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认识浩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概是1957年吧，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上二年级，由于一年级英语学得比较专心，且有“小锅饭”吃，阅读水平提高比较快，常在学校开放阅览室里翻阅英文版的《中国文学》，偶然发现浩然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我为其浓烈的北方农村的生活气息所吸引，于是找到中文版原作读起来，知道当代文坛有位青年作家叫浩然。这就算是神交吧。尔后陆续读到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知道他的文名颇大，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有“八部样板戏，一个作家”之说，而“一个作家”指的就是浩然。“文革”中他风光无限，“文革”后当然要遭算账。1977、1978年暑假，还在北京回民中学教书的我，利用放假期间到《北京文学》编辑部打工，就参加过浩然做检查的会议。浩然检查了几次，总是强调他是按组织原则参加“四人帮”组织的各种活动的。所谓“组织原则”就是事先向时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吴德请示，事后又如实向吴德汇报。这么一来，也找不到浩然的什么麻烦，浩然似也就过了关，既不按“三种人”论处，更说不上其他处分了。于是，他作品照写，官照做。当然在北京以至全国文坛，他也就没有以前那么显赫的位置了。这一次，我算是见到浩然了。我虽认识了他，可他面对那么多与会者，却未必知道我是谁。
过了将近十年后，也就是1987年春天吧，我早已调入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分工当代长篇小说的阅读与评论，还参加过两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在当代文学评论，尤其是长篇小说评论方面，还有点发言权。此时，浩然出版了他的一部长篇新作《苍生》，拟在《北京日报》的办公楼里召开作品研讨会，并邀我参加。我认真阅读了作品，发现它虽然是反映农村改革开放后的新生活的，但仍然跳不出浩然的思维模式，大概一个作家一旦形成了对生活的认识与表现的某种模式，要从中跳出来很是不容易。会上对浩然的新作展开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并有所争议。看来，浩然此作是他花了很大力气写出来的，并对其有极大的期待值。据说，河北省三河市把他接到了三河，给他创造了很好的创作条件，盖了小院，也配了奥迪专车，让他可以潜心创作。可以说，在这次会议上，我同浩然才真正认识了。从1957年读《喜鹊登枝》作为一个读者对著名作家产生仰慕到1987年坐在一起讨论，对名家的作品进行评判、道其优劣，经历了30年漫长的岁月。《苍生》最后进入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初选的书目，但最后评委投票时，仍同茅盾文学奖失之交臂，这对浩然大概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此后，就听到浩然两次中风的消息。1998年秋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怀柔的雁栖湖为他的长篇新作《乐土》召开研讨会，并专车接我赴会。再次见到浩然时，他仍然很精神，且兴致勃勃地同我聊起他的创作计划，不仅要写新的小说，还要写几本回忆录。
一部松了架的机器是经不起折腾的，浩然已经中了两次风的身体更是经不起折腾的。果不然，两年后，他又第三次中风，这次他病得不轻，被送进了同仁医院。2002年春，湖南省作协主席、我的老朋友孙健忠准备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叙利亚，到了北京，知道浩然又一次中风住进同仁医院，约我一起去同仁医院看望病中的浩然。我们在一天下午到达位于东单南、崇文门附近的北京同仁医院，先到医院的花店买了个300多元的大花篮，然后到高干病房看望浩然。浩然住在一个单人病房里，见到我们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是嘴巴张开做说话状，而眼眶里饱含泪水。我们知道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苦楚，示意他别说了。其时，在病房里照顾他的只有他夫人的一个侄女。看样子，久病床前无孝子，孩子们和夫人都不来照料了，只好动员夫人的乡下侄女来照看姑父了。浩然既然讲不出话来，照看者也是一副冰冷的样子，我和孙健忠只好待了一会儿就告辞了。不过，一位当年成为“八亿人口一个作家”的风光无限的名作家，病重之后落得这步田地，实在让人唏嘘不已！心酸不已！
浩然在病床上熬了几年之后，最终撒手人寰，这已经是前年——2010年春天的事了。记得浩然逝世之后，还有不少文友写了悼文，我读后更觉心酸。
2012年7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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