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头一年去上学，三天两头闹毛病，妈就不让他去了。

    第二年，我就和二哥一起上学了。戴老师挺有意思的，把我们俩安排在一个班级，还同桌。从此，在长达六年的小学里，比我多吃一年饭的二哥一直压逼着我；书桌他划去了大半张，还不许我的手臂超过分界线那么一点点，小刀和橡皮都得他保管，尤其令我气愤的，每个同学都有的小方块《新华字典》，我们俩只有一本，而且父母明确表示让二哥保管。这本字典就一直装在二哥的书包里，有时候我想保管一夜他都不肯，小气得很。戴老师上课，喜欢边上课边在黑板上写些生字，让同学们拿出字典来查，让同学举手回答。听着满教室哗啦哗啦翻字典的声音，让我这个干坐着低头剥手指甲的人，心里面也哗啦哗啦地难过。因为我没有了举手的机会，也就没有得到戴老师表扬的机会。所以我一心想存点钱，买一本属于我一个人的《新华字典》。

    妈每天一早，忙完家里的事后，就坐在晨光中，梳她两支又粗又黑长过膝盖的辫子。妈安详地把辫子扎好，然后把木梳上的断头发一根一根地拔下来，一根就能绕个小球，塞在椅子靠背的竹洞里。每当换糖换针线的货郎出现时，竹洞里早已空空如也。干这件事的人，我家只有二哥和我。以前，我们都是换辣姜糖吃了，存了那份心之后，我就换了一分二分币了。可钱没个藏处，而且见着二哥买来二分钱一块的雪饼，心里就活佬佬的，觉得那本字典实在太遥远了，不如有个雪饼吃吃来个现实。左想右想，我就要父亲给我打了只铁盒子，全封闭的，只留一条缝。好几次抵不住诱惑，想把硬币倒出来，但是不能。

    二哥知道我在存钱，就跟我抢那公共财产——妈的头发丝。但我还是比他抢得多，在货郎没来的漫长等待中，藏头发丝成了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时而藏在篱笆墙里，时而藏在猪栏间，还得经常进行安全转移。有意思的是，一次我跟二哥藏在了同一个地方，结果让我得了笔意外之财，一下子换了五分钱。那只铁盒子我天天要摇摇的，听听那里面日益加重的声响，心里面甜滋滋的。虽然有几次发现它被人动过了，但我对它是绝对放心的。

    这样积了一年多，就够买一本字典了，而且应该多出几分买糖吃的。我知道那本字典只要九毛六分钱。这天夜里我叫父亲把铁盒子剪开了，硬币就像雪花般落在桌上，我数了数，却只有五毛八分钱，而且是一分头的硬币，那些珍贵的二分币五分币都到哪里去了呢？我傻了眼了。二哥很狡猾地瞟了我一眼，带着窃笑说去睡觉了。我终于明白了，难怪他常常有雪饼吃。我大哭大闹起来，嚷着是二哥偷走了我的钱。父亲很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责怪我自己没存够钱就赖在别人身上。父亲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态度，使我至今对这样看待别人很感冒。我要死要活地闹了一宿，父亲终于给我补足了买一本字典的钱。

    买回来崭崭新的字典的那天，二哥就嘻皮笑脸地跟我讨近乎，还把书桌的分界线很公平地划在中央。这种友好的态度让我很感动，觉得有本自己的字典到底不一样。后来，他终于提出来跟我换一本字典？我才恍然大悟。他那本字典涂得乱七八糟的，而且封面纸都破了。我很坚决地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想跟我换，门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一直抱着那本字典睡的。第二天一早，我饭也没吃就赶到学校里去了，因为头一节课是戴老师上的语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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