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沸腾了，师生们无不为校友们的成功而激动，而骄傲，而神采飞扬。
罗阳当年在北航上学时的原五系团总支书记郑彦良，喜悦之余甚至想“要不要给罗阳打个电话，祝贺一下？”可转念间，又觉得还不定有多少领导、同事、同学、朋友要与他分享这一喜讯呢，还是先别添乱吧。
没料到大喜那么快就变成了大悲。11月26日早晨，当郑彦良习惯地打开电视时，屏幕上一张打上黑框的罗阳遗像不禁让他惊呆了：依然是那么熟悉的脸庞，依然是那么熟悉的笑容，他，他怎么就这么“走”了？！
两天间的大喜大悲，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上午，郑彦良找到了原五系的党总支副书记蔡德麟、辅导员王学仁，三个白发老人回忆起罗阳的往事，议论北航学生“就知道玩命干”，历数着“罗阳们”为国防事业做出的贡献，感慨万端。
他们当即拟了个唁函发到了沈飞公司。
立志祖国航空事业三十载踏实苦干鞠躬尽瘁开创舰载战机首飞新伟业莘莘学子一代楷模罗阳，你是最让我们骄傲的学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你的师友蔡德麟、王学仁、郑彦良
原稿上原本还有一句“罗阳，你是最让我们心疼的学生”，三位老师思考再三，怕给他家里和更多的人带来更多的伤感，临发出前还是删掉了。
26日当天，各路媒体记者蜂拥至北航，希望能挖掘到罗阳在北航上学期间的故事。
郑彦良一遍遍地告诉他们：罗阳所在的班，是1978级五系高空设备专业，序号8551班。全班30人（其中一人在读期间因病去世），年龄跨度较大，最年长的31岁，最小的16岁。入学那年，罗阳比现在大学生平均年龄还小，刚满17岁。1978级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届大学生，普遍存在年龄跨度较大的的现象，同班同学年龄能相差十几岁，大概也正是“文革”被耽误的这十几届吧。1978级比1977级多了半年的高考复习时间，因此他们这个班有了7个十六七岁的同学。
大学四年，该班先后发展党员4人。从当时的情况看，如果再发展三四个同学入党，恐怕也轮不到罗阳，因为他年龄偏小，况且在四年的大学时间里有很多申请入党的同学，受当时学校党员发展比例小的限制，没有实现入党的愿望。
郑彦良说：“罗阳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只做过班级体育委员，既没有在学校入党，也没有当过班长、团支书，在班里是个小弟弟。”
罗阳的班主任李敏老师，找出了已经珍藏了30年的《教师工作手册》和《毕业纪念册》，在纪念册的扉页上，当时的505教研室主任朱东明和李敏联合题写毕业临别赠言：“希望你们今后10年、20年、30年……中，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做出好成绩！”
李敏说：“罗阳是被老天选中的那种人，老天认为他可以比别人承受得更多，可以挑更重的担子。”
面对记者连珠炮似的提问，几位老师的回答当时也过于感性，话赶话，来不及深思熟虑。
事后，郑彦良沉下心来仔细一想，觉得还真得好好思考：罗阳，一个普通的学生，其生命之花何以能如此璀璨绽放？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1977年8月6日，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以拨乱反正的气魄，重新打开了中国大学关闭了十多年的高考考场。1977年冬至1978年夏的几个月内，全国共有1160万人参加高考，他们像8月的钱塘江潮排山倒海地涌向大学之门，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次大考。
罗阳成为这1160万人中的幸运儿。
1961年6月29日，罗阳出生于一个革命军人家庭。呱呱坠地，迎接他的是共和国三年困难时期被贫困的乌云遮住了温暖的阳光。于是，父母为他取名罗阳，是想在他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能多得到阳光的沐浴，是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充满阳光的人。罗阳的父亲罗哥解放战争期间入伍，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军队院校工作。他工作严谨细致、为人正派、乐于助人。母亲吴传英是一名中学数学教师。罗阳还有个姐姐，下过乡，是知青。罗阳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养。他有个好习惯，爱动脑筋琢磨事，注重逻辑推理。小时候，看见小伙伴玩滑轮车，他也做了一辆，而且将不能掌控方向、只能直行的车子装上“方向盘”和活动轮子，使得车子能够灵活自如地改变方向，让小伙伴们羡慕不已。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学着自己组装收音机，当收音机里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时，全家人欣喜无比。罗阳数理化基础很扎实，是班里的尖子生。很多人以为他是得益于母亲是数学老师，经常给他“开小灶”。吴传英说：“其实这是误传，因为我很忙，每天下班回来都是忙着给一大家人做饭、做家务，根本就顾不上给孩子们搞辅导。罗阳数学好，是因为他刻苦、认真。放学回家一进门，他就趴在桌前做作业，有时因为一道数学题解不出来，喊他几遍，他都舍不得先吃饭。”1975年，随着罗哥工作调动，全家从西安随军到武汉。当地教育部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随军子女如果两个都上初中的话，只能是其中一个进重点学校。罗阳觉得男孩子应该多担当，就把上重点中学的机会给了姐姐。
罗阳和大学同学在天安门广场
罗阳性格谦和宽容，对人友善，儿童时期是个人见人爱的“乖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喜欢跟他玩。这种亲近随和的性格，长大后自然地带到工作当中。同事们跟他在一起，感到轻松愉快。
有些宣传文章说罗阳高中毕业报考北航，立志“航空报国”，这有些夸张了。考上北航以后，罗阳自己曾经说过：“高考填志愿时我填北航，其实当时对北航并不是很了解，刚开始还以为是开飞机的呢！录取通知书寄来后，一看才明白，噢，原来是搞飞机设计的……所以，我走进这个行业，还是很有意思的。”
“爱国奉献，敢为人先，开发包容，笃行坚卓”，这是北航的校训，也是北航的精神。北航要将每一名学子锻造成国家的人才，要为他们插上知识和理想的翅膀，让他们在蓝色的天空中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8551班当时的师资力量是这个专业历史上最强的。罗阳的本科毕业设计是王浚老师（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带的，他参与研究“工兵和地雷爆破设计的实验室”。王浚有一次在讲课时告诫学生们说：“干航空这一行，别想出名，想出名就别入这一行。”
李敏回忆说：“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罗阳刚入学时的模样：瘦高个儿，戴副眼镜，穿着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黄军装。他非常淳朴、踏实，不事张扬。他对老师、同学非常有礼貌，别人发言时，他总是认真倾听着。别人畅怀大笑时，他只是咧嘴微笑着。这个班的学生一入校，便表现出了空前高涨的学习热情。505专业的老师们，也以饱满的热情，拾起荒废多年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中去。当时，有个很流行的口号叫作‘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同学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亲如兄弟姐妹。班里有个同学因患脑部疑难重病住院，全班男生两人一组，一组半天轮流到医院看护。为防止传染，进病房每人要吃一片药片。几个月下来，同学们毫无怨言，罗阳当时也是最积极的同学之一。而且所有同学通过互补笔记、互相补课，没有落下一堂课。后来，那个同学不幸病重去世，他的舅舅流着泪对系领导和同学们说：‘我外甥人生的最后时间是在一个非常温暖的集体中度过的，谢谢五系！谢谢同学们！’罗阳就是在这样一个风气纯正的集体中度过的，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心目中，罗阳是一个很阳光、肯学习、身体棒的普通男孩儿。”
现在解放军总装备部某部工作的李兆坚，是罗阳大学时的好朋友，他回忆说：“我和罗阳当时住一个宿舍，宿舍号是16楼的432室，我们两人形影不离，好得像亲兄弟似的。我们俩都爱穿军装，罗阳是捡他父亲的旧军装穿，我的军装是母亲自己缝制的。罗阳刚入学时，成绩排在中等水平，不显山不露水，但很快他就跨入了班级的前五名，而且一直坚持到毕业。大家背后都佩服地说：‘这家伙行，有钻劲，有韧性。’当时，我们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学习，罗阳很较真，一个问题不弄清楚绝不罢休，我们经常为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展开争论，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在吵架呢。但罗阳不偏执，也不钻牛角尖。那时候，身上没有多少钱，一有点零花钱，想着就是买参考书，五道口有家书店，我们经常去，记得为买苏联数学家济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题集，我们去了好几次。”
那年寒假，罗阳与李兆坚约好，不回家过春节了，留校学习。
除夕夜，两人早早来到系里的阶梯教室，一边看书，一边做题，把时间都给忘了。
那天夜里系里值班的是团总支书记郑彦良，11点多了，他见阶梯教室还亮着灯，便走了进去。
郑彦良关切地问：“这么晚了，你们俩怎么还不休息？”
李兆坚看了下表，说：“哇，快12点了。”
罗阳是班里的体育委员，平时经常组织一些体育活动，与郑彦良联系比较多。
郑彦良问罗阳：“小罗，为什么不回家过春节？”
罗阳说：“我暑假已经回去了，想用寒假的时间多读点书。”
郑彦良又问李兆坚：“你呢？”
李兆坚说：“我的家在福建宁德，路远，车票贵还不好买，索性留校了。”
郑彦良有些感慨地说：“你们这两届学生，学习真刻苦啊！”
罗阳说：“我们班的几位老大哥，也在拼命学习，大家都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郑彦良点了点头，说：“你们是国家未来航空事业的接班人，要想将来有所作为，要想成为一名航空专家，该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而大学本科阶段，又正是打基础最关键的时期，这个基础打好了，可以受益一辈子。”
忽然，郑彦良又问：“知道今晚是什么日子吗？”
李兆坚回答：“除夕夜啊！”
“今晚你们吃水饺没有？”
罗阳如实回答：“我们去食堂晚了，饺子已经卖完了，我们吃的面条。”
郑彦良急了：“北方风俗，除夕夜不吃水饺哪成？走吧，走吧，到我家吃水饺去！”
罗阳连忙摆手，说：“不了，郑老师，深更半夜的，不打搅了。”
“走！走！”郑彦良连拖带拽把他俩拉到自己家里，为他们每人煮了一盘水饺。
多年后，罗阳还念郑老师的情，说：“那年除夕夜，在郑彦良老师家吃的韭菜馅饺子是最香的……”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方玉峰是罗阳的同班同学，也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回忆当年在校时的情景，方玉峰说：“那时候学校风气很正，学习的氛围很浓。停办了十几年的大学，重新打开了大门，大家都有一种使命感，都觉得应该刻苦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将来报效祖国。大约是1981年前后，有些高校开始流行跳舞，周末办舞会，但我们班还是中规中矩，就知道埋头读书。不过，也不是死读书。当时，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思想也非常活跃。”
有天晚饭后，罗阳找到方玉峰，神秘地说：“快走，有好事！”
方玉峰赶紧问：“什么好事？”
罗阳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票，在方玉峰眼前一晃，说：“参考片！”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学校里开始放映一些内部参考片，有国外故事片，也有科教片。由于还属于有控制地放映，常常是一票难求。
方玉峰一听“参考片”，马上来了情绪：“什么片？谁给的票？”
罗阳说：“郑老师临时有事去不了，给的票，我也不知道什么片。”
罗阳和方玉峰一路小跑到职工俱乐部，进了场，电影刚刚开始。
这是一部真实记录美国宇航员登月历程的纪录片，精彩的画面，曲折的情节，罗阳和方玉峰被紧紧吸引住了。
1969年7月16日，美国3名宇航员乘坐“阿波罗11”号飞船，经过长途飞行后，进入月球轨道，他们中的两名使者，转乘“鹰号”登月舱降落到月面，开始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登月活动。船长阿姆斯特朗首先走上舱门平台，面对陌生的月球世界凝视几分钟后，挪动右脚，一步三停地爬下扶梯。5米高的9级台阶，他整整花了3分钟！随后，他的左脚小心翼翼地触及月面，而右脚仍然停留在台阶上。当他发现左脚陷入月面很少时，才鼓起勇气将右脚踏上月面。这时他说：“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但对人类来说却是一个飞跃！”18分钟后，宇航员奥尔德林也踏上月面。他俩穿着宇航服幽灵似的在月面游动、跳跃，拍摄月面景色，收集月岩和月壤，安装仪器，进行实验和向地面控制中心发回探测信息。
全部任务完成后，他俩又乘登月舱上升段飞离月面，升入月球轨道，与由科林斯驾驶的、在月球轨道上等候的指挥舱会合对接。3名宇航员共乘指挥舱返回地球，在太平洋降落。
整个飞行历时8天3小时18分钟，在月面停留21小时18分钟。时间虽然短暂，却是一次历史性的壮举。宇航员们还在月球上留下“纪念碑”，上面刻有英文：公元1969年7月，地球行星上的人类，在此首次踏上月球，我们代表全人类的和平来此。
影片结束后，罗阳和方玉峰的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他们来到了学校小公园的荷花池旁。
方玉峰感慨地说：“这美国佬也太厉害了，居然登上了月球，还那么完美无缺，这要有多大的经济实力，而且还要有多少高科技在支撑着！”
罗阳说：“美国人登月的时间是14年前的1969年，那时侯，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还在搞‘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砸烂封资修’，更荒唐的是还在宣传一种理论，叫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美国佬都登上月球了，也没见人家星条旗落地。”
方玉峰说：“我们的航天、航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相差十万八千里，不紧赶猛追的话，我们将落后得更远。”
“对于我们学生来说，不用讲什么大道理，首先是要把书读好。”罗阳说。
那一夜，两个年轻人都很激动，聊得很晚。
北京的几所著名大学都有自己的体育运动强项，北京大学的田径，清华大学的篮球，北航的排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航排球队的水平就很高，曾经有过代表国家与国外若干国家队交手并获胜的历史。在北航，不仅有校队，还有系队、年级队，每班都有排球队。
罗阳是班级的体育委员，入学不久班里便组建了排球队。姜志刚、陈震、方玉峰、药刚、罗阳等一些一米八以上的高个子，都成了队员。罗阳体育的强项是田径和篮球，排球基础不行。他的韧性又上来了，不行就练，课余时间，先从垫球练起，然后是托球、扣球。一年苦练下来，罗阳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二传手。
他们班排球队先是年级冠军，后来是全系第一。系里领导很高兴，以他们班队为基础，再加上其他班个把队员，组建了系队，参加全校排球赛。那时候学生文化生活相对简单，每次排球赛都成了同学们的“节日”，不上场的同学组成了啦啦队，“加油”声响彻校园。
排球比赛是项集体运动，讲究组织，讲究配合，讲究团结。它对于激发班级凝聚力、提升集体荣誉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毕业后，同学们把排球爱好也带到了新单位，姜志刚到成都飞机公司后很快组织了以北航毕业生为主的排球队，比赛成绩一直不错。罗阳到沈阳所以后，也参加了排球队，还打上了主攻手，许多老职工至今还记得当年罗阳在球场上那矫健的身影。
除了排球赛，还有每年的校（系）运动会、篮球赛、冬季越野长跑等体育活动，罗阳在精心组织的同时，也获得了极好的锻炼机会。
那个年代的北航学生都记得一个日子——1981年11月16日。
当晚，中国女排将与日本女排在日本大阪市争夺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冠亚军。当时，电视还是个稀罕物，吃过晚饭，罗阳和几个同学早早就把系里唯一的那台电视机搬到了阶梯教室。
晚上7时30分，主裁判的哨声吹响了。
前两局中国姑娘士气旺，打得凶狠，拦得成功，吊得轻巧，很快便以15∶8、15∶7拿下两局。然而，作风顽强的日本女排背水一战，连连得分，再扳回两局。关键的第5局开始了，双方争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中国女排在0∶4的不利形势下，艰苦奋战，把比分逐渐追了上去。在14∶15落后的危险时刻，她们沉着战斗，随着“铁榔头”郎平的一记重扣，中国队终于以17∶15拿下了最关键的一局：3∶2。
“赢啦！”
“女排万岁！”
“中国万岁！”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三大球项目中夺冠。
北航沸腾了！全北京城沸腾了！
当时，不知是谁喊了声“我们到校园游行去”，大家全都从阶梯教室拥了出来。校园里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脸盆敲击声此起彼伏。同学们高举着“向中国女排学习！”、“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的横幅，激情四溢，彻夜狂欢。
那是个十年浩劫之后百废待兴的年代，是个需要中国人自己站出来，向世界证明中国人行的年代。中国女排的成功，让中国人从“东亚病夫”的歧视中找回自信，证明了中国人的能力，证明了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
那是个在精神上需要救助、营养的年代，也是迫切寻求新的精神支柱的年代。中国女排用实力和拼搏精神，打败了曾“一统天下”的日本队和强手如林的美国队，当年的女排精神真正起到了振兴中华的作用。
那时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爱国主义精神空前高涨，这种精神如同地下翻涌的岩浆，正在寻找一个喷发口——中国女排夺冠，正是一个最合适的喷发口。
一时间，“人生能有几回搏”、“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等口号，随着女排姑娘顽强拼搏精神，成为那个时代青年励志的一面猎猎飘扬的旗帜。
后来，罗阳在多个场合说过，大学期间，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受到了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滋养，这种滋养是可以受用一辈子的。
这是一次期盼了30年的聚会。
这是一次温馨却又激情四溢的聚会。
2012年8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五系高空设备专业1978级8551班的25名同学，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晚上聚餐时，许多人喝高了，还有人落泪了。
当时班里的两位女生也来了。有人调侃说：“那时候，我们是何等的老实和不开窍啊，光知道埋头读书，连跟身旁两位美女谈恋爱的念头都没有，好花都让别人摘走了。”
罗阳参加完西安一个会，匆忙赶来时，聚餐已进入尾声，老班长药刚说：“罗阳，你迟到了，罚酒，罚酒！”
罗阳连喝了三杯葡萄酒，歉意地说：“该罚，是该罚！”
第二天上午，是师生座谈会，当年的任课老师、团总支书记、辅导员、班主任都被请来了。
会议快开始时，有人轻声说：“罗阳呢？怎么不见罗阳？”
沈飞公司副总经理祁建新说：“他一大早就赶回沈阳了，下午我们公司还有个重要会议他得主持。”
有人说：“我至今也不知道罗阳在干什么，好像他特别特别忙。”
祁建新说：“造飞机可能大家都知道，再具体就不能说了。”
座谈会上，方玉峰第一个发言：“从1982年毕业离开母校，至今已30年了，往事如歌，令人感慨万端。当年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如今都已步入人生中年。我仔细想了想，我们全班29名同学，经过30年的拼搏，个个都是事业有成，实现了当年在大学时的愿望。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出国的，没有一个出事的，还有11名同学被提拔为厅局级、1名同学被提拔为副部级。这个‘8551现象’，是不是值得研究？”
郑彦良老师接过话头说：“‘8551现象’，这的确是个应该好好研究的现象，也是值得研究的一段历史。昨天接到通知，说是要来参加今天你们的聚会，我把这段历史也回忆了一番。你们入学的时候，正赶上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不久，科学的春天正迈着强劲的脚步走来。全国上下为建设四化、为振兴中华而拼搏。五系也非常重视学生的全面成长。我记得当时主管学生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蔡德麟老师，亲自给学生入党积极分子上党课，讲理想，讲奉献；请各学科带头人给学生开‘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讲座，还请现代流体力学奠基人普朗特的关门弟子、我国著名流体力学家陆士嘉教授与学生座谈‘如何自学、自立、自强’。为大家坚定理想信念和走上社会后做人做事做学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当了一辈子的教师，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求学和成才之路，大学本科四年最为关键。这四年学到的知识技能和形成的精神与行事风格，会在人的一生中起到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李敏老师说：“你们这班同学，让我想到了两个词：一是‘风气’，一是‘努力’。‘风气’是说当年学校的风气正，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着理想主义的年代。老师们淡泊名利，一心教书。你们班的风气很正，人人要求进步，学习气氛很浓烈，没有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这个班主任也当得很省心。‘努力’，是说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去努力、去拼搏，这点在你们的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今天，你们每人都收获了成果，是因为你们每人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老同学、现任国资委副主任的姜志刚在发言中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我们这班同学，聚在一起是一团火，撒出去是满天星！”
“聚在一起是一团火，撒出去是满天星！”
罗阳是满天星中的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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