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好果子吃。

    幸或不幸，姻亲俞廉三在此时又伸出了援手。俞廉三与皖抚恩铭有师生之谊，前任浙抚寿山又是恩铭的连襟，故此在俞廉三来信“务加重用”的请托下，恩铭改派徐锡麟为巡警会办，加授陆军学校监督，还奏请朝廷，加徐锡麟二品衔，所谓“私恩”，确实不可谓不厚。

    徐锡麟陡然窜红，难免为安徽官场所忌。便有人在恩铭面前说徐的坏话，大抵是在乡行为不端，曾经留日，不可不防之类的话。以恩铭与徐锡麟的连带关系，本不该对徐有所疑忌，但想必徐锡麟豪燥决裂的做派，实在不像个做官的人，不然何以袁世凯疑他，张曾敭也疑他？当安徽臬台世善暴死之后，徐锡麟谋升此职，恩铭没有同意，而是奏升了安徽首道毓秀，没有让徐独当一面。

    这就埋下了一个隐患。徐锡麟谋划起义，此时能动用的力量，便是巡警学堂的三百名学员。这些学员不比陆军小学校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学生，均已成年，且每人配有一枝九响的毛瑟枪，可算得一支武装力量。但徐锡麟只是巡警学堂的会办，相当于常务副校长，学堂的“督办”即校长例由臬台兼任。清末军队、警察中，顶头上司最有权威，徐锡麟以会办的副职，要让学员听从，颇有难度。徐锡麟供述誓言必杀恩铭，亦必杀毓秀，便是这个道理。

    【两个徐锡麟】

    在后来的记载与回忆中，实际上存在两个徐锡麟，一个深谋远虑，打算利用安徽的地当冲要，做一番大事，他时常于星期日，约教员学生，驰马郊游，暗中窥察安庆地理形势，以谋大举。他密刊木质印信一方，文曰“江皖革命新军总司令印”，并印就反清文告数千张，“先期暗结日本留学生、南洋革命党及内地宁皖党人”。

    安庆驻军有六十一标与六十二标，六十一标标统是汉人，六十二标标统是旗人。徐锡麟主要在六十一标宣传鼓动，“常请我们这些营长们吃饭，意思是在联络感慨，到必要时可以帮助他”（常恒芳），据巡警学堂学生凌孔彰回忆：有一天晚间，徐锡麟“邀请这个标的许多军官到安庆对江大渡口芦苇滩里秘密集会，歃血为盟，齐喝雄鸡血酒，誓愿同心同德推翻清朝，参加起义，永不背叛”。

    而另一个徐锡麟，仍然深陷冲动狂热之中，似乎在安庆的使命便是博浪一击。他虽然带着巡警学堂师生四处踏勘，但直到起义，知道他的用意的不过陈伯平、马宗汉等二三人。陈伯平拟就了《光复军告示》，他只是在告示后加上几条“杀律”：

    “一、满人从不降者杀。二、反抗本军者杀。一、乘机打掠者杀。一、造谣生事，妨害治安者杀。一、仍为汉奸者杀。”

    虽然徐锡麟提前发难，有革命党人叶仰高在上海被两江都督端方拿获，供出有党人已打入安徽官场的原因，但是否真的需要如此仓促起事，颇可商榷。根据蒋介石1927年的说法，徐锡麟是被陶成章“逼死”的，不少台湾学者也以此来证明蒋介石刺陶的合理性。陶成章对徐锡麟的确存在误解，而且随着徐锡麟的升职，误解也越来越深。章太炎书信中曾说“伯荪入官颇得意，焕卿等不见其动静，疑其变志，与争甚烈。”徐锡麟致陶成章的长信，也为自己辩解：“自问生平遇最苦之境地，值最难之际遇，而麟出以无形之运动，期曲折以达目的，其中忍耐坚苦备尝之矣，可为知己道也。麟自早至暮，无一念或忘，无一事不从此著想。”这当然也可能成为徐愤然起事的动因之一。

    即便如此，安庆起事，仍然在经光复会同意的计划之外。安徽巡警学堂的学生分甲乙二班，每班二百人，训练三个月为一期，甲班毕业后再训练乙班。徐锡麟的原计划是“甲班学生训练期满，把这批毕业学生分发到各军警机关工作，从事秘密活动，联系和发展革命力量，准备待机起义；等到乙班学生训练期满，再利用举行毕业典礼的机会发难”，如今连甲班的训练尚未期满，安庆的新军也不能说联络妥当，而由秋瑾负责响应起义的浙东会党也未集结完毕。

    反过来说，虽然有人说此时恩铭对徐锡麟已经起疑，但从恩铭把缉拿革党之事仍然交托徐，又欣然来参加甲班毕业典礼来看，他对这位老师、连襟联袂推荐的下属仍是“信之不疑”，直到徐锡麟都在他面前掏出枪来，他还问：“会办持枪何用，岂要呈验乎？”

    骤然发难，把握太小，这一点徐锡麟未必看不到，只不过他率急的性格发作，顾不得那么许多了。这时候，我们能看到那个匆匆出发去追赶游方僧的幼小身影，那个连续射击俄兵标靶，虽自伤不惜的愤怒青年，他从光复会的计划轨道中跳了出来，要执行自己的“杀律”。

    因为恩铭要去总文案张次山家贺其母寿，巡警学堂甲班的毕业典礼又被提前了两天。五月廿六日毕业典礼，前一天下午，徐锡麟召集少数学生讲话。很明显，这些学生都是他平日的亲信。徐的讲话大意是“明天是本会带领全体同学起义救国之日，师生都要同心协力，患难与共……同学有难，本会办当披发缨冠而救；本会办有难，诸同学也应当披发缨冠而救……”直到此时，他似乎仍无法直接向学生们分派起义任务，而这一番感人肺腑的言辞，又因为“说的是浙江土话”，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太听懂。

    第二天上午，徐锡麟集合全体学生集合训话，要学生“行止坐卧，咸不可忘”救国二字，“反覆数千言，慷慨激昂，闻者悚然。然众学生均不察其命意之所在”——也就是说，还有三个钟点便将举事，整个安庆城内，知道徐会办今日要杀官举事者，只有他自己、陈伯平、马宗汉三个浙江人，这，这有点开玩笑了吧？

    恩铭当然也不知道，他到了学堂，听到巡警学堂收支委员顾松通过臬台毓秀密禀说“徐道台不是好人，请大帅不要在这里吃酒”，于是辞谢午宴，于是，他的死亡也就提前了。

    【行刺成功，造反失败】

    徐会办呈上学生手册，突然大声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这是个暗号。恩铭刚问了句“徐会办从何得此信”，陈伯平扔上来一个炸弹，但没有爆炸。

    虽然一直不断有人向恩铭密告徐锡麟是革命党，我认为恩铭也一直不会太相信这种说法：如果造反是为了功名富贵，那么一个三十五岁的二品大员、受巡抚信用的红道台有什么必要造反呢？在1907年之前，像徐锡麟这样的身份，同情、容放革命的人或可一见，自己参加革党的闻所未闻，更何况自己待徐不可谓不厚，以中国传统伦理而言，此人岂有刺我之理？

    此刻容不得他不信了，徐锡麟一面说着“大帅勿忧，这个革命党，职道终当为大帅拿到”，一面掏出了双枪。可是，徐锡麟是个大近视，距离这么近，他居然看不清恩铭的要害，持枪乱放一气，恩铭身中七弹，嘴唇、左手掌心、腰、左右腿都受了伤，但无一致命。徐锡麟子弹打完了，跑进内室装子弹，手下的巡捕背起恩铭往外跑，陈伯平追上来放了一枪，“自尾闾上穿心际”，这一枪要了恩铭的命。

    徐锡麟装好子弹冲出来，发现恩铭已经不见了，只剩藩台冯煦还呆呆在站在堂上，似乎没回过神来。徐锡麟推了他一把：“冯大人你快走，不关你的事。”冯煦急急忙忙跑了。徐锡麟又去找毓秀，也已经踪影全无。

    以下的进程充分说明，这场起义的筹备里有多少昏招。徐锡麟抓住了顾松，问他如何知晓自己是革命党的秘密，顾松说，日本方面给会办的信都是用胶水粘的，有几封因为受潮，封口裂开了，我偷看了信，知道会办是革命党——就算信封胶水受潮无法可想，秘密信件就不能整点密语隐文吗？连一个收支委员都能看懂。这是昏招一。

    徐锡麟没有告诉学生今日要起义，只是派了一个人守住门口不让学生走，觉得刺杀恩铭后，一呼百应，自然学生们就会揭竿而起。他没想到枪声一响，场面大乱，一个人怎么拦得住汹涌的人流？大部分学生都随着省里官吏跑掉了。这是昏招二。

    谁都知道起义首要夺取军械，但徐锡麟并没有派人（估计也无人可用）事先控制军械所负责人，结果负责人带着钥匙跑掉了，巡警学堂学生虽然占领了军械所，地下室弹药库打不开，能找到的枪弹互相不配合，战炮上也缺少机铁。这是昏招三。

    徐锡麟倒是想到了派学生去跟六十一标的官兵联络，请他们进城来领子弹，共同举事，但这人明显派出太晚，占领军械所之后才出发，此时安庆四门紧闭，禁止行人往来，信根本送不出城去。这是昏招四。

    徐锡麟在军械所遇到了安庆巡防营统领刘利贞，未带军队，徐对刘说：“你是汉人，我们推翻满清是民族革命，你应当协助，现在请你到电报局去监视电报机，不准人向外发电报，起义成功之后，你自然有大官做。”刘利贞答应着走了。刘回去后立刻反水，组织巡防营向军械所冲锋，徐锡麟等无枪无人，力战被擒。这是昏招五。

    陶成章说徐锡麟“动与人忤，然性慈爱人”，真是没有说错。他不杀冯煦，轻信刘利贞，战事不利，陈伯平提议焚毁军械所，与清兵同归于尽，他认为这样会导致安庆城“玉石俱焚”。看来，徐锡麟从事暗杀尚可算人才，领导起义，难称合格。

    此人自然极是汉子，在供词中承担了全部罪责：“众学生程度太低，均无一可用之者，均不知情。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不要冤杀学生，是我逼偪他去的。”别人问他是不是受孙文指使，他坚持“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他亦不配使我行刺”。

    面对伦理方面的指控，徐锡麟说出了惊世骇世的一段话：“尔等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其人之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清末革命，以排满为号召者不少，但真正信仰“排满”的不多，像徐锡麟这样坚持“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未迟”的极端主义者，就更少了。他是在以种族规则为旗，与世俗伦理作战。

    伦理反过来要惩罚他。恩铭的夫人希望按照“张文祥刺马”的逆伦案例，将凶手剜心后再斩首。如果是别的家眷，也不见得有人理会。但恩铭夫人是庆亲王奕劻之女，有司不敢不重视她的要求。藩司冯煦念及徐锡麟的活命之恩，暗中指使刽子手先杀人再剜心。也有记载说要让徐锡麟先死，动刀又易为人所觉，于是先“将阴囊击碎”，再取出心脏，被恩铭的卫兵炒食殆尽。

    徐锡麟惨烈的死法，与秋瑾的被处斩一道，为上海中外报刊大肆报道。虐杀与杀女人，是西方现代文明中最不能容忍的做法。清廷在丁未年一役大大失分，为四年后的崩盘埋下了伏笔。

    行刑前，循例为死囚摄影一张以备案，拍完，徐锡麟说：“面无笑容，怎么留示后世？再拍一张！”但不笑的，笑的相片，都没有能留下来。

    外来的和尚

    【饿着肚子闹革命】

    安庆有家客栈，坐北朝南，大门遥对着姚家口十字街上的斜坡。

    你在饭点走进去，看见人头涌涌，客来客往。但没人搭理你，你敲敲桌子：“伙计！点菜！”老半天才有个人远远地说：“客人若是住店，自己去后面看看有没有空房。吃饭请到外面街上，本店不开伙好些时了。”可不是？满店的客商，没有一个吃饭的，只管走来走去，大声小声谈话。

    这家客栈，名唤萍萃楼。大家知道武昌黄土坡的同兴酒馆，是共进会的据点，专门吸收新军弟兄入会，才造成了武昌事变。萍萃楼的资格，却比同兴酒馆老得多。

    八月十九武昌事变之后，本来就十分兴旺的萍萃楼更加热闹非凡，门庭若市，说着安徽各地方言的客人在这里进进出出，有些人进来就关起门来开会。

    别家客栈的老板、掌柜，通常是坐在柜台里，一边算帐，一边瞄着店面，伙计有没有偷懒，客人有没有伺候不周。萍萃楼的老板毕少斋，日里也坐在柜台里，但无所事事，除去与相熟人客打打招呼，简直就是个甩手掌柜。

    只有看到有些人进来，他才不免用寿县话低声抱怨几声：“你们怎么还不动手？再不动，我这家店要关张了！”

    不明就里的人未免奇怪：这么好的生意头，哪能关张？不过听话的人当然知道底细，总是笑笑：毕老板莫急，快了！快了！

    它从宣统元年开市，大约办了两年多，一二十个房间，既设住宿，又包三餐，只要两角钱。从开张那日起，就称得上客似云来，但月月都在蚀本。为只为有太多的老主顾，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占着房间，每日吃喝，偶有新来的伙计不晓事，提起要帐的话头，他们总是点点头：“挂帐！”伙计回头看柜台里的东家，东家也在点头，那还有什么话说？

    白住白吃就算了，走的时候，或者还会走到柜台前，将手一拱，东家居然就乖乖地从钱匣里摸出两串三串铜钱递上。这样豪燥的开店法，便有金山银山也禁不住消耗哩。

    到得宣统三年的夏末秋初，店里连伙食都开不出来了。奇怪的是，萍萃楼并未关张，每日大门敞开，也照样客似云来。毕老板照旧坐在柜台里，无事可管，无帐可记。老主顾们依然每日回来住店，每日出去办事，有时关起门来嘀嘀咕咕。只是少了吃饭这一项要务，店堂里不免烟冷灶凉。但人气依然很旺，老板饿着肚子开店，主顾们饿着肚子住店，伙计也几乎不用，大家自己拾掇铺盖，倒也爽利。

    好容易等着了九月九日，萍萃楼早早便砰砰地上了门板。店堂里坐满了人，有新军六十一标、六十二标马、炮、工程各营、陆军小学、陆军测绘学堂各处的代表。主持的是个合肥人，叫吴春阳。身边站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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