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很早就向往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对中国的时势十分关心。1925年，他第一次来到上海。作为记者，他思想积极，眼光敏锐，经常到贫困的下层民众中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当上海发生工人运动时，他积极报道，向世界介绍中国工人的贫困和争取生存解放的斗争。希伯回国后，把在中国的经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用生动的语言写成《从广州到上海：1926-1927年》，并于1928年2月在柏林出版。该书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并吸引了许多人远道奔赴中国，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希伯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而动摇对中国的向往和对中国人民无私援助的决心。1932年秋，他告别了新婚的妻子秋迪·卢森堡再次来到上海。不久，其妻也来到中国，定居上海。希伯在上海期间，与当时在上海的一些国际友人如史沫特莱、马海德、路易·艾黎等人组织了“国际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共同研究中国的形势。此后的5年间，他在上海广泛活动，以笔名“亚细亚人”在美国《太平洋事务》《亚细亚杂志》和德国《世界舞台》等多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文章，成为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政论家。
1938年春，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安排，希伯来到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会见。他先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粟裕、罗荣桓、朱瑞、黎玉等当时叱咤风云的革命人物，获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斗争的详细情况。1939年，他以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太平洋事务》月刊记者的身份，来到新四军军部驻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给他改名为汉斯·希伯。
1941年1月初，国民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1月8日，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5月，希伯与夫人秋迪化装成医生和护士来到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在苏北，他完成了8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苏北，他提出要到山东进一步了解八路军在敌后的活动情况，新四军领导阻止他说：“山东敌人大‘扫荡’要开始了，那里太危险。”希伯说：“正因为这样我更要去。那里没有外国记者去过，更需要我。有许多问题只有到那儿才能找到答案。”
1941年9月，希伯夫妇由新四军护送过了陇海铁路后，顺利到达当时滨海根据地的中心山东省莒南县。当时的《大众日报》为希伯的到来刊登消息说：“在抗战中，外国记者到鲁南，还是以希伯先生为第一。”希伯到滨海根据地后受到当地军民热情欢迎，有老乡从院子里走出来向他打招呼时，希伯总是说：“我叫希伯，你好！”希伯回忆说：“我真像是明星！人们追着我，围着我，一双双友善的眼睛望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天外来客。我有一种到家了的亲切感。能和山东的抗日军民见面我很荣幸，实现了我的愿望！”
1941年10月4日，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举办茶话会欢迎希伯。在根据地期间，罗荣桓为了方便希伯采访，把自己的一匹枣红马送给希伯，希伯坚决不收。为了方便采访，他换上了鲁南特有的铲鞋，穿上了八路军的灰棉布军服。他不仅采访领导、战士和当地群众，还采访被俘日军，并且参加夜袭战斗，实地观察战士们的战斗。希伯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学习战斗经验，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愿与他交往，并亲切地称他“洋八路”，根据地的小孩子们则亲切地称他为“希大爷”。他白天采访，晚上写作，打字机常常工作到天亮。很快，他就写出了通讯《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等长篇报道。当时，外国记者的文章要在海外发表必须经过上海。希伯的文章能在海外发表，与他在上海的妻子是密不可分的。于是希伯让夫人来鲁看看，顺便取走他的文稿。
1941年冬，为了粉碎日军的大“扫荡”，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领导决定从滨海区挺进沂蒙山区，与山东纵队的领导机关会合，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反“扫荡”领导机构。一天深夜，希伯跟随第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分局领导机关，在师特务营的掩护下，顶着寒冷的北风，涉过结了薄冰的沂河和沭河，静悄悄地穿过敌人严密封锁的沂沭平原。
激烈的反“扫荡”战斗开始了。八路军战士为了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往往要跋涉于沂蒙山区高山峻岭、溪流河谷之间，有时白天打仗，晚上急行军，常常整日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希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仍然和战士们一起生活和战斗，表现出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血与火的战斗生活使希伯变得更加坚强，他很快适应了游击战争的流动生活，学会了射击，熟练地掌握了行军和夜间联络暗号。在同敌人作战时，他总是沉着机智，一面战斗，一面观察，并记录战斗的场面，为新闻报道积累资料。每当到了宿营地，万籁俱寂，战士们已进入梦乡，他却忙于写作，“滴答”的打字机声不断响着。在他厚厚的文稿中，又增添了《反“扫荡”日记》等大量生动描写八路军反“扫荡”的通讯和特写。
战斗日益激烈，敌人的包围圈也越缩越紧。鉴于形势的危急，部队领导决定派遣一个精干的武装小分队，护送希伯冲出包围圈，取道苏北新四军根据地返回上海。当部队领导把这一决定通知他时，希伯却坚定地回答说：“既来了，就不走。我坚决留下来和同志们一起战斗！”他激动地向首长表示：“我这个人，平生不论做什么，总是全心全意地去做，不论奉献什么，总是完完全全地献上……凡可献上我全身的事，绝不只献一只手。”部队首长劝他说：“你的任务是采访，是用笔当枪。”希伯笑着晃了晃自己手中的笔，又自豪地拍了拍腰间的手枪，说：“不，我的任务就是抗击侵略者，我要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寥寥数语，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和反法西斯的雄心壮志。
一天深夜，希伯随第一一五师师部和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在师特务营的掩护下，转移到留田村时，突遭日军“围剿”。日军在留田村四周的山头上燃起了冲天大火。正当日军做着踏平留田、合围成功的黄粱美梦时，第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牛家沟召开干部会议，希伯应邀列席。鉴于当前面临的危急形势，第一一五师决定向南突围，直指敌人大本营临沭附近，迫使敌人仓促回师，以此来粉碎敌人的“扫荡”。晚上，在枪声、炮声、马嘶声和鬼子的号叫声中，八路军在罗荣桓亲自率领下，从留田东南的铁山子附近向南插去。希伯和战士们一起，一手提着枪支，一手紧握手榴弹，直奔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张庄，从敌人的火网缺口中穿梭出去。
希伯在这次突围战斗中目睹了抗日战士行动敏捷、军纪严明的战斗作风，他无比兴奋，紧握着罗荣桓的手，热烈祝贺突围成功。一到驻地，希伯不顾疲劳，立即为第一一五师的《战士报》写了一篇题为《无声的战斗》的通讯。文中写道：“八路军战士是那样的神速勇猛，以致使日军的巡逻兵在刚要喊叫和射击的一刹那，就被消灭了。只有共产党军队的将军和士兵才能有这样的英勇和机智，才能这样团结一心。”
1941年11月下旬，沂蒙山区飘起了小雪，日军的“扫荡”与抗日军民反“扫荡”的斗争更加白热化。由于当时形势十分险恶，山东分局机关提出让希伯夫妇提前回上海，希伯说：“让秋迪先回去，我同意，而我决不离开山东。一个想有所作为的记者是从来不畏惧枪炮子弹的。这正是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把这一斗争的神圣事迹，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们。让我留下吧！”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是希伯和夫人的诀别。
不久，即发生了山东抗战史上最悲壮的大青山战役。1941年11月30日清晨，日军以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将我部机关团团围困。当时我部只有一个特务连和一些抗大学员，敌众我寡，战斗异常激烈。为了掩护机关转移，部队首长决定将所有人员组成三个分队，分批向南突围。希伯谢绝随第一、第二分队先走，毅然拔出手枪加入最后突围的第三分队。敌人以密集的炮火，从四面八方压过来，将突破口封锁了。希伯的翻译和警卫员为了掩护他先后英勇牺牲了。希伯看着倒在身边的中国战友无比悲痛，他拿过牺牲同志遗留下的武器，向敌人猛烈射击。突然，一发子弹打中他的臀部，鲜血沿着大腿流淌下来。他顾不上包扎，顽强地向敌人继续射击。又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希伯胸前涌出了鲜血。他咬紧牙关，挣扎着要继续战斗，一发炮弹又落在了他的附近……全身五处受伤的希伯终于倒下了。
如何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秋迪女士，中共上海地下党员都觉得十分为难，怕这位伉俪情深的异国友人经受不住沉重的打击。秋迪女士得知丈夫牺牲在战场上异常悲痛，但她坚强地说：“希伯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光荣牺牲的，我也是共产党员，难道不相信我能够经得住考验吗？”
汉斯·希伯是第一个拿起枪杆子保卫中华民族的欧洲人。战斗结束后，山东军民以隆重的葬礼将希伯的遗体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1942年，山东军民为了纪念希伯烈士，建立了一座白色圆锥形纪念碑，墓碑上刻着中国著名将领罗荣桓元帅和聂荣臻元帅等人的题词。
20世纪80年代，著名作家王火创作了反映汉斯·希伯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外国八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2014年7月，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西安广播电视台综艺广播在全国首次推出《外国八路》。
2014年8月29日，汉斯·希伯被列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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