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不给焦虑生存空间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几年前的那个夜晚，马里恩·道格拉斯当时还是我班上的一名学员。（我没有使用他的真实姓名，出于个人的原因，他要求我不要暴露他的身份。）但是，他在我开设的一个成人教育班上讲述的这个故事却是真实的。他告诉我们说，他的家庭祸不单行，遭受了不幸的双重打击。第一次，他失去了非常疼爱的五岁女儿。他和妻子都觉得丧女之痛是难以承受的；但是，他说道：“十个月后，上帝赐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女儿——可她出生五天就夭亡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痛不欲生。这位父亲说道：“我难以承受这一切。寝食难安，休息不好，也没法放松，精神完全崩溃，自信心也丧失了。”最终他去看医生，其中一位建议他吃安眠药，另一位则建议他去旅行。他两个方法都尝试了，但哪个也不管用。他说道：“我的全身好像被夹在一个台钳里，而且钳口愈夹愈紧。”这是悲伤带来的压力，如果你曾经历伤痛，就能理解他的意思了。

    “不过，感谢上帝，我还有一个4岁的儿子，是他解决了我的问题。一天下午，我呆坐在那里，沉浸在自怜的情绪中，这时他跑过来问我：‘爸爸，你能给我造一条小船吗？’我根本没有心思造船，其实我没心思做任何事情。可是我儿子是个很缠人的小家伙，我只得依着他。”

    “造那条玩具船大约花了三个小时，等到完工时，我突然发现，造船的这三个小时是我几个月来心态最为放松、平和的时光！”

    “这一发现让我如梦初醒，并让我作出了一番思考——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考。我发现，如果一个人忙于工作，需要为此做出周密的计划和思考时，就很难有空闲再去焦虑了。对我来说，制作小船这件事在和焦虑的搏斗中取得了胜利。于是，我决定让自己忙碌起来。”

    “第二天晚上，我逐个房间查看了一遍，把所有该做的事情列成一张清单。有好些东西需要修理，比方说书架、楼梯、防护窗、遮光帘、门把手、门锁、漏水的龙头等等。意想不到的是，两个星期内我竟然列出了242件需要做的事情。”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已经完成了大部分要做的事情。此外，我还参加一些富于创造性的活动，来充实自己的生活。我每个星期都要花两个晚上到纽约上成人教育班；参加家乡的各种公益活动，现在还担任一所学校董事会的主席；出席各种会议；帮助红十字会和其他机构的活动募捐。现在的我忙得不可开交，已经没有时间去焦虑了。”

    没时间焦虑！这正是丘吉尔在战事正酣时说过的话，那时他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当别人问他，会不会因为责任重大而感到焦虑时，他回答说：“我太忙了，没有时间焦虑。”

    查尔斯·凯特林在发明汽车自动点火器时，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凯特林先生在最近退休之前一直是通用公司的副总裁，负责世界知名的通用汽车的研发工作。可是，当年他却是一贫如洗，只好用一个谷仓的干草棚做实验室。为了买实验材料，他不得不动用妻子教钢琴赚来的1500美元，后来又用人寿保险单抵押借了500美元。我问过他妻子，在那段时间有没有担心过，她说：“是的，我担心得睡不着觉。但是凯特林一点也不担心，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根本没有时间担心。”

    伟大的科学家巴斯特曾提到，“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能找到平静。”为什么在那种地方能找到平静呢？因为身处图书馆和实验室的人们，大都全神贯注于工作，他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为自身烦恼。科研人员很少有心理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来享受这种“奢侈”。

    为什么用“忙起来”这样简单的方法就能驱除焦虑呢？因为有一条法则存在——一条心理学所揭示的最基本法则。这条法则就是：无论一个人多么聪明，他都绝不可能在某个时间同时思考两件事情。你不相信？那好，让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现在设想你靠坐在椅子上，闭上双眼，试着同时去想自由女神像和你明天早上准备做的事情。（照着做，试试看。）

    你是不是会发现，你只能轮流想其中的一件事，而不能同时两者兼顾？在情感领域也是如此。我们不可能满怀激情地去做某件让人兴奋的事情，却同时因焦虑而拖延下来，因为一种情绪会驱除另一种情绪。这个简单的发现让部队的心理医生在二战期间创造了奇迹。

    一些人从战场上退下来的时候，因战争经历的打击而常患有“精神性神经症”，军医为此开出的处方就是：让他们忙起来。

    醒着的时候，这些受过精神创伤的人每一分钟都在不停地活动：钓鱼、打猎、踢球、打高尔夫、摄影、园艺以及跳舞等，根本不让他们有空闲去回想那些恐怖的经历。

    “工作疗法”是目前心理学上使用的一个术语，就是把工作当成治疗疾病的处方。古希腊医生早在公元前500年就已经倡导这种方法了。

    在本·富兰克林时代，费城贵格会的教众也曾使用过这种办法。1774年有人去访问贵格会的疗养院时，发现那些精神病人正忙着纺纱，感到很惊奇。他认为这些可怜的人是在遭受剥削，后来贵格会的人解释说，让病人稍稍做点事，其实有利于改善他们的病情，工作可以帮他们稳定情绪。

    每个心理医生都会告诉你，对于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来说，工作——即保持忙碌——是已知最好的麻醉剂之一。著名诗人亨利·瓦·朗费罗在失去年轻的妻子之后，也明白了这个道理。一天，他的妻子在蜡烛上熔化火漆的时候，不小心点着了衣服。朗费罗听到了她的尖叫，急忙赶来救她。但她还是因为烧伤去世了。在一段时间内，朗费罗深陷那次恐怖经历的记忆之中，备受折磨，几乎精神失常。幸运的是，他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需要照料。尽管自己无比悲痛，朗费罗还是承担起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职责。他带他们出去散步，给他们讲故事，和他们一起玩游戏，并通过诗歌《孩子们的时光》让他们父子间的感情得到了永生。他还翻译了但丁的作品。这些工作让他忙得一刻不停，彻底忘掉了自己，从而重新获得了心灵的平静。正如作家丁尼生在失去最亲密的朋友亚瑟·哈勒姆时所说过的：“我必须让自己忙碌起来，否则我会在绝望中沉沦。”

    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勤奋不懈或日常工作时，似乎不难做到“让自己忙碌起来”。但是工作之余的时光是很危险的，就在我们理应享受余暇、体味幸福的时候，“焦虑”这个恶魔就会朝我们袭来。此时的我们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是否有所成就，生活是不是过于单调，老板今天说的那句话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或者，我们是否开始谢顶。

    无所事事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常常近乎真空状态。每个学物理的人都知道，“大自然是不允许真空状态存在的”，你我见过的最接近真空的状态或许就是白炽灯的内部。灯泡一旦打破，大自然就会让空气一拥而入，填补理论上一片空白的地带。

    大自然也会填补思想上的真空。用什么东西来填补呢？通常是用人的情绪。为什么？因为焦虑、恐惧、仇恨、嫉妒和羡慕等情绪受到强大的原始能量的驱使，会将我们内心所有平静、快乐的情绪赶出大脑。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教授詹姆斯·默塞尔说得很好：“忧虑不会在你忙碌时袭扰你，而总是在你一天的工作完成后攻击你。因为此时你的想象力会天马行空起来，让你产生各种各样怪诞的想法，每一个小问题都被放大。在这个时候，”他继续说道，“你的思维就像是一个没有负重的发动机，它恣意狂奔，要冲破束缚，甚至将自己毁灭。要消除焦虑，就要让自己完全投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不只是大学教授才明白这个道理，并将它付诸实践。二战期间，我碰到了一个来自芝加哥的家庭主妇，她讲述了自己如何发现“治疗忧虑的有效方法是完全投入地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当时正从纽约前往我在密苏里的农场，在餐车里，我遇到了这位女士和她的丈夫。（很抱歉，我没能记下他们的姓名——我在举例的时候总喜欢附上姓名和地址，这会增加故事的真实性。）

    这对夫妻告诉我，他们的儿子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天就参了军。这位女士跟我说，她整天为这个唯一的儿子担心，差点毁掉了自己的健康：他到哪儿了？他安全吗？是否在作战？他会受伤吗？会牺牲吗？

    我问她是怎么克服焦虑的，她回答说：“我让自己忙碌起来。”她告诉我，一开始，她把女佣辞退了，想自己承担起全部的家务，让自己忙碌起来，但这样做没多少效果。她说道：“问题在于，我做家务几乎完全是机械式的，根本不用动脑子，所以我还是在担心。在铺床、洗碗的时候，我发觉我必须得找一份新工作，能让我时时刻刻都全身心投入其中，于是我到一个大型百货公司去做售货员。”

    “这下解决问题了，”她说道，“我发现自己立刻百事缠身：顾客将我团团围住，询问价钱、尺寸、颜色等等问题，除了工作，我没有一秒钟去想其他任何事情。到了晚上，我只想如何才能缓解双脚的疼痛。一吃完晚饭，我倒头便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担心什么。”

    她的发现，很像约翰·考柏·波伊斯在《忘掉不快的艺术》一书中所说的：“当人类专注于自己的分内工作时，一种舒适的安全感、一份内心深处的宁静和一丝幸福的迟钝感觉会抚慰他的心灵。”

    人生如此，何其幸福！

    世界最著名的女冒险家奥莎·约翰逊不久前向我讲述了她是怎样从焦虑和悲伤中解脱出来的。你可能读过关于她的故事，书名叫做《与冒险相伴》。如果说有哪位女性曾经与冒险为伴的话，那她肯定当仁不让。她16岁的时候嫁给了马丁·约翰逊，双脚自此离开了堪萨斯州沙努特市的人行道，踏上了婆罗洲荒野丛林中的小径。25年间，这对来自堪萨斯的夫妇一起周游世界各地，把亚洲和非洲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拍摄成纪录片。9年前，他们回到美国做巡回演讲，为人们放映他们著名的影片。有一次，他们乘飞机从丹佛前往西海岸。这架飞机撞在了山上，马丁·约翰逊当场身亡，医生们诊断说，奥莎永远也下不了床了。但是他们不了解奥莎·约翰逊。三个月之后，她就坐着轮椅，为大量观众做讲座了。事实上，她在那段时间发表了100多场演讲。当我问她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她回答说：“我这么做就没有时间再去悲伤和焦虑了。”

    奥莎·约翰逊发现的是一个世纪前丁尼生在诗句中曾阐述过的真理：“我必须让自己忙碌起来，否则我会在绝望中沉沦。”

    海军少将伯德在南极也发现了这个道理。他在那儿的一个小屋里孤独地生活了5个月，巨大的冰盖笼罩着南极，下面蕴藏着大自然最古老的奥秘，这块至今不为人知的大陆比美国和整个欧洲加起来还要大。伯德少将独自一人在那里呆了5个月，在方圆百里之内，没有其他任何生物存在。气候极度寒冷，他几乎可以听到自己呼出的气息在风吹过耳际时冻结住了。在《孤寂》一书中，伯德描述了他在令人迷乱、让人崩溃的黑暗里所度过的那五个月的生活。白天暗如黑夜，他必须忙个不停才能保持清醒。

    他写道：“每晚熄灯之前，我都养成习惯，明确第二天的工作，也就是为自己分配好时间，比如说，用一个小时检查逃生隧道，用半小时铲除冰碛，用一小时整理燃油桶，用一小时在储物通道的墙上挖一个书架，再用两个小时去修复载人雪橇上折断的支架……”

    他说：“能像这样支配时间非常奇妙，让我产生一种可以主宰自我的感觉。假如没有这类事情可做，生活就会没有目标，而一旦没有目标，生活就失去了意义，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请注意他最后这句话：“一旦没有目标，生活就失去了意义，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如果你我正忧心忡忡，那就让我们记住，用古老的良药——工作来解决问题吧。这是已故的理查德·卡博特博士说的，作为哈佛大学临床医学教授，他不啻为这方面的权威。卡博特博士在其著作《人类生存的条件》中写道：“作为一个医生，当看到许多因为难以控制的疑虑、踌躇、犹豫和恐惧等遭受心灵折磨的人们，通过工作得到康复，我就感到无比欣慰……工作带给我们的勇气，就像爱默生所提倡的自立一样，永远发出光辉。”

    如果我们不能一直忙碌，而是坐在那里空想，就会产生许多被达尔文称为“胡思乱想”的东西，而它们会像传说中的妖怪一样掏空我们的思想，摧毁我们的意志。

    我认识纽约的一个企业家，他用忙碌来赶走了那些“胡思乱想”，使自己没有时间去烦恼和焦虑。他叫特伦佩尔·朗曼，办公室在华尔街40号。他是我成人教育班的一名学员。他关于克服焦虑的讲述非常有意思，让我记忆犹新，于是，下课后我请他一起去吃宵夜，我们坐在餐厅里一直聊到深夜，探讨他的经历。下面就是他向我讲述的故事：

    18年前，我因焦虑过度而患上了失眠症。我那时情绪紧张，脾气暴躁，特别敏感，我觉得自己快要精神崩溃了。

    我的焦虑是有原因的。我当时在位于纽约西百老汇街418号的皇冠水果制品公司任财务经理。公司投资了50万美元，用于生产一加仑装的草莓罐头。20年来，我们一直把这种一加仑装的草莓罐头卖给制造冰激凌的厂家。突然有一天，我们的销售量急剧下降，原来，为了迅速增加产量并节省资金和时间，包括国家奶制品公司和波尔登公司在内的大型冰激凌制造商都转而购买桶装草莓了。

    我们不仅积压了价值50万美元的草莓销售不出去，而且根据合同，在今后的一年之内，我们还必须继续买进价值100万美元的草莓！我们已经从银行贷款35万美元，现在，这些款项既无法还清，也无法延期。我的焦虑也就可以理解了。

    我风风火火赶到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沃森维尔市的工厂里，想要让我们的总经理明白，形势变了，我们正面临破产的厄运。但他不肯相信，却把全部责任推到纽约公司身上，说他们营销不力。

    经过几天的努力，我终于说服他不再生产罐装草莓，并将那些新进的草莓拿到旧金山鲜果市场上销售。这样做基本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事已至此，我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可是，我却做不到这一点。焦虑是一种恶习，而我已经染上了。

    回到纽约之后，我开始担心每一件事情：公司在意大利购买的樱桃、在夏威夷采购的凤梨，等等，我精神紧张，难以入眠。就像我刚刚说过的那样，我的精神就要崩溃了。

    在绝望中，我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一举治好了失眠症，也不再焦虑。我想尽办法使自己忙碌，忙到必须付出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根本没有时间去焦虑。过去，我每天工作7个小时，现在我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每天清晨八点钟就到办公室，一直忙到深夜。我也开始承担新的工作，肩负起新的责任。等我子夜时分回到家中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倒在床上几秒钟便进入了梦乡。

    这样的做法坚持了差不多3个月，此时我已经改掉了焦虑的习惯，于是又重新回到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的正常状态。这件事情发生在18年前，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失眠和焦虑过。

    萧伯纳精辟地说过：“悲惨人生的根源就在于闲暇太多，于是庸人自扰地空想自己是否幸福。”他这么说是有道理的。所以，不必费心考虑这个问题！挽起袖子，干起来吧！你的血液会快速循环起来，你的意识也会运转起来。用不了多久，你身体里这一切积极向上的力量会将焦虑驱逐出你的大脑。动起来，保持忙碌状态，这是世上治疗焦虑最价廉物美的良药。

    要改掉焦虑的不良习惯，第一条规则就是：

    保持忙碌状态，焦虑的人必须让自己忙碌起来，否则就会在绝望中沉沦。

    第七节 不要被甲虫击败

    下面是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它让我终生难忘。这个故事是罗伯特·摩尔告诉我的，他住在新泽西州的梅普尔伍德区海兰大街14号。

    “1945年3月，我学到了此生最重要的一课，”他说道，“我是在中南半岛附近水域276英尺深的海下学到的，当时我在美国海军巴亚号潜艇（SS-318）上，潜艇上共有88名船员。我们通过雷达发现有一支日军小型舰队正朝我们这边驶来。黎明时分，我们浮向水面准备发起攻击。从潜望镜里我看到了一艘日本护航驱逐舰、一艘油轮和一艘布雷艇。”

    “我们向护航驱逐舰发射了三枚鱼雷，但都没有击中目标，几颗鱼雷的部件都出了问题。驱逐舰没有发现自己受到了攻击，继续向前行驶。正当我们准备攻击航行在最后面的布雷艇时，它突然调转方向，径直朝我们开来。（原来是一架日本飞机发现了我们的潜水艇，我们当时在水下60英尺的地方，飞机把我们的位置用无线电通知了那艘布雷艇。）为了防止被它侦查到，我们下潜到150英尺深的地方，并做好了应对深水炸弹的准备。我们给所有舱门都额外上了闩，为了让潜水艇完全静音，我们关闭了所有的风扇、冷却系统和所有的电器设备。”

    “三分钟后，所有的一切都天崩地裂了。6枚深水炸弹在我们四周爆炸开来，把我们的潜水艇冲击到水下276英尺深的海床上。我们恐惧万分，在不到1000英尺深的海水里，一旦受到攻击将会有很大的危险，如果不到500英尺，那将是致命的。但我们是在250多英尺深的水里受到的攻击，从安全角度看，这好比一个人躲在水里，而水只刚刚到他的膝盖。那艘日本布雷艇不停地投下深水炸弹，持续了整整15个小时。”

    “如果有炸弹在距离潜水艇17英尺以内的地方爆炸，其冲击波会在舰体上炸出一个洞来，而就有几十个这样的深水炸弹在我们周围50英尺范围内爆炸了。我们奉命‘停止工作’——静静地躺在自己的床上，保持镇定。我吓得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不停地念叨：‘这下死定了，这下死定了……’。风扇和冷却系统关闭后，潜艇内的温度达到了华氏100多度，可我却因为害怕全身颤栗，穿上一件毛衣外加一件衬了毛里的夹克，还是冷得发抖。我的牙齿咯咯作响，浑身冒出了冷汗。在持续了15个小时以后，攻击突然停止了，显然，那艘布雷艇在用光了所有的深水炸弹之后撤走了。这15个小时的攻击让我似乎地度过了一千五百万年。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都开始浮现在我眼前。”

    “我想起了所有自己曾经做过的坏事，想起所有曾经让自己烦心、但其实荒谬不堪的小事。加入海军之前，我是一家银行的职员，曾经为漫长的工作时间、微薄的薪水和渺茫的升迁机会而焦躁。之所以烦心，是因为我无法拥有自己的房子，买不起自己的新车，也不能给妻子购买漂亮的衣服。我当时是多么痛恨我那个老板啊！他总是吹毛求疵、呼来喝去！我还记得，每晚下班回家，我都疲惫不堪，满腹怨气，为一点小事就会跟妻子吵个不休。我还担心额头的一块疤痕，那是在一次车祸中割伤的。”

    “几年前，这一切烦心的事情显得多么严重啊！可是，当深水炸弹可能将我送上西天时，它们显得那么荒谬。我当场对自己发誓，如果还能活着重见天日，我再也不焦虑了！永远、永远不会！在潜水艇中度过的这恐怖的15个小时里，我学到了人生的艺术，其内容比我在锡拉丘兹大学四年间从书本中学到的还要丰富得多。”

    对于生活中的大灾大难，我们一般都能勇敢地面对，而一些类似“脖颈之痛”的小事却让我们心烦意乱。例如，萨缪尔·佩皮斯在他的《日记》里记述了目睹哈里·范内爵士在伦敦被砍头的整个经过：范内爵士上了断头台后，并没有请求饶他一命，而是求刽子手不要碰到他脖子上的疖疮！

    这也是伯德少将在极地酷寒的黑夜里的又一发现——他手下的人对“脖颈之痛”比对重大事情更容易斤斤计较。他们辛苦钻井，尽管有危险、有困难，还有零下80度的酷寒，却毫无怨言。“可是我知道，”伯德少将说道，“因为怀疑对方乱放东西挤占了自己的空间，他们中有好几个同居一室却彼此不说话。我还听说，有个细嚼慢咽惯了的人，吃饭时总要正经其事地嚼28下之后才咽下去，而另一个家伙则必须在食堂里找一个看不见此人的地方，否则就吃不下饭。”

    “在南极的营地中，”伯德少将说道，“训练有素的人都会被这类小事逼疯。”

    伯德少将还可以加上一句，婚姻生活中的琐事同样会让人精神崩溃，“世上伤心事，半数因它起。”

    至少，权威人士是这么说的。例如，芝加哥的约瑟夫·萨巴思法官在调解了4000多起婚姻纠纷之后总结道：“寻常琐事是婚姻不幸的根源。”纽约县地方检察官弗兰克·霍根也曾说：“刑事案件中有一大半都是小事引发的：酒吧里的逞强好胜、家庭中的口角纷争、轻蔑的话语、粗鲁的行为……正是这些琐事，导致伤害和谋杀。我们中间很少有人会遭到野蛮对待或蒙受不白之冤，只是因为尊严受损，被人怠慢，或虚荣心受到了一点小小的打击，就造成了世上半数的伤心事。”

    罗斯福夫人埃莉诺刚结婚时，因为新厨师做不好饭而“担心了好几天”。罗斯福夫人说：“如果现在发生这种事情，我就会耸耸肩把它给忘了。”好极了，这才像个成年人应有的情绪反应。对厨师把饭做坏了这种事，就连独裁的叶卡捷琳娜大帝也只是一笑了之。

    一次，我和我太太到芝加哥一个朋友家吃饭。他在切肉时出了点差错，我当时没注意到，即便注意到了，我也会不以为然。可是他妻子发现了，马上就当着大家的面斥责他：“约翰，你怎么搞的！难道你就永远也学不会切肉吗？”

    随后，她又对大家说：“他老是犯错误，一点也不用心。”也许他确实没有用心切肉，但我真佩服他能和她一起生活20年之久。说句心里话，我宁愿在祥和的气氛中吃几个抹着芥末的热狗，也不愿意一边听她责骂，一边吃北京烤鸭和鱼翅。

    在那次经历之后的不久，我和太太邀请了几个朋友来家里吃饭。就在他们快到的时候，太太突然发现有三块餐巾和桌布不搭配。

    她后来告诉我：“我立即冲到厨师那里，发现另外三条餐巾送去清洗了。客人已经到了家门口，也没有时间更换了。我急得差点哭了出来！我当时想到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愚蠢的错误，让它毁了我整个一晚上？’但我转念一想，为什么要让它毁了这一晚呢？于是我入席就餐，决定要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结果我做到了。我宁愿让朋友们认为我是一个比较懒散的家庭主妇，也不想他们认为我是一个神经质、坏脾气人。而且据我所知，根本没有人注意到餐巾的事。”

    有一条众所周知的法律原则：“法律不过问琐事。”焦虑的人也不应该为琐事烦心——如果他想保持内心平和的话。

    大多数时候，如果想摆脱琐事的烦扰，我们只需转换关注的重心，在大脑中建立一个轻松愉快的全新视角即可。我的朋友荷马·克罗伊是《巴黎见闻》和其他十几本书的作者，他用鲜活的例子阐明了这种做法。过去在纽约的公寓里写作的时候，他常常被暖气片里的水声吵得快要发疯。每当坐在书桌前写作的时候，水蒸气发出的嘶嘶声让他烦躁异常。荷马·克罗伊说道：“后来，我和几个朋友到野外露营，当我听到木柴在熊熊篝火中噼里啪啦作响时，我突然想到，这些声音和暖气片里的响声是何其相似啊，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声音而讨厌那个声音呢？在回家的路上，我告诫自己说：‘火中干柴的烧裂声是悦耳的声音，暖气片里的声音也差不多啊！我完全可以蒙头大睡，不去理会这些声音。’我真的这么做了。开始几天我还会想着暖气片，不过很快我就完全把它遗忘了。”

    “其实生活中很多烦心小事也是如此。我们讨厌它们并忧心如焚，只因为我们夸大了它们的严重性……”

    迪斯累利说：“人生何其短，岂容琐事烦。”安德烈·莫洛亚在《本周》杂志中撰文说：“这句格言曾经帮助我挺过了很多痛苦的经历。我们常常任凭一些本该不屑一顾的小事扰乱我们的心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光景可活，而我们却耗费了很多不可逆转的时间，为那些一年之内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的小事纠缠不清。不，让我们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有价值的行动上去，去为伟大的思想、真挚的感情和永恒的事业而奋斗！因为人生短暂，不该再为琐事虚度光阴。”

    即使像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这样光芒四射的人物，有时候也忘了“人生何其短，岂容琐事烦”这句格言。结果怎样呢？他和他妻弟打了佛蒙特州有史以来最有名的一场官司，甚至有人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叫《吉卜林的佛蒙特恩仇》。

    故事是这样的：吉卜林娶了佛蒙特州的一个女子卡罗琳·巴莱斯蒂尔为妻，他们在布莱特尔博罗造了一所漂亮的房子，准备在那里安顿下来度过余生。他的妻弟贝蒂·巴莱斯蒂尔成了吉卜林最好的朋友，他们俩一起工作，一起游玩。

    后来，吉卜林从巴莱斯蒂尔手里买了一块地，双方事先约定，巴莱斯蒂尔可以每季在那块地上收割牧草。突然有一天，巴莱斯蒂尔发现吉卜林要在那片草地上建一座花园，他顿时热血沸腾、暴跳如雷，吉卜林也立刻予以回击，让佛蒙特的郁郁青山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

    几天后，吉卜林骑自行车出去游玩，巴莱斯蒂尔驾着一辆几匹马拉的车突然横穿马路，逼得吉卜林摔了一跤。吉卜林曾经写道，“如果所有人都失去理智，咒骂你，你仍能保持头脑清醒”，可是他也失去了理智，不依不饶，非让人把巴莱斯蒂尔拘捕了起来。随后进行了一次轰动全国的审判，各大城市的记者都涌进这个小镇，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最终什么问题也没解决，而吉卜林和他的妻子却因此被迫永远离开了他们在美国的家。这一切闹心的痛苦皆因一桩小事而起，一担干草而已！

    伯里克利在24个世纪之前曾说过：“算了吧！各位！我们在琐事上纠缠太久了。”是的，我们的确如此。

    下面这个有趣的故事是哈瑞·爱默生·富斯狄克博士讲过的，它讲述了一棵森林巨树所经历的成与败。

    在科罗拉多州的朗斯峰山坡上，横卧这一棵巨大的枯树，植物学家告诉我们，它已经屹立了400多年。哥伦布在圣萨尔瓦多登陆的时候，它还是一棵幼苗；当清教徒到达普利茅斯并在那里定居下来时，它也才半大不小。在漫长的生命里，它曾先后14次被闪电击中。4个世纪以来，它经历了无数次狂风暴雪的侵袭，都挺了过来。但在最后，一群甲虫的攻击却让它轰然倒塌。那些虫子咬破树皮，并逐渐侵入树心，它们微小但却永不停歇的攻击伤了树的元气。这棵森林中的巨树，岁月不曾使它枯萎，闪电不曾将它击倒，狂风暴雨不曾使它屈服，却最终倒在一群用手指就能的甲虫面前。

    我们不都像森林中那棵身经百战的大树吗？我们不也顽强地经历了生命中偶尔出现的狂风暴雨和雷鸣闪电，却让手指即可捏碎的“焦虑小虫”吞噬了我们的内心？

    几年前，我和怀俄明州公路局局长查尔斯·塞弗雷德先生，还有其他朋友们一起去提顿国家公园参观约翰·戴·洛克菲勒的一处庄园。可是我乘坐的车转错了方向，比其他车晚了一个小时才到达庄园的入口。塞弗雷德先生拿着那把开启大门的钥匙，所以他就在那个闷热的、蚊虫肆虐的树林中等了我们整整一个小时。那里的蚊子多得足以把圣贤逼疯，但是它们奈何不了查尔斯·塞弗雷德。在等我们的时候，他从一棵白杨树上砍下一截树枝，将它做成了一个哨子。我们到达的时候，他是在咒骂那些蚊子吗？没有，他在吹那个哨子呢。我把那个哨子保存了下来，以此纪念那个懂得如何处理琐事的人。

    要抢占先机，击败焦虑，第二条规则就是：

    不要被生活中本该不屑一顾的琐碎小事扰乱了自己的心神。

    记住，“人生何其短，岂容琐事烦。”

    第八节 战胜焦虑的定律

    孩提时代，我生长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农场里。有一天，正在帮妈妈往坑里载樱桃树的时候，我突然哭了起来。妈妈问：“戴尔，你到底为什么哭啊？”我嗫嚅道：“我担心自己会被活埋掉。”

    那段时间，我内心总是充满焦虑。风暴来临的时候，我忧心忡忡，害怕被闪电劈死；生活艰难的时候，我提心吊胆，害怕会被饿死；我担心死后会下地狱；我怕一个叫山姆·怀特的比我大的男孩，他曾威胁我，要割下我的大耳朵；我担心女孩子在我脱帽向她们致敬时会取笑我；我担心将来没有一个女孩子愿意嫁给我；我还担心结婚后该跟妻子说什么。我想象着我们在某个乡村教堂举办婚礼，再坐顶部饰有穗带的漂亮马车回到农场……可是在回去的马车上，我该怎样让谈话进行下去呢？怎么办？怎么办？我跟在犁铧后面，一连好几个小时都在考虑这个惊天动地的大事。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慢慢发现，我所担心的事情中，99%都没有发生。

    比如，我前面说过，我曾经特别害怕被雷电劈死，但是现在我知道，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说法，我任何年份遭雷击死亡的概率都只有大约三十五万分之一。

    我担心自己被活埋则更可笑：我想一千万个人中也不见得有一个被活埋的，可我却曾为此担忧哭泣。

    现在，每8个人里就有一个会死于癌症。如果我一定要为什么事情担心的话，那也应该是担心得上癌症，而不是被闪电劈死或是被活埋。

    诚然，我刚才提的都是青少年时期的焦虑情绪。可事实上，我们很多成年人的焦虑也同样的荒谬。如果暂且抛开烦忧，依据平均律来衡量一下所有焦虑究竟值得不值得，我们就可能消除九成的焦虑。

    全世界最有名的保险公司——伦敦劳合社——之所以能赚得盆满钵满，就是利用了大家对一些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心理。劳合社是在和人们进行一场赌博，赌的就是他们担忧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当然他们不叫它“赌博”，而称之为“保险”。实际上，这就是基于平均律的一种赌博。这家大保险公司已经兴旺了200年，除非人类的天性有所改变，否则它仍将继续走强5000年，其手段就是为一些鞋子、船舶和封蜡提供灾害保险，而根据平均律，这些灾害是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频繁发生的。

    如果研究一下平均律，我们经常会发现许多令人震惊的事实。例如，假如我知道自己在五年之内必须得参加一场像葛底斯堡战役那样惨烈的战争，一定会感到害怕。我会买进全部人寿保险，写好遗嘱，把所有的世俗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会说：“我可能无法活着从战争中回来，所以我得充分享受剩下的岁月。”但事实上，依据平均律，在和平时期从50岁活到55岁跟参加葛底斯堡战役一样危险，同样会让人送命。我的意思是说，在和平时期，50到55岁之间的千人死亡率和葛底斯堡战役里16.3万名士兵的千人阵亡率是一样的。

    这本书中的几个章节是我在詹姆斯辛普森创建的纳塔吉旅馆中写完的，它位于加拿大落基山脉上的弓湖边。一年夏天，我在那里逗留期间遇到了从旧金山来的赫伯特·塞林格夫妇，他们住在旧金山市太平洋大街2298号。塞林格夫人是一个稳重端庄的女性，在我的印象中她好像从未曾焦虑过。一天晚上，在熊熊燃烧的壁炉边，我问她有没有因为焦虑而造成困扰。她回答说：“困扰？我的生活差点都被焦虑毁掉了。在学会克服焦虑之前，我过了11年地狱般的生活，而且都是自找的。那时我脾气不好，性格暴躁，生活在非常紧张的情绪之下。每个星期我都坐公共汽车从圣马特奥的家到旧金山买东西，即便是在购物的时候，我也会张皇失措：我是不是把电熨斗放在熨板上没有拿下来？家里会不会着火？女佣是不是丢下孩子跑了？孩子们会不会骑着自行车出去被汽车撞死了？我常常因担心而冷汗直冒，只好冲出商店跑回家去，看看一切是否安然无恙。也难怪我的第一次婚姻会以灾难告终。”

    “我第二任丈夫是个律师，性格沉稳，能够对事情作深入分析，他从不为任何事情焦虑。每当我紧张焦虑时，他就会对我说：‘轻松点，我们合计一下……你真正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研究一下平均律，看看这种事情是否有可能发生。’”

    “记得有一次，我们从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开车前往卡尔斯巴德洞窟，在一条土路上遇到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

    “车子不停地打滑，难以控制。我想我们准会滑到路边的沟里去，可我丈夫一直对我说：‘我现在开得很慢，不会出事的。就算车子滑到沟里，按照平均律，我们也不会受伤。’他的冷静和自信让我慢慢镇静了下来。”

    “还有一年夏天，我们到加拿大落基山脉的托昆大峡谷做露营旅行。一天晚上，我们在海拔7000英尺的地方露营，一场暴风雨眼看着就要把帐篷撕成碎片。帐篷的绳子是固定在一块木制平台上的，外层的帐篷布在狂风中战栗，发出凄厉的尖叫。我担心我们的帐篷随时都会松动，被卷到天上去。我吓坏了，可丈夫一直跟我说：‘亲爱的，跟我们同行的是印第安向导，他们知道该怎么做。他们在这山里搭建帐篷已经有六十年了，这个帐篷在这儿也搭了好几年了，从没被吹坏过，从平均律的角度来看，今晚也不会被风吹走。即便真的吹走了，我们也可以躲到别的帐篷里去，所以还是放松点吧。”我的确放松了下来，那一夜余下的时间睡得很香甜。’

    几年前，小儿麻痹症在加州我们这一带流行，要是放在过去我一定会紧张万分，但是这次我丈夫劝我要保持镇静。我们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让孩子们远离人群，暂时不要去学校和影院。我们咨询了卫生局，发现即使是在小儿麻痹症流行的最高峰时期，整个加州只有1835名儿童罹患此病，而正常情况下的患病人数也只在200到300人左右。尽管这些数字让人觉得心酸，但从平均律的角度看，我们觉得任何一个儿童患此病的几率微乎其微。

    “从平均律的角度看，这种事情不会发生。”这句话消除了我90%的焦虑，使我在最近20年过上了平静美好的生活，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

    乔治·克鲁克将军——他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印第安斗士——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印第安人“几乎所有的焦虑和不幸都是来自他们的想象，而并非来源于现实。”

    回顾过去的几十年，我发现我绝大部分焦虑也是来源于此。吉姆·格兰特告诉我，他的经验同样如此。他拥有一家批发公司，位于纽约富兰克林大街204号，每次他都要从佛罗里达州订购十几车皮橘子和西柚。他告诉我，他当时经常被一些奇怪的想法所折磨：万一火车发生事故怎么办？万一水果在乡间滚了一地怎么办？万一我的车皮经过时，下面的桥坍塌了怎么办？虽然这些水果都是上过保险的，但他仍然担心水果不能如期交货，可能会丢掉市场份额。他为此焦虑万分，并且得了胃溃疡，于是，去找医生检查。医生告诉他，他的身体没有别的毛病，就是过于紧张。他说道：“这时我恍然大悟，开始扪心自问：‘我说吉姆，这么多年来你经手过多少车的水果？’答案是：‘大概有25000车次吧。’我又问自己：‘这些车皮出过几次车祸？’答案是：‘大概有5次吧。’于是我自忖道：‘25000车皮，只有5次事故，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五千分之一的概率！换句话说，从平均律和实际经验的角度来看，你的车皮出事故的几率是五千分之一。那你还担心什么呢？’”

    “然后我对自己说：‘桥确实是可能会塌的！’接着又问自己：‘你因桥的坍塌而实际损失了多少车皮？’答案是‘没有。’于是我对自己说：‘为了一座从来也没有塌过的桥，为了五千分之一的车辆出事概率，焦虑到居然会得了胃溃疡，你真傻！’”

    “这样一想，”吉姆·格兰特对我说道，“我发觉自己的确很傻，于是从那一刻起，我决心以后要让平均律来解决我的焦虑问题。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受到‘胃溃疡’的困扰！”

    埃尔·史密斯在纽约当州长时，我常听到他面对政敌的攻击时说：“让我们查查记录……让我们查查记录。”然后，他只陈述事实。如果下次担忧什么事情会发生时，我们不妨向睿智的埃尔·史密斯学习：查一查以前的记录，看看我们这样焦虑到底有没有事实依据。

    当年，弗雷德里克·马尔施泰特担心自己正躺在坟墓里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以下是他在我们在纽约举办的一个成人教育培训班上讲述的故事：

    “1944年6月初，我躺在奥马哈海滩附近的一个散兵坑里。我当时是第999信号连的士兵，刚刚在诺曼底挖好了战壕。我看着地上这个长方形的战壕，自言自语道：‘这太像一座坟墓了。’我在里面躺下准备睡觉时，感觉确实像座坟墓。我忍不住寻思：‘或许，这就是我的坟墓了。’这天晚上11点，德军的轰炸机飞了过来，炸弹从空中呼啸而下，吓得我魂不守舍。刚开始的两三天我根本没合眼，到了第四天、第五天夜里，我的精神几近崩溃。我知道，要是不想点办法的话，我就会彻底疯掉。于是我提醒自己，已经过了5个晚上了，我还活着呢，而且我们小组的人都活得好好的，只有两个受了轻伤。而他们之所以受伤，并不是被德军的炸弹炸到，而是被我们自己的高射炮碎片误伤。我决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来排解心中的焦虑。于是，我在我的散兵坑上搭了一个厚厚的木头屋顶，防止自己被高射炮弹片击中。我想到了我们部队部署的广大区域，跟自己说，只有炸弹直接命中我这个又深又窄的战壕，我才会被炸死；我估算了一下，被直接命中的概率不到万分之一。这样又过了两三个晚上，我镇静了下来，甚至在敌机袭击的时候都能安然入睡了。”

    美国海军也常用平均律的数据来激励士气。一个曾当过水兵的人告诉我，当他和同伴被分派到一艘高辛烷油轮上的时候，个个烦得要命。他们都认为，如果装有高辛烷汽油的油轮被鱼雷击中，它会发生爆炸，所有人都要完蛋。

    但是美国海军部门自有主张；他们发布了一些精确的统计数据，说被鱼雷击中的100艘油轮里，有60艘仍然浮在海面，而沉没的40艘里，也只有5艘是在10分钟之内沉没的。也就是说，发生事故时，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逃离船只，伤亡率是极低的。这些数字能够鼓舞士气吗？“关于平均律的这些知识打消了我们的顾虑，”克莱德·马斯说道，“所有的船员都感觉好多了。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是逃生的机会。而且根据平均律来看，我们不大可能会送命。”他住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胡桃街1969号，这个故事就是他讲的。

    要抢占先机，击败焦虑，第三条规则就是：

    “让我们查查记录。”让我们问问自己：“从平均律的角度看，我担心的这件事情发生的几率有多大？”

    第九节 既来之 则安之

    我小时候，有一天和几个朋友在密苏里州西北部一间废弃的旧木屋的阁楼上玩。我从阁楼上爬下来的时候，站在窗台歇歇脚，然后跳了下来。可是，我左手食指上戴着的一枚戒指在我往下跳的时候钩在了钉子上，把我整根手指扯掉了。

    我惨叫起来，惊恐万状，以为自己肯定会死掉。但等手指愈合后，我一秒钟都没有为它烦恼过。那又有什么用呢？我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现在，我经常一连个把月都不会想起，我的左手只剩下4个指头了。

    几年前，我在纽约商业中心的一座办公大楼里遇到了一位开货梯的男士。我注意到他的左手齐腕被切除了。我问他是否因为失去一只手而苦恼，他回答说：“哦，没有，我几乎都没想过它。我还没结婚，只是在穿针引线的时候才会想起它。”

    人在不得已的时候几乎可以接受任何现实境遇，会调整自己，将它遗忘，而且速度惊人。

    我常常想起刻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一座15世纪教堂遗址上的一处铭文，它是用佛莱芒语写：“事已至此，别无选择。”

    在我们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你我势必会碰到一些令人不快的经历，它们已然如此，就不可能再改变了。我们却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坦然接受，并调整自己去适应它们，我们也可能为此耿耿于怀，进而毁了自己的生活，甚至最终精神崩溃。

    下面是我喜欢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所给的忠告：“要欣然接受既成事实，接受业已发生的事实，是应对随之而来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东北区第49大道2840号的伊丽莎白·康利女士在经历磨难之后终于领悟到了这一点。以下是她最近给我的来信：

    就在美国庆祝军队取得北非大捷的那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陆军部的电报，说我最疼爱的侄子在战斗中失踪了。没过多久，我又收到另一封电报，说他已经牺牲了。

    我悲痛欲绝。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生活得非常幸福，我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还帮助抚养起了这个侄子。在我看来，他身上展现了年轻人所能具有的一切美好品质，我曾以为我之前的善举就要得到回报！……然而，电报来了，我的整个世界都坍塌了，我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我无心工作，忽略了朋友，对一切都不在意了。我的内心充满了悲愤。为什么要夺走我深爱的侄子？为什么这个前程似锦的优秀青年就这样丢了性命？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悲痛难抑，于是决定辞去工作，远离人群，任由眼泪和伤痛淹没自己。

    就在我清理桌子，准备辞职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一封早已遗忘的信件——正是刚刚去世的侄子写的，那是几年前我母亲去世时他寄来的信。信中写道：“当然，我们都会怀念她，尤其是您。但我知道您会撑过去的，您自己的人生哲学会让您那么做。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您教给我的那些伟大的真理，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们相隔多远，我都会记得，是您让我微笑着面对生活，像男子汉一样承担一切。”

    我把那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好像此时他正坐在我身边，和我聊着天。他仿佛在对我说：“您为什么不照您教给我的那样去做呢？坚持住，无论发生什么，用微笑驱散您的悲伤，坚持下去。”

    于是，我又回到工作岗位上，不再怨天尤人。我不时告诫自己：“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无法改变它。但我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继续生活下去。”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并且给战士们——其他人的孩子——写慰问信。我还在晚上参加了一个成人教育班，找出新兴趣，结交新朋友。随后发生的改变我几乎都不敢相信。我不再为一去不返的过往而悲伤。现在，我就像侄子所期待的那样生活在快乐之中，生活恢复了平静。我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现在过着比以前更充实更完整的生活。

    远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伊丽莎白·康利所领悟到的正是我们每个人迟早都要学会的东西，即，我们必须坦然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并且去适应它。“事已至此，别无选择。”要学会这个道理并非易事，即使是王座上的国君也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这一点。英王乔治五世就在他白金汉宫书房的墙上挂着这样一句话：“不思水中捞月，谨记覆水难收。”哲学家叔本华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他说：“逆来顺受，是开启人生旅程的必修课。”

    显然，环境本身并不能决定我们是否幸福，而我们对环境的态度才会决定我们的感受。耶稣曾说，天堂在你心中，地狱也在你心中。

    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忍受灾难和悲剧，并战胜它们。我们或许想不到，每个人内心深处其实都蕴藏着惊人的能量，只要善加利用，它就能帮助我们度过一切艰难困苦。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要更坚强。

    已故的美国小说家布思·塔金顿常说：“我能忍受生活中的一切不幸，除了失明，那是我永远也无法忍受的。”

    可是，在他六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天，他低头去看地毯时，发现地毯的颜色模糊了，地毯上的图案也看不清。他去看了专家，得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他就快失明了。一只眼睛已经接近失明，另一只眼睛也快瞎了。他最害怕的事还是落到了他的头上。

    塔金顿对这“最大的灾难”是什么反应呢？他是否会觉得“完了，我的末日到了”呢？没有，出乎他自己意料的是，他依然心情舒畅，甚至展现出幽默的一面。晃动的“黑点”困扰着他，它们在他眼前飘来飘去，遮住了他的视线。可是，当最大的黑斑从他眼前晃过时，他会说：“嘿，黑斑老爷爷又来了！今天这么好的天气，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啊？”

    命运能征服这样的灵魂吗？答案是，不能。完全失明后，塔金顿说：“我发现，我能坦然地接受失明的现实，这与一个人承受其他事情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我的五种感官全部丧失了，我还能活在我的内心世界里。因为我们是用心在看，用心在活，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抱着恢复视力的希望，塔金顿在一年之内做了12次以上的手术，而且都是局部麻醉。他为此抱怨过吗？他知道必须要这么做，无法逃避，因此减轻痛苦的唯一办法就是欣然接受。他不愿住在私人病房，而是住进一个大病房里，和其他病人呆在一起，并试着开导他们。当他必须多次接受手术时，尽管非常清楚自己的眼睛正经受怎样的动作，他仍提醒自己是何等的幸运。“多奇妙啊，”他说，“多奇妙啊，科学已经发展到能够为人眼这么精微的器官做手术了。”

    对于一般人来说，如果要忍受12次以上的手术，忍受不见天日的生活，恐怕早已经崩溃了。塔金顿却说：“我不愿意用其他快乐的经历来替代这次不幸的体验。”因为这次经历教会了塔金顿如何去承受，也使他了解到，生活带来的一切都是可以承受的，正如约翰·弥尔顿所说的，“失明并不痛苦，痛苦的是无法忍受失明。”

    新英格兰著名的女权运动者玛格丽特·富勒曾有一句座右铭：“我愿接受整个世界！”

    爱发牢骚的托马斯·卡莱尔在英国听说了此事，不屑一顾地说：“哟，她最好能如此。”是的，我们最好也能接受一切不可避免的事实。

    如果我们抱怨、不满，心怀怨愤，是无法改变既成事实的，能改变的是我们自己。我明白这些道理，因为我亲身尝试过。

    有一次，我拒绝接受面对的既成事实，像傻瓜一样地抱怨、反抗，结果弄得我彻夜难眠，痛苦不堪，讨厌的事情纷至沓来。终于，经过一年的自我折磨，我不得不接受了从一开始就知道无法改变的事实。

    几年前我就应该跟着惠特曼大声朗读他的诗句了：

    啊！要像树木和动物一样

    镇静地面对

    黑夜，风暴

    饥饿，耻笑

    变故，挫折

    我与牛打了12年交道，还从未见过哪一头泽西奶牛因为牧场干旱、冰雹、寒冷，或是男友过于关注其他母牛而大发脾气。动物们能平静面对黑夜、风暴和饥饿，因此他们永远不会精神崩溃，或者得胃溃疡，他们从来不会发疯。

    我绝对不是说面对一切逆境时都应该低头认输，那样就是赤裸裸的宿命论了。只要还有一线逆转的机会，我们就要为之奋斗！可是当常识告诉我们，面对的一切已经无法改变时，我们就该保持理性，而不要左顾右盼，作不切实际的打算。

    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霍克斯院长告诉我，他曾经把一首鹅妈妈童谣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天下病痛知多少，

    并非全部有良药。

    能医则医尽人事，

    没有良药就忘掉。

    在写这本书时，我采访了好几位美国商界领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大都能适应无法避免的现实，过着格外无忧无虑的生活。假如他们不能做到这点，早就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垮掉了。下面几个例子可以佐证我的看法：

    詹姆斯·卡什·潘尼创办了遍布全美的潘尼连锁商店，他告诉我：“哪怕我所有的钱都赔光了，我也不会焦虑，因为我知道焦虑并不能让我得到什么。我尽可能把工作做好，至于结果，就交给众神处理吧。”

    亨利·福特也说过类似的话：“碰到我也没法处理的事情，我就让它们自行解决。”

    我曾问起时任克莱斯勒公司总裁的凯勒先生，他是如何将焦虑拒之门外的，他说：“面对棘手的问题，如果我能够为此做点什么，我就去做。如果无能为力，我就把它抛到脑后。我从不为未来担心，因为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影响未来的因素太多了！谁也说不准那些因素背后的动因会是什么，或者完全了解它们，那又何必为它们操心呢？”如果你说凯勒是个哲学家，他会感到难为情。他只是个成功的商人，但他这种想法却和1900年前的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在罗马教授的哲学思想异曲同工，爱比克泰德说：“快乐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去为力所不及的事情烦恼。”

    有着“女神莎拉”美誉的莎拉·伯恩哈特知道怎样适应不可避免的现状，可谓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她统治着四大洲的舞台达半个世纪，是世界上最受人喜爱的的女演员。可是在她71岁那年，她破产了，变得身无分文，而此时她的医生，来自巴黎的波奇教授告诉她，他必须给她做截肢手术。因为她在横渡大西洋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雨，摔倒在甲板上，结果腿部严重受伤，感染了静脉炎。她的腿萎缩了，疼痛难忍，医生认为必须进行截肢。“女神莎拉”一贯脾气暴烈，医生实在很害怕告诉她这个消息。他满以为这个可怕的消息会让她歇斯底里地暴跳如雷。可是他错了。莎拉看了他一会儿，平静地说：“如果非得这样的话，那就只好这样了。”这就是命运。

    她被推进手术室时，她的儿子站在一边哭泣。她却欢快地朝他挥了挥手，开心地说：“不要走开，我马上就会回来。”

    去手术室的途中，她朗诵了一段她出演的戏剧中的一段台词，有人问她这样做是否在鼓舞自己，她说：“不是，我是在给大夫和护士们打气，他们的压力可大得很呢。”

    从手术中康复后，莎拉·伯恩哈特继续周游世界，让观众们又为她疯狂了7年。

    埃尔西·麦克考米克在发表于《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当我们不再与不可避免的事实抗争时，我们就会释放出能量，去开创更加丰富的人生。”

    没有人能有足够的激情与精力，一面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实，一面创造新的生活。你只能选择其一，要么在不可抗拒的冰风雪雨中弯弯腰，要么与之抗争进而被折断。

    我在密苏里州的农庄上，就见识过这样的事情。我在农庄里种了几十棵树，它们一开始长得异常迅速，但一场风雪把所有的树枝都裹上了厚厚的冰雪。这些枝条在重压之下，没有弯曲，而是傲然挺立，不堪重负而纷纷折断了，最终难逃毁灭的命运。它们没有学会北部地区树木的智慧。我曾在加拿大穿行于绵延数百英里的常绿林，还没有见过哪一棵云杉或松树因为冰雪而折断。这些常绿林都知道如何弯腰，如何弯曲枝条，去适应不可改变的现实。

    日本的柔术大师常告诫学生，“要像杨柳一样柔韧，不要像橡树一样坚挺。”

    你知道汽车轮胎为什么能在路上支持那么久、能忍受那么多的颠簸吗？起初，轮胎制造者试图造出一种能够抗拒道路震动的轮胎。结果，轮胎很快就碎裂了。后来，他们制造出一种可以吸收道路冲击力的轮胎，这样的轮胎具有“承受”能力。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上，如果我们也能学会吸收各种压力和颠簸的话，我们就能活得更长久，享受更轻松的旅程。

    如果我们不是吸收这些人生中冲击而是与之对抗，如果我们不能够“像杨柳一般柔韧”而是“像橡树一样坚挺”，情况会怎样？答案很简单，我们会造成内心的冲突，我们会焦虑不安、紧张急躁、神经过敏。

    如果我们走得更极端一点，抵制残酷的现实世界，退缩进自己构筑的梦想世界，那么我们就精神失常了。

    战争时期，成千上万受到惊吓的士兵要么接受难以逃避的残酷现实，要么在压力下崩溃。让我们用威廉·卡西柳斯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他住在纽约格伦代尔市76大街7126号，以下是他在一个我开设在纽约的成人教育培训班上所作的精彩演讲：

    我加入海岸警卫队不久，就被派到大西洋海岸一个最炎热的地方，担任爆炸品管理员。想想看，我——一个卖饼干的销售员，居然突然成了爆炸品管理员！光是想想站在数千吨的TNT炸药上，就能把我这个饼干销售员吓得心惊胆战。我只接受了两天的训练，而且所学到的东西使我内心更加充满了恐惧。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执行任务时的情景。在阴暗寒冷、雾气弥漫的一天，我接到命令，前往新泽西州贝永市的卡文角码头。

    我被分配到船上的第五号船舱，必须在里面和五个搬运工人一起工作。他们个个虎背熊腰，但对炸药一无所知。他们正在装运巨型炸弹，这种炸弹每颗都含有重达一吨的TNT炸药，足可以把那条旧船炸上西天。这些巨型炸弹是用两根钢索吊到船舱的。我不停地对自己说：“万一哪根钢索滑开，或者断掉……哦，天哪！”我怕得不行，直打哆嗦，唇焦口燥，膝盖发软，心跳加速。可我不能逃走，那将构成弃船罪名！不但我没脸见人，就连我的父母也会颜面丢尽，而且我可能因此而被枪毙。我不能走开，只能留下来。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码头工人漫不经心地搬运炸弹。这条船每一分钟都可能爆炸。在担惊受怕地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终于能运用常识考虑问题了。我好好开导起自己来，对自己说：“好吧！就算被炸着了，又怎么样呢？反正死时也没有什么感觉了，这种死法倒也痛快，总比死于癌症要好得多。别傻了！你总不能指望长生不老吧，你必须得完成这个任务，否则就要被枪毙，所以还是热爱这份工作吧！”

    我就这样跟自己讲了几个小时，开始觉得轻松了一点儿。最后，我克服了自己的焦虑和恐惧，让自己接受了不能逃避的现实。

    这次教训让我终生难忘。现在，每当我开始为无法改变的事情焦虑时，我就会耸耸肩膀，说：“无所谓！”我发现这个办法确实管用，即使像我这个饼干销售员都能做到。

    太棒了！让我们为这个来自皮纳福的饼干销售员欢呼三声吧！

    除了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以外，历史上最有名的死亡场景就得数苏格拉底之死了。即便经历千秋万代，人类还会阅读和欣赏柏拉图的不朽描述——那是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最凄美动人的篇章。雅典城里的某些人，对赤脚而行的苏格拉底又嫉妒又羡慕，他们捏造罪名控告苏格拉底，让他受审并被判处死刑。和善的狱卒在把一杯毒酒交给苏格拉底时对他说道：“对必须承受的事，就欣然承受吧。”苏格拉底照办了，他平静而顺从地面对死亡，展现出近乎神性的光辉。

    “对必须承受的事，就欣然承受吧。”这句话是在公元前399年说的，但在今天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句名言：对必须承受的事，就欣然承受吧。

    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专门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怎样消除焦虑的书籍和文章。你想知道我在读过这么多材料之后，所找到的排除忧虑的最佳忠告是什么吗？就是下面这27个字，你我都应该把它贴在浴室的镜子上，这样，我们每次洗脸的时候，都可以同时把心中的焦虑洗掉。这个珍贵的祷文是协和神学院实践神学教授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博士写下的：

    祈求上帝赐予我宁静，

    去接受无力改变的现实；

    请赐予我勇气，

    去改变力所能及的事情；

    请赐予我智慧，

    看清这两者的差异。

    抢占先机，击败焦虑，第四条规则就是：

    适应不可改变的现实。

    第十节 给焦虑设定“止损指令”

    你想知道怎么从股市上赚钱吗？成千上万的人都想知道其中的秘诀——如果我能知道答案，那这本书就可以卖个天价了。不过，倒是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有些成功的操盘手经常用到它。下面这个故事是投资顾问查尔斯·罗伯茨向我讲述的，他的办公室在纽约第42大街东区17号。

    查尔斯·罗伯茨告诉我说：“我当初从得克萨斯州到纽约来的时候，身上只有两万美元，那还是朋友让我投资到股市的。”他接着说：“我原以为自己对股市挺在行的，但却赔得一分不剩。虽然在某几次交易中赚了不少钱，但最后还是赔得精光。”

    “自己的钱赔了我倒不太在意”，查尔斯·罗伯茨解释说，“但是把朋友的的钱都赔光了，却让我十分难受，尽管他们都还赔得起。投资不利，我很害怕再面对他们，可没想到，他们对这件事看得很开，而且对前景非常乐观。”

    “我知道自己一直是依靠运气和别人的观点进行交易，正如H.I菲利普所说，我一直在‘用耳朵炒股’。”

    “我开始反思自己的错误，决心在对股市有充分的了解后再进入。于是我多处求索，结识了一位成功的股票投资人伯顿·卡斯尔斯。他多年来投资有道，久富盛名，这不是只靠机遇和运气就能做到的，相信我一定能从他那儿获益良多。”

    “他就我过去的交易情况提了几个问题，然后告诉了我一条交易原则，我相信这是股票交易中最为重要的原则。他说：‘我对每一次股票买卖都设定了一个止损委托指令。比如说，如果我以50美元一股的价格买进某只股票，会立刻设定一个45美元的止损点。’这就是说，万一股票下跌，降至比成本低5个点的时候，就会自动卖出，这样就可以把损失限制在5个点之内。”

    “‘如果你当初的买卖委托足够精明的话，’这位炒股大师接着说道，‘你就能赚到平均10%、25%，甚至50%的利润。因此，把你的损失限定在5个点，即使你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判断错误，仍然可以赚到很多钱。’”

    “我立刻采纳了这个办法，并一直沿用至今，它已经帮我和我的客户赚到了成千上万的财富。”

    “后来我发现，这个‘止损’的原则不仅可以用在股市，还可以适用在其他方面。我开始为自己遇到的各种烦恼和怨愤设定一个‘止损指令’，效果非常之好。”

    “比如，我常和一个很不守时的朋友共进午餐。过去，他总是让我在烦躁的等待中度过一半的午餐时间，然后才姗姗来迟。无奈之下我跟他明确了我的‘止损指令’，我告诉他：‘比尔，我以后在等你这件事上的止损点就是十分钟，要是你迟到十分钟以上才到的话，咱们的午餐约会就取消了，我不会再等你。’”

    天啊！我真希望我能早几年就有这种观念，为我的急躁情绪与火爆性格、为遇事寻开脱的想法、为我的悔恨、为我所有的精神与情感压力设定一个“止损点”。为什么当初心绪不宁的时候，我就没这个意识衡量一下形势，然后告诫自己，“戴尔·卡耐基，这件事只值得操这么多心，不能再多了”？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不过，至少我曾经还算聪明地处理过一件事情。那也是一次相当严重的情况，是我此生一个重大的危机，当时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梦想、对未来的规划和多年来的努力化为乌有。事情是这样的：30岁出头的时候，我立志以写小说为生，我要成为第二个弗兰克·诺里斯，杰克·伦敦或是托马斯·哈代。我对此满怀诚意，甚至在欧洲住了两年，因为那时一战刚刚结束，各地大量印制钞票，在欧洲靠美元过日子可以降低生活成本。我在欧洲花了两年的时间创作了我的巨著，我把它定名为《暴风雪》。

    这个书名相当贴切，因为出版商对它的态度恰似呼啸着刮过达科他平原的暴风雪。当经纪人告诉我这部作品毫无价值，说我没有写小说的天赋和才能的时候，我的心脏几乎都停止了跳动。我茫然无措地走出他的办公室，哪怕他用棒子敲打我的头，我也不会有什么反应。我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必须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我该怎么办？我该向何处去？几个星期之后，我才慢慢清醒过来。那个时候，我还没听说过“为你的忧虑设定止损指令”这种说法，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已经在无意中这样做了。我让费尽心血撰写小说的两年一笔勾销，把它看作一次宝贵的人生经验，然后以此为起点继续前进。我重操旧业，继续组织和教授成人教育班，并利用闲暇创作一些传记和非小说类的作品——比如你正在阅读的这本。

    我对自己当时的决定是否满意呢？满意？现在每当我想起当年这件事情，我都开心得想要当街手舞足蹈！我可以坦率地说，从那以后，我没有哪一天甚至哪一小时为自己未能成为第二个托马斯·哈代而懊恼。

    一个世纪前的某个夜晚，一只苍鹗在瓦尔登湖畔的树林里厉声尖叫着，就在此时，亨利·梭罗用鹅毛笔蘸着自制的墨水，在日记中写道：“世间万物都是我们用生命做代价换来的，有的即刻兑现，有的则需时日。”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为某件事付出了过多的生命代价，那我们就是傻子。

    然而，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正是干出了这样的傻事。他们知道如何创作出快乐的唱词和曲调，不幸的是，他们却完全不知道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创造快乐；他们创作了不少为世人称道的轻歌剧，比如《佩兴斯》、《皇家海军“围裙”号》和《日本天皇》，却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因为一张地毯的价格，他们仇视多年。沙利文为他们共同买下的剧院订购了一块新的地毯，吉尔伯特看到账单时火冒三丈，他们甚至为此闹上了法院，从此两人老死不相往来。当沙利文替新作品谱完曲时，就把它寄给吉尔伯特，而吉尔伯特填好词，就再给沙利文寄回去。有一次，他们不得不同时上台谢幕，两人就分别站在台的两边，向不同方向鞠躬，以免看见对方。他们没想到要像林肯那样，为怨恨设定一个止损指令。

    美国内战时期，林肯的朋友纷纷攻击他的政敌，林肯却说：“对这些私人恩怨，你们好像比我要多，也许我这种感觉太迟钝了吧，可我一向认为，这样做很不值得。一个人实在没有必要把他半生时间都花在与人争吵上。如果那些人不再挑衅，我就会不计前嫌。”

    我真希望伊迪丝姑妈也有林肯这样宽厚的胸怀！她和法兰克姑父住在一个已经抵押出去的农庄上。那里苍耳丛生，土地贫瘠，灌溉条件很差。他们过得很艰辛，每分钱都得省着花。可是，伊迪丝姑妈很想买一些窗帘和其他小东西来装饰空荡荡的家，为此她向密苏里州马里维尔市一家小杂货铺赊帐购买这些小奢侈品。法兰克姑夫为他们的这些债务忧心忡忡。作为庄稼人，他不愿意在外欠债，于是他悄悄告诉杂货店老板丹·埃维索尔，不要再赊帐给他的妻子。伊迪丝姑妈听说了这件事，顿时暴跳如雷——如今这事过去快50年了，她还在为此生气。我曾经多次听她说过这件事。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经七十好几了。我问她：“伊迪丝姑妈，法兰克姑父让你丢了面子确实不对，可是难道你不觉得，你已经埋怨了半个世纪，这比他所做的事情不是更差劲吗？”（结果我这话还是对牛弹琴。）

    伊迪丝姑妈为她这些不快的记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让自己的内心永远不得安宁。

    本杰明·富兰克林7岁的时候，犯了一个70年都不能忘怀的错误。7岁那年，他迷上了一支哨子，于是兴奋地走进玩具店，连价钱都没问，就把所有的铜板堆放在柜台上，买下了那只哨子。70年后，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后来，我回到家中，满屋子兴高采烈地吹着哨子。”但是当他哥哥姐姐发现他买哨子多付了很多钱时，纷纷取笑他，富兰克林后来说：“我懊恼得大哭了一场。”

    多年后，富兰克林成了闻名世界的大人物，担任驻法国大使，他还念念不忘这件事，觉得“口哨带给他的快乐根本比不上为口哨多付了代价而给他带来的烦恼”。

    不过，富兰克林从中得到的教训却很简单。他说：“长大以后，我走上社会，开始观察人们的行为，我发现许多人都在为‘口哨’付出了太多代价。简而言之，我认为人类的痛苦，有相当一部分源自他们对事物的价值做出了错误的评估，源自他们为口哨付出了过多的代价。”

    吉尔伯特和沙利文为他们的“口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伊迪丝姑妈也是一样，戴尔卡耐基很多时候也是如此。就连不朽的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也是这样，他曾写过两本享誉世界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在托尔斯泰生前最后的20年里，他“或许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人”，因为在他去世前的20年里（1890—1910），仰慕者常常如朝圣般地涌到他的家中，只为看上他一眼，听听他的声音，甚至触摸一下他的衣角。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有人记录下来，似乎它就是“神谕”。但是在日常生活中，70高龄的托尔斯泰还不及7岁的富兰克林有头脑！他简直完全没有头脑。

    我为何这样说呢？

    托尔斯泰娶了一个他深爱的姑娘，他们生活在一起非常幸福，甚至常常跪在地上向上帝祈祷，希望这神仙般的简单生活能够继续。可是，托尔斯泰的妻子天生嫉妒心就很强，她常常扮成乡下女人打探他的行踪，甚至跟踪到森林里。他们为此吵得不可开交。她的嫉妒心越来越强，甚至嫉妒起自己的亲生儿女，曾拿起一枝枪把女儿的照片打出一个洞。她还曾满地打滚，拿着一瓶鸦片扬言自杀，而孩子们则蜷缩在房间角落里，吓得惊声尖叫。

    托尔斯泰又是怎么做的呢？如果托尔斯泰暴跳如雷地把家具砸烂，我倒不会说他的不是，毕竟他受了太多的刺激。可是他做的事要比这过分得多，他记了一本私人日记！是的，一本日记。他在日记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妻子身上！这就是他的“口哨”！他努力要让后代原谅他，而把所有错误都推到妻子身上。他妻子是如何回应的呢？当然是把他的日记撕碎烧掉。她自己也记了一本日记，把托尔斯泰描述成一个恶棍。她甚至写了一本小说，名叫《谁之过？》。在小说里，她把丈夫描写成一个家庭中的魔鬼，而她自己则是一名受难者。

    所有这一切目的何在？为何他们把两个人唯一的家变成了托尔斯泰自称的“疯人院”。很显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他们都太想给你我留下印象。是的，我们这些后人的想法正是她们所忧虑的！我们有那个闲心去关心谁对谁错吗？没有。我们连自己的问题都忙不过来，哪还有时间去考虑托尔斯泰的事情。这两个可怜的人为他们的“哨子”付出的代价多么惨痛啊！在切切实实的地狱里生活了50年，只因为谁都没有展示自己的头脑，说声“算了吧”，只因为两人都没有足够的价值判断能力去说一声：“让我们在这件事上就此打住。我们这是在浪费生命，让我们现在就说‘够了’吧！”

    是的，我坚信，具备正确的价值观是获取内心平静的最大秘诀之一。我相信，只要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根本标准，来确定我们需要为每件事付出多少生命代价，就能立即消除一半的忧虑。

    抢占先机，击败忧虑，第五条规则就是：

    任何时候，当我们冲动之下想要付出不值当的生命代价时，要先停下来，问自己下面三个问题：

    1、我所担心的问题对我到底有多重要？

    2、在这件事上，我应在何处设置“止损点”，然后把它忘掉？

    3、这个“口哨”值多少钱？我所付的是否已超过了它的价值？

    第十一节 不要锯木屑

    当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向窗外望去，可以看到院子里的恐龙足迹——这些恐龙足迹嵌在页岩中，已成了化石。这些恐龙足迹化石是我从耶鲁大学皮博迪博物馆买来的，还有一封该馆馆长寄来的信，说这些足迹形成于一亿八千万年前。哪怕先天性白痴也不会想着要回到一亿八千万年前去改变这些足迹，如果我们满心焦虑，试图改变3分钟之前发生的事情，那就比白痴还白痴了，因为我们是回不去的——可是我们中有很多人正干着这样的蠢事。当然，我们或许可以想办法改变三分钟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影响，但对于业已发生的事情，我们是不可能改变的。

    在这个世界上，要想让过去发生的事情有所裨益，唯一的方法就是冷静分析过去犯下的错误，从中吸取教训，然后把它们彻底忘掉。

    我知道这话有道理，但我能一直保持这份勇气和智慧去付诸实践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之，我先跟你们讲讲我几年前的一段奇异经历吧：我曾让30多万美元从我的指缝中溜走而一无所获。事情是这样的：几年前，我创建了一个大型企业，从事成人教育，在很多城市都设有分支机构，在管理和广告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当时我忙于授课，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过问财务问题。我当时太天真了，没有想到应该找一个精明的业务经理来帮我安排各项开支。

    后来，大概一年之后，我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而又发人深省的事实：虽然我们收入颇丰，但却没有获得一点净利润。发现这个情况之后，我本应该做两件事情的。首先，我应该向黑人科学家乔治·华盛顿·卡弗学习。由于银行倒闭，他4万美元的存款全部化为乌有，那可是他一生的积蓄啊。当有人问他是否知道自己已经破产时，他回答说：“是的，我听说了。”然后继续上课。他把这次损失从脑海里彻底抹去了，后来再也未曾提及。

    其次，我应该认真分析我所犯的错误，从中吸取教训。

    可是实际上，这两件事我一样也没有做。相反，我陷入了焦虑的深渊，一连几个月都在恍恍惚惚中度过。我夜不能寐，体重骤降。我不但没有从这次重大错误中吸取教训，反而又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只是不那么严重而已。

    要我承认自己的愚蠢是件尴尬的事情，但我很早就发现，“教导别人比教导自己要容易得多。”

    我真希望自己能有幸去纽约市的乔治·华盛顿中学听课，接受布兰德温先生的教诲。他曾教过艾伦·桑德斯，后者住在纽约布朗克斯区伍迪克莱斯特大道939号。

    桑德斯先生告诉我，布兰德温先生是他的卫生课老师，曾给他上了最有价值的一课。桑德斯先生跟我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当时我只有十几岁，却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我时常为自己犯过的错误自怨自艾。考试的时候，交卷之后我往往会睡不着觉，咬着手指忧心不已，担心考试不及格。我老是在想我做过的事，希望当初没有那么做；老是在想我说过的话，希望当时能把话说得更得体些。

    一天早晨，我们涌进实验室上课，看到布兰德温先生的桌边醒目地放着一瓶牛奶。我们都坐了下来，盯着那杯牛奶，不知道它和老师要教的卫生课有什么关系。突然，布兰德温先生站了起来，将那瓶牛奶打翻在水槽中，同时大声说道：“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

    然后，他让我们围到水槽边，看着残余的牛奶。“好好看着，”他对我们说道，“我要你们永远记住这一课。你们看，牛奶已经流进了下水道，不管你们怎么大呼小叫、着急上火，也不能挽回一滴了。只要先动点脑筋，加以防范，这瓶牛奶就可以保住。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它一笔勾销，完全忘掉，然后去做好下一件事情。”

    这次简短的演示让我在此后很久仍然记忆犹新，甚至在我忘了所学的立体几何和拉丁文之后依然伴随我左右。事实上，它教给我的东西比我高中四年所学的任何课程都更实用。它让我明白，尽可能不要打翻牛奶；万一牛奶被打翻，流进了下水道，那就要把这件事彻底忘掉。

    有些读者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认为“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这种老生常谈的谚语不值得如此大做文章。我知道这句话确实老套了些，你们已经听过不下一千次。但我也知道，这类老生常谈的谚语所包含的正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智慧结晶，它们来源于人类火热的生活实践，一代一代流传至今。看看历代学者写下的有关忧虑的书籍，你找不到比“船到桥头自然直”和“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之类谚语更基本、更深刻的内容。如果我们真能把这两句谚语付诸行动，而不是嗤之以鼻，我们就根本不需要这本书了。事实上，只要我们能实际应用大部分这类谚语，就可以过上近乎完美的生活。然而，如果不能加以利用，知识是无法成为力量的。本书的目的是要提醒你注意那些你已经知道的道理，并督促、鼓励你对它们加以应用。

    我非常敬仰已故的弗雷德·富勒·谢德，他天生就能把古老的哲理讲述得既新鲜又生动。他曾担任《费城公报》的主编，有一次在某个大学的毕业班演讲时，他问道：“你们中有多少人锯过木头？锯过的请举手。”大部分学生都锯过。接着他又问道：“你们中有多少人锯过木屑？”没有人举手。

    “当然，木屑是不能锯的，”谢德先生说，“因为它们已经被锯过了！已经过去的事情也是同样的道理，当你开始为那些已经终了的事情忧虑的时候，你就是在锯木屑。”

    伟大的棒球老将康尼·马克81岁时，我问他有没有为输掉的比赛而烦心。他说：“有过，我过去常这样。不过，许多年前我就不干那种蠢事了，我发现那样做根本没用。磨过的谷子不能再磨，水已经把它们冲到下面去了。”

    是的，磨过的谷子不能再磨，锯碎的木屑也不能再锯，但是你会在脸上锯出皱纹，在胃里锯出溃疡。

    去年感恩节，我和杰克登普西共进晚餐，他一边吃着火鸡和酸果酱，一边跟我讲述他把重量级拳王的头衔输给滕尼的那一场比赛。当然，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他告诉我说：“比赛中我忽然发现自己老了……到了第十回合结束，我虽还没有倒下，但也仅此而已。我的脸已经肿得老高，还有裂口，两只眼睛几乎睁不开了……我看见裁判员举起了吉内·滕尼的手，宣布他获胜……我不再是世界拳王了，我在雨中穿过人群往休息室走去，有人过来想要拉我的手，还有一些人眼里含着泪水。”

    “一年之后，我又跟滕尼打了一场比赛，但是无济于事，我就这样完了。完全不烦这件事确实很困难，可我对自己说：‘我不要活在过去的阴影里，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我要勇敢面对这个打击，但不能让它把我打倒。’”

    杰克·登普西正是这么做的。用什么办法？他是否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不要为过去的事情烦恼”呢？不是，那样只会逼迫他想起过去的烦心事。他接受了失败，将它从记忆中一笔勾销，然后集中精力去谋划未来；他在百老汇大街上开办了杰克·登普西餐厅，还在第57大街上开了一家北方大酒店；他筹办职业拳击比赛，举行拳击展览；他让自己忙于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就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为过去的事情烦恼。杰克·登普西说：“在过去的十年里，我的生活比我做世界拳王时要充实得多。”

    登普西先生说他没念过多少书，但他却在无意中按照莎士比亚的忠告去做了：“睿智的人永远不会坐在那儿为所失去的哀恸，而是积极愉快地寻找弥补损失的办法。”

    我在阅读史料和传记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许多人身处逆境，却能将忧虑和悲苦彻底忘掉，继续过着幸福的生活，真是令人鼓舞。

    有一次，我到星星监狱去探访，期间最令我吃惊的是，那里的囚犯们看起来和我们这些高墙外的人一样快乐。我和当时的典狱长路易斯·埃·劳斯提到这件事，他告诉我说，这些罪犯刚来到辛辛监狱时，都心怀怨恨，脾气暴躁。可是几个月后，大部分比较聪明的人都开始忘掉他们的不幸，安下心来平静地接受他们的狱中生活，尽量让自己过得舒心一些。劳斯典狱长跟我说起了其中的一个犯人，此人是个园丁，他在监狱围墙里一边种菜养花，一边放声歌唱。

    星星监狱这个在养花是唱歌的犯人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更有头脑，因为他知道：

    运指儿书写，字儿落纸手却移：

    无论你的全部虔诚还是智力，

    都没法把手招回抹去半行字，

    洒上你全部眼泪也难洗字迹。[2]

    那么，为什么要浪费眼泪呢？当然，我们都曾犯下错误，干过蠢事。那又怎样呢？谁没犯过错？就连拿破仑都输掉了1/3重要的战役。也许我们成功的几率并不比拿破仑差，谁知道呢？

    无论如何，本事再大的人也绝不能挽回已经过去的东西。所以，让我们记住第六条原则：

    不要锯木屑。

    第三部分小结

    抢占先机，击败焦虑：

    规则一：让自己忙碌起来，不给焦虑生存空间。大量的活动是治疗“胡思乱想”的最佳良方之一。

    规则二：不要为琐事大惊小怪。小事就如生活中的白蚁，别让它们毁掉你的幸福。

    规则三：用平均率来驱除焦虑。问问自己：“这件事发生的几率到底有多大？”

    规则四：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如果你明知某种局面无力改变或扭转，就要对自己说：“事已至此，别无选择。”

    规则五：为你要忧虑的事情设定一个“止损指令”，衡量一下，某件事到底值得你花多少心思，不要费心过度。

    规则六：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要锯木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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