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这轩辕黄帝的诞生地，因了孔子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而成为东方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本已热闹的春秋战国时期，本已热闹的鲁国都城，因了孔子聚徒讲学而多了一份别样的热闹。这份热闹有别于诸候争霸的厮杀声，而是东方文化的热闹。那七十贤人三千弟子从各国蜂涌而至，从曲阜的东西南北汇聚到孔府的杏坛前，顿生三千朗朗书声，将战乱中的鲁国都城“朗颂”成千年之后的“东方圣地”。

    暂且不说伟大的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而要说一说他门下的两个学生，颜渊和子贡。一来他们都是孔子的得意学生，二来他们人生竟是那么的截然不同，三来他们在一起才更出意义。

    古时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高”就高在读书人是要去参加科举，是要去做官成为人上人的；所以又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说；所以“四书五经”被历朝历代的读书人“之乎者也”着，充当当官发财的敲门砖。但颜渊却是个例外。这个“高”在他的面前，就显得那么庸俗和腐败；唯颜渊之读书，才让那个“高”高得纯粹和唯一。他贫居陋巷，只知读书而不知其他，“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可不是装装样子的！这个“背时鬼”那么货真价实么全心全意那么快乐无比地把“读书”这档子俗事儿“洗礼”得一清二白，远离了仁途，远离金钱和女色，让读书回到读书本身。想来从古至今再没有第二人能望其颈背了，要不孔子何以称赞他的德行？要不统治者何以偏偏尊他为“复圣”？

    大概那会儿孔子就实行几年制义务教育了，要不颜渊这样的穷书生是断断交不起学杂费的。就在颜渊身处一贫如洗的困境中，照样把书读得朗朗有声之际；他的同学那读书吊儿郎当的子贡，偷偷地离开了孔府杏坛，义无返顾地下海做生意去了。这家伙一点也没想到如此这般，他竟成了二十世纪末读书人下海的祖始爷。好在春秋那会儿还少假冒伪劣商品，也好在子贡又识字又能说会道又有一伙高干子弟的帮闲朋友，上面的消息灵通，贩来贩去低价收回高价卖出；也就如此这般地靠经商发财，而且名重一时。据说富至千金的他，常常“结驷连骑，束帛之帮以聘享诸候；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这就好比现在有些大款们富到一定程度，国家政府要员也不得不对他们另眼相看，热情接待。史书上还说有了钱的子贡，历仕鲁、卫，曾游说齐、吴等国，促使吴伐齐救鲁；而且而且在经商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地宣传老师的学说，使天下人皆知有孔子这么个人。就连史太公也不得不慨叹子贡给孔子带来了名声。无怪乎孔子对这个不安心读书的学生还是挺欣赏他的才能的。

    颜渊当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楷模，是亮在精神空间的一盏塔灯；历史是公正的，它让颜渊在后世留名。历史也是残酷的，它告诉后人像颜渊这样的读书人是没有出路的。子贡比颜渊懂得生存和生活，懂得书要读、学问要做、钱更要赚了；老师也从不避讳钱财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了吗。你瞧恩师府上那副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这联中的“富”字为何少一点呢？想来谁不希望富贵永无止境的？“文章道德圣人家”也不例外；然后到底是读书人的“师爷”，善于在文字上做文章，故意将“富”字去掉一点，意在“富贵无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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