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三色”是一种随时光早已消逝的糖果。

    “酸三色”不是糖果的真名，而是指糖果的味儿。那糖果到底叫什么？我已彻底健忘了，只记得是种赤膊糖，装在村口代销店的玻璃瓶里，圆溜溜的，呈白红黄三色；有条件含一颗在嘴里，带点甜，带点酸，带点涩，特耐人寻味，尤其像我姐这样的女孩子，特喜欢。

    “酸三色”是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人所忘不了的记忆。

    我们这代人兄弟姐妹颇多，我就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但哥哥们却怕我粘，他们一有机会就撒着欢儿跑得无踪无影，抛下我在屁股后面哇哇哭；只有姐姐喜欢带我，让我跟着她们跳“房子”，双脚蹦单脚跳，每个格子里都深藏着童年的快乐。当然，我也还有男孩子的玩艺儿，譬如推铁圈。那铁圈是从我家的破水桶上剥落来，再折根络麻杆，插上“U”型的铁丝，就能将铁圈推得满世界转了。譬如贱螺陀。同样在络麻杆头绑条麻皮绳，拼命抽它，抽得它要死要活，与小伙伴的贱螺陀相撞，看旋转世界，谁主沉浮？譬如拍角儿。三角或四角的，用烟壳折起来的。再譬如“解放台湾”，用一枚大铁钉，各自在地上划个圈，作为大本营，然后用铁钉向对方进发，谁的大本营被包围并在心脏上插了红旗，谁就是被解放的台湾。那会儿我们男孩子还做两种枪，一种是用铁丝、橡皮筋做的纸弹枪，那是在教室里甚至上课时使用的；另一种是用自行车链条、铁丝做的火柴枪，那是在田野上专找癞蛤蟆使用的，那火柴杆儿刺入癞蛤蟆的肌肤时，会冒出一股异常难闻的气味，蛤蟆背上也会痛苦的渗出乳白色的毒汁，特别刺激。

    读小学时，我们玩得最多的是打乒乓球，一只水泥台子，中央拦一排断砖，就可以单打，更多是双打，但从不混合双打。男孩女孩绝不在一起玩，课桌上的“三八线”可不是吃素的，所以在课堂上，女孩莫名地流泪，则多大与“三八线”失守有关。我的同学中，有不少叫国庆的，叫卫东的，叫建军的，叫跃进的。那时候能吃到一个需要半两粮票三分钱的白糖雪饼，赛过比过儿童节还幸福；在乡下，有花里斑斓的玻璃纸的糖果，是乡下孩子不敢念想的，用头发团换块辣姜糖吃吃就相当不错了。那时候最开心的，莫过于自己藏有几本或几十本小人书，这在小伙伴中间无疑是位大富豪了，他们裤袋里的萝卜干、榨菜团或番薯片，你完全能够坐享其成了。至于谁家拥有一只半导体收音机，放学之后大家无不涌到他家里，听傍晚时分，那神奇的“砖块”里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节目，哒嘀哒，哒嘀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我记得直到去离家二十余里远的长山中学读书时，才在镇上的同学家看到电视，黑白的，雪花那个飘，却硬是把我们的魂都勾走了。于是，认识到了“七大马力十大神力”的铁臂阿童木；认识了从“大西洋底来的人”。在长山镇上，花五分钱买一张票，坐在电影院里再是风雨也不怕地看场电影，对于那时的我而言，是一种奢侈的享受。读高中时，我们热衷于打篮球。

    偷偷地跑去同学家听邓丽君的靡靡之声，喜欢上了程琳的《酒干倘卖无》，进进出出就会那么一句“酒干倘卖无”，却不厌其烦地哼哼。也喜欢张行的《迟到》。张行这家伙不是“迟到”，而是“早到”了，他那点鸟事要是放在今天，能蹲进去吗。那年头谁要进过看守所或审查站，就彻底成了没人敢惹的主儿。去年张行跟个古董似地复出，已谢了顶，富了态，不能不叫人后怕流逝的岁月。同学们一边哼着张行的《迟到》，一边传抄着手抄本的小说，像《第二次握手》，像《少女之心》。于是一场传阅与反传阅的斗争在校园中展开了，每个同学无不不被老师叫进教研室，不少同学的书包被搜；我们班的一个男生不幸被搜到《少女之心》，造就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全校大会，这位同学不得不卷了铺盖，回家。前年，母校举行建校45周年校庆，我们班缺了两个同学，一个是英年早逝的，另一个就是他。高中毕业的那年，一部国产电影迷倒全国人民，那就是《少林寺》。不瞒你说，这部现在看来不过如此的功夫片，而那个时候的我一口气看过八遍，好像不要钱似的。

    到古时候称京口的镇江去读书时，已经开始看港台录像了，已经《射雕英雄传》了，已经痴迷于琼瑶的《我是一片云》了，已经热衷于霹雳舞、摇滚音乐了……啊，崔健的《一无所有》让全国的歌迷都富有了一把。也已经穿喇叭裤了，也已经太阳镜上小心地保存着那商标了，也已经赶到学校的电视室里去为郎平加油了。于是在日记本里悄悄地写上“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刚学习过女排的“拼搏精神”，就有军服毕挺的解放军叔叔来学校作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模报告了。于是热泪盈眶地大唱特唱《血染的风采》。走上社会后，头个月的工资全变了孝敬父母亲的礼物。看过《寡妇村》后才知道什么叫“少儿不宜”。有一个叫艾敬的女孩子，唱响了她的《我的一九九七》。于是我们扪心自问，香港为什么这么香？但香港她就这么香。好像转眼之间，香港才已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我的一位同事小姐开始做传销，什么东西都被说得那么好，开花乱坠。又过了那么几年，才刚退休的老同事，反而比过去跑得勤，将我们这些同事像“排雷“似的，一个个地卖过保险；有些脸皮薄的同事，还买了一份又一份。后来，单位里减员增效搞分流了，大家才没了“保险”的心思。有传闻说“一九九九世纪大劫难”，但我们顺利地度过了世纪末的最后一天……直到二零零三年的春天，我们经历了一场叫“非典”的灾难，意识到人其实也很脆弱。

    今天，女儿在一家超市里买了一盒“亲嘴小麻子草莓糖”，一颗颗形同桑籽，吃起来带点甜，带点酸，带点涩，一如当年的“酸三色”；但价格却一个天一个地，小小一盒，在当年不过两三分钱的东西，今天却有三四元钱。这滋味，无端让我有了忘不掉的痛楚，所有的昨天全在了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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