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革命中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
1921年7月，以党的一大的召开和党的创立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开始从思想传播进入理论运用和实践结合阶段。从严格意义来讲，党的一大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纲领及方针政策，青年运动更是未能涉及。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相关决议案，标志着我们党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取得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重要理论成果。党的二大讨论通过的《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专门就当时的青年运动提出了具体要求，正是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从1922年党的二大召开到1924年大革命爆发前，在党团组织领导下，广大青年一方面积极投身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在全力参与和声援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加薪斗争、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中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组织发起了反帝爱国的非基督教运动，形成了五四运动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青年和学生运动的高潮，使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再次得到深入传播。
从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到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和大革命时期。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入推进、党团组织的科学引导、工农运动的蓬勃开展，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间得到了更加广泛而深入的传播。而在历经北伐战争洗礼、主义之间论战后，革命青年在接受革命历练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更加清晰，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更加认同。当然，大革命的失败，也让更多的革命青年看到了反动集团的真实面目，从而更加坚定地加入到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行列之中。
一 青年团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更有组织地在青年中传播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就十分重视党的青年后备军建设问题，始终将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青年团组织作为一项工作重点来抓，并且在思想信仰方面明确提出：“确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使分子不至于复杂”[29]。几乎与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同时，各地纷纷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组织，这些早期组织一方面在广大青年中积极发展团员，另一方面，不断向广大青年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2年5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关怀和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团的一大确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换句话说，就是要建设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30]这次大会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拥有明确纲领和奋斗目标的全国性先进青年组织。值得一提的是，在很多地方，团组织都产生于党组织成立之前，青年团的成立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立即投身到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去，成为党的有力助手。正如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中所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纲领和一切决议案都是根据了实际革命需要而下的重要结论”，是“中国共产运动中重要的一部”[31]。
团的一大召开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青年中更有组织地传播开来。“二七惨案”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建立广泛统一战线。1923年6月，党的三大开始确立国共合作的问题。大会通过《青年运动议决案》，要求青年团极力参加国民运动。1923年8月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坚决接受党的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大会通过的《教育及宣传决议案》中强调：“教育工作是本团根本工作之一，以共产主义的原则和国民革命理论教育青年工人、农民、学生群众是本团最大的责任。”“教育青年应以向他们宣传改良目前利益为起点，以次引导到改造社会的思想，以致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论。”[32]这些论述表明，当时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已经开始注重将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这对更好地在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1923年11月，党的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在系统论述党的宣传教育方针时，明确要求：“S.Y.所用材料当注重青年方面，如《中国青年》、《青平〔年〕工人》及S.Y.之章程纲领等；C.P.党纲却亦为S.Y.所必须研究，此为两团体之政治的共同精神。”[33]在国共合作的呼声中，围绕着大革命，各学校和各组织掀起了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
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团的三大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在党团组织和领导下，广大青年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积极宣传者和群众运动的先锋，其中就包括积极投身到“五卅”反帝斗争的第一线，很多共青团员在这场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二 积极创设或参与创设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
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是主流。当时，国共两党合作创办了包括高等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内的各类学校，这些学校吸引、积聚了一大批拥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员，通过他们的授业解惑，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很多学员还在之后的革命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1922年10月，原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名上海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领导、以共产党人为主要骨干的一所新型革命学校。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是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许多党的早期领导人都在这里讲过课：蔡和森讲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恽代英讲授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张太雷讲授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邓中夏则讲授工人运动史。1923年7月，年仅24岁、风华正茂的瞿秋白来到上海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在瞿秋白的主持下，社会学系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启了马列主义占领大学讲坛的先河，这在当时的大学中是极少有的。上海大学学风严谨，革命气息浓厚。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许多学生以这里为起点，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当中有王稼祥、秦邦宪、杨尚昆、李春蕃、阳翰笙、张琴秋、丁玲、杨之华、李硕勋等。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亲手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堂，一所是国立广东大学，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大学；另外一所就是黄埔军校。其中，黄埔军校是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与帮助下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黄埔军校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政治教育提到与军事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一方面积极向学员宣传三民主义，另一方面还向学员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其中，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黄埔军校成为学员们理论学习的主要文献。黄埔军校训令中还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除了政治课所阅读的《三民主义浅说》、《帝国主义》、《国民革命概论》之外，学员们还有机会读到诸如《苏联研究》、《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原理》、《经济学大纲》、《中国职工运动》、《中国农民运动》等政治色彩很浓的书。后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新中国十大元帅徐向前就是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通过学习这些课程、阅读诸类书刊，而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十月革命有了进一步了解。由于在国共合作期间，根据党的“三大”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二大”，许多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所以，1925年，黄埔军校专门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共有2000余名青年成员组成，其机关刊物名为《中国军人》，在该刊物第三期的扉页上登载了马克思的照片，并在文中指出，在阶级联合革命，也就是国民革命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应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在第4期《中国军人》杂志中，刊载了强调唯物论立场的文章。这支特别支部组织中的青年不仅同共产党员一起在帮助改组和重建国民党各级组织，促进国民党的革命化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学习者和传播者，成为这所军校和革命战争中一股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血液。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根据共产党人彭湃等的提议，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出面，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能够担负各地方农民运动工作的人才。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在广州开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先后担任该所所长，培养出721名毕业生和4025名旁听生，全是18—28岁的青年。由于其教员多数为共产党员，所以其所教授内容均是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这无疑是一次间接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1926年9月1日，毛泽东撰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作为序言发表在《农民运动》第8期上，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此外，毛泽东于1927年年初在武昌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了810名学员。在这七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影响下，地方性的农讲所、农训班也建立起来了。据统计，在广东开办的有：广东省农民训练所、普宁农民自卫军训练班、琼崖农民自卫队训练所等。其他省办的有：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等。[34]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训练班，造就了一大批农民运动干部，许多青年学员毕业后，在从事农民运动、开展国民革命、参加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国共合作创办的上述学校外，我们党还自主创设了一些学校。针对农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情况，一些党组织在当时开办了农民夜校、识字班，开展农民运动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毛泽东在湖南韶山创办的农民夜校最具代表性。1925年2月，毛泽东依靠杨开慧、庞叔侃、柳季刚、李耿侯等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在韶山创办了18所农民夜校，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组织和发动农民，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3月，毛泽东被聘任为第六届农讲所所长，开始了他直接培养农民干部、探索农村教育的实践。为了坚决回击国民党右派和陈独秀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于1927年年初视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之后，奋笔疾书，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在报告中，毛泽东高度评价正在兴起的农民革命高潮，着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定地领导农民前进。这些活动，为毛泽东思想的酝酿和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 一批进步刊物的创办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思想阵地和舆论阵地
自五四运动起，各类进步报纸、杂志便开始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大革命时期，党团组织也创办了一批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党刊团刊，这些刊物的创办与推广，为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思想阵地和舆论阵地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其中，尤以《向导》和《中国青年》杂志最具代表性。
《向导》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于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先后任主编。陈独秀领导刊物的出版，并题写刊名。该报为16开本，设有“中国一周”、“世界一周”、“通信”、“读者之声”、“什么话”等专栏。主要发表时事政治评论文章，以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指导群众斗争为主要任务。该刊一创刊就集中全力阐释中共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宣传和实现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政策，批驳与此对立的敌对宣传和各种错误的思想。在国共合作形成后，《向导》周报除继续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外，还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作了重点宣传。同时，热情宣传和支持工农革命运动，促进了工农革命运动和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
《中国青年》是大革命时期最出色的刊物之一，于1923年10月20日正式创刊。其发刊词写道，要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强健的、切实的路上。按照党的指示和要求，《中国青年》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既向广大民众介绍一些马列主义入门的书，也向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介绍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既系统宣传马列主义的基本内容，也联系实际宣传马列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取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之急需。与此同时，《中国青年》紧跟革命形势，“回顾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成败，宣传介绍了大革命中不同时段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总结了其中的成功经验，展望了未来目标，在与中国工人阶级一同成长壮大中推动着工人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35]。比如，在总结工人运动成功的新鲜经验上，《中国青年》以特刊的形式着力介绍宣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经验。少峰在《中国青年》刊发文章认为，自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便应毫不犹豫地起来担负自己的历史使命，领导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扫除军阀政治及一切反动势力，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农民和一般被压迫民众的民主专政国家。”[36]正如任弼时后来所评价的那样：“这个刊物传播着马列主义思想，组织青年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在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青年》成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及一部分青年工人所喜爱的刊物，在它的鼓舞教育下，千百万青年投入了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斗争。”[37]
当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得以广泛传播时，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开始感到不安，在思想文化领域向共产党人发起重重攻击，戴季陶主义和孙文主义尤为典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以《中国青年》为主要阵地，与其进行了旗帜鲜明的论战，在巩固共产党对青年运动领导地位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1925年6—7月间，戴季陶[38]先后发表了《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形成了一套所谓的“戴季陶主义”理论。他提出，要确立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为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宣扬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借口民族和国家的需要是进行各阶级联合的革命，鼓吹阶级调和，反对劳动工人的阶级斗争；主张建立一个所谓纯粹的或单纯的国民党，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退出去，分裂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戴季陶主义出笼后，立即在上海和广州引起很大反响，促使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逐渐聚集起来，并被一部分反共的国民党上层分子视为“最高理论”。这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引起了众多信仰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反对。1925年8月8日，恽代英在《中国青年》发表《读〈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对戴季陶所谓不相信中国固有文化价值等荒谬理论给予有力批判和驳斥。9月，瞿秋白在《政治周报》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陈独秀发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对戴季陶的谬论予以严厉驳斥。1926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青年》第116期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不仅从从根本上批判了戴季陶主义，指明了无产阶级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企图作斗争，并且开宗明义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39]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进行了全面剖析，为广大青年分清了敌友，明确了斗争的方向。戴季陶主义的出现曾一度让许多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产生些许迷茫，但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坚决的斗争与批判，不仅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最终，就连戴季陶自己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理论“不能收圆满的效果”。
四 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这一理论品格决定了它在传播过程中必然要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而言，更是如此。1925年，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青年运动的决议案》明确提出：“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因共产党是这一般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指挥，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是无疑的。”[40]该决议案还就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三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自此，在党、团组织领导下，广大青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之中，在青年运动的火热实践中不仅接受了革命的洗礼，也间接地找寻到马克思主义信仰。
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共产党员顾正红，这成了五卅运动的导火线。事件发生当日，团组织迅速行动起来，组织、发动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支援遇害工人。随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反帝示威活动的号召，负责团中央工作的任弼时组织召开团中央会议，具体安排部署青年学生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多人聚集在上海公共租界，开展反帝爱国宣传。租界当局对示威青年学生进行残酷镇压，打死学生、工人13人。这一残暴举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蔓延全国。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让全国人民及时了解真相，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徐玮回到家乡磨框镇（今属德胜镇），以旅沪学生会的名义举办农民识字班，宣传五卅惨案的真相，并组织募捐活动，支援上海工人进一步开展斗争，徐玮还应海门中学学生会的邀请，在学生大会上讲演五卅惨案真相的同时，宣传马克思主义；海门三阳镇的龚宝成、曹家镇的严大公等进步青年，先后从上海的学校回到故里，进行革命活动，如组织成立“青年协会”、组成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向导》和《中国青年》等进步书籍，为共产党的组织在海门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基础。此外，云南旅京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复生等人积极筹办成立云南旅外进步青年组织，在北京组织了“云南革新社”，在全国各地设分社。参加“云南革新社”的主要成员都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受共产党影响的进步青年。在这个组织中，马克思主义轰轰烈烈传播开来。1926年夏，周恩来及广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开办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也就是云南政治训练班，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党员和共青团员，政治训练班的主要任务就是讲授马克思主义，还有军队政治工作、学生运动的知识和经验。五卅惨案给青年们带来的惨痛教训，让爱国青年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主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青年们实际上已经意识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行动指南的重要性。五卅惨案的发生在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而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和青年学生们的努力使得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越来越大。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中共中央发表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各阶层革命民众团结起来，积极参加北伐战争。为了响应中央号召，团中央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决定广泛发动团员青年，支持和参与北伐战争。随后，在党团组织领导下，广大青年开始投身支持北伐战争的工农运动中去。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在党的动员组织下，广大青年积极参加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并成为重要突击力量。1926年7月至1927年年初，广大青年农民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成为农村大革命的先锋力量。在北伐战争中，团员青年与共产党员并肩作战，前仆后继，发挥了重要的先锋模范作用，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也使更多的先进青年分子在革命洗礼中接受了难得的历练，从而在今后的革命运动中担负起更为重大的使命与责任。
通过投身于学生运动和工农运动，广大青年在列强的压迫、枪林弹雨中，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将更多参与的目光投向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这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二节 土地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革命形势骤然一片腥风血雨。这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队伍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开始了艰难的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分成两条战线，一条是党内战线，一条是党外战线。这一时期，尽管工作环境十分艰难，但广大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决心和意志更加坚定。
一 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阵地
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笼罩之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和传播面临严重威胁。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国统区内也进行了“文化围剿”，企图扼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据不完全统计，仅1931年被查禁的进步书刊就有228种。国民党反动派还采取野蛮的法西斯手段迫害文化出版界的进步人士。但是，真理的星星之火是扑不灭的。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怀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和信念，秉持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利用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手段，尽一切可能坚持编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在党内传播方面，大革命失败后，处在国民党军事围剿中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战斗频繁，条件极为艰难。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仍然尽最大努力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们想方设法，用土纸、油印、石印、木板印来印制、出版了多种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期刊。其中，包括一些适合青年阅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比如，在白色恐怖下被迫停刊的《中国青年》于1927年改名为《无产青年》继续出版。《无产青年》从创刊起就站在斗争的最前沿，注意总结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联合农民才能夺得革命的胜利，《无产青年》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引导青年健康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28年10月，《无产青年》被迫停刊，改名为《列宁青年》继续出版。《列宁青年》的宗旨是“为中国青年工农及一切被压迫青年的喉舌，以指导正确的共产主义运动路线为职志”。“它的主要作用是发表本团的主张，发表本团对于各种青年政治问题的态度及意见。不仅是要在广大青年群众中做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各种问题的宣传鼓动，而且要使之起组织作用”[41]。
1931年7月创刊的《青年实话》也是在中央苏区内拥有着广泛影响力的青年刊物。该刊通过自己的宣传组织工作，动员青年参军，组织青年帮助红军种田做军鞋进行拥军优属工作，在青年中组织春耕竞赛和合作社运动，发展赤色体育等。该刊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形式多样，生动活泼，鼓动性强。注重在青年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是《青年实话》突出的特点。该刊选登马、恩、列、斯著作，介绍马克思、列宁的事迹，并开辟“问题解答”专栏，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立场和方法，分析和阐释苏区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深受苏区青年欢迎。
在党外传播方面，主要是通过秘密出版机构和“伪装书”传播马克思主义。1929年，地下出版机构——华兴书局在上海创办。为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查封，他们通过各种巧妙的应变方法，在马列著作封面、书名、作者、译者姓名和出版机构及其地址上进行了隐蔽和伪装，对书刊乔装打扮，翻译出版了相当数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对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对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比如，1930年，华兴书局秘密出版了华岗重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二个全译本《共产党宣言》。该书初版时采取了伪装本形式，书名删去“共产党”三个字，只保留“宣言”二字，出版社署名为“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还有一本封面为《世界全史》，翻开后实际上是《列宁选集》第12卷。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如此之多的“伪装书”的存在充分印证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当时进步思想的残暴镇压，同时更映衬出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智慧和胆识。20世纪30年代，北方白区的革命形势有所回升和活跃，而广大青年的精神食粮却极度贫乏。为满足青年这一需求，1931年北京党的地下组织在保定成立了又一秘密出版机构——北方人民出版社。在党组织的大力帮助下，出版社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以巧妙的形式出版和重印了许多党的文献和马克思主义书籍，成功传播了革命的火种。与此同时，郭沫若、侯外庐、郭大力、王亚南等热血青年秘密翻译了《资本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笔为戟去战斗，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等一些进步出版机构也积极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历史性贡献。[42]
二 团校和党团训练班培养出一大批马克思主义青年骨干
1927年11月，共青团中央扩大会议明确提出，重视在青工、青农和士兵中建团。1928年秋，为了适应井冈山斗争的需要，共青团湘赣边界特委、各县县委、特别区委和区委分别举办了团务训练班，对青年团员开展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和工作训练，为边界团组织培养了大批人才，对边界团的思想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井冈山根据地的共青团组织是土地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中恢复最早、发展最快的团组织，也是最早实行团员成分由青年学生为主转变为以青年农民为主的团组织。井冈山根据地的团组织文化水平以至政治理论水平都比较低，且大都处在白色势力的包围之中，社会上的各种落后思想意识和机会主义的不良影响，使团员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腐蚀。一些团员对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或是过高地估计形势，或是过低地估计形势。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或是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死拼硬打，或是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退却逃跑。在团内还存在土客籍矛盾、地方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行为，这破坏了组织内部的团结，削弱了团的战斗力。为此，党团湘赣边界特委决定联合举办党团训练班，对党、团员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党、团工作训练。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团训练班的工作，经常抽空到训练班去察看，并亲自给党团训练班的学员讲课。1928年10月至1929年1月是湘赣边界团组织加紧训练和扩大组织时期。党、团湘赣边界特委为党团训练班制定了详细的训练大纲。除上党课、团课外，特派前委书记毛泽东、军委书记朱德到训练班作形势报告和讲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朱德在授课过程中，十分注意学员的实际文化程度，做到教学的形象化、通俗化，确保学员们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比如，他们用“树大根深，吃瘦肥土”来比喻豪绅地主对贫苦农民的剥削压榨；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比喻革命的发展趋势；用“一根筷子易折，一把筷子难断”说明人多力量大的道理；用今天的苏联来揭示中国的前景。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形势教育，大大增强了学员们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学员们的政治思想觉悟。[43]正是通过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随后毛泽东写就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指导中国革命的经典著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新征程。
此外，列宁团校在1932年12月于江西瑞金举行开学典礼。其学员都是14—25岁的青年。1933年2月，毛泽东为列宁团校讲述中华苏维埃革命运动史勉励大家：在工作上、学习上起模范作用，作为党的助手，扎扎实实做好苏维埃、红军中的青年工作，调动广大青年的积极性，为革命战争服务。
通过各团校和训练班的创办，为青年团员传授了一些具体的工作方法，比如，如何做报告，如何搞宣传，如何发展组织等；讲授革命常识，介绍“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苏联”、“马克思”、“列宁”等；传唱革命歌曲，使学员们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无产阶级思想觉悟，掌握了团的基本知识和工作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青年中的传播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曾经参加过杉木垅团训班学习的谭启龙，50余年后还颇为动情地说道：“杉木团训班是我进的第一所学校，团训班的学习是我政治上的启蒙教育，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 在与错误思想斗争中坚守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经历了一个曲折中发展的过程，这种曲折既体现在与党内“左”倾错误、悲观思潮的斗争上，也体现在与团内“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的斗争上。
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滋长出一种“左”的急躁情绪。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曾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分别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这些“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给这一时期的党的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教训十分惨痛。出现“左”和右的错误，主要是因为未能准确、完整理解马克思主义，或是教条式理解了，抑或是形式化理解了。这两种错误倾向对于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期的青年而言危害极大。倘若广大青年接受了带有“左”的错误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就很有可能因此走向歧途，甚至走向革命的反面。所以说，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过程，也是与党内“左”的错误开展不屈不挠斗争的过程。每当错误思想给革命带来巨大损失之后，我们党内总能够及时地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和纠正，从而避免了党的革命事业在“左”的错误引导下，步入不可自拔的深渊。特别是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此后，党开始摆脱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减少了革命的盲目性，认识到要按照中国国情来制定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开始成熟的标志。这一次又一次与“左”倾错误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也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广大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
当时党内除了“左”倾错误外，右倾悲观思想变得愈加严重。这与反革命力量不断对红色区域进行“围剿”、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期有着密切关联。特别是在井冈山斗争初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包围，面对与外界隔绝的种种困难，红军中流行着一种悲观的拼命主义。时任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前委委员林彪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他曾多次散布，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饭、南瓜汤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山去，否则没法维持。1930年新年刚过，毛泽东收到林彪发的一封信，信中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对时局和革命前途流露出一股悲观情绪。读了林彪的来信后，毛泽东认为，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并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在党内颇具代表性的。说明这些同志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却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所以，这是一个事关革命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为了帮助党内同志扭转这一错误认识，毛泽东于1939年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题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复信，即我们现在熟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在信中除了对那些右倾悲观思想进行批评外，还重点阐述了其关于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于消除当时党内的右倾悲观情绪和思想，发挥了重要的“提神”和“醒脑”的作用。
在团内，各种错误思想也是在这一时期沉渣泛起。提起当时与团内错误思想斗争的问题，不得不提及当时中央分管青年工作的任弼时。土地革命时期，任弼时曾组织对“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这两种严重错误偏向的纠正，这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团，同时也巩固了团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团组织和工作被迫转入秘密活动，团的发展和活动遭受严重困难，个别团的组织和团员青年未能找到工作出路，而产生了取消主义的错误倾向。他们主张将团合并到党内，将18岁甚至16岁以上的团员和现有团干部输送给党，并且提议把最高入团年限从23岁降到18岁，缓解团的政治任务的压力，使团组织仅仅负责文化教育与儿童方面的工作。这种“取消主义”错误倾向对当时团的工作危害很大。以任弼时为首的团中央对“取消主义”的错误倾向开展了坚决的斗争。1927年1月，任弼时主持召开团中央扩大会议。任弼时在会上强调，取消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一部分指导机关内的干部，同青年和工农群众相脱离，不了解他们的要求和情绪，又不去分析和认识当时共青团面临的新任务、新政策，工作的形势和方法，因而没有找到工作出路。他们提出取消团，把团与党合并，在表面上看来是为了加强党的力量，但实际上是削弱党在青年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因为只有把广大工农青年团结在团的周围，并带领他们去参加党所领导各种革命斗争，扩大党对工农青年的政治影响，才是真正帮助党。
团的四大以后，以任弼时为首的团中央在对待农民土地革命问题、国民党的问题和武装工农问题上就对当时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由于当时团在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所以，个别团的领导同志错误地认为“团比党强”，表示不信任党，甚至说“党是机会主义，团是列宁主义”，上海的团部甚至主张把团改为“青年共产党”，这就是先锋主义倾向。与取消主义相比较，这种“先锋主义”危害更大。1927年11月的团中央扩大会议批判了这种错误倾向。1927年12月，党、团中央又联合发布《关于党团关系通告第19号》，严肃指出：“最近各地党团关系非常恶劣，主要的现象就是党对于团的工作缺少积极的指导与帮助，以致团员看不起党，骂党是机会主义组织而单独领导群众斗争；互派代表双方没有负责执行，多半只有团的代表出席党的会议，团的会议党则不派人参加（或派技术人员出席），甚至弄成了党与团的斗争。”[44]1928年，党、团中央又一次联合发出《通告》，再次强调：“今后各级党部与团部自支部以至中央务须实行工作中建立正确关系，尤其是下级党部与团部。”“党应加强对团的政治指导，团对政治问题及党的策略应积极讨论发表意见与执行。”“团与党过去合并了的地方马上分开，中央规定的标准，20岁以下的完全归团，20—23岁党员非必要时不必兼团。”“在团未成立前，党应负青年运动的责任。有团无党的地方，团部应介绍一部分最好的同志入党，设法成立党的组织，报告上级党部，在党组织未成立时，团应负责执行党上级的决议、通告，担负该地政治上的全责。”[45]经过党和团的不懈努力，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先锋主义倾向得到纠正。
四 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共青团和青年运动的影响
青年共产国际是第三国际领导下的各国革命青年的国际联合组织，于1919年11月26日成立，其主要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团结广大青年，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改善资本主义国家青年的劳动条件，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斗争。作为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联合组织，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共青团、中国青年运动的产生、发展都有重要影响。从支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建，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由学生性质的组织转变为共产主义性质的青年群众组织，再到帮助党团关系的理顺，从中国青年团成立到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共青团和中国青年运动都进行了正确的指导，而中国共青团在此期间的巩固、发展与壮大和政治上的日趋成熟也是与青年共产国际同步的指导和帮助分不开的。
大革命失败后，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共青团向群众工作转变给予积极指导。1929年10月至1930年2月，青年共产国际先后向中国共青团发出两封指示信，对中国共青团转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给予了积极指正。1929年10月，青年共产国际在《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团书》中首先对中国共青团在向群众工作转变上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青年共产国际又认为，这种转变只是一种思想上的不彻底的转变，并对此提出严厉批评：中国团现在已经进入群众工作、实际的革命斗争、创造新的组织的新阶段，而在“中央的通告里，我们看见中央还不过在宣传着那熟知的理论”，“我们要责问中央：你们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讨论过当前的实际问题呢？”“难道是把团当作一个学校来专门研究新的策略路线吗？不是的，团的新路线是只有在斗争和工作中才可以实践的。”[46]同年10月29日，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书各国青年团，指示它们加强在宗教青年团体中的工作，吸收那里的青年参加反对资产阶级、保护青年工人利益的斗争。11月20日—12月2日，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青年共产国际的现状与向群众工作的转变》的决议，重申“坚决转向布尔什维克化的群众工作”任务，认为只有采取统一战线策略，才能把广大青年工人争取过来，迎接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1930年1月7日，中国共青团中央接到上年10月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来信后，结合中国情况进行讨论，认为来信所示各点切合中国实际。团中央做出的决议共分四个部分：一是最近政局与青年斗争形势，青工、童工、青年农民、青年士兵兵变与学生斗争成为新革命浪潮的主要动力。二是团目前的基本任务，是“努力发展青年工人运动”，加强农村青年工作，做好士兵工作，有计划地组织兵变。三是团的建设与团的生活问题，明确团应向产业青年工人开门，加强宣传工作，继续反对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取消主义以及一切右倾调和倾向。四是如何使团的工作走向新的时期。决议认为要“动员全团同志深入到广大青年群众尤其是青年工人群众中去”，发展赤色工会，发展青年反军国主义的斗争，发展工人团员。同年2月27日，为敦促各国团采取切实行动实现向群众工作的转变，青年共产国际向各国团组织发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致各国团的信》，这是青年共产国际继1929年10月以来向中国团发出的第二封关于工作转变的指示信。1930年5月20日，共青团中央就青年共产国际的2月来信和中共中央的5月来函发出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给全团的一封信》认为，青年共产国际的来信和党中央的来信“极透彻极严格地”指出了目前团工作的严重不足，实际而具体地指出了转变的途径。
青年共产国际发出的上述两封指示信，及时指出中国共青团五大以来对群众工作重理论宣传而轻实践活动这一重大缺点，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方式方法。青年共产国际的指导对实现中国共青团工作方针由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向做群众工作的转变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青年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共青团向群众工作转变的过程中，也同时同步地向中国共青团积极灌输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47]理论，给中国共青团、中国青年运动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又抵消了其促进中国团向群众工作转变产生的积极效应。1933年后，青年共产国际逐渐抛弃“左”倾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共同指导了中国共青团的彻底改造，使中国共青团由一个狭隘的封闭的小团体，变成一个群众性的非党的青年革命团体，为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开展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优良传统，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复杂环境中，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新鲜经验。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成功实现，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又使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逐步走向系统化、理论化。
一 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形成和毛泽东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也开始逐渐从萌芽、形成，走向了成熟。伴随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萌芽于大革命时期，其标志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提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最早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代表性文章。初步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其标志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同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基本形成了体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从遵义会议召开一直到党的七大召开，是毛泽东思想开始进一步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到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这使毛泽东能够站在一个新的制高点上总揽中国革命全局，系统进行中国革命理论的研究。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又反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的思想原则。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章，比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通过这些文章，毛泽东做出了中国革命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论述，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
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思想解放运动。整个运动历时三年，主要是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伟大创举。毛泽东亲自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多场讲演报告。期间，针对青年的思想特点，陈云在题为《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的讲话提纲中，专门论述了青年和新知识分子干部的道德品质修养问题。在谈到当时存在的重政治、轻事务问题时，他强调：“新党员新干部必须从下层实际工作锻炼开始。从中组部派给陕甘宁边区的几百个新的知识分子干部看，他们到了下层参加实际工作之后，确也能埋头苦干，不仅在工作中积极刻苦，而且在思想意识上也是有极大进步的。他们的吃苦精神并不下于边区老干部，能与老干部团结，能接近群众，在群众中可以取得很好的信仰。因此，我们深切地感到对于新干部的锻炼，必须从下层实际工作开始。”[48]经过这场整风运动，全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和实践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49]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的一大历史性贡献是，毛泽东思想正式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七大修改的党章的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倾向。”[50]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51]随后，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那样：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为此目的，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切党报，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适应一般党员的标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并在党内发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那我们就可以预期，党内将会有一个很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高涨。[52]对于作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广大青年党员和先进青年而言，学习毛泽东思想更是他们的首要职责。自此，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开始有了崭新的内容，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
二 积极发展党团员和强化传播骨干力量培训
“九一八”事变进一步加重中国民族危机，中国青年和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在国民党对日节节退让，对内残酷镇压的情况下逐步高涨。受到《八一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鼓舞，全国爱国学生首先冲上了抗战救亡运动的第一线，共青团组织也在这时勇敢地担负起了中国青年统一战线发起者的重担。但是，受到长期“左”的错误的干扰，当时的团组织已经成为第二党式的秘密的狭小的无产阶级青年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共青团的组织状况已不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和青年抗日救亡的要求，很难担负起团结各阶层爱国青年参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任。这时，对共青团进行改造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了。
1936年11月1日，为适应革命形势需要，党中央发布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把共青团改造成为非党的广大青年群众的抗日救国组织，并规定建立公开半公开形式的团组织，大批吸收团员入党，未入党的团员作为党的积极分子，同时加强马列主义教育，逐步提高青年觉悟，引导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自此，一场自上而下的共青团改造工作在根据地、国统区和游击区开展起来。团中央成立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筹委会，团陕北省委、陕甘宁省委、陕甘省委及其隶属的团县委也相继改建成省、县救国联合会的筹委会，同时自上而下地开展吸收团员入党工作。1937年2月，团中央机关停止了工作。同年4月，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标志着共青团改造工作的基本完成。
为更好地引导全国青年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1937年10月，在党中央支持和领导下，西北青救会在陕西泾阳创办了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这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安吴青训班”。培训班以“训练青年干部，服务战区、军队、农村，开展青年运动，组织动员青年参加抗战，达到统一青运，完成中华民族彻底解放”为宗旨，以“坚定刻苦，勇敢活泼，民主团结，虚心切实”[53]为校训，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被人们称为“青运史上的丰碑，抗日青年的熔炉”。青训班要求青年学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教育他们有纪律、有组织，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教育他们深入基层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处事工作的方法。学员张定一曾这样回忆说：“青训班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有好多老师系统讲授各门革命课程，又有许多同学在一起开展热烈的讨论，甚至争辩，更有机会看到许多过去所看不到的革命书籍，使我顿开茅塞，有了升阶入门的感觉。我学习了《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运动史》、《党的建设》、《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也看了许多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报道文章。”安吴青训班创办两年半的时间里，共办14期，培训学员1.2万多名，这些学员被分别输送到延安、抗日前线、敌后根据地、国民党友军以及自己的家乡，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安吴青训班中断后，中共中央还创办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十几所学校。毛泽东、朱德等党的领导人经常亲自到这些学校授课。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出席在抗大举办的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作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重要讲演，深刻阐述中国青年运动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中国知识青年要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道路。这些学校的创办和毛泽东的五四讲演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抗战期间青年中的传播。
在共青团改造工作开展的同时，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对青年的争夺与控制。这时，共青团与三青团争夺青年的斗争开始了。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38年7月9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兼任三青团团长。蒋介石在为成立三青团而发表的《告全国青年书》中强调“中国将来之命运，实系于一般青年之身”，因此三青团应成为“网罗全国优秀热烈青年及革命分子之唯一组织”。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早在1939年5月4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三青团的弊病：不允许团员信仰三民主义以外任何的革命主义，这是极端妨害贵团去团结各党派各阶级的青年的。……团章里面缺乏民主，同时又规定着许多不适用于民众团体的过分严厉的带威胁性的纪律，这也妨害着贵团的发展。[54]一些被邀请参加三青团工作的无党派社会名流，对团章也颇不以为然。章乃器在陈诚邀请他加入三青团时就表示：“我是信仰科学社会主义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不民主，没有思想自由，不加入。”所以，三青团在国统区大中学生中的发展十分迟缓。1939年7月，三青团成立一年后，团员总数仅为5万人。
三 爱国青年与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寻求革命真理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这是70年前作家何其芳对广大青年奔赴延安场景的描绘。
为什么延安会有如此大吸引力？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写道：“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这曲“洪亮的动人的音调”就源于这里是主张抗日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抗日战争初期，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也成为进步抗日青年向往的地方。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号召，明确提出，“对于知识分子的争取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随后又强调指出：“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1939年12月10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呼吁“抢夺”知识分子，指出：“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了就没有了。”为了更好地吸引知识分子，我们党还制定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的政策。可以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影响当时国内知识分子政治走向的一个直接因素。
与此同时，由于思想倾向和阶级立场的差异，青年知识分子呈现不同程度的政治参与：有的通过学术研究关怀现实；有的直接参加国民党政府，希望通过革新政府挽救危亡；有的因不满国民党政府内外政策而走向不认同国民党的阵营。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的妥协退让，使许多进步的青年学生、学者，以及当时社会上很有威望的知识分子，都逐渐“左”倾。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占了南京和武汉，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在这种形势下，知识分子面临“走向何处”的问题：是留在北平、南京——日本占领区，还是投奔重庆——大西南国统区，抑或走向延安——中共的陕甘宁根据地？对于“左翼”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作家来说，前往延安是他们必然的归宿。
当时，爱国青年奔赴延安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为吸引知识分子到延安，中共中央通过北方局、南方局等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领导团结下的社会进步团体、新闻媒介和社会名流人士的引导疏通，组织知识分子到延安。1937年，为适应抗战培养干部的需要，我们党通知上海党组织，调艾思奇和何干之到新创办的陕北公学任教。他们一行12人是第一批到延安的著名知识分子，受到热烈欢迎。1940年，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张仲实和茅盾到达延安。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地方党组织和设在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通讯处，以合法机构的名义吸收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地把他们一批批送往延安。二是参加延安革命根据地学校的招生考试。我们党在1937—1942年间，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17所院校，大都面向全国广大青年招生。1937年9月5日，陕北公学在全国发布以校长成仿吾署名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报考地点设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经《新中华报》刊载后，各地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当时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成为负责招生工作的中心，后有“红色桥梁七贤庄”之称。对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我们党设立了交际处负责对其进行接待和安置。交际处担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经常了解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生活特点和业务专长，使他们学有所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一般来说，青年学生先由延安交际处负责安排食宿，造册登记，然后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安置，绝大部分先进入各类院校或培训班，经过学习培训再分配工作。1938—1939年，这股潮流进入高峰，成为当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观。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6万人，延安一时间真可谓“天下英雄豪杰云集”。
广大爱国青年奔赴延安，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政治纲领的巨大吸引力。这股浪潮不仅壮大了革命队伍，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广大青年中的传播。
四 把马克思主义传播融入拯救民族危亡进程之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传播自然而然地与抗日救亡运动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一大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融入拯救民族危亡的进程之中。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共青团中央发出《为满洲事件告全国青年书》，号召全国青年罢工、罢课、罢市，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随后，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纷纷从四面八方奔赴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这时，青年学生掀起了抗日救亡斗争的高潮。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史称“一二九”运动。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第5次示威游行，高呼“援助绥远抗战”、“各党派联合起来”等口号。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这次大规模学生运动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不久，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团中央发出《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宣言》，号召青年“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平津学生联合会决定利用寒假，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去，把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期间，学生们组织抗日救亡团体，还深入贫苦农民调查访问，这些活动促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这无疑是一场间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1936年2月1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这是以民主抗日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成为当时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和骨干力量。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爱国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投身抗日战争洪流之中。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伴随着这一阶段抗日根据地的迅猛发展，根据地中的青年也开始组织起来，组建了青年救国会、抗日儿童团等组织。这一阶段，抗日根据地的青救会开始注重采取灵活的群众化、青年化的工作方式方法，注重体现青年的特殊利益和诉求，通过有效的工作成为领导根据地青年运动的核心力量。具体而言，一是动员青年参加人民抗日武装和建立青年武装，走上抗日战场。青救会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建立了由青救会成员组成的青年纵队、青年团等青年武装。二是培训青年抗日干部，开展抗战宣传动员。为适应形势发展要求，1939年后，各根据地纷纷创办了青年培训学校和培训班，承担培训青年干部的任务。1939年3月，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规定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那时，国民党在广大青年群众爱国高潮的压力下，也同意了这一规定。青年节的创立，为激励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的指引下投入到抗战救亡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体现了党对广大青年的爱护。《中国青年》也在这一时期复刊，促进了抗战宣传的有效开展。三是各地青救会还组织支前和拥军优抗活动，想方设法为前线战士解决后顾之忧。四是各地青救会创办了青年夜校，组织农村青年识字学文化，摘掉了文盲的帽子。青救会还利用乡青年俱乐部，通过演戏、唱歌、读报等途径向广大青年宣传抗日救国纲领。五是组织广大青年参加政权建设和减租减息斗争。通过民主选举，许多青救会会员担任了村长、乡长。
抗战期间，坚持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拯救民族危亡进程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更加贴合中国国情、更加适应形势需要，从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期间，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青年事迹，比如，“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楷模张思德、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活在歌声里的小英雄王二小、巾帼英雄辛锐，等等。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
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基本形成。抗日战争的胜利给灾难深重的中国带来的只是短暂的和平。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内战全面打响，解放战争正式爆发。解放战争的爆发意味着中国的革命由民族解放战争又进入正常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而解放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步入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广大爱国青年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团结起来，为解放战争贡献力量。
一 毛泽东思想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解放战争爆发后，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集团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下，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党领导军队和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新中国。这期间，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发表一系列重要著作，提出许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社会建设的理论观点，使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完善。
抗日战争结束后，“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55]。面对生死攸关的重大抉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先后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以及《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等重要论述，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本质进行了深刻揭露，对当时的国内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进行了准确估计，从而依此制定了与国民党开展和平谈判的策略，提出：“‘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56]这些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原则的坚定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1946年6月底，不顾国内外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挑起了全面内战，并叫嚣半年之内击破解放军主力。时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强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57]1947年12月，面对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的崭新形势，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明确提出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思想是“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58]这些论断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军事思想的生动诠释和具体体现，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军事革命思想。
伴随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党面临的形势和要求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时，新形势要求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同时警惕党内骄傲情绪。为此，1949年3月，在河北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作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决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59]同时，第一次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60]全会还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描绘了中国未来的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指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方向。这些重要思想无疑为当时及革命胜利后党的各项工作作了政策和思想上的全面准备。
进入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预示着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这时，人们开始思考和关注：中国共产党将建立一个何种性质的国家？社会各阶级在政权中的地位如何？对此，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给予了明确回答，提出了革命胜利后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的设想，全面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和政策。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中国化的无产阶级专政，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创造性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毛泽东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有了更加符合当时革命形势、更有现实指导价值的理论依托。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学习毛泽东》的专题报告，系统阐述了“学习毛泽东”的意义与方法。报告指出：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首先要学习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精神；其次要学习毛泽东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革命作风；再次就要学习毛泽东统一战线的思想；学习毛泽东，还要学习毛泽东不断学习的精神。学习，正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要做他的学生，就要学习他这个精神。[61]
二 适应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传播马克思主义
从一个争取掌握政权的革命党向一个执掌政权的执政党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量的持续积累到质的飞跃来实现。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更是如此。以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正式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换。这种转换也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从民主革命时期建立区域性革命政权那天起就开始孕育和产生了。只不过，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包围与剿杀下，当时党的“局部执政”只是在一定区域内的尝试，“局部执政”只能是服从和服务于革命。因此，关于执政党建设问题并不完全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的。事实上，延安时期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很大难度上还有执政党的内涵意味。而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则更为全面、广泛而实际。
为了适应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这一巨大转变，马克思主义传播也开始与土地改革运动、国统区青年运动相结合。
1945年11月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强调，要动员一切力量特别是农民的力量，团结起来，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就必须要“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并开展大规模的群众生产运动以“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饥民、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62]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根据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我们党改变了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土地改革过程中，中央又针对土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强调不同地区要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土地改革要讲究方式，有步骤、分阶段、循序渐进地进行，既要反对观望不前，也要反对急性病。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解决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伟大革命，广大农民从切身利害中深刻地体验到解放战争的正义性，千百万翻身农民把参军当作最光荣的任务，不能参军的也作为支前民工或者通过其他形式支援解放战争。粟裕事后回忆说：“翻身农民的优秀子弟，作为人民军队的主体和骨干，对把解放战士教育改造成为人民而战的革命军人，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63]更为重要的是，历经土地改革运动，正是中国共产党切实解决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土地等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问题，使得更多的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开始认可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始认可和接受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内战爆发后，在党的领导下，国统区地下进步青年组织开始组织和引领广大青年组成第二条战线，掀起了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力量、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1945年11月25日，昆明数所大学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国民党军队实施射击恐吓。26日，昆明3万名学生宣布总罢课。西南联大学生组织上百个宣传队上街宣传反内战思想，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殴打和追捕。12月1日，大批特务围攻西南联大等学校，毒打教师和学生，打死打伤学生多人，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1946年12月24日，驻华美军在北平东单操场强奸北大女学生，该事件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慨，一场大规模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席卷全国。1947年5月20日，来自南京、上海、苏州的学生5000多人聚集在南京举行联合大游行，惨遭当局棍棒殴打，酿成“五·二〇”血案。事发后，在党的领导下，国统区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席卷全国60多个城市。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64]在国统区青年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涌现出一大批进步青年，产生了许多进步青年组织，越来越多的国统区青年在中国共产党和进步青年组织的感召下，开始接受党的领导，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一员，这为实现党的身份和地位的巨大转换奠定了基础，也注入了更多、更为新鲜的血液。
三 培养一批专门的高级理论研究者和传播者
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走向胜利的脚步，我们党的领导人越发地感到理论学习的不足和紧迫感，这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经提及的“本领恐慌”问题。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醒全党同志要学习，学习自己不懂的东西。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学习“自己不懂的东西”，不仅是具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转变问题，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问题。毛泽东认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必须认真对待和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如划阶级就表现了我们党理论水平之低。党内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对许多基本观点不知道，对许多问题不会解释……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不然就说不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65]在这样的情况下，培养一批专门的高级理论研究者和传播者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94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开办马列学院的决定》，决定由中央直接创办一所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以刘少奇为院长，陈伯达为副院长”。该《决定》规定马列学院的任务是：比较有系统地培养具有理论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培训中高级领导干部是中央党校最中心的工作之一。所收学生，须有5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政治正派，在政治上、思想上有相当的思维能力，文化程度能写文章或相当于高中毕业以上的水平。除经中央特别批准的高级干部外，一切学生均须经过考试入学。每期学习时间，最短暂定一年半。学校刚成立时位于河北省平山县李家沟口村，1948年11月8日开学。1949年3月之后该学院迁入北平。1948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党校教学材料的规定》，规定各中央局、各分局及各区党委所办县级及县级以上干部的中级党校，学习期限在半年以上的，应开设哪些课程，学习哪些材料。
为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增强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科学性，从1948年开始，党的各高级领导机关即中央及各中央局与分局及各省委与区党委成立并健全了政策研究机构。《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大纲》明确规定了把理论学习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的具体步骤和方法。[66]这样一来，使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实际研究工作联系起来，同时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特征。
此外，解放战争时期，为提高军队干部的理论和专业水平，各大军区、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创办了一大批军政大学或军政干部学校。培训的内容除政治教育外，还包括军事教育和专业教育。政治教育注重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形势任务教育和阶级教育作为主课，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使广大学员能紧跟形势的发展，提高思想觉悟，增强革命斗志。
解放战争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专门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传播的学者。如艾思奇、李达、冯定等，其中冯定的《平凡的真理》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该书既带有通俗化、群众化的特点，又具有完备的体系和精辟的阐述；既比一般的通俗读物深刻，又比一般的学术著作通俗。在该书中，作者充分发挥了自己长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优势，引证了大量一般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年熟悉的事例，运用了广大群众容易接受的生动语言，因而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
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的成立以及研究工作的开展，改变了过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零散和分散状况，使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更为深入和透彻，而且培养出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高级理论骨干队伍，带动和形成了全党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浓厚氛围。
四 借助学校教育和团校重建传播马克思主义
学校教育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重要途径。1946年12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明确规定：“内战时期的教育方针是动员各级学校及一切社教组织，发挥教育上的有生力量，直接或间接地为自卫战争服务。”同时规定了战时教育的内容与组织形式，即“国语、政治课，应着重培养革命观点、群众观点和坚决勇敢、拥军尚武的精神”；“史地课应发扬民族气节与反抗强暴的历史传统，及民族英雄革命烈士英勇奋斗的事迹”；“体育课应增加简单的军事训练，同时增加了战时教育和社会活动时间，使学生逐步树立起一切服务战争、一切为着胜利”的思想。解放战争时期，各类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在党的领导下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办。
这一时期，各革命根据地除了在原有干部学校的基础上进行扩充以外，大都新举办了各种军政干部学校和培训各种专门人才的学校，比如，东北军政大学、东北邮电学院、华北大学、华东军政大学、渤海公学等，这些学校非常重视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普及和提高其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比如，1948年7月合并成立的华北大学设有4个部、2个学院，其中第一部系政治训练班性质，其任务是对学员进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知识教育，使其初步奠定革命人生观，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为此，学校开设了“基本理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史”、“中国共产党介绍和政策”等课程。[67]
除各地创立革命大学外，在北京大学，党的地下组织引导进步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院系联合会成立了公开出借进步书刊的五四图书室和子民图书室，向群众宣传进步的政治思想。据统计，图书室藏书5000多册，平均每天出借次数为108次，日常流通书籍达七八百本；同时，为响应华北学联号召，开展助学活动，进一步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还下乡进行访问，了解农民疾苦，向农民进行理论灌输与政治宣传，使自己上了非常“有意义的一课”。通过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与工农相结合，使自己逐步地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这是解放战争等革命年代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所走的共同道路。
学校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广大知识分子的青年，农村和工厂里的青年也同样受到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工厂中建立职工会，并在工人中发展党员，使工人群众真正成为最可靠的力量。在农村积极普及文化教育知识，促使政治启蒙教育的实现，如在区、乡、村普遍设立文化站，开办冬学、民校，组织农民识字班等，对他们进行政治文化知识的普及。据统计，山西黎城、平顺等县218个村中，14—25岁的青年入冬学者达90%以上。经过冬学学习，一般农民都能识200个字，成绩好的可以识600个字。通过对工农群众的教育，使我们党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完成了扩大群众基础的任务。
团校的重新创办，也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广泛传播注入了新的力量。为适应建团工作急需培养一大批团干部的需要，1948年6月，中共中央在华北党校内创办了青年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华北党校六部。时年9月，华北党校六部迁到两河村，正式命名为中央团校。同年9月，团校正式开学。首批学员488人，大多来自陕甘宁、华北等解放区，也有来自国统区学生运动的骨干成员。青年学员们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初步掌握了党的政策、青年运动的方向以及建团的方式方法。12月，团校又迁至北平良乡东洋庄。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团校随迁至北平城内。周恩来、邓颖超等党的领导人都来团校授过课。中央团校第一期学员举行毕业典礼时，毛泽东、朱德等发表了重要讲话。
五 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和载体更加丰富多样
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必须依托一定的传播方式和载体，这种传播方式和载体必须与青年的接受特点与能力相契合，以更好地被广大青年所掌握。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和载体实现了由“一花独放”到“姹紫嫣红”的转变。
作为党的喉舌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等大多创立于这个时期。1948年5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至平山播音，信号覆盖南京、上海甚至欧美地区。同年6月15日，由《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的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河北省平山县里庄创刊。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人民日报》转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这一时期，新华社从“马背通讯社”、“窑洞通讯社”一路走来，在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等方面迅速提升，成为集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三重任务于一身的党中央最信赖的“新闻发言人”。截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新华社共有7个地方总分社，4个部队总分社，37个地方分社。[68]这些党的新闻媒体的成立，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平台。
借助文艺作品传播马克思主义是这一时期传播方式和载体多样化的一个重要体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69]此后，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解放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文艺运动。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按照毛泽东的这一要求，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利思想武器。纵观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文艺理论、小说、戏剧、报告文学、散文、杂文、诗歌、民间文学、说唱文学及外国人士作品共2000多篇，作者1000人以上。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青年马克思主义创作者，比如张爱萍、肖华、彭雪枫等。解放区还涌现出大批歌颂解放区新生活、反映工农翻身做主的优秀作品，比如，《白毛女》、《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王贵和李香香》，等等。优秀的文学工作者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方针政策，展现了解放区人民的新生活，推进了解放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进程。与此同时，党大力倡导和推动以歌咏、戏曲、口号、书画、秧歌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民间的艺术文化进行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这些娱乐性文艺活动内容涉及古今中外，形式旗帜鲜明，冲击力强，通俗生动，符合大众特别是当时青年人的接受心理与习惯，这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了广大青年的革命情感，进而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广泛传播。正如周扬在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上的讲话所评价的那样：“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在语言上“做到了相当大众化的程度”，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70]。
通过举办各类群众性纪念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特点。期间，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以集会、游行、宣言、通电、发表纪念文章等为主要形式的群众性纪念活动。通过举办群众性纪念活动，不仅赋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崇高的政治地位，还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推进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和文化认同。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积累的宝贵经验
一 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是从抽象的理论原则出发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成不变的教条，还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实践的科学，是两种对待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其产生的效果和对现实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的典型表现就是教条主义，它只满足于书本知识，脱离实践，在实际工作中一切从本本出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曾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国革命也曾因此几乎陷于绝境。尤其是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长期控制全党，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采取僵化的态度，不能将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们把苏联的特殊革命道路当成是可以到处照搬照抄的绝对真理，夸大了城市暴动的作用，贬低、否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否定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地位和作用，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发动城市暴动，从而导致了革命力量的巨大损失。“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最大的恶果就是使得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深刻的。它以血的代价告诫全党，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它只有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用于指导革命实践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必须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无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还是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亡国恐吓，无论在濒临绝境的长征途中，还是在困难重重的根据地建设时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下，全国各族青年总是能够坚定地跟党走，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信念，前仆后继地开展斗争、义无反顾地追求进步、不屈不挠地接近理想。从万里长征路上燃起的革命火种，到五卅运动掀起的反帝浪潮，从“一二·九”运动激起的抗日呐喊，到“一二·一”运动擎起的爱国旌旗，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先进青年才会不惧革命进程中的种种考验，才能战胜革命征途中的重重困难，中国的革命才会因此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这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实现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有效传播，言听计从他人安排、照抄照搬他国经验行不通，按照马克思主义本本行事更是一条死胡同。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地形成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用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年、教育青年，才能确保青年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贴合具体实践的科学的、准确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
二 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必须与党的中心工作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其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要根据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确定党的中心任务，紧紧围绕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加强党对革命事业的领导。“宣传工作是不能离开当前的中心工作的，并且是为了保证各项中心工作的完成的。”这是因为“我们党所领导的每一项中心工作和实际工作，都是有政治意义的，都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考虑和决定下来的。因此在进行每一项中心工作和实际工作时，都必须向群众宣传这一项工作的政治意义”。[71]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也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这一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表现得尤为鲜明和突出。
从中国近现代历史全景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与新中国建立后党的中心任务截然不同，这就决定了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将紧紧围绕党的上述任务而开展，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总的指导方针，以革命实践为课堂，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着眼点，坚持政治教育、军事教育与思想教育相结合。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来看，这一时期又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而在不同历史阶段，党的中心任务也是动态变化的，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必须与之相适应。大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国共合作，以共同力量，打倒军阀，实现国内和平。当时，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坚持以维护国共合作大局为基本前提，以“新三民主义”为主要传播内容，传播方式更多地依托国共合作创办的学校、讲习机构等。土地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由城市转入农村，建立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这时，从传播内容来看，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主要传播内容，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信仰；从传播形式来看，主要坚持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从传播途径来看，主要通过在根据地创办青年团校、领导者发表演讲或著作等途径进行传播。抗日战争时期，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了党的中心任务。这时，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以宣传抗日救国纲领、倡导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以创办抗日学校、出版抗战书籍为主要传播途径。解放战争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变为：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实现国内和平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这时，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以毛泽东思想、革命形势与政策等为主要内容，以创办马列学院、办刊物和各种补习班、开展党内整风、创立党的新闻媒体等为主要途径和载体。
这一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始终坚持用马列主义教育广大青年，始终与时俱进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教育青年，在每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带领青年浴血奋战、顽强拼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伟大复兴建功立业。
三 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必须与青年的需求相结合
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青年渴望接受救亡图存、富国强民思想，渴望接受先进思想的洗礼。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如果将这句话中的“国家”改为“青年”也是适用和贴切的。正是基于青年的理论渴望与现实需求，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传播与青年需求相结合。
大革命时期，为了满足广大青年参与国共第一次合作、投身大革命洪流的需求，各级党团组织通过创办或参与创办各类学校，向广大青年积极传播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思想，在宣传“三民主义”的同时，不忘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时，广大农村青年由于文化程度不高等原因，接受先进思想、参与革命实践的机会相对较少，他们渴望接受先进思想和革命实践的洗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通过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地方性的农讲所、农训班，培养能够担负各地方农民运动工作的人才。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训练班，造就了一大批农民运动干部，许多青年学员毕业后，在从事农民运动、开展国民革命、参加北伐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
土地革命时期，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广大革命青年对未来革命进程充满了迷茫甚至悲观失望的情绪。对此，我们党通过在根据地设立团校和团训练班、组织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等途径，特别是毛泽东在此期间撰写了包括《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一系列振奋士气的著作，消除了当时党内外的右倾悲观情绪和思想。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山河破碎、家国危亡的悲惨境况，热血青年渴望走上前线、英勇杀敌。这时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开始与拯救民族危亡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党根据青年的理论与现实需求，一方面，通过改造共青团、成立青救会、组建青年武装等途径，鼓起广大青年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另一方面，通过开设青训办、吸引知识分子入党等途径，在抗战热潮中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逐步走向胜利，广大青年对于未来新国家的发展之路充满了好奇，这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回应了青年的疑惑，提出了富有开创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建国学说。在国统区，正义的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残暴镇压，中国共产党适时顺应青年的需求，领导开展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国统区青年爱国民主运动。
当然，在解决青年思想问题的同时，各级党团组织也始终不忘解决青年的实际问题。从组建扫盲队和青年夜校，帮助青年识字学文化，到成立变工队、互助组和开荒队，再到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青年翻身做主人……通过解决广大青年的实际问题，他们更加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更加认同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更加信任中国共产党。
这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使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过程，是向人民群众展示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人民性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从而变“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传播必须围绕人民群众的理论和实践需求、利益诉求，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而言，更是如此。
四 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必须与青年特点相结合
青年之所以称为青年，就是因为青年有着其他年龄段人群不具备的特点。如果说青年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那么青年文化则是青年特质的最重要表征。青年文化是青年孕育创造的，同时对青年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青年文化既有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又有其新鲜活泼的形式和载体，它蕴藏在青年日常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之中。这就决定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广泛而有效的传播，必须从青年的特点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与青年文化的特点结合起来，不断创新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形式和载体，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加贴近青年的实际和生活。
共青团的建立与发展就生动反映了这一点。从动员广大青年积极拥护国共第一次合作，到组织广大青年投身学生运动、工农运动的大革命洪流，从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到开设团校、团训练班培养马克思主义青年骨干，从改造共青团、成立青救会，到将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与拯救民族危亡相结合……共青团自成立那天起，就担负起了在广大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任，并且在党的领导下，根据青年的特点，开展独立性、创新性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创造出一系列颇具创新性的传播载体和方式。从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广东农民讲习所，到土地革命时期以“伪装书”的形式秘密出版马克思主义译著和期刊，从抗日战争时期创办安吴青训班、成立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党建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等各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团体和机构，到解放战争时期综合运用报纸、广播、文学艺术、纪念活动等多种手段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正是这些传播载体、方式的不断出新，才使得马克思主义被更多青年人所认识、所掌握、所认同、所信仰。
这一条宝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信息传播方式更新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在这种形势下会失去竞争力。只有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和载体，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更为便捷、有效、广泛地被广大青年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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