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开始的地方

    1.

    在英杰还没出生的时候，有一年，赤峰市最大的杂技团来我们这里招生。我妈单位的人都议论说那个杂技团特别难考，很多人去了，都没考上，灰头土脸地就回来了。

    聊着聊着，有个人就忽然对我妈说：“你们家月仙不是喜欢表演吗，怎么不带她去试一试？”

    我妈一听杂技团，感觉是个挺好玩的差事，于是，下了班便带我去了。那会儿，杂技团的老师们吃完饭，正在院门口遛弯儿。我妈推着自行车问：“哎，你们不是在考试吗？”

    “早考完了。”人家说，“这都几点了，我们晚饭都吃完了，正遛弯儿呢。”又问，“你干吗？”

    “你们杂技团不是招演员吗？”我妈指我，“我带着我闺女来考一次试试。”

    2.

    我坐在我妈的自行车后座上，两只手把着车座。天快黑了，夕阳照在我的身上，把我映得黄灿灿的。老师们眯着眼睛，都围着我转，似乎在参观一只小猴子。

    看了一会儿，其中一个老师似乎对我有了一点儿兴趣，说：“上收发室去吧，里面有灯，亮堂。”

    进屋后，那个老师问我：“你都会啥？”

    “我会劈叉，会下腰！”说着，我就给他们劈了几个叉，又狠狠地把上半身弯到了身后。

    老师们看了看，说不错，又让我原地跳跳，做动作——反正就是人家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老师们看得挺快活的，就对我妈说：“你这闺女可以，是个人才。这样吧，你后天再来一次。”

    我妈边说好，边带着我回家了，路上还纳闷说：“既然我闺女是个人才，那为啥就不留下呢，怎么后天还得再来呢？”

    那时候我们也不懂，直到现在干了这行了我才知道，原来人家是等着给我进行二试呢。于是，几天后，我们去了杂技团才看到，里面满屋子的人，都在那又蹦又跳。我看着特别热闹，就也跟着他们一起闹腾，就当是在玩了。

    蹦蹦跳跳几轮之后，杂技团的老师说：“于月仙，你留下来吧。”

    我妈听了，就问：“你们这意思，是不是说要留下我闺女啦？”

    “是啊！”老师表扬起了我，说，“你这闺女特别适合搞文艺。”

    我妈一听这话，开心得不得了，拉着我就回家把这个喜讯告诉我爸。结果我爸一听，当时就变脸了，斥责我妈说：“谁让你带着月仙去考什么杂技团的？”

    我妈没明白我爸因为什么生气，就问：“考杂技团怎么了？我单位的人都说杂技团特别难考，咱闺女能考上，说明她是个人才！”

    “人才个屁！”我爸骂道，“演戏都是下九流的行当！搞文艺的女孩儿能有什么出息？还是搞杂技，危险性太大了！”又指着我说，“你快回去念书，别跟着你妈瞎胡闹！”

    我一听我爹不答应，就怒从心中起，抬起脚就往外面跑。我脑海里又浮现出大年初二时，表姐家里那个蹦蹦跳跳的聚会了。我太向往那样的生活了。

    我爸一看见我跑了，骑着自行车就追了上来。他那时候年轻，又高又壮，用胳膊一搂，一把就把我拎回来了。

    回到了院里，他把我按在地上，说：“于月仙！从此以后你给我断了这个念头！你要是再想干这一行，我就把你腿打断！”

    3.

    之后，杂技团的老师们来我家里做家访。我妈抱着我，跟他们解释说：“不是孩子不想去，是他爸实在不愿意，说她要是再往你们那儿跑，就打断她的腿。”

    虽然遭到了我爸的威胁，但我仍记得那天临走时，杂技团老师们对我妈和我的叮嘱。他们说：“你这孩子，天生就适合搞文艺。不过，搞杂技确实有点儿危险。她这资质，适合当舞蹈演员，将来演电影也行。但你们家里这么反对，我们也能理解，只是有点儿可惜了。这样吧，我们给她保留这个名额，两个月之内，你们想来，随时能来，要实在不来，也行，但你们一定记得，这孩子不学表演就实在是太可惜了。”

    “这孩子，不学表演就实在是太可惜了。”从此以后，我就记住这句话了，脑子里一直记着他们对我的嘱托，就这样，一直默默地喜欢着这一行，一直记到十四年后，我在二十二岁时，才考上了中戏。

    教室里的演员梦

    于英杰

    1.

    在我大姐还很小的时候，我们的大表姐马丽娟已经是歌舞团的台柱子了。当时家里住得近，大表姐没事就带大姐去她单位。那时我还没出生。我听大姐说，她会把大姐放在窗台上，给她一根糖，让她攥着。

    大姐就在窗台上看大人们压腿、上课、排练、彩排。

    耳濡目染中，她忽然就想跟她们一样：将来长大后，能够站在舞台上，试着去绽放一点儿光芒。

    在那儿，大姐认识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个在少年宫举办的业余艺校上课。大姐去了一看，感觉那地方特别棒。之后，她长大了，就也去那个业余艺校里学习了。

    业余艺校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大的有上班的姐姐，甚至快退休的阿姨；小的也有七八岁的小朋友。大姐在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例如舞蹈的基本功和一些表演技巧。

    她也交到了很多新朋友。他们对艺术的讨论以及老师的点评，对大姐来说，都是一种成长。

    她一边学习着其他人的训练内容，一边消化着艺校里的课程。后来，有一年考试季，少年宫里传来喜讯，说他们的某个同学考上了一所什么学校。那时，大姐才知道，原来这个专业是可以考试的。

    于是，她也试着去考，但每次都在考前场被我父亲拽了回去。

    2.

    我们家是书香门第，我爸一直希望大姐以后能当个老师。所以中考填志愿时，大姐就自作主张，偷偷选了一个幼师专业。之所以选幼师，一是因为以后出来能做幼儿教育，符合我爸对她的期望；二是因为，这个专业跟她的兴趣相符合，也可以唱唱跳跳，这样既能满足爱好和需求，又照顾到家里的想法和感受。

    但我爸得知此事后，仍然有点儿不满，可是毕竟木已成舟，而且大姐毕业后也能做个艺术老师，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结果，在大姐即将幼师毕业的时候，学校忽然发现这个叫于月仙的学生条件还不错，便破天荒地让她留校当了老师。后来，学校还安排她出去进修，于是大姐就选择去了沈阳音乐学院。

    说好的三年进修，但学校怕她在外面待久了乐不思蜀，不到一年，就把她调了回来。

    大姐没有念过高中，从职业中专一毕业直接当了老师，还被安排去沈阳进修——这些都是全赤峰市的人从未有过的待遇。

    3.

    留校后，大姐的第一堂课就是公开课。她站在讲台上，看着最后排的校长和领导，紧张到手脚冰凉，甚至连脖子都不敢左右扭动。别的班老师也好奇这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丫头能讲出什么名堂，便窸窸窣窣地边听边讨论。

    她看到下面这么多双眼睛都在盯着自己，觉得既紧张又兴奋。

    大姐那天表现得不错，反响出奇的好。之后，甚至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的老师都会专程来听她的课。

    我想，她就是在那时忽然体会到了那种被人瞩目的感觉。

    她站在教室里，想着她的演员梦。

    在那一天，她暗暗发誓，她要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一直掌控着自己的人生之路。

    她要被更多的人看到。

    不怕万人阻挡

    1.

    我比英杰大十二岁，他患病那年，我已经毕业留校，在赤峰第一职业高中当老师。那时候有个女孩儿刚分到我们学校，是个大学生。我就常问她，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上课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每次她都说得眉飞色舞，激情澎湃，于是我满脑子都是对大学的向往。

    有一天，我刚上完课，正经过操场回办公室。忽然从远处飞奔过来一个小姑娘，她跑到我身边，递上来一张报纸，说：“于老师，中央戏剧学院在招生，你看一看，特别适合你。”

    我拿过来，问：“你是谁？”

    “你不认识我的。”她说，“你也不需要知道我是谁，总之这个报纸你一定要拿好，这学校太适合你去上了。”

    说完，她就走了。我看着她一路小跑的身影，又望了望手里的报纸，上面用笔画着一行小字，大意是说中央戏剧学院正在面向全国招生。

    中央戏剧学院？我又想到了我遥远的那个梦。我可以吗？

    2.

    我决定试一试，便拿着那张报纸四处去打听具体的报名流程。我给电视台打电话，电视台说不清楚，他们不管这个，让我去文化馆问问。结果文化馆的人听后，说：“这事你找我们没用，你直接去教育局问啊。”

    我不敢去教育局，因为我是单位的留校生，是学校的老师，学校不允许老师考到外边去。

    后来，有个群众艺术馆的工作人员说，市招生办公室那有全国各高校的招生信息，让我去看看。等我赶过去时，发现他们已经快下班了，我拦住门卫说：“师傅您别关大门，让我进去看一眼吧。”

    终于，我在招生办告知栏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中戏招生简章，我连忙借了纸笔，一行一行地抄了起来：报考条件，报考日程，联系方式……我甚至还把简章上中戏学校的照片都仔细地画了下来。

    回家后，我拿着我抄下来的简章给我妈看，我说：“妈，我想考大学。”

    我妈说：“怎么了，你在学校当老师不开心吗？”

    我说：“挺好的，但北京的中央戏剧学院在招生，我想试一下，这是我的一个梦。”

    她听完，赶紧把我拉到里屋，关上了门，小声地说：“仙儿，你去试试吧，妈支持你，但别让你爸知道，他不会答应的。”

    我知道我妈的意思。眼下弟弟的病不见好，每天都得花钱；而我在学校当老师，端着一份多少人都眼红的铁饭碗，赚的工资又能补贴家用；而且家里除了弟弟外，还有两个妹妹需要照顾。这些事情都等着我去做。

    我说：“妈，你就让我考吧，我能自己挣钱，我不给家里添负担。”

    我想试一下，这是我的一个梦。

    3.

    我妈答应了我考试的要求，但这件事还得瞒着我爸。于是，我只能偷偷地背着父亲练习。我在车来车往的桥洞里练声乐，在买菜时经过的小树林里练形体，在关了灯的教室里练台词，躲到没有人的卫生间里练表演。

    有一天，我看家里没人，就大着胆子在家里练。我练着练着，英杰忽然冒出来说：“姐，你这块儿不对，语气不行，你在说台词的时候需要多停顿一下，这样感情才显得饱满。”

    我才发现他竟然在家。我看着英杰说：“哟，小看你了，你也懂这个？”

    他像个小大人一样抱着胳膊说：“姐，你练吧，我在这儿给你把把关。”

    于是，那年十岁的英杰就佝偻着背，站在我旁边，当我的陪练。每次他觉得我演得不好时，就记录下来，并告诉我这块儿应该怎么演，那块儿应该如何说……我边消化他的意见，边改进我的表演。后来，我把经过英杰处理的节目演给朋友看，朋友们都称赞道：“别说，你这个弟弟指点得还真专业。”

    一个月后，某个周五的下午，等所有人都下班了，我偷偷跑出宿舍，把写好的请假条塞进了校长办公室，然后赶忙回家打包好行李，坐凌晨三点多的火车去通辽考试。

    临走前，我跟我妈说：“妈，我走了，你照顾好我弟弟妹妹。”

    说着，我又想去里屋再看一眼沉睡的弟弟，可这时，我妈却推了我一把。

    她说：“仙儿，快走吧，一会儿你爸醒了，你就走不了啦。”

    4.

    那天火车晚点了，等我第二天到通辽时，考场已经在进行二试了。

    我抱着妹妹给我做的条绒包——里面装着我跳蒙古舞的道具，还有一双练功鞋，在考场的门口来回踱步。这错过了一试，人家能还让我去考二试吗？

    后来我一想，甭管它一试二试，来都来了，就闯进去试一试。想着想着，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勇气，砰的一声，把那扇红色的考场大门给推开了。

    里面的人被吓了一跳，瞬间鸦雀无声，都直勾勾地盯着我。

    安静了一会儿，终于有人开口了。他问：“你谁啊，想干什么？”

    “对不起……”我捏着衣角边往里面走，边说，“我就想问问……你们谁是主考老师？”

    “我在问你叫什么！”那人没回答我，只是提高了嗓门儿，吼道：“谁让你闯我们考场的？”

    “对不起。”我还是说，“我只想问问，你们谁是主考老师？”

    见我答非所问，坐在中间的几个人就窸窸窣窣地商量了起来，一旁的考生也对我指指点点，仿佛我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神经病。

    这时，其中一位老师朝我摆摆手，说：“孩子，你过来。”他指指身边的两个人，“我，还有这两位，都是今天的主考老师。”他又看向我，“你告诉我你叫啥，你来干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正是中戏的纪处长。

    我说：“老师你好，我叫于月仙，我从赤峰来的，来考试。”

    “你知不知道你来晚啦？”

    “我知道，”我说，“可是没办法，我有工作，在学校里当老师，还是班主任，周五下班得开会。学校不知道我来考试，我偷着来的。我今年二十二岁了，年纪不小了，想再给自己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求你们让我考一次吧。我知道自己不一定能考上，但我就想试试。要是考不过，我就死心了，以后好好回去上班，再也不惦记着往外面闯了。”

    几个老师听完我的话，又商量了一阵子，过了会儿，纪老师说：“你既然来了，就给你一次机会，我们就当你是一试的最后一名，等他们考完了，你再考。”

    我连忙答应，头点得跟小鸡啄米似的。

    考完后，刚走出考场，纪老师忽然叫住我谈话。他说：“于月仙，你是学什么的？”

    我说：“我是学幼儿教育的。”

    他点点头，叮嘱道：“你这次表现不错，但专业过了还得通过文化课考试。你的实际情况我们也了解了。你要切记，务必去参加全国文化课高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去考，能做到吗？”

    我忙不迭地点头，说：“能，老师你放心吧，我于月仙一定能。”

    5.

    我刚回到赤峰老家没多久，就收到了专业考试的合格证。我还没来得及高兴，这事就被校长知道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希望我放弃考试。他说：“你是咱们学校的留校生，不能考到外面去。”

    我说：“不行，我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要坚持。”

    在学校里，从来没有人能抵抗校长的权威，我是他遇到的第一个不识相的人。他愤怒地拍了拍桌子，吼道：“于月仙，你不要以为我治不了你，我能把你留校，也能让你去看大门！”

    我以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结果第二天，他真的就把我调到了学校门口的收发室里。

    我爸得知此事，指着我的鼻子骂道：“放着这么好的工作不干，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说：“爸，我什么都不想干，我就想参加高考，我就想去北京上大学。”

    在收发室待了几天，慢慢地我也想通了，这样看大门其实也挺好，没人打扰，也没人管，我就在里面看书自学。可我刚看了几页书，又被传达室的老头儿发现了，他便罚我推煤，每天早中晚都要帮他推三车煤灰，不然他就去找校长告状，说于月仙连个大门都看不好。

    我寻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无非几车煤嘛，推就推。

    于是，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灰头土脸地泡在煤堆里，鼻孔随便用手一挖，里面就全是黑黑的煤渣。

    某天，我推着煤车，路过一个补习班，看到里面正在上课。我看着看着，竟看入迷了。里面的老师发现了我，就问：“你是干吗的？”

    我说：“我想参加高考，但家里不让，我也没钱，我的工资全被我爸没收了。”

    那个老师听完我的故事，指了指教室里一个空位，说：“这有一个考生，也是艺考的，但经常逃课，到现在也没来过几次。你以后就坐他那上课吧。我不要你钱，免费为你提供座位，但你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一个好成绩出来。”

    我连忙感谢他。他又问：“你什么时候来？”

    我说我只能下了班再来，我白天还得去学校，我们校长罚我去给学校看大门，我们传达室的老头儿让我给他推煤。

    他说：“于月仙，你胆大不？照我说，你胆子再大点儿，把工作辞了，安心在这儿上课，我全天辅导你。你只要有志气，一定能考个好成绩。”

    我说：“叔，我不敢，我只能晚上下了班才来。”

    顿了顿，我又补充说：“您不知道，我要是现在真把工作辞了，回去后我爸会打死我的。”

    6.

    八十二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那个老师的补习班里整整学习了八十二天。直到八十二天后，我终于要去教育局参加高考报名时，却被人告知说：

    “于月仙，你的考试名额被冻结了。”

    原来，校长已经提前跟教育局打过了招呼，说这是单位留校的老师，不能给她报名，她要是跑掉了，校领导会亲自去教育局要人。

    我只好买了水果和礼品，低声下气地回学校去求校长。可他看都没看，就把那些水果扔到了地上，说：“于月仙，现在我看你还能怎么办？”

    我蹲在地上一颗一颗地捡起水果，没有气馁，反而心里暗自发誓说：我要考试，谁也阻拦不了我。

    可事情还没完。校长当天还派了人去我爸单位告状，轮番地给他来做思想工作。我爸本来脸皮就薄，经过这么一折腾，更觉得没面子。他刚回到家，还没来得及骂我，又被我的一个亲戚叫走了——这事终于传到了我爷爷的耳朵里，他十分生气，正召集全家开会商量怎么“处分”我。

    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我这个女孩子是没有资格去参与他们的讨论的，我只好和我妈在门外等着。他们在里面热火朝天地说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天黑，我爸才气冲冲地走出来，他拽着我的衣领，说：“给我滚回家里去。”

    一路无声，我默默地跟着我爸回到了家。他刚把门打开，我还没来得及开灯，他就冷不防朝我扇过来一个大嘴巴子。

    那一巴掌扇得我眼冒金星。我还没反应过来，接着，他就又朝着我踹了一脚。那一脚踹得特别狠，仿佛把他对我所有的不满都发泄了出来。我被踢得连退数步，疼到胸口发麻，只好趴在地上不断地喘着大气。

    我没哭。从小到大总挨打，这样的生活我早就习惯了。我只是趴在地上，红着眼睛瞪着他。瞪着瞪着，我忽然爬起来，扭过身子，逃进了漆黑的大街上。

    我不知道该去哪儿，能去哪儿。我不明白，只不过是考一个大学而已，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支持我？我在大街上晃着晃着，稀里糊涂地就走到了一个胡同里面。

    我揉了揉眼睛，看到那里亮着一道光。

    我才意识到，这是走到了我大姨家，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纠结要不要进去。

    恍惚之间，我轻轻敲了下门。

    “谁啊？”我大姨在里面问。

    我说：“姨，我是月仙。”

    门开了，大姨披着外套，问：“这么晚了，有事啊仙儿？”

    我说：“我没事。”

    她看着我灰头土脸的样子，说：“进屋，有事进去说。”

    我说：“姨，我没事。”

    “没事也进去！”她把我拽到家里，按在沙发上，给我倒了杯水，又问道：“有心事？”

    我还是那句话：姨，我没事。

    “受欺负啦？”

    我摇摇头，说没有。

    “你肯定有事！”她提高了嗓门儿，“仙儿，你哭出来，有什么事你跟姨说，你喊，姨不怪你，你把你心里的委屈都释放出来！”

    她这一吼反而把我吓得没了方寸，终于，我把隐忍了二十二年的眼泪一股脑儿倾泻了出来。我从沙发上滑到了地上，抱着玻璃水杯，把头埋在膝盖里，号啕大哭起来。我说：“姨，我想考大学。”

    我姨父走过来，看着我姨说：“不管发生了什么，这忙咱都得帮，不然，这孩子将来就废了。”

    我姨是赤峰有名的裁缝，市里大大小小歌舞团的演出服都是她做的。她说她有一个客户是我们市小学的音乐老师，老公在市教育局工作，估计能帮上点儿忙。

    “仙儿，你擦擦脸。”她给我递过来一条毛巾，说：“姨给你想办法。”

    于是，大半夜的，我姨举着手电筒拉着一路抽泣的我，敲开了那户人家的门。他们也很奇怪，纳闷什么事非得二半夜说？

    我姨就拉着她的手，求道：“我们家仙儿的这个事，麻烦你帮帮她，不帮她，她就真的完了。”

    人家想了一会儿，说：“那行，我想想办法，你等信儿吧。”

    第二天中午，我正在收发室里发呆，忽然，一个人站在门口通知我说：“于月仙，你可以去参加高考了。”

    7.

    考完试后，我回学校继续工作，一边看大门，一边焦急地等待着考试结果。但奇怪的是，我身边一同考试的朋友们，都陆续接到了入学通知书，唯独我没有。

    我怀疑是不是通知书寄丢了，就去考试办问。考试办几番确认后，答复说，确实没有你的录取通知书。

    我心头一凉：完了，我没有考上。

    于月仙，你没戏了，乖乖看大门吧。

    之后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过得极其消沉。我开始在家里给自己找事干，拖地擦桌子抹玻璃，做饭洗衣服换被褥……似乎这个家里的一切都在等着我去收拾。

    有一天，我回到家，看着天发呆。看着看着，我忽然就觉得那块玻璃有点儿脏。我越看越觉得它脏，于是便拿起螺丝刀，直接把窗户拆了下来。我卸下玻璃，接了盆水，蹲在盆子前，一下一下地抹着它。

    我想，它得好好擦一擦，把它擦干净了，一切就都干净了。

    我越擦越来劲儿，仿佛这是人世间最美妙的工作。

    正当我擦窗户擦到入神的时候，我妈忽然回来了。那并不是她下班的时间。我放下抹布，看看表，说：“妈，你咋这么快就回来啦？”

    她一看到我神神道道的模样，哗的一声就靠在门边，用手按着脸，哭了起来。

    我说：“妈，哭啥？咋了，谁欺负你啦？”

    我妈边哭边摇头，说：“闺女，你考上了啊！你考上了！你终于考上了！”

    我没信，觉得我妈疯了。我说：“不可能，我去考试办问了，人家说了，于月仙啥成绩都没有。”

    我妈说：“真的，闺女，你真的考上了，北京的老师来接你了。”

    原来，中戏的老师们早上坐火车到了赤峰，经过一路打听，最后找到了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他们对文化厅的领导下达了死命令，说：“这个叫于月仙的人，你们必须放，这是国家的人才，我们要带走去培养。”

    我妈边讲边哭，边哭边讲：“这帮王八蛋，他们都说你不行，都说你做白日梦。闺女，你出去，你出去跟他们说，跟全世界说，你就说我于月仙考上大学了。”

    我妈这么一说，搞得我鼻子也酸酸的。我哄她说：“妈，你别哭了，你再哭就不好看了。”

    8.

    我妈把我爸从单位叫回来，对他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孩子考上大学是喜事，是大事，你必须去一趟。”于是，我爸就带着我去火车站附近的铁路宾馆，去见那两个中戏老师。我到那儿一看，其中一个正是那天的纪老师。

    我们刚坐下，聊了一小会儿天，我爸忽然蓦地就又站起来，说要出去一下。

    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里又怦怦地狂跳了起来。我心想糟了糟了，我爸肯定又生气了，一会儿他要是当着这两个北京的老师的面发起飙来，我这学就又上不了了。

    可没过多久，他却抱着两个西瓜回来了，还拎着一箱杏仁乳饮料。我爸对两位老师说：“天这么热，辛苦你们这么老远来，这是我们当地特产的杏仁乳，你们也尝尝吧。”

    说着说着，我爸自己反而不好意思地先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他也笑出了几行老泪。

    从铁路宾馆出来后，校长就通知我回学校，让我当他的面写辞职信，还得捺指印。我把辞职信交上去时，校长问：“你想好了吗？”我说：“当然想好了。”

    “就你这样子还想当演员？可笑！”他把腿跷在桌子上，举了举手里的信，“也不看看你是谁，到时候混不好了，你还得回来求我。”

    我说：“你看着吧，我于月仙就算饿死、穷死在外面，我也绝对不回来。”

    然后，我回到教师宿舍，把我的全部家当都整理了出来。翻东西时，我找出来一张前一年获得的内蒙古优秀教师荣誉证，我拿着它看了一会儿，感觉恍如隔世。之后，我把那些东西扔进一个铁盆里，放了一把火，全烧掉了。

    这时，旁边走过来一个人，是我以前的同事。他说：“好好的，你烧这些东西干什么？”

    “没用了，”我说，“我要走了。”

    “你去哪儿？”他问。

    “以后你会知道的，”我说，“以后全赤峰的人都会知道的。”

    只怕自己投降

    于英杰

    1.

    八岁还是九岁时，有一天中午，我在家里昏昏午睡。本来我睡觉就轻，稍微有点儿动静就会醒，那天太阳又很厉害，晒在身上，滚烫滚烫的，我翻了个身，抖了抖毯子，忽然听到屋外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有人在收拾东西。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语调忽高忽低，像是很多人在讨论着什么。我寻思着我是不是在做梦。睡到迷迷糊糊时，我起身上厕所，刚掀开帘子，就发现我大姐于月仙正站在那里，拿着小本子在说着什么。

    “姐，你这是在干啥？”我揉了揉眼睛，“大中午的，你怎么不睡觉啊？”

    “我在排练一个故事。”她说，“一头绝顶聪明的猪。”

    2.

    《一头聪明绝顶的猪》讲的是森林里有一头猪，在图书馆上班，它深信自己凭借着多年图书馆管理员的生涯，已经成了知识渊博的学者，所以自认为聪明绝顶。

    有一天，一只鹦鹉来图书馆看书。猪就对鹦鹉说：“我在这个图书馆里待的时间很长了，对这儿一草一木都十分了解，我甚至能说清楚这个图书馆里有几个厕所。”

    “你所说的都是图书馆外面的事，那里面的东西你也了解吗？”鹦鹉问猪。

    “里面？”这头“聪明绝顶”的猪说，“里面我当然清楚了，无非是一些木架子，上面堆满了各色各样的书。”

    “是啊，那些书你都看了吗？”鹦鹉问，“人们都说，那些书里有知识的宝藏呢！”

    “当然看了！”猪说，“都是些无聊的破玩意儿，既不好吃，也不好玩意儿，我咀嚼过好几本，干巴巴的，连一点儿水分也没有！”猪劝鹦鹉别浪费时间看书，它说：“与其花时间去啃书本，还不如到垃圾堆翻几个烂萝卜啃啃呢！”

    这个故事讽刺了猪只知道吃和睡，把书当作“干巴巴的破玩意儿”。它虽然拥有很多书，但却没有理解学习的本质。一个人拥有多少书，并不代表着他就直接掌握了知识，知识还是要通过努力学习才能获取到。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经典童话，小时候我爸妈就经常讲给我听。他们希望我能脚踏实地地看书、学习，不耻下问，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

    3.

    姐姐当着我的面，又表演了一遍。看完后，我说：“姐姐，你那个猪学得挺像的，但那个鹦鹉的语气应该再尖锐一点儿。我在同学家听过，鹦鹉的声音是这样的……”说着，我就学给她听。

    “这样行吗？”她有点儿犹豫。

    “可以的。”我说，“姐姐你想啊，鹦鹉不是来看书的，它是来讽刺小猪的，所以你应该用尖锐的声音来加强那种讽刺的语调。”

    过了一会儿，我上完厕所回来，姐姐兴奋地拉住我，说：“英杰，你现在再听听，是不是好了些？”

    说完，她又表演了一次，我听完，笑着说：“姐！这次效果真的好多了。”

    当天晚上吃完饭后，大姐又偷偷找到我：“英杰，你晚上有什么事情吗？”

    “没啊。”我揉揉肚子，打了个饱嗝。

    “那走！”她高兴地拽着我，“我带着你出去，咱俩到小公园里，背着咱爹，我再偷偷地练一遍。”

    我看看我爹，他刚吃完饭，正端坐在椅子上，翻一本书。

    我说：“姐，你排练节目又不是啥偷鸡摸狗的事，干吗要背着咱爹呢？”

    “嘘！”她连忙捂住了我的嘴，“这事不能让咱爹知道，他要是知道了，会打死我的。”

    4.

    后来我才知道，大姐想去上大学，考中央戏剧学院。

    可那时候她已经二十二岁了。

    大姐幼师毕业后，就留校在职高当老师，工作稳定，端着一份人人羡慕的铁饭碗。那时爸妈正张罗着给她相亲，希望她快快成家，安定下来。而如果她真的去北京上学，那家里不但少了一份收入，还得额外给她交学费，又多了一笔开支。

    而且我父亲的思想向来比较保守，他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大姐跨入演艺圈这个行当后，还会时不时地给我打电话，问我这块儿怎么演，那块儿怎么练。

    每次我一接电话就纳闷，说：“姐，你现在都当演员了，合作的都是大明星、大导演，你拍戏不问他们，问我这个门外汉干吗呢？都不怕我给你带偏啦？”

    她听了就笑，说：“英杰，我相信你，跟着我的弟弟于英杰练，准没错。”

    每次她一说到这里，时光就仿佛回到了我儿时那个炎热的午后，我躺在床上，姐姐在门外，拿着本子，一段一段地揣摩着故事和台词。

    之后，她会告诉我说，这是她的梦想，她要去试一试。

    我点点头，说：“姐你去吧。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的。千万别投降！”

    既然你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我就要在你的身前，做一堵挡风遮雨的墙。

    最艰难，却又最美好的时光

    1.

    我跟着纪老师来到北京，他坐在办公桌前，从兜里拿出一把钥匙，打开抽屉，把里面的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说：“于月仙，这就是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前我都不敢给你寄，怕被你们那儿的人扣住。”他指指隔壁，“与我这办公室一墙之隔的地方，就是咱们中戏的新生报到处，你赶紧去报到吧！”他语重心长地叮嘱道。

    “这次，谁也拦不住你了。”

    2.

    在中戏，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并在那儿认识了我的老公张学松。在上大学之前，我已经在赤峰做了五年老师，而他也刚好当了五年的兵，之后又在天津电影制片厂工作了一年。论年龄和阅历，我俩都是班里最资深的人。后来他成了我们班的班长，我做了副班长。因为这几层关系，我们的共同语言就更多一些。

    于是，这两个全班年龄最大的人，渐渐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有一年，我弟弟英杰来北京假肢厂定做一个“铁背心”。那是一个用钢筋做的铁罩子，我爸每天要用它来勒住英杰的背，防止他的背弯得更厉害。

    做完“铁背心”后，弟弟来我学校玩儿。刚巧，学松同宿舍里有个男孩儿，也是我们赤峰人。我弟弟听说后，就觉得“只要是赤峰老乡就都应该认识一下”，便非要去找他玩儿。可到了人家宿舍后，发现只有学松一个人在，学松就给英杰解释说：“你要找的那个赤峰的小伙不在。”英杰不信，问：“你是谁？”学松觉得这小子有意思，就问：“那你先告诉我你是谁。”

    然后英杰就自豪地说：“我是于月仙的弟弟。”

    学松这才知道：“哦，原来我们的副班长还有个弟弟。”

    他俩当时相处得挺不错，学松很喜欢这个调皮的小孩儿。他带着英杰在北京玩了几天，走的时候，还亲自把他送了上火车。而英杰刚坐稳，就打开车窗，朝学松伸出了一只手，要跟他握手。学松一看，没想到这小家伙还挺懂礼貌，便也伸出了手，握了一下。

    “哈哈哈！”英杰却忽然在火车里高声笑道，“伸出友谊的手，握住诚实的狗！”他边笑边使劲儿地握住学松的手。

    “小崽子，你敢张嘴骂我！”学松没料到自己竟然被他捉弄了，连忙把手抽回来，威胁他道：“小子，等着吧！等着我泡你姐！”

    3.

    毕业几年之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大家聊起了校园生活。我身边的女孩儿们纷纷夸耀说年轻时有多少人给她们端茶倒水打勤献趣。一个同学总结说：“咱们表演系的女孩儿，不用说，肯定是全校最漂亮的，有人献殷勤很正常嘛。”另一个同学却说：“也不是，中戏就是狼多肉少，别说表演系了，就连舞美系、戏文系，甚至导演系的女孩儿都有人为她们服务啊。”

    我看她们说得眉飞色舞，便纳起了闷。我说：“不是吧，我在中戏那几年，可从来没人给我打过水、拎过包啊！”

    “为啥？”在场的一个戏文系的男生听见我这话，指着我老公张学松，哈哈大笑，说：“想知道原因？去问你老公啊！”

    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学松终于向我揭开了谜底。

    原来，当年学松入学以后，就盯上了我。在中戏这种帅哥美女如云的地方，他十分担心我被“泡妞经验丰富的师哥们先下手为强”（这是学松的原话），就满学校打听哪一届的师哥最厉害，结果得知是八九届的师哥“泡妞功夫最老到”。于是，学松就找到了他们宿舍，一脚把门给踹开了。里面的人正在打扑克牌，脸上都贴满了纸条，面对他的突然闯入，几个人拿着牌，大眼瞪小眼地发蒙。学松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说：“我叫张学松，是表九二的新生。我听说了，全中戏你们宿舍的人最厉害，是表演系的老大，每年的新生女孩儿你们都要泡。但是……”他壮了壮胆子，继续说，“别的女孩儿你们可以随便泡，但我们班有个女孩儿叫于月仙，她是我的妞，你们别动！”他拿出了军人的架势，叉着腰警告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是给你们个面子，老子以前可当过兵。从今天开始，往后谁要是再跟她在一块儿，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听了，不可置信地问道：“你不怕吗？人家可那么多人。”

    “怕啊！”学松说，“怕死了！我说完后，就一路小跑地下了楼，边跑边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追，一直到我回到宿舍，确定没人追过来打我，才把心塞回了肚子里。”

    “之后好几天，我连宿舍门都没敢出！”他补充道，“等到再过几天，我就观察到，嘿，真没人再敢帮你打水献殷勤了！”他边说边跟同学们炫耀，“你们想想，等到两个月以后，于月仙发现自己被全校的男生孤立了，谁也不给她干活儿。这时，忽然有一天，我出现了，帮她打水、干活儿、搬东西。你们想想，这她得多感动啊！肯定乖乖地就成了我张学松的人！”

    4.

    我当年上中戏只带了一千七百元的学费。我爸拿着那些钱，面露难色。“咱家也不宽裕，你弟弟治病一直得花钱。”他把钱递给我，说，“只有这些了。”

    我接过，把钱塞进包里，说：“爸，你放心，往后我于月仙再也不向家里伸手要钱了。”

    到了北京之后，我最挂念的还是病中的弟弟。那时候，我赤峰的家里还没电话，只有邻居家里装了一台，我就经常到电话亭里给他们家打电话。可这电话毕竟是邻居家的，所以每次打之前，我都要深思熟虑很久——担心人家是不是在睡觉，是不是在吃饭，这个时间打会不会不方便。

    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赚钱，给家里也装上一部电话。

    我开始不断地勤工俭学，找各种能赚钱的事情做，只要不失尊严脸面，就什么活儿都接。有一天，几个剧组来中戏找演员，但都是龙套角色，同学们都不愿意去，觉得戏份太少。我说：“她们不去我去，只要你们给钱，剧组又正规，我就什么都能演！”

    那是个古装戏，要我扮成宫女，在龙船上等着皇上巡游。我从中午就开始等了。等的时候，化妆师对我说：“喂，宫女，你不许睡觉，你要是睡觉妆就花了。”

    于是我就坐下等。刚坐下，服装师又来了，说：“喂，宫女，你不可以坐，你要是坐了，衣服就会起褶子。”

    于是我就站起来，靠在栏杆上等。结果我刚靠上，道具师又来了，他说：“喂，宫女，你不能靠在这根栏杆上。”

    就这样，我披着军大衣，愣是在船上从头天中午站到了第二天。

    后来，演皇上的演员记住了我，便问我是哪个学校的人。我说我是中戏的，皇上一听，说：“我也是中戏的，我是中戏的老师。”于是，宫女就和皇上聊了起来，皇上问宫女说：“你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只演个宫女啊，这龙套角色你也接？”

    宫女说：“得接啊，这来一趟给一百块钱，我想挣钱给家里装电话。”

    就这样，我一点点地攒起了钱，慢慢地改善着家里的生活环境。

    5.

    弟弟是我在北京奋斗的动力，每当累的时候，我都会想一想他——他现在过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身体有没有好转，还疼不疼……可是在北京，除了学松以外，弟弟的事情，我没再对其他人说过。

    有一次，我刚拍完戏回到学校，我的三妹于月智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老二要结婚了，就嫁给你们学校的学生。”

    我说：“那太好了，祝福她，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啊……”三妹拖长了音，说：“今天，咱爸竟然让我去接弟弟放学了！我能接弟弟了！”

    我一听这话，心里比她还高兴，因为接弟弟放学，这在家里是最大最大的事情，而让三妹去接，说明家里人也认为她长大了。

    可说着说着，月智就哇哇地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我说：“你哭什么啊，这不挺好的事嘛！”

    月智边哭边说：“姐，我骑着自行车，带着弟弟回家。回家的路上，英杰他……他……他……”

    “他怎么了啦”我问。

    “他摸我后背！”

    我蒙了。

    “我就打了下他的手，我说‘讨厌，姐长大了，别老摸我后背！男女授受不亲’。”月智喘了喘气，“可是，姐……你知道弟弟说什么吗？他说……他说‘姐，我真羡慕你们三个，能有这么好的后背，又光又直溜’。”她在电话那头哭得更厉害了，“英杰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弟，可我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后背呢’。”

    我握着电话，想着英杰的模样，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回到宿舍，我也绷不住了，就趴在床上哭。我同学问：“于月仙你咋了，哭什么呢？”

    我说没哭什么，说完，继续哭。

    她们见我哭个没完没了，就一直逼着我问。我实在没办法，就说：“我妹妹要结婚了。”

    同学们不理解，说：“你有毛病哪？你妹妹结婚，你哭得这么伤心干什么？哦——她找的对象你也喜欢哪？你伤心哪？”

    我说：“不是，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回事。”可一说到弟弟，我又不知道该如何跟她们解释。大家就觉得我莫名其妙，便把学松叫过来安慰我。学松特别懂我，一看到我这个样子，就什么都明白了。

    “没事，”他对她们说，“让月仙哭吧，我在这里陪着她。”

    6.

    我和学松是艺术考试的定向生，当年入学时中戏就已经帮我们安排好了工作单位，双方也签订了劳动合同。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包头，而学松却被分配到了福建。我犹豫再三，还是舍不得他去那么远的地方。学松说：“要不然咱俩都不去了。”“可不去咋办？”我有点着急，“毕竟你户口都已经调到福建了！”

    “没事。”学松给我吃定心丸，“不行的话，咱们给人家单位赔点儿钱，把合同取消了，毕竟是咱违约了。”

    在那个年代，合同里的违约金对我们来说是个庞大的数字，我们只能四处借钱。因为一毕业就举债，我们俩只能租住在西四胡同的一个小平房里，三百块钱一个月。现在想想，那并不能算是“房子”，而是用遮阳布盖的一个四面漏风的棚子——是啊，我们穷，我们没有资格住在屋子里，可就这样我们也要生存——屋里没有水管，要喝水我们就去公厕门口接；屋里没有床，我们就捡了个床垫子，上面铺上被褥，照样睡；没有床头柜，就用几个纸壳套在一起，上面蒙一个花布，也能用。

    那年北京的冬天一直不下雪，空气干燥得厉害。我有时候感冒，有时候上火，夜里还经常流鼻血。夜里醒来，学松看着我，心疼地说：“不然我明儿去买个加湿器吧。”

    “加湿器？”我忙拒绝道，“太贵了，咱们赚钱不容易，省着点花吧。”我用纸堵住鼻子，把脑袋一仰，“我忍一忍就行，没事的。”

    结果第二天，学松回家时，不知道从哪捡了一个电炉子。“这炉子电线坏了，别的我看都还行。”他借来一堆维修电路的工具，捣鼓了几个小时后，一插电，嘿，竟然还真能用！

    一看炉子热了，我们就又找了个铁盆，里面放上水，一边烧水，一边当加湿器。

    那个电炉子跟了我们很多年。几次搬家，我都舍不得扔掉它，每次看到它，我都能想到那段艰难又贫穷的岁月。

    7.

    可电炉子也只能给我们送去一点点温暖，解决不了生活上真正的困境。有一天，北京下大雨，雨水把我们的顶棚给泡塌了，砖头瓦片洒了一地，我的床和“床头柜”也都被压扁了。那天学松不在，我就只好锁上门，朝着西单的方向边跑边哭，感觉自己在残酷的人生面前特别无力。

    天马上就要黑了，我在雨中，看着北京繁华的街头上家家户户亮着的灯，发现那些窗口没有一个是我的，我觉得自己特别像卖火柴的小女孩。

    太冷了。

    我从西四走到西单，走累了，哭够了，忽然就想起我当老师的那段时光。我在那所学校里读了三年的书，工作了五年，我对它特别有感情，我在那里编织了八年的梦，也受了无尽的捉弄和嘲笑。

    想到那所学校，我擦了把眼泪，顶着大雨走回了家，把被雨水冲泡了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整理好。我一边整理东西，一边问我自己：于月仙，你为什么要出来？你历尽磨难千辛万苦地来到北京，不就是要闯荡出自己的一片天吗？这点儿困难压不倒你，你不能放弃。

    你绝对不能放弃。

    后来，我们离开了只有棚子的平房，搬到了车道沟，终于住进了四面有墙，头上有顶的房子——可惜只有半间——因为屋子另外一半的空间里放着房东的杂物——这是他家的仓库。

    有时候，我们早上睡觉睡得蒙眬醒时，房东会连声招呼都不打地打开房门，路过我们的床，径直走到他的仓库里，开始翻东西，边翻边高声地跟客户打着电话。

    那时，我们俩就只好用被子把脑袋蒙得再深一点儿，再深一点儿。

    仓库里阴冷潮湿，晚上睡觉时常常冻得人脑门儿发凉，头皮上都是一层冰碴，电炉子也无计可施。没办法，我们终于咬咬牙，买了人生的第一个大件——电暖器。那时候，市面上刚流行台式的可移动电暖器。为了省配送费，我们就在商场里把它组装好了，我在前面扶着，他在后面推着，一路又推又拉地把电暖器带回了家。

    “哎呀，终于不用在屋里穿羽绒服了！”插上电后，我把外套一脱，搬个小凳子坐在电暖器前。我看着渐渐亮起来的暖气片，说：“学松，你也把外套脱了，等着吧，一会儿热起来后，咱俩还得出汗呢！”

    过了一会儿，学松打了个喷嚏，“怎么越来越冷了？”

    “要不，咱往前挪挪？”就这样，我俩就一直把凳子往前面挪，就差把脸贴在电暖器片上了。又过了一会儿，学松揉了揉鼻子，说：“这不好使啊，我都冻得流鼻涕了。”他又摸了摸自己的脑门儿，“也没流汗啊！”

    怕他感冒，我赶紧把外套拿来给他披上。两个人又乖乖地穿着羽绒服、裹着被子坐回了床上，只是把电暖器放到床边，有事没事就暖一暖手，像原始人刚学会烤火一样。

    在北京，我们一共搬过九次家——从西四到车道沟，再到白石桥、牡丹园……每次都因为房租涨价而不得不去寻找新的住处。

    直到1997年，我们终于可以搬到楼房里了，虽然只是一个单间，可毕竟“能上楼了”，心里还是很开心。现在想想，那个屋子真是简陋到不行，水泥灰墙的毛坯房，甚至连防盗门都没有。但我们不在乎，一件一件地往屋子里添置东西，每当屋子里多了一件家当，我们的幸福感就增加了一分。

    一个戏文系的老同学得知我们搬家，非要送我们一个“小礼物”。我本来还想跟人家寒暄一下，结果一看，送的竟然是个电饭锅，我就毫不谦让地收下了。

    后来我们又买了二手的洗衣机和热水器。那时，学松就经常跟朋友们吹嘘说：“你们没事就来我家吃饭啊！我家什么都有，能洗衣服，还能洗澡！”接着，他打开他的钱包，开始炫耀，“哥们儿我现在今非昔比了！你们看看，我钱包里都能有一张整一百的了！”

    话虽这么说，但我们的生活依然过得很节俭，因为除了还账以外，弟弟的病还需要我源源不断地给家里寄钱。那时候，家对面刚好有个很简陋的菜市场，里面环境虽然糟糕了点儿，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什么都有卖。其中有个摊位，老板用几条凳子架着，用塑料布兜一个槽子，上面放上鱼缸，里面塞个简陋氧气泵，卖鱼。

    鱼摊老板规定，他们家的鱼活着，卖五块钱一斤；要是鱼死了，就贱卖五块钱三条。

    于是，为了捡便宜，我和学松就常常站在摊位前，等鱼死。

    我俩毕竟学过表演，就站在那里假装聊天，边聊，边用余光往身后的鱼缸里瞟，看那鱼死没死。等到攒够了三条死鱼，学松就一拍脑门儿，假装刚想起来一件什么要紧的事儿，说：“哦对了，我是来买鱼的！”然后扭过来，从兜里拿出早准备好的五块钱，指着那三条刚咽气的鱼说，“老板，把这三条死鱼给我包起来！”

    后来时间长了，老板也看出来了我们的小伎俩。有一天，我们逛完菜市场，买好别的菜后，就又站在鱼摊前，假装聊天。可那天不知道怎么了，我俩等了半个多小时，里面的鱼愣是活蹦乱跳的，一点儿要死的迹象都没有。

    学松就有点儿着急，边跟我尬聊，边跺着脚小声嘟囔说：“今天这鱼怎么这么不争气？这都半个小时了，咋还不死啊……”

    这时，鱼摊老板忽然拍了拍学松的肩膀，说：“兄弟，别等了，今儿我刚给鱼缸换过氧气泵，气儿打得特别足。这鱼啊，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这话搞得我跟学松特别尴尬，还没等我俩找个地洞钻进去呢，鱼摊老板就又冲我们笑笑，说：“看你们天天来我这儿买死鱼，估计过得也不容易。”他从另一个缸里拿出几条鱼，装进袋子里，递给学松，笑道：“这鱼我算它死了，快和你老婆拿回去炖汤喝吧。”

    8.

    虽然在北京的生活好了一点儿，但我总感觉只有赤峰才是家。因为那里有我的爸爸，有我的妈妈，有我的妹妹，还有我可爱的弟弟。

    所以每当我在外面拍戏，只要遇见好吃的、好玩的，就都愿意攒起来，等到春节时一股脑儿地往家里带。

    学松就常常嫌弃我说：“于月仙，你怎么不管好的坏的都往你老家拿，我感觉你连扔个抹布都愿意往赤峰扔！”

    有一年春运，我俩大包小裹地到了火车站，但那天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们只从黄牛那儿买到了一张火车票，可这一张票，咋让两个人上车呢？正当我着急时，我听我前面几个没买到票的人说，可以先上餐车再补票，我就扛着包跟着他们往餐车跑，跑了一会儿，我才想起学松还在后面呢，我就把票塞到他手上，说：“你先上车，一会儿去餐车找我！”

    然后我跟着人群，快速往餐车方向跑。到了餐车，满眼看去都是人，大家都在往上挤，我就扒着餐车的窗户，对里面的一个男的说：“大哥，我没有票，也补不上票，我想到餐车里面，求求你了，麻烦把我拽进去行吗？”

    好不容易从窗户里钻进去后，我找到乘务员，解释说：“我都上车了，您就别让我下去了，我补票，双份的都行！”

    刚办完补票手续，我就看到气喘吁吁的学松从另一节车厢里跑过来。他又气又担心，对我吼道：“于月仙你太过分了！扔下一句话就跑了，得亏哥们儿我耳朵好，听清楚了，不然你让我怎么办！”

    回到赤峰，我把东西一一分给家里人。我奶奶嘴馋，我就给她带了天津的糕点。当天晚上，老太太忽然就睡醒了，让我妈给她沏茶。我妈把茶沏好后，端过来问：“您这二半夜怎么想起要喝茶啦？”

    老太太端过茶，小抿一口，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个袋子——那是我给她买的怪味豆，说：“我要吃月仙从外面买回来的点心。”边说，边吃得满身子都是糕点渣子，乐得合不拢嘴。

    北漂中的姐姐

    于英杰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念她。

    尤其是，大姐刚去北京时的头两个月。每次回家的路上，经过她之前工作的学校时，我都会看两眼，跟以前一样站在门口，等她下班骑车带我回家。

    等了一会儿之后，我才想起来，哦，我的姐姐已经不在赤峰了，她去北京上大学了。

    可那时候，我们家的钱全用来给我治病了，没有多余的积蓄给家里装电话，就只能天天借用邻居的电话跟大姐联系。

    不过邻居家人也不错，每次都很有耐心，就坐在那儿等我们打完。可有一次，大姐从北京打来电话，我妈来到邻居家，接起电话就说：“仙儿，下次啊，没事你就别给家里打电话了。”

    大姐一听，有点儿生气：“我在北京，这么远，给你们打个电话也不容易，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打？”

    后来我妈才解释说，那天邻居家里正好也来了客人，在谈事情，不方便多打扰。

    大姐得知此事，就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过了会儿，她说：“妈，再等我几个月，等我赚够钱了，就给咱家里安电话。”

    半年后的某一天，我放学回来，发现电话局的工作人员正在我家忙前忙后地安装电话线。他们走后，二姐指指一个铁盒子，跟我说：“以后咱们打电话，再也不用去麻烦邻居家了。”

    我知道那钱是大姐寄来的。可在那个年代，装电话需要两千多块钱。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赚到那么多钱的，但我知道，她一个人在北京闯荡的日子，一定很辛苦，很艰难。

    惊魂一夜

    1.

    在北京，我们辗转多年，从平房里搬到了筒子楼，又从筒子楼过渡到了楼房里。这一路上，虽然生活过得好了一些，但我和学松依然感觉我们是两棵飘零在外的小草，没有一个单位可以依靠。直到1998年，我和学松终于双双落户到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

    正好学松也是天津人，家里在那儿分了房，能够省下一笔不小的房租，我便跟着他去了天津。

    屋子是个两居室，挺舒适的，但可惜已经先住了一户人。我们两家公用一个客厅。我和学松回家晚，每次回家时，另一户人刚巧在客厅吃饭，他们就拿着碗跟我们打招呼，说“回来了”，我们就说“回来了，回来了，打扰您了”，之后赶紧关上卧室的门，仿佛是去到了别人家一样。

    直到现在，我仍然能记得那天走出天津火车站时，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的话。我说，于月仙，你现在只是生活所迫，总有一天，你还要回到北京，你要在那里，堂堂正正地实现你的梦。

    2.

    虽然到了天津，但跟我合作的剧组依然多在北京，有些剧组也不想用外地的演员，怕麻烦，所以每当别人问我住在哪里，我就说住在北京。为了能找到更多演戏的机会，我就常常坐火车去北京，带着影集到处逛剧组给人家看，逢人便自我介绍说：“你们好，我叫于月仙，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这是我以前拍过的作品以及合作过的导演，麻烦您看看——对了，我就住在北京，剧组不用管我住宿，来回都很方便。”

    影集里不光放着我的照片，也带着学松的资料，我想顺便也帮他找找，可每次学松看到我的影集后，就飞快地从里面抽出他的照片，说：“我不用你这样帮我找，多丢人啊！”

    虽然多数时候都是被人冷眼拒绝，但也有遇到心情好的人，他们接过资料翻一翻后，说：“行啊，小姑娘，那你留个联系方式吧。”

    那时我也没有电话，就留我的呼机号，每天在家时，就握着呼机，盼望着它能有个动静。每当看到有陌生号，不管几点我都赶紧回过去。

    有天晚上十二点多，忽然有人呼我。我拿起呼机，跑到楼下的小旅馆，找值夜班的师傅去借电话，打了过去，问是什么剧组啊，找什么演员啊，让我演什么啊，这么急三火四的，是主演还是配角啊。

    那边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主演早都定好了，现在就缺个小龙套，之前的龙套放鸽子了，问我愿不愿意去。

    我说临时演员啊，那我也去啊，去去去，肯定去。

    第二天一早，我匆匆赶到北京，人家约我在一个茶楼里面谈。我刚上楼，还没开口呢，导演就指着我，跟旁边的人喜滋滋地喊道：“就是她，我就要找这样的演员。”边说边站起来，带着身边的人一起热情地跟我握着手。

    这一来一去，搞得我是又惊喜又害怕，但还不敢表现出来，只能按捺着心里的激动，强迫自己扮矜持。我们谈得很顺利，当场就和制片人签了合同。回到天津后，我告诉学松说我终于接到戏了，他也很为我高兴，当天还多喝了一瓶啤酒。

    可天不遂人愿，就在快要进组前的一个晚上，我忽然又接到他们的传呼，跑到旅馆打电话回过去时，他们说：“于月仙，你能火速到剧组吗？务必现在就来，记得带合同。”

    我看看时间，天已经很黑了，这二半夜的，让我去北京干吗？我心想这怎么办呢，学松又不在跟前，没人能商量，我就问他们说：“明天去不行吗，毕竟这么晚了。”人家说不行，让我务必今天到组面谈，还问我说：“你不是就住在北京吗，这跑一趟有啥麻烦的？不然——不然我们开车去你家找你？”

    我一听，连忙说：“不用不用，我就在北京，就家里住得比较远，麻烦您等等我。”

    出旅馆门的时候，我一脚踏空，没留神，从台阶上滑了下去，摔得我头昏脑涨，坐在地上。我的心头就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我缓了半天，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

    爬起来后，我就直接去了天津火车站，但售票处告诉我现在这个点儿，已经没有快车了，最近的一班车也在两个小时以后。这时，售票大厅里有人喊说要去北京，问有没有拼车的。我一想，拼车也行啊，我就找到司机，问：“大哥，啥时候能走？”

    “那得等凑够人了，”司机打了个哈欠，说，“啥时候凑够三个人，啥时候走。”

    “那一个人多少钱啊？”我问。

    “八十。”

    那个年代，八十块钱对我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我来得匆忙，兜里没带多少钱，一听要这么多，有点儿心疼，可想了想，毕竟剧组的人还在那儿等着呢，我就直接掏出两百块钱，大手一挥，说：“这车我包了，咱赶紧走吧。”

    可没想到，这司机刚把钱塞进兜里，打着火没走多远，他就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就把车停在一个路口。我说：“这黑漆漆的，你停这儿干什么？”

    “等个人。”他说。

    “怎么回事？”我有点儿生气，“不是给你钱把整辆车都包了吗？怎么还上人？”

    司机点了根烟，说：“没事，我几个朋友，晚上去北京打牌，不耽误你的事。”

    过了一会儿，迎面上来俩壮小伙，跟司机打了个招呼，就打开车门，径直坐上了后座，上车前，还不断地透过车窗看我。

    车子又开动了起来。司机为了省钱，没上高速，一路都走小道，路特别黑，没几个灯。我想到后座上的那两个男人，忽然就害怕起来，毕竟这二半夜的，我还是个姑娘家，别遇到人贩子了。我担心那俩男的从后面袭击我，就侧过来跟他们聊天，随便找点儿话题瞎说。我说：“大哥你们是天津哪儿的人啊？哦，我也天津的。你们去北京干吗啊？这大半夜的，咱出门在外多不容易啊……”

    我边搭话，边观察车内车外的环境，一路小心地警戒着。

    有几次，我透过车的前大灯，看到旁边几个一闪而过的车牌号，发现同行的车都是京牌，才确定往前去的地方真的是北京，才渐渐地放下了心。

    我从来没有一次坐车坐得如此心惊胆战。当车到达北京时，我感觉像飞机着陆了一样踏实。我找到个电话亭，给一个我信得过的老大姐打电话。那个姐姐听了，紧张道：“你个大傻子，合同都签了你怕啥，值当你这二半夜的大老远从天津赶过来吗？多危险啊！万一出点儿事情可怎么办？”

    “姐，没事！”我宽慰道，“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嘛。”

    她问清楚了我的位置，说：“你就在那儿别动，等着！”

    没多久，她就跟她老公两个人开着车来找我了。他们把我送到了剧组。我刚下车，上次签合同的那个制片人就迎了上来，说：“哎哟，你可来了，可把我们等坏了。”

    “这大晚上的，你们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呢？”我说，“怕是有什么调整吧？”

    那人愣了下，解释道：“是有一些变化，不过以后我们的合作机会多的是嘛。”又问，“于月仙，你合同带了吗？”

    我说带了。

    “拿过来我看下。”他说。

    我从包里翻出来合同，刚拿出来，他就一把抢过，当着我的面给撕掉了。

    我蒙了，看着一地的碎纸片没反应过来。撕完后，他拍拍手，说：“你走吧，下次有戏了再叫你。”

    跟我同行的老大姐气不过，冲上去就要打他，被我拦住了。“算了吧，姐。”我说，“我遇见这样的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没必要生气。”

    刚从那个剧组出来，我正在犹豫是找个地方睡一晚上明天早上再回天津呢，还是现在就直接走。正犹豫时，又接到一个传呼，我用大姐的电话回过去，对面问：“请问你是于月仙吗？”

    我说我是，然后那边就说：“我这边是剧组，现在在找演员，你现在有戏吗？没有戏的话，来我们这儿看看吧。”

    “行啊。”我说，“什么时候？”

    “现在。”那边说，“你要来的话马上就来，我们在六里桥附近的一个招待所，导演现在就要见你。”

    我有点儿生气，寻思说这也太奇怪了，这帮拍电影电视的晚上都不睡觉的吗？还大晚上的让我去招待所？又想到刚刚才受到过的欺辱，我抱怨道：“哪有后半夜见组的？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可我那个大姐却站在车前怂恿我去，她说：“没事，月仙，你放心去，反正咱都已经这样了。”她拍拍她身后的车，她老公正趴在方向盘上睡觉，大姐说，“有我跟你姐夫在，别怕。”

    她这话让我有了点儿信心，我们就又驱车到了六里桥。一进屋，制片人就拉着我说：“我们现在特别着急找女一号，想起有人推荐你。”他拿出一张我影集里的照片，“导演看了资料，觉得你还行。”他从资料包里找到一张影碟，塞到影碟机里，说：“我给你看看你们中戏的演员试戏的镜头。”

    我一看，电视里的人竟然全都认识，不是师姐就是师哥。

    看完后，他说：“你也得试一段，就现在。”

    我当时又累又困，心力交瘁。我说：“对不起，今天太晚了，我连本子都没看过，就这么试戏，太唐突了，我不想这么对付！”想了想，我又说，“但是我告诉您，刚才您也给我讲剧情了，也说过人物的要求是什么，凭我的经验，我觉得我于月仙肯定能行。您要觉得能用我，您就用。”我转过身，就摆出一副要走的姿态，“您要是觉得我不行，就算了。”

    老大姐看我这么冲动，就劝我说：“月仙，你怎么这么倔呢？咱都到这儿了。”

    “姐，我这不是倔强。”我解释说，“我连剧本的上下文都没看过，这一本台词拿过来就让我念，我肯定是演不好的，这也是对我职业的不尊重。”

    说完，我就真的打算走。可刚走两步，那人却又把我叫住了，“就你了！”他喊着说，“你这性格还挺倔强，跟剧里的人物非常像，我决定了，这个角色就给你了！”

    我又蒙了，忙说：“哥，你确定吗？”

    “当然确定！”他斩钉截铁地说。

    然后，拿出纸笔就要跟我签合同。

    “哎哟我去，月仙，你这一晚上，太刺激了！”大姐看着这一幕，惊呼说，“你丢了一个配角，却换来了个女一号，塞翁失马啊！”

    第二天，我进到剧组，才发现那是郭少雄导演的戏。我之前就久闻他的大名，一直盼着能跟他有次合作。那次的经历让我觉得又惊又喜，觉得人生真是太精彩了。你以为你失去的东西，拐个弯，又在另一个地方以更好的形态出现了，真的很奇妙。

    拍戏时的姐姐

    于英杰

    1.

    我大姐到了天津之后，就经常给我打电话，撺掇我也来天津看一看，而我蜗居在赤峰，除了治病以外就没怎么出过门，在家待久了，我想着去看看也好。

    “你别去了，我爸说，去了再给你大姐添麻烦。”

    “怎么会呢？”大姐说，“英杰你要是来了，我可以带你去天津最好的医院看病啊！”

    想到治病，家人们终于给我放了行。于是，我简单收拾了点儿东西，一个人坐上了去天津的火车。

    我到姐夫家里时，姐夫一家人非常热情，围着我问想吃什么、喝什么。那时我刚下火车，饥肠辘辘，但刚到人家家里，又不好意思太麻烦，我想着面条比较省事，做起来快，又不麻烦，就说：“简单来一碗炸酱面吧。”

    可后来我才知道，天津人吃面是很有讲究的——炸酱面要和着虾仁和鸡蛋，配上八小菜，极其讲究。姐夫一家人竟为了这碗面整整忙了一下午。

    等面上桌了，我姐夫拍拍我的肩膀，说：“还是我小舅子会吃，一来就点招牌菜。”搞得我特别尴尬。

    2.

    我刚到天津时，大姐也刚好从外地拍戏回来。吃饭的时候，她一个劲儿地往肚子里灌水。“咋了姐？”我说，“你怎么这么渴呢？”

    我姐夫就解释说，我姐之前在西北地区拍戏，缺水。

    “你们剧组去拍戏不是都自己运水过去吗？”

    “是带了水。”大姐说，“可是不够。”

    原来，他们剧组拍戏时，是带了很多饮用水过去，可是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发现水又比昨天少了很多。于是，剧组的工作人员就留了个心眼。半夜的时候，他们发现旁边几个村的村民偷偷地拿着瓢子和水壶，一瓢一瓢地偷他们的水。

    得知此地干旱缺水，老百姓也不容易，剧组的工作人员于心不忍，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到。所有的人只好省吃俭用，减少用水量，每天口干舌燥的，嘴唇都干裂了几次。

    我这才知道，原来她拍戏那么苦。

    3.

    “其实剧组也有开心的事情。”她怕我担心，就又找了个话题，“英杰，你知道馒头夹辣椒酱啥滋味吗？

    “辣呗！”我说。

    “哈哈，是。”她笑笑，“你还记得我当时考中戏时表演的什么节目吗？”

    “那咋能忘？”我说，“一头聪明绝顶的猪啊！”

    大姐说，后来他们又到了一个村子里，有天拍戏转场时，大家无聊，一个好事的工作人员就找了个馒头，给里面塞了辣椒酱，到处给动物吃。

    “我就记得啊，他们找了好多动物，都让让它们吃了。”大姐说，“羊吃完后咩咩叫个不停，又叫又晃脑袋；鸡啄了两口，辣得它一直扑腾翅膀；但是猪聪明，猪闻了闻，就用鼻子拱了拱那个馒头，跑了。”

    “那牛呢？”我忽然就勾起了好奇心。

    “牛老实啊！”大姐说，“那牛吃完后，就往下掉眼泪。我是真看到牛会流眼泪啊，那眼泪珠子，啪啪就往地上掉。”大姐说着，自己也笑出了眼泪。

    我知道，她虽然跟我说得这么轻松，但其实是不希望我和家人为她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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