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清明，每年冬至，我比往常更多梦着亡友依东。常常想去看看他，常常计划着给他的妹妹依红联络，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烦琐尘事牵绊着，一天一天地拖，拖到最后才发觉清明或冬至已过去很久了。生活着就真的走不开了吗？其实去一趟萧山长山并不远，发发心抛开一切也就走成了。事后想来，挺懊悔的；可是……都已经三年了，我竟没有去探望过他。
92年8月那个阳光灿烂的秋日，黄老师在家里洗好衣服，挂到阳台外；突然一阵无缘无故地刮来，将依东的衣服刮落在地上。就在这个时候，依东就像那件衣服一样从工厂的行车上坠了下来。才25岁的他，一个年轻的生命离开了他同样年轻的身体。黄老师下楼，捡回来衣服重洗，她并不知道儿子已经出事了。她洗好晾出，就在家里等着依东回家吃中饭。那件衣服重新晾了出去，而依东却是那样地走了；当我接到同学打来的电话时，木木地握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来。
是夜，徐老师坐在尚未粉饰的客厅里，傻傻地望着墙上的那只挂钟。时针和分针一如往常地走着，嘀嗒嘀嗒地走在他空空如洗的脑海中。徐老师就那么坐着，就像平常等着依东上夜班归来一样，只觉得屋子里有些冷。在钟敲响十二点时，徐老师突然听到了一阵又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那是依东一惯用脚后跟轻轻踢门的声音。徐老师猛地从小竹椅里弹起来，扑冲着去开门。门哐啷一声打开了，被门吸进来的夜风呼呼地刮了他一身，他打了个激灵，再次定睛而望时，那个曾经清晰的身影忽然消失了。门前空空的，只有那筐蜂窝煤饼和边上的小煤炉冷冷清清地挤在昏暗的灯光里。徐老师呆了很久，才明白过来，他的儿子依东已经走了；从未流过的眼泪滚烫滚烫地流过他清瘦的脸颊……
是夜，我住在杭齿厂的招待所里，朝着黑沉沉的天花板睁大着双眼，我想不通，我的心里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气愤，对死神的仇恨！那天花板渐渐地坠落下来，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要喊，我要叫，我要跟死神决斗，要回我的好友依东……但我什么也做不了，只是死一般地躺在那里。那天黄昏时分骤起的乌云，密布在西天上，一下又一下地抽着锋利的闪电，抽在我的心头上；大风将房间两头的玻璃窗敲打得砰砰直响，时而呼啦一声拉开了，时而砰的一声又关上了。我关上窗户，但那坏了插梢的窗户，在我刚车转身，又呼啦呼啦地响了。我无奈地躺在床上，双手交叉在胸前，听着呼啦声，觉得那是依东的灵魂在进进出出，他是来会一会我这个老朋友了。那场本该落下来的阵雨，张狂了多时，终究没有落下来；而本不该走的依东，却是真的离我们而去了。记得月初的一天，我去临浦镇看一位老同学，来回都经过这里，想着要看看他的，却因堵车而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一错过，竟使我们再次相见时，他已经平静地躺在鲜花与纸花丛中，永远地闭上了他那年轻而又活泼的眼睛。
白发人送黑发人，黄老师那沙哑而又凄惨的哭泣声，就像一把把匕首刺在我早已麻木的心坎上，我死死地咬着塞在嘴里的食指，任眼泪潮涌而出……依东小我四岁，我们同乡，同去长山中学读书时，每次回家我总带着他；回校时，车杠上挂着米袋，车把上挂着家里带去的霉干菜，车架上就是他了，慢慢悠悠地往长山赶，二十多里路可以骑上半天。有一次回家落了大雪，我和依东是星期一清晨赶回去的。因为要赶上班里的早自习，走得特别的早；一路上冷冷清清的，没有行人，只有我们的自行车爬在厚厚雪地里的咔嚓声。路两边的竹林有不少竹子被积雪压弯了腰，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依东跳下来，快乐地抓住竹梢，用力摇啊摇，那积雪就纷纷扬扬地落下来，那竹子就欢快地弹了回来，站在那里摇晃着，犹如在欢送我们。依东就孩子气地一路摇过去，他那朝气蓬勃的身影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然后，毕业于吉林工大电子系的依东，在他25岁那年的秋天，像一片落叶那样飘零了，留给大树、留给大地永远无法抹去的痛。徐老师一夜之间白发满头，黄老师也是鬓白如霜，晚来失子的心碎和煎熬，是可想而知的。两位老人几近崩溃的边缘，不得不提前放弃了从事三十来年的行将功德圆满的教育事业。
从92年8月带回来的那只黑袖套，以及依东的两张照片，我一直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时常拿出来端详；一张是依东的工作照，一张是那年他春游时拍的，它们告诉我那个工作着和生活着的他，是那样地充满希望和憧憬。只可惜……可惜他已经不在了。记得我和他从前拍过合照的，却始终没有找到。又到冬至，我非常想念他，也非常内疚，谨以此文作为一个还在尘世间忙忙碌碌的我向亡友表达的深深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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