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风云变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迫于内外政治势力的压力，不得不顺应各界的呼声，打出“预备立宪”的旗号。一心致力于地方建设的张謇，在通州地区大办实业、教育，对政治原本无暇过问。然而，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实业家，他清楚地知道“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所以，他也不甘心冷落政治，一有机会，他对政治还是要发发言的。戊戌维新时期，他虽然嘱咐康有为等人“勿轻举”，但其基本倾向是赞同维新变法的，对维新派的失败感到惋惜。1901年，张謇从“法久必弊，弊则变亦变，不变亦变。不变而变者亡其精，变而变者去其腐，其理固然”的变革观出发，作了长达两万余言的《变法平议》，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政府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改革措施。《变法平议》的主旨实际上是重弹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思想的老调，尽管它比康、梁的维新变法主张更温和一些。戊戌维新失败以后，国内政治环境还是一片肃杀凄凉。在众口缄默的氛围下，张謇敢于率先打破沉默，重弹康梁维新思想的老调，这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胆识，也表明了他不能忘情于政治的心迹。清政府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面前做出“立宪”的姿态后，张謇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旨在推进中国社会走向进步的立宪运动中去。1903年，他到日本考察实业。在日本期间，张謇考察的重点虽然在实业和教育上，但对日本政治，他也是留心的。在自己的日记中，他分析说，日本成功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其有一个开明立宪的政府——“政府有知识，能定趣向，士大夫能担任赞成，故上下同心，以有今日”。反观中国，“上下之势太隔”，“中国之政府殆远逊于日本”。因此，要有效地推进中国的实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就必须以渐进的手段把现政府逐步改造成为一个开明立宪的政府。为了使清政府确实有所更新，同时也是为了推动全国立宪运动的发展，1906年，张謇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任会长，张謇被推为副会长。“预备立宪公会”大造舆论、联络各地立宪团体和有进步倾向的官僚，互通声气，一时间，各项立宪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非常活跃。1907年10月，清政府谕令各省成立咨议局。在张謇等人的积极推动下，l908年冬天，江苏咨议局成立，张謇被推为咨议局议长。张謇认为咨议局是中国走向立宪的里程碑，因此特别兴奋。他一方面加紧推动江苏的宪政筹备工作；另一方面，他积极策划国会请愿活动。1909年10月，张謇同江苏巡抚瑞澂及立宪派骨干雷奋、孟昭常、杨廷栋、许鼎霖等人进行磋商，确定由瑞澂联合各省督抚要求迅速组织责任内阁，由自己出面联合各省咨议局，要求召开国会。为争取浙江省咨议局的支持，张謇亲赴杭州会见汤寿潜等人。当时浙江省咨议局有人发牢骚说：“以（今日）政府、社会各方面之现象观之，国不亡，天无理。”张謇生气地说：“我辈不为设—策而坐视其亡，无人理。”他觉得国民一定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为国家分忧解难。在张謇等人的多方努力下，1909年12月，各省代表齐集上海会商国会请愿大事。次年1月，各省请愿代表北上时，张謇特地写了《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希望代表们“深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负我人民也。即使诚终不达，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后世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传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

    1910年春天，立宪派请开国会的活动达到高潮。清廷见民情激愤，为避免引起剧变，遂于10月下诏缩短立宪时限，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接着于1911年5月成立了以奕劻等人为首的“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名单公布后，各地立宪派大失所望。6月，直隶省咨议局呈请都察院代奏，指出皇族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失人民立宪之希望，要求彻底改组。在这关键时刻，有人到南通访问张謇，请求他到北京摸摸情况，以决定各省咨议局的态度。张謇终被说动，经与好友雷奋、杨廷栋等商量后，他决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计，暂时放下南通的实业，由汉口取道京汉路北上。

    到了北京，张謇晋见了摄政王载沣，并特地拜见了掌管内阁的庆亲王和其他要人，到处披肝沥胆，为立宪游说。但是那些权贵谁也没有真心听他这套说词，他们误以为张謇北上的目的是谋官，所以希望他留在朝中为官，并给予“宾师”的位置；若愿意外放，则给予黑龙江巡抚等职。听了这班昏聩的官僚们的话，张謇知道，今日的京师和十多年前甲午战争时的状况没有什么两样，赶紧婉言拒绝，返回南通。

    1911年10月10日夜，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夜，张謇由于要参加武昌大维纱厂的开幕式，正好在武昌停留，亲眼目睹了革命的突然发生。起义士兵在民众的协助下一举攻克了武昌，昭示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即将崩溃，也预示着新的共和国即将诞生。对于张謇来说，这就意味着立宪运动的失败，惋惜和感叹之情不绝于胸。毕竟曾经是帝党的骨干成员，受过“先帝拔擢”的知遇之恩，加上传统伦理观念的长期熏陶，使张謇在感情上与清王朝藕断丝连。从“立宪”转向“共和”，对张謇来说，不经历一番挽救清政府的努力，是很难做到的。只有在为清王朝奔走呼号“立宪”无效之后，他才能找到转向“共和”的心理支撑。从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起，张謇就辗转南京、上海，呼吁清廷公布宪法，召开国会，希冀以此平息革命，稳定国内局势。但是革命的火焰已经不可扼制，在湖南、陕西、山西等省相继独立后，特别是当革命党人攻克上海、浙江，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也宣布脱离清政府“和平光复”后，清廷的灭亡已到无可挽回时，张謇开始正视现实了。1911年11月7日，张謇致信友人许鼎霖指出：“现在时机紧迫，生灵涂炭，非速筹和平解决之计，必至于俱伤。欲和平解决，非共和无善策。”为了保护通州实业发展和社会稳定，他还抢在革命党人之先，策划并实现了通州的“和平光复”。1911年11月17、18日，清廷先后任命张謇为宣慰使和农工商大臣，张謇发电坚辞说，时至今日，尚有何情可慰？尚有何词可宣？他忠告清政府：“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张謇被任命为临时政府实业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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