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秋千[6]

    课间休息的时间短，学校又只有一个秋千架。所以，大家订了一条规则：只能把秋千打平一次，不能歇了气又蹬。

    下课铃一响，王一立就奔跑出教室，去抢站打秋千的位置。他还想像昨天那样，站着位子后多蹬平几次。

    王一立站在行列里，一数自己是第六个，相信一定能打上秋千，高兴得跳着说：“运气好！”一面又不断地催促站在前面的同学：

    “快点，快点！”

    前面四个同学，一个个蹬平一次，都很快下秋千了。

    “张明，快！”王一立高兴地把前面的同学推上了秋千，就等他下来，自己好上去。

    糟糕的是张明一上去，瞪平了一次又一次，慢吞吞地不打算下来，完全和王一立昨天一模一样。

    “快点下来！”王一立鼓起眼睛，大声喊叫。

    张明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仍旧蹬平一次又一次。王一立气得把两手握成拳头，大声地说：

    “你遵不遵守纪律？”

    张明好像还是什么也没有听见，笑嘻嘻地蹬平一次又一次。

    眼看马上就要上课，玩不成了。王一立只得恳求了：“你已经玩了这么久，该下来了吧。”

    张明仍旧是蹬平一次又一次，不肯下秋千。

    “把他拉下来！”同学们都喊起来了，“不许自私自利。”

    王一立立即和几个同学用力去拉秋千。

    秋千停了。这时候，上课铃也响了。

    “白站了十分钟！”

    “这种人就是自私自利。”

    同学们理怨着散开了。王一立气冲冲地赶上了张明，举起拳头就要打。正巧老师过来，王一立只好向张瞪着眼，指着他说：“你呀，你……”

    “我……我什么？我是跟你昨天学的。”张明回答。

    王一立的手垂下，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2016年5月9日

    我们戴上了红领巾

    今年“六一”儿童节，我们五位老朋友聚会。合影时，戴上了少先队的红领巾。这张照片，记录了五位少年工作者一生的信仰和坚持。

    照片右一是钟立慧，82岁。1954年担任街道办事处辖区少先队辅导员。56到66年在共青团成都市委少年儿童部工作。73年到93年在成都青市少年宫任群众文化部部长。8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96年获共青团中央颁发的全国一级“星星火炬”奖章。在从事少年儿童工作中，她为少先队活动和少年宫工作写过很多文章和报道，收集在她编印的《情缘》一书中。

    右二是韩梁，82岁。1955年到66年在共青团四川省委少年儿童部工作，长期在成都市西城一小蹲点，在该校担任过少先队辅导员，并兼任语文课教师。82年到93年任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该社出版了不少好书。离休后，任四川省少先队学会副会长，2006年21世纪出版社，出版了她写的《教育孩子的学问》，发行三万册以上。

    左一是徐华，左二是蓝星，他们是夫妻。

    徐华，76岁。1950年成都市建立少年儿童队（以后改名为少年先锋队），她是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队员。58年在成都市少年之家，后到共青团成都市委少年部，工作到66年。80年到96年在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任编辑。她写过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多次获奖；代表作《弹琴蛙》发表在《小朋友》杂志，后由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为英、俄、德、法和西班牙等多种外文出版。

    蓝星，79岁。1955年到58年在重庆解放西路小学任少先队辅导员。58年到66年在《红领巾》杂志任编辑。80年在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后任副社长。他早年写的诗歌《母校万岁》被选编入全国小学语文教材。59年与李致、黄韶合写了报告文学《刘文学》。他著有儿歌和诗集《露珠中的彩虹》，其中的诗获四川优秀儿童文学奖。

    我，86岁，被他们称为老大哥，站在他们四人中间，从上世纪50年代起，先后在共青团重庆市第三区委、共青团重庆市委、共青团四川省委少年儿童部工作，参与筹建重庆市少年宫。在《红领巾》杂志工作时，参加中国青少年报刊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64年到66年，在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工作。80年筹建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离休后，曾任四川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无论在哪一个机关或宿舍，都有少先队员为朋友。

    我们五位长期或终身从事少年儿童工作，所以才选择“六一”儿童节聚会。我们热爱少年儿童，除了深知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我们事业的接班人，各自还有不同的原因。钟立慧，是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决心学习那位名叫华尔华娜的教师，“用星星火炬的光芒，去点亮孩子们的心，让每颗心灵都发出光和热。”韩梁，早年在江苏南通师范学校读过三年书，受两位对孩子有爱心老师的影响，进军西南后分配到共青团四川省委，主动要求到少年部工作，后来也受到《乡村女教师》的激励。蓝星，初中毕业时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报考了师范学校，以后当了少先队辅导员。本着“做一行，爱一行”的精神，不仅爱上儿童，还爱上了儿童诗歌。徐华，在她入队时听辅导员讲“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她决心要一辈子戴红领巾，为此读了师范学校，终生从事少年儿童工作。李致，热爱下一代的教育，是受了鲁迅的影响，《关爱明天》杂志有专文报道。社会上有一些人，看不起少年儿童工作者，认为是“娃娃头”或“小儿科”。而我们五人，却以有这样的经历为荣。

    这次“六一”聚会，是钟立慧和徐华发起的。半月前蓝星患病住院，我原以为无法聚会了，不料蓝星出院后坚持出席。韩梁这十年间两次癌症，动过两次大手术，做过多次化疗，头发掉光又长出来。考虑到她的健康，既想约她参加又不敢通知她。我在当天早上打电话，问她身体如何，然后告诉她这次聚会，她马上主动赶来。

    五位少年儿童工作者，一见面就谈到我们教育孩子，也从孩子那里受到教育。孩子有好奇心，不懂就问，不像成人不好意思问或不懂装懂；孩子说真话，不像成人时有顾虑，更有甚者说空话和假话；孩子敏感，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不像老年人反应慢、常自以为是或墨守成规；等等。大家的感受很多，可以写篇短文，这里只能概括了几句。

    我们一起合影留念。钟立慧带来四条红领巾，因韩梁临时加入，少了一条。钟立慧的丈夫杨尊辉立即乘老年车去附近学校的商店买回一条。这样，杨尊辉为戴上红领巾的五位老少年工作者，拍下这张照片。杨尊辉一贯是钟立慧的坚强后盾。

    徐华和蓝星送了一本影集给我。今年是他们的金婚，五十年来，他们互敬互爱，生活幸福。我是他俩的“媒”人，他们赠影集以示感谢。我很高兴，说自己做“媒”的成功率百分之百。我敢于这样说，是我一生只做过这一次“媒”。

    大家一起吃午饭，边吃边聊。我说，今天是6月一日国际儿童节，可是六十八年前的今天，即1947年6月一日，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在国统区实行大逮捕，仅重庆就逮捕了两百多人。我在重庆被逮捕后，关在杨森的“渝舍”公馆，而1955年我们却在“渝舍”筹建了少年宫。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真难以预测。谈到老人健康，大家一致表示：要学习韩梁顽强向疾病作斗争的精神。十二时半，我说成都市七百六十二位百岁老人中，有百分之八十坚持午睡。这次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各自回家睡午觉。这个提议获全票赞同，并立即实行。

    2015年6月14日

    我因胡风受审查

    1955年5月，毛泽东把胡风等人钦定为反革命集团。没想到我竟为此被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甚至在“文革”还有余波。

    我从上初中起，喜爱“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开始受到鲁迅、巴金的影响。至于胡风，因为鲁迅称他为“朋友”，我一直把他当成进步作家；而他的作品，也正如鲁迅所说，“文字的不肯大众化”，我读得很少。我和一些朋友，特别是破晓社的成员，喜欢朗诵“7月派”诗人鲁藜、天蓝和绿原的诗。1949年，通过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杂志，我知道胡凤等人，与我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有争论，但从不认为他们是反革命，我不可能有那样“高”的“觉悟”。

    破晓社是地下党直接领导下的进步青年学生组织。罗泽浦（即罗洛）是破晓社的六位发起人之一，他的诗写得好，在反内战、反独裁的立场上，我们志同道合，非常友好，一起合写了“誓和法西斯强盗斗争到底”的破晓社社歌。不久，罗泽浦参加《学生报》，认识了方然。我们办《破晓半月刊》时，罗泽浦主编的文艺版上，发表过方然和绿原的文章。我和方然，只有一两次见面，没有单独接触。绿原到成都时，通过罗泽浦向我借过一张条桌，我把桌子送去，仅此而已。不到一年，罗泽浦与我们之间发生分岐：一是我们不赞成方然主办的《呼吸》杂志，骂郭沫若、巴金、何其芳和沙汀等进步作家；二是不赞成《呼吸》杂志有的作者，把接近群众，批评为市侩行为。此外，还觉得《呼吸》杂志的一些作者有小圈子或小山头的现象。当时，大家都年轻气盛，一场辩论之后，破晓社把罗泽浦开除，罗泽浦也宣布退出破晓社。那时我十五、六岁，在成都华西协合高中读书。

    全国开展揭发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既然我认识的罗洛、方然和绿原被定为胡风分子，我立即主动把上述情况向机关党委汇报，还将我保留的一张有罗泽浦合影的照片交给党委。我时年26岁，在青年团重庆市委任少年儿童部部长。

    党委要我交出我在解放前发表过的作品。从1945年到1948年，我发表了近百篇习作，完整地贴在一个大本子上。1949年，我在重庆学运中有所暴露，组织上决定我撤退回成都。离开重庆前，我把这个大本子交给一位姓冉的地下社员，托她保管。1950年我再回重庆时，冉同志已把大本子丢失了。当时年轻记忆好，我把所有的习作，何时何地、发表在什么报刊上、文章题目和所有笔名，全部记录在案，请党委审查。

    6月初的一次会议上，要我交待问题。

    我表示所有有关情况，全部说清楚了，没有任何隐满。于是领导和群众就对我“打态度”，批我不老实。我说对我影响大的作家是鲁迅和巴金，不是胡风，又批我“擦脂抹粉，美化自己。”……

    这样的批判会，大概开过三、四次。

    我平时与同志的关系好，有说有笑，亲密无间，但从第一次批判会起，几乎所有人立即与我划清界限，不和我接触，不与我交谈，碰面时目不正视，连点头招呼也不打了。上班时间，我只能在办公室学习批判胡风的文件，写交代材料。在中灶食堂吃饭，大家有说有笑，没有任何人理睬我。我陷入人生从没有过的孤立。

    我一度感到委屈。我一直喜爱“五四”以来的新文学，1945年学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参加历次反内战的学生运动，1946年加入地下党组织，学校把我暗中开除，“六。一”被国民党逮捕，我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坚持为党工作直到解放，怎么一下被怀疑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呢？我根本没有问题，相信党最后能做出正确结论。我的妻子一再要我“正确对待，经受得起审查”。对一些过头的批判，我开初很反感；后来，我想在战场上作战，也有误伤自己人的时候，也可以理解。这样，我很坦然，没有精神负担。我每天衣着整齐，吃得下饭，睡得好觉。

    9月22日上午，机关同志陪同公安局同志，拿出搜查证，对我寢室和办公桌进行搜查（实际是抄家），拿走我所有的笔记本、信件和一切有文字的东西和一些照片。从此，不仅不让我外出和通信，也不让我的妻子周末回家。以后得知，搜查我的那天，公安局也派人到重庆第二钢铁厂，对我妻子的宿舍进行了搜查。

    在审查的过程中，似乎又抓住了我“现行”。一位领导说，团沙坪坝区委有同志揭发，说我前几年在群众集会上，经常朗诵胡征的诗《入党表》，诗人胡征目前正因胡风问题被审查。我确信《入党表》是一首好诗，并说明自己是在一本杂志上发现这首诗的，因为喜欢而朗诵，并不认识胡征。此事我另有专文，不赘述。

    同时，还要我就自己受“胡风的影响”，写思想捡查。

    这种检查很难写。我努力回忆，这个“集团”的观点，有两处我是赞成的。一是“主观战斗精神”。我和一个朋友曾认真阅读舒芜的《论主观》，因为涉及许多哲学问题，没有读下去。我理解的“主观战斗精神”是不怕客观环境恶劣，敢于向旧社会宣战，所以赞同。二是“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战斗”。这个问题不复杂，很容易接受。联系到前几年每次的年终鉴定，批评我有“个人英雄主义”，于是我把自己各种缺点，都与“主观战斗精神”联系起来，上纲上线地做检查。一位领导看了，认为大体可以，但深挖思想根源不够。我不知道怎样深挖。他启发我是否想到“以后当成都市委书记”？解放前的我，知道有的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出过叛徒，受过气节教育，有不怕牺牲的思想准备，根本不知道胜利以后的“市委书记”是啥模样，无法设想。我说，成都刚解放分配工作时，上级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愿意当话剧演员，还因此受到几句批评。王宇光（原地下党川康特委委员）、贾唯英（我的入党介绍人）可以作证。

    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每天我到指定的屋子写材料、反省交待；平时不许走出机关大门，不准与外界通信和通电话，周末不许妻子回家。即使得到允许外出理发，也有人跟随监视。只有下班回到寝室，可以抱抱女儿。女儿是我唯一能接触的亲人，一岁多，我不可能对她说什么，只有亲亲她的小脸蛋，在心里对她说：“你不要担心，爸爸是好人！”

    国庆节，好友邱蕴白，从成都来重庆探亲，住在我寝室隔壁。她不避嫌疑，带着她的儿子和我的女儿，一起去劳动人民文化宫玩耍。邱蕴白现已逝世，但她为两个孩子拍的合影，我保存至今。借此表示对她的怀念。

    12月初，党委负责人找我谈话，表明经过审查，认定我不是胡风集团成员。还我清白，我当然高兴。但认为我受胡风反动思想的影响严重，还得公开在大会上作检讨，我答应了。说实话，答应得相当勉强，因为我实在怕继续被隔离在一间屋子，没有事干，也没人说话，只听得见屋外挂钟“滴塔、滴塔”的声音，这种日子太难过了。我在大会上做了检讨，听了大家上纲上线的批判。最后，团市委一位副书记做总结讲话，说我虽然不是胡风集团成员，但政治上思想上和胡风集团完全一样！这位同志平常自认为出身好，一贯较“左”，随他说去吧。

    做了结论就恢复我的工作。我不再任少年儿童部部长，改任大学工作部部长。没有因接受审查而受到歧视，对我是一个安慰。也证明那位副书记的总结讲话，只是他个人的“高”见。

    妻子在周末可以回家了。她知道我没有问题，但这漫长的审查，对她也够难受的。她坚持每月给我母亲写信和寄生活费。她不仅不能回来看我，也不回来看和我住在一起的一岁多的女儿。有一次，我女儿发高烧抽筋住院，她去医院守护了一天，但不能回家。她工作的二钢的党委书记李原、厂长刘培礼多次安慰我妻子，说当年他们在延安经历过“抢救”运动，只要没有问题，最后还得恢复名誉。我深感妻子能与我患难与共，也从心底感谢李原和刘培礼这两位老同志对我妻子的安慰。

    我也感谢我家的保姆。她是我一位朋友的姨妈，我们也叫她姨妈。在我受审查期间，妻子周末不能回家，姨妈把我女儿照顾得很好，还每天督促我喝牛奶吃鸡蛋。后来知道，曾有人动员她揭发我。她说，李同志过去的事，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我不能昧良心乱说。对这位可敬的普通农村妇女，我另有专文《姨妈》记述。

    以后得知，破晓社在成都的一些成员也受到审查。原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在省上审查解放前的各种群众组织时，确认了破晓社是解放前进步青年的组织。还知道四爸巴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向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任白戈询问过我受审情况。

    1956年，共青团中央派我参加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学生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地点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途中停留访问苏联。团长是全国学联主席胡启立。副团长是团中央学校部长曾德林，他是代表团的实际领导。代表团有几位委员，其中有一位叫柯在烁，后为中英香港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我也是代表团委员之一。曾德林不仅安排我单独参加一些重要的分组会议，还派我代表中国学生出席9月2日越南驻捷大使举办的国庆招待会。我更感到党对我的信任。

    1957年底，突然接到通知，调我去成都，到共青团四川省委主办的《红领巾》杂志社工作。原因是杂志社的原主要领导被打成右派或反党分子，急需新派人去担任领导；认为我熟悉少年儿童工作，特别是在反胡风的审查中发现我“有写作才能”，似乎非我莫属。我不愿意离开重庆，更不愿意再搞文字工作，但只能服从组织安排。

    《红领巾》杂志半月出一期，有六、七万订户，是一项硬任务，那时刚经过反右斗争，社内人心涣散，我必须全力以赴，把大家精力集中办好刊物，按时出刊。我分工一位副手抓社内政治思想工作，她却以此为理由，打小报告，说我对“肃反”有抵触情绪。团省委书记李培根找我谈心，我向他报告了我接受审查的态度和事后党对我的信任，得到了他的理解。1958年，团中央组织中国青少年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我被选为成员，再次访问了苏联。

    1964年初，我被调到北京，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任总编辑。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必然导致“十年浩劫”。1966年爆发“文革”，我作为“当权派”，先靠边站，再被夺权，后被关进“牛棚”。进“牛棚”当天，1968年4月22日，召开群众大会斗争，让我坐“喷气式”，我的罪名居然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高呼口号表示抗议！不少人对我拳打脚踢，幸好我坐着“喷气式”，头被按住，双手被反提，才没被打翻在地。批判会结束后被抄家，押送“牛棚”，关了11个月，接着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直到1969年12月，一切诬陷之罪均查无实据，恢复了我的党组织生活，“小爬虫”又成了共产党员，但“革命群众”仍时刻监督我们这些人的“新动向”，防止我们“翻案复辟”。

    肃淸“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的一场大规模的肃反和淸洗运动，是对知识份子的迫害，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了93人，被定为胡风分子的71人。被定为胡风分子的人，有的妻离子散，有的神经失常，有的被迫自杀。相对来说，我的遭遇，还是比较轻的。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大力平反冤假错案，1980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得以平反。

    1981年，我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罗洛到出版社来看望杜谷（即刘令蒙）。杜谷也曾因胡风问题受审，后调任出版社副总编辑。我与罗洛在出版社院子里偶然相遇，我们热情握手。真是历经沧桑，一笑泯“恩仇”。出版社在“四川诗丛”为罗洛出版了他的新诗集《雨后》。不久他从西北调回上海，最后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我们多次在巴金老人家相会并留影。我与罗洛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1998年他不幸逝世，享年71岁。

    1982年1月，我所在的四川省出版局党组为我平反，撤消了1955年“李致同志崇拜胡风及其著作……受胡风反动文艺思想较深”的结论，肯定我解放前“思想是进步的，主要是受党的影响”。党组拿初稿征求我的意见，我坚持实事求是：当年我说过自己“对方然主编《呼吸》杂志的某些错误主张和做法，并不同意”，这一句话，要加在平反结论上。这表明1955年受审查时我没讲假话。我不赞成将胡风等人打成反革命，拥护为他们平反；现在仍然不赞同他们的某些主张，我不是随风倒的“墙上草”。党组接受了我的意见。

    两次被抄家，也给我留下一些后遗症：不再提笔写作，不留下任何文字记录。

    不能忘记黄启璪同志。上世记五十代年初，我在团重庆沙磁区委工作时，她是树人中学团支部书记，长时期我是她的领导；1983年她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分管文艺工作，是我的直接领导；1988年，她调全国妇联任党组书记，在中共第十四次、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2000年3月8日，启璪患癌症时，她忍着痛苦，给我写了一千多字的信。信中说，她想“写一篇文章，名叫《对不起，李致大哥》”。她先说她“深知”我任团区委副书记时，对学校团干部的关爱，朗诵《入党表》给了团员、青年“多大的激励”以及很多年内“同志们亲如一家”。她着重讲了1955年审查我时，自己“这个黄毛丫头”被指定为淸查我的小组长。她说，“我实在弄不明白我该做些什么。……我不得不做出一副严肃的面孔，这对于才22岁的我来说，很难很难。有一次，我闻到你在‘交待’时的口气有味，我猜想你一定是渴极了，可是我却没有想到应该给您倒一杯水，我是多么的后悔啊！”启璪的信使我非常感动，我立刻给她回了信。我说：“1955年的事，我早已忘了，你还记在心上。此事责任在上面，广大干部和党员何罪？但从这封信，我看到了你善良的心，也让我回忆起我们的青年时代。”

    我们的通信，是这次事件的结尾，也是本文的尾声。

    今年是我被审查60周年，事过一个甲子了。

    2015年3月16日。

    胡征的《入党表》

    我青年时期，喜欢朗诵新诗。

    新中国成立前，我爱朗诵与法西斯强盗斗争的诗；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喜欢朗诵一首叫《入党表》的诗，作者是胡征。全文如下：

    指导员/我啥都舍得/我啥都不要/只要一张入党表//指导员/苦我舍得吃/力我舍得使/汗我舍得淌/血我舍得流/背包可以扔掉/性命可以拼掉/名字可要给我写上入党表//指导员/如果我在火线立功了/如果我在火线牺牲了/我啥都不要只要一张入党表//指导员/云梯抬起了/刺刀举起了/手榴弹掂起了/信号弹快射了/马上就要冲锋了/指导员啊指导员/请你快把我名字写上入党表……

    这是一首描写解放战争时代的诗，充满革命激情和对党的忠诚。当时的青年、现在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完全能够理解这种感情。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带有一点川味，但是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学生的大小集会上，我朗诵这首诗，总是受到他们热情的欢迎。

    曾任中共第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全国妇联第六、七届副主席的黄启璪同志，刚解放时在重庆市沙坪坝树人中学读书，任该校团总支部书记。她在2000年3月8日给我的信中说：“我深知您任团区委副书记时，对我们这些团干部是多么关爱，而您杰出的口才和鼓动性，特别是您朗诵的《入党表》，给了团员、青年们多大的激励。这几乎成了团区委召开的每次大会最精彩的结束。因为有时您不朗诵《入党表》，大家就在下面要求，甚至有节奏地呼喊：‘入党表’！‘入党表’！于是您满足了群众的要求，才‘走得到路’。这些美好的回忆，不少树人同学在写给我的信中都还多次提到。”

    《入党表》这首诗的确给了团员、青年们较大的激励。团区委组织部的同志说，他们在审查入团申请书上，许多青年学生提到《入党表》这首诗给他们的鼓舞。1950年下半年的参军运动，也有不少青年学生提到《入党表》这首诗激励了他们参军报效祖国的热情。

    胡耀邦同志曾对我们说：“我们党成立以后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推翻三座大山，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是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任务完成得很好，第二个任务却受到许多的干扰，特别是‘十年浩劫’。”由于没有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没完没了地搞政治运动，斗来斗去，伤害了许多人，特别是伤害了很多知识分子，使党的形象也受到损害。1955年开展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就是一个大冤案。我因为解放前读过所谓“胡风分子”的作品，曾经认识罗洛、方然，就被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入党表》的作者胡征，当时也被列为审查对象。我并不认识胡征，《入党表》这首诗我是在重庆的文学杂志上读到的，但因为我经常朗诵它，又多了一大“罪状”。不过，我并不认为这首诗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就朗诵这首诗做过检查。运动后期给我做了“组织上无问题”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又以我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为由，把我关进“牛棚”，长达十一个月。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耀邦同志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这一切已作为历史的一页被翻过了。

    从1950~1966年闹“文化大革命”，我一直在共青团工作。这个期间，特别是50年代初期，团干部与广大青年团员的关系十分密切。近十年来，常有一些当时的青年来看我。他们都已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了：有的白发斑斑，有的步履蹒跚，见到我们这些老团干部十分热情，滔滔不绝地讲述那“火红年代”，多数人会提到《入党表》这首诗。有一位叫江朝余的同志，当年是树人中学学生会主席、青年团员，退休前是中国农科院研究员，他在土壤改良上卓有贡献，被誉为“土神”的科研尖兵。这位老团员在六十年后，居然能背出《入党表》的主要片断，比我记得的还多（前面的全文是从我女儿不久前替我买到的胡征的《七月的战争》一书里抄录下来的）。最近，江朝余寄来他写的《往事》（征求意见稿），开始第一章即写明“一首激情诗，使他从年轻学子走上了党和国家召唤之路”，“听着《入党表》成长”。“这首诗，涤激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灵，也再一次强烈地震撼了江朝余。他暗自下决心，要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江朝余在西北农学院读二年级时，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在一次欢迎新生的会上，他“满怀激情地朗诵了那首叫他永生牢记的诗《入党表》。”“他的朗诵不仅激起全场青年人的热血沸腾，也激励和鼓舞着江朝余从一个纯真的少年走向风华正茂的青年中坚。”（该书使用的是第三人称）

    由此可见，那一代青年的天真纯洁和革命激情，以及《入党表》这首诗对他们的影响。

    在新的历史时期，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国家正在崛起和不断前进。不可忽视，转型期间出现很多问题，特别是一些掌权者的贪污腐败，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使党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以前许多人入党，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出生入死在所不惜；现在有些人入党，是为了升官发财，自然会产生腐败。人民期待通过逐步实现政治体制改革，遏制和消除这些腐败现象。

    正因为这样，当年的美好记忆，将永远留在我们这一代人心里。

    2011年2月25日

    附记

    近在网上查阅，《入党表》的作者胡征，河南人，7月派诗人。1938年，时年二十一岁去延安，同年入党。曾因在战争中被俘长期接受审查，后任刘邓大军随军记者。他的《七月的战争》和《大进军》两部长诗，曾获西南军区文学一等奖。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开除党籍军籍，冤案超过四分之一世纪，1980年平反。2007年1月29日在西安逝世，享年九十岁。胡征被西安文化界称为卓有建树的伟大的诗人之一。我愿以这篇短文献给胡征的在天之灵，让他知道《入党表》在当代青年中的影响。此文已在《四川文学》《晚霞》和《四川文艺》报上发表。

    2011年7月23日

    缅怀曾德林

    曾德林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好朋友、好兄长。他离世已经22年了，但和他交往的那些片断，我却铭记在心。

    一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喜欢话剧，特别是曹禺的名著。我爱模仿某些演员，即兴表演剧中的独白；还喜欢朗诵诗歌。50年代初期，我在青年团重庆市沙磁区工委搞学生工作，我的这些特点，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会前或会后，常有学生一起高喊：“学校部长来一个！”正因为如此，个别领导认为我爱出风头，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多次发动机关同志批评我。唯有曾德林同志例外：有一次，我在青年团西南工委的晚会上，表演了曹禺《日出》中留学生乔治张的一段台词，老曾立即问我能不能演胡四？胡四这个角色是一个游手好闲的“面首”。我感到老曾思想开放，有文化，熟悉曹禺剧作。

    由于地下党中的某些误会，在1950年的年终鉴定时，我受到团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不实事求是的、猛烈的批评和指责。这些误会发生在上级领导之间，与我这个学生党员根本没有关系，我心里很不愉快。我找1938年入党的、团市委组织部部长的老曾汇报思想。他与人为善，为我卸下了包袱，并给了我不少的鼓励。

    也是在50年代初期，我在青年团重庆市沙磁工委工作时，被选为区政府委员。区长是一个从老解放区来的同志，人很好，但可能他在部队的时间长了，工作方法比较简单，常常是自己说了算，不大注意民主程序。我向曾德林同志谈到此事。老曾鼓励我写一份情况反映。我写好交上去不久，区委书记张文澄对我说，他已看到这份情况反映，并提醒区长注意。这说明，老曾和张文澄对民主程序的重视。

    也是50年代初期，一次在南开中学的广场上，召开公审大会，批斗一名强奸犯。到会群众极为愤慨，包括我在内，高呼“立即枪毙，誓不罢休！”老曾出面耐心解释，主张送法院审判定罪，以法律为准，好不容易才把大家说服。

    二

    1954年，时任青年团重庆市委书记的曾德林同志，调到青年团中央任学校部部长，到北京工作。

    大约在55年，老曾陪同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谢米恰斯内为团长的访华团，到重庆访问。青年团重庆市委派王竹（青工部部长）和我（大学部部长）负责接待。谢米恰斯内突然提出要缩短参观时间，赶回莫斯科参加会议，要我们立即为他买飞机票。我和王竹深夜去民航售票处联系，一两天内都没有飞北京的航班，感到很为难。老曾认为谢米恰斯内的做法很不礼貌，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叫我们不要有负担。他直接对谢米恰斯内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还很穷，不是每天都有飞北京的航班。后来谢米恰斯内找苏联驻华大使馆帮他解决了问题。当时，我们国家奉行“一边倒”（即倒向苏联）的政策，很多人在“老大哥”面前唯唯诺诺；老曾实事求是，平等坦率，敢于直接向谢米恰斯内表达意见，不失我方尊严。

    我就读的高中是一所教会学校，我与外国人多有接触，比较自然，加上又与老曾一起接待过外宾，1956年社会主义阵营在布拉格召开第四次世界学生代表大会，老曾提议我参加。我以重庆市学联秘书长的身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代表团在北京集训时，逢越南学生代表团路过北京。团中央联络部一时抽不出人接待，老曾派我陪同越南朋友在北京参观。

    中国代表团的大多数成员是学生，初次参加外事活动。有几次吃饭时，外国人来找老曾说话，同桌吃饭的中国学生，全都站立起来。老曾要我告诉他们：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不必都站起来；对洋人要不卑不亢，过分礼让反而被人看不起。

    会议期间，有几次重要的分组会，其中一次是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老曾指派我做代表参加。时逢9月2日越南国庆节，老曾又派我代表中国学生代表团，出席越南驻捷克大使馆的招待会。第四次世界学生代表大会结束后，老曾和胡启立应邀访问南斯拉夫，老曾又要我带队回国，并在途中参观了苏联的列宁格勒。

    我在1955年，刚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事受审查，要我参加国际会议和有关活动，使我感到组织上的信任；但我也非常谨小慎微，生怕出错，几次征求老曾对我有什么意见。他不耐烦地说：“哪有那么多意见哦？”他反问我，回国后是否打算在北京停留几天；如果没有住处，可住在他家。

    三

    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曾德林同志正在重庆出差。他和我一起去重庆大学和西南师范学院，听取大学生的意见。其中有对土改和肃反的一些意见，老曾并不认为是反动言论。继之，全国开展反右运动，团中央机关划了不少右派；老曾主管的学校部，一个右派也没有划，还以向党“交心”和向党“进攻”，是有区别的理由，保护了一位差点被划为右派的同志。

    1964年4月，我调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工作。我原以为是老曾推荐的，后来得知不是。老曾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了解少年儿童部有位“打手”，一贯借政治运动中整人，他不会调我去《辅导员》杂志。同年，共青团“九大”以后，《红岩》作者罗广斌来北京，用自己的稿费，请曾在团重庆市委共事过的一些老同志，吃了一顿饭。“文革”中，有大字报“揭发”团中央有个“四川帮”。当时，曾任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曾德林已调教育部工作。教育部的“造反派”，来“压”这批老同志“揭发”老曾。有一天，老曾的夫人罗玉淸，来团中央机关看大字报，我关心地问起老曾的情况。罗玉清说，她看了这些老同志的大字报，都是应付了事的；只有一个人，把自己和老曾私下闲聊的话，上纲上线地作为“罪行”揭发出来。

    “文革”中，“造反派”批判“团中央执行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涉及到学校部工作和曾德林同志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说，在“又红文专”问题上，只强调“专”而忽视“红”，证据是老曾说过，“如果只‘红’不‘专’，那就成了大红灯笼，里面是空的”。二是说，1957年提出的“培养青年学生良好的意志性格”，脱离了“政治大方向”。我一直认为团中央学校部强调的这两点，既正确又很重要，根本不是什么修正主义。现在更用不着来辨别是非了。

    老曾对巴金一贯尊重，对打倒巴金，十分不满！1973年，我悄悄去上海看望巴老，转达了老曾的愤慨，对巴老是一种安慰。

    四

    1973上半年，曾德林同志从教育部“五七”干校，调任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由“四人帮”把持的党中央，却不许群众开追悼会，先是电话通知，后又发正式文件。违背中央禁令，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曾德林同志顶着巨大压力，坚持召开追悼会，公开表示自己一人承担全部责任。1月18日，重庆大学为周总理举行了追悼会，老曾宣布大会开始，他带领大家默哀、向总理遗像三鞠躬、致悼词。所有校党委成员，站在他的身后；全校的师生，聚集在他的面前。团结广场一片寂静，只有哀乐和老曾的声音在回荡；还有人们胸前的白花、臂上的黑纱，诉说着对总理的思念。我女儿当时在重庆大学读书，寄了一张她在追悼会上的照片回来。

    五

    表面上看起来，老曾很严肃。

    老曾很爱读书，学识广，且又直率；与人交谈，一旦对方念错字、引错成语、或错说知识，他会立刻当面纠正。很像川剧《巴山秀才》的秀才所说：“头可杀，血可流，别字不可不纠。”但只要多与老曾接触，就会感到他亲切，平易近人，而且很幽默。老曾幽默的表现之一，是脱口而出的打油诗。我们在布拉格参加世界国际学生大会时，会议往往开得很长，最后一次竟白天晚上连轴转，开了24小时。老曾做了一首打油诗，第一句是“洋人开会不知疲”，可惜我忘了后面三句。60年代初，团中央发生了几件趣事：一是传达室把台湾自治同盟来联系工作的人，当成“台湾”那边来人了，很紧张；二是有人把画家齐白石与团中央的丁磐石混为一谈；三是刘文学牺牲后，有人竟然问刘文学受表扬后，是否骄傲了？老曾为此作打油诗：“台湾来人吃一惊，白石老人今复生，文学如今骄傲否，不学无术实可悲。”70年代，几位同志的老伴患更年期综合症，有时爱发脾气，老曾分享他的经验：“只要她脾气发，便用沉默回答，为免事态扩大，耳朵说pa就pa。”他还解释：考虑过用“微笑”回答，但怕被挑剔为“笑里藏刀”；尽管“沉默”也可能被误会为就是“抗议”，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沉默”比较安全。

    老曾也有“调皮”的时候。与朋友打麻将玩，他或偷牌，或在洗牌时把四张“听用”放在自己一边，随时可以“和”了。好在当时打麻将不赌钱，只是游戏，他这种手法终被揭穿。还有一次聚会，老曾多喝了一点儿酒，略有醉意。让他稍事休息，他倒上床，把两只鞋抛在地上，一只鞋朝上，一只鞋朝下，他随口说了“顺卦”两字，让大家好笑！

    我女儿和老曾也有接触。60年代初，老曾到成都，我带着女儿陪老曾参观草堂寺，老曾对女儿说：去看“豆腐爷爷”（杜甫）。女儿尚小，对草堂的诗词对联没有兴趣。豆腐爷爷长着胡子，豆腐伯伯（指老曾）太过严肃。后来女儿去重庆大学读书，到松林坡看望校长曾伯伯。初时只觉得罗阿姨和蔼可亲，逐渐发现了曾伯伯的“豆腐心肠”，再加上在周总理追悼会上曾伯伯表现出的勇敢和担当，到毕业时，她已是十分热爱曾伯伯。她“估到”校长伯伯赋诗勉励留念。老曾也不含糊，题七律两首送她，鼓励她在科学的春天里，继续“攻关不怕难”。

    老曾调往重庆大学的那年，我也从团中央“五七”干校，调回家乡成都，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当时，重庆市隶属四川省，老曾常来成都开会，每次也必到我家畅谈。我妻子丁秀涓做四菜一汤招待他，老曾很喜欢吃，认为既可口又节俭。

    六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出版了不少好书。每有好书，我必寄曾德林同志。老曾对此充分肯定，并给以鼓励。他在一封来信中说：“贵社迩年大干快上，质与量迥异昔时，想见阁下更劳瘁也。”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在彭总身边》一书，写了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上和会后的遭遇，十分感人。老曾读后，立即写信给我：“《在彭总身边》收到，已连夜阅读一遍，不禁再次泛起万千感慨之情，限入无限沉思之中。是谁之过欤？是谁之过欤？……年来我在各种场合发表了许多愤激之词，爱憎溢于言表，许多人以为我已淋漓尽致，无所保留了。其实，我更多的时间和情愫是‘沉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真理不仅没有完结，也不是坦露在表层，需要探索啊！”我理解老曾这封信的含义，更加尊重他。

    1982年，曾德林同志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副部长。

    1983年，我调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负责振兴川剧的工作。当年，川剧晋京演出，老曾来看了几场。他历来喜欢川剧，认为川剧的文学性强，他多次说：“《柳荫记》不亚于英国莎士比亚的悲剧，《评雪辨踪》可与法国莫里哀的喜剧比美！”老曾的评价，体现了他广泛的文学知识。

    1992年，我和老伴经香港去美国探亲，惊闻老曾患肝癌，十分担心。第二年归国，择道经北京再回成都，意在能与老曾见上一面。可惜到北京后才知道，几天前老曾在罗玉淸陪同下，去上海治病，错过了相见的机会。好在我们保持了通信联系。

    作家艾芜、沙汀在1992年末先后逝世。在他们逝世一周年之际，我分别写了回忆二老的文章，并寄老曾。他在回信中说：“沙、艾二老同时出道，几乎同时齐名，声誉同隆，创作等身，不但是蜀中双杰，亦中国文坛之双子星，几乎同时陨落，实令人惆怅不已！我虽同他们无多接触，但解放初期在渝的党代会、人代会上亦小有结识，加上读过他们一些作品，我的印象是二老虽是名家，但为人特别朴实无华，真诚童真，正如你的文章所说，谦虚，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我看他们的为人和著作，是的的确确的真善美，毫无矫饰。这是读了你情真意切的忆文的一点随想，见笑。”

    老曾谈到了他的病，信上说：“我病情尚称稳定，但此病到底非同小可，精神准备更严峻的时刻到来。现在中西药都吃，加上适当锻练，自觉无甚不舒服，只是被药物所苦，常感烦恼矣！林妹妹（指林黛玉）句云：未学会吃饭，就学会了吃药；我则每日汤药两大碗，西药、丸药、补药一大堆，吃药量超过了吃饭量，苦啊！”听起来老曾是在“诉苦”，我却感到他的乐观和幽默。因为这封信一开始，他就“责备”我把地址写“混乱”了。他说：“‘北京市三里河南沙沟’写对了，‘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具体的地址就写错了，……投递员是不能光凭‘正确的大方向’投递的。”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当时上面常以“大方向是正确的”，来掩饰各种错误。

    原共青团重庆市委青工部部长易难，因病于1995年1月3日在成都逝世。1月10日，老曾来信表示“悲痛逾桓”，这是他的绝笔。

    老曾一共给我写了11封信。以后，我把原件送给玉清，留作纪念。

    七

    1995年9月28日，曾德林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我和秀涓给玉清同志发出悼念老曾的信。

    玉清同志：

    曾德林同志逝世，我们全家感到极大的痛苦。曾德林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几十年来，老曾是我们的好领导、好兄长和好朋友。我们不仅从他那儿汲取教益，还从他那儿得到友谊。92年我们在美国得知他患病，93年初我们绕道北京回川，就是为了看望他。但恰遇你送老曾到上海治病，失之交臂。这两年，由于你知道的原因我们无法到北京，但无时不关心老曾的健康。现在他走向任何人（包括我们）都不能避免的自然规律，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但我们实在舍不得他。没有向老曾告别，这是终身遗憾！我给小元打电话，拿起话筒，声音就哽咽了；草拟唁电，泪水模糊了眼睛，看不清纸和笔。想安慰你，但找不出任何语言可以减轻你的痛苦。玉清，你是老曾的妻子，你最理解他。此时此刻，他一定期望你坚强、健康，面对现实，勇敢地生活下去！众多的老朋友也这样期望你。我女儿昨天离开成都，她永远不会忘记她的曾伯伯和老校长。

    老朋友们都期待你到成都来。

    李致 秀涓

    9月30日 泪书

    2018年1月6日终稿

    两位组织部长

    李高平

    1950年下半年，我调到青年团重庆市沙磁区工作。

    沙磁区党区委的书记是张文澄，组织部长是李高平，宣传部长是龙实。三位都是“三八”式的老革命。李高平个子不高，很胖，对人很和蔼，关心人，像一位慈祥的婆婆。

    当时，团区工委的同志都很年轻。我22岁，有几位同志稍年长，也没超过26岁。年轻人朝气蓬勃，但思想不免偏激。

    1951年底，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经检查，团工委的会计没有问题。同志之间除了自我检查，还互相揭发，就一些小事上纲上线。特别是一位同志，说我唱岳飞的《满江红》是在唱国民党军歌，使我怒气冲天。他平时对人简单粗暴，大家对他的意见最多。我虽然沒有乱批评他，但在别人揭发他某一件事，还需要调查弄清真相时，我就脱口而出：“他就是这样的，不必调查！”

    这些情况，照例汇报到党区委。

    有一天，我在沙坪坝小街上，碰见高平同志。

    高平同志拉着我的手，心平气和地对我说：“搞运动可以提意见，但不要过激撕破脸。要想到，运动一过，大家还要在一起工作。”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提醒，我终身不忘。

    男女青年在一起工作，有时难免在生活作风上有失检点。有一位同志出了一点差错，在党内做了自我检查，大家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帮助，他的情绪略受影响。有一次，我去党区委开会，高平同志叫住我，要我转告该同志：“知错改了就好，不要背包袱。这件事不会装档案袋！”高平同志这样与人为善、爱护同志的态度，使我十分感动。

    1954年我调团重庆市委工作，高平同志则调到援助越南的专家工作组，任组长。以后，我调团成都四川省委，再调北京共青团中央工作。“文革”后我调回成都，才知道高平同志已从越南回来，在省石油局工作。每年春节，我和老伴都去看望高平同志和他的夫人向阳同志。近20年不见，高平同志最大的变化是瘦了。但他仍然是那样和蔼慈祥，平易近人。他开始写古诗词，还出了诗词集。

    连续两年春节，我打电话到高平同志家，都沒有人接。有一天，偶然在商业街上碰见向阳同志。我急忙问高平同志的现况，向阳同志低声地说：“他‘走’了。”我问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她答：“高平不愿惊动朋友。”我看见向阳同志身后跟着一位妇女，显然是照顾她的。

    我一生有幸遇上三位难忘的组织部长，高平同志是第一位。高平同志怕惊动我们，悄悄地“走”了，但我决不会忘记他。

    萧泽宽

    上世纪50年代，萧泽宽任中共重庆市组织部长。

    1954年上半年，我调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泽宽同志分管团的工作，常来团市委。如遇上开会，他会坐下来，与大家谈工作、或聊天。他原是地下党川东特委委员，身材魁伟，胖胖的，平易近人。

    1955年，我因所谓“胡风问题”被隔离审查半年。机关所有的人都站稳“立场”，与我划清界限，不和我接触；当然，审问和批判我时例外。有一天，泽宽同志来到团市委，居然和平时一样，对我点头打招呼，还叫了我的名字。运动后期，淸查完毕，我并无任何问题，调我从少年儿童部部长改任大学工作部部长，应该说是增加了工作的担子；第二年又让我去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世界第四次学生代表大会。那时出国的机会极少，泽宽同志分管团的工作，沒有他的同意，这是不可能的。

    1957年开展“反右”运动。共青团四川省委主办的《红领巾》杂志的总编辑，被错打为“极右”分子。杂志半月一期，不能停刋。不知是谁“发现”了我，说我既搞过少年儿童工作，又能写作，立即调我去《红领巾》杂志任总编辑。我就是因为写作而被怀疑为“胡风分子”而受审查的，极不愿赴职，但又不能不服从组织调动。我只好与4岁的女儿和带她的保姆，一起去了成都，妻子仍留在重庆。

    有一天，我开会后回杂志社，传达室的人递上一张纸条给我，原来是泽宽同志留下的。他来成都开会，路过杂志社，来看我，但我不在。他住陕西街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希望我有空去一趟。我像能见到亲人一样的感动，立即骑上自行车到招待所，找到泽宽同志。

    我早就认识泽宽同志，但单独接触这是第一次。他询问我工作和生活情况，鼓励我好好工作。当他知道我妻子丁秀涓还在重庆时，立即表示将催办她的调动。不久，秀涓果然调来成都，解决了两地分居的难题。

    1963年，在团省委的一次会上，书记李培根同志说，重庆市委把“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定为“反党集团”，因为他们反对省委书记。我很吃惊，也不愿相信。以后知道，是因为大跃进时期四川饿死很多人，萧、李、廖对省委书记有意见；他们的意见，是在市委第20次扩大会上公开提出的。这是一大寃案！

    1964年我调共青团中央工作。以后，泽宽同志也调全国侨务办公室工作。大家都到了北京。我和秀涓去侨办宿舍看过泽宽同志。1966年闹“文革”，造反派把泽宽同志揪回重庆，后经另一派红卫兵营救，送萧、李、廖三人到北京地质学院保护居住。我和秀涓去看过他们。我记得泽宽同志对我说，他非常反对打倒巴金，巴金对当代知识分子有很好的影响。1973年我悄悄去上海，把这种不平告诉巴金，这是后话。1968年我被关进“牛棚”，失去自由，不能再去看望他们。他们三人缺少全国粮票，秀涓支援了100斤，这是我们家多年节约下来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为萧、李、廖平反落实了政策，泽宽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直到离休。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常去北京组稿，也常去看望泽宽夫妇，他夫人名为曾昭华。泽宽同志来成都，必与我会面。我们可以畅谈心里话。这时，泽宽同志对我，已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我视他为兄长和好朋友。我知道他尊敬巴老，多次为他找巴金文集，以后又送给他四川出版的《巴金选集》（十卷本）。

    我保留了泽宽同志给我的9封信。包括他收到《巴金选集》（十卷本）后，表示要有重点地复读巴金的作品。多数信是在读了我的书或文章后，给我的鼓励。他说：“寄来的书收到，很高兴。现已读完，有的还反复再读。我仿佛又回到青年时期、中年时期。一个人，要真正做人，做一个高尚的讲真话的人，那就是人了！”在另一封信上又说：“收到近作，今晨就读了两篇，感到淸新，诚挚，朴实，真吸引了我。我对昭华说，李致写了一本好书，我看完，你就看吧！”他多次期望我“有新作，多写好文章”。曾昭华逝世后，他写了他和昭华几十年相濡以沫的短文，代替讣告。写最后一封信时，他的身体已不好，用颤抖的手写了：“我真想念朋友们呵！”

    2003年6月17日，泽宽同志在北京逝世。

    2018年4月初

    列宁同志的小屋

    956年9月18日和19日，我们中国学生代表团，在苏联访问了列宁格勒。两天的访问，时间虽然很短，却给我们留下许多深刻的印象。其中之一，是我们参观了斯摩尔尼宫，所看到的列宁同志的小屋。

    斯摩尔尼宫在列宁格勒东部的一条幽静的街上。它是10月革命的司令部。我们敬爱的列宁同志，在1917年11月6日深夜到达这里，一直工作到1918年3月，才随着首部迁往莫斯科。

    我们在19日上午，乘一辆大汽车，去参观斯摩尔尼宫。路途上，陪同我们去的三位苏联同志，和我们一起用中文高唱着《祖国进行曲》。快到斯摩尔尼宫，瓦洛加同志站起来对我们说：“同志们！我们马上就要看见列宁同志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了。”我们本来就非常兴奋，轻他这么一说，心跳得更快了。

    汽车停下来了。第一眼看见的，是斯摩尔尼宫正门前列宁同志举起右背的铜像。铜像下面的花岗石台座上刻有：“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这个铜像是在10月革命十周年时修建的。”金木同志对我们说。

    走进斯摩尔尼宫的拱顶走廊，好几位同志不约而同地说：“这地方好熟悉。”原来大家都在电影上见过：走廊上挤满着人；列宁同志匆忙地走进走廊；赤卫队员的招呼着列宁同志，上前去握手……

    解说员同志把我们引进一个白圆柱大厅。这是举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这次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在大门两边嵌的大理石上，用金色的字刻着苏联第一部宪法的全文。

    “我们在电影上看过这个大厅。”同志们高兴地说。

    跟着解说员同志，我们轻轻地走上二楼，在一间屋子门前停住。我们围在她身边，像等待她宣布一件什么重大事件。

    她说：“这就是列宁同志的办公室和寢室。”

    这是一间小屋子，8公尺长，4.7公尺宽。里面用木板隔了一间将近2公尺宽的寢室。屋里的陈设全是按列宁同志生前那样摆置的。也许有人会怀疑：“难道这就是全世界工人阶级领袖列宁同志的办公室吗？”一点不错，它就是。

    靠左边墙壁，有一张普通的写字台和一把木椅。写字台上有一部电话机、一盏油灯，以及列宁同志用过的一支蘸水钢笔的照片。列宁同志用这部电话机，发布过攻占冬宫和电报局的命令，用这枝笔簽暑过许多重要的文件。

    靠左边墙壁，有一张小圆桌和三张套有白布的沙发。列宁同志常坐在这里与工人、农民谈话，或者看报纸。小圆桌上有几张16开的报纸。

    “这是列宁同志看过的报纸。”瓦洛加悄悄地在我耳边说。

    我们走进列宁同志的寢室。

    寢室更窄。有两间从医院借来的小铁床，上面铺着灰毯子。这是列宁同志和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睡的。两间床之间小柜子上，有一个只有六、七公分的小圆镜。这是列宁同志的卫士送给克鲁普斯卡娅的。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我站在列宁同志的寢室里，说不出的激动。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过着这样极其简朴的生活。想起我们有时还贪图生活享受，我感到脸发热。我知道，这时候，我的脸一定红了。

    同志们参观出去，我仍然站在小屋子里。解说员同志来催我出去：“要锁门了。”我说：“我愿意被你锁在这里。”我再认真地看了一次这间小屋，我要牢牢地记住这小屋的一切情景。

    离开斯摩尔尼宫以前，我们再一次走到列宁同志的铜像下。这时候，大家对列宁同志的像感到特别亲切。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学习列宁同志这种高贵的品质。”

    当天睌上，我们离开列宁格勒。共青团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到车站送我们。我们再一次谈到了列宁同志的那间小屋。

    “这是一课生动的教育。”同志们说。

    “是呀！”州委书记笑了，“在我们这里，如果有青年不好好工作，贪图享受，我们就把他带去参观斯摩尔尼宫，让他看看列宁同志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

    附记

    此文是我1958年3月出差在重庆写的，后发表在《红领巾》杂志上。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改名为圣彼得堡。目前对列宁有不同的评价，但我们当时的感受是真诚和积极的。

    2016年5月22日抄录

    不朽的精神

    这几天一直在看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激动不已。昨晚看完以后，想起我还有几张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照片，立即翻箱倒柜把它找出来。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对中国青年曾经产生巨大影响。许多人至今可以背出书中主人公保尔的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50年代初期，重庆学生积极要求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他们高举着“保尔战斗队”的旗帜游行。那面红旗，至今还在我的眼前飘扬。

    1957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访问重庆，当时我在共青团重庆市委担任大学工作部部长。我访问过苏联，团市委秘书长赵济也去过苏联，于是我们俩参与了接待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工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原是乌克兰的普通女工，与丈夫共同生活了十年，对丈夫写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做了很大的贡献，后来她担任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馆长。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身体健康，脸色红润，十分健谈。那天，我们先陪她参观了重庆大学，一起吃了午饭，然后在重大的团结广场，与数千名沙磁区的大中学生见面。

    我代表全市学生致辞，欢迎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来访。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在大会上讲话，介绍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事迹和精神，受到学生们的热情欢迎。当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讲到1926年中国北伐战争时，奥斯特洛夫斯基曾对她说，如果不是他病了，他一定会骑着战马奔向中国，支援中国革命时，全场学生更是热血沸腾，欢呼声和掌声经久不息。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目睹青年的激情，深受感动，她说：“我在中国学生中，看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

    临别时，奥斯特洛斯卡娅送了三张照片给我。一张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头像；一张是奥斯特洛夫斯基躺在床上，奥斯特洛斯卡娅相伴在旁；一张是他们的工作室兼卧室。这三张照片，我保存了四十多年。尽管四十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已经解体。但我始终坚信：没有信仰是很可悲的，拜金主义更不可取。正是如此，虽然照片已经发黄，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信仰，为祖国为人类的献身精神，却永远在我的心里闪光！

    2000年3月八日

    附记

    最近，看2008年第二期《炎黄春秋》杂志，才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临终前还有一句名言：“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所奋斗的完全两样！”这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刊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侄女加林娜对该报讲述的。

    坎坷的一生，坚强的战士

    ——龙实《曲折的道路》序

    这个冬天，成都相当寒冷，飘过几次雪，特别是三九四九天，我取消了下楼散步。不过，我仍然感到充实。因为我重读了龙实同志《曲折的道路》，他坎坷的一生和正直的品格，深深地打动了我。

    龙实同志常说，他生于“难忘的1981年”，今年九十三岁。故乡在南国广东，那里的人和事，至今难以忘怀。年轻时为寻求真理，从南方到北方，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从山西步行到延安。他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出生入死，既做了贡献，又得到锻炼。新中国成立，热爱美术的龙实同志服从组织分配，担任各级领导工作，却由于在反右斗争中仗义执言，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他承受了许多痛苦和磨难，但丝毫没能摧毁他坚强的意志。直至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他才重返领导岗位。

    龙实同志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朋友。我们相识在1950年下半年。他时任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我在该区青年团工委先后任学校部部长、副书记。不久，我调团市委任大学部部长，龙实同志调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任党组书记。两个机关相邻，我常到龙实同志家里谈心，听他讲述经历，建立了友谊。当他被打成“右派”时，我为他不平，因为他的主要“罪状”竟是他对时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文澄被划为“右派”一事持不同看法。我了解张文澄同志，也不认为他是“右派”，但我不敢直言。此后我调成都、北京工作，与龙实同志没有来往。直到1979年，他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前，真是一个极大的惊喜！我由衷地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感谢敢于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的胡耀邦同志！

    1986年，龙实同志离休。近十五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提笔写作。诗人沈重说：“上了八九十岁，还这么勤奋写作，我最佩服马老（马识途）和龙实同志。”我有此同感。这位离“世纪老人”不远的龙实同志，用白描的手法，把自己经历过的往事点滴，做了朴实生动的描写，反映了各个时期的侧影，让人听到历史的脚步声。忘却历史，无论是一个民族或是个人，都不会有前途和希望。鲁迅和巴金历来反对健忘。龙实同志正是本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写出自己的经历。由无数小故事组成的往事，摆脱了某些回忆录的“八股”味，加上作为美术家的龙实同志自己的插图，更使读者感到亲切。

    这十几年来，我对龙实同志有了更深的理解，《曲折的道路》实际就是龙实同志坎坷人生的写照。年轻人常幻想一帆风顺，而实际生活哪有什么一帆风顺？关键在于如何对待荣誉，如何对待坎坷。龙实同志在顺风之时，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在受到冤屈之际，坚强坦荡，积极向上。其原因就是他有坚定的信仰。人不能没有信仰，不能没有道德准则。《曲折的道路》体现了龙实同志的善良、正直、坚强和为理想奋斗的高尚品格，激励我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好人。

    言犹未尽，请阅读《曲折的道路》吧！

    2011年立春第四天

    鸡就是鸡，鸭就是鸭

    ——我“三下农村”的故事[7]

    我生在成都，长在成都。1939年，日本鬼子的飞机多次轰炸成都。为了躲“警报”，母亲带着我和几个姐姐，在市郊文家场住了几个月。那时我未满10岁，兴趣在喂鸭子、抓小鱼小虾，过小溪上的独木桥。夏天过完，就回城里了。

    从中学开始，我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解放后在共青团、出版、宣传、文联等部门工作，一直在大城市生活。一生中只有三次，分别在四川、辽宁和河南的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

    在四川简阳县“四清”

    1963年秋，中共四川省委组织工作团，到省内各地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共青团四川省委派我参加，我被分在简阳县工作团。团长是董启勋，他早年去过延安，是个年轻的“老”革命，曾任省委财贸部副部长，刚从北京调回四川，省委派他去整顿简阳县委领导班子，兼管“四清”工作团。有三位副团长，我是其中之一。

    我们先后在解放、绛溪和平泉三个公社搞“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解放公社结束后，董启勋不再兼任团长，由省工会副主席黄文若继任。1964年3月，我接到共青团中央的调令去北京工作，提前离开简阳。

    刚到解放公社时，工作团召开“三级干部会”，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说明“四清”的任务和有关政策。董启勋要我去讲，我说自己不了解农村，肯定讲不好；再三推辞也没有用，只好硬着头皮上台。头一句话我就说，前几天我们带着行李到公社时，小孩们都说“演戏”的班子来了，会场一下出现了笑声。我长期做少年儿童工作，讲话可以深入浅出，到会干部基本听懂了我们是来“演”哪出“戏”的。董启勋又布置我向省委汇报工作，我写了《我们的开场锣鼓》。省委书记贾启允，把这份简报，批转给省内所有的“四清”工作团和各省级部门。

    要了解农民，首先要熟悉他们的语言。农村人说话爱用比喻，形象生动。形容公社财产，他们说“集体是块唐僧肉，人人都想咬一口”。评价公社制度的问题，就像“铁匠的围腰，全是漏洞”。一些干部有经济问题，“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有一些干部消极，那是“黄鼠狼钻鸡屁股，看蛋（淡）了”。被误会的人或事，则是“黄泥巴掉进裤裆头，不是屎也是屎”。印象最深的是“实事求是”，我完全不知怎样怎讲，才能让社员所懂，他们却说“鸡就是鸡，鸭就是鸭，不要把鸭说成鸡，也不要把鸡说成鸭”。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当然，真正要与农民有共同的语言，不是学说几句他们的话，而是要有共同的思想感情。

    解放、降溪、平泉三个公社的条件，在简阳算是比较好的。工作团把涉及有关经济问题的农村干部，集中在公社或大队部，一笔一笔地核对账目和到库房查物资。工作团正副团长吃住都在公社，很少到社员家。我去过降溪公社的一户人家：一间草房，没有窗户；泥巴墙，多处透风；两夫妇和一个小女儿，同睡一间床，衣着被褥都很单薄；家里只有锅碗和柴灶；一头小猪也圈在屋内，满是臭气。夫妇两人都有病，劳动力弱，但又没有达到“五保户”的标准；公社给了他们一点经济补助，远不足以使他们摆脱贫困。

    在绛溪公社时，省委书记李井泉布置要搞“大生产队”的试点，也就是把三个生产队，将近一百户人家，合并为一个大生产队，进行经济核算。团长要我和团省委干部钱运通来负责。我们严格核实和登记三个生产队各自的财产，不无偿调走个人和集体的财物，合并工作还算顺利。这期间，周恩来总理正出国访问，总理的四位秘书趁此机会来四川搞调查研究，省委介绍他们来绛溪公社。他们平易近人，拒绝生活上的特殊照顾；只了解情况，不发表意见；与我和钱运通相处甚好，常给我们讲一些他们在北京的趣闻。从他们的身上，能看到周总理的影响。

    农村与城市的生活差别很大。为了让十岁的女儿了解农村，1964年春节刚过，我把她带到平泉公社，交给平泉大队一位姓俸的团支部书记，吃住都在她家，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可惜不到十天，团中央调令已到，我只好带着女儿回成都。我问她有什么感受，她说红薯很好吃！我告诉她，长年累月顿顿只吃红薯，是很难受的。不过，最近我找到女儿当年给她母亲的信，信上说：“中国六亿七千万人口，有五亿多农民。爸爸告诉我：‘如果不了觪农民，就会脱离大多数群众。’这次，我下农村主要是学习。要认识庄稼，和贫农一起同吃、同住，了解农村情况。我已经认识了小麦、豌豆、油菜等。我还和俸孃孃一起上了民校，参加了三级干部会。”看来，还有一点效果。

    我不善于记数字，但在简阳工作这一段，我记得该县的年平均雨量，是1，200毫米。解放公社产棉花，最高亩产是100斤。

    在辽宁锦县参加“四清”

    1964年4月，我调北京共青团中央工作。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与以前“四清”不同的是：上一次主要是清经济；这一次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秋，团中央派了大批干部，参加辽宁的“四清”。以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淑铮为队长的工作队，进驻锦县大业公社大付大队。我和亚非疗养院的李家骅，负责大队会计所在的那个生产队。后期，我担任工作队的副队长。

    辽宁省委规定，参加“四清”的干部，必须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吃，即轮流在生产队各家吃“派饭”；同住，是要住到社员家里去；同劳动，主要是参加秋收，收割玉米和高粱。

    吃“派饭”能接触到生产队所有的群众。收到我们交的粮票和现金，社员也很欢迎。我们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在大量了解情况后，没有发现政治上有问题的干部和社员。大队的会计姓王，我忘了他的名字。群众对他意见最多，说他有经济问题。李家骅会算账，又很仔细，在王会计的账本上，查出不少破绽。我虽然不会查账，但经历过多次运动，有点“斗争”经验。不拿出真凭实据，王会计一口咬定没有贪污。有时为了尽快过关，他又胡乱交待。一次我外出几天回来，他“坦白”贪污了1，000元。一经核实，他又说不清赃款的去向。问钱到哪儿去了？他总是回答“喝135了”“吃腰儿细了”。1、3、5三个数加起来是9，酒的谐音；“腰儿细”是花生的外壳的形状，两头粗中间细，细处为“腰”。按照当时农村的生活标准，吃花生，喝小酒，是花不了那么些钱的。我反复向他讲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抓住他前后不一致的漏洞，及时追问，使他不能自圆其说。有几次，我们事先找几个熟悉王会计的人来预演，估计他会怎样辩解，做到心中有数，打有准备之仗。最后查实王会计贪污400多元，每笔钱的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我们把握政策，既没逼供，也没夸大战果，直到“四清”结束，王会计也无法翻案。我又次感到必须实事求是，也就是“鸡就是鸡，鸭就是鸭，不要把鸭说成鸡，也不要把鸡说成鸭”。

    当时很强调政治学习。每天晚上八点钟，我们把各家户主召集在一起，靠墙上挂的马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政策。一般是我或李家骅，念毛选或报纸给大家听。会场非常安静，我以为他们在认真听，但仔细一看，多数人已经进入梦乡；即使被叫醒，几分钟后又合上眼睛。农民劳累了一天，按理说天黑就该睡觉了。这样的政治学习，实在流于形式，没有什么效果。

    从南方到北方，我碰到了很多新问题。

    首先是语言不通。我的四川话，在北京团中央机关时还勉强凑和，但在东北农村，则根本行不通。李家骅是东北人、说地道的东北话，社员有啥事只找他，把我“晾”在一边。我被迫“放开”说“四川普通话”。语调虽然有所改进，但词汇跟不上。东北人叫公鸡，四川叫公鸡也叫鸡公，有一次开会我说“鸡公”，全场哄堂大笑。会后，一些小孩儿跟在我身后，不停地嚷“鸡公”“鸡公”。我也努力学着说上几句东北的土话，如“寻思”“埋汰”“不赶趟”“砢碜”“嗯呐”“闹心”“中”等，逐渐也能和社员“唠”上“嗑”了。

    辽宁省委严格规定工作团的人员“五不吃”：不准吃肉、蛋、鱼、米饭和面粉。我们天天吃玉米或高粱米，白菜或萝卜。北方农家的院子里，秋天挂满了刚收获的玉米棒子。玉米晒干后磨成面粉作饼子，是我们的主食。做玉米大饼子，要像做馒头一样，先把玉米面发酵，再握团压扁，沿大铁锅侧面贴一圈；锅底即可加水，也能炖菜；锅上面放上一个用高粱杆编的“大盖帘”，可以蒸东西。一把火烧下来，饭菜全有了；顺带还烧了炕。

    当地还吃高粱。夏天做高粱米，要把刚煮熟冒着热气的饭，用井里打出的凉水冲泡，叫做“熟米水饭”。高粱米饭本来就硬，经冷水冲泡更硬，吃起来更经“饿”，干活儿就更有劲儿。他们说，这种饭是招待客人和干重活时才吃的，我们是客，所以特意为我们做。东北人喜欢吃高粱米饭。我们村里的一对老贫农夫妇，去西安探望女儿回来，唠叨那两个月，玩得很高兴，但天天只吃白面馒头，“一粒高粱米都没吃着”，最想高粱米了。

    我是四川人，玉米饼子或高粱米饭，对我来说太硬太结实，顿顿吃不习惯，也消化不了，经常胃痛；副食只有白菜萝卜，缺少蛋白质。到“四清”结束时，我已经瘦到“皮包骨”：用大拇指和中指，轻易就能圈住另一只胳膊的上臂。有几次我偶然发现，工作队里有人带了巧克力、肉松等东西，私下里悄悄吃；我自觉遵守规定，没有带过任何一样食品。有的社员，看到我们只吃粗粮和蔬菜，不忍心，特别做一碗豆腐。做法很简单：锅里加点油，把豆腐放进去，煎一煎，熬一熬，最后撒上点儿葱花。对我们来说，这是美食，吃起来真香。

    北方农村的住房条件，比四川好得多。四川农村多是茅草房，少有窗户，屋里黑乎乎的。东北农村一家多是三间房，“灰打顶”，也就是房顶抹水泥，可以晒粮食；房子坐北朝南，南面一排玻璃窗户，冬天阳光照进来，亮堂堂暖烘烘的。拉通的大炕挨着南窗，炕上放个柜子，上面摞被子。靠北墙摆家具、镜子，墙上贴年画，有的还挂奖状。

    我和李家骅，住在村里最穷的一位老贫农家。他家除进门的空间有锅灶外，有两间住房，一大一小。窗户没有装玻璃，糊的是白纸；墙壁没有刷白灰，糊的是旧报纸，后来贴上了李家骅的彩色烟纸盒。屋里没有家具，仅有两个炕。我们俩加上两位当地干部，住稍大的那间屋，睡稍大的那个炕。主人用高粱秸，怎么也烧不热我们的炕。我们自己掏钱买煤块烧，但煤块火“硬”，不好掌握，一下烧过又“烫屁股”，躺上去像“烙饼”似的，得不断地翻身。炕一热，跳蚤异常活跃，“潜伏”在衣服里，频频“出击”。工作队开会时，我常被咬得坐立不安，只好找一空屋，从棉衣、毛衣、背心到内衣，一件一件地脱下来抖。抖完了跳蚤，再回去接着开会。问我去哪儿了？我说：“跳脱衣舞去啦！”

    北方的冬天，风雪交加，刀割似地打在脸上。一次，我从公社回大队，沿着堤岸走，竟然被大风吹落到坡下。我戴着棉帽、穿着棉鞋；身上大棉袄、二棉裤，外加军大衣，在屋外却仍然冷得发抖。我这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寒风刺骨”。然而，我喜欢雪，广阔的田野，一望无边的白雪，覆盖了一切，在阳光下晶莹闪烁，那么干净，那么纯洁！

    春节回北京过年，回锦县时我带了一个135相机，给不少社员照了全家福。1966年4月，团中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我是团中央候补委员，回北京参加会议。我把36张照片冲洗出来，回公社后分送各家。很多人是第一次照相，感到格外新奇，一家人挤在一起，拿着照片，左看右看，久久不愿放下。小孩到处嚷嚷：李叔给我们家照相了。

    “四清”结束前，大队召集全体社员开会。听完李淑铮的工作报告，人们还不想散去，一致鼓掌要我唱歌。我爱唱歌，喜欢即兴表演：一首歌唱一百遍，每遍都有新花样。推辞不掉，唱了一首《三头黄牛一匹马》：

    三头黄牛，一呀一匹马，

    不由得我赶车的人儿笑呀笑哈哈，

    往年这个车呀，咱穷人哪配坐呀，

    今年呀嗨，大轱辘车呀，轱辘轱辘转呀，

    转呀转呀，转到了咱们的家。

    嘿！转到了咱们的家。

    我边唱边比划，长鞭儿一甩“得儿，驾”；赶着那大车回了家，“吁—”。全场沸腾，欢声笑语一片。小青年更热情，认定李叔唱的这首歌，应该“灌”唱片！

    工作队离开大付大队的那天，成群结队的男女老少，聚在村口送行，有些妇女和孩子放声大哭，就像电影里苏区的老乡送红军。

    这种场面，我以前没有见过，以后也没有见过。我坐在马车上，不断地向他们挥手。村庄越来越远，人群越来越小，直到再也看不见。我强忍着情感，上了火车，才发现自己早已热泪盈眶。

    在河南潢川县参加整党

    1969年4月15日，北京共青团中央机关的干部，到天安门前毛主席像下宣誓，决心走“五七”道路，离开首都去河南潢川县的“五七”干校。在干校，劳动很重，我们与附近的公社，基本没有接触。

    1971年，河南省在农村开展整党运动。干校派人参加，去邻近的桃林公社张集大队，由戴云带队。戴云原为胡耀邦的秘书，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他和我都被关进“牛棚”，以后成为挚友。在张集，我负责一个生产队，一共两个党员，又不查账，与在辽宁“四清”相比，工作轻松多了。

    在队里，我颇受欢迎。我可以犁地，犁把扶得稳、路走得直；我还能挑担，百斤重的稻草，挑起来就走。即使在农村，也不是任何人都能这么干的。这是我在干校经历了劳动锻炼的成果。有些老人还劝我悠着点，说那是年轻人干的。我会理发，随时可以拿出围裙，用手动推子剃个光头，一般还有几个人排队等候。只有一次不当心，“夹”了一个小伙的头发，他高叫“老李，我不‘逗’了！”在河南，“逗”是一个总动词，不“逗”就是不干了，不剃头了。我自备了少量的眼药和感冒药，如遇到农民的眼睛不适或有点感冒，我也给他们用。他们很少用药，一用就灵；于是我被误认为是医生，他们有病痛就来找我。我敢唱《三头黄牛》，但是不敢当医生，马上申明自己不懂医，只有这两种药，不能包医百病。我深感农村缺医少药，这是一个大问题。他们没见过收音机，我打开收听广播时，总有一圈人围在身边。

    当时农村的工作路线比较“左”，例如用“平调”的办法建立集体养猪场，社员的自留地由集体统一耕种，大寨式记工分等等。这样做是不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其实，只要得到社员的信任，他们就会讲心里话。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年社员一起干活儿，一边干一边聊，谈得很投入，我大胆问他生产队集体劳动和以家庭劳动为主的方式，哪种好？他说：“只要不扣资本主义的帽子，当然家庭劳动的效果好得多。”我听了，心中有数，知道他说了真话。

    我住在社员家。这家有三间房，我一人住一间，屋里有床。还是吃“派饭”，主食是大米。北方一般吃面粉，但河南信阳专区特别是潢川县产水稻，人说“好个潢川县，一半水稻一半面”。他们用一小黑瓦罐，装上新米，不加盖，“捂”在柴灶的烧火洞里，做菜烧水时，顺带就把米饭“焖”熟了。取出来的瓦罐，上面一层黑炉灰，把黑灰“扒”掉，露出白白的米饭。这种饭吃起来特香，不吃菜也没关系。与在辽宁“四清”吃玉米高粱相比，河南农村的生活，实在是太“幸福”了。有香喷喷的大米饭，有和睦相处的群众；再没有“母蚊子”[8]之类的恶人，整天与我“斗来斗去”，我真愿意在这里多住上几个月，多熟悉一些农村的生活。

    不幸，我的眼病突然发作，难以坚持工作。戴云同意我到外地治疗，我先后到了信阳、武汉和成都，历时两个多月才勉强治愈。回到河南时，这一期的整党已基本结束。我去张集大队搬行李的那一天，戴云留我住下。我们躺在床上深夜长谈。谈林彪“自我爆炸”后的形势，谈干校的问题，谈农村整党。老戴告诉我，他已经和大队支部一起，解散了大队养猪场，把平调集中来的猪，又还给了生产队和社员，群众很高兴。他还把在农村中发现的问题汇总，向中央主管农业的领导华国锋反映了情况。在“文革”期间老戴敢于这样做，令我钦佩。

    第二天，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张集，回到潢湖“五七”干校。

    结尾的话

    我三次去农村，两次在“文革”前，一次在“文革”中，所去的公社都是生活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并没有真正了解当年中国农民的贫困和疾苦，但四川绛溪公社那一家贫困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改革开放后，农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还有一些地方仍然贫困，我拥护党和政府帮助所有地区的农民脱贫的政策。

    至于“四清”运动，我无法作全面的评价。前“四清”清经济没有错；后“四清”打击面过大，特别是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文革”的前奏。以后听说，有的地方派出的工作队，一进村便夺权，把干部集中关起来，斗来斗去；还有的先把干部绑起来，再让他们“交代”问题，搞“逼供信”的那一套。有些在“四清”中被冤枉的人，“文革”中找上门来“造”工作队的“反”。

    团中央派出的工作队，政策执行得比较好，这应该是受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的影响，胡耀邦办事一贯实事求是，反对极“左”的作法。提到实事求是，我立刻想起简阳农民说的“鸡就是鸡，鸭就是鸭，不要把鸭说成鸡，也不要把鸡说成鸭。”无论做人做事，都应该如此。

    三下农村，我交了三个终身的朋友：董启勋、李淑铮和戴云。五十多年过去了，董启勋、李淑铮和我都年至耄耋。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凡过节或过生日，通一次电话，重温彼此深厚的友情。戴云英年早逝，我有专文怀念。他离世已经三十六年了。戴云，我的“生前好友”，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念你！

    2016年1月23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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