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即使他是天才，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他所置身的那个时代，考虑问题总会带有那个时代的影子。虽然天才具有惊人的洞见，不过他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注定要受到时代意志的影响。这些话听上去像是陈词滥调，不过从历史背景的角度去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受何影响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而且，对于那些务求更全面地理解复杂、抽象的精神分析理论构架的人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对精神分析史和哲学并没有多么浓厚的兴趣，在这些方面的知识也非常有限，所以对于十九世纪流行的哲学意识形态，以及弗洛伊德的思想观点如何受当时的心理学派影响并不是特别了解。我的目的仅仅是深入探讨弗洛伊德观点中某些特定的前提，以便更好地理解他处理和解决心理问题的独特方式。后面各章中我们还要讨论这些精神分析在含蓄哲学的背景之下受到了何种程度的影响，但本章的目的只是对它们进行简单的概括，并非要详细地追根溯源。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弗洛伊德在生物学上的定位。他向来以科学家的身份自居，一再强调精神分析是一门科学。哈特曼非常精准地对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进行了阐述[2]，他说：“精神分析最重要的方法论优势是它以生物学为基础。”他在评论阿德勒的理论时就说过：“如果阿德勒能够将权欲的生物基础找出来，那将是非常伟大的收获。”在哈特曼的心目中，这才是精神神经质的重要因素。
弗洛伊德的生物学定位方式有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他倾向于把化学与生理因素的相互作用看成是精神现象的起因；第二，他倾向于把决定精神体验及其发生顺序差异的基本因素看作体质或遗传因素；第三，他倾向于把解剖学差异看作两性间的精神差异的根本源头。
第一个倾向最为关键，是弗洛伊德本能理论（“力比多”理论和死亡本能理论）的核心支撑点。弗洛伊德属于典型的本能理论家[3]，他相信精神生活取决于情绪内驱力，继而假定这些内驱力具有某种生理基础。他把本能看作内在的肉体刺激因素，它们连续作用，并且具有散播紧张的倾向。弗洛伊德还一再宣称，这种说法令“本能”居于生理过程和心理过程之间。
第二个倾向意在让人们重点关注体质与遗传因素。这一倾向对于“力比多”理论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力比多”经历了遗传性所限定的几个阶段：口腔、肛门、阳具和生殖器阶段。
它也促成了关于俄狄浦斯情结是一种普遍想象的假设。
第三个倾向是弗洛伊德的有关女性心理学观点当中的一项决定性因素。表现最明显的是“生理构造即命运”[4]这句话，在弗洛伊德雌雄同体的概念中，它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例如，一个女人想成为男人，他认为这种愿望的本质是，她想拥有男性的生殖器；而男人不愿意表现得像个“娘们儿”，追根溯源是因为他们害怕被阉割。
第二个设想对历史造成了负面影响。直到最近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才研究表明，我们在文化方面已丢失了自己的淳朴。十九世纪的人们对文化的差异性非常陌生，他们普遍倾向于把自己的文化特点笼统地看作全人类的共性。所以弗洛伊德也笃信，他所看到的并试图解释的人类现象，能够代表任何一个地域的人。他这种局限性的文化观与他的生物学假设混杂在一起。他感兴趣的文化大多只是影响本能内驱力的方式，如环境的影响，小一点比如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基本认为文化现象就是生理本能的延伸。
弗洛伊德研究心理学问题的第三个特点是，他对价值判断、道德评价要么采取回避态度，要么彻底漠视。这种态度与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是完全符合的，所以只有在记录和分析观察中才能显现出一定的道理。就如艾力西·弗洛姆所言，这种态度受到了自由时代的经济、政治、哲学等领域所奉行的宽容原则所影响[5]。在后面各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态度对“超我”等一些理论概念，以及精神分析治疗产生了何等巨大的影响。
弗洛伊德观点的第四个基本倾向是，他倾向于把精神因素看成是许多对立的矛盾体，他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思想同样源自于十九世纪的哲学心态体系，这种思想贯穿整个理论构想的始终。在这种僵硬的对立倾向下，他提出的每一个本能理论都变得方便万能，仿佛所有的精神现象都容易解释了。这种精神假设最具价值的阐述在于：弗洛伊德在“本我”和“自我”之间发现了二元论。他把这种二元论看成是神经质冲突和焦虑性神经症的基础。他的“女子气”和“男子气概”这一对立的概念，同样表现出了他的这种二元论思想。这种思想的僵硬特点给它涂抹上了一种机械性的色彩，恰好与辩证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对弗洛伊德的假设倒是可以理解了：他认为A和B是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A所包含的因素与B所包含的因素一定不同。比如，“本我”包含了所有满足情绪的欲望，而“自我”却只拥有监督和抑制的功能。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认可这种分类的话，“本我”和“自我”确实可能包含着对某种目标的强烈追求，甚至这种现象还是一种常态。机械性思维的逻辑习惯也解释了这一思想，即在一个系统中所消耗的能量可自动将其对立系统也耗竭。就好比施爱于他人就意味着自爱方面会削弱一样。这种思想还体现在：一旦建立矛盾倾向，这种倾向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但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两种对立的倾向在相互作用的时候可能会彼此增强，而典型的表现便是“恶性循环”。
最后一个重要的特点涉及弗洛伊德的“机械进化论”观点，与前几个特点非常相似。由于大多数人并不是很了解这种观点的内涵，但它对于理解精神分析的核心理论又很关键，所以我要在这里多说一点。
我所说的进化论观点是指这样一种假定：某种事物现在的存在形态与初始形态虽不尽相同，却是从前期阶段一步步演化而来的。可能现在的形态与前期阶段的形态并无相似之处，但若没有前期阶段，现在的形态就令人觉得难以理解。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的人们普遍奉行的科学思维便是这种进化论，这与当时的神学思维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理论起初被应用在非生命体的物质世界中，但也涉及了生物和有机体这些方面。在生物学领域的杰出代表，无疑首推达尔文。实际上，它对心理学领域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机械性进化论观点在进化论思维当中属于一种特殊形式的存在。它的本质含义是事物现在的形态由它的过去形态所决定，而且只包含着过去，在进化过程中，并没有，也绝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新事物。所有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仅仅只是换了个表现形式而已，东西还是原来的东西。威廉·詹姆斯曾说：“作为进化论者，我们必须紧紧地把握一个观点，即所有新出现的玩意儿，都只是未经变化的原始物质重新排列组合的结果。[6]”这句话很好地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机械思维。谈到意识的发展时，詹姆斯又说：“若就事论事的话，（意识中）原先不曾出现的因素，或新的性质，在任何晚期阶段亦将不会出现。”他认为动物在进化的过程中，意识并不是新出现的元素，那些单细胞生物就已经存在这种性质了。这一例子也侧面提示我们机械思维所侧重的是什么。若是这个侧重点放在遗传学上，就意味着会引来一些疑问，比如，事物在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而它又以什么样的形式再现或重复自己？
想要看到机械思维与非机械思维各自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我们有很多常见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例如，在水变成水汽这个问题上，机械思维会着重强调：汽只不过是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而非机械思维会着重强调：汽尽管是由水变化而来，但是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具有了新的特性，两者受不同的法则制约，具有不同的功用和效果。又比如，针对机器自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发展问题上，机械思维会指出在十八世纪初各种机器和工厂就已经存在了，所谓的发展只不过是量的发展而已；而非机械思维则会把关注点放在由量变带来的质变，以及由质变引发的新问题上，如生产规模的革新、雇员群体的兴起、新的劳工问题等。总而言之，非机械思维所关注的重点是，量变可导致质的飞跃。秉持这种思维的人所持的观点是，以简单重复过去或退化到初始阶段来解读有机体的进化过程，显然是大错特错的。
若从心理学方面来观照两者之间所持观点的差异性，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就是有关年龄的问题。机械论者会认为，四十岁男人的理想只不过是他十岁时的理想的重现。非机械论者会认为，尽管成年后的理想很可能包含着童年时的理想，但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前者的内涵与后者肯定完全不同。比如，童年时对未来抱着某个梦想，希望将来的某一天能够实现，但是到了四十岁，他的梦想或许基本上算是实现了，也或者意识到它根本无法实现，唯一的机会都已溜走，他却仍抱着幻想不愿放手，那么这时的幻想必然充满了失落和绝望。
弗洛伊德秉持进化论的观点，但行着机械论的方法。他的假设有如模板，他认为：人在五岁前就已定型了，之后的反应和经历都只是不断重复五岁前的反应与经历，再不会有新鲜的东西出现。他的这个假设在精神分析文献中以不同的面孔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比如，在讨论焦虑问题的时候，弗洛伊德提出：它的早期表现我们应当从何处而寻。沿着这条思路，他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出生是人类体验到的最初焦虑，以后出现的种种焦虑都可以看成是这种焦虑的不断重复。我们通过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也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他非常喜欢将发展阶段推定为种系发生的重复了。比如，他认为“潜伏期”是冰川期的残留。这种思维也顺带表现出了他对人类学的兴趣。他曾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声称：人类最为有趣的精神生活是原始人的精神生活，因为它可以代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是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一部分。他企图从理论上解释，阴道感觉是由口腔或肛门感觉转移而来，虽然这不怎么重要。可以说，弗洛伊德的这种企图是为了进一步地阐述他那种机械论。
在弗洛伊德的强迫性重复理论里，经常能见到他的这种机械性的进化论。说得更具体一点，它的影响力可从他的固恋理论中看到，暗示了无意识无时间性理论，也可以从他的倒退理论及移情理论中看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观点倾向于用过去来解释现在，还能看出，他力图将当前的倾向归结给童年。
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进行了一番客观的介绍，并没有添加自己的主观评论，而且在以后各章中我也不打算这样做，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一个精神病学者的能力与兴趣。对于一个精神病学者来说，哲学问题能否提供有用或有效的知识，才是其兴趣的产生点。如果允许我预测它们的论证过程与结果，我会做出如下判断：若想让精神分析发挥出巨大潜力，就必须抛弃精神分析自身的历史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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