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方式和载体

    新思想的传播必须有一个承载媒介。这一时期，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热衷于各种新思潮、新学说。为追求新思想，宣传新思想，他们通过创办报刊、开办书店、组建社团、课堂教学以及与竞争力量争辩等方式和载体，宣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一 创办报刊和书店介绍马克思主义

    报纸杂志能够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载体，与当时中国印刷报刊事业的蓬勃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当然，报纸杂志在当时也是最重要且仅有的传播媒介。当时，宣传各种社会思潮的报纸杂志可谓林林总总。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越来越多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利用自己创办或编辑的报纸杂志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扩大和构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集中而又系统地刊发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思想界掀起了宣传热潮。五四运动发生当年，有人说，中国猛增者有二，一曰杂志，一曰游行。李大钊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先后创办了《晨报》、《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进步报刊，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刊登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比如，1919年《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五号开设“马克思研究所”专栏；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力、见解最新的刊物之一”。

    提及这一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就不得不提《新青年》杂志。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提倡新文化运动，在当时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成为青年人最热衷阅读的杂志之一。但是，最初《新青年》并没有对十月革命表示出明显的兴趣，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学派复杂、理想甚高，没有进行研究，而还是沉醉于西方的民主主义学说。因此，就《新青年》整体而言并没有对俄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做出反应。但是，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找新的理论武器，李大钊就是其中的著名人物。李大钊早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都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当然，《新青年》发表这些文章并非是自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了讨论一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文章一发表，其意义和价值就超出了杂志最初的预料。《新青年》发表这些文章并不是由于李大钊与它的特殊关系，而是由刊物自身的性质决定的。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新青年》从创刊那天起，就不拒绝一切学说。尽管陈独秀本人对社会主义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对十月革命也没有积极反应，但是并不反对对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宣传和研究。因此，陈独秀对李大钊的文章非常支持。如果说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带入了中国思想界，那么《新青年》杂志则是在客观上为此开辟了耕耘的园地。五四运动后《新青年》的性质也在发生着变化。1919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由李大钊主编，一期内刊登数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尤其是发表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更显出其价值。尽管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不很准确之处，但是它毕竟是在中国先进分子最需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较为系统、较为正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对人们特别是青年选择前进方向起了重大作用。上海共产党组织建立以后，《新青年》就成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刊物了。但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主要是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需要而侧重于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忽视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宣传，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有不良的后果，但是就当时情况看，《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直接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扩大传播，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开办书店也是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重要方式和载体。虽然当时还没有全国范围内的书籍流通体制，但是，许多学生可以通过设立在各地的书店或书报贩卖部来求购书籍。通过地方书店，学生们可以订阅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书报。而这些书报商（通常是思想进步有活动能力的人）不仅经销书籍，还通过书籍订阅情况把握学生们的思想状况，及时把更新的书籍介绍给学生们，甚至还为学生们提供交流思想的活动场所。这些做法，无疑促进了青年学生对新思想的了解，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恽代英在武汉创办的“利群书社”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产生了巨大影响。1920年2月1日，利群书社正式成立。此前，恽代英、林育南等12人就以利群书社的名义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成立宣言书——《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规定了利群书社的名称、开业时间、书社宗旨、股本来源、预售书刊、活动规划等内容。书社的宗旨表示：“我们乃是就今天自己力量所及，确立一个有幸福的生活，而且亦结成一个有能力的团体，永远向社会开发；如此的前进前进，一直到我们的理想，靠我们的奋斗实现出来。”这一宗旨集中反映了书社致力于建立新生活、改造旧社会的奋斗精神和对未来中国的美好展望。利群书社以“书”为媒，十分重视研究和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武汉地区宣传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利群书社出售《晨报》、《新青年》、《湘江评论》、《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进步报刊。恽代英还领导书社成员秘密经销政治刊物《新湖北》。这些新文化刊物起到了思想上的启蒙作用，在开启民智、提高觉悟的同时使受众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利群书社直接经销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入门》、《社会发展史》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经营书店过程中，恽代英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在逐步升华。恽代英完成了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1920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其经营的书籍杂志多种多样。其中《新青年》的销售册数非常之多，1920年9—10月共320册，至1921年3月累计达2000册。在毛泽东的书社每日订阅《时事新报》和《晨报》的，在1920年10月也分别达到65份和42份。当时尚未有全国性的报纸，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还是属于地方报纸。但在五四时期能远在长沙看到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报纸，且这些报纸是被反复阅读的，阅读人数远远超过了订阅的数目，其影响面远远超过了销售份数。《新青年》、《时事新报》和《晨报》受到长沙青年的青睐是有理由的，它们的内容很多是介绍各种新思潮的，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传播更多。由此可见，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可谓盛况空前。

    二 成立青年社团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这一时期，新旧思想交替，各种学说纷起，形成百家争鸣局面。现实激发了人们强烈的爱国热情，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爱国激情高涨，纷纷提出新思想来改造社会。思想政治动机转化成组织行动。为了提高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结合思想相同或相近者，发起组织成立各类青年社团。青年社团之多令人感叹，各种名目的社团组织比比皆是。据粗略统计，仅五四时期形形色色的大小社团就达400多个。这些社团大多是由一些志趣相投、思想接近、关心社会改造的同一地区或同一学校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不同社团的组织者所使用的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为“社”，有的称为“团”，有的称为“学会”。无论其称呼如何，其性质都是社团，它所代表的是群体意识和群体行为。青年社团规模大小不等，小的只有几个人，大的有几十人，个别的在百人以上。作为青年社团的伴生物，各种刊物也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据粗略统计，各种刊物有400余种。出版刊物，进行宣传活动，就成为当时各类青年社团的主要活动方式。只有少数社团组织把思想付诸实践，希望借此改变社会。在当时思想界百家争鸣的状况下，不同的思想意识被人们接受，因此不同社团的思想意识也就有所区别。其中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团有很多。比如，湖南的新民学会、北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和平民教育演讲团、天津的觉悟社、江西的改造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这些社团的多数成员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成立较早的是新民学会，发起者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进步学生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邹鼎丞等人。在其后发展中，陆续在长沙各学校的进步学生和青年教师中吸收会员，会员最多时达到70人左右。为了“改良人心风俗”和“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蔡和森把新民学会作为他们探讨改造中国的方法和途径。在蔡和森看来，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将来中国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原理”。那么，由谁来领导对中国的改造呢？蔡和森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有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22]。毛泽东对蔡和森的建议颇为赞同，在斗争实践中，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的成员组织了湖南地区的五四运动和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

    李大钊于1918年7月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最多时达到100人左右，后在南京和成都设立了分会。他倡导“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的宗旨[23]。1918年冬，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邀请了几个教师参加。但这个组织还没有来得及吸收更多群众参加，就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查禁。此外，李大钊还担任了进步青年团体国民杂志社的指导和新潮社的顾问。[24]

    天津觉悟社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在周恩来、郭隆真、马骏、刘清扬领导下，为反对军阀政府三次赴京请愿不惜坐牢，还组织天津各界召开万人国民集会，焚烧日货，并进行示威游行。天津觉悟社先后有《觉悟》和《觉邮》两种刊物。江西的改造社在袁玉冰、方志敏领导下成为本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没有时间用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造，“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急进中的能够实现的主义……只要看他主张非妥协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很可以坚我们的信仰了，所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只有马克司的共产主义配作我们的信仰者”[25]。他们表示“要学习马克司做一个社会改造之实际运动的Fighter”[26]。

    在江西，袁玉冰、方志敏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召集具有民主思想的社会人士，成立了“民权运动大同盟”，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他们的活动遭到了当时江西反动当局的迫害，组织被关闭，领袖人物袁玉冰还遭到了逮捕。但是社团的活动并没有因此就停止，反而他们“杀贼的雄心更加深一层，愈觉这种社会有革命的必要了”[27]。

    这些先进的青年社团组织对中国革命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是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成长的摇篮，如湖南的新民学会的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夏曦、郭亮，觉悟社的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刘清扬，利群书社的恽代英、林育男、萧楚女、施洋等，改造社的袁玉冰、方志敏、黄道，北大平民教育讲演社的邓中夏等，都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投入共产主义事业的先锋战士。他们拨开迷雾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真理，并努力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正是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打破了旧中国死气沉沉的局面，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曙光，使中国革命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同时，通过不同性质的青年社团的活动，一些伪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理论遭到了破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其本身的先进性和与时代的契合性，在不断完善和吸收其他有利因素的基础上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在众多社会主义流派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一些伪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实践则归于失败，其思想的社会影响也逐渐降低。通过各种思想的比较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辨清了真理和谬误，有些人开始抛弃改良主义的主张而趋于革命。

    青年社团的繁荣，反映了当时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严重不满，他们要为中国寻求新的治世方案，开辟出一条光明大道。诚如少年中国学会的周太玄后来回忆：“酝酿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动因，就是感到现状不能容忍，老一辈的人已不可靠，甚至迷惑人已久的所谓‘泰西’所走的路子也未必可靠，必须由自己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28]当时绝大多数青年社团的动机都是如此。同时也反映了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思想文化的对外开放意识。在新文化运动前，中国思想界被封建复古思想所笼罩，这种思想状态下的政治只能是封建军阀的专制独裁。这一切导致的结果是人们对现实政治的彻底失望和思想信仰的空前危机，如何救国只有向外寻找真理。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推动下，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国外各种思想发生了兴趣，进而去信仰、去传播，希望这些思想能医治中国的政治病根。因此，当时各类青年社团所信仰和宣传的思想都是舶来品。尽管有些思想是不科学的，但它能够开阔人们的视野，也给人们提供了思辨的材料。更重要的是，这些不科学思想的没落和失败，能反衬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众多的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正是各种思想争鸣、比较和鉴别的结果。科学思想，恒以相争而兴，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三 利用课堂传播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途径就是课堂传播。以李大钊为例，他长期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教授等职务，这是当时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他利用在图书馆工作之便，较早注意引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资料，又利用在学生中的广泛影响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特别是，为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到更多青年学生那里，1920年9月开始，李大钊首先与进步教授陈启修合作，在北大政治系举办了“现代政治”讲座，讲授的内容主要是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状况等。10月初，李大钊开始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系、历史系、法律系和北京高等女子师范、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高校，分别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现代政治》、《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利用讲坛向学生传播科学的理论体系，给学生介绍社会主义的书籍，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受到学生欢迎。现存的北大政治系学生贺廷珊在“唯物史观研究”一课考试中的答卷，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及其在史学上的运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学生听取该门课程的认真程度和李大钊授课的良好效果。

    由此可以推断，在当时国内最早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中，还有这样一些在课堂上接受唯物史观基本要点的大学生，他们中间有些人固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也一定有人走上革命道路，或者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引进传播做出贡献。李大钊的一系列工作，使北京大学这所聚集了全国各地优秀青年学子的学校，成为马克思主义最早发生影响和向全国各地广泛传播的发源地之一，这是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的引进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所做出的其他人无法替代的贡献。

    四 在与竞争力量的争辩对比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正如前文所述，这一时期的青年人是在众多理论学说比较中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人也是在斗争中逐渐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所以，与来自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竞争力量开展论战，对各种社会思潮开展验证实践与大胆试验，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独具特色的传播方式。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发生了三次著名的论战与争辩，分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论战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起过一定作用，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要“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于1919年8月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批驳。李大钊鲜明地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等改良主义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这场论争对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争。1920年，张东荪在陪同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过程中，发表文章，对罗素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发展实业的言论表示十分信服。梁启超于1921年2月撰文，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纷纷著文，反驳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言论。他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用“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来“矫正”资本主义弊病，只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时，还批驳了在中国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并在反对中国反动政权的同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革命的形式、国家的本质等问题，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批判。马克思主义者既肯定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积极性，又批判他们在国家问题上的糊涂观点，指出这种糊涂观点只能使他们在革命中走入歧途。经过这场论争，除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外，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抛弃这种错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这三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经历的论战看，真理是不怕辩论的。真理在辩论的过程中得到认识，人们在辩论的过程中凝聚了对真理的共识。凡是在争论中能够存留下来并得到人们认同的东西，一定是有生命力的。因此，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能够允许思想的自由讨论，其实就是为这个国家和民族获得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提供了保障。

    这一时期，充满智慧、饱含激情的演讲也是马克思主义与竞争力量争夺青年的重要途径。以邓中夏领导的北京大学教育讲演团最具代表性。讲演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目的是对平民进行思想启蒙。他们的演讲活动由校内发展到校外，在街头庙会进行讲演，内容包括民主自治、破除迷信、普及科学等。后来他们到北京近郊如卢沟桥、丰台、海淀等地农村讲演。丰台“村中老人听到的还不少，个个都点头称善”。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成立以后，讲演团就变为共产党的外围机关，为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和扩大党的影响服务。讲演团还把工作重心“放在长辛店和完成其他党所交给的任务，如与其他团体共同召开某些纪念大会，为罢工工人募捐，发起示威游行等等社会革命活动”。邓中夏还以讲演团的名义到长辛店与工人接触，决定提倡平民教育，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举行定期讲演。文化补习班是部分劳动群体的青年人如工人、农民获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形式。后来中国共产党在长辛店能够顺利开展工人运动，是与讲演团在此打下的基础分不开的。讲演团不仅扩大了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影响，也提升了社团成员自身的政治觉悟，使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取得了联系工农群众的初步经验，为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工农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些渴望真理的青年知识分子还尝试通过试验等方式对社会思潮的科学性、有效性进行验证。较为著名的就是“工读互助”和“新村”实验。1919年年底，北京、天津等地进步青年组织开展了互助主义实验活动。他们遵循工读互助主义的学说，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组织互助社一类小团体，过起“共产的生活”，并希望把工读互助团逐渐推广到全社会，从而实现“平和的经济革命”。这种工读互助团的试验好景不长。历经短暂的实践，这类组织都因种种困难而最终解体。与实践“工读互助”相类似，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美国的劳动共产村的做法，在中国开展了“新村”试验，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参加“工读互助”和“新村”活动的青年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社会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而非细枝末节的修补。他们很快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的实际可循的途径。这就为进步青年认识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谬误，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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