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国关真的出了很多著名的校友，往上攀包括现任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司长秦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往文艺界上攀，最著名的莫过于刘欢，他毕业于国关法语系，法语、英语，都杠杠的。后来奥运会开幕式上，他与“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合唱《我和你》，纯正的发音让人叫绝。我在学校时，有幸上过他的大课“西方音乐史”，刘欢当时还没太发福，他拎着从自家带来的老式四个喇叭录音机，放到讲台上，开始讲解……内容我真的全忘了，当时没把他当名人，上了一学期课，也没有留下一张合影。记得他和太太及小孩住在我们学校家属区的筒子楼里，一层，房间采光不足，每天与其他老师一样生火做饭。每逢校庆或是重大节日，学校的演出都有刘欢请来的大腕，那英、解晓东，特别重量级。
文化圈里的，出名的更多了，比如张晓舟（作家，资深媒体人，足球评论员，乐评人，音乐策划人），沈丹扬（音乐制作人，现任环球唱片国际部总监，一直致力于音乐文化的推广和跨界音乐的合作），当然，还有这篇文章的主角祝勇。
祝勇是我们学校86级中文系的大哥大，出名甚早。据说他在学校时就崭露头角，毕业后第二年就出书，属“年少得志”。
1990年毕业，他进入出版社，一待就是12年。
选择出版社是因为他喜欢写作，也喜欢编书，这是跟写作最接近的职业。“那样的体制内单位，业余时间可以用来喝酒吹牛拍马屁，但如果用来读书写作，就会被视为另类。王小波写过一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我看过以后觉得，我与那只猪心心相印，所以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落荒而逃。”然后，他开始大面积的四下游走，先是浙南山地、楠溪江流域，然后山西、江苏、四川、云南，一路跑下去，跑的都是“老少边穷”。在这种散兵游勇的状态下，他似乎进入了一个不可阻挡的创作期，从行走散文开始进入历史散文的写作，“行走的祝勇”系列、《双城记》（紫禁城记、长城记）、《纸天堂：西方人与中国的历史纠缠》，到知识分子访谈录《提问者祝勇》，还有《1405：郑和下西洋六百年祭》《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喷薄而出……他甚至当起了学术主持人、纪录片总撰稿，并写起了小说《旧宫殿》《血朝廷》。
一下子，祝勇太有名了，不单是他的作品系列，还有他俊朗的相貌。有一天，海豚出版社老板俞晓群社长率旗下重点作家毛尖、黄昱宁、祝勇等来深圳做讲座，我把现场的照片放到微信上的朋友圈，远在江苏的出版社朋友、诗人梁雪波不禁感慨，祝勇太帅了。天呵，梁诗人可是性别男，怎么不看美女专看帅哥呢。也对，祝勇不管是什么场景下拍出的照片，都那么有型有款还眼带忧郁。在故宫出版社的茶室里，我见他神情专注，便用手机随手拍了一张，过后他索要，说搁新书封面上。照片翻出来，一看，还真的360度无死角，没得说，上相。
不过，我还真的不大敢到处标榜祝勇是俺校友。人和人的差距明显太大，同一个学校毕业的，人家在同一起跑线上早已跑出老远，我却还吭哧吭哧原地踏步，心满意足。后来祝勇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又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并成为深圳大学的客座教授，在深圳文化基金的支持下，成立了“深圳大学祝勇文化创意中心”。
一个原籍山东，生于沈阳，久居北京，往返于深圳的人，一路走来，故事颇多，不过人生的游历并没有在他身上或脸上留下太多的痕迹。他还是淡淡的，和风细雨的，有条不紊的，有时甚至是游离地，捣鼓着他想捣鼓的东西。那晚，在深圳中心书城大阶梯的活动上，人来人往，演讲场地并不是最佳，轮到祝勇开口，讲他的古建筑笔记《故宫记》，讲宫里的三大殿、三宫六院、上书房、军机处……“就拿军机处来说，这是乾清门西侧一排不起眼的小平房。自雍正设立军机处，到晚清，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任军机大臣，戊戌变法中谭嗣同等任军机处章京，都是在这排小房子里办公，军机处的历史，几乎是整部清朝史。”现场变得安静了许多，台阶上的读者屏气凝神地听了进去，有的甚至着了迷。我姐和她小孩也是当晚的听众，事后她说，讲得最好的当算祝勇了。她回家后连忙把书架上祝勇的书抽出来，集中看了一遍，“写得真好，散文不矫情，却有历史情怀”。
这些年，祝勇出书的频率很高，不知不觉就一本。单看海豚出版社的作品：《大师的伤口》《禁欲时期的爱情》《江山美人》《凤凰：草鞋下的故乡》《皇城北京》《他乡笔记》《故宫记：祝勇建筑笔记》……你会有时空错乱的感觉，咦，这本不是刚出的么，怎么又有新的？海豚老板俞晓群有次到深圳，吃椰子鸡的宴席上，在座认识不认识的十多人，祝勇置身其间。俞老板酒酣之时，拍着身边的祝勇说，看好你这小子，继续写，以后不得了……当时以为是酒桌场面话，后来才发现，俞老板是真正的“半仙”，看人一两眼，就基本能八九不离十。
祝勇曾经在不同场合说过，他喜欢两个城市，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深圳。北京是他求学成长的地方，也是他居住、工作和研究的地方，是家，当然没的说。深圳呢？祝勇来深圳上百次了，多得他自己都记不得。有时太勤，以至于别人以为他上一次还没走。他在深圳的朋友很多，如姜威、大侠、张清、郭红飞、邓康延、王婷……连他自己都讲“长久以来，我都怀藏着来深圳的冲动，就是因为有姜威、大侠这一班狐朋狗友、亲兄热弟，有彼此间海阔天空、痛快淋漓的畅谈，这座城市才变得生动。”深圳的文化圈不大，祝勇算是小字辈，竟与大家混得相当和谐。其中，他念念不忘的当数姜威了。
这是深圳文化圈难忘的伤心往事。姜威去世一周年时，祝勇在《晶报》上发表文章《姜威，我来了，你走了》，“没有姜威的酒宴，还叫酒宴吗？没有姜威的深圳，还叫深圳吗？……至少对我而言，没有了姜威的深圳，绝对是一个不完整的深圳。这是因为你的收藏、你的文字、你的学识，还有你的性情，在这座城市里绝难找出第二人，在全中国也屈指可数。只是你藏而不述，述而不作，作而不印，所以上面的话，有点像说大话，只有了解你的人知道，这不是大话，而是常识，是多余的话。”“你有爱憎分明的立场，在生活中，在文字里，都是如此。我最敬重你的，就是这一点。我的性格里少了你的这点鲜明，所以就喜欢狐假虎威，这个威，就是姜威的威。你收藏古今性文物，是因为你真，不装孙子，也不装圣人，装孙子和装圣人是一回事，都是装，都是大尾巴狼，所以你才是上流，不是下流。你把性当作学问，也当作情趣，所以你有性情。你谈‘猥语’，即古代的黄话，从经史子集里找线索，兴之所至，旁若无人，还堂而皇之写进书里，那是《一枕书声》里最好的一篇——《猥语疏语》。”在姜威生病期间，祝勇前来探视，他坐姜威书房看梁众异《爰居阁脞谈》等日伪时期伪珍贵史料，是姜威自编自印的线装书，带藏蓝色函套，比公开出版的多了十倍的精致。当时姜威送了他一套。后回京因为瞎忙，没有顾得上翻看。姜威过世后，祝勇打开这套书，顿时大惊——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有姜威手写的题记，繁体竖写，一丝不苟，其中一卷还写了这样的话：“辛卯四月，老友祝勇兄自京飞深，探视余病。时余患肺腺癌晚期，正化疗期间，药石有效，日渐康复，诸友皆喜。余拟认真疗病，愈后去京，与勇兄饮冰冻啤酒也。色香味居主人记于第五园寓居。”如今再看祝勇的文章，泪洒纸面，不禁唏嘘。
到北京，不到故宫走一走，煞是可惜。这一遗憾在我们是最大限度避免了，缘于“宫里有人”。每次约好，我们在西华门前集合，祝勇从宫里迎出来，领着我们施施然穿过门洞直入紫禁城。与故宫其他入口熙熙攘攘的人流相比，我顿然春风十里，足下生风，威得很。然后，微信朋友圈里开始得瑟各种图——宫里小巷、红墙黄瓦、十字屋脊、三重殿檐、明廊楼阁、亭榭碑石、宫灯联对、绣榻几床、苍松翠柏、秀石迭砌……亮点在最后：空无人烟！
牛吧，就为了这个，俺们必须让祝勇在故宫坚守到永远，永远的永远，因为宫里怎么看也看不够。记得上一次进宫，是九月底暖秋时节，满树金黄，枣树坠着果子，有绿的有黄的还有红的，祝勇领前，一个箭步拽了一把，我们擦了擦一咬，清香满嘴。于是，个个争着打枣，遍地多的是，吃也吃不完。那天，我们顺着高墙往北走，探访了不对外开放的几个“禁区”宫殿，如寿康宫、春华宫、寿安宫修缮中的“雨花阁”。据说目前故宫只向游客开放了全部的45%。寿康宫是太后、太妃们的养老之地，道光朝的孝和睿太后、咸丰朝康慈皇太后等都曾在此颐养天年，慈禧晚年也曾在此小住。雨花阁，依照西藏阿里古格的托林寺，建成了一座藏传佛教的密宗佛堂。阁顶上飞舞着4条巨大的蟠龙。祝勇说，“第一次进入雨花阁的时候，看见里面的佛像、法器、唐卡等，还按照乾隆时的原样陈列着，上面落满了灰尘，就说，那些灰尘都是文物。”慈宁宫马上就要开放，它为前代皇贵妃的居所，清朝的前期和中期是慈宁宫的兴盛时期，当时的孝庄文皇后、孝圣宪皇后都先后在这里居住过，顺治、康熙、乾隆三帝以孝出名，此后慈宁宫经常举行为太后庆寿的大典。后到隆宗门，祝勇边导游边讲解，此处为清代京机大臣值房，又称禁门，即有紧急奏事，奉旨晋见的官员才可从此门入内。那次同行中有台湾《印刻》的初安民大哥，他是第一次到故宫，于是我们等故宫人潮退去之后，特地赶到文渊阁，清宫中最大的皇家藏书楼参观，当年第一部四库全书即藏于此……
去过故宫多次，也在北京读书生活多年，但我对北京中轴线的方位还是搞不清楚。2015年插画家于大武在蒲蒲兰绘本馆策划下出版了《北京中轴线》绘本，以图带文，以中轴线为轴线，把清代的北京整座都城左右对称的布局交代清楚。绘本注明是五岁上的亲子共读。我远超年龄，却觉得时机合适。对照学习并上网搜资料，发现祝勇早在2006年就写了《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他还四处游荡呢，压根没有想到5年后会来到中轴线上的紫禁城里上班。宫里上班后祝勇又写了一本《故宫的风花月雪》，以充满个人化的表达，结合史学与艺术修养，弥合故宫与现代之间的鸿沟，使其不再是刻板讲解中的历史遗产，作家宁肯评价其“让人感到故宫的再生”。
与故宫的缘分，于祝勇来讲，可能才刚刚开始。有天晚上，我们在尚书吧等着深圳电视台做节目，闲聊中，谈起了2014年比较火的一本书——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祝勇说他翻阅了故宫的典藏，发现还有很多张新颖没有涉及的关于沈从文的资料，太丰富了。许多名人与故宫的关系，都可以单独写成一本书，比如沈从文、老舍、汪曾祺、范曾、郭沫若、郑振铎……很多很多，“故宫就是一个与历史相遇的地方”。感觉祝勇想写的东西特别多，他整天沉浸在宫里，翻阅研究着大量档案资料，这方面的资源是外边的学者难以企及的，于他，只是时间太少，该写的太多了。
刘梦溪是祝勇尊敬的导师，他的一句话让祝勇难忘。“‘历史之同情’，这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可以说主导了我这些年的写作。简单说，我们不能完全用今天的眼光与标准去要求古人，那样的话，我们只有‘马后炮’的批评。在他们的时空里，未来的一切路径都是不清晰的，我们要对他们在那种情境下的选择进行分析，而不仅仅是‘后来者’的批判。”
祝勇身上，与生俱来着一股淡淡的忧郁或是忧伤，说悲天悯人也好，说面对浅显的既得利益或是诱惑勇于抽身而退也好，说始终清醒地坚持自己的坚持也好……总之，他温和着，却绝不妥协。
祝勇，我的大学校友，学长，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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