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以上所说的不一致理论，并不是没有漏洞的。很多时候，不一致并不一定产生幽默的效果。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贾宝玉第一次见到林黛玉的时候，明明是从来没有见过，他却断然宣称，这个姑娘，我见过的。读者感到的是贾宝玉的一见钟情，林黛玉感到的是他的任性。从贾宝玉本人来说，其性质可能是抒情。幽默的“不一致”和抒情的“不一致”有什么区别，这一点本书在第九章还会讲到。现在要阐释的是，心照不宣的“不一致”，除了可能产生抒情以外，还可能产生滑稽。明代文学家王元美宴客，偶然放了一个屁，客人窃笑，他就要求每人说出经典中带有“譬”（屁）字的句子。他自己说了“能近取譬”，客人说了“譬如北辰”、“譬若掘井”，王元美认为不合要求，应该罚酒。客人不服，王说：“我的‘譬’在下边，你们的‘譬’（屁）在上边！”这里的譬、屁双关，句子在“下边”和人体的“下边”混淆，是很不一致的，但只是滑稽，尚未达到幽默融通情感的层次。而弄不清滑稽和幽默之间的区别是许多有志于幽默的人幽默不起来的重要原因。

    一、滑稽缺乏意味深长的语议错位

    幽默的不一致有许多层面。最表面的是所述（或所画）与常理的不一致；层次稍稍深一些，就是语义的“不一致”，或者叫“错位”。通常的理性思维要求人们用词准确、精密，但幽默却要求人们用词不准确、不精密，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幽默感。在我们周围有一些活宝，走到哪里玩笑开到哪里，胡话讲到哪里，虽然也能博得大家的一笑，可是时间长了，也往往让人讨厌他们嘴太贫。他们并非不懂得幽默用语要与日常的理性语言拉开距离，但是他们拉开距离的用语却缺乏深长的意味，缺乏醍醐灌顶式的顿悟，不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比如，如果你遇到一位近来发胖的女同事时说：“啊，近来你胖多了。”这自然没有什么幽默感。如果你说：“啊，你是越来越发福了。”这样显得比较有礼貌。如果想再亲切一些，你可以说：“几天没见，想不到你体积增加了这么多。”这是把几何学的术语用到人身上来，在意味上有些“不一致”，或者说语义“错位”，就有一点开玩笑的味道了，但是这还不能算是幽默，因为意思还不够深，不够丰富，也许只是有一点滑稽。如果你说：“几天没见，没想到你长了这么多膘。”这自然更好笑一些，因为语言的意味和表述对象之间错位的幅度更大了；但仍然只是滑稽而已，把用于表述动物的“膘”，用在女性身上太粗野，没有足够的情感上的共识，缺乏转换生成深长的意味，难以上升到幽默的水平。里普斯把滑稽当作“一种粗鄙的喜剧性”，这是很有见地的。人们即使因之而笑，也不是会心默契的，而是单方面的嘲笑、讥笑、讪笑。滑稽和幽默，从结构形式上看，有几乎同样的错位的结构，因而滑稽可以说是幽默的基础。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以契诃夫早期作品《生活是美好的》为例：

    假如火柴在你的衣袋里燃起来了，那你应该高兴，而且感谢上苍：多亏你的衣袋不是火药库。

    要是你手指头扎了一根刺，那你应该高兴：挺好，多亏这根刺，不是扎在眼睛里！

    要是你有一颗牙齿痛起来，那应该高兴，幸亏不是满口的牙痛起来。

    这当然和通常的思维逻辑不一致，不管什么样的倒霉的事情都自我安慰，把痛苦当作自我陶醉的缘由。有了对现实社会中某些人生活态度的讽喻，因而这话超越了滑稽，有了一点幽默感。如果上面的例子还不够明显的话，下面这一条则更为鲜明：

    要是你的妻子对你变了心，那就该高兴，多亏她背叛的是你，而不是国家。

    在这种不一致的逻辑中包含着的一致就比较深刻了，它所显示的是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表面上，把国家损失看得比自己的损失更为重要，实际上，可能是冠冕堂皇的话，内心恰恰相反。在这样的话语结构中，潜藏的就是真正的幽默。无独有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次他家中失窃，损失惨重，朋友写信安慰他。他回信说：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的安慰。我现在一切都好，也依然幸福。感谢上帝，因为，第一，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而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只偷去部分东西，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

    富兰克林的前面两条理由和契诃夫“事情原来可能更糟”的思路可谓异曲同工，但是第三条却是别开生面，幽默感突然强烈起来。原因在于，这里的逻辑错位的幅度突然加大，而认同的一致也随之深化，从财产的损失变成了人生的价值——值得庆幸的，不是财物损失的有限，而是人生价值没有变化——这样的幽默就更加深邃了。可见，错位结构的功能体现于生成的意味，如果意味深长，给人启示、发人深省，那就是幽默了。日本人把“幽默”（humour）译成“有情滑稽”，虽然狭隘但还是有点道理的。如果意味寡然，没什么真诚的感情底蕴，不过是好笑、滑稽而已。如果满足于滑稽，变成“为笑笑而笑笑”，就可能流于“油滑”、“轻薄”，甚至是“猥亵”了，这是鲁迅所特别警惕的。

    幽默之所以是幽默，就在于双方能体验到语言之外更多的东西。或者反过来，错了位的意味，引起你的惊异，其目的本来不在错位本身，而是在你因此而被唤醒的想象。对一个已经长大的女孩子，间接地提醒她当年曾经把苹果叫作“地瓜”，这样的名不副实或语义错位，之所以是幽默而不是滑稽，就是因为它触发那么多只有对话者才共同享有的对幼稚、苦难的回忆。而把同事发胖叫作“长膘”，除了让人想到你含蓄地把人家和动物（包括猪、狗）联系在一起以外，没有更多的深意。

    正是因为这样，滑稽和幽默分开了档次。滑稽虽然是幽默的基础，和幽默一样能逗人发笑，但是滑稽的笑只是使人感到意外的笑，而幽默的笑是会心的笑。滑稽和幽默的共同基础都是“不协调”或者说“不一致”。

    叔本华说的是当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所持的概念与事实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了。

    语义错位就是一种事实与概念的不一致。例如把“长膘”和“体积”用在人身上，虽然内涵上有一致的部分，但在外延上和情感色彩上却大不一致。日常谈吐中的语言也是十分精密的，两个中心意义相同或重合的词（如话匣子和收音机是同一种东西），其引申义、比喻义、联想义有差别，也可能造成大幅度的语义错位，甚至名不副实。如“你是一个话匣子”和“你是一个收音机”，二者的比喻义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有志于幽默谈吐者要对语义的中心义与引申义、比喻义、联想义的微妙差别有高度敏感，要善于利用二者之间的反差、错位。反差或错位越大，则笑的刺激越强烈。

    二、语议的“错位”和“复位”——对“不一致”理论的补充

    把“不一致”现象上升到理念，这只是西方的一种说法，而日本的鹤佑见辅则以“理性的倒错”概括之。话虽然不一样，但说的是同样的现象。这种观念在东方和西方普遍得到认同，说明其概括得相当合理。但是严格说来，并不是任何一种名不副实或语义不一致、倒错，都是好笑的。山区小孩子把苹果叫作“地瓜”会引人发笑，虽然笑的人不一定深思，但这里还是暗示了原因的，那就是当地的地瓜很多而苹果罕见，因而小孩子的地瓜的概念同化了苹果。如果把苹果叫作橘子，同样是名不副实，或概念与现实不一致，但这只是一种偶然的错误，没什么好笑的。并非所有不合理（谬误、抒情）都会引发出笑来；只有不合理的谬误，在另一个方面、另一个层次上又有合理的暗示，这才能引发出笑声来。

    我们不必对叔本华的权威过分迷信，他已经死了许多年，作为后来人，在一些问题上不比他聪明一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

    在我看来，有时概念与事实的不一致，只是表面现象，而在更深的层面上，还有一个潜在的反衬。因为概念和说话者主观的心理是一致的，所以叔本华的“不一致”理论应该改成：表层不一致与深层一致的一致，或者统一。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平面的结构，而是一种复合的立体结构，表层的不一致是怪异的，是能用明确的语言表述出来的；而深层的一致则是无声的，或者是从双方共同的经验中得到，或者是从双方默默的推理中得到。表层的“不一致”，是客观的、可感的，其怪异性是引人发笑的原因，笑的程度与“不一致”的程度成正比，但是这是短暂的、肤浅且缺乏深厚意味的。如果仅有这种表层的反差，即使笑了也只是滑稽而已。表层的巨大“不一致”，给读者、听者一个刺激，提示他注意在另一个层次上经过回忆或推理引导出来的“一致”。如果前者可以称作错位的话，那么后者（一致）便可以叫作“复位”。有了这双重结构的张力，就比较经得起思索，比较深刻了。这就可以称得上是幽默了。

    表层的感觉“错位”和深层的情思“复位”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幽默的深度。

    这个“复位”，在幽默中是一个引发深思的结构。故林语堂先生曰：

    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欣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在于内心的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默而愈妙，故译为幽默。

    同样是把苹果叫作地瓜，做小孩子的时候说就不如大学毕业以后再说显得那么幽默。大学毕业以后说，表面不一致虽然没有变，但由此而引起的内在的一致的回忆、一致的情思体验却丰富得多了，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地从滑稽上升到幽默了。

    幽默不同于耍贫嘴。耍贫嘴仅限于表层的不一致，而缺乏双方内在的沟通与默契，幽默则贵在沟通。要沟通就需有微妙的一致作为桥梁，经错位和“复位”后才能达到统一。明白了这一点，自然就会在日常社交中不满足于表面的热闹，而力图寻求深层的暗示和间接的推导；而在文化生活中，则更能提高我们的欣赏品位。

    三、两个有关键忘者故事的对比

    “错位”的幅度决定怪异的强度；“复位”的精度决定意味的深度。通常，人们往往片面地注意到表面的“错位”，而忽略内在的“复位”的重要。一旦进入这个层次，我们便不难发觉，“不一致”已经不仅仅限于概念和事实两者之间，而且达到了思维，也就是逻辑推理的“不一致”。赫斯列特说：“笑的本质，乃是不一致。”他的具体阐释是：（笑）是这一思想和那一思想的脱节，是这一感情和那一感情的互相排挤。

    下面我们试举一两个有趣的例子加以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国古代笑话书《艾子后语》上有这么一则故事：一个人得了健忘症，很是严重。他老婆叫他去找医生看看。他就骑着马，拿着弓箭去了。不一会，觉得要大便，就把马系在树上，箭插在地上。大便以后，他看到地上插着一枝箭，吓了一跳，说：“哪里射来的箭？几乎射死我！”又看到树边的马，大喜说：“虽然受惊，可拾到一匹马。”拉起缰绳，脚却踩到自己的大便，就跺脚说：“真倒霉，踩了一堆狗屎！”骑马回到家里，竟不知道就是自己的家，被他老婆骂了一顿，他居然很惊讶：“这位娘子，我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骂我？”这个故事，从表层来看，人物的观念和事实很“不一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而且通过情节的连锁性，其间距离越来越大，因而其引人发笑的怪异之感越来越强。但是，说来说去，不过说的就是人家患的一种疾病，再也没有什么“一致”的东西可以沟通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意味，何况对于人家的疾病加以嘲弄是不道德的。这种喜剧性，就是叔本华所说的“粗鄙”的喜剧性。应该承认，我国古代笑话书上有不少这样的糟粕。像这样的故事，充其量不过是滑稽而已，光从结构上来说，只有表层的观念与事实的一连串的错位，而缺乏深层结构的“复位”。

    同样是嘲弄人的健忘症，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一个忙碌的经纪人的浪漫史》就有很大的不同。一个经理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忙得不可开交，真是昏天黑地，他得同时应付几部一起响起的电话，一天到晚不同性质的急迫事件莫不迫在眉睫。他一面穷于应付着紧迫的形势，一面反复提醒自己，今天下班一定要提前几分钟到隔壁房间秘书小姐那里去求婚，可不能再忘了。已经忘了不知多少次，终身大事再拖下去后果就严重了。这一次他总算记住了，在小姐下班以前赶到她面前向她正式提出求婚。他紧张地观察小姐的表情以猜测自己的命运。没想到小姐的脸色既不是为难（拒绝）也不是喜悦（同意），而是十分困惑，经过一番沉默后，小姐终于说：“亲爱的，难道你忘了，昨天我们不是在教堂里举行过婚礼了吗？”

    这个忙碌的经纪人的“不一致”或“错位”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他连昨天结了婚的事都忘了。这样的夸张并没有超过《艾子后语》，但是明显不同于《艾子后语》的是，它不是简单的滑稽，而是深刻的幽默。

    因为他的健忘走向一个非常悖谬的境地。求婚倒是记住了，而求婚的结果——结婚却忘记了。在极端悖谬中又有十分合理的（一致的）深刻的原因：本来老是忘了的求婚，由于多次反复记住了；而多次提醒造成的焦灼感，却导致结婚被遗忘了。按正常的心理规律，当然是结婚的记忆比求婚深，因为结婚是求婚的目的，这里却倒了过来把结婚都忘了，而结婚正是反反复复地自我提醒要去求婚的结果。一方面的过度兴奋，导致另一方面的过度抑制，这是符合心理学规律的。求婚的焦虑与现实的“不一致”，正好和结婚的记忆与现实的“不一致”构成了一个因果关系，也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一致”。这样，健忘就不完全是一种病态，而是主人公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的奇特结果了，这就是“复位”，这就有深刻的思想了。读者也就会在深思中微笑，在微笑中深思了。他太忙了，忙得不但求婚屡屡忘却，连结婚也都记不住了。

    这个故事很使人深思：他这么忙碌，无非是为了赚大钱；但即使钱多到用不完，如果忙得连结婚这样的大事都不记得了，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生存状态，是不是把生存的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了呢？

    立普斯这样说：

    （幽默）这一名词表明：一件崇高的或者是具有人的重要性的事物，其所以被喜剧性地否定，或者说，在喜剧程序中消灭，仅仅是为了通过否定，或者通过它被否定的因素来提高它的感人的力量。如果不说它的感染力提高了，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我对它的共同体验变得更深刻了。

    用立普斯这样的说法来分析欧·亨利的这篇小说，实在是太确切不过了。结婚正是立普斯所说的“具有人的重要性的事物”，在小说里恰恰又是被喜剧性地否定、消解（遗忘）了的。而这样喜剧性的否定是荒谬的，因而也就“提高了它的感人的力量”，或者说使得读者“对它的共同体验变得更深刻了”。

    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刻的启示，这样的小说就不是滑稽小说，而是幽默小说。

    在一切深刻的喜剧作品中，几乎都有一个共同规律，那就是不但有表面的“不一致”，而且这些“不一致”恰恰反映了社会的病态或人性的弱点。外部的“错位”是如此强烈，几乎是挟持着读者的思想去追随作家所暗示的社会的、人性的原因。这在逻辑结构上与“错位”正好对称，所以才把它叫作“复位”。

    对于幽默作家来说，其才华首先表现在把那怪异的、反常的结果以非常强烈的形式展示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去推想其原因。他不能把这些原因原原本本地讲出来，如果原原本本地讲出来就破坏了幽默的趣味。他得把原因蕴含在“错位”结构之中，推动读者用想象去“复位”。

    幽默之所以是幽默，就是因为作者和读者、说话者和听话者双方可以心照不宣、心领神会地交流。如果把逻辑过程完整无缺地提供给读者或听者，读者或许就不可能享受到突然顿悟之乐了。

    四、逻辑的断层和逻辑的还原

    从逻辑上去分析，幽默有一个基本的特点，那就是逻辑的不完整性，或者叫片断性，在比较精彩的幽默逻辑中，总会有一个结构的断层。要把握幽默的构成，起码的条件是把完整的逻辑程序切断，留下一段空白，让读者去补充。留给读者的不能是全部，而是局部，同时留下足够推断的条件，以不造成困惑为限。有一个小品表现夫妻二人吵架，妻子说：“早知你这样，还不如嫁给魔鬼。”丈夫说：“《婚姻法》有规定，近亲不得结婚。”丈夫省去了“你也是魔鬼”这句话，但“近亲”的说法，又足够让读者推出这句话。这个切割恰到好处，因而观众印象特别深刻。而要学会欣赏幽默需要有一种能力，那就是逻辑还原或者逻辑补充的能力。如果没有很强的逻辑还原或补充的能力，我们往往就不能欣赏西方比较含蓄的幽默。例如：

    一个女人走进银行要兑现一张50美元的支票。出纳员把支票退还给她：“我很抱歉，小姐，这个男人没有在这里开过户头。”

    “哦，天啊！”这个女人尖叫道，“我被强奸了。”

    也许有些读者看不出妙处，但能看出妙处的读者，肯定是经过了逻辑还原的。银行出纳的话说明，这个女人拿来的是一张空头支票。这里就需要逻辑的补充。

    补充之一：由于支票是空头的，她就说自己被强奸了，说明她和那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

    补充之二：如果支票不是空头的呢？那就不是强奸了。

    补充之三：可见这个女人是个妓女。

    这个故事幽默的魅力就在于这个结论是读者自己通过补充推导出来的。

    如果这个结论是作者直接告诉读者的，那么全部幽默将荡然无存。

    正因为幽默逻辑有断层的特点，因而要使自己谈吐幽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完整的逻辑结构中切割掉一些片断。日常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因果逻辑，在把其转化为幽默逻辑时，最常用的方法是：抽掉原因，留下结果。因而一般的幽默都有故弄玄虚的色彩。

    在西方的幽默学中，非常强调“种族幽默”，这是我们中国很少有的。西方的“种族幽默”，主要是不同民族之间互相开玩笑。例如，美国人好开波兰移民的玩笑，说法语的比利时人好和说荷兰语的比利时人开玩笑。下面是一组嘲弄荷兰人的幽默：

    1.四个荷兰人走进布鲁塞尔的一家咖啡馆。他们点了什么？一杯水和四根麦管。

    2.荷兰报纸刊登一则广告：出售！刻有约翰·史密斯名字的二手墓碑。

    3.你知道那个荷兰人自杀的事吗？他溜进邻居家里打开煤气开关。

    4.荷兰人在喝酒时，发现酒中有一只活苍蝇会怎么办？他会抓住它大声嚷道：“吐出来！吐出来！”

    5.在一张荷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亲爱的先生，如果你不停止发表关于荷兰人节俭的拙劣笑话，我就停止向邻居借阅你们的报纸。

    这些都是极端悖谬的结果，原因都被省略了。但极端的结果所提示的原因，一旦被读者自己补充出来，幽默结构就还原了，就好笑了。

    1.四个人在咖啡馆里共喝一杯水，但点了四根麦管。

    2.连墓碑都要二手的，可要名字正好巧合，是多么困难，而荷兰人就有耐心去等待这种巧合。（无独有偶的是，我国也有类似的故事，讽刺吝啬鬼的。一个人丈母娘死了，去买二手墓碑。人家说，有一块墓碑，可是名字不清楚。他还是把它买下了。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正好，我也搞不清丈母娘的名字是什么）

    3.连自杀都舍不得用自己的煤气。

    4.酒里有了苍蝇，他关心的不是酒被污染，而是酒被苍蝇喝了可惜，要努力补回损失。

    5.对报社进行威胁，本来应该以拒绝订阅为有效手段，而以拒绝向邻居借阅来威胁又有什么用处呢？

    所有这一切，如果完整地把原因说出来，读者就很容易明白了，一看就懂，但也就没有什么幽默感了。

    把逻辑的断层补充出来，是读者或观众的事，正是这种补充，成了作者和读者、说者与听众之间感情和智慧默默沟通的桥梁。

    对于幽默作家和有志于使自己谈吐幽默的人来说，至关紧要的不但是要把逻辑空白留出来，而且要在最精粹的推理过程中把读者的想象逼到那唯一的狭窄的逻辑空白中去。空白留得过大，不可能使读者心领神会；逻辑空白过窄，也可能使读者茫然，连滑稽的效果都没有了。为了达到逼迫读者进入适当的逻辑空白，有许多具体方法可以使用，例如套用逻辑等等，这在第七章将会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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