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采访就没有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作家是用“脚步”在写作。因此，报告文学又是最苦的写作，难度最大的写作，最吃力不讨好甚至充满着风险的写作。
为了写好罗阳，我进行了一次中国航空工业史的“恶补”，《中国航空工业史丛书》《中国航空工业院士丛书》《中国航空工业大事记》……三四百万字的阅读量，引领我走进了一个完全崭新的领域，让我享受了一次精神“大餐”。然而，对于我这个门外汉来说，要想踏入航空大门，竟然是如此的艰难。
紧接着，又是大工作量的访谈，我走进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简称中航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沈飞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采访了罗阳的领导、同事、老师、同学、亲友……
缘于保密，我们过去对航空工业、对航空人的了解的确是太少太少——这是个从不张扬、默默奉献的群体，这是个像“两弹一星”群体一样，为了民族的崛起，为了国家的强盛，一直在拼搏奋斗的群体。
如果不是罗阳，他们将仍然保持默默无闻，平静如水。
罗阳的悲壮殉职，我们才得以发现他背后的那个团队，那个能扛大活、能打硬仗的团队。
为了寻找罗阳的足迹，我来到了位于沈阳西郊塔湾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这个声名显赫的研究所被称为是“航空英才的摇篮”，半个世纪以来，这里先后走出了五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顾诵芬；中国工程院院士管德；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明；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天；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凤田。
建所以来，荣获国家和省部级以上成果奖达400多项，其中三型飞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型飞机荣获国家科技一等奖，一型飞机荣获国防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三型飞机荣获国防科技工业金奖、银奖。其成功研制的30多个型号的战斗机，涵盖了空中优势、舰队防空、对面攻击、侦察和教练等领域。
我走进所史展览馆，《告诉世界 告诉未来》的歌声在耳旁响起：
有一个梦想，
在信念中历尽沧桑；
有一声呼唤，
在蓝天里荡气回肠。航空报国，
强军富民，
一代代志士上下求索，为中华铸铁壁铜墙。有一个奇迹，
在搏击中挺起脊梁；有一种士气，
在云海里神采飞扬。航空报国，
强军富民，
一代代儿女前赴后继，为神州谱写锦绣华章。
啊，告诉世界，
告诉未来，
新的世纪属于中国，中航工业前景辉煌！
歼-8Ⅰ、歼-8Ⅱ、歼-8Ⅲ系列、歼系列、歼-15……展台上一架架高昂着机头，如长空利剑的歼击机模型，记载着中国歼击机所走过的风一程、雨一程、慷慨壮歌又一程。
伫立在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的遗像前，我久久不愿离去，这是徐舜寿在建国初期与苏联专家在一起的一帧照片，他穿着一件休闲西服，这在当时会是很时尚的。我久久地凝望着他那执着而又深沉的目光，于是，我们在心与心之间有了一番交流……
徐舜寿1917年出生于上海，三岁随母亲迁回祖籍——浙江吴兴南浔镇。父亲徐一冰，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体育学校——中国体操学校。哥哥徐迟，著名作家，被称为报告文学的“一代宗师”。其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和《地质之光》，将科学与文学交织在一起，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徐舜寿20岁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专业，适值抗日战争爆发，他抱着航空救国的热望，又考入中央大学航空研究班深造。后在新疆伊宁航空训练班讲授飞行原理，为我国反侵略战争培训空军人才。1940年，他创造了飞机性能捷算法。1944年，徐舜寿作为空军实习生前往美国，先在麦克唐纳飞机公司实习，参与FD-1、FD-2飞机的设计，后在华盛顿大学研究生院进修，专攻力学。
徐舜寿原本可以到英国继续深造，也可以在美国找到一份工作，过上舒适的生活。然而，他的心中无法割舍自己的祖国，1946年8月，满怀赤子之心和一腔热血的徐舜寿回到了上海。黄浦江畔炮声隆隆，国民党挑起了大规模内战。报国无门，徐舜寿只得选择了一个离开内战最远的工作——到第二飞机制造厂搞运输机设计。这个为了躲避日军轰炸而建在大山洞里的飞机厂，一到夜里，便变成一个黑暗的世界。两年中的多少个黑夜，徐舜寿凝望着洞口的寒星，为祖国的命运和自己的前程而忧虑。
淮海战役结束后，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府电令第二飞机制造厂搬迁台湾。徐舜寿以送妻子回老家为借口，回到了南浔小镇。哥哥徐迟正在南浔中学担任教导主任。当谈及将来的去向时，徐迟说：“到东北找三姐夫去！”1949年5月1日，徐舜寿在沈阳找到了三姐夫——沈阳军管会副主任伍修权。他对徐舜寿不去台湾而来投奔革命大加赞许，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后，需要大量像你这样的人才！”不久，他被分配到东北航校机务处，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1951年，新中国航空工业局成立，徐舜寿担任飞机处处长。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为抗美援朝的空军部队修理飞机和生产零部件。此间，徐舜寿翻译出版了《飞机构造学》和《飞机强度》两书，成为航空技术人员的参考必备书。
徐舜寿想得最多的是中国应该自己设计飞机、自己生产飞机。
在全国向科技进军的浪潮中，1956年8月，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112厂飞机设计室成立，徐舜寿为主任设计师，叶正大、黄志千为副主任设计师。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2岁的队伍，代表着当时中国飞机设计的最高水平。他们像一只只雏鹰，渴望到蓝天翱翔。
他们从北京来到沈阳，住在112厂小招待所。当时的条件极其艰苦，黄志千买了一个热水壶，顾诵芬买了一把柴刀，他们自己劈柴烧水，解决用热水问题。
徐舜寿率领年轻的设计师们踏上了一条布满荆棘、充满风险的探索之路，开始了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的设计工作。关于飞机设计的指导思想，徐舜寿提出“‘熟读唐诗三百首’，但不要‘唯米格论’”。即广泛熟悉世界上各种同类飞机的资料，择优而用；对比较了解的米格飞机，既要吸取其长处，又不要照抄照搬。例如，采用两侧进气的方式，就一改米格飞机从机头进气的格局，便于安装雷达和扩大飞行员视野。经过认真调查论证，最后确定歼教1的结构和性能为：全金属结构，串列双座，梯形下单翼略带后掠，前三点式起落架，两侧进气，带一门机炮及炸弹挂架，可进行战斗训练；翼展11.43米，机长10.56米，机高3.94米，高度8000米时的最大平飞速度840千米每小时，最大航程1328千米，实用升限14500米，最大起飞质量4602千克。
1958年7月26日，歼教1顺利飞上蓝天，开创了我国航空工业从仿制走向自行研制的先河。
“大跃进”的“浮夸风”吹来了，航空界提出了“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尖端产品脚踏美利坚”的浮夸口号。1958年8月，我国尚未具备研制超音速飞机的条件，但根据空军的要求，航空工业局决定仓促上马超音速的“东方107”。而此时的哈军工，为了超越美国的F-104和F-105，也推出了“东风113”。这两种高性能的战机，连当时的美、苏两个航空大国都没有。
徐舜寿据理力争，他说：“我们设计人员还没有掌握超音速气动力学的理论基础，国内还没有可供设计用的跨超音速风洞；在结构设计上，还不能进行有限元应力分析；在气动弹性方面，还不知道如何进行压缩性修改；在材料上，还没有高强度材料和钛合金；在工艺上还不能制作整体壁板和蜂窝构件；液压泵只能做到130个大气压等等。因此，新机指标不能定得过高。”然而，在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代，他的意见不仅没有得到重视，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上级机关决定加速设计，争取1959年8月研制成功，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根据中苏商定的协议，1959年2月，航空工业局将“东风107”的模型送往前苏联吹风，并进行技术咨询，发现攻击可变翼不安定，阻力估计过小，性能根本达不到预定要求。1959年5月，航空局不得不决定停止试制。哈军工在试制“东风113”中，也是困难重重，尽管军方力挺，到了1961年6月，也只好宣布试制暂停。
在总结“东风107”、“东风113”教训时，徐舜寿痛切地指出：“抢时间也得有现实基础，破除迷信还得有科学分析，敢想敢干还得实事求是，战略藐视困难还得在战术上重视困难。任何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做法，只会使工作失常，反而做得更慢！”
1960年6月，前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带走全部飞机图样资料，而且停止了设备和零部件供应，这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航空工业来说，不啻是釜底抽薪、雪上加霜。
航空人悟出了一个道理：别人的儿子再威武再英俊，毕竟是别人的儿子，光羡慕没有用，光嫉妒也不行，只能靠自己也养出个威武英俊的儿子来！
中央做出了“独立自主发展我国航空工业”的决定，由国防工委、国防科委和空军等有关部门，组建国防部第六研究院，集中现有的设计研究技术力量，形成拳头，加快航空事业的发展。1961年8月，第六研究院第一研究所（601所前身）在沈阳诞生。该所集中了当时国内有限的飞机设计力量，由112厂（沈阳飞机制造厂前身）飞机设计室（234人）、哈军工参加“东风113”飞机设计的师生（39人）和空军第一研究所的人员（711人）组成。国务院任命刘鸿志为所长（后任六院院长），翟曾平为政治委员。国防部任命徐舜寿、叶正大为副所长，黄志千为总设计师。
在塔湾这块黑土地上，徐舜寿带着设计人员又一次出发了，他们在探索中国的航空之路，寻找中国人自己的型号。
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共和国在挨饿，全国人民在挨饿。他们虽然属于军队编制，每月定量供应的口粮也只有27斤，其中高粱米、玉米等粗粮占大部分，油和副食品几乎没有。许多人患了水肿病，挽起裤腿，腿上一摁就是一个窝。趴在画图板前画图，画着画着，两眼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刘鸿志所长急了，多方奔走，请求沈阳军区调拨了几卡车黄豆，以解燃眉之急。又组织后勤人员，在苏家屯办了个农场，种植粮食和蔬菜，尽量保证科技人员能勉强吃饱肚子。
一年前，前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可是，到了1961年2月，赫鲁晓夫又突然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米格-21歼击机的制造权，在中苏关系异常紧张之时，赫鲁晓夫突然做出这样一个反常的友善举动，令人迷惑不解。
米格-21歼击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新型歼击机，如果苏联政府真有诚意将它的制造权转让给我们，那无疑是我国航空工业的一次转机，不但解决了空军后继机种告急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的飞机设计、制造部门来个大练兵，在吃透米格-21的各种性能基础上，设计制造出我们自己的新型歼击机。
协议签订后，空军司令刘亚楼说：“要是中苏关系再次恶化，即使现在达成了协议，也只能是一张牛皮纸——不顶用！”
徐舜寿对协议表示怀疑。后来的事实证明，所有的技术援助都是有偿的。而且，苏方交付给沈阳飞机制造厂的米格-21技术资料，故意将一些重要的资料扣下。
国务院迅速做出决定：“飞机设计、制造等部门要对米格-21飞机进行全面的技术摸透，为自行设计新型飞机做好充分准备。”徐舜寿要求设计人员通过复制摸透米格-21飞机的全套图纸、技术资料，对米格-21来一次反设计。设计人员要结合在设计超音速飞机中遇到的技术问题，通过必要的计算分析和试验验证，主要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样三个层次的问题，从而达到系统地掌握摸透米格-21飞机的结构原理、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法，为自行设计我们自己的新型歼击机先打基础。
那些日子，为了抢时间，徐舜寿把铺盖卷儿搬进了办公室，夜以继日用那部手摇计算机成千次、成万次地计算着一组组数据。渴了，喝杯啤酒；饿了，吃个苹果。有人向所领导打“小报告”，说他喝啤酒吃苹果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刘鸿志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徐副所长喝啤酒吃苹果，不应该是个问题。你们要想到，啤酒、苹果里面能够‘出’飞机！”
日起月落，燕来雁归。摸透米格-21飞机工作——这一“摸”，整整用了3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徐舜寿和他的设计队伍，在超音速飞机的设计方面积累了丰厚的技术储备。可上级有关部门却明确表示：摸着石头过河，先不急于开展自行设计飞机。
徐舜寿仰望着蓝天，他的心在白云间飞翔。他曾经对人说：“我想设计都想疯了！”
1964年5月，一纸调令，将徐舜寿调到了陕西的第六研究院第10研究所（大型飞机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兼总设计师。尽管徐舜寿感到有些突然，但他又觉得只要是搞飞机，到哪儿都行。
几年前，徐舜寿就说过：“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民航事业发展起来以后，没有飞机可不行，特别是没有大飞机不行。”正当徐舜寿准备测绘试制国产运7飞机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徐舜寿遭遇了惨无人道的批斗和虐待。
共和国未能保护住一个无比忠诚于她的儿子的生命。1968年1月6日，徐舜寿溘然长逝。
徐舜寿离世时51岁，罗阳殉职时也是51岁。
罗阳在后来出任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党委书记的就职大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今天这个场合，我又想起了徐舜寿、黄志千、陆孝澎那些老前辈，当年，在中华民族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毅然从海外回到了祖国。我们的老所长徐舜寿回国后曾对朋友这样说过：‘在美国设计的飞机是属于美国的，而在中国设计的飞机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在荒草地上、在破厂房里，他们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创业，把自己的全部的心血、智慧和情感都献给了新中国的航空事业！”
国之重器，以命铸之。对于他人来说，爱国或许只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但对于这些知识分子，强国之梦，已成为他们一天天、一年年都在践行的生活方式。
罗阳生前曾经多次走进这个展览馆，来这里缅怀前辈的丰功伟绩，来这里汲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营养。而今，这里挂出了“继承罗阳遗愿，发扬航空报国精神”的横幅，罗阳51年的生命历程升华为一种品格，也成了这块精神领地的一部分……
1982年8月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同样显得非常阳光的罗阳，走进了位于沈阳西郊塔湾的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第六〇一研究所（简称601所，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前身）。
至今，所里的老职工依然记得罗阳刚进所时的模样：瘦高个，戴副眼镜，见人说话还有些腼腆。
或许是一种巧合，罗阳出生于1961年，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也是组建于1961年。罗阳的生日是6月29日，沈飞公司成立于1951年6月29日。因此，罗阳殉职后，有人说：罗阳是为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和沈飞公司而生的。
罗阳加入到航空队伍中，开始了他“苦行僧”般的工作。那时，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二代战机——歼-8Ⅱ飞机正处于设计攻关阶段，可苏-27、F-16等三代机已在苏、美等国服役多年。
没完没了的论证。没完没了的设计。没完没了的试验。
上马。下马。再论证。再设计。再试验。上马。下马。上马……
罗阳在601所
一个型号，带走了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的心血，一代人的拼搏；
几个型号，带走了几代人的青春，几代人的心血，几代人的拼搏……
火车向着南方驶去，因为没有买到卧铺，罗阳与同事黄宝臣只能在座位上靠看书打发从沈阳到广州的漫长旅程。
他们是到化工部广州合成材料老化研究所暴晒场做一个课题的，课题的名称叫《歼-8Ⅱ座舱盖玻璃人工加速老化》，主要是论证歼-8Ⅱ飞机座舱盖玻璃的日历寿命。他们将通过试验找到影响有机玻璃老化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紫外线？温度？湿度？），紫外线是否有交互影响？怎样确定加速人工老化的条件，人工老化和自然老化的对比关系，人工老化的关键是什么。
到了广州，他们每人背着两根做试验用的紫外灯管，打不起出租车，只好一路问，一路找，找到位于王山元岗的老化研究所。
那时候的测试手段很落后，当时也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防护措施，两人在阳光照射下，用仪器每隔半小时测一次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和四根紫外灯管的紫外线强度。
10月的广州，阳光还十分强烈，罗阳穿件衬衣在太阳下，仍被晒得浑身出汗。
一天下来，晚上洗脸时，黄宝臣问：“罗阳，你刚才洗脸时疼吗？”
罗阳说：“疼啊，火辣辣的！”
黄宝臣：“这广州的太阳够毒的。”
第二天早晨，刚起床，黄宝臣大吃一惊，“罗阳，你脸上都爆皮了！”
罗阳用手抹了一下，带下了薄薄的一块皮。罗阳看看黄宝臣，说：“你的脸上也爆皮了。”
脸上爆皮也得干，依然是半小时测一次。
第三天，黄宝臣对罗阳说：“罗阳，我们应该采取一点什么防护措施？”
罗阳想了想，说：“要是有部队那种防毒面具就好了，往头上一罩，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黄宝臣说：“到哪儿去找防毒面具？”
罗阳发现了床旁包灯管的牛皮纸，说：“有办法了，我们自己造个防毒面具。”
说罢，罗阳取过一张牛皮纸，裁成书本大小，在上方挖了两个眼睛大小的洞，又在边沿穿上两根尼龙绳，一个简单的“防毒面具”做成了。
黄宝臣和罗阳戴上这种“防毒面具”又继续在做试验。
经过一个星期努力，罗阳他们获得了大量数据，为歼-8Ⅱ座舱盖玻璃的筛选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当他俩从广州回来时，室里的同事一见吓了一跳，“从哪儿来了两位烧伤病人？”
科研是一条布满荆棘之路，如今，罗阳在老一代航空人的带领下，开始了披荆斩棘之旅。
不怕项目多，就怕没项目。
罗阳刚进所的头几年，正赶上中国军工企业最不景气的时候。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军队要忍耐”，“忍耐”的含义是国防任务少，装备暂停发展。这一“忍耐”，新型号没了，科研项目大量取消，科研经费急剧锐减。为了维持生存，军工系统不少科研所、工厂不得不自谋生路，“找米下锅”，干民品。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研究室发挥自己的专长，挖空心思到市场上去找活干。罗阳所在的九室，先是搞了个供飞碟射击用的“抛靶机”，东西倒是不错，但全国飞碟射击队不多，产品没什么销路。后来，沈阳塑胶四厂找上门来，提供了一张国外“乳胶手套生产线”的照片，希望能开发一套生产线。连飞机都可以设计出来，这种生产线自然不在话下，九室用了不到3个月，就把“乳胶手套生产线”给拿下来了。人家给了90万元，除去成本，利润是30万元。这条生产线在全国共销售了十几条。当然，也有被骗的，为陕西某公司设计的“汽车助力器生产线”，按要求把生产线搞出来了，对方却又不要了，白花了几十万元。
“全民下海”、“全民经商”的浪潮席卷全国，社会上到处流传着“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段子。
当时，像罗阳这样的大学生、研究生，每月的工资不过是八九十元，没有科研补助，没有奖金，连谈对象都难。一些人看不到前途和希望，有的出国，有的下海，还有的“孔雀东南飞”，去了深圳、珠海、广州。那些日子，每天都可以看见有人拿着请调报告找所长。
罗阳也陷入了困惑之中。
有一天，遇到了气动室的设计员赵波，赵波笑着问他：“怎么样，想好了吗？”
罗阳有些不解，“想好了什么？”
“走不走啊？”
“你是说调离吗？”
赵波有些神秘地说：“告诉你吧，前些日子，我做过一次测试呢！”
罗阳有些不解，“什么项目测试？”
赵波说：“报纸上不是到处在登招聘广告吗，我决定试一试自己到底值多少钱，便与深圳的一家香港公司联系上了，对方让把个人简历寄过去，过了一个多星期，对方回话了，准备招聘我。我问了一下工资待遇，对方开口就说基本工资每月1000元，还不包括年终的‘红包’。”
罗阳说：“哟，还真够高的，光基本工资就是我们的十倍。怎么样，你打算走了？”
赵波自言自语道：“如果仅仅为了钱，那真是应该选择离开。可我们当初满怀激情到所里报到时，难道仅仅是为了钱吗？要是为了钱，当时就下海了，何必还等到今天？”
罗阳拧着眉心，说：“我感到有些忧虑的是，现在任务、项目这么少，长期下去，就怕把所学的专业给荒废了。”
赵波若有所思：“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么个泱泱大国，如果不去发展航空工业，我们的蓝天靠什么去保卫？我们的民航靠什么去支撑？我们的国防建设从何谈起？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状况应该是暂时性的。”
罗阳说：“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还有，当年进所的时候，我就想好了：要想挣钱，别干军工。今天，遇到了些困难，就甩手走人，我们还像个男人吗？我们不能走！”
那时侯，方玉峰也遇到了艰难的选择。有一天，他拿着已经在加拿大定居的兄长的来信，对罗阳说：“老哥在加拿大连留学的学校都给我联系好了，还帮我申请到了一笔助学金，怎么办？”
“好事啊，这种机会不走，更待何时？”
方玉峰问：“你是真想我走啊，还是开玩笑？你自己为什么稳坐钓鱼台？”
罗阳说：“我要是所领导，肯定不会放你走。”
“为什么？”
“你不想想，都把你这样的青年骨干放走了，以后所里的活谁来干？”
见方玉峰不说话，罗阳又说：“遇到这种机遇，谁都会思想斗争，关键时刻，大主意还得你自己拿。走，还是留，腿在你肚子下。不过，我相信你方玉峰是不会走的。”
方玉峰盯视着他，“你怎么知道？”
罗阳胸有成竹地说：“你一定还记得当年在北航读书的时候，有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美国宇航员登月的参考片，你是怎么说的。”
方玉峰赞不绝口，“罗阳啊罗阳，你真是神了，佩服！佩服！”
下班回家，罗阳把方玉峰的事儿同父母说了。母亲问他：“你要是有小方这样的条件，你会做怎样的选择？”罗阳说：“妈妈当了一辈子教师，现在还在考儿子呢！”父亲在一旁插话道：“这是你现在面对着的而且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罗阳已经拿准了主意，说：“这半年来，我思想也一直在斗争着，但现在再也不会犹豫了，我绝不会离开。”母亲说：“这就对了，国家培养了你，你应该为国家做更多的事。”
罗阳在601所时
选择了坚守，便也选择了责任！
几天后，九室主任让罗阳到总师办送份材料，听说是送给总设计师顾诵芬的，罗阳喜不自禁。在所里，总师是很受人尊敬的，在罗阳的心目中，顾诵芬更是个偶像型的人物。尽管他听过顾总师的报告，却一直没有单独接触过。
如果将徐舜寿、吴大观、黄志千、陆孝彭、叶正大他们称为第一代航空人的话，那么，顾诵芬、管德、李明、李天、杨凤田等应该算是第二代航空人。1951年，21岁的顾诵芬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后，便投身于徐舜寿、叶正大、黄志千为领军人物的新中国飞机设计队伍中。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112厂成立，顾诵芬被任命为气动组长。他参与设计了歼教1喷气式教练机，1年零9个月后，歼教1首飞成功。从1964年开始，顾诵芬参与研制歼-8飞机，1969年8月，歼-8飞机实现首飞。1978年，顾诵芬担任601所总设计师兼副所长，全面主持该所的技术工作。1981年5月，国务院国防工办任命顾诵芬为歼-8Ⅱ型飞机型号总设计师。歼-8Ⅱ型飞机是歼-8飞机的改进型，改为两侧进气布局，具有全天候拦射攻击能力。1984年6月，歼-8Ⅱ首飞成功。20世纪90年代，顾诵芬抓住时机，发起并具体组织了与俄罗斯空气动力学和飞机设计方面专家的合作，开展了远景新飞机的方案设计，使我国250多名飞机设计骨干受到设计远景新飞机的锻炼。
一路上，罗阳还暗自思忖，顾总师真像一部厚重的大书一样，值得自己好好研读。
接过材料，顾诵芬客气地问：“小伙子，好像不太熟悉，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罗阳。”
“哪个学校的？”
“八二年从北航毕业的。”
“好啊，北航人才济济！北航的许多教授跟咱们所都有合作关系。工作还舒心吗？航空事业最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罗阳欲言又止，犹豫了片刻，还是问了：“顾总，我看过一份材料，歼-8原型飞机1978年在定型试飞时出现了跨音速抖振，为了找到故障原因，说您先后三次乘坐超音速教练机升空观察，真有这回事吗？”
顾诵芬笑了，“是有这回事，不过，那都是老皇历了。”
“为什么当时一定要亲自上天观察呢？”罗阳又问。
顾诵芬说：“当时，所里的歼-8还在试飞，出现了抖振问题，部队着急，我们也着急。我们初步判定振源在后机身，按说应该在风洞中进行尾部流态观察，但当时我们的风洞尺寸太小，不具备条件。所里又没有其他手段，连台带望远镜头的照相机都没有。我提出采用最原始的方法，乘坐教练机上天观察飞行中的歼-8飞机后机身流场。我申请上天，六院批准了，但试飞团开始不同意，说你总设计师上天了，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怎么交代？再说你又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飞行训练，你的身体怎么受得了？我说你们整天飞都不怕，为什么我上天就会‘万一’。他们见我态度坚决，也就同意了，那时候管理比较松，以后就不行了。然后，让我到卫生科检查身体，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营养一般，要我先吃一个月空勤灶。我老伴是个医生，我怕她担心，不敢告诉她上天的事情，早上、中午到试飞团吃空勤灶，晚上还是回家吃饭。”
罗阳问：“第一次上天，紧张吗？我们一般人能不能吃得消？”
“紧张，怎么不紧张？”顾诵芬说，“这又不是坐民航机。也肯定是遭罪的，尽管是教练机，但飞机一加速、一转弯，就觉得头昏脑涨，浑身出汗。为了在不同高度、不同速度、不同方位观察歼-8的流场，教练机与歼-8是等速、等距飞行，两机最近距离只有十余米。第一次上天我吐得一塌糊涂，顾不上空中观察了，接着又第二次、第三次上天……”
“这么危险，为什么一定要上天？”罗阳又问。
顾诵芬一脸肃然，“歼-8是我们所自主设计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也是当时我国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飞机1969年首飞以后，一直还没有定型，大家都着急。特别是部队，更是着急，没有新飞机，靠什么打仗？飞机出了故障，只能是靠设计师想办法去解决，再危险你也得往前冲！”
“抖振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通过在天空上的观察，发现是后机身机尾罩与平尾后缘根部形成的锐角区造成了气流严重分流所致。故障原因确定后，我们采用局部整流包皮修型方法，抖振问题迎刃而解。1979年最后一天，盼了多少年的歼-8，终于定型了。开完定型会，已经是晚上10点，当时，也没举行什么招待会，就在112厂食堂一起吃顿夜宵，当然要喝酒，首席试飞员尹玉焕特别兴奋，用大碗喝，醉得一塌糊涂。散了以后要回家了，我们管行政的赵副所长清点人数，发现我不在场，后来在厕所里找到我，我还在里面吐呢，的确是高兴啊，喝多了。”
罗阳也显得很兴奋。
顾诵芬又说：“今天你问到这件事，让我想起了这些往事，作为一名飞机设计师，永远都有一种急迫感，永远都有压力！”
“航空报国”，不是一句空话，这是需要几代航空人淡泊名利，耐住寂寞，去奋斗、去拼搏！
尽管那几年同罗阳前后脚进所的大学生、研究生，有三分之一调离走了，罗阳却选择了坚守，他像一名战士一样，依然坚守在这块阵地上。
这种坚守不是仅仅止于言谈话语的表白，而是决心用一生生命去忠于自己所选择的事业，去忠于为整个团队所共同默认的价值观。这种坚守，是一个儿子对母亲忠贞不渝的承诺。
在设计员的岗位上，罗阳一干就是10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在国内首次采用气动力分析法进行飞机座椅的适应性分析；
——在国内率先开展透明件材料人工加速老化研究，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提出了一种新的计算机仿真方法，有效地解决利用元部件的可靠性数据进行系统可靠性参数置信区间评估的问题；
——主持了歼-8系列飞机弹射救生系统重大技术攻关，并顺利实施。
……
对于那段历史，孙聪也是刻骨铭心，他说：“能在改革大潮下留在航空战线上的，能身体力行抵挡住外界诱惑的，我们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一份坚守、一份责任和一份担当。那个时候我们航空工业有多穷？有多尴尬？全所两千多人只干一个小的改进型号。我们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八九十元。同我一年分配来的大学生有六七十人，结果一半都走了，我们当时自己嘲笑自己：没能耐的人留下来了，有能耐的人全都出去发大财了。”
罗阳的好朋友，已经是中航工业气动院院长的赵波对我说：“在罗阳的人生道路上，这是第一次考验：留下还是离开？这实质上就是理想和信念的考验。罗阳是做事业的人，‘做事’和‘做事业’有很大差别，做事往往带有功利性，事情只有与‘业’联系起来，与‘行业’联系起来，对国家对社会形成影响力，才能是事业，你即使只是这事业中的一粒小小的粒子，也是有意义的。我和罗阳都喜欢这种有意义的感觉。”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