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南北议和，北伐取消。这些女子军顿然没了着落。军政当局动员女兵复员，否则政府也无法安排她们——女子参政，根本还不是一个选项。多数女兵无奈之下，或择人而嫁（如女子北伐敢死队队长沈警音就嫁给了沪军都督府参谋长黄郛），或回归刚刚逃离的家庭，也有那不情愿的，留在上海组织商贸公司，却又难以维持，绝望者如林宗雪一病不起，张馥真更是索性遁入空门。五十年后，法名耀真的张馥真接受了社会发展史的教育，慨叹道：“妇女没有得到解放的情况下，欲求自力更生，不过是一种梦想而已。”
当然也有不甘“雌伏”者，如唐群英三闹参议院，只为民国临时约法不肯写入男女平权的条文；沈佩贞掌掴宋教仁，事缘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竟然不接受女性加入！
若论“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者，应该无人可超过尹氏姊妹。何况她们的恩师秋瑾，就是清末不让须眉的巾帼第一人。五年以来，绍兴、武昌、上海、杭州、南京，两姊妹叠立功绩，生死以之。民国约法承认女子参政权与否，她们不关心，国民党要不要女党员，更不关这两个老光复会员的事，但南京政府成立，军政要员却没有尹氏姊妹的名字，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
两位姑娘，廿一岁与十六岁，直眉瞪眼地冲进了她们参与攻陷的两江总督衙门，如今的临时大总统府。她们没有直接找孙中山，只是到了秘书长胡汉民的办公室，拍着桌子大骂：
“我们拼了命，你们享现成！有的做总统的，有的做秘书长，有的做部长，有的做都督！这样不平的事，怎么说得过去？”
的确说不过去。不过显然，男人们的建国计划里，始终没有这些女子的份儿，即使秋瑾复生，又将如何？孙中山为了安抚尹氏姊妹，给了她们一个“临时大总统府顾问”的名头，各赠川资两万元。
1913年尹氏姊妹北上进京，手头有钱，经常到处吃喝游玩。尹锐志这才认识了在北京陆军大学念书的同乡周亚卫，他与同学、也是杭州革命的死党葛敬恩、裘绍住在一起。葛敬恩出身嘉兴世家，手面阔绰，在北京上学还带着厨子，浙江小菜做得刮刮叫。尹氏姊妹常常光顾，一来二去，结成了两对姻缘。
周亚卫、尹锐志在一起三十多年，女强男弱，在东京留学时，周亚卫曾被逼得离家出走，尹锐志只好登报寻人，才将逃夫找回来。这些事情在民国军政界众所周知，1940年周亚卫在庐山主持训练团军官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来讲课，他是浙江老乡，对着学员大揭周亚卫的老底：亚卫先生家中诸事从不过问，亚卫先生领着中将薪水，每月只有一点点零用钱，亚卫先生从来只吃人家的，夫人不准他请客吃饭……最后说：亚卫先生是我的前辈，但我说的都是事实，应该不算唐突。周亚卫也拿他没办法，只得苦笑。
尹维峻的遭遇却要悲惨得多。1919年，护法运动方兴，浙江护法军司令部设在汕头，她与丈夫裘绍奔赴汕头参加护法。总司令吕公望任裘绍为师长，尹维峻任护法政府顾问（又是顾问）。7月16日，尹维峻怀孕已近十个月，死于家中。周亚卫的弟弟周进三说是夫妻动武，导致尹维峻小产而死。但尹维峻儿子裘振纲说，是因为浙江督军杨善德派人来行刺护法军的浙江首领，两个凶手闯入了裘、尹的住所，“当时裘绍不在家，尹一见两个凶手持凶器闯门而入，尹维峻和一名卫士立即扑上前去，同两个凶手进行剧烈搏斗，一个凶手被卫士当场打死，另一个凶手逃去。尹维峻的胸下被凶手猛踢猛撞，当场血崩早产逝世”。总之，这位九岁加入光复会的女子，比她的导师晚死十二年，只活了二十三岁。
1942年，国民政府为表统一抗战的诚意，开放党禁，允许建党参政。民国元年因不得参政而愤闯总统府的尹锐志，居然在陪都重庆，又挂出了“光复会”的招牌。尹锐志自任会长，副会长是她的丈夫周亚卫，而且各省分会都很齐备。浙江当时虽在汪伪治下，照样设立了光复会浙江分会，负责人是裘振钢，她妹妹尹维峻的长子。
不知道尹姊姊这样做，算不算完成了老师的一点夙愿？
陈胜变了荆轲
正如民国军政府《敬告皖省父老文》中所说：“皖省扼东南之冲，为吴楚之襟喉，西顾鬻霍之险，中据江淮之利，地势之优，为诸省冠”，而且有清一代，文有桐城，武有淮军，皖人之影响及于四疆，再加上“平民革命”，可追溯至陈胜吴广；“攘夷却虏”，前有明太祖朱元璋的榜样。地理人文，安徽都是有意天下者必争之地。
清末的安徽革命，与诸省有些不同。安徽的豪杰，很多跑到外地去，做出惊天事业，如合肥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桐城吴樾在北京行刺留洋五大臣，寿州孙毓筠在南京刺杀两江总督端方，合肥倪炳章于广州发动燕塘起义，合肥范鸿仙于江苏组织江浙联军，休宁程家柽于京师卧底肃亲王府……哪一桩不是革命史上的大事件？
反过来，皖省的革命，推动者中却有许多外地人。如今要说的，头一个就叫徐锡麟，没人不知道他。还有一个韩衍，现在很少人知道他。
【从日本绕道去安徽】
徐锡麟为什么会去安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徐锡麟联手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创办大通学堂。看上去顺理成章：前一年朝廷准各地私立学堂，徐锡麟身为一府的教育主管，创办大通学堂，也算响应政府号召，何况他去年已经创办“东浦热诚小学堂”，又筹划过“越郡公学”，虽然未成，足见该员热心教育，足堪嘉奖。
内里却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据陶成章《浙案纪略》记录，“锡麟开办大通学校之本意，原为劫钱庄匿伏藏获之所”，因为技术力量不够“同志中无通驾驶术者”而作罢（也不知道他们原计划要怎么劫钱庄，还需要通驾驶术者）。既然搞不成窝点，徐锡麟就想鱼死网破了，“欲于开学日集绍兴城大小清吏尽杀之，因以起义”。
他让陶成章帮他通知浙江各府党人同时响应。陶成章虽然人称“焕强盗”，与王金发齐名，倒还没这么热血冲动。他力劝徐锡麟说：浙江并非“冲要之地”，对周边地区辐射影响不足，“欲在浙江起事，非先上通安徽，并以暗杀扰乱南京不可”。
徐锡麟听从了陶成章的建议，将大通学堂改成了大通师范学堂，姑且培养人才。想必在两人的讨论中，去安徽——暗杀——起事——吸引南京注意——浙江同时响应，这样的想法，已经有了雏形。
徐锡麟是一位典型的实干家。一旦想好计划，马上丢下刚开学的大通学堂不管，一心盘算怎么去安徽起义。众人计议，最好能够进入陆军，掌握军权，可以“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以为捣穴覆巢之计”。这种想法跟吴禄贞是一样的，不过吴禄贞本人是日本士官生，跟荫昌同学，又已经做到了副都统的高位，而这帮绍兴人都还是白丁。大通学堂诸人，徐锡麟最大，已经三十三岁，陶成章也有廿七岁。然而徐锡麟说“不要紧”，他找了个富商许仲卿捐了五万两银子，给光复会五位同志都捐了官，他自己是道台，陶成章与另一人是知府，另外还有两个同知。
捐这个官不是为了“指省候补”，那样任用太慢，而且也进不了陆军。他们捐官是为了让浙江巡抚寿山送他们去日本学陆军，因为朝廷其时极重留学生，日本回来的人大都能得重用。要达此目的，光有官衔没用，徐锡麟又去求他的姻亲、前湖南巡抚俞廉三。他答应帮俞活动浙江铁路总经理一职。俞廉三果然极力帮忙，不但帮他们说服寿山批准五人赴日学习陆军，还写信给驻日公使杨枢新，一力拜托。
依徐锡麟与陶成章之意，五人团以及随行心腹如陈伯平、马宗汉都要赴日，大通学堂不妨关闭，免得树大招风。嵊县竺绍康等人却觉得留此校以招徕志士也不坏。徐锡麟也便由他们去，反正他一门心思回国后去安徽搞事。
日本之行并不顺利。陆军留学生监督王克敏怎么看这群人也不像留学生——一是年纪大，二是举止太土，参见鲁迅《范爱农》，作者称他们“这些鸟男人”——便以“自费生”为由，阻止他们进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徐锡麟又拍电报给俞廉三，俞廉三又电浙江，请巡抚致电驻日公使，证明他们是公费生。王克敏又在体检上做文章，结果五个人都不合格，尤其徐锡麟近视得厉害。
怎么办？陶成章等四人决定留下来学习法政或警务（陶成章好象没有进什么专门学校，后来清廷通缉令里说他“学日本催眠术”，这也很奇怪）。徐锡麟倒不是不想留下来，但他的眼睛近视得太厉害，年纪又大，谁会取他？还是要回国。走之前，两位光复会大哥又讨论了一次。徐锡麟认为军权不可得，掌握警察权也不错。陶成章则认为要么直接统军，要么搞团体暗杀。两人说着说着争了起来，但也没争出个结果。
徐锡麟的性子，说是果决也可以，说是急躁也可以。后来革命同志为他写传，提到两件事，一是他小时跟家里长工弟弟平长生要好，两人都喜欢学武。某夜，两人看见一个和尚从门前走过，平长生对徐锡麟讲：这个和尚一定有本领，你看他一个人深夜行走，也没人敢欺侮他，说不定会飞檐走壁哩！徐锡麟马上想到平日听到的少林寺和尚之类的故事，爬起来就去追和尚，要拜他为师。家里人第二天才发现徐小官不见了，派人去找，一直追到萧山才把他寻了回来。
另一件事是1904年俄军占领奉天，徐锡麟听说后失声恸哭，在家里立了个靶子，画成俄国士兵形状，每天拿短铳射它几十次，室内弹丸横飞，有时反弹过来打在徐锡麟肩上，他也面不改色，居然就此练成了一手好枪法。他这样的性子，陶成章称为“性情精悍，凡所行事，咸操极端主义”。
【安庆的外乡人】
徐锡麟筹资捐官，动用俞廉三的关系，赴日留学，回国候补，花了偌大本钱，当然不只是为了刺杀一位安徽巡抚。他在被捕后的供词里称“我蓄志排满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本拟再杀铁良、端方、良弼，为汉人复仇”，固然是面对敌仇，不必尽吐心事，即如供词里又说“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乃不欲牵连他人。
后人伪作的《孙中山致徐锡麟》一函中称“安徽一省实为南省之堂奥，而武昌为门户，若阁下乘机起事，武昌响应，一举而得门户堂奥，则移兵九江、浦口等处，以窥金陵，则长江一带可断而有也”，其实可看作时人对徐锡麟入皖之举的揣测，陶成章在绍兴为徐锡麟的谋划也大致类此（此信发现于安徽巡抚衙门档案，如系清官吏伪造，则多半是逆推革命党的意图）。1907年末《新世纪》第14号上刊出《徐、秋二君事略》亦称“以君蓄志之久，取道之迂，而仅仅杀恩铭一人，良非君本意”。
总之，徐锡麟入安徽官场，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重点在于长江中下游的易手。这也是光复会的一贯主张。然而徐锡麟归国后的一系列举动，甚是奇怪。一方面，他确是在尽力实现入皖计划，如六月赴京，改省分发安徽引见，徐锡麟在致友人函表示：“麟此次到京，奔走终日，无片刻之暇，大约安徽兵权或可到手”，他还请托在日某位朋友学造纸币，以备将来起义成功发行军用票，不容易被人造假。
另一方面，徐锡麟又多有歧动，比如同是六月，他又跑去保定，试图刺杀练兵大臣铁良，不成，又前往天津，打算刺杀直隶总督袁世凯，袁世凯“疑之拒不见”。徐锡麟难道不知，这两次刺杀，一旦发动，不管能否得手，筹划经年的入皖计划必成泡影？
更奇怪的是，徐锡麟八月往武汉访俞廉三，跟他大谈要在北京开报馆，请谁谁谁当主笔，又致函友人，称打算在奉天组织一间垦务公司，“寓兵于农”，资本需三十万至一百万。若说这些举动，都是为了迷惑外界，掩饰他入皖的目的，则徐锡麟十一月跑去杭州见浙江巡抚张曾敭，明显也有不轨意图，否则以徐锡麟曾贿赂前任巡抚寿山的交情，寿山焉有不拜托张曾敭看顾之理？可是张曾敭居然跟袁世凯的反应一样，“疑之，拒不见”。
徐锡麟屡次谋刺清廷大员，这才启程往安庆就职。但是他的表现，一点都不像是要去安庆谋夺军权，反攻江浙的样子。据吕公望回忆，徐锡麟在杭州白云庵告别光复会诸友时说：“法国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
徐锡麟去了安庆，恩铭委以陆军小学堂会办之职。这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的事。转过年，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徐锡麟便将妻子徐振汉遣回绍兴家乡。陶成章后来解释说，徐是因为“每月所入不过数十金”，养不起妻儿才行此举。但后人大都认为他是在为行刺恩铭作准备，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
陶成章记载，徐锡麟在安庆初时非常不如意，官场的那套礼仪他没学过，常常在觐见酬酢时出乖露丑，被同僚笑话，想按起义计划去联络安徽的新军，又因为“口操绍兴土音”，跟新军弟兄鸡同鸭讲，无法像在浙东联络会党那样见效。因而徐锡麟郁郁不乐，“屡思归浙”，在皖同乡都劝他不要着急，关键是上次张曾敭不肯见他，两人势同冰火，回浙江也未必有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