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元和十四年，宪宗遣使臣往凤翔迎佛骨到宫廷，韩愈时任刑部侍郎，乃上表劝谏，表中举出自汉明帝至梁武帝，皆因信佛而享国短促的事例。帝王本来什么也不怕，独独怕寿命不长。宪宗之迎佛骨，无非为了祈求延年，自然览表大怒，要处韩愈以极刑，后经诸亲贵的说情，才贬为潮州刺史。
在赴潮州途中，他写了不少诗，都很精彩，如《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便是传诵的杰作。他由蓝田入商洛（今陕西商南县一带），途经商洛西北的武关，作了一首《武关西逢配流吐蕃》：
嗟尔戎人莫惨然，湖南地近保生全。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
唐朝制度，在西面边界擒获的吐蕃囚犯，解至南方，都不杀死。所以首二句这样说。既借苦说苦，亦以生慰生。从末二句看，他自问已无生还之望，但在《路傍堠》中，又有这样的话：
堆堆路傍堠，一双复一只。迎我出秦关，送我入楚泽。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隔。吾君勤听治，照与日月敌。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释。何当迎送归，缘路高历历。
在战国时，出武关而南，便是由秦而赴楚地。堠是记里程的土堆，五里只堠，十里双堠，就像长亭、短亭。可见他还是希望能回去的。柳宗元《诏追赴都回寄零陵亲故》也有“岸傍古堠应无数，次第行看别路遥”句。大凡流落天涯的人，看到堠子邮亭，也必分外凄怆，岁月就在一堠一亭的茫茫长途中消逝了。
到了邓州穰县的曲河驿，他又作了一首《食曲河驿》：
晨及曲河驿，凄然自伤情。群乌巢庭树，乳燕飞檐楹。而我抱重罪，孑孑万里程。亲戚顿乖角，图史弃纵横。下负朋义重，上孤朝命荣。杀身谅无补，何用答生成？
这是隐喻人不如鸟，鸟尚有庭树檐楹可以栖息，自己却因重罪而漂泊海南，与亲友别离，将图书抛弃。末句的“生成”指父母养育之恩，其实说得多余，人未到非死不可地步，谁愿意轻生呢？但上述这些诗，都是正面说的，尚无牢骚之意。
韩愈从京城长安至潮州，行程为七十余天，经过乐昌县的昌乐泷时，写过一首《泷吏》：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乐泷。险恶不可状，船石相舂撞。往问泷头吏，潮州尚几里？行当何时到？土风复何似？泷吏垂手笑，官何问之愚？譬官居京邑，何由知东吴？东吴游宦乡，官知自有由。潮州底处所？有罪乃窜流。侬幸无复犯，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遽妄问为？不虞卒见困，汗出愧且骇。吏曰聊戏官，侬尝使往罢[8]。岭南大抵同，官去道苦辽。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圣人于天下，于物无不容。比闻此州囚，亦有生还侬[9]。官无嫌此州，固罪人所徙。官当明时来，事不待说委。官不自谨慎，宜即引分往。胡为此水边，神色久傥慌？……凡吏之所诃，嗟实颇有之。不即金木诛，敢不识恩私？潮州虽云远，虽恶不可过。于身实已多，敢不持自贺！
据旧注，县名乐昌（今属广东），泷（急流的水道）名昌乐。诗的大意说，他向泷吏询问潮州路程和风俗，泷吏垂手笑道：官人怎么如此愚蠢？譬如您在京师时，怎会知道东吴的事情，但东吴是游宦之乡，潮州又是什么地方？是罪犯才到那里去呀！我并不犯罪，何从知道？官人马上就要到潮州了，还忙着问它作甚？
韩愈闻而大为羞窘，泷吏见状，连忙说：不要见怪，这原是和官人说着玩的，我曾经因公出差自潮州回来。下面便将潮州风土说了一遍，又说：现在是圣人（指皇帝）的天下，事事宽大为怀，潮州的囚犯也有生还的。官人不要讨厌这地方了，罪犯原是应该去的，不算委屈。如今既是圣明之时，官人却远道而来，这道理不待详说，应当有自知之明，还是守着本分前往，怎么还在水边神色慌张？
韩愈觉得泷吏的所有讥责都很切实，自己幸而不受斩杀桎梏之祸，怎能不识好歹？尽管潮州又远又荒僻，对自己这样的罪臣已很优厚，岂敢不以此自庆！
前人说这诗也是游戏之作，固然不错，看看中间的某些情节，就是出于虚构，当时的泷吏不可能对刺史挖苦得那么利害，尽管是谪贬的。所以这正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最后四句，明知潮州既远而恶，却还自相庆贺，不正是反话冷话？
韩愈是大唐的文臣，他的上表劝谏，就像他写的《元和圣德诗》一样，完全出于忠诚，一心巴望唐室稳固清明，表也写得义正词严，不想为此而招来笔祸。他在一路上所作之诗，虽翻覆自认有罪，心里怎能平静？到了昌乐泷，看到水流险恶，船石相撞，随时可以发生意外。遇见泷吏时，也许有几句戏谑的话，于是内心又冲动了，借此发泄牢骚。诗人的创作心理本来容易理解。
然而在皇权时代，却还允许谪官公然说出反话冷话，尚不失为“圣人于天下，于物无不容”的“明君”。这样看来，韩愈的《元和圣德诗》也还颂扬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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