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从15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县、州两试一举通过，但是州试的成绩欠佳，只是勉强录取。他的老师宋璞斋非常气愤地对他说“如果有一千人应试，录取九百九十九，要把唯一那个不取的人看成自己！”张謇倍受震动，当即书写“九百九十九”字幅挂于卧房之中，以时刻激励自己。他睡觉时在枕头边上系着两根短竹，夹住自己的辫子，一翻身牵动辫子，惊醒过来，立即起来读书。夏天蚊子多的时候，张謇就在书桌底下摆两个坛子，把脚放进坛子里，全身心地投入到读书写字中。经过一番“卧薪尝胆”的努力，张謇不仅中了举人，而且学业日进、见识日增，在世人口中，获取了“江南才子”的美称。
虽然张謇顺利地中了举人，但是之后的科举之路却走得十分艰难，用“长途跋涉”恐不为过。从小考到大魁，张謇奋斗了整整27年，真正体味了科举考试是统治者设置的象牙之塔，越往上越难通过的滋味。
张謇中状元时，已经41岁了，为什么偏偏这年高中了呢？原来，张謇虽在仕途中遭受多次挫折，但他的才、学、识在各种各样的考试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加之早年在吴长庆军中从事军事外交活动崭露头角，声誉噪于中外，成为当代名士。所以，张謇自随吴长庆在朝鲜平定“壬戌之变”回国后，“清流”领袖潘祖荫、翁同龢等，也就是当时朝中的帝党，就有了提携之意。从1886年起，南派清流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主考录取权利，曾经多次暗中识别张謇的考卷，希望他高中，但是，天不遂人愿。结果，第一次误将无锡孙叔和的卷子当作张謇的卷子，第二次又把陶世凤的卷子误以为是张謇的卷子，第三次又将武进刘可毅的试卷误认为张謇的。由此可见“清流”提携张謇的心情之迫切，但我们也可以看出清廷科举黑暗、腐败的一面。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特设“恩科”会试。
此时的张謇已经无心应考。他在1885年高中“南元”（南元就是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这是十分罕见的，因为从顺治年间开科到光绪十一年，200余年间南方士子取中“北榜”第二名的很少，仅有3人，因其稀罕，声誉较高，虽非“会元”，却被尊称为“南元”）后，连续几次败北的打击，使他决定不再应试，把试具都毁了。但是，他的父亲——76岁的张彭年苦苦恳求儿子再试一次。张謇不便违拗父命，只好勉强答应，但迟迟启程，3月29日才抵京，入场时间已到，遂向友人借了一些考试的用具，匆匆忙忙的进入考场。发榜之前，他也不抱任何希望，连是否被录取的消息都懒得打听。然而，出乎张謇意料的是，在礼部会试中，他竟获中第六十名贡士。在接下来4月份的礼部复试中，张謇又被录取为一等第十名，取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4月23日，殿试如期举行，翁同龢为防止再错认卷子，误录门生，命收卷官坐在那里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得出“文气沈老，字亦雅，非常手也”的结论，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还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在向光绪帝引见时，翁同龢特地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张謇中头名状元，照清廷惯例，授为翰林院修撰。这样，张謇经过长达27年的艰难奋斗，终于走完了漫长的科举之路，成为令人羡慕的状元郎。
与一般举子在高中状元之前完全闭门读书不同，张謇非常重视通过社会实践增加自己的阅历和知识。早在21岁那年，他就去担当江宁发审局委员孙云锦的文书，后来又到浦口淮军统领提督吴长庆幕中任职。1882年6月至1884年5月间，又随庆军开赴朝鲜。在这些军幕生活中，有许多具体的军务杂事要他处理，琐碎繁忙。1884年，庆军将要撤离朝鲜回国。张謇因在处理善后问题中才能杰出而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朝鲜欲以“宾师”的待遇聘他留下，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张树声、吴长庆三人也联合上书推荐他在清廷中任事。但张謇觉得功名要靠自己谋求，所以不论是朝鲜还是清廷的美意他都坚辞不受，决计靠自己的努力博取前途。这一年的7月，张树声在粤督任内，又一次延请张謇前去任事，他仍然婉言谢绝了，故有“南不拜张北不投李”之说。自立、自强是张謇的良好品德，也是他能创大业、成大器的动力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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