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古代都城的洛阳模式

    最后，在行将结束本文的全部论述之前，简略而又综合地讨论一下古代洛阳都城和都城空间的发展特点及其与中国古代都城空间的关系问题，作为对上述论述的总结，这是必要、有意义的。

    古代洛阳都城的生成与发展，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夏都斟鄩（二里头遗址）、商都西亳（偃师商城遗址）、周都洛邑（成周和王城）、汉魏洛阳故城及隋唐东都洛阳城五大都城为中心的古代洛阳都城空间的发展，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如果以宋代为分界，将中国古代都城史划分为前后两期的话，这五大都城几乎贯穿了从夏到宋的整个时期。在数千年的中国古代都城前期发展史上，每一个重要阶段洛阳都城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古代最早的都城诞生于此，二里头遗址是我国古籍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国家夏朝的都城，也是唯一单一城制都城；商都西亳和周都洛邑形成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城郭双城制都城空间结构形态；北魏洛阳城最早奠定了由宫城、皇城、郭城构成的中国古代都城三城制的基础，并由隋唐洛阳、长安城等加以完善和推进。古代洛阳都城建置变化反映了中国古代前期政治中心由西向东转移的基本过程以及洛阳都城作为联接点的作用。虽然古代洛阳都城的发展远非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前期的全部内容，但的确代表着相应时期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发展的历史特征。

    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古代洛阳都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建都时间最早、立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多。历史上先后有夏、商、西周、东周、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共14个朝代在此建都，合计时间长达1667年4个月。加上历代在洛阳设置的陪都，洛阳在古代的建都史应有夏、商、西周、东周、西汉、东汉、新莽、曹魏、西晋、北魏、后赵、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金等21个朝代（去掉5个重叠朝代）2207年。在八大古都中，仅在建都朝代数量一项指标上略逊于西安而领风骚。众多古代王朝通过洛阳五大都城，构成了一个时间与空间的主体发展网络，虽然它们都经历了新生与衰亡，其间也有一些朝代和时间上的缺环，但在夏宋间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洛阳几乎都能成为相应王朝的国都或陪都。从都城空间发展角度看，这也是一个较为完整的都城空间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古代都城从各种功能区相对分散存在到密封式形态结构、棋盘格形封闭式结构至开放式街道布局的诸种变化及过程。

    古代洛阳都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对古代都城制度的重要创造和发展。洛阳都城建置包括了三代都城、统一的中央王朝之都、分裂时期区域性都城、少数民族建立的都城和陪都等中国古代都城的主要类别。由相应王朝在洛阳所创造和实行的我国最早的陪都制度、多都并存并重制度（多头制首都制度）、东西二京制度等都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开创和发展之功。性质不一、内容繁多的都城建置大大促进了古代洛阳都城空间的形成和发展，丰富了其空间结构形态。

    在长期的发展中，古代洛阳都城形成了独特的都城空间。从历史上看，古代王朝建立后，在都城建设上首要解决的基本的共同问题主要有四个，即选址建都、政治中枢的建立、都城社会系统控制和都城经济生活中心的建构。而这四个基本问题表现在都城空间上，便主要是建都选址的空间权衡、宫城、里坊和市场。

    古代王朝对都城的选择主要本着择中论、形胜论、人和论、环境和谐论和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关系处理论等五项原则。洛阳屡屡被选作都城，从历史的角度看，不仅反映了处于黄河中游伊洛河平原的洛阳具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反映了传统中国人一贯热衷的“择中”及“人和”原则，同时也反映了古代经济发展和民族矛盾与融合过程的空间移动。作为古都，洛阳虽具有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但洛阳都城的崛起和发展，实际上主要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天下之中”位置和政治早熟、三代定都带来的深厚文化积淀。文明发祥和国家形成时期所积累的综合优势和古代经济地理格局的东西与南北变化，给洛阳城市带来了历史的发展契机。古代经济重心和军事斗争中心的移动，使洛阳这样居于“天下之中”“交汇点”式的城市大受重视。

    “天下之中”所具有的“交汇点”特征与深厚的文化积累结合，给洛阳罩上了一种神奇的向心力。作为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汇点，洛阳自文明发祥和国家形成以来便成为建在中原中央的中土性都城，代表了德和政治性。就算是不将首都建在洛阳的王朝，出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考虑，也要通过建立陪都制度、多都并存并重制度（多头制首都制度）和都城地位转换机制，使控制洛阳成为国家的最重要政策。

    洛阳都城的崛起，既是一个政治、经济、历史和地理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变动的产物；作为古都，洛阳起了沟通东西和南北文化的交汇点、连接东西和南北经济的交汇点、中外交流的交汇点和民族融和交汇点的重要功能。

    由周公创建的我国古代第一个建都理论——“天下之中”理论，形成于洛阳，又反过来指导着列朝在洛阳的建都实践。“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所反映的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引导了众多王朝都城选址的洛阳取向，构成列朝建都洛阳的独特理路的基础和神圣性、合理性的依据。“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本身具有的巨大涵盖力和扩张力，直接影响了古代都城空间规划布局，引申和发展出“择中立宫”和“择宫之中轴线立朝”制度，成为历代统治者选择宫城、宫殿等位置的规划准则。三“中”重叠，层层推进，从而把礼制秩序和王权至上观念推向极致。“天下之中”建都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周公，也是古代洛阳都城对中国古代都城建都理论和建设思想的重要贡献。

    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政治中心，宫城是古代都城的政治中枢，形成都城的核心空间。从考古资料和文献看，古代宫城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的古城遗址。

    从结构形态看，这些古城已具备了后世宫城的某些特征，成为后世宫城的雏形。经过漫长的发展，伴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国家形成，宫城也就作为最早的都城形态在夏都斟鄩——二里头遗址正式形成了。二里头宫城略呈纵长方形，宫城内已发现两组大型建筑基址，它们分别以1号、2号宫殿基址为核心，且各自都有明确的中轴线。作为古代最早的都城，二里头遗址还拥有我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铸铜作坊；有作为都城骨架的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宫城、大型建筑基址和道路都有统一的方向。

    这种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结构形态，与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空间结构形态一脉相承，而二里头宫城也初步奠定了我国古代几千年宫城发展的基本模式，此后的中国古代宫城连续演进，在明清时期营建的北京紫禁城达到了顶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都城空间结构形态的规划营建制度，实是发端于二里头遗址的。

    宫城在都城中的位置决定着整个都城空间分布基本骨架的演变。从宫城来说，其在都城中的最早形态是一种“多宫城”的空间布局，以后才逐步演变为“双宫城”和“单宫城”空间形态。偃师商城在始建之时，只有现被称为“宫城”和小城的两座城址，从结构形态上看，此时的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一样，还属于单一宫城制都城。直到偃师商城大城建成后，古代都城才开始出现“城郭”形态的“双城垣”结构的两城制都城。偃师商城和周代洛邑王城“城郭形态”宫城的形成及其随之带来的两城制都城的出现，是对古代都城空间的一次重大变革与发展，它改变了二里头时期以来都城仅有宫城的城宫一体化格局，都城不再仅仅是帝王和贵族们居住和施政的场所，而且也是一般百姓居住生活的地方。都城空间由原来的单一结构扩展为宫城、郭城双重结构，主要作为政治中心的宫城与主要作为社会人口聚集中心、经济中心的郭城在此时凝为一体，不仅扩大了都城空间范围，而且还使得都城空间结构变为多层次，每一层次都有其特定的功能。两城制都城在以后的古代都城规划中长期被采用，并发展成“三垣”圈层结构，北魏以后各朝采用的“三垣”圈层结构，即宫城、皇城、郭城结构，即是夏之“一垣”、商周“二垣”原型空间的继承和发展。

    作为古代都城的政治中枢，伴随着古代王权政治的发展变化，宫城也经历了多宫城制、双宫城制和单一宫城制三个发展阶段，而每一次变化，实际上都是都城核心空间发展和重构的过程。多宫城制最早形成于二里头夏都，受当时祭政合一的国家结构和早期“朝会”形态的影响，多宫城制流行于商周时期。此后，直到春秋战国和秦、西汉，也都因自身的理由而采用了三代时期的多宫城制度。东汉雒阳城是唯一实行“双宫城”制的都城，到曹魏洛阳城时，又废除了东汉的南北“双宫城”制度，开始实行单一宫城制。北魏洛阳城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这一制度，至隋唐洛阳和长安城发展成熟，此后成为我国古代宫城的基本制度和都城核心空间的范式。

    伴随着单一宫城制的巩固与完善，都城也由原来的双城垣的“城郭”结构而从北魏洛阳城开始进入了宫城、内城（皇城）、外郭城“三垣”圈层结构的发展时期。宫城地位在都城整体空间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反映出宫城从分散的“多宫城”到相对集中的“双宫城”再到集中的“单一宫城”的宫城封闭程度逐渐增强、皇权地位至高无上的整体发展过程。

    宫城从“多宫城”到“双宫城”再到“单一宫城”，也使古代都城的空间规划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具有明显“中轴线”为核心的整体规划都城空间结构的阶段。早在二里头时期，二里头宫城内建筑群的中轴对称已孕育着都城中轴线布局萌芽。偃师商城出现了目前已知最早的宫城中轴线布局；东汉洛阳城则开创了最早以大朝正殿为基点，宫城轴线与都城轴线重合的新模式；到了北魏洛阳城，取消了南北两宫制度，只保留北宫，使中轴线布局在大规模的南北向都城中得以实现；隋唐洛阳城则益臻乎规整、成熟、完善，中轴线伸展和延长了都城空间，使宫城、皇城和郭城更为紧密地结合成一体。

    由于宫城在空间上具有最高价值和巨大的象征意义，是都城最早进行过规划的空间，因而，宫城的营筑集中体现了国家设计建造都城的理念。在宫城营筑上，古代国家遵循着一系列规章制度：一是宫城为先的都城建造顺序；二是宫城位置选择中的居中、高亢、分立隔离和预防内患外乱原则；三是宫城本身规模及与都城规模之比的相关规定；四是宫城形制尚方原则等。这些规章制度中的许多内容是在洛阳宫城建设中形成或完善的。

    《吴越春秋》云：“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城郭结构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空间主要和基本的单元。造郭的目的是“守民”，即为了镇守和掌管民众，以建立和维护王朝统治秩序。因此，如何按照统治者的意愿和都城规划结构来组织民众的聚居生活，构建都城社会空间并使之纳入整个都城政治和礼治秩序之中，就成为都城建立后，统治者面临的又一个重要问题。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看，西周以来，对郭内居民的组织与管理主要是通过里坊进行的。

    里坊是古代都城中空间规划的基本单位。二里头和偃师商城时期，夏商国家对都城居民聚居区的管理是以族属血缘组织为基础分片分等级进行的，其居民区划是以血缘为纽带的聚族而居的都城居住区划，但并未加工改造为制度化的形式，居民区分布较为分散，片区之间往往还有较大的空疏地带，这正是都城发展尚处初期的表现。

    “里”作为都城内的聚居单位出现在西周时期。由原来作为农村聚居组织形式的“里”发展加工成为都城居民聚居形态和管理制度的契机在于这一时期出现的城市发展高潮以及“内城外郭”都城形制的实行。而西周城市发展高潮和“内城外郭”都城形制的实行，与西周初年营建东都洛邑有直接的关系。西周初年周代里制是其“营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基本具备了统治者从空间和时间上控制里内居民和都城社会的要义。

    汉晋时期洛阳都城的里，作为一种都城内的基层行政组织的功用日益凸现，里与市在功能上相互渗透，而都城形制经过宫城制度的调整，也呈现出向平正规整方向发展的趋势，这就为里制向里坊制度过渡铺敷了契机。

    北魏洛阳城将西周以来的里制和汉代以来出现的坊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里坊制度。按里坊制度布局与管理郭城，是北魏洛阳城的创举，这也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把都城居民的里整齐地建成。北魏洛阳里坊制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里坊布局益发棋盘格化；里坊分区益发等级化；里坊形制益发规整化；里坊管理益发严格化；里坊与市场结合益发紧密化。由周代发端的古代里坊制度至此基本定型。里坊格局下所产生的人类生活和社会文化，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群体面貌，甚至长久地影响着中国文化传统。

    隋唐洛阳里坊受地理环境等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与约束，与长安相比，既有相同也有一些区别，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整齐划一、布局严谨的里坊是当时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在都城营建中的体现，它使得都城里坊在制度上和形式上达到了至极的统一和完善，使统治者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对城市严加控制达到了最高境界，代表着以社会政治功能为基础的都城聚居制度的成熟。检诸文献可以发现，洛阳城里坊内部形态结构和长安一样，也存在有“四区”和“四区”以上的结构方式，并且具有环墙街巷以及小的巷、曲等，这丰富了我们对洛阳里坊的认识。古代里坊制度不仅是一种居民聚居区划，也是封建等级制对都城居民居住环境与范围的限定。因而，东都洛阳城内居住区域的划分所反映出的身份、等级制度等的界限，使人们按照一定的社会地位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生活空间，并逐渐凝聚出不同的社区共同文化，表现出不同的人文环境特征。

    从市场在古代都城的分布来看，我国古代都城市场大致经历了“前朝后市”、“前市后朝”和“街市”三个阶段，其演变过程与都城形制的形成与演变大体同步。

    特别是以宫城为中心的古代都城结构与都城市场有着最密切、最直接的关联，由宫城城制演变、里坊制度确立的张力等多种因素构成的一种合力，对洛阳都城市场的形成及其分布的变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种种考古和文献事象表明，市场在都城的出现，要早于人们的传统认识，我国古代最早的都城二里头都城内已设有市场。研究表明，1号宫殿基址东北隅那个1000平方米的“广场”，应是当时夏都市场之所在，其性质是为统治者生活服务的附属场所，具有宫市性质。二里头夏都市场的推定，表明我国古代都城自形成开始，便是有城有市，而非有城无市。古代都城自形成，与“市”的结合即已萌芽。若以城南多政治色彩和城北多经济功能言，二里头都城和偃师商城在规划上已显露出“前朝后市”市场布局之端倪。西周王城之中市已是与朝、宗庙、道路并列的都城结构形态之一，王城中不但设有市，而且市、朝的布局已固化为“前朝后市”，并作为都城市场布局模式被确立。

    历代王朝虽然以重本抑末为基本国策和社会价值判断的类别标准，但又无法拒绝商品流通产生的物质交换给人们带来的物质需求的满足。而古代都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以政治职能为主体的消费性城市，无疑也直接推动了都城商业的发展。因而，尽管商业在古代一直被视为末业，但在都城中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东汉魏晋洛阳都城市场已是一城多市，市场的数量与规模，较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由于受都城尤其是宫城形制的主导，东汉魏晋洛阳都城在主要市场的布局上采用了不规则的“前朝后市”的格局，在次一级市场的布局上社会经济功能的作用在强化，以前的“城以卫君”逐渐转变到“城以盛民”，都城功能结构逐步走向完善，市场的设置正反映了这种变化趋势。

    北魏洛阳都城市场布局发生重大变化，全城4个市场均被布置在宫城以南的郭城内，打破了前朝后市的传统格局，开古代都城“前市后朝”制度之先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其原因一是要适应都城形制的新变化；二是为适应都城经济的发展，稳定都城社会秩序。但其市场布局仍然没有改变前一个阶段隔绝于国家权力与宗教礼仪中心以外的命运，相对仍居于边缘地带，反映了古代都城完全从属于封建政治的特点和属性。

    形成于西周时期的封闭式集中管制市制，经汉魏推广，至隋唐之际发展到完备，东都洛阳城市场空前繁荣。南北大运河的开通，洛阳不仅成为全国水路交通的中枢，而且成为全国经济和物资交流的中心。隋代在洛阳设有三市。唐代洛阳的三个市场面积虽比隋代有所减少，其存废时间也颇曲折，但其繁荣程度却胜过隋代。

    长期活跃、繁荣的洛阳都城市场给都城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自周代以来洛阳都城长期存在的“俗尚商贾”的社会人文心态即是这种影响的反映，而它在宋代以后传承上的断裂，亦折射出古代洛阳都城市场发展兴衰及其对都城社会人文心态的影响程度。

    从西周都城市场开始，历代王朝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的都城市场管制。这种管制虽有一些措施具有经济管理和规范市场的意义，对促进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有其有利的一面，但从整体上看，它是从政治和文化的视角来规范市场活动的机制，因而，不仅限制了都城市场的正常发展，而且也导致了其作用对象都城民间社会尤其是商人的反弹，表现为商业经济对坊市制度的日益“破坏”，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社会管制力量的相对松软。

    古代很早就并存着两种不同的商业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两种市场。管制性的商业活动原则上局限在政府以行政手段集中设置的市场内，是受国家管理的商业活动集中的市场；非管制性市场则与此相反，形成和存在于里坊内或交通大道。唐高宗、武则天以降，洛阳非管制市场的逐步兴盛，对市的数量增加和坊市内工商业活动的兴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约在高宗、武则天时期开始，洛阳集中管制市制呈现出松动景象。与其他一些城市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最终导致市坊界限不复存在有所不同，洛阳集中管制市制的最后崩溃，除经济发展原因外，还与“安史之乱”后洛阳政治地位下降及战乱对洛阳里坊、市场的毁灭性破坏联系在一起。五代北宋时期，洛阳都城市场进入了“街市”阶段，洛阳传统市场开始向近代市场转变。

    通观古代洛阳都城空间的形成与演化，我们可以看出其发展演变的三个趋势：

    其一，都城空间逐步规范、制度化的趋势。

    规划性是中国古代都城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发端于二里头遗址，其规矩方正的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开中国古代都城空间结构形态规划之先河。

    偃师商城在二里头一城制都城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规划建造了城郭形态的都城，并以宫城为中心结构规划整个都城，形成了最早的宫城中轴线布局，宫殿建筑实现了前朝后寝、内外有别和单元封闭、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的格局。西周吸取了夏商都城空间建设的特点，并加以发展，以周公营建洛邑为代表，使古代都城空间特征在此时期基本定型，且被周代作为礼制制度加以规定和推广，成为古代都城空间结构形态之原型，即《周礼·考工记》所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便是规定了古代都城空间的基本模式。虽然还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周代的都城具备《考工记》所描述的全部特征，但有足够证据表明《考工记》都城空间营建体制首开中国都城制度的先河，并对后世都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以强化王权为核心的空间模式成为其后古代都城规划建设的规范。

    东汉以后，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都城空间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更加强化。其主要特点是：宫城制度由原来的多宫城制，经东汉洛阳城的双宫城制过渡，自曹魏洛阳城、北魏洛阳城而固化为单一宫城制度，同时形成了由宫城、皇城（内城）、郭城所组成的三垣环套、规整方正的都城空间结构形态；里坊成为都城居民聚集区的基本行政区划和管理单位，且与市制结合形成坊市制。北魏洛阳城创造性地按里坊制度来布局与管理郭城，由周代发端的古代里坊制度至此基本定型；随着都城道路网由简单不甚严格的棋盘式结构演变为复杂的、具有明确功能分工的棋盘方格网形式，里坊布局也呈现出棋盘方格网状；市场大致经历了“前朝后市”、“前市后朝”和“街市”三个阶段。而在上述发展趋势中，古代洛阳都城，尤其是二里头、偃师商城、周代洛邑、东汉洛阳城、曹魏洛阳城和北魏洛阳城以及隋唐洛阳城，无疑在相应阶段上具有标志点的意义。

    其二，都城空间的国家化运作强化的趋势。

    刘泽华曾将马克思的“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改为“王权支配社会”，意指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在古代，君王是国家的总代表，“朕即国家”，君王的权力就是国家的权力。从古代洛阳都城空间看，其形成演变又何尝不是“国家支配都城空间”，王权是古代都城空间的主要控制和运行机制，且愈往后愈强化。

    古代洛阳都城一开始就是为适应王权政治的需要作为夏王朝的政治中心出现的，它不仅是王权统治的中心，同时也是王权统治的象征。二里头宫城处于都城的中心，即体现了一种礼治秩序。宫城制度从多宫城制到双宫城制，继而变化为单一宫城制度，更反映着王权的发展与强化。为强化都城的礼治秩序，在宫城营筑上，通常还遵循着一系列规章制度，以建筑形式来表达王权政治的精神内涵，并以其精神内涵突显其王权统治的绝对权威。从宫城内部结构看，夏商时期盛行宫庙一体，以庙为主，就地位而言，宗庙的地位似乎还稍高一些，体现了当时祭政合一的国家结构。

    西周宗庙已不在宫城内，而被布置在宫前，文献记载此时已形成了“左祖右社”。东汉洛阳城的明堂、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也不在宫城内，而分布在洛阳城南郊平城门两侧。建武二年，光武帝在洛阳立高庙、太社，二者左右排列，形成了“左祖右社”布局。北魏洛阳城将宗庙、社稷建于内城，在宫城南部铜驼街两侧布置左祖右庙。其后，历代都城都沿用了这一制度，将宗庙、社稷布置在宫城之南、内城或皇城之中。宗庙从宫城中移出，宫殿与宗庙分别营筑，是王权对神权、宗族权的胜利，说明王权在逐步强化。而汉唐时期的许多礼制建筑的修建，往往是比照宫殿建筑来设计，正表明了礼制建筑对宫殿建筑的依赖性。可见，古代都城制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完善、渐趋成熟的过程，都城制度的发展过程也是王权体制不断发展、不断强化、趋于极致的过程，都城制度的发展与王权体制的发展相辅相成。当王权政治发展到顶点，都城空间发展也臻于成熟和完善。隋唐洛阳城就是王权政治发展的阶段性标志。

    其三，经济功能影响都城空间逐步增强的趋势。

    约瑟夫·里德汉认为，古代中国的城市“不是人口自然集中，资本或生产设备自然积聚的结果，它不是，或者说本质上不是一个市场中心。它首先是一个政治心脏，是行政网络中的一个节。”作为古代国家政治中心的古代都城就是这个行政网络的中枢。但同时，在都城核心功能之外，经济功能的叠加过程，从一开始就在进行，且有逐步增强的趋势。古代都城与“市”的结合早在二里头时期即已萌芽。《考工记》中“朝”与“市”的规定，说明古人很早就注意到都城经济对都城社会的作用，并在空间上予以制度化，有了“前朝后市”的都城市场布局模式。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一模式日益显露其局限，春秋战国以降，被逐步突破。这种突破首先是从市场数量上的增加开始，一城多市的出现使“前朝后市”的规定在空间上陷入操作的尴尬。直到北魏洛阳都城市场彻底打破了这一传统格局，开古代都城“前市后朝”制度之先河。隋唐洛阳城和长安城在空间布局上继承了北魏洛阳城的经验，甚至城市的功能格局都很相似。居民聚居区的设置隋时仍沿袭称里，唐时称坊、里，市场分布呈“前市后朝”格局。不同的是，隋唐时市制与坊制紧密结合，形成坊市制度。这一制度是当时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在都城空间建设中的体现。隋唐的统一，大运河的开凿，农业蒸蒸日上，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对外贸易活动频繁，都城市场呈现出繁荣景象。但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首先对市场和里坊产生了冲击，高宗、武则天开始，洛阳坊市的禁制就受到了挑战，市禁、坊禁逐步难以维系，终于在五代宋初为“街市”替代。事实表明，古代都城经济功能的不断叠加和逐步增强必然会引起都城空间结构形态的变革。隋唐东都洛阳里坊和市坊，虽然在形式上被完善得整齐严谨，但是它所完善的主要还是社会制度中的政治功能，而无法完善日益增强的都城经济功能。因为这种严密的坊市制度产生的基础，就是满足社会政治功能的需要，所以尽管从西周到隋唐，历代王朝花了1000多年的时间来调整、完善都城内的里坊制度和市场制度，但一旦面对都城社会中日益增强的经济功能的需要时它很快就趋于松动、衰落，以致崩溃。

    至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古代洛阳都城是中国古代前期都城空间发展的缩影。在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发展史上，的确存在着一个令人瞩目的“洛阳模式”，即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是中国古代都城空间的“原型”，奠定了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模式的基础，成为古代都城空间政治性、神圣性、规划性与文化性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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