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背景

    我们开讲的第一个故事发生于一八〇三年，当时华盛顿仍无异于尚未开发的农村。传说法国一位新使节到了华盛顿环视四周后惊呼：“天哪！我做了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被派到这个城市来落脚！”可是在这个还没竣工的首都，美国参议院已经与一七八九年在旧的纽约市政厅里初创的参议院大相径庭，也与一七八七年宪法制定者原来规划的参议院天殊地别。

    开国元勋们不会想到在参议院任职能为表现“政治上的勇气”提供机会，而参议员如与选民的意志背道而驰，有可能损害甚至断送自己的事业。这些先辈认为参议院与众议院不同，是一个不应屈从选民压力的机构。每个州，不管面积大小和人口多少，都拥有同样人数的联邦参议员，参议员仿佛是各个自治州政府派往联邦政府的大使，而不是选民代表。参议员不接受每两年改选一次——事实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曾建议给予参议员终身任期——而参议员一届六年任期的规定旨在使他们免受公众舆论的影响。

    参议员也不是由公众选出的，州议会具有委派的职能，人们信赖它代表每个州保守的利益集团，抵制“群众的愚蠢行为”。制宪会议代表约翰·迪金森说，这样参议院“由最杰出的人物组成，他们不仅必须地位和财产数突出，而且必须尽量和英国上议院议员相似”。

    此外，参议院不完全像一个立法机构——在立法机构提出议案后，公众接着会对重大问题开展激烈辩论——倒更像一个执行委员会，表决通过人事任命和条约，向总统提供咨询，不设公众旁听席，甚至没有自己的议事公报。汉密尔顿说，参议院要撇开地方的偏见，否则它就只是大陆会议的翻版，在那里“首要考虑的问题是‘这样一项措施将会如何影响我的选民以及……我以后的重新当选’”。

    最初二十二位美国参议员于一七八九年在纽约开会时，乍看起来似乎符合宪法制定者的期望，特别是很像英国上议院那样在起作用。但由杰出资深的政治家组成的群星闪耀的参议院，与众议院相比，总的来说更加言辞浮夸，注重形式；它的会议室更加精心装饰，它的成员更加讲究衣着和社会地位。参议院不利用常务委员会，通常在密室里讨论问题，私下为华盛顿总统提供咨询，几乎成为政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门。

    但是正如所有立法机构都必然面对的那样，美国参议院产生了内部政治。当联邦党在外交政策上发生意见分歧，托马斯·杰斐逊[2]从内阁辞职并把自己的追随者组织起来时，参议院变成了批评行政部门的讲坛，行政委员会的角色改由几位总统相信与他观点一致并直接对他负责的人组成的内阁承担。其他的先例已把参议院和白宫分开。一七八九年，“参议员礼遇惯例”[3]使本杰明·费希本当不上萨瓦纳港的行政长官，因为佐治亚州参议员不接受他。此后不久，参议院专门委员会对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开展了第一次调查。同年，当华盛顿总统及其国防部长亲自与参议院讨论《西北印第安条约》时，参议院不可能再起到行政委员会的作用了，这一点已很明显。参议员麦克莱等担忧（他在日记中表达了这种心情）“总统想骑到参议院的头上来”，于是谋求把这个条约提交给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麦克莱写道，总统

    极其烦躁地开始行动……又十分不满地撤出。如果是别人而不是这位我希望视作世界第一奇才的总统这么做，我会趾高气扬地怒斥此人。

    参议院逐渐地主要承担立法机构的任务。一七九四年，参议院允许在定期举行立法会议时开设公众旁听席。一八〇一年，又同意新闻记者采访立法会议。一八〇三年，参议院就谁有权进入参议院议员席进行辩论。大家都同意众议员、大使、政府部门长官和州长可以进入，但是能否允许女性进入？参议员赖特认为，“女性的出席会给辩论带来愉悦和必要的活力，使演讲者的论述讲究品位，态度举止注意和蔼可亲”。但是约翰·昆西·亚当斯——人们后来注意到他在这种场合具有清教徒的坦率——反驳说，女性“会给参议院带来噪音和混乱，为了吸引她们的注意力，辩论可能持续很久”。（接受女性参加的动议以十六比十二遭到否决，尽管这个排斥女性的政策在以后的岁月里得到扭转，可那也是到了现代才接纳女性的。）

    虽然参议员每天可得到六美元的高工资，他们的特权中包括使用议员席上很大的银质鼻烟壶，但是作为第一届参议院特征的这种贵族气派在一八〇〇年华盛顿这个自强不息的小村庄成为美国首都时显得格格不入，十分别扭，因为华盛顿的粗犷环境与参议员在纽约和费城充当临时首都时所享受过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照。不过参议院议事程序的繁文缛节保存了下来，尽管副总统艾伦·伯尔本人在一次决斗中杀死汉密尔顿后臭名远扬，他还常认为必须要求参议员无论“坐在议席里吃苹果和蛋糕”还是在参加讨论的人群间走动，都要遵守规矩。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日记中写道，他的某些同事的演讲“如此信口雌黄，弄得别人只好以‘他因喝醉酒而激动’来加以解释”。不过参议院肯定比众议院保持更多的尊严。在众议院，众议员戴着帽子坐着，脚搁到办公桌上，还可以看到罗阿诺克的众议员约翰·伦道夫穿着鞋跟上钉着靴刺的马靴大步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根沉甸甸的马鞭，身后跟着一条猎狐狗，平时这条狗睡在他的办公桌下；当他开始恶毒地抨击对手时，也许还会召唤看门人再端点酒来。

    不管怎样，在我国政府执政头三十年里，众议院仍旧规模很小，可说是一个真正深思熟虑的机构，参议院就相形见绌了。麦迪逊说，“作为一个年轻的、渴望提高自己政治声誉的人，他无法接受参议院的席位”，因为参议院的辩论对公众舆论没有什么影响。许多参议员宁愿放弃这种席位去当众议员，或者担任州和地方的公务员。参议院经常休会，让自己的成员去听众议院的重要辩论。

    参议员麦克莱的日记对早期参议院的情况作了最精彩的记载——如果我们不计较他某种程度不合情理的歪曲——他常常抱怨参议院各届会议枯燥琐碎，下面一七九〇年四月三日这则日记就是佐证：“到参议院去开会。阅读会议记录，收到美国总统的一则消息。有份报告递交给议长。我们相互对视，嘻笑了半小时，然后休会。”

    但是当参议院不再充当行政委员会的角色，与众议院平起平坐地进行立法工作后，人们同样明显地看到，没有一个宪法卫士（不管树立起来的形象多么高大）能够阻止政界和选民的压力对参议员的思考产生影响。麦克莱觉得厌恶的是，如他所料，他看到了“最卑鄙的自私自利……我们的政府只是一个巧舌如簧、虚与委蛇的组织机构： ‘你这样投我票，我也这样投你票’”。而不是“最高尚的节操，最显赫的智慧和最典雅的宽容”主导着他的同事的行动。汉密尔顿希望排除的最激烈的地方偏见，特别是新英格兰联邦主义者和弗吉尼亚州杰斐逊主义者的偏见，按照党派的不同发生分化。州议会日益对以前受蔑视的“群众”作出反应，因为参加投票者的财产条件已经取消。它开始把选民的政治压力通过发“指示”转移到参议员身上来。（在美国，这种手法显然起源于以前清教徒的市议会，它曾对出席马萨诸塞州议会的代表发出过“把首都从波士顿这座邪恶的城市迁出”这类指示，要求他们尽可能采取措施“终止法律职业”和防止债务人“用只能当废铁的一大捆生锈的旧枪支”来偿还债务。）它还要求有的参议员定期回到州议会来，像威尼斯使节一样汇报他们在首都的代表工作。

    这是一个变化层出不穷的时代——在参议院中，在行政治理的观念上，在两党制的发展方面，在民主范围扩大到农村及边境方面，甚至全美国都在变。参议员应灵活机动，能跟上或驾驭公众舆论的变化，能通过提高参议院的尊严而不是依靠立法成就来赢得集体的荣耀——只有这种参议员才能适应这样的时代。但是年轻的约翰·昆西·亚当斯还不是这样的人。

    二 约翰·昆西·亚当斯

    地方法官不是……人民的仆人，而是上帝的仆人。

    当辩论声嗡嗡响起时，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年轻参议员在椅子上坐立不安。“一半满座的参议院大厅回响着他的同事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皮克林的叫嚷声，他正在谴责杰斐逊总统一八〇七年的《禁运法案》。在参议院外面，一月份阴沉的雨水使华盛顿这个简陋的村庄陷入一片沼泽中。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分拣办公桌上乱放着的一堆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信件时，发现有一封信笔迹陌生，信封上未写回信地址，信封内只有一张优质亚麻纸信笺。亚当读了两遍匿名信后，把信笺和信封揉成一团，扔进办公桌旁的废纸篓。这封信上写的是：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4]但愿不是不可挽回。呵，亚当斯，记住你是谁。回到马萨诸塞去吧！回到你的乡下去。不要帮助破坏你的家乡！考虑一下后果！醒醒吧，及时醒来吧！

    一个联邦党人

    一个联邦党人！亚当斯痛苦地沉思着这个落款。难道他不是上一任联邦党总统之子吗？[5]他不是在国外为联邦党政府的外交服务过吗？他不是作为联邦党人被选进马萨诸塞州议会，然后进入美国参议院的吗？现在仅仅因为他把国家利益放在党派之上，联邦党人就抛弃他了。是的，亚当斯想，我没有像他们所指责的那样抛弃党，是他们抛弃了我。

    ［那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政治前途是在走下坡路。由于我的任期快要结束，我越来越肯定自己将恢复做一个公民。但是在这件事上，我想我会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与此同时，我向传给我们才智美德的圣灵祈求，让我继续为国家提供必要的服务，并且在为国服务时，只为恪尽职责，决不受其他考虑的支配。

    这些话不只表达了一位敢于担当的参议员的感受，而且也是一位清教徒政治家的承诺。约翰·昆西·亚当斯是非凡人物中的杰出一员，这些人都给国家的管理和生活方式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印记。清教徒总是对世界抱着严肃和倔强的态度，就像新英格兰农村坚固的岩石一样毫不动摇，从而使早期美国也目标明确、一以贯之和独具个性。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认真严肃地表现出对上帝的责任感。他认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此人同样可以做到克己自制的非凡要求。清教徒热爱自由，也热爱法律。他天生能够确切地找到国家的权利和个人的权利得以调和的节点。正如乔治·弗里斯比·霍尔[6]所说，清教徒约翰·昆西·亚当斯及其先辈的智慧表现在：

    完全适合进行道德伦理的探讨，清楚地认识一般真理，身体力行，永不止步；他们也喜欢提问和争论，但是敏锐的常识判断力使他们分析深入，行动有节……他有坚定的目标、高尚和不屈不挠的勇气、坚韧不拔的意志，这些品质决不会在敌人、流放、折磨或死亡面前减弱或退缩。

    约翰·昆西·亚当斯身上的这些品质特点不幸与党派的阴谋诡计和当时的政治激情很不合拍。早在参议院工作的令人泄气的那几个月里，他收到的邮件充斥了马萨诸塞州联邦党人对他的谩骂，甚至早在他进入参议院前，他已在日记中写到了清教徒进入政界后会面临的风险：“我深感自己会陷入到政治争论中去。但是……我国政治家必定属于某个党派，而我宁愿只属于整个国家。”

    艾比盖尔·亚当斯[7]曾自豪地告诉她的朋友，当约翰·昆西还是个孩子时，她和丈夫直接指导儿子的学习和培训，他们已经注意到儿子将具有“在内阁或……捍卫国家法律和自由的领域”当领袖的能力。美国人中几乎没有一个像约翰·昆西·亚当斯那样具有天生的优势： 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一位卓越的父亲（他不断努力开发儿子的天赋）以及一位非同凡响的母亲。事实上，除了那些为人安之若素、波澜不惊的素质外，他生下来就具有创造幸福、成功一生的所有条件。尽管他一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还是不断沉浸在不称职感、沮丧感 、失败感之中。虽然他为新英格兰服务的坚定责任心和杰出才能使他沿着无与伦比的成功之路稳步前进，可是他从一开始就怀有几乎是病态的持续失败感。

    在九岁时，他写给父亲的一封信可以证明他早年缺乏信心和早熟的思想。

    尊敬的父亲：

    我非常喜欢收到来信，远远超过我喜欢写信的程度。我的作文不好。我的思想过于反复无常。我想去掏鸟蛋，又想去玩耍或者做些芝麻绿豆般小事，直到自己都觉得不耐烦才罢休。使我安心学习成为妈妈一件棘手的任务。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刚刚开始读罗林[8]写的《历史》第三卷，本打算到现在这个时候读完一半。我决心本周内更加勤奋。我规定自己在一段时间里务必把第三卷的一半读完。如果我能坚持不懈，到本周末我的成绩又会好一些。我希望父亲给我一些关于利用时间的书面指导，告诉我如何做到学习和玩耍两不误。我将牢牢记住您的忠告，并努力做到。

    亲爱的父亲，作为你的儿子，现在我决心要更好地成长。

    约翰·昆西·亚当斯

    过了三十六年，在当过参议员、哈佛教授和美国驻欧洲几个大国的公使之后，他在日记中仍苦恼地写道：

    我已四十五岁，漫长人生的三分之二时间过去了。但是我还没有为祖国和人类发挥什么作用，没有给自己人生增添光彩……冲动、懒惰、软弱和体虚有时候使我突然偏离正确方向，几乎持续地不想再奋发有为。

    最后，在七十岁时，他因为当过得力的国务卿、独立的总统和善辩的众议员而名扬天下，但他仍忧郁地写道，他的“一生碰到了一连串的失望。我几乎想不起自己做过哪件事取得了成功”。

    然而他自我觉得极其失望的一生，在美国历史上却从未被贬低过。约翰·昆西·亚当斯于八十岁在首都去世之前，比我国历史上任何人担任过更多重要的官职，参与过更多重要的事件，例如，担任过驻海牙公使、赴英特使、驻普鲁士公使、州议员、国会参议员、驻俄公使、与英国议和的美国使团团长、驻英国公使、国务卿、美国总统和众议员。他在美国革命、一八一二年与英国的战争和美国内战前期，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起过重要作用。

    在他的日记中出现的朋友和同事有： 塞姆·亚当斯（他的一位亲戚）、约翰·汉考克、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拉菲特、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门罗、约翰·马歇尔、亨利·克莱、安德鲁·杰克逊、托马斯·哈特·本顿、约翰·泰勒、约翰·C·卡尔霍恩、丹尼尔·韦伯斯特、林肯、詹姆斯·布坎南、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安德鲁·约翰逊、杰斐逊·戴维斯和其他许多人。

    虽然他是为国服务的最有才华的人物之一，但他几乎没有什么平常能使人格锦上添花的个人特点。但是他的形象有魅力且高贵： 宁折不弯，细致准确，正颜厉色，评价自己比敌人对他的评价还严厉，其正直诚实是我国历史上主要政治人物无与伦比的，而且他的良知和深切的责任感不断推动着他前进，父母感到欣慰，他们的榜样和理念对他产生了影响。

    他在政界担任参议员和总统时的挫折和失败，是他固执地忽视政治生活的现实情况的必然结果。在美国历史前五十年中只有这对亚当斯父子没有担任两届总统。然而他们的失败——如果可以称之为失败的话——真正原因在于他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他们认为符合公众利益的事情，以及他们同时代人并不同样具有他们带给公众生活的那种高标准道义和公正。

    儿子的经历和父亲的经历并非完全了不相涉。正如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所说，约翰·昆西·亚当斯“尤其不辱亚当斯家门庭”，不管其政治处境多么困窘，他对父亲感人至深的关爱以及父亲对儿子的忠心耿耿，使原本艰难冷酷的现实有了一丝暖意（“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家庭！”联邦党领袖哈里森·奥蒂斯在后来写道，“我认为他们超群绝伦，种种表现都显示出才能和美德与激情和执着的结合，因而能战胜对手，也使朋友相形见绌。”）在亲密无间的清教徒家庭里，约翰·昆西在母亲的教诲下，以大名鼎鼎的父亲为榜样；在担任参议员期间，当同事和朋友在每件事上都不与他同舟共济时，只有从父亲那里他可以得到支持和赞同。

    甚至在老亚当斯逝世后，约翰·昆西仍对父亲念念不忘，感人至深。当他在杰斐逊著作中读到了三十五年前父亲同杰斐逊互为政敌时写的信件（后来他俩才恢复了早期的友谊），他对杰斐逊的背信弃义行为怒不可遏。“杰斐逊对我父亲的所作所为，”亚当斯在日记中写道，“可谓口是心非、阴险奸诈、虚情假意，令人无法容忍。”在经历人生风华正茂的阶段之后，约翰·昆西还未理解我国复杂的联邦审查和平衡制度是如何运作的，也没有认识到他所谓杰斐逊的“阴谋诡计”只不过是杰斐逊成功执政治国的天才表现。

    约翰·昆西·亚当斯未能看清政治生活的现实，这在他开始当美国参议员时就显而易见。那些年他在生活中既没有取得什么大成就，作出的贡献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然而他在美国参议院一个任期的服务，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人的命运——这个人已为公共服务投入了自己显著的天赋、受人尊敬的名誉和实现正义事业的非凡抱负。几乎没有任何人的经历能像他的一样说明，即使拥有这种不寻常的条件，也不一定能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旗开得胜。

    在父亲竞选总统败给托马斯·杰斐逊之后，他结束了在国外的外交工作返回波士顿，自然而然地开始积极参与父亲所在政党的事务。他赞扬联邦党人是宪法缔造者、加强海军实力的支持者以及抵御法国革命影响的强大堡垒。

    这位年轻的前外交官一以联邦党人身份当选为马萨诸塞州议员，就对狭隘的派性大胆地表示蔑视。（一八〇二年）八月，未咨询任何资深同事意见仅仅在成为州议会新成员之后四十八小时，他就提出了共和党人（杰斐逊共和党人或称民主共和党人）应在州长的政务委员会中有一定比例的代表的动议。（后来亚当斯回忆说，这种不代表任何一个党派的独立行事“标志着从此以后我的全部公共服务一直受到这个原则的主导”。）

    接着在挑选小亚当斯进入美国参议院时，他的州议会同事也许以为，给予像他这样比较年轻的人当联邦参议员的荣誉可以帮助他记住对党应尽的义务。

    但是州议会一方面帮助年轻的约翰·昆西向着实现为国服务的愿景走近了一步，另一方面也开始粗野地打破他的梦想，在他的道路上实际设置了许多令人不愉快的障碍。紧跟在他当选之后，妒贤嫉能、与他誓不两立的蒂莫西·皮克林也当选上参议员（此前，约翰·昆西的父亲解除了他的国务卿职务），填补一个临时空缺，成为亚当斯同事。无论皮克林还是亚当斯，都不会幻想前者对亚当斯全家没有深刻的敌意。约翰·昆西明白，参议员皮克林是一个著名而强大的联邦党人，能把其他联邦党参议员对老亚当斯总统的特立独行所怀有的全部厌恶和怀疑都灌输给小亚当斯的年轻同事。他也不期盼杰斐逊的共和党参议员的同情，这些人最近搞过一次极力反对他的父亲以及父亲同意的外侨法和惩治煽动法的运动。约翰·昆西在日记中写道：“现在特别需要的思想品质是坚定、坚持、耐心、冷静和宽容。”所以像清教徒绅士一样，他动身去华盛顿赴任时，决心待人接物要达到他已定下的自律标准。

    到达华盛顿后，亚当斯立即表现出对与党的隶属关系和新议员慎言少语的惯例的忽视。尽管家人生病让他未能准时参加对杰斐逊总统购买路易斯安那土地的条约的表决，但是他一到之后就成为在参议院唯一积极支持史无前例的购买土地行动的联邦党人，并且投票赞成拨款一百一十万美元购买，从而在参议院掀起辩论风暴。他的民主原则也使他竭力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对路易斯安那购入地居民进行治理和征税，引起他的民主党及共和党同事的反对。但是，当他想象美国面积将可能延展到美洲大陆的尽头时，他认为杰斐逊把拿破仑赶出美国并使美国日益富裕这种了不起的功绩，比联邦党同事对他的愤怒和震惊重要得多。那些人主要关注维护新英格兰地区的统治，担心向西部扩张可能削弱东北部商业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降低他们很重视的东部地区经济的重要性，并且可能使杰斐逊一派在国会长期占多数。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年轻联邦党人，仿佛想实地考察一番杰斐逊一派的态度似的，竟然去参加这派人庆祝购买路易斯安那土地取得成功的宴会，这个举动无异于对本已怒不可遏的联邦党人火上浇油了。

    “主餐很差，干杯太多，”那天晚上亚当斯在日记中索然无味地发牢骚说。但是即使这次宴会令他回想起波士顿最佳餐馆的菜肴也难以说明他的出席有什么必要，倒是他的联邦党朋友把出席这次宴会看作他背信弃义的铁定证据。

    “这个该死的小伙子，看，他在学父亲这个老畜生的样呐！”西奥多·莱曼这位杰出的联邦党人如是写道。他在皮克林与参议员亚当斯争吵时曾站在皮克林一边。但是年轻的约翰·昆西·亚当斯认为，联邦党政治家中只有一个人——约翰·亚当斯——的意见比他的有分量。所以他焦急地想听听父亲的看法。一八〇四年初，他从父亲这位老政治家那里得到的安慰，抵消了他从父亲所在的党遭到的全部谩骂。“我并不反对你在购买路易斯安那这件事上的做法，”约翰·亚当斯写信给儿子说，“虽然我知道这件事在北方各州将成为非常不得人心的话题……我认为你还是做得对的。”

    年轻的亚当斯在日记里总结了他在参议院头几个月的情况：

    我已经碰到一些场合，如果坚持自己的原则，就会冒重重风险，这早在我的充分预料之中。国家已经完全屈从于党的意志，以致谁不盲目地追随这个或那个党将是一种必受惩罚的罪过。在（国家和党）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明白按自己的良知支配行动就不可能不牺牲前途，不仅仅难以提升，而且连已经享有的名声和个性也保不住了。然而我已作出选择，如果我不能指望做得使国家满意，我决心对经过慎重考虑去做的事情至少自己应当认可。

    拥有亚当斯这个值得自豪的姓氏不会妨碍——也许倒会加速——年轻参议员逐渐成为少数派。即使他的政治观点能更得人心，他个人的习性仍会使他难以与别人结成亲密联盟。他毕竟“脱不了亚当斯家的气质……冷落寂寞，不设城府，过分顶真”。约翰·昆西是一位威望不高的父亲的儿子，是他那个党的变节者，但是作为一名新参议员，又显得相当自以为是，既不主动去谋求、也不可能有幸获得政治联盟或影响。

    仅仅在参议院干了十天，他已得罪了前辈，并且，由于他反对参议院一项要求参议员佩戴黑纱一个月以纪念三名最近去世的爱国者的普通决议，立即引发了三小时的辩论。他有点唐突地争辩说，即使不违背宪法，在参议院“迁就关于人物声誉的不恰当讨论，迁就合法公民完全陌生的辩论”，这样作出的决议也是不合适的。接着他使同事觉得震惊的是，他想取消自己参加一场弹劾听证会的资格，当众议员时他曾投票赞成这项弹劾决议，而投赞成票的众议员都有资格参加听证会。然后，为了显示他执着的思想独立，他单枪匹马地反对把任何华而不实的动议列入议程，因他认为这种动议提出的唯一目的是要在报上报道参议院有所作为，而实际上都不会去履行。

    如果说联邦党觉得他们对这个“小伙子”的不喜欢已远胜于对他父亲的厌恶了，那可以肯定联邦党对约翰·昆西的青睐也已荡然无存。约翰·昆西对联邦党越来越不屑一顾。作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国外生活的美国民族主义者，他为国家利益效劳决不会屈从于党派的、本地区和亲英的狭隘观念，这种观念当时正支配着新英格兰的第一大政党。他以前在州议会的同事曾公开指责他忘恩负义的“行为，像马基雅维里那样诡计多端”。但是他写信给母亲说，他觉得作为一名参议员，他能恰如其分地判断出马萨诸塞州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如果联邦主义涵盖寻求英国海军帮忙作为我国自由的保障，那么我必会在政治上离经叛道”。

    一八〇四年前后许多参议员通过在选民中树立个人的显赫声誉，克服了被党魁称之为政治变节者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十九世纪初，成年男子普遍拥有选举权，设法取得广大选民的拥护越来越可能办到。但是约翰·昆西·亚当斯没有这么做。他在参议院的一位同事说，亚当斯把每一项摆在他面前的公共措施看作是欧几里得提出的抽象假设，决不受政治诉求方面考虑的约束。他不同意当选代表的责任“就是接受选民意志的制约”，他不愿通过当一个他称之为“专职爱国者”，假装“特别关怀人民，奉承他们的偏见，顺从他们的爱好和迁就他们善变的意见”等途径取得成功。他的指路明灯是他父亲多年前奠定的关于清教徒政治家品行的准则：“地方官员不应为一己的私利，甚至也不要为选民而唯唯诺诺，而应为上帝而献身。”

    如果约翰·昆西·亚当斯今天还在参议院服务，我们都会钦佩他的勇气和决心。我们会尊敬他没有党派或宗派倾向的处事方法。但是我不能肯定，大家会不会喜欢他这样的人，显然他的许多同事，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不会喜欢。他与所有政党疏远，而且处于由他激起的对立情绪中，实际上抵消了他独立和很有学术造诣的观点的影响。他的日记透露出这位年轻参议员不是完全没有察觉到自己在政治上越来越孤立。他抱怨说：“除了进行毫不奏效的反对之外，我无所作为。”“我已看得很清楚，我提出的任何修正案都肯定不会在参议院通过。”“我深信这种提案会招来严厉的批评和公开的谴责。”他提到“对我的憎恨远比对原则的热爱更强烈”的那些人。亚当斯对皮克林蔑视他的态度尤其愤愤不平，认为他的同事“完全抛弃了正确的原则，仅仅依靠权宜之计”。

    但是直到一八〇七年，联邦党和这位参议员之间的分歧才变得无法弥补，大多数选民和党魁都谴责亚当斯。最终在美国外交政策问题上自然分道扬镳。由于美英关系的恶化，英国巡洋舰掳掠我们的船舶，没收我们的物资，“强征”我们的海员入伍，迫使他们以所谓英国臣民的身份到皇家海军服役。成千上万名美国海员被有组织地带走了，不少船舶因为缺乏海员而在海上失踪，能够证明“自己是美国公民的海员也经常得不到回国的许可”。亚当斯的爱国激情油然而生，他对那些自己的船舶遭到袭击的联邦党商人竟然断定与英国绥靖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感到气愤。他的联邦党同事还含糊其词地说，英国在同法国交战时困难很多，而我国对法国的态度十分友好，他们试图以此说明英国的侵略行径是合理的。亚当斯毫不掩饰地蔑视这种态度。一八〇六年他提出并推动国会通过一系列谴责英国侵略美国船只、恳请总统要求英国归还或赔偿被没收船只的决议；他在日记里写道，对他来说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因为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当然，联邦党人曾一致反对他提出的措施，正如他们反对亚当斯支持的限制英国商品进口的议案一样。实际上，现在亚当斯成了一个无党派人士。

    最后，在一八〇七年夏天，在弗吉尼亚海岬，美国小型护卫舰“切萨皮克号”拒绝英国皇家海军军舰“豹号”上船搜捕或交出四名英国声称是它的臣民的海员，于是立即遭到英国军舰“豹号”的炮击，造成多名美国海员伤亡。怒火中烧的亚当斯认为，不管你有党派还是无党派，采取措施以对付不可容忍的侵略的时候已经到来。他恳求地方联邦党官员在波士顿召开全镇大会，抗议英国人的炮击事件。但他的恳求被顶了回来，而且一个著名的联邦党人甚至为英国“豹号”炮击事件辩护，更使他义愤填膺。但是他发现这一周在州议会大厦共和党举行了类似的群众抗议集会，郁郁不欢的他稍感安慰。

    联邦党的刊物《信息库》告诫其忠实的党员，这种会议不过是“不正规和乱哄哄的起诉方式”，“任何一个体面正派的”联邦党人都不应参加。但约翰·昆西·亚当斯去参加了共和党的集会。尽管他不肯充当调停者，但他在为会议团体起草战斗性决议时起了重要作用，该决议向美国总统保证用与会者的生命和财产支持“政府做出的任何严厉措施”。

    这一回联邦党对亚当斯大为恼怒。尽管他们急忙召开正式的全镇会议，假惺惺地向总统保证他们的支持，但他们公开表示，由于约翰·昆西·亚当斯公然与共和党的集会和事业联合在一起，所以他须“为自己的变节下地狱……而且不应再认为他和联邦党还有什么关系”。参议员约翰·昆西·亚当斯后来说，正是这件事“使我从那天起永远同联邦党委员会格格不入了”。

    一八〇七年九月十八日，杰斐逊号召国会实施禁运（实际上禁止了全部国际贸易）以报复英国，这个措施对于主要从事商业的马萨诸塞州来说显然是灾难性的，在这个时候，正是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昆西·亚当斯从参议员席位上站起来，要求把这项议案交给专门委员会研究，后来他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他汇报过关于《禁运法》和他自己提出的阻止英国船舶进入美国海域的法案的研究结果。

    当专门委员会完成任务，委员们走向参议院时，年轻的亚当斯对一位同事说：“建议采取这种措施有可能让你我付出丢掉参议员席位的代价，但是个人利益绝不可放在公众利益之上。”

    他的话一贯具有预见性。在他的推动下，《禁运议案》变成法律时，在马萨诸塞州引起激烈的抗议，简直令人想起波士顿茶党进行抗议的那些日子。这个州停泊着大量美国商船队，实际上全美国的造船业和捕渔业集中在那里。《禁运法》使得造船业完全瘫痪，破坏了海运贸易，使捕鱼船队停航。在该州，停滞、破产、萧条和外迁现象比比皆是。无论是商人还是海员都不信这个法令的实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甚至新英格兰地区农民也发现他们的农产品在市场上过剩，出口渠道已经关闭。

    联邦党领袖坚持认为，《禁运法》是杰斐逊破坏新英格兰地区的繁荣、挑动英国开战和帮助法国的一种图谋。即使新英格兰地区共和党人拒绝捍卫他们总统的法案，联邦党人已在这个问题上大大得分，在马萨诸塞州参众两院重新成功地掌权。关于该州可能脱离新英格兰的议论开始不绝于耳。

    但是，不管他们多么厌恶杰斐逊及其《禁运法》，马萨诸塞州联邦党人、商人和其他公民对他们的参议员倒向对手营垒的伤心远远超过对对手共和党地位削弱的欢欣。北安普敦的《罕布什尔公报》嗤之以鼻地说：“我们联邦党内一个专食腐肉的动物，一个野心勃勃、‘水陆两栖’的政客，经常在水陆两处兴风作浪，可是最后陷入泥潭，难以自拔。”《萨勒姆公报》说，亚当斯是一个“沽名钓誉者……总是讨好政治占上风的党派”，而且是属于“波拿巴手下的参议员”那种人。《格林菲尔德公报》称他为“事关毁坏他父亲品质的”变节者。他在波士顿社交圈里的人——有钱的、有教养的或有势力的——全都反对他。波士顿一位头面人物在拒绝参加亚当斯将会出席的宴会时说：“我不愿与那个变节者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联邦党有位领导人幸灾乐祸地写信给住在华盛顿的联邦党铁杆分子说：“平日亚当斯走进政府街时，根本没人理睬他。”

    约翰·昆西·亚当斯现在是形单影只——不过还没有成为孤家寡人。“在波士顿和州议院，我的朋友完全抛弃了我，”他写信给母亲说，“可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没有随波逐流，弃我不顾，这是我最最感谢上帝的一件事。”因为当他的家乡所在的州第一次对他大加挞伐，毫无怜悯地责骂时，约翰·昆西又一次求助父亲，倾诉自己的感受。父亲回答说，他儿子的处境是“明明白白，显而易见”的：

    你得不到任何党派的支持，因为你的内心太坦诚，思想太独立，才能太突出；凡是受到党的座右铭或情绪支配的人不会真正信任你……你得相信自己的命运就此注定了……你应当知道并料到这样的命运，绝不要后悔，我劝你稳步地实行你现在的路线，但是要克制和谨慎，因为我认为你走的是一条正义之路。

    然而在前总统原支持者的眼中，他儿子的英勇行为使得整个亚当斯家庭遭人诟病。“他［约翰·昆西］的变节是没有人怀疑的事，”纽约州众议员加德纳大声说道，“要是这家名门望族在二十年前就已败落——一蹶不振——该多好！”但是父亲和儿子，两个亚当斯抱成团。“资助者谴责你不是联邦党人，”他的父亲写道，“我希望他用同样的方式谴责我，因为我早已抛弃这个党派的名称、个性和特征，至今初衷不改。”

    由于父亲的支持——在这场斗争中，约翰·昆西是站在曾经战胜他父亲而当选的总统这一边的——他保持了坚守原则、不屈不挠的立场，这方面他成了清教徒的榜样。在波士顿有一位十分关心政治的牧师贸然上前同他搭讪，而后“粗鲁无礼地”攻击他的观点时，“我告诉他，考虑到他的年龄，我只想说他必须吸取一个教训——基督教应以慈善为怀。”当他的同事皮克林在马萨诸塞州散发好几万封致州议会要求谴责他的公开信时，他巧妙地写了一封回信，批评联邦党搞宗派，落伍于时代，不爱国，他坚持认为战争与和平这种重要问题不能根据“地理位置、党派偏见或专业眼光”来判断，并驳斥皮克林逢承敌人的谬论：“尽管英国千余艘军舰可能毁掉我国的贸易，可是实际上英国没有对我们造成根本性的伤害。”

    由联邦党人控制着的州议会于一八〇八年五月底开会，正如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州长给杰斐逊总统的信上所说，开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政治上，甚至个人声誉方面搞垮约翰·昆西·亚当斯，”一旦两院安排妥当，州议会立即选举亚当斯的接班人，可是此时离约翰·昆西·亚当斯卸任还有九个月啊！接着，作为下一个安排，州议会又通过决议，指示全体参议员敦促废除《禁运法》。

    亚当斯认识到，“这次突然改选以专门搞臭我为唯一目的。按照正常的程序，州议会本该到冬季那段时间才开会”。他觉得，州议会的决议“责令参议员遵循的行动方针，是我的判断不会同意，我的思想也不会允许的”。

    他可以凭良心走下去的路只有一条敞开着——辞掉参议院里的席位，以便捍卫把他父亲从总统座位上赶下来的那个人的政策。

    他写道，“如果我拥有参议员席位，而不按自己的是非观念的支配来运用这个专门机构具备的最大自由权”，对他来说是“办不到的”。

    我唯一要补充说一句的是，我对自己由此吃了不少苦头的那些行动绝不后悔，如果现在有必要，我会在诋毁、不受欢迎和免职等种种威胁下，再次那么做。

    但是如果他本人在参议院的选票对于挽救杰斐逊的外交政策十分必要的话，亚当斯写信给批评他在这样关键性时刻离开参议院的人说，“尽管我十分尊重选民的权威性，尽管违抗他们公开表明的意志极其痛苦……我仍会留下来为捍卫选民的利益而反对他们的意向、招致他们对我进一步不满；以使选民免得被他们自己的谬见牵着鼻子走”。

    由于受到联邦党人的仇恨和共和党人的怀疑，约翰·昆西·亚当斯只能去过私人清闲的生活。不久他时来运转，星光重新闪耀；但是他永远忘不了这件事，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凭良心办事的勇气。（据传亚当斯在总统任期内，仍保持政治上独立。丹尼尔·韦伯斯特针对亚当斯总统祝酒时说过的“但愿敌人陷入一片混乱中”这句话，冷冰冰地评论道：“同样他已经使朋友也陷入了混乱。”）一八二九年亚当斯退出白宫后不久，普利茅斯区选民要他到国会当他们的代表。他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劝告，也不考虑利用清闲时间为他父亲撰写传记的打算，同意一旦选上就接受代表职位。但是他特别声明： 第一，决不要指望他进一步争取当什么候选人和拉选票；第二，他将完全独立于党派和选民的意志在国会复职。在这些前提下，亚当斯以压倒性多数当选，在众议院任职直到去世。在众议院这段时期，他写下了自己历史上也许最辉煌的篇章。作为一个“雄辩老人”，他以显赫的声望和不懈的努力，献身于反对奴隶制的斗争。

    由于独立性而得以回到二十二年前很不体面地离开的国会，对这个当仁不让的前参议员来说是一段令他感慨万千的经历。“我是第二十二届国会的当选议员，”他自豪地在日记中写道，“从来没有一次选举或任命使我感到这么大的快乐；我当选为美国总统也没有像这次当众议员这样由衷地感到欣慰。”

    注释：

    [1] 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美国联邦党领袖，财政部部长。1787年作为纽约州代表出席在费城召开的制宪会议，在制定联邦宪法中起了重要作用。与别人一起合著出版过《联邦党人文丛》（1788）。

    [2] 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民主共和党创始人。1790年在华盛顿总统任内为国务卿，1793年辞职。1797年作为民主共和党领袖当选副总统，1801年当选总统。任内努力推动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3] Senatorial Courtesy，美国总统任命的官员须经该官员所在州的执政党参议员同意，始可取得参议院的批准。

    [4] 语出《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14章12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指路西法，堕落之前的撒旦。

    [5]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美国第六任总统（1825—1829），联邦党人。其父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97—1801年在任），联邦党人。昆西这个中间名取自其外公约翰·昆西（John Quincy）上校的姓。在他父亲当总统时，他担任过驻荷兰大使和驻德国大使。

    [6] George Frisbie Hoar (1826—1904)，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7] Abigail Adams（1744—1818），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夫人，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母亲。她支持丈夫争取美国独立的斗争。独立战争期间，她曾给丈夫写了大量信件，堪称当时殖民地人民生活纪实，是研究美国社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8] Charles Rollin（1661—1741），法国历史学家和教育家。著有《埃及古代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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