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这一概念的前提即对公众力量的重视，其背后更根本的逻辑是成熟而有力量的公民社会和公众舆论对政府内政与外交的强大制约力量。相对于传统外交来说，公共外交更能促进国外公众理解本国的外交政策，进而促使该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传统公共外交理论认为，公共外交是以政府为行动主体，以国外公众为目标受众的外交行为。而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公共外交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需要，新公共外交应运而生，新公共外交的行动主体从政府拓展为以政府为主导，以智库、利益集团、媒体和普通公众等多元化的行动主体，共同构成了当今活跃在世界外交舞台的多轨公共外交体系。公共外交作为一个国家“二轨外交”和“软实力”构建的重要途径，在新媒体时代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在第一章中，研究了公共外交研究现状与趋势，对公共外交概念进行界定，从文献的维度对公共外交研究现状与趋势进行分析。以期对这个领域目前的研究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图景。
公共外交作为一个重要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其研究与发展建立在多学科理论的基础之上，国际关系、传播学、舆论学、公共关系、文化研究构成了其核心理论支撑图谱。公共外交发挥影响力的机制是通过影响舆论，进而推动国家形象建构和软实力提升。而舆论影响力的实现需要借助各种传播媒介和模式，需要多元化行动主体和内容的支撑，公共外交舆论影响力的实现正是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和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下展开。
第二章描绘公共外交的理论图谱，对公共外交支撑学科的主要和基本理论进行分析，但公共外交的相关理论并不仅仅局限于此。本书只是做了基础的分析。公共外交研究应借助其他成熟学科的理论来丰富和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公共外交发挥影响力的机制是通过影响舆论，进而推动国家形象建构和软实力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舆论学理论是公共外交的首要支撑理论。
建构公共外交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其基础理论支撑之一基于国际关系范畴下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大主流理论分析框架。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公共外交可通过对国家行为施加影响从而改变外国公众舆论；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公共外交的主体除国家外还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公共外交可作为国外公众辩论的触发工具。公共外交从自由主义的认识论出发，以现实主义所注重的国家利益为最终目标，将建构主义强调的角色、身份和认同理念贯之于实践。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路易斯·戴蒙德（Louise Diamond）和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ald）在其著作《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中首次提出“多轨外交”的概念，在“二轨外交”的范式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了非官方外交这一多元化的领域。此书出版至今，多轨外交理论对公共外交的研究和实践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该理论所存在的明显缺陷以及随着新公共外交时代公共外交传播主体的不断拓展，使得这个理论框架越来越滞后于公共外交实践的发展与需求。
在第三章中，研究了多元公共外交理论框架。本章从跨学科视角，在舆论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等相关理论基础上提出“多元公共外交”理论框架，并对多元公共外交中多元化的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角色进行分析和界定。一方面对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增益，另一方面对公共外交实践有一定理论指导意义。
公共外交的核心目的是缔造和平，而缔造和平的前提是各国之间建立信任、避免误解与误判。公共外交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影响舆论、进而影响国家外交政策。多元公共外交理论框架要回答的几个问题是：多元公共外交的概念，多元公共外交的作用，多元公共外交系统中不同主体的角色。
舆论是贯穿于公共外交理论与战略的核心问题，公共外交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影响国外受众的舆论，影响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与态度，运用舆论的力量来提升国家软实力。舆论是复杂而多变的，尤其是面对公共外交的国外受众时，不同的国家，有着独特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传统，其公众舆论的构成和影响因素都是千差万别。因此，多元公共外交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多元的公共外交主体和媒介，更是多元的公众舆论。本书对舆论的定义为：舆论是指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对于公共事务所表达的意见。舆论是一种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软权力。在公共外交实施过程中，政府、媒体、智库、企业等多元化的行为主体运用媒介和传播策略，影响各国公众对中国的认知与舆论，从而为国家的发展塑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
第四章主要研究舆论与公共外交。本章对舆论的基本概念和知识进行分析，明确舆论是什么，舆论的构成要素和分层有哪些，舆论的形成环境。这是公共外交研究的重要落点和研究核心之一。
智库作为多元公共外交系统中的重要行动主体，是最具公信力的行为主体，也是整个系统的思想源泉。基于智库在多元公共外交中的重要地位，本书对智库与公共外交进行专门分析。分析智库公共外交的前提是理解智库，智库作为一个当前重要的跨学科显学，有着自身的研究路径和理论框架。
“智库”与“公共外交”作为两个专业词汇，最早都诞生在美国。智库也称思想库，英文是 THINK TANK，这个词汇是舶来品，最早出现在二战时期的美国，是指战争期间美军用来讨论作战计划的保密室。后来泛指一切以政策研究为己任，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的政策研究机构。最近20余年来，智库在全球范围内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智库研究也已成为一门重要的跨学科显学。“公共外交”作为一个专业术语由美国塔弗兹大学教授埃德蒙德·古利恩在1965年首次提出，是指那些“在外交政策形成和执行问题上影响公众态度”的做法。传统公共外交理论认为，公共外交是以政府为行动主体，以国外公众为目标受众的外交行为。而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公共外交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需要，新公共外交应运而生，新公共外交的行动主体从政府拓展为以政府为主导，以智库、利益集团、媒体和普通公众等多元化的行动主体，共同构成了当今活跃在世界外交舞台的多元公共外交体系。而智库在其中凭借与官方决策的特殊关系以及专业政策研究者的身份，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的功能与作用。
近年来，随着智库数量的急剧增多和其显性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提升，国内外学界对智库及其在国际关系和公共外交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有学者认为智库是外交思想的掮客，是外交议题设置者和政策倡导者。也有学者认为智库协助外交团队出谋划策，在预防性外交和冲突解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更有学者认为智库是外交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影子政府”。自2009年以来，随着中国政府对智库建设与公共外交拓展的高度重视，“智库公共外交”这个词汇也迅速进入了中国精英群体和普通公众的视野。关于探讨智库与公共外交的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也不断见诸学术期刊和报纸杂志。然而，对于“智库公共外交”进行深入学术探讨和理论分析的文章，在笔者的视野范围之内还非常少，“智库公共外交”研究还处于前学术阶段。
第五章主要对智库与公共外交的机理进行了研究。首先对智库研究概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智库公共外交做出概念界定，并对智库公共外交的三个维度和形式进行界定。进而，对智库公共外交三个维度：作为行动主体的智库公共外交、作为舆论传播媒介的智库公共外交、作为目标受众的智库公共外交，分别进行研究分析。最后，对中国的智库发展与公共外交进行分析。
第六章研究的是媒体与公共外交。公共外交作为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其最终目的是影响他国公众舆论，提升国家软实力。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借助各种传播媒介在国际舆论空间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媒体公共外交应运而生，媒体是多元公共外交系统的舆论扩散器和媒介镜像构建者。媒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权力，通过持续不断的信息传播，建构了人类关于世界的认知。大众传媒提供的“象征性现实”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这种倾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现实观，并且这种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涵化”的过程。
关于大众传媒影响力的实证研究一直是传播学效果研究的主流。在各种研究的基础上产生了议程设置、二级传播、舆论领袖、培养理论等各种研究成果。它们都从不同角度证明了媒介对舆论的巨大影响力。在多元公共外交系统中，媒体的公信力相较智库而言较弱，但媒体的舆论扩散力是其核心优势。大众传媒在多元公共外交系统中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大众传媒本身是重要的舆论机构，它不但传播舆论，还在塑造和引导舆论。另一方面，大众传媒是各种舆论得以传递、沟通、扩散的渠道和平台。但是与智库相比，大众传媒更多是承担信息通道的功能。两者根本的区别在于：大众传媒最重要的角色是舆论的中介和渠道，它的功能是传递信息，而智库的明确目的就是生产舆论、制造舆论，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媒体公共外交与智库公共外交是一种互为需求和促进的作用。媒体首先是舆论的反映者，其次才是舆论的代表者和引导者，它促进舆论的形成依赖于对事实的加工。智库需要借助媒体传播、放大影响力，媒体需要智库的观点和声音提高公信力和收视率。
当前学界对于媒体公共外交的研究，总体而言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对媒体公共外交概念、功能与角色出发展开的本体研究；第二是对媒体与公共外交的关系进行的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第三是对媒体公共外交所倚重的媒介及其传播特点展开的理论与案例研究。对于第三个维度的研究，广泛集中于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对电影媒体的研究非常少。电影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媒介，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对外政策的建构与阐述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因此，本章在对媒体公共外交的概念进行界定之后，聚焦于电影在媒体公共外交中的独特优势进行研究，对好莱坞电影与公共外交的成功实践、中国电影在公共外交中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分析。
从全球范围来看，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正处于急剧变化的历史转折期，世界各国之间史无前例地相互依存却又相互威胁和竞争，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始由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主义的方向逆转，公众对国际事务的舆论开始出现从支持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向孤立主义立场转变，民粹主义大行其道，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在这样的历史和国际背景下，世界秩序充满着变化和不确定性，国际关系和理念与模式正在酝酿着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作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中国与美国是世界秩序构建中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中美关系的走向左右着世界秩序的格局。
当前，中美关系无疑正处在一个新的关键节点之上。随着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出现的变化和中美在全球区域竞争的不断加强，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的舆论传播的不可控，美国对中国快速崛起的防范心理和猜疑不断加重，中美两国相互间误解、误读日益频繁。唐纳德·特朗普自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施行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实用主义”战略更是为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未来，全球政治经济的动荡和战略版图的重构仍在进行之中，中美两国也将面临各自国内不同的矛盾与挑战。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中美关系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避免误解和误判，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重新界定它对中国的历史期望，避免把中国当作敌人。而美国公众舆论对中国的认知和印象，又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对美公共外交成效的影响。公共外交作为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对于中美之间加强理解、提升战略互信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第七章中美关系与公共外交的研究中，从历史的维度分析美国公共外交的发展阶段及特点，分析美国对华公共外交。在此基础上，对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公共外交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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