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专业历史学家；书中所有事实和判断的错误都应由我本人负责，而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帮助过我的人，我要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特别感谢一个十分了不起的美国机构——国会图书馆。我不在华盛顿的好多个月里，该馆法律参考书和外借部极其迅速和及时地满足了我的全部借阅要求，令人不胜欣喜。该馆打印和图片部的米尔顿·卡普兰和弗吉尼亚·戴克尔提出了可以采用哪些插图的建议，使我获益匪浅。正如《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和威廉学院教授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一样，国会图书馆工作人员中，乔治·盖洛韦博士，特别是威廉·R·坦西尔博士在为本书挑选采用的例子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约翰·比斯特龙、前内布拉斯加州检察长C·A·索伦森和内布拉斯加州议会高级文书雨果·萨拉布协助提供了以前未发表过的乔治·诺里斯的信件和内布拉斯加州议会的有关文件。
乔治敦大学教授朱尔斯·戴维斯帮我准备了几章的资料；我能干的朋友詹姆斯·M·兰迪斯也帮忙不少，他乐于把律师严密精确的作风带到探索历史奥秘的过程中去。
本书第二章到第一〇章曾根据哈佛大学两位教授阿瑟·N·霍尔库姆和小阿瑟·M·施莱辛格，还有芝加哥大学教授沃尔特·约翰逊的评论作过大幅度修改。我从哈珀兄弟公司的伊凡·托马斯那里得到了编辑方面的建议、善意的合作和积极的鼓励，才使本书得以付梓。
我还感谢格洛里亚·利夫特曼和简·多诺万在为本书手稿打字时不遗余力，恪尽职责。
在这里我谨向研究助理西奥多·C·索伦森致以最大的谢意，他为收集整理本书所依据的资料，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帮助。
要不是妻子杰奎琳从一开始就给予我鼓励、协助和批评，这本书不可能写得成，而她在我康复的日子里给我的帮助，我千言万语都感激不尽。
约翰·F·肯尼迪
一九五五年
他十分清楚，由于个人恩怨……也许还由于普遍的谬见，他的道路上布满了陷阱。但是他宁愿让自己的舒适、安全、利益、权力，甚至……在公众中的声誉受到损害。他因自己确立的追求目标而受到中伤和辱骂。他将记住，受到诋毁是取得全部真正荣耀的必要成分……他将记住，遭到诽谤和谩骂是胜利的必要组成部分……他也许很长寿，可以做许多事情。但是这里已是顶峰。他决不可能比现在做得更多了。
——一七八三年十二月一日在众议院爱德蒙·伯克称颂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抨击东印度公司的暴虐的行为
一 勇敢和政治
这是一本叙述最令人钦佩的人类美德——勇敢——的书。欧内斯特·海明威给勇敢下的定义是“重压下的优雅”。本书就讲了美国八位参议员经历的压力以及承受压力时所显示的风度——这些压力是，他们的事业受到损害的风险，他们的行动方针不得支持，他们的品行遭到诋毁，有时候，仅仅有时候，糟糕到他们的名誉和行为准则需要辩护和证明。
一个忘却过去曾在公众生活中弘扬勇敢品质的国家，是不会再坚持要求今天选出的领导人具备勇敢的品质或对勇敢加以褒奖——事实上我们已经忘记那么做了。我们也许还记得约翰·昆西·亚当斯如何通过亨利·克莱的政治谋划成为总统的，但是我们已经忘记他在年轻时为了支持国家如何放弃了前程远大的参议员生涯。我们也许记得丹尼尔·韦伯斯特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期对国民银行言听计从，但是我们忘记了他在任期行将结束时为国家利益所作出的牺牲。我们之所以忘记了，也许是因为我们对这些并不在乎。
前几年，有一位为多家媒体专栏撰稿的作家对几百万读者说：“人们毫不在乎普通参议员或众议员说什么。他们毫不在乎的原因是，他们知道从国会里听到的百分之九十九是废话、蠢话和蛊惑民心、不可信赖的话……”
先前有位内阁成员在自己日记中写道：
虽然我不大相信参议院已完全堕落，但是我几乎不指望大部分参议员能做到诚信。大多数参议员心胸狭窄、刻板顽钝，根本不适合担当此任。有些参议员是俗不可耐、蛊惑人心的政客，有些则是已经权势在握的富人……［还有些］目光短浅、粗鲁无能，并且盲目拥护某些党派偏见……
再早些时候，有位参议员对同事说：“由于我们不可理喻地办事拖拉，人们不再信任我们了。”
参议院知道，今天许多美国人都有同感。我们听到别人说，参议员必定是政客，而政客必定只关心赢取选票，而不是关心治国本领或敢作敢为。母亲们也许仍希望自己钟爱的儿子长大后当总统，但是根据几年前著名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她们不希望儿子长大后当政客。
目前对参议院的大量批评和蔑视是否意味着参议院的素质已经下降了呢？当然不是。因为在上述三段引文中，第一段是二十世纪时讲的，第二段是十九世纪，第三段是十八世纪（当时参议院第一次会议刚刚召开，正在辩论美国首都应该设在哪里）。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参议院再也不能自夸是勇者的殿堂了呢？
沃尔特·李普曼[1]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认真观察，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对政治家和全体选民都作了尖刻的评价：
除了极少数可以看作全才或奇人外，取得成功的民主党政治家尽是些缺乏自信和胆怯的人。他们在政坛上步步高升，仅仅因为他们善于安抚、贿赂、唆使、哄骗或者能够设法控制选民中吹毛求疵、气势汹汹的分子。他们最主要考虑的不是自己的观点和使命是否正确，而是能否争取民心——即不在于观点和使命是否行得通并行之有效，而在于发言踊跃的选民是否立即表示满意。
我在“成功的民主党政治家”圈子里生活和工作了近十年后，对参议员尽是些“缺乏自信和胆怯的人”这种说法到底是否准确还没把握。但我相信，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两党吸引公众注意力的竞争，已经使参议院里几乎每天出现的政治上大大小小的勇敢行为黯然失色。我相信，参议院整体素质的下降——如果说已经下降的话——要比公众对政治策略、妥协和平衡的性质与必要性，以及对参议院这个立法机构性质的理解下降得要小。最后，我相信我们批评了随大流的人——同时也许批评了反潮流的人——是因为我们尚未充分了解参议员对选民的责任，或者没有充分认识到，用韦伯斯特的话来说，渴望“把他那孤零零的小船从岸边推向”波涛汹涌、阻力重重的海洋的政治家所面临的困境。也许，如果美国人民能更加全面地理解妨碍政治上敢作敢为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迫使参议员克制或违背良心——那么可能就不大会去批评取巧走捷径的参议员，同时更加赞赏沿着勇敢者道路走下去的参议员。
书中提及的第一种压力，一般公众很少认识到。美国人希望得到别人喜爱，参议员概莫能外。他们的天性热衷于社交，他们的身份也有必要热衷于社交。我们喜欢与朋友和同事志同道合。我们喜欢赞扬而不是谩骂，喜欢深得民心而不是为人所不齿。我们认识到离经叛道者的道路一定很孤独，所以我们渴望与议会的同事，也即同一俱乐部里的同伴一起遵守俱乐部的规则和模式，不要采取使得其他成员为难或恼火的我行我素的方针。此外我们还认识到，我们在俱乐部里的影响力，以及实现自己目标和选民目标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其他参议员对我们是否尊重。当我进入国会时，有人对我说过，“待人接物之道就是要随机应变”。
随机应变意味着不仅需要良好的伙伴情谊，而且要运用折中妥协的方法，对事情随时把握好孰轻孰重，采取妥当的措施。我们不应未经三思就谴责所有妥协行为都会有损士气，因为在政治和立法中并非原则都一成不变或理想都高不可攀。正如约翰·莫利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在政治“这个领域里，行动常常可以退而求其次，而且抉择时总是容易犯错误”。在民主的生活方式和联邦政府体制下，立法要求某个人和集团的愿望与周围其他人和集团的愿望妥协。亨利·克莱一定明白其中道理，所以说妥协是维持美国团结的凝聚剂：
所有的法律……是根据相互让步的原则制定的……如果一个人妄自尊大，不讲仁慈，无视人性、弱点、欲望和必要需求，如果他爱说“我决不妥协”，就让他说吧，但决不要让能正视人类共同本性弱点的人鄙弃妥协。
正是妥协才防止了各种改革家——温和派、强硬派、世界大同主义者、孤立主义者、吹毛求疵者和反挑剔者——在政治上走极端，破坏群体的利益。狂热的信徒，极端分子，甚至认真坚决地恪守原则的人，总是对政府未能迅速贯彻他们的全部原则或没有谴责他们的对手的原则而失望。但是议员有责任在其州和党内调解各种对立的势力，在全国性重大利益冲突中代表其州或党讲话，只有议员最清楚，几乎没有一个问题可使所有事实、所有权利和所有善良的人一边倒。
如今有人批评我的一些同事缺乏明确的原则，或者用鄙视的目光把他们看成有失体面的“政治家”，而他们只不过善于运用调解的艺术，对各种势力和不同舆论进行调停、平衡和解释，这种策略是维护国家团结和保证政府职能顺利运作所必不可缺的。良知也许会不断引导他们采取更加严格地遵守原则的立场，但是智慧告诉他们，有好的或差的法案总比没有法案强。任何法案只有通过有得有失的妥协，才能成功地获得参议院、众议院、总统和全国的准许。
不过，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妥协以及与谁妥协。作出不必要的让步是轻而易举的，这种让步不是合法地解决冲突的手段，而是“继续合作”的方法。
有人提醒我应该“追随”——尽心尽力地追随我帮着选出来的党的领袖，这样可以获得回报。在国会，所有人充分认识到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在维护党的团结的名义下也犯过错误），知道任何离经叛道都会在下一次选举中对党的胜算造成负面影响。而且近年来在公共服务中，议员能得到的基本权益比较少——大部分利益分给了热心的竞选活动家，因为这些人的努力可不只是出于信念的推动——结果，不与党同心同德的人也许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也得不到。他所关心的立法的成功，也部分地取决于他对党的计划的支持赢得了多少党领袖对他的支持。最后，凭良心独立行事的参议员发现自己不仅受到参议院同事和党内同志的鄙视，而且遭到竞选运动基金所有重要捐款者的白眼。
希望在下一次竞选运动中再次当选的想法使参议员面临第二个压力。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争取再次当选是十足自私的动机——选择政治作为职业的人谋求连任毕竟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只有为了捍卫一项原则而不怕可能徒劳无功、以失败告终的参议员才会准备将来再为这项或那项原则去斗争。
而且，失败不只是对参议员本人的一种挫折——他还有责任考虑失败对他支持的党的影响，对甘愿为他冒风险或把积蓄投入他的政治事业的朋友和支持者的影响，甚至还要考虑对他的妻子和儿女的影响——他们的幸福和保障通常至少部分地依靠他从政的成功，对他来说，家庭也许比别的事情更加举足轻重。
在一个非专制集权的国家，还有哪个职业像政治一样要求个人为国家利益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事业在内）呢？在私人生活中，如同在企业中工作一样，我们期望个人光明正大地增进自我利益——当然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便实现整个社会的进步。但是在公共生活中，我们期望个人能舍弃自己的利益，以保证国家利益。
所以只有政治这个职业要求个人在某个问题上舍弃荣誉、威信和自己所选择的事业。当然律师、商人、教师、医生等也会需要诚实正直地作出困难的个人抉择，但是他们几乎都不会像公务人员那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作出抉择。他们几乎也不会像一个被点到名的参议员那样面临困难的最终抉择。他需要更多时间才能作出决定，他可能认为要对双方说点什么，或者觉得对决定稍加修改就可排除全部障碍。但是当他避不开别人点他的名时，他就不能支吾搪塞，拖拉不决，而且他感到选民就像埃德加·爱伦·坡的诗歌中的渡鸦一样，停在他的参议院办公桌上，当他投下与自己政治前途休戚相关的一票时，低哑地叫出“以后别这样”的声音。
会自愿选择退避三舍的参议员寥寥无几。“波多马克热”的病毒在华盛顿到处传播，在参议院蔓延得最厉害。[2]从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俱乐部”无奈引退的前景，放弃从政这种有趣工作的可能性，国会办公室迷人的装饰和显著的特权，甚至把最有胆识的政治家都搞得严重失眠。因此，有些参议员还没有想到这些，做事倒可能比较轻松，不大烦恼，会把起初看起来是他们的良心（即他们深思的结果）和大多数选民意见之间的冲突加以抚平或作出合理的调停。这样的参议员不能算是政治上的胆小鬼，他们只不过已经习惯必然按照公众的意见作出自己的结论。
此外也有一些参议员没有形成这种习惯——他们既没有限制，也没有压抑自己的良心，但他们由衷地、并非见利忘义地认为，如果想办事有效，必须撇开良心上的考虑。他们赞同政治作家弗兰克·肯特的观点，政治职业不是不道德的，只是无道德可讲的：
也许对政治上胸怀大志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成就是善于说归说，做归做……重要的不是站到现有问题的正确一方，而是站到多数人那一方……不管你个人的信念或事实如何，用这种办法争取选票是极其实惠的，道德或是非观念都不允许介入进来。
肯特还引用据说是一九二〇年竞选期间前亚利桑那州参议员艾休尔斯特对他的同事马克·史密斯提出的忠告：
马克，你最大的问题是不肯做一个巧言令色的政客。为了当选，你也不愿违背自己的原则。你必须懂得，有时候一个人在公众生活中身不由己地得与原则相悖。
并非所有参议员都会同意这个看法，但是谁都不否认，重新当选的愿望会有力地限制独立行事的勇气。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压力来源于全体选民，包括利益集团、有组织的专业捉刀写信人、经济集团、甚至普通选民。这种压力会挫伤认真办事的参议员或众议员的勇气（实际上本章谈到的所有问题对参众两院的议员都适用）。要对付这种压力，抵抗这种压力，甚至承受这种压力，都是一桩艰巨的任务。我们有时候真想仿效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约翰·斯蒂文·麦格劳蒂，他在一九三四年写信给一位选民说：
在国会当议员有无数缺点，其中之一是我不得不收阅像你这样的傻瓜寄来的唐突的信，你在信中说我曾许诺在西埃拉·马德雷山脉重新植树造林，我在国会到任已经两个月了，却仍毫无作为。那么请你自己来做做看吧。要是能一蹴而就，那才见鬼了哪！
幸运或者不幸的是，几乎没有一个参议员会听从这种敦促—— 但他们会被刺激到；不仅因不合情理的来信和无法办到的请求，还有先后十分矛盾的需求和永远不会满足的抱怨。
例如，今天我的办公室有一个代表新英格兰纺织厂的代表团（纺织业是与我国的繁荣息息相关的行业），他们要求降低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羊毛原料关税，提高与他们竞争的从英国进口的羊毛制成品关税。我的一个南方同事告诉我，不久前类似的团体拜访过他，提出了同样的请求，还敦促他采取以下措施： （1） 阻止来自日本的低工资竞争；（2） 防止国会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终止他们自己拥有的低工资优势，以免我的选民失望。就在昨天，有两个团体把我从参议院叫走，一个是企业家团体，他们谋求使地方政府停止对私人企业不公平的竞争活动，另一个团体代表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人，他们担心失业。
所有参议员都面对过无数这样的压力，这些互相冲突的事例仅仅反映了我们复杂的经济中必然存在的矛盾。如果我们坦率地告诉选民无计可施，他们就觉得我们缺乏同情心或者无能为力。如果我们作出努力但是失败了——通常因为代表其他人利益的参议员的阻挠——他们会说我们像其他政客一样不中用。我们唯有退入衣帽间，伏在表示同情的同事肩上哭泣，或者回家冲着妻子吼叫。
我们也许会对自己说，那些施加压力的集团和写信人仅仅代表一小部分选民——事实真的如此。但是少数这些人表达能力很强，他们的观点不容忽视，而且他们是我们与普通公众联系的主要对象。这些人的意见我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的选票却必须拉到，但他们对我们努力去做的事情却知之有限。（有位参议员在退休后说，他对每一个问题都特别认真地投票，希望到竞选时大多数参议员记住他的好，而公众绝不知道——更不要说记住——他对公众福利问题投过反对票。但是人们可以放心，这种看似天衣无缝的做法在他那里并未奏效。）
于是有良知的参议员真正面临上述那些压力。他不能无视施压集团、选民、党派、同事情谊、家庭需求、担任公职的自豪、妥协的必要和继续维持公职的重要性。他必须自行判断，该选择哪条路，哪一步措施最有助或最妨碍他为之努力的理想的实现。他认识到，一旦他开始按重新当选机会的多少权衡各个问题时，一旦他开始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放弃原则，作出让步，唯恐不让步就会妨碍他的大业以及将来为原则进行的斗争时，他已丧失了凭良知行事的自由，继续任职也失去了正当的理由。但是可以在什么观点和什么问题上冒险，这是一个需要绞尽脑汁才能作出的困难决定。
但是有人会说这不是实质性问题。可以始终按正确的方针去做，别管这个方针是否受欢迎。不要理睬压力、诱惑和虚伪的妥协。
上述这种答案唾手可得，但是只有那些不承担当选官员职责的人才会觉得可以信手拈来。因为与答案有关的因素不只是压力、政治和个人雄心。即使我们能够并愿意忽视选民的要求，难道我们真的理直气壮地有权不予理会吗？我们已经指出使得政治上当仁不让难以实施的种种压力，现在让我们转向宪法上规定的和理论上阐述的责任和义务——对国家、部门、党派，尤其是选民的责任和义务，那些规定和阐述都对敢作敢为的政治正确性表示质疑。
大多数人认为，参议员的基本责任是代表他所在的州发表意见。我国是联邦制国家，是由若干具有一定主权的州组成的联邦，各州的需求有很大的差异，宪法规定参议员的责任和义务就是代表他所在州的利益。如果马萨诸塞州自己的参议员不代表该州讲话，那么还能依靠谁？不然该州的权利，甚至身份和形象都得不到反映。她在国会的平等代表权丢失了。她的愿望——少数人的观点都有权获得平等表达的机会——也许总是处于弱势，结果也得不到实现。
每个参议员无需很长时间观察就会明白，他的同事都代表各自地方利益。如果为了国家利益而必须放弃州的利益，那么只有让选民——而不是参议员——来决定什么时候放弃以及放弃到什么程度。因为参议员只是某个州的选民在华盛顿的代理人，是他们的权利的捍卫者，在参议院的副总统眼中[3]，他们就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或“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
但是阐述和接受了这一切之后，我们还没有把全部情况讲透。因为在华盛顿，我们都是“美国的参议员”，既是代表马萨诸塞州或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也是美国参议院的成员。我们的就职宣誓是由副总统而不是各自所在州的州长主持的；我们到华盛顿来，用爱德蒙·伯克[4]的话来说，大意是不是为自己所在州或地方充当唱反调的大使或特别呼吁者，并同其他地区的倡议者或代理者分庭抗礼，而是作为同一个国家里维护共同利益的审议机构的成员。当然我们不应忽视本州的要求，要当好本州的代表并非易事，但是如果让地方利益完全支配每个参议员的作用，那就没有一个参议员能够考虑国家利益了。
除了州和地方利益外，参议员还要尽其他的义务，即所属党派的义务，关于党派的压力我们已经阐述过。即使我可以不理睬这些压力，难道我就没有义务做到与把我推上参议员职位的党保持立场一致吗？在美国我们相信党派负责的原则，并且认识到遵守党纲的必要性——如果党的旗号对选民具有吸引力的话。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基本上是两党制的国家才能避免党派林立带来的隐患。这里我要再说一句，如果我建议在政治上采用某种格雷欣法则[5]的话，那就是党的原则的纯洁性和坚定性是与党员人数的增加成反比的。
然而我们不能允许党员责任的压力在每个问题上淹没对个人责任的召唤。党在努力维持团结、遵守纪律和争取成功时，如果决定排斥新思想、独立行为或离经叛道者，那是很危险的。用参议员艾尔伯特·贝弗里奇的话来说：
一个政党只有谋求发展、不容忍思想僵化才能生存下去……仅仅为了获得选票，子承父业地进行繁衍的组织算不上是政党，而是中国的帮会；也算不上靠信念和良知凝聚在一起的公民团体，而是靠血缘和偏见结合起来的印第安部落。
我国两党制之所以继续存在，不是因为两党都拘执刻板，而是通达权变。当我进入国会时，共和党声势浩大，是以留住罗伯特·塔夫脱和韦恩·莫尔斯这样的人物，而我现在服务的参议院中的民主党也乐于接纳哈利·伯德和韦恩·莫尔斯这样的人物。
当然，今天这两大党都在千方百计地为国家利益服务。为了获得最广泛的公众支持，他们愿意这么做，因为没有一个理由比国家利益更崇高了。但是在如何为国家利益服务的问题上，如果党和公务员产生分歧，我们不是首先应对党、甚至对选民负责，而是应对自己的良知负责。
但是忽视对地方利益和党派身份约束的责任比较容易，而直截了当地面对向选民的意志负责的问题要难一些。避免向选民承担责任的参议员似乎等于对谁都不负责，因此捍卫我国民主制度的任务可能无人担当。他不再是真正的代表。他违背了公众对他的信任。违背了投票选他来执行他们观点的选民的信任。正如约翰·泰勒在首次演讲中向众议员提出的问题：“人类是不是要和造物主分庭抗礼呢？仆人是不是不肯服从主人的意愿了呢？”
当他不代表公众讲话，而是发表自己的意见时，怎么还能认为他代表公众呢？那么做，他就不再是公众的代表，而只代表他自己一个人。
简而言之，根据这个学派的思想，如果我打算对选民的意志作出恰当的回应，我的责任就是使他们的原则而不是我的原则高于一切。要做到这一点，也许不总是容易的事，但这是民主的本质，是对人民的智慧和观点的信任。当然人民也会犯错误——他们以后选出的政府一点不比他们理应得到的好，但是总比人民代表妄称有权说自己比人民更懂得人民利益在哪里好得多。这个学派最后说，如果人民处于这个代表的位置考虑问题，是不是就不会选他当代表了呢？
关于美国参议员的作用这种狭隘的观点——假定马萨诸塞州的人民派我去华盛顿，仅仅像地震仪一样敏锐地反映公众舆论的变化——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不是因为我不相信“人民的智慧”，而是因为这种民主观念实际上对人民的信任太少了。那些不想让代表的责任受到选民各种意愿约束的人——不管他自己的思考引导他得出了什么结论——实际上是相信人民的智慧的。他们相信人民的正义感，相信人民对勇敢的赞美和对判断力的尊重，相信从长远来说，代表将会大公无私地为国家利益办事。正是这种作为民主基础的信念，而不是常常落空的希望，才使公众舆论无论什么情况始终能迅速与公共利益保持一致。
简而言之，选民选我们，是因为相信我们的判断，相信我们会站在最符合他们利益（也就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的立场上施展实施这种判断的能力。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打算充分施展自己的判断力，有时候我们必须引导、阐述、纠正或者甚至忽略选民的意见。但是不带自私的动机或个人的偏见、按照良知行动的人不会是贵族政治论者、蛊惑人心者、奸佞怪人或对公众感受麻木不仁、冷酷无情的政客。他们期待——当然不是毫无不安地——期待选民对他们的方针正确与否做出最终决断，但他们相信选民——今天的、明天的、甚至下一代的选民——至少会尊重那些鼓励他们保持独立的原则。
即使他们的事业由于大量恶言相加的评论、匿名诽谤信和选举时大量反对票而暂时地或者持久地受到破坏——有时候情况就是这样，这正是他们所冒的风险——他们仍会满怀希望和信心等待未来的变化，认识到参加投票的公众经常不适应前众议员T·V· 史密斯所谓的“思想方式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差距。史密斯认为这一点与下面这首匿名诗里的情景相似：
曾经有一条猎狗，
从未想过
经过多久它才注意到
自己那条表达情感的尾巴；
所以碰巧的是，
当它的眼睛充满苦恼和忧虑时，
它的小尾巴却因为以前的快乐，
仍在摇摆不停。
而且，我怀疑参议员在表决一项议案前，是否能确切地说出大多数选民对提交给参议院讨论的问题持怎样的看法。我们所有的参议员生活在“铁肺”——政治的“铁肺”之中[6]，要从曲高和寡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与选民同呼吸，绝非轻而易举。要亲自会见众多选民（除了追随政治家在国内旅行的门客和敢于直言者）也很难。在华盛顿，我常以为只要有四十到五十封来信、职业政治家和游说活动家的六次来访和马萨诸塞州报纸上的三篇社论就可知道某个问题上公众持怎样的舆论。然而事实上我对大多数选民有什么看法知之甚少，甚至不了解他们对于在华盛顿热议的问题知道多少。
今天对政治勇气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显得更加突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到处显现出大规模人际交流的巨大威力，以致任何不受欢迎或不正统的方针政策都会引起一阵强烈的抗议，例如约翰·昆西·亚当斯可能就从未想到过他在一八〇七年遭到那么猛烈的抨击。我国的政治生活变得如此代价高昂、呆板单调，受到职业政客和公关人员的操控，结果希冀独立发挥政治家作用的理想主义者猛然清醒，深切感到搞好选举和取得成就的重要性。此外，我国的政治生活越来越关注我们已取了一个奇怪别名的战争——“冷战”，因而我们往往鼓励意识形态上牢固的团结一致以及思想方式的正统性。
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只有为了在与强大的敌人斗争中争取我们的生存而勇气十足的人，才会采取执行起来很难和不受欢迎的决策，而敌人的领袖很少考虑他们的方针政策是否得民心，很少需要尊重受他们操纵的公众舆论，更不用怕民意调查时有人报复，迫使公民为了将来的辉煌，牺牲他们现在的欢乐。只有勇气十足的人才会发扬光大个人主义精神，发表不同的政见，正是这种精神缔造和培育了我们的国家，并且使她在从年轻到成熟的过程中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
当然，如果大家都能继续按照传统的政治模式——像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兼顾北方和南方、管理层和劳工、企业和消费者或范围狭小的群体的立场来思考，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如果我们能和那些受到某些时尚的潮流、强烈的偏见或群众运动所左右的同事继续联手参加投票，事情也可能办得很轻松。但是今天美国不能容忍我们满足于这种懒惰的政治习惯，只有依靠独立的判断、个人的创见甚至非正统的和反常的想法所形成的国家实力、进步与和平变革，我们才能战胜外国那种害怕自由思想甚于害怕氢弹的意识形态。
将来我们肯定需要作出妥协。但那将是或应当是具体问题上的妥协，而不是原则上的妥协。我们的政治立场可以让步，但是决不屈膝投降。我们可以在不放弃理想的前提下解决利益冲突。甚至在有必要作出正确的妥协时，理想主义者和改革家也不会取消他们的要求，他们既要推动妥协的成功，也要防止政治局势出现萧伯纳所说的情况：“由于作出让步而遭受诋毁，由于机会主义而使政治逐渐衰败，由于采取权宜之计而使生活变质，由于幕后操控而使舆论言过其实，由于道德沦丧而世风日下。”妥协不一定意味着怯懦。事实上常见的是，妥协者和调解者在反对选民的极端观点时，面临着对政治勇气的极严峻考验。正因为丹尼尔·韦伯斯特在一八五〇年凭良知赞成妥协，所以他遭到了政治上无以复加的谴责。
他的经历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回忆。所以我认为别的勇敢参议员的经历同样值得铭记——这些人对国家矢志不渝的忠诚，压倒了所有个人的和政治的考虑，显示出真正的英雄本色，以及对民主的坚定信念。这些人使得美国参议员不只是一群仅仅尽力复述选民意见的“机器人”，或是一群仅仅擅长预测和追随公众情绪、得过且过的人。
下面要读到的参议员有些具备正确的信念，另一些则不然。有一些在最后重新得到公众的欢迎、从而证实他们的行为是对的，其余许多参议员则不然。有一些参议员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当仁不让，勇往直前，而另一些则随大流，直到良知和事件把他们推到风口浪尖时才显示出有所担当。有些参议员一身肝胆，不屈不挠地致力于履行绝对准则，另一些则因倡导委屈求全而受到谴责。
不管有什么区别，本书描述的美国政治家都具有一种英雄品质——勇敢。在后面的篇章中，我将努力阐述他们的一生——他们生活的理想，为之战斗的原则，他们的美德和缺点，梦想和失望，他们获得的赞扬以及忍受的谩骂。这一切应该用文字记录下来。我们有责任把这一切写下来，我们也应该好好读读这一切。这些参议员的一生中都有一些东西是难以用文字充分表达的，却已经传到千家万户，充实了全国各地每个公民的精神财富。
注释：
[1] 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1958年和1962年两次荣获普利策奖，代表作是《舆论》（1922）。
[2] 波多马克是华盛顿市内一条河流名。美国人把在华盛顿政府机构中表现出政治狂热的人，称为染上“波多马克热”病。
[3] 在美国，由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参议院共100名参议员，每州选两名，任期六年。参议院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
[4] Edmund Burke（1729—1797），英国政治家、政治思想家，曾在英国下议院担任数年辉格党议员。
[5] Gresham‘s Law，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财政大臣托马斯·格雷欣（Thomas Gresham，1519—1579），是他提出了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
[6] “铁肺”指20世纪60年代美国医院里使用的人工呼吸器。肯尼迪以此比喻参议员任期较长，大部分时间在华盛顿安于生活现状，与企业精英关系密切，而与广大普通选民联系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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