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话讲得生动一些，人们常常求助于比喻。比喻的妙处在于准确。准确的比喻，易于传情达意；不准确的比喻，会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在一般的语境中，比喻贵在准确、精致。比如说，你面前有一条小河，是新开的人工河，它很直，不像天然的河道那样弯弯曲曲。根据它笔直的特点把它比作琴弦。这个比喻挺有诗的抒情性。但是把它比作电线杆子或棍子行不行呢？不行，有点滑稽、可笑。为什么呢？因为琴弦不但直，而且和优美的乐曲联系在一起，而电线杆子和棍子却没有这种美妙的联想。要追求比喻的诗意，不但在外表形态上要准确，而且在联想和暗示意义上要和谐，稍不注意就会不伦不类，大煞风景。
但是如果你不追求诗意而追求幽默感的话，不妨比得不伦不类。如把小河比作棍子、筷子、电线杆子，可能引起会心的微笑，比作琴弦就不能给人带来欢乐了。又如，把孩子的脸比作苹果，如果要更准确一些、更优美一些，可以加一点形容说：只是比苹果多了两个酒窝。要来点幽默的趣味就不要这么精致，而应该往不伦不类的地方去想，例如说：孩子脸红得像红烧牛肉似的。
在人们的心理定势中，诗的美妙倾向通常占着优势，因而很少有人往不伦不类上去费心思。比如说，你对学习演讲的听众说，演讲应该短小得像智慧发出的火花，这是很有诗意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林语堂用过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演讲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因为不伦不类，就有点令人忍俊不禁了。
有一次，我参加毕业学生的联欢会，被安排在会场的中央就座，学生们是出于尊重，但实际上却阻断了我和学生的交流。我很想说这样不好，把我安排在当中好像众星捧月一样，但星星和月亮却无法对话了。转而一想，这样太抒情了，于是我改用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说：“我希望今后开联欢会不要把我们这些老头子安排在会场中央，因为这太像婚礼中的新郎和葬礼中的死尸了。”我一说大家都笑了。
事后，我分析自己的语言，觉得有不对劲的地方，那个“葬礼中的死尸”，虽然不伦不类，但是自我调侃变成了自我丑化，在分寸上有点过分，因为这是个联欢会，大家又很尊重自己，而自己却这样不自重，把大家的尊重看成可怕的事，这有一点煞风景，这个比喻不成功。前面一个比喻，把自己比作新郎，固然与作为老教师的身份不一定和谐，但拉开的距离不大；如果把“新郎”改为“新娘”，拉开的距离就更大了，反差幅度更大，因而也就更可笑了。
由此可见，不伦不类的比喻之所以具有幽默意味，就是因为它不和谐、不相称、不一致，因而要尽可能拉开距离，以扩大这种不和谐，所以“新娘”比“新郎”来得幽默。但距离也不是可以无限扩大，如新娘令人联想到婚礼，这与当时现场的联欢气氛又是一致的、和谐的，而葬礼中的尸体，虽同为注意的中心，但是与联欢的气氛却不和谐，无法自然过渡。可见，幽默感不仅仅来自表层的不一致，而且和深层的一致密切相关。
可以说，幽默感的精致，就在于一致和不一致的统一。
因而不伦不类不是绝对的，表层“错位”，深层却是“复位”，不和谐中又有和谐。在一个层次上拉开距离，在另一个层次又能缩短距离，这就是不伦不类的比喻的结构特点。幽默是一种复杂的高级精神交流，如果光是表面的不伦不类，就太简单、太低级了。对幽默过分简单地理解，可能使幽默降格为滑稽。
人们通常在诗中倾向于追求美化，比如一个人在唱歌，恭维他一下，可以用诗的比喻、美化的方法，例如：唱得好，好像小溪流水，又像春风细雨。但幽默则相反，往往以“丑化”见长。你可以说：好什么呀，驴叫似的。由于两者太不相称了，这种不和谐的反衬，至少有一点滑稽的味道了，当然还不够幽默，太尖刻了，太不友好了。比喻的距离虽然拉开了，心灵的距离却不能缩短。
二、尖刻的幽默与温和的幽默
运用不伦不类的比喻是很容易的，但也要有比较不同凡俗的意味，如果意味太俗，就难免停留在滑稽的水平上。许多评论家都曾指出，鲁迅的散文、小说很幽默，也有不少评论家指出钱钟书的《围城》也很幽默，但二者风格不同。鲁迅的幽默往往来自于歪理歪推，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不少了。钱钟书的幽默则往往来自不伦不类的比喻，在《围城》中几乎凡有幽默感之处，差不多都有不伦不类的比喻。例如在《围城》第一章，钱先生通过从欧洲留学归国的苏小姐的眼睛（自然是带一点成见的）去看风骚的鲍小姐：
她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苏小姐觉得鲍小姐赤身露体，伤及中国国体。那些男学生……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这里的比喻之所以幽默，首先是因为本体与喻体之间的不伦不类，把风骚女人的肉体比作熟食铺的肉和“真理”。两个比喻，从俗气和典雅两个极端上拉开距离，由于逻辑的复合性的反衬的效果，显得极端不和谐。其次，对于这两个比喻的解释所提出的理由也是不和谐的，熟食铺的肉是动物的肉，是死的；真理的“赤裸裸”，是不用掩盖之意，并非指肉体。第三，这里的意味，不仅在于对风骚的鲍小姐的讽刺，而且也在于对苏小姐带有成见、嫉妒、挑剔的女性眼光的讽喻。
钱先生在《围城》中运用这种不伦不类的比喻太多了，很多有十分明显的居高临下之感，因而过分尖刻的也屡见不鲜，故钱先生的幽默感不够宽厚，不免时时被辛辣的讽刺所淹没。如在《围城》第二章，写方鸿渐留学四年，回到家乡小镇，他的感觉是：“所碰见的还是四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人还是做四年前的事，说四年前的话。甚至认识的人里边一个也没有死掉。”这就非常刻薄，好像巴不得那些思想麻木、停滞、陈腐的乡亲死掉。鲁迅在《祝福》中，写他回到故乡鲁镇，也是厌恶人们思想没有任何变化。但是，鲁迅只是写人们没有什么变化，对于封建礼教的代表鲁四老爷的描写也只是：
他比先前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
同样是厌恶思想意识的麻木和陈腐，同样是很幽默，但鲁迅的幽默就温和得多。因为这里，没有钱钟书那种恨他不死的愤激，有的只是对其沉浸在自己愚昧而陈腐的观念中的可笑可怜的洞察。
钱钟书在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中，有一篇讲到《伊索寓言》中蚂蚁和蟋蟀的故事：蟋蟀在冬天向蚂蚁借粮，蚂蚁不借，蟋蟀就饿死了。据说作家就是蟋蟀的化身。钱先生由此推断，作家活着时那些亲戚和朋友都是不借粮的蚂蚁，而死后却借作家的名字来赚钱，如写回忆怀念文字之类。这就几乎把所有写悼念文章的人一棍子打死了。又如把那些没有艺术欣赏力的批评家比作身在后宫美女之中的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为力”，这都是刻毒有余的。而鲁迅除了在某些杂文中用语尖锐，在散文中，特别是在回忆自己童年时代有所交往的人物，其幽默常常很温厚，这是因为他常常把自我调侃的成分渗入牵强附会的类比和推理之中。如《父亲的病》中，一开头就写了这样一个中医：
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来请他了，因为他其时已经阔得不耐烦，便非一百元不去。他们只得都依他。待去时，却只是草草地一看，说道“不要紧的”，开一张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钱，第二天又来请了。他一到门，只见主人笑面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药，好得多了，所以再请你来复诊一回。”仍旧引到房里，老妈子便将病人的手拉出帐外来。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没有脉，于是点点头道，“唔，这病我明白了。”从从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药方纸，提笔写道：
“凭票付英洋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画押。
“先生，这病看来很不轻了，用药怕还得重一点罢。”主人在背后说。
“可以，”他说。于是另开了一张方：
“凭票付英洋贰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画押。
这样，主人就收了药方，很客气地送他出来了。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可是鲁迅却写得十分含蓄，一点愤激之情都不直接流露出来；特别不直接写病家如何悲痛，而是强调医生的可恶，着重突出病家的从容，医生的狼狈，但是也狼狈得从容而可笑。幽默心态和讽刺的心态最大的不同，就在从容与否上。
三、契诃夫的幽默为什么不尖刻
为了减少不伦不类比喻的讽刺性、攻击性，一些幽默大师对所嘲弄的对象给予同情，写出他们的善良。如契诃夫在《宝贝儿》中写那个没有个性的女人，她跟上什么男人，就用什么男人的职业语言讲话，闹了许多笑话，但对于自己的尴尬并不感到委屈。契诃夫还把幽默和自我调侃结合起来运用，攻击对方的锋芒可能因自我调侃的趣味而钝化。
在文学史上，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向来不和谐，因而作家对评论家常有不客气的尖刻比喻。例如：评论家是寄生在作家身上的虱子。这样的比喻太凶了，把评论家当作吸血自肥者。有新闻记者问契诃夫对评论家的看法。契诃夫说：作家是马，正在耕田，而评论家则是一群牛虻，它们不断地去叮马的屁股，弄得马不得不停下来用尾巴把它们赶走。契诃夫把评论家比作牛虻，虽然也是吸血的，但是，并不太尖刻。这不仅是因为牛虻有翅膀，比虱子总要体面些，还因为契诃夫把作家也比成了动物，也是很无奈的。
这两个比喻之所以不显得尖刻，原因在于契诃夫在这里降低了作家的心理优势（也是动物），增加了作家的可怜相，双方无声的对抗缓和了，幽默的品位就提高了。
中国作家中长于讽刺者多，长于幽默者相对少。运用不伦不类的比喻最容易走火，不但钱钟书先生之幽默有过硬之嫌，连鲁迅也自谦说他的《故事新编》有时失之“油滑”。不过《故事新编》不伦不类的幽默虽然甚多，但是大多不出自于比喻，而出自于把古代人的生活、环境、食物和现代人的语言、心态，甚至现代文化人有案可稽的故事扯在一起。例如，让古人说当时在知识分子中所流行的英语“OK”、“How do you do？”让神话人物说出一个著名学者考证出来的“禹是一条虫”，嫦娥过着经常打牌、上饭店的太太生活，这都显得不和谐，因而也就显得滑稽而谐趣了。
四、突然把不相干的东西扯在一起
所谓牵强附会，也就是突如其来地把本不相干的东西硬扯在一起，或者在逻辑上不恰当地并列起来。姜昆在相声《虎口遐想》中，说到他掉到动物园狮虎山里以后，向老虎保证：“你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咱们听领导的话，好好干工作，在家里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来咱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观众在听到不随地吐痰的时候无不忍俊不禁，这是因为他把不能并列的东西并列到一起了。和老虎谈判，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随地吐痰在这里显得微不足道。
在逻辑上有个规则：把事物加以分类，必须用同一标准。小学生做练习，老师出的考卷上写着苹果、梨、香蕉和水果，要求把不同类的概念划去。绝大多数小学生会把水果划去，因为水果和苹果、梨、香蕉不是同一级概念，而与干果才是同一级概念。违反这个规律就叫不伦不类。
这种任意并列的方法和不三不四的比喻一样能产生不伦不类的效果，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起来也是很容易的。如果要贬低一个人，就把他和一个公认的坏人硬拉在一起，比如说：“我一生只讨厌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庆，第二个就是阁下了。”也可以反过来，你要出什么人的洋相，就说：“世界上英语水平最高的除了莎士比亚，就是阁下了。”我有一次演讲时为了活跃气氛，便说我的演讲风格一共受过三个人的影响，第一个是孙中山，第二个是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接着我停了一下，让听众有一个期待的时间，清一清喉咙，环顾了一下四周，说：“第三个就是我七岁的女儿。”底下哄堂大笑起来。
这里的幽默感来自于不伦不类，虽然并不是把三个人笼统地相比，而是把他们之间的一点（说话风格）拿来比，但是由于前面两个都是大政治家、著名演说家，而我的孩子显然不能与他们相比，因而听众期待失落，怪异之感顿时产生，我的自我调侃很顺利地为听众所感悟，感觉就迅速沟通了。
这类幽默方法，就是在外交活动中也屡见不鲜。1957年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莫斯科集会，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午宴即将结束时，挨个向每个代表团敬酒。当时中国和南斯拉夫还没建立外交关系，当他走到南斯拉夫代表团面前时，毛泽东向南共领导卡德尔祝酒时说：“你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于：你们有大胡子，而我们没有大胡子。”卡德尔很快机灵地向铁托表明：毛泽东这句话是寻求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信号。在那种场合，毛泽东不可能直接说让我们建交吧，而是用不伦不类的说法（因为事实上双方的分歧是严肃的政治观点）来开个玩笑，不但起到了神经放松的作用，而且传达了表示友好的信息。因为有大胡子和没有大胡子的区别，暗示着在其他地方，包括政治原则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
牵强附会、不伦不类所构成的幽默，在相声中用得最多，比如说把许多不同的歌曲唱成一首，还有串调，把不同歌曲或者戏曲的曲调混唱，还有把不同影片名字串起来斗嘴，不过这些都有些落入俗套了，难得有个把出新的节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就是中央电视台1990年元旦晚会的小品《换大米》了。它把电影《红高粱》中著名的歌曲和换大米的叫卖声扯到了一起。一个是很艺术的，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一个却完全是实用的喊叫。这两种东西牵强附会地扯到了一起，不伦不类之感就十分强烈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耐人寻味的东西，就是现代歌曲的通俗化和美声唱法之间的错位，大众艺术和严肃艺术的错位，所以这个节目的幽默意味很深长。
五、语言风格错位和庄词谐用
造成不伦不类之感的规律很多，其中语言风格的转移，或者语义错位的方法也很普遍。比如说庄词谐用就很普遍。所谓庄词谐用的意思，就是把一个本该在庄严、正式、宏大场面或语境中用的词，用到日常语言中来，让它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趣味。通常我们作文、说话都十分讲究用词准确，不但中心意义要准确，而且联想意义、引申意义、比喻意义都要准确。有时词义基本相同，只是褒贬色彩不同，也不能混淆。即使你把本该用“结果”的地方用成了“后果”，语文老师也不会轻易地放过你。如果你把雄鸡说成男鸡，把没有生过蛋的母鸡说成是没有结过婚的母鸡，就是大笑话了。
然而，在构成幽默语言时，就怕你不敢用这样的错位语言。1993年春节期间，福建省体育馆从香港请来的一个海豚表演队带来了两只海豚，一雄一雌。表演队的讲解员非常幽默，他先说一只海豚是雄的，接着补充说，“也就是男的”，另一只是雌的，“也就是女的”，观众开始活跃起来；他又说，两只海豚还没有正式结婚就非法同居了，说到“非法同居”时，几千观众就一下子哄堂大笑起来。把明明是属于人的属性的词语用到了动物身上，一方面好像降低了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好像抬高了动物的地位，语义的错位构成了诙谐的趣味。一方面是用词不当，一方面又明明是故作傻言，心照不宣的观众与他之间产生了一种沟通。心灵距离一缩短，观众就笑了。
这位讲解员的妙语连珠的确幽默。他说海豚是哺乳动物，一胎只能孕育一个胎儿。这本来是很枯燥的科普知识，而他却说：它不像鱼，一下子能生成千上万的“蛋”；它更像人，尤其像中国人，懂得“只生一个好”的道理。这些按正常逻辑来说，都是用词不当，可是按幽默感的产生来说，却是出奇制胜。
这种幽默语言的特点就是明知在正常情况下是用词不当，可在追求特殊效果时，却利用这种用词不当构成谐趣。作家王朔的语言以幽默著称，他曾经说过：现代京味语言有个特点，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借用政治术语，用挺严肃的词儿来说自个儿生活中那点挺小挺可笑的事儿。譬如，当我们表达对某件事，哪怕是排队买鸡蛋这样的小事有信心的时候，再也没有用毛主席语录“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来表达更有力的了。当人们都认同“家是幸福的港湾”、“人生的避风港”时，他却说“家就是你大便最舒畅的地方”。诗化比喻和俗化的语言构成不和谐的反差，幽默感油然而生。
其实，这种幽默不是王朔所专用，就连毛泽东也不时运用一下。解放战争期间胡宗南的先头部队打进了延安城，已经听到枪声了，可毛泽东还是不着急撤离延安。当周围工作人员劝他及早撤离时，他却说：“别忙走，看看他们是个什么鬼样子。”口语中的轻松成分与当时的严峻形势是那样不相称，一下子气氛缓和了，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在该用庄重文雅的语言时用了轻松的口语，该用口语时却用了庄重的古语，这是构成幽默奇趣的常用手法。在《镜花缘》中，一个酒保招呼顾客说：“要酒一壶乎，要酒两壶乎？”其之所以好玩，就是因为他的文言词语让读者对日常的口语词汇的期待落了空。台湾作家余光中先生在《牛蛙记》中写牛蛙难听的叫声，起初用颇为典雅的比喻——像两头牛“对吟”；继之用很俗的口语“牛魔王”、“鬼推磨”；后来，又用音乐术语，说它像“鲁钝的男低音”；接着又用军事术语“阴沟里的地雷”、“地下游击队”。最奇妙的是，当他开始对牛蛙的叫声已无可奈何时，他说他和妻子“相对苦笑”，两个互慰了一阵，准备“用民主元首容忍言论自由的胸襟，来接受这逆耳之声”，这个暗喻又把政治术语用到蠢笨的牛蛙身上去。由于这么多的语义错位既有庄词俗用，又有俗词雅用，就构成了极其丰富的幽默意趣。而香港作家梁锡华在《花街柳巷漫徜徉》中居然把妓女和他自己的姑姑、嫂嫂强相比附，这种比附因不伦不类而富有温厚的幽默之趣。鲁迅也曾写过一首打油新诗——《我的失恋》，所用的办法也是不伦不类，在该用庄重的词语的文体中突然插入了不伦不类的口语，在抒情的古典诗境中杂人煞风景的日常俚俗之语：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壶卢（葫芦）。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糊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日
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作此诗的目的是“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鲁迅在《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谈到本篇时说：“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作一首用‘由她去吧’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鲁迅自称这是“拟占的新打油诗。”拟古，这里是模拟东汉文学家、天文学家张衡的《四愁诗》的格式。《四愁诗》共四首，每首都以“我所思兮在××”开始，而以“何为怀忧心××”作结，故称“四愁”。
原文如下：
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
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
美人赠我琴琅矸，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快。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
美人赠我貂襜榆，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雾雾。侧身北望涕沾巾。
关人赠我锦绣缎，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这组诗，为张衡做河间王相的时候所作，表面上是爱情诗，但实质上别有寄托：因郁郁不得志，所以“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雾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通。”不管是爱情还是向君王献忠心，文风都是非常典雅华美的，感情是非常执著的。而《我的失恋》却在多方面与之反衬。一是，情感的游戏性，庄重的古典抒情与现代的爱情至上之间的反衬；二是，华美的经典意象和油滑的现代口语的反衬（使我胡涂，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三是，意象的戏谑性，古典雅言（泪沾袍、泪沾襟、泪沾耳、双燕图）和现代日常用语（猫头鹰、冰糖葫芦、发汗药、神经衰弱、赤练蛇）之间的不伦不类的反衬；四是，反复重现的句尾的感叹词“兮”，具有明显的古语色彩，却又反复用之于充满现代生活细节的句式（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多层次的不伦不类，就构成了多层次的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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