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艺复兴期拉丁民族之文学

    七 文艺复兴发端于意大利，渐及法德英西诸国。顾其势力在意最盛，前后历十四五两世纪，各国则略迟百年。其后虽就消沉，而精神深入人心，造成伟大之文学，至十八世纪后半，始复变焉。

    一四五三年，土耳其王摩诃末二世取君士但丁堡，东罗马之学者，避地于意，挟古文书与俱，是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始。德人Gutenberg始作活字板（1435），英意荷兰继之，是为文艺复兴势力流布之始。唯此皆已著之事迹，至其发动之精神，则仍由国民之自觉，实即对于当时政教之反动也。邦国争长，各以纵横机诈相尚。教会信仰渐失，而威福转加。各国行吟诗人等，对于教徒之不德，久多讥刺之词。且严厉之Asceticism，厌制人心，久不可堪，而法王教正，复不能为超人间之卓行，作人民模范。则怀疑以生，旧日宗信，渐渐动摇。久蛰之生机，俄忽觉醒，求自表见。终乃于古学研究中得之，则遂竞赴之，而莫可御矣。基督教欲灭体质以救灵魂，导人与自然离绝，或与背驰。而古学研究则导人与自然合，使之爱人生，乐光明，崇美与力。不以体质为灵魂之仇敌，而为其代表。世乃复知人生之乐，竞于古文明中，各求其新生命。此文艺之盛，所由来也。

    十五世纪中，意大利治古学者极盛，志在调和古今之思想，以美之一义贯之，Platon之学遂大行。真美之爱，同出一源，与中世Trobador所讴歌，颇有相似，世多好之，如Petrarca，即先觉之一人也。Marsilio Ficino（1433—1499）则注毕生精力于此。Cosimo de Medici祖孙，提倡最力。Lorenzo Il Magnifico于讲学之余，多所著作，仿希腊牧歌式作“Ambra”等诗数章，甚为世所称。当时文士，多游其门，如Pulci与Sannazaro，皆是也。

    Luigi Pulci（1431—1487）为Lorenzo挚友，著Morgante Maggiore，取材于传说而文特诡异。对于教会，似疑似信，赞扬与嘲骂间出。论者纷纭，不能明其指归。大抵当时人心趋向，颇与此相类，是诗足为象征。又以诙谐美妙，颇得世誉，为后来谐诗之宗。Matteo Maria Boiardo（1434—1474）之Orlando Innamorato，亦记Orlando事，而敷叙故事，别无新意，后Lodovico Ariosto（1474—1533）作Orlando Furioso，即汲其流，咏中世之骑士，而著想陈词，不为时代所限。至引希腊神话，以为藻饰。书阅十年始成，在今视之，虽仅如古锦绣，止有色彩悦目，然影响于当时文学则甚大。叙事之诗，于是复盛行。唯武士制度，既就衰废，Pulci与Ariosto等，又以诙诡之词，润色其诗，后之作者，多仿之为假英雄诗。Teofilo Folengo作Orlandino，则竟以武士为嘲笑之具矣。Jacopo Sannazaro（1458—1530）作Arcadia，为后世Pastorale之模范。虽其先Boccaccio著Ameto，唯影响所被，不及此书之广大。Arcadia一篇，盖实集合Theokritos与Vergilius二者而成，尤足为古典文学之代表也。

    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著《帝王论》（I1 Principe），立意大利散文之则，简洁明晰，不事修饰。唯其提倡权谋，虽重私德，而公德则不论是非，但以利害为准，议者以为诡辨之词，适足为暴主所利用。或又比之Swift之《谕仆文》，以为假反语以刺时政。然亦唯对于法王之治，稍有微词，别无讥讽之迹可见。盖Machiavelli之为此书，不过聊寄救国之忱，据当时情状，固不能求同志于齐民，唯有期诸执政者也。稍后有Benvenuto Cellini（1500—1572）自传，多大言，而质白率真，不违人情。后世比之Rousseau，亦文学之瑰宝也。

    Ariosto之后，有Torquato Tasso（1544—1595），为诗人Bernardo子。初学法律，而性好文学，游Alfonso门下。作Aminta，写一诚信安乐之理想世界，与权诈奔竞之现世相照。又仿Ariosto为史诗曰Gerusalemme Liberata，纪第一次十字军救耶路撒冷圣地事。当时宗教改革之反动，与文艺复兴之余波，结合而成此作。描写人情，又极巧妙，世有胜于所师之誉。Tasso作此诗，本至虔信，而察教会之意，似尚不惬。因发狂易，自疑为外道，奔遁于路。后复返Ferrara，又疑僚友嫉妒，力与斗，遂被幽于寺七年，乃得释。狂疾偶已，辄复著作。又十年卒，而意大利十六世纪之文学，亦与之俱就结束矣。

    八 十六世纪法国文学，亦兴于宫廷。Francis一世有女弟曰Marguerite（1492—1549），首仿意大利Sannazaro之Arcadia，为Pastorale。又仿Decamerone作《七日谈》（Heptaméron），多嘲弄教徒之不德，庄谐杂出，而终以教训。廷臣Clément Marot致力于抒情诗，为七星派先导。七星（Pléiade）者，Pierre de Ronsard与du Bellay之徒七人，结社治古文学，以迻译仿作为事。一五四九年，始宣言改良俗语，用之于诗。唯或仍事雕琢，有失自然，唯其主张，欲根据古学，利用俗语，以求国民文学之兴起，则甚有益于后世也。

    François Rabelais（1490—1552）初依教会，而性好学，乃去而学医。一五三二年著Chroniques Gargantuines，叙一巨人事迹。次年续作Pantagruel，颠倒其名字，自署曰Alcofribas Nasier。其词诙谐荒诞，举世悦之，唯荒唐之中，仍含至理。Rabelais以真善为美，对于当时虚伪恶浊之社会，抨击甚力，因晦其词以避祸。巨人Pantagruel生而苦渴，唯得Bacbuc圣庙之酒泉，饮之乃已。Panurge欲取妻，不能决，卜于圣瓶之庙（La dive Bouteille），而卜词则曰饮。言人当饮智泉，莫问未来。渴于人生，饮以知慧，此实Rabelais之精义。其顺应自然，享乐人生之意，亦随在见之。书中文多芜秽，则非尽由时代使然，盖蓬勃之生气，发而不可遏，故如是也。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隐居不仕，作论文一卷。乐天思想，与Rabelais相似，而益益静定。格言有云，吾何所知，足以见其怀疑之精神矣。

    九 西班牙文学，至十六世纪始盛，唯多模仿古代及意大利之作，Jorge de Montemayor之Diana Enamorada，其最佳者也。Diago Hurtado de Mendoza（1503—1575）本为军人，后转任外交，一五五三年著Lazarillo de Tormes。其后Mateo Aleman继之，世称Picaresca，颇足见当时社会情状。道德颓废，习于游惰，教会诡辨盛行，以伪善隐恶为正，人人俱欲不劳而获，于是欺诈之风大张。Lazarillo即为之代表，其人洞悉世情，乘间抵隙，无往而不利。及Quevedo著书，则意思深刻，文词雅驯，而讽刺锐利，可与前之Lukianos，后之Swift相并，尤为不可及也。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作小说Don Quixote，为世界名作之一。论者谓其书能使幼者笑，使壮者思，使老者哭，外滑稽而内严肃也。Cervantes本名家子，二十四岁从军与土耳其战，负伤断其左腕。自Messina航海归，为海盗所获，拘赴Algiers，服役五年脱归。贫无以自存，复为兵者三年。后遂致力于文学，作戏曲小说多种，声名甚盛，而贫困如故，以至没世。所著小说Galatea及Novelas Ejemplares等，皆有名，尤以Don Quixote为最。Don Quixote本穷士，读武士故事，慕游侠之风，终至迷惘，决意仿行之。乃跨羸马，被甲持盾，率从卒Sancho，巡历乡村，报人间不平事。斩风磨之妖，救村女之厄，无往而不失败。而Don Quixote不悟，以至于死，其事甚多滑稽之趣。是时武士小说大行于世，而纰缪不可究诘，后至由政府示禁始已。Cervantes故以此书为刺，即示人以旧思想之难行于新时代也，唯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时之讽刺，至今或失色泽，而人生永久之问题，并寄于此，故其书亦永久如新，不以时地变其价值。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Don Quixote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先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Don Quixote也，此可深长思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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