旅游、金融、物流、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深港合作全方位多层次纵深推进。

    ——部署“未来产业”。市委书记王荣说：“深圳已明确包括新能源、互联网、生物科技、新材料、创意文化五个领域在内的现代产业体系，预计2015年这五大产业可以实现超过1万亿的生产规模。加上现在的四大支柱产业，一共可以占到经济总量的80％以上，不仅实现规模增长，而且实现产业结构的提升。”

    深圳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已经把新兴战略性产业摆在重要位置，并出台制定一系列支持这五大产业的政策和资金安排。

    ——夯实科教创新后劲为未来发展奠基。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说：“如果过去的30年是靠便宜的劳动力来驱动，那么下一步必须靠高科技和教育先行来获取新的发展动力。”深圳将规划建设更多科技基础设施和研究机构，力争到2015年建成40家左右国家级科研机构，重点引进并支持50个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团队和1000名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来此创业，吸引带动1万名以上海外人才来深工作。

    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后，已成为粤港金融巨头融合发展的新载体，具有更强全球竞争力的“深港金融圈”正在成形，其目标是建成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地区的“曼哈顿”。

    33年峥嵘岁月，深圳风华正茂。深圳，这座孕育了当代中国人艰难与奋进、光荣与梦想的城市，如今正在重新聚集能量，全力再创发展新辉煌，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特区永葆激情与活力的新风采。

    第三节小岗村的风采

    一个小小的村庄，注定要永远铭刻在改革开放的编年史中；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将永远让人回味，鞭策着改革者昂然前行……

    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发源地，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曾经的辉煌、过去的功绩已深深铭刻在共和国风起云涌、气势磅礴的改革史册上。30多年过去了，在改革已深刻改变全国面貌、民族命运的今天，当年的改革发源地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会给人什么样的启示？

    一、改革不停步

    从“一步跨过温饱线”，到“30年逼近富裕坎”，从改革先行者，到改革受惠者，小岗村的致富路上始终以改革为牵引，其发展历程引人深思。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地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转移。

    正是这一年，看似偶然巧合实际则包含着历史的必然，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淮河边一个原本普普通通的小村庄，走上了改革历史的前台。

    1978年11月24日下午3时左右，小岗村18位村民代表在一份“生死状”上按下红手印：“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剁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小岗村人甘冒巨大风险“大包干”，不是靠什么高明的理论指引，而是饥饿“逼”出来的变革，是生存本能驱使下向常识理性的回归：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只有20户人家115多人，耕地却有1000多亩，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搞“一大二公”后，“归大堆”、干多干少一个样让农民失去了积极性，原本自给有余的小岗落得“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每年秋后家家户户外出乞讨，全村没有一间砖瓦房，茅草屋破烂不堪、家徒四壁，有的穷得全家只有一床棉被。

    在有人对这一触犯“天条”的举动提出责难时，邓小平明确表态：只要能提高产量，包产到户就是正确的。致富不是罪过。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游行队伍高举“联产承包好”经过天安门广场。新华社稿。

    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成为我国农村普遍实行的经营方式。小岗大包干的做法迅速燎原全国，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只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70多元，经济面临崩溃、农村凋敝不堪。穷极思变，由此酝酿出改革的突破。

    “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当年，小岗村粮食总产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过去20多年小岗村未向国家交售一粒粮食还年年吃供应，1979年破天荒向国家交售粮食1万多公斤，油料交售超过任务80多倍。

    改革帷幕拉开后，一步跨过温饱线的小岗村在致富路上一度沉寂。东部沿海乡镇企业异军崛起，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光彩夺目，缺资金、缺技术、缺市场、缺基础设施，地处偏远、信息闭塞的小岗村，仅靠并不肥沃的土地、技术单一的劳动力，尽管也曾千方百计办企业、搞三产，但都以失败告终。

    村民靠种地挣口粮、外出打工挣零花钱，当时粮价低、务工收入低，而农资价格、农业税费却并不低。1989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时任小岗村村长严俊昌打报告要求辞职。他说：“群众一年干到头，能攒到手的现钱很少，我还一年到头追在群众屁股后头，不是要钱就是要粮，自己觉得也不是味。”

    直到1998年，小岗村里才有了一条像样的水泥路，连这也是张家港市长江村出资扶助的。此时，省吃俭用的小岗村人虽说家家住上了瓦房，有了电视机、录音机，但别说和华西村、长江村等相提并论，在安徽农村也属中等偏下水平。

    2004年安徽省直部门下派小岗任村支书的沈浩第一次到小岗，就被小岗现状所震惊：“想不到满身光环的小岗发展了26年，还只有一条泥土路通往外界，自来水还没入户，村委会负债运行，当时人均年收入刚过2000元。唯一的资本——名气，如‘小岗’‘大包干’也被人抢注了商标。”

    小岗在致富路上步履蹒跚，有资源禀赋不足、村里矛盾复杂人心不齐等自身因素，更深层次背景在于，宏观上受限于当时国家发展所处阶段、城乡二元体制等，全国发展战略向工业、向城市、向东部倾斜，农村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在“虹吸效应”下“净流出”，缺少要素支撑的农村发展少了底气、缺了动力。

    针对全国粮食产量徘徊走低、农民增收缓慢的问题。党中央把握时代脉搏、加快改革步伐，从2004年起，连续出台1号文件，多予、少取、放活，开启了反哺“三农”的新时期：全面取消农业税，结束了2600多年“皇粮国税”的历史；开种粮直补之先河，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为农民种粮托底；农村综合改革深入，新农合、新农保……高含金量的政策措施，破除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给农民吃了“定心丸”，迎来“三农”发展新的“黄金期”。

    改革先行者小岗村紧跟改革步伐，如今成了改革的受惠者。“现在的小岗村是一天一个样！”“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金昌说，“小岗村已经看到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如今，小岗村有了敬老院、卫生院、自来水厂、垃圾焚烧场、消防队，几乎家家住楼房，收入结构从过去单纯的种粮收益向农业、租金、经营、工资收入等多元化发展，2012年人均收入已过万元。在新建成的小岗村石马新区，每户人家拥有上下两层共约15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互联网、电视信号、电力和自来水供应一应俱全，村民们梦寐以求的城市生活标准如今在这里变成了现实。

    小岗村在2010年之前约有1000名青壮年在外务工，现在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回到家乡，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实现“家门口就业”。得益于红色地标的优势，已被评为全国4A级景区的小岗村旅游经济已经发轫，每年到小岗村参观、学习的团体和个人络绎不绝，2012年接待游客过百万。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到小岗村扎根落户。和大包干纪念馆隔路南北相望的是天然零卡高科技产业园的办公大楼和生产车间。依照计划，对方投资总额将达到15亿元，项目全部建成后，年产值可达到60亿元。

    广东一家蔬菜公司在小岗村投资1.5亿元，要打造一个集生产、科研、销售、旅游、休闲于一体的万亩蔬菜生产基地，目前已完成1500亩核心示范区的设施建设；由天津一家公司投资兴建的原种猪养殖基地项目已完成固定资产投入4.5亿元，待建成后养殖规模可以达到10万头；2007年5月进入小岗村的“小岗面业”，已经发展成了拥有5家子公司的大型股份制企业。

    二、与时俱进致富路

    35年前，小岗村签“生死状”冒险偷偷“分田到户”，拉开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35年后，小岗村将分散的土地重新集中后对外发包，流转总面积达8400多亩，占可耕地面积的44%。这是重走回头路、“穷折腾”，还是改革的深化、发展的升级？

    “先分”为温饱、“再合”为致富，分分合合变的是生产方式，不变的是敢闯敢试的“大包干精神”、与时俱进谋富裕的期盼。

    2012年底小岗村制定《凤阳县小岗村村庄规划（2012-2030）》，确定小岗村的发展定位是以现代农业和旅游服务业为主导，创建国家级农业示范区、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村。规划中小岗村前所未有的土地流转力度引人注目。从这一年开始，小岗村把329户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整治成4300亩高标准农田向外发包。加上此前流转给黑豆合作社、优质稻合作社等农民专业合作社2000亩左右，流转给农业产业化企业2000多亩，小岗集中流转的土地已达8000多亩，占全村1.9万亩土地的42%。

    严金昌家35亩承包地，现已流转出去34亩。他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说实话，我刚开始对土地流转有抵触情绪。是发展的事实，让我从反对者变成了支持者。”

    严金昌算了笔账，家中有35亩地，如果种上小麦、水稻或黑豆，一亩收成在700元-800元之间，遇到天灾、虫灾收成更低。而把土地转出去，按照合同价最初是一年500元/亩，这两年按照700斤粮食价格计算，2011年是750元/亩，2012年是875元/亩。相比之下，自己种粮并不划算。严金昌的5个儿子如今都不再种地，开起了餐馆、超市、浴室。他自己帮儿子打理农家乐，一年收入十几万元。

    “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的儿子严德友在小岗第一个搞土地集中流转种葡萄。顶着一些人说走“回头路”的压力历经波折，如今他的葡萄园面积已扩大到200亩，亩均纯收三四千元。小岗已成立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入股建立互助基金，全村已发展起600亩葡萄种植园，户均增收两万多元。

    甜叶菊合作社成立于2010年，有80多家农户参与，共流转土地300多亩，合作社社长杨玉兵占股80%。杨玉兵兄弟姐妹4人，除他外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80多亩地全部种上了甜叶菊。为规避风险，合作社跟外地一家企业签订了协议合同，保底的收购价是11元/公斤。除去人工、化肥、农药和土地租金等费用，按这几年的收购价16元/公斤算，每亩地的净收益有4000多元。

    村民之间相互流转土地在村里也不罕见。村民杨越岭1981年出生，大学毕业后在广东的一家台资企业打工，成为车间管理人员，年薪十来万元。一直抱有返乡创业念头的杨越岭2009年辞职回到小岗。由于读大学时户口转成了非农，他在村里也就没了土地。他从村民手中流转了110亩地，种上草和玉米喂羊。由于是当地人，村民很信任他，不少人直接和他签了合同，去年他付给小岗村民的土地租金是749元一亩。

    杨越岭算了一笔账，养山羊的成本主要来自地租、饲草料、人工和羊苗，一年的花费能控制在10万元以内，2012年280只羊出栏，按照一只900元的价格，卖了大概25万元，净赚15万元。如果自繁自养，收入还会更多。

    相比合作社，涉农企业流转的土地面积要更大得多。金小岗公司从小岗村流转700亩土地种植大樱桃和蓝莓。项目负责人姜汉昌说，一亩地栽樱桃树能种上68棵左右，按照每棵树20-30斤的收成，纯收入能有2万多元，如果种蓝莓，收益可达3万元。企业签订的合同租期到2027年，打算长期干下去，等租期结束了还会续签，“村里人也乐意来这儿做工。连工地上招的保安都是当地人，一个月工资1200元”。

    小岗村如今的土地流转，已走向规范化。村民先和村集体成立的小岗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签合同，公司再代表村民和企业签约。流转村里牵头、合同统一签订，有事直接找村委会解决，对农民的权益保障更有力。

    有人质疑，搞合作社不是回到1978年大包干之前了吗？严金昌等人认为，过去搞合作社，那是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时间久了，农民没了积极性。而如今的合作社，是把农民组织起来，选择一个好品种，统一进行技术指导，统一购买肥料、机械化耕作，统一销售，按比分红。化肥统一购买，能便宜十几元。统一销售，卖的价格又高，比一家一户单种赚多了。

    有专家认为，细细研究就会发现，土地集中发包尽管与“包产到户”形式上不同，但并未触动当初那场改革的基本成果——土地的家庭承包权。“先分再合”的内在追求一脉相承，分，是为了温饱，合，是为了致富。土地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流转，这是城镇化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加速升级后，农民对土地经营权处置的理性选择。

    闻名天下的小岗村以首创扬名，小岗村的实践回响在改革的田野上，启发后来者的智慧和胆识，激励着大胆闯大胆试的人们在新一轮改革中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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