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不算意外

    不管媒体和读者怎么贬损中国文学，但中国文学的主力军一直在认真写作。因为这些人的坚持，我们看到了文学的希望。在举国上下都为超女、好声音欢腾的现实面前，因为莫言的获奖而暂时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多么希望大家对文学的注意力能够持久一些，多么希望我们就此迎来对思想和内容的重视。

    为野生词语立传

    字典或词典，常常是乡村孩童的第一本课外读物，也是我们的文字“圣经”。阿城在小说《孩子王》里就把字典当成主要道具，老师跟学生的赌注是一本字典，而拥有字典的人就等于拥有知识，拥有进入文明社会的通行证。在没有掌握更多的文字之前，我像文盲的父亲捡起报纸碎片那样崇拜字典，并在汲取知识的过程中努力使自己的文字合法，尽量争取读音准确，最终成为“字典”的合格公民。

    她们的声音久久地响起——读哈金的《南京安魂曲》

    碰巧，《南京安魂曲》的策划和责编也是我系列作品的策划和责编，他们等该书一出炉，就用特快包裹寄来，以确保它的新鲜口感。

    在阅读本书过程中，我曾不停地问，是什么力量让明妮如此善良？是女人的本性或是一时迸发的同情心？我认为不完全是。多少富有同情心的母亲，多少原本善良的人，在枪弹和刺刀面前早就放弃了善良，转而以求生存。但是明妮没有，她能坚持善良那是因为她的信仰……她自我完善的企图，使这个人物一直处于生长状态。

    关于凡一平的流言飞语

    凡一平，电影《寻枪》、《理发师》的原作者，我的师兄、同事加朋友。由于他太有趣，朋友就特别多；由于他能忍受，认识他的人都愿意拿他来编笑话。他真的就像个弥勒佛，是朋友们开心的按钮，也有人说他是壮族的“阿凡提”，本人的故事恐怕要比他的小说流传得更广。面对种种调侃，凡一平当然又是一笑。

    偶尔一笑，也是微微——付秀莹印象

    我是从乡村里走出来的作家，但是写着写着，我的小说题材就像我这个人一样渐渐地转移到了城市。因为题材的转变，我常有愧疚之感，仿佛把自己的穷亲戚撂在了乡下。但是，自从看了付秀莹的小说后，我的愧疚病略有好转。正是因为她对乡土执著的书写，才对冲了乡土作家的流失，才使那些题材进城的作家们心灵得以舒缓。她坐在翘翘板的那头，保住了小说题材的生态平衡。

    但愿她能把芳村写得像“高密东北乡”那么有名，更希望她不要从翘翘板上跳下来，以避免读者在小说中再也找不到故乡，那种琐碎而瓷实的故乡。

    阳光男人

    我一直认为杨克是一个透明的人，率真的人。如果我们按世俗的眼光来衡量他，也许会认为他太善良了，太年轻了。但是当我们抬头看一看我们的去路，也就是用终极关怀什么的来衡量他也衡量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衡量一个人是没有统一标准的，那要看你这一辈子把什么样的追求放在首位。如果你的首要追求是快乐是年轻，那么你就能够理解杨克。在焦虑和抑郁症肆虐我们的今天，能够保持杨克那样的心态，应该说是一种造化。

    男人的供词

    15年前，华栋曾经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正午的供词》，从此我相信他有把所有小说都写成供词的可能。

    一个画家的路线图——郑军里印象

    如果一个陌生人要在一群人里找一个教授的话，那他准会把郑军里给揪出来。原因是他长得太像教授了，或许他就是按着教授的模子长的：标准的五官、标准的不苟言笑、标准的举手投足。在这个教授都长得不像教授的年代，在这个绝对不以貌取人的社会，郑军里教授偏偏就像个教授，不给别人一点点意外。

    画家谢麟的白与黑

    在经过黄姚古镇写生之后，他的《山村印象》系列诞生了。在这一组作品里，他弱化了黑，强化了白；弱化了写实和粗犷，强化了写意与柔软。至此，谢麟完成了油画和国画的巧妙嫁接，完成了写意与写实的结合。他终于把白裤瑶村庄升华为中国村庄，终于把东方西方的绘画风格同时放进了一个画框。

    回到起点

    在胡红一的心灵深处，始终有着写作的情结，有着被人称为作家的虚荣。

    他从没有作品到有作品，从没有代表作到有了代表作，成为名副其实的作家仅仅是五年的时间。这五年，他在生存的压力之下，一边采访、开会、策划、泡吧、喝酒一边写作，没有后门可走没有后台可靠，完全凭自己一颗聪明的脑袋征服这座他陌生的城市，不得不让我正视在他嘻嘻哈哈的游戏态度后面埋藏着的毅力。我仿佛看见一颗文学的种子，在经历了太多的飘荡之后，最后落定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也许就是他当初设想的所有人生意义的出发点。

    终点又回到起点，许多人到现在才明白。

    她像跟踪杀人犯一样跟踪稿件

    一直我都以为《收获》这种大牌杂志是不会缺稿的，编辑们只管跷着二郎腿喝茶、看报纸，好稿件就会一头撞上来。但是，几年前我在北京的青创会上碰到了钟红明，她专程从上海赶来，敲开一个个并不著名的作家房间，跟他们约稿，忙得差点儿漏掉了饭局。这时我才知道，哪怕是《收获》的编辑想要拿到有质量的字，也得像我那位打鱼的大哥把网宽宽地撒开，大海里面捞针，体育彩票里选号。

    他让《山花》更烂漫

    《山花》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经被文学圈彻底认可，其作品质量一直稳定，杂志也越来越厚。可是何锐先生就是没胖起来，那些跟着他干活的编辑都说：“他太操心了！”接管《山花》十三年，他没有开过任何小差，言必称杂志，行必为杂志。十几年来，他为杂志拉了几百万元的赞助，自己却不拿一分提成，仍然过着那种让人尊重的清贫的生活。如果要我选一个无私的典型，我肯定投他一票。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文学赖以生存和传承的力量，并坚信一个好编辑对文学的贡献胜过一百个作家！

    默默者启良

    在我的印象里，韦启良老师的嗓门从来就没有高过，哪怕是在没有扩音器的大礼堂里讲《学习郭沫若、纪念郭沫若和研究郭沫若》，他的声音也不高，但却字字清晰，句句准确，把整个礼堂安静得可以听到落地的针响。

    1986年夏天，他在《河池日报》分别以《青山桃李忆念斯人》、《学者死于讲座》深情地忆念阮儒骚和黄振宇两位老师，为失去这么优秀的同行痛惜落泪。现在，为教师们立传的启良老师悄悄地走了，怀念的任务就落到了我辈身上。为了当年的那一句诺言，我含泪写下这篇文章，以此纪念恩师启良。

    云船

    十五年之后，我终于混出个人模狗样，能在清明回家祭祖。我突然记起我的老师来，我看见墙根下那块烧黑的印记，眼前便有了老师的音容笑貌。我久违了我的老师，心中的一片纯净，已让尘世的琐碎夺去。我仰天长叹，头上正飘着一朵白云，形如帆船，朝着老师走的那个方向驶去。真是天解人意，十几年来，同学们像洒出去的豆子，各自为生计忙碌，何曾想到过早逝的老师？是冥冥上苍，填补了我们的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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