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
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我们党提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即要转变指导思想，要适应新的时代条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在这7年时间里，我们党带领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的过程。
一 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最主要内容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毛泽东思想就理所应当地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就决定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最主要内容。
1951年，刘少奇在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中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不努力学习的人，是不能做好一个共产党员的”[73]。1951年2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要求每个党员按照理解能力的发展程度，循序渐进地按政治常识、理论常识、理论著作三个系统学习理论，同时要求：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极大地加强起来。这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党在学习问题上的任务，就是彻底纠正任何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危险倾向，就是领导全体党员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以便逐步地造成全党的理论高涨。[74]1953年4月，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定要求，一场对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习活动在全国蓬勃开展起来。
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序言中指出：“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75]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是这一阶段毛泽东思想传播具有里程碑意义性的事件。1951年10月1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正式向全国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写的17篇著作。毛泽东对《毛泽东选集》的出版非常重视，他自始至终参与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编辑工作，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后，各地群众踊跃购买，第一次印行即达106.6万册。1952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期，即1937年7月至1941年5月间写的40篇著作。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后期，即1941年3月至1945年8月所作的31篇著作。《毛泽东选集》先后被译成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和几十种外文版本，在全国和世界广泛流传。《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为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最好的载体，全国青年很快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纷纷举办报告会、座谈会、演讲会，撰写学习体会，畅谈学习心得。
这一阶段，毛泽东思想被正式纳入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之中。1952年10月7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课程指示》，规定：综合大学和财经艺术类院校在一、二、三年级分别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作为公共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成为高等学校“进行经常的系统的政治教育的最基本形式和根本方法”[76]，使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青年学生一开始就受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二 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初步构建
在艰辛建国时期，受到国内国际战争环境的影响，加之缺乏专门的教育体系和必要的人、财、物基础，使得当时青年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带有一定的松散性、随意性和不全面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制度化、体系化建设始终未能实现。新中国建立后，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在这时有能力、有条件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建设。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不仅“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科学概念被首次正式提出，而且马克思主义传播从课程教育、机构设置、队伍建设、载体创新等多维度、多视角、多层面出发，开始了体系化的初步构建。
各级各类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基础。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普遍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学校教育的指导地位，是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重要一环，也是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便在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开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课，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校教育中的指导地位。1950年8月，教育部颁发了《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明确提出，学校各课程均应贯彻政治思想教育，此外，初、高中各年级均要开设政治科目。这份教学计划正式确立政治课在社会主义学校教育中的地位。1951年，教育部下发《关于改定中学政治课名称、教学时数及教材的通知》，统一设置中学政治课程，初中三年级开设“中国革命常识”，高中二年级及高中三年级第一学期开设“社会科学基础知识”，高中三年级第二学期开设“共同纲领”。1952年，在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建设基本经验后，教育部下发《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课程门数、学时及讲授的次序等。规定：综合大学和财经艺术类院校在一、二、三年级依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工农医类学校只开设前两门。1953年，教育部又规定增设“马列主义基础”作为各类高校二年级的必修课，并将“新民主主义论”改为“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建立初期建立的政治课体系以新民主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观点、方法为核心教学内容，成为各级各类学校进行经常的、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基本的形式。同年11月27日，高等教育部制定的《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草案）》，把马列主义理论列入教学计划。自此，马克思主义传播课程体系在全国得到初步构建。1954年起，由于受到当时社会运动和“左”的影响，学校的政治理论课教育逐渐被各种社会运动替代。1956年，除高三年级仍每周开设一节“宪法”课外，其他各年级政治理论课均停开。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开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建设。1952年下半年开始，翻译、出版苏联的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讲义、教科书等成为马克思主义教材建设的一项核心内容。“中国革命史”之外的教材译自苏联或者根据苏联专家讲稿编写。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教学大纲（初稿）》、《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初稿）》均翻译自苏联高等教育部社会科学教学司编写的教学大纲。“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教本为《苏共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课的教材是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部分学校还采用苏联康斯坦丁诺夫撰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从1950年至1957年，作为我国政府最早确定的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的试点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共聘请了98位苏联专家，这些专家对我国政治理论课程及教材建设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由苏联专家直接编写和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编写的讲义、教材共达101种。[77]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体系的成功构建，也带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专门机构与专业人员队伍的建立与完善。毛泽东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78]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中实现有效传播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实现传播的组织化、常态化。1952年10月，教育部专门做出《在高等学校有重点地试行政治工作制度》的决定，提议在高等学校建立政治辅导处，配备政治辅导员，自此，我国各级高等院校开始纷纷设立政治教育专门机构。在专业人员队伍建设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把培养合格的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大事来抓。教育部经常利用假期组织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培训。1950年、1951年、1955年教育部曾多次举办过教学讲习班、讨论会和备课会，提升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中共中央于1952年9月1日，发出了《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决定由中央教育部负责筹划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马列主义研究班，为全国各高等学校培养高素质的政治理论师资。同时要求，设立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培养中等学校的专业政治理论师资。各大行政区则应选择具备适当条件的高等学校，开设马列主义研究班，培养高校的政治理论师资。由于措施得力、部署到位，各级各类学校的思想理论课教师的素质与能力逐步与建设形势合拍，队伍力量也得到了发展壮大。
“宣传工作就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这是邓小平1950年5月16日在西南区宣传工作会上提出的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离不开对传播载体的创造性、综合性应用。这一阶段，我们党充分发挥各类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党就开始不断强化对报纸刊物、新闻出版、广播等传媒机构的领导，实行严格管理。中央多次明确提出，所有通讯社、出版、发行机构的刊物都要到人民政府部门统一登记，缴送样本，接受审查。内容如涉嫌宣传黄、毒、赌，以及封建迷信、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恶意丑化新生人民政权，将予以查封，严厉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同时，为更好地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更多的青年所掌握，党和政府在注重舆论宣传的同时，还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等渠道的渗透教育功能，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实现路径。各地非常注意运用电影、戏剧、文学作品等大众文艺进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渗透。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比如，戏剧《龙须沟》、《王贵与李香香》、《双送粮》等；电影《董存瑞》、《南征北战》、《百万雄师下江南》等；小说《红日》、《新儿女英雄传》、《高玉宝》等，在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的同时，通过演绎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人物的事迹，将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的教育寓于艺术熏陶之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教育功能。在农村，民间剧团、地方文艺等在贯彻《婚姻法》、落实《土地改革法》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等方面功效显著。此外，各地运用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的方式，比如，评书式的讲解、快板、西河大鼓、太平说词、河南坠子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寓于娱乐之中，深受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年的好评。
在艰辛建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侧重于对党内青年的宣传、传播和教育。而在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由党内青年向党外青年的有效拓展。为此，我们党紧密结合“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有针对性地对党外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大批先进的社会青年因此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初步构建，有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有力地激发了广大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间实现有效传播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在岗位上争做先锋模范，在业务中争创一流先进，涌现出了一大批先锋模范集体和先进人物，比如青年突击队、青年节约队、青年监督岗、雷锋、孟泰等，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职责，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青年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必备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为了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马克思主义传播开始进各类学校、进厂矿企业、进大众生活，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成为当时广大青年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一项必备内容。
在学习方面，马克思主义传播成为学校教育重要内容。各级各类学校通过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成立专门政治教育机构、配备专业政治理论师资等途径，使得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成为每一名青年学生的必备任务。而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出版，为广大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提供了便利。
在工作与生活方面，通过建立宣传员报告员制度，扩大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传播。1951年，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要求各地广泛建立宣传员报告员制度，在党组织的领导之下，经常向自己周围的人民群众用简单通俗的形式进行关于国内外时事，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的解释宣传，批驳各种反动谣言及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错误思想。根据中央的指示，全国各地都加紧了宣传网的建设。截止1952年底，“全国共有宣传员379万人，报告员7.5万人”。[79]这时，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以各级党委为领导，以广大宣传员、报告员为骨干，以包括青年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对象，覆盖机关、厂矿、农村、街道、学校等不同组织、各个领域的群众性马克思主义传播网络。这一庞大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网络的建立，使得全国工作和生活在每一个领域的青年人都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将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社会动员、青年生活实际相结合，也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初期，遵照“基本的理论教育与当前中心工作的宣传应当密切配合”指示，党和政府以社会动员为先导，以推进社会深度变革为目标，采取了润物无声的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将马克思主义传播与青年人的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比如，结合正在开展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控诉会、进行小组座谈和个别交谈、集体读报，运用戏剧、电影、相声、快板、漫画等等多种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各级党团组织纷纷利用生产间隙和休息场所，通过车间讲话、炕头会、地头会、场院会、个别谈话和家庭访问，对广大青年随时随地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四 共青团成为在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
促进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共青团组织责无旁贷。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决议》对党团关系、青年团的性质、建团的方针和步骤等给予了明确的说明。其中特别指出：“团的基本任务，在于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教育自己的团员和青年群众，同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组织广大青年群众积极地参加党和人民政府所号召的各种运动。”[80]这一表述充分彰显了共青团组织在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光荣职责。同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我们青年人学习毛泽东，不仅要懂得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原则、真理，还要研究他的具体的政策、策略，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深入实际。”[81]
为更好发挥共青团组织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组织功能，青年团中央于1950年8月发布了《关于加强团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决定》。规定各级团组织须建立宣传机构，专门负责宣传教育工作；创办团报、团刊，积极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和团的知识等。1951年4月27日，经党中央批准，青年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出版。8月，团中央发出《关于青年团员参加党的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学习的决定》，各地青年团员踊跃参加此次学习活动，提升了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然而，一段时期里，个别团组织产生了等、靠、要思想，多数工作都要依靠党组织的指示和领导，缺乏开展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缺乏针对性、创造性、创新性。针对这一问题，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明确提出了青年工作的基本方针，即“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82]他同时提出，要为青年着想，要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希望广大青年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明确指出，应善于引导青年学习马列主义和时事政策。毛泽东的谈话和党中央的《指示》，有效地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和团的系统领导的关系、团的独立活动与党的中心任务的关系，从这时起，青年团组织对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开始更多地扮演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的角色。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青年团组织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开展马克思主义和形势政策教育活动。围绕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12月13日，团中央下发《关于学习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示》，提出要认真学习和领会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引导广大青年深入了解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大意义。围绕国家工业化建设，青年团提出“把青春献给祖国”、“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等口号，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投身国家工业化建设热潮。围绕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青年团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村青年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决议》。1956年2月，团中央和全国青联召开了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帮助更多工商界人士改造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
青年团也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有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青少年存在的纪律松弛、道德败坏等问题，青年团开始着重开展符合青少年实际和有青少年特点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这场活动以“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为主旨，在全国135个大中城市展开，从1954年10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955年7月。为了将教育活动进一步引向深入，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加强对青年的道德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指示报告》，《报告》揭示了当时青少年道德败坏的社会、历史根源，并且强调，只有随着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发展，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过程和教育过程，这个问题才能得到逐步地解决。这次教育活动提高了广大青少年的思想觉悟和道德素质，增强了对外部负面思想腐蚀的抵御能力，为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这一阶段，青年团还按照青年的特点，组织开展了有青年特点的生产建设活动，充分发挥了团员青年在经济建设中的突击作用。活动形式主要包括：青年突击队、青年节约队、青年监督岗、青年志愿垦荒队、农村青年生产队、青年扫盲队、向科学进军活动以及召开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等。
青年团组织开展的活动收到良好的育人效果，产生了一些耳熟能详的先进模范、岗位能手。例如，走在时间前面的人、被毛泽东称为“青年的榜样”、原鞍钢机械厂青年刨工王崇伦，我国第一支青年突击队队长、北京市劳动模范、原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木工工长胡耀林，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全国劳动模范、原湖南株洲兵工厂厂长吴运铎，等等。
第二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
1956—1966年，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面临社会性质发生如此重大变革的新形势，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变动着的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地给予新中国建设的展开以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作为执政党根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亟待在全国范围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传播，在这十年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
一 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热潮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和毛泽东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一大特点。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文献的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以及理论刊物的创办与改版，为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提供了丰富的文本材料与交流平台。
1958年6月，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群众性的学毛泽东著作活动由此兴起，青年中迅速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到1960年2月，全国青年用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人数上升到2000万人，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开始出现持续发展的态势。[83]1960年3月，共青团三届六中全会批准了《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工作规划》，进一步推动了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在广大青年中的开展。同年4月，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联合召开“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黑龙江现场会”，听取了各个领域学习情况的典型发言。会后，共青团中央组织全国青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观摩团，兵分两路，到25个省市区的87个城市进行观摩学习和交流经验活动，使各地100多万人次受到马列主义教育。为确保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活动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1965年12月，共青团中央在山东临朐召开“全国农村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李家庄现场会”，总结交流各地团员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
各级共青团组织还紧密结合青年自身特点和思想实际学习毛泽东著作。随着共青团在青年中开展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运动的持续推进，成千上万青年将毛泽东著作看作必修的教科书，以顽强的毅力学习毛泽东著作，并从中加深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思想的深刻理解，武装了思想，坚定了信仰。这次学习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各地涌现出北京建筑三公司青年木工突击队等一批又一批先进青年典型。
二 学习雷锋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
1962年8月15日，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班班长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2岁。他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心同志，助人为乐，艰苦朴素，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刻苦钻研业务技术。作为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雷锋在短暂的一生中助人无数。一部可歌可泣的《雷锋日记》令无数读者为之动容。
1963年2月8日，《解放军报》以《伟大的战士》为题发表通讯，介绍雷锋的先进事迹。同年2月15日，团中央发出通知，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雷锋的教育活动，3月5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1963年3月6日，《解放军报》又刊登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题词手迹。《中国青年报》随即转载。此后，陈云、叶剑英等领导同志也为雷锋题词，号召全中国人民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品质。自此，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学习雷锋运动在全国范围蓬勃开展。在各地党团组织的组织引导下，许多地方开展了写雷锋、画雷锋、演雷锋、唱雷锋的活动，使雷锋形象更加立体、鲜活。在雷锋精神的感召下，许多青年探讨雷锋的精神世界，走雷锋的成长道路，他们联系思想实际，普遍开展以解决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专题讨论会、“思想丰收会”，将学习雷锋从简单的学习、模仿上升到世界观、人生观改造的高度，并且将学雷锋活动与国家的生产建设任务、自己的本职工作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践行雷锋精神，先后涌现出一大批青年英雄模范，比如，见义勇为、舍身保护铁路旅客安全的欧阳海，为抢救落水少年而牺牲的张英男、在暴风雨中保护集体财产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董存瑞式英雄王杰以及为抢救被惊马严重威胁少年而英勇牺牲的刘英俊等。
此后，学雷锋运动成为一项标志性活动在全国接力式地开展起来，直至延续至今，“向雷锋同志学习”逐渐成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动员口号。201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强调，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大力弘扬雷锋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2012年11月，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的要求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之中。
三 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学校教育体系的初步建构
带有灌输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学校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主阵地。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国际国内的复杂局势，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并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随后，各级各类学校开始重视政治理论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这种地位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政治理论课改革与设置上。
在中学阶段，1957年8月17日，教育部发出《关于中学、师范学校设置政治课的通知》，首次正式明确了政治课名称为“政治课”，规定了各年级应开设的课程是：“青少年修养”（初中一、二年级）；“政治常识”（初中三年级）；“社会科学常识”（高中一、二年级）；“社会主义建设”（高中三年级），中学政治课的框架体系初显雏形。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强调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指出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集体观点、劳动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明确了政治课的任务。1959年，教育部颁布《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对中学政治课的目标与任务、课程设置、时间安排、教材编写、教学与成绩评定等作了系统而具体的规定，这是有史以来高层普发的第一个中学政治课教学大纲，标志着政治课开始向规范化迈进。1961年，教育部又颁布《关于改进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的意见》，1963年7月，教育部根据意见精神颁发了《关于实行全日制中小学新教学计划（草案）的通知》，对中学（还包括小学）的政治课程进行了改革和完善。1964年，中央颁发《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进一步统一调整了课程设置，并首次在全国使用统编课本。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政治课教育在曲折中得到发展，政治课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巩固，并以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对青年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高等学校，1956年，高等教育部通过《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提出要使政治理论课适当与专业相结合。并对高校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提出了改革意见。在各科系开设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四门课的开设情况和课时因不同的专业而有所调整。1961年8月，党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制定了《高教六十条》，规定高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1962年5月，教育部在《关于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教学安排的几点意见》中指出，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课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和形势与任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课的开设课时和门数因不同的专业和学制而不同。文科各专业设中共党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主要是毛泽东的政治学说）、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理、工、农、医各专业和艺术、体育院校一般开设中共党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概论（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专科学校只设马克思列宁主义概论一门。形势和任务课是各专业、各年级的必修课程，主要讲解国内外形势、党和国家的任务、方针与政策。这一时期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改革，虽然其中存在“左”的倾向，但基本上是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和当时的国际局势出发的，在广大青年学生中起到了较好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效果。
四 广大青年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
社会实践教育也在这一阶段得到全面应用和发展。结合生产和生活实际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教育活动，让人民群众在对生活和实践领悟中感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是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一个鲜明特点。1958年，我国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共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急于求成，脱离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对此进行了反思，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得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在这种曲折发展的进程中，各级党团组织带领广大青年，积极投身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浪潮中，在各条战线的火热建设实践中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
活跃在工业战线的青年工人在各级党团组织领导下，把对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与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开展“比学赶帮超”等活动，辛勤劳动，忘我工作。1959年3月31日至6月9日，共青团中央组织全国青年工人先进经验观摩团赴全国各地进行观摩交流。活动围绕增产节约运动进行，在广大青年工人中掀起了人人学习、人人创造、人人推广先进经验的热潮。在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帮助下，一大批青年技术小组得以成立，他们刻苦钻研技术，潜心技术改革，勤于发明创造，生产效率不断提升。
作为农业战线的突击力量，农村青年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他们立志“红在农村、专在农村、建设农村”，一方面，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和毛泽东著作；与此同时，将所学理论知识与技术本领运用到农业建设实践中。他们兴修水利，在高山荒原和盐碱洼地上，创造出了“千渠成库百万井”的壮观场面。许多青年农民着手开展农业科学实验活动，进行了推广良种和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活动。城市工矿和各类学校的青年，也充分发挥自己的所学专业特长，组织技术服务队，深入农村基层开展技术支援服务、义务劳动、文化下乡等活动。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各条战线的青年们还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到祖国最需要、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去，立志改变边疆和农村的面貌。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
从1966年5月开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党和国家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浩劫。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也遭遇严重挫折。
一 推行极“左”路线，肆意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
林彪和“四人帮”大肆推行极“左”思潮，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任意曲解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打着重视精神对物质反作用的旗号，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极力推崇“突出政治”，将政治工作作为全部工作的基础。在这种极“左”思潮的煽动下，处于世界观尚未完全形成阶段的广大青年，在林彪、江青一伙的鼓动下，张贴批判大字报，成立红卫兵组织，狂热地从学校和文化教育界冲向党政机关，对他们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进行破坏，对他们认为是“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的人进行揪斗。在这种极为混乱的局势下，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被迫中断。
进入“文化大革命”后期，极“左”路线得到初步纠正。1971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周恩来提出要认真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批判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对于青年学生的学习，周恩来提出要正确处理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坚决反对“只红不专”和“空头政治”，这是对林彪、江青一伙提出的所谓“只要政治、不要业务”的“左”倾谬论的有力抵制和批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极“左”思潮对于青年的危害程度。在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更是提倡全面学习、宣传毛泽东著作的精神实质，批判林彪一伙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作风。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对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84]。邓小平提出的这一系列观点，对于批判和纠正林彪、“四人帮”一伙将毛泽东思想割裂、曲解、庸俗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遭受严重冲击
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各级各类学校政治课教育坚持以阶级斗争的教育为核心，以“政治挂帅”的思想为指导，演变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课。学校政治课教育从教室和课堂搬到“社会主义广阔天地”，因完全服从政治运动的需要而陷入曲折中，初步建立的学校政治课教育的良好秩序被打破。1966—1971年，中学政治课停开，学校被迫“开门办学”，“以社会为课堂”，“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停课闹革命”，这种以政治运动形式开展的“政治课”实质上取消了政治课。
1971年、1975年，周恩来和邓小平先后整顿教育，各年级恢复开设政治课，但是内容不稳定、不系统、不科学，主要是学习马列著作选编、《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中央文件和指示、报刊文章等内容，由于政治课体系被肢解，这些零散的政治性内容的学习活动只能称为“政治学习”，而非政治课教学。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运动”课貌似轰轰烈烈，但实质上完全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其明显的极端化和片面性的政治价值取向，使政治课仅仅展现出主观随意的、单一的、工具性的价值特色，政治课的客观地位被歪曲，本质价值被曲解，其声誉也因此蒙受严重损害。
三 学习毛泽东著作演变成极端个人崇拜
林彪、江青一伙大搞现代迷信，将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引向个人崇拜的歧途。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中，林彪提出了“四个伟大”，即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随后，他又极力推崇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的所谓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三十字方针”，既要带着文体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又竭力倡导“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这种“个人崇拜”的氛围下，一些报刊大肆发表具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文章，要人们做到脑子里要印上忠字，心坎上要刻上忠字，口里要宣传忠字，行动上要体现忠字。人人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到处唱诵毛主席语录。
林彪一伙对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以及大搞“现代迷信”的做法，捏造历史，歪曲事实，无限上纲上线，在广大青年心中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严重歪曲和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有效传播。
四 日常生活严重泛政治化
社会学一般将社会生活划分为两个领域：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其中，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非日常生活则指的是“以社会为基点，主要属于社会领域，具有不断进步性和开创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总和”[85]。基于这样的划分，日常生活就是指我们的衣食住行等活动，而非日常生活则是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在内的专业性、开创性较强的活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背景下，意识形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自始至终体现着浓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这就使“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出现了混淆，本属于非日常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则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使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充斥着阶级斗争的影子，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都与阶级斗争相连，与阶级立场相关，这就迫使人们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必须站稳政治立场、坚守政治信仰，否则就有可能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大帽子，甚至遭受残酷的批斗。
以服装为例，服装居于衣食住行之首，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能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氛围、人们生活质量以及审美趣味等。“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的服装呈现高度的同质化的特点，样式单一、单调，当时最流行的服装就是清一色的绿军装、红卫兵服装和军便装，凸显了人们的政治热情与革命追求。甚至一些具有极“左”思想的人认为服装款式和发型式样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在一本服装裁剪书中表达出这样的革命意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服装穿着有不同的审美标准，资产阶级认为是美的衣服，无产阶级觉得是奇装异服。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奇装异服坚决抵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退资产阶级在生活领域里的进攻，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一些服装设计者在“老三样”的基础上设计出新款式，也不忘强调“对于服装式样，无产阶级是从有利于学习、工作和劳动出发，而资产阶级则是为了适应他们那一套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的需要。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实质上反映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86]。
在日常生活严重泛政治化的大环境中，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很容易走向极“左”的一面，严重压制了广大青年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敢于创造新鲜事物的天性与特点，也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经验和教训
马克思说过，评价任何一段历史，都无法脱离当时的历史阶段。就奠基与探索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情况来说，并非一帆风顺，甚至一度出现了反复与倒退。但是，这并不能抹杀或否定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其所留下的宝贵经验和沉痛教训，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吸取和深刻反思。
一 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积累的宝贵经验
第一，按照“时代化”的要求，增强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针对性。这种“时代化”包含着两种含义：其一，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要坚持源与流的结合。这里的“源”，指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源头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流”指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这一时期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这一时期，无论党内还是党外，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都体现了源与流的结合，既要求广大青年认真阅读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著作，又要求广大青年刻苦钻研毛泽东著作，既要求他们系统地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又要求他们全面了解党的历史、时事政策等。其二，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鲜活而不至于变成空洞的教条，增强理论的感染力，党在对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正如1956年8月高等教育部下发的《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考试评分问题的意见》所指出的那样，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运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非书本的死记硬背。所以，必须使广大青年学会区分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领会这种实质，并将这种实质用于中国具体环境，避免空洞的学习。这一时期，各级党团组织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在启发广大青年理论觉悟的同时，不忘组织动员他们积极投身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而加深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按照“组织化”的要求，增强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实效性。青年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把青年吸引到各种先进的组织之中，是增强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实效性的基础。我们党一成立就积极地帮助青年建立自己的先进组织。1949年4月，在各解放区试建青年团的基础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建立（1957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团明确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新中国成立后，青年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能够根据革命、建设的需要，不断制定新的政策，并据此调整青年团组织的任务。这一时期，我们党根据青年组织和青年发展实际，作出了“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团的独立活动和加强团的系统领导”等一系列重大决策，有效地解决了党与团的关系问题。从组织动员团员青年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到带领团员青年参加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从组织开展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到在青年中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雷锋活动……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共青团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具体指导者和具体实施者的角色，广大青年学生在团组织带领下，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支最积极、最有生气、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的力量。
第三，按照“对象化”要求，增强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贴近性。“青年思想教育的立足点必须‘对象化’，这是教育学理论中最一般也最容易被人们接受和认识的道理，但同时它又是教育实践中常常被人们忽视甚至忘记的问题。”[87]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对象化”要求，就是指传播马克思主义要按照青年特点而设计，针对青年思想现实而实施，做到把握青年思想脉搏，实现全面认识青年、关心青年、帮助青年、提升青年的目的。众所周知，青年处于人生中最好的年龄段，有着不同于少年儿童、中老年人的独有特征。正如毛泽东所说：“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88]邓小平也曾指出：“无数的事实表明了新中国的青年是敢于向前看的，是生气勃勃的，是对社会主义抱有无限热情的，是有强烈的上进心的。”[89]这些论述指明了青年身上所彰显出的独特品格与鲜明特点。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坚持“说青年的话，讲青年的事”，积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话语与青年特点的统一，提高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贴近性。从青年团开展一系列有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到组织广大青年向雷锋等先进人物学习活动，再到综合运用电影、音乐、戏剧等青年喜闻乐见的载体传播马克思主义，都是践行“对象化”要求的具体体现。
二 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留下的深刻教训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前提是全面、准确、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之中，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位居第一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被别有用心的人肢解，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语录试、嫁接式理解，使马克思主义的本意被严重曲解。这些歪曲的理解，带着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和夹杂着诸多穿凿附会的东西，远远脱离实际，毫无科学性可言。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能拘泥于个别结论。否则，就会陷入误区。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基础是坚持正确的教育路线。青年正处于人生最重要的知识获取、素质锻炼的学习和成长阶段。在这其中，学校教育扮演了重要的教育角色，学校是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主阵地。“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正确的教育路线惨遭污蔑，林彪、江青一伙将学校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结果所有的大学几乎全部“停课闹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教育被迫中断，一大批青年学生不得不在仍未获取足够知识和本领的情况下提早走入社会。1968年12月，毛泽东还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数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尽管这一运动使广大青年接受了锻炼，但使这些青年失去了系统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机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更是被迫中断了。“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必须深刻地认识到教育是百年大计，是培养人才的基础和根本，必须牢牢把握教育的正确方向，特别是不能放松学校教育对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重要作用。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关键是处理好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带有鲜明实践性的学问，绝不能仅仅从书本上教条式地加以理解，必须结合现实情况和社会实践，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时代化的认识。“文化大革命”期间，“只要政治，不要业务”成为当时对青年学理论的基本要求。当时，主张政治工作要结合具体工作去做、政治工作要落实到各项业务工作中去的同志，不无例外地被扣上了“单纯业务观点”、“单纯生产观点”的帽子而惨遭批斗。“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邓小平在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此进行了纠正和整顿。当时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整顿，被歪曲了的教育方针得到纠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红与专的关系，只有坚持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相结合，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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