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是一种愉快轻松的情感交流，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轻松得起来的。互相处于对抗的愤怒中固然很难愉快轻松得起来，就是处于自身的困扰中，如果这种困扰的后果比较严重的话，也愉快轻松不起来。只有在后果不太严重的冲突和困扰中，心情才能愉快轻松得起来。亚里士多德说：“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者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者伤害。现成的例子如滑稽面具，它又丑又怪，但不使人感到痛苦。”一个人不小心跌了一跤，没有受什么伤，朋友们可能哄堂大笑，还可能说几句调笑他的话，例如：“又没有过年，干吗给我拜年呀？”又如：“地上没有糖，干吗去和它亲嘴呀？”但是如果这个人跌断了腿，或者有了生命的危险，这时就没法开玩笑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开玩笑就很残酷了。
事情的后果并不严重，但引起的情绪的后果却很严重，这时同样很难轻松地转移思路。例如小两口吵架，往往是一件很小的事，弄得婚姻破裂，不要说现场很难有足够自由的心态，就是在事后，也很少有人敢贸然提起。有志于幽默者，一方面应凭借理性审时度势，一方面也应凭良好的直觉避免幽默的不适当运用。
鲁迅在《祝福》中这样描写“我”和鲁四老爷的见面：
一见面就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就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在骂我，因为他骂的还是康有为。
表面上是听长辈骂人，而且可能是在骂自己，事情有点僵，但事情很小，也没有什么严重性，在情绪上也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至少在表面上鲁四老爷并没有骂“我”。其次，他所骂的“新党”早已不新，而是成了旧党——保皇党。在这种没有情绪对抗的情境中，“我”才不忙着用全部心力去对付他的气势汹汹，而是用剩余的心力去玩味他自得其乐的落伍和自相矛盾的颟顸。这种幽默感是很微妙、很精致的。
情绪上不紧张，才可能有细致而微妙的感觉和情感交流。20世纪60年代有部电影叫《李双双》，表现妇女解放，反对大男子主义。农村妇女李双双的聪明伶俐超过她丈夫喜旺，可是喜旺却有一种大男子的优越感。那时村里办了公共食堂，李双双很高兴地告诉她丈夫说：“听说，公共食堂还是恩格斯想出来的呢！”喜旺觉得这么大学问让老婆占了上风，心有不甘，就说：“不，是姓马的。”喜旺的意思是指马克思。喜旺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根本不是马克思先想出来的；第二，马克思也不姓马。观众自然明白，他为了表现自己比老婆更聪明，没想到更加暴露了他的无知和大男子主义的虚荣心。
作家的才气并不表现在指出喜旺犯了错误，而是把这个错误对李双双的情绪影响控制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如果不加控制，让李双双大笑起来，或者大火起来，都可能有损于幽默的精致和微妙。很可喜的是作家的分寸感掌握得很好，他只让李双双并不十分有把握地问了一句：“是吗？”这就行了。大男子主义的虚荣心并没有引起妻子在情绪上的反感，也没有影响到她对丈夫某种程度上的盲目信赖；相反，倒使妻子对自己的正确观点有了一点点犹豫。这就把微妙的反差留给读者去从容领悟了。
只有微妙的心理效果才能让读者、听者有心灵的余裕去从容领悟。太强烈的心理效果，往往使幽默显得粗糙。
二、在生理病痛很强烈时还能幽默得起来吗？
情绪不好心态就自由不起来，生理上有了严重的病痛，那就更难以有自由的心态了。
如果在事件后果很严重，甚至身体受了伤害、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仍能幽默得起来，那就是幽默大家了，因为这需要情绪有更大的超越能量。20世纪50年代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妙手成患》是讽刺外科医生的：
有人患了盲肠炎，医生开了刀，盲肠是割了，针也缝了，可没多一会儿，医生就回来要求病人拆线，原因是医生把一卷纱布落在病人肚子里了。取出纱布，重新缝好，可没过一会儿，医生又回来要求病人拆线，原来剪子又忘在病人肚子里了。又拆线取出剪子，刚要给病人缝，病人说：“你甭给缝了，最好你给我安个拉锁，落下什么东西你拉开随便找！”
这个病人是很有幽默感的。在一般情况下，幽默是一种美感，同时也是一种快感，但这不是一种生理上的快感，和吃了一顿好东西那样的生理快感是不同的，而是一种精神的升华。有时太强烈的生理快感反而不利于精神的升华。当你闻到苹果的香味，或闻到菠萝的香味，看着它的形状和颜色，是很有美感的，一旦你口水流出来，而且把它吃了，那只是一种口腹之欲得到满足的快感，而与美感无缘了。但是如果你肚子很饿，且又很馋，而你又不能去享用它，这就可能产生痛感。这种生理痛感越强，也就越难幽默得起来。如果这种生理的痛感再强烈些，不是馋的痛苦，而是身体的一部分受到损伤，那就更难超越，因为人在这时候思路就很不自由了。你得把生理的病痛淡化到零的程度，才能获得思路的自由：把拉锁拉来拉去很方便，一点也不痛苦和痛苦地反复拆线联系起来，这种超越有两难：一难是把眼前的切身痛苦忘掉；二难是把不相干的东西扯在一起。化痛苦为幽默最难，苦中作乐在幽默感中属于高级幽默。一般的幽默是和情不自禁的笑联系在一起的，一旦事情严重了，就恐怖起来，就很难超越了。可是病人在这么严重的关头，还说这么多傻话，就形成了一种反差，观众就忍不住要笑了。但是这里有一点要注意，那就是这里的病人的建议（安拉锁）是想象的、假定的，因而才能超越了生理的病痛，好像在肚子上安拉锁一点儿也不疼似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幽默的情感交流，并不是现实的交流，而是一种想象的交流。在想象中，可以自由地消除生理的痛感。
三、到了绞刑架下还能幽默得起来吗
如果现实中发生了这样的事，一个人面临被处决的危险，而且可能马上就要执行，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一般是笑不起来的。如果真笑起来，那也不是幽默的笑，而是恐怖的笑，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到了这种地步还幽默得起来，就属于西方文学中所表现的黑色幽默了。
笑有多种多样，有开怀大笑，笑弯了腰，岔了气；也有在恐怖和危难中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即使死到临头，还是有幽默的用武之地的。西方所谓“绞刑架下的幽默”，有一个例子很有名，是弗洛伊德最先引用的：
一个人已经被判绞刑，他走到绞刑架下，面对着头上那在风中飘动的绞索看了好久，他不是显出一脸恐惧，反而是问刽子手：“那绳子会不会断掉啊？”好像他真的担心那玩意儿断了对他不利似的。
在场的人也许会笑起来的，这种笑可能有一点轻松，但同时又很恐怖，这样的恐怖的幽默与黑色幽默有点接近。
美国有位名叫布曼的作家专门收集了一些死刑犯临刑前与刽子手开玩笑的事例。其中一些比较突出的事例如下：
死囚特拉西被押解到绞刑架前，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外衣。行刑官觉得对行刑不便，就问他是否愿意脱下这件外衣，他说：“不必，我担心会感冒。”
死刑犯的脖子上已套上了绞索，行刑官照例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说：“我确有话要说，但不是现在。”
一个叫查列斯的死刑犯正在享用最后的丰盛晚餐时，通知来了，他的死刑改为缓刑。他不但没有快乐的表情，反而有些失望地说：“照你这么说，我就不能享用这么丰盛的晚餐了？”
第一则故事的荒谬是显然的，临刑在即，拒绝配合的理由是感冒，生命好像不是马上要结束似的。但是，这却表现了受刑者的心境的悠然，却是令人发噱的。第二则，“现在”就是生前，有话是可以说的，“不是现在”就是死后，就是有话也没法说了。明明知道这样，还是要荒谬一下，心情超越了现实的严峻。最后一则，明明是好消息，死亡可以避免了，可是却好像舍不得死前的那一顿饭似的。这样的心态无疑是幽默的极致了。
似乎只有把幽默看得比命还重要的西方人才会在这种境地还能幽默得起来。其实中国人也有这个水平。清朝有个大学者叫金圣叹（就是那个把《水浒传》120回删改成71回的），他后来得罪了当权者，要杀头。有一个传说是他在临刑前送给刽子手一个挺重的小包，请他“做”得好看些，刽子手以为是一包银子，便把刀磨得挺锋利，事情做得很利索。待到执行完毕，回家去偷偷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块砖头，还有一张条子，写着四个字：“好快刀也。”这就是“落地的人头——好快刀”典故的由来。这当然是个民间故事，更为可靠一些的是这样的记载，是鲁迅在《论语一年》中都引用过的：他留下一个条子，说：“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关于金圣叹此则故事，还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临别，两儿询问父亲有何遗嘱？金圣叹叫他们附耳过来，悄声说：“花生米与五香豆腐干同嚼，有火腿味道，千万不要让那些刽子手知道，免得他们大发其横财。”
这说明，中国一些杰出人士，在死到临头的时候，其幽默感一点也不逊于西方人，即使在要丢脑袋的时刻还能超越人生最大的痛苦，乐观的心理能量还能超越生命行将结束的恐怖，使思路转移到轻松愉快的玩笑上来。关于金圣叹面临死亡还能从容幽默的传说，还有一则是这样的：金圣叹被处决时，正值山河淡妆素裹，雪化冰消之际。他翘首苍天，触景生情，立就一首自悼诗，并高声吟诵道：“天生悼我地丁优，万里江山尽白头。一时太阳来吊唁，家家户户泪珠流。”吟罢，金圣叹人头落地。那头颅滚出数丈，从耳内抛出两个纸团，监斩官将纸团打开一看，一纸团上写的是“好”字，另一纸团上写的是“痛”字。
这里的幽默感，在于人头落地之“痛”与一般生理之痛的反差。本来人头落地了，也就无所谓痛不痛的了，可是传说中的金圣叹却留下了“好痛”的感慨，完全是开玩笑。拿死亡开玩笑，就是把死亡的痛苦淡化到等于零的程度，使之转化为轻松的一笑。鲁迅所反对的把屠夫的凶残化为大家的一笑，可能典出于此。有人以为，国难当头的历史背景，不得不如此。但人生是丰富的，不见得因为国难当头，就没有幽默的可能了。就是在抗战期间，钱钟书、林语堂、梁实秋、王了一，不是也写出了经典性的幽默散文吗？同样，鲁迅自己的故事新编和大量杂文，其中的幽默不也是写在国难当头之际吗？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越是面临严峻的现实，不是越应该有超越苦难的自由心态吗？大难临头的应对方针，可以是愤而抗争，大义凛然，也可以是作英雄语，面对死亡放声大笑，这些都是精神强大的表现。但是，人性之美并不因此而穷尽，采取调侃的姿态，也应该是一种美好的风格。
事实上，我们国家虽然是实用理性精神非常强，但是也并不缺乏金圣叹这样的奇人。
有一个笑话故事说，有一个县官个子很矮，后来城池被起义军攻占，他被抓住要杀头。他就求人家不要杀他。理由呢，就是：“我本来个头就矮，你们把我的头再杀掉不是太矮了吗？”逗得起义军一笑，就饶了他一命。这说明要幽默得起来，精神要特别自由，不管看来多么严重的事，都不要把自己自由活泼的天性闷死。也可以说，情况越是严重，精神越是要放松。美国总统里根曾被行刺者击中。他对他的夫人南茜说：我本来应该是可以及时躲避的。脱险后，记者问起此事，他说再也没有比子弹飞过鼻尖更令人兴奋的事了。幽默的关键就在于不把生命危险当一回事，彻底的放松。
不要以为只有外国人、古人才能在这样的危机中幽默得起来，而现代国人，面临死亡就不可能进入这样的境界。我有一个学生叫陈国英，他整理了一个散文集，让我写序。几乎所有的内容我都忘记了，只有其中一个故事，我却一直记忆犹新。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战友要上前线。临行时，把他一些带不走的东西托我保存。并交代，如果一去不复返，请我处理遗物。不幸，战友后来没有回来。我去整理遗物，发现战友留下一个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纸条，还有一支香烟。条子上有一句话：谢谢你为我整理遗物，请抽烟。
只有高度自由的心态，才能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幽默的境界。
事实上，你不自由也于事无补。不自由，拘泥于当时的紧张，不如自由、放松。陈毅元帅1971年得了癌症，到了后期，身上接着输氧管、输液管、引流管。这时，外交部长乔冠华刚刚出席联合国大会回来去看望他，一进病房，看到当年叱咤风云、谈笑风生的元帅这样衰弱，有点愣住了。陈毅为缓解乔冠华的心情，就笑着对他说：“你看，我已经管道化了。”
把自己身体的痛苦和面临死亡的后果淡化到零，才能把自己的惨状和工厂复杂的管道等同起来。据说，丘吉尔临终时，护理人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气息奄奄的丘吉尔还不无幽默地说：“已经准备好去见上帝，不管上帝是否已经准备好用酷刑审问我。”
如果在死亡面前不能这样超脱，那前来病床边上的人，就只能和他相视无言，默默流泪了，一流泪就跟幽默无缘了。
四、追求既荒唐可笑又阴森恐怖的文学流派
应该提醒的是黑色幽默本来并不属于日常幽默谈吐的范畴，它原属于20世纪的一种文学思潮。文学中的黑色幽默，所表现的恐怖并不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来自某种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而是由于人生陷入不可解释的、束手无策的绝望境地。在黑色幽默作家看来，整个世界和全人类都已经糟到了不能再糟、荒谬得不能再荒谬的境地。美国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这样说：“黑色幽默把调子定在破裂点上，一旦达到这一点，精神上的痛苦便迸发成一种喜剧和恐惧的混合物，因为事情已经糟到你尽可放声大笑的地步。”黑色幽默所表现的内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是对人类和世界的绝望。第二，这种绝望与一般的绝望不同，一般的绝望是悲剧，而这种绝望是喜剧。奥尔德曼说：“它要求同它认识到的绝望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似乎能以丑角的冷漠对待意外、倒退和暴行。”面对绝望，不是感情泛滥而是冷峻以对，从悲剧中看出可笑，甚至毫无忌惮地放声大笑。
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作是美国作家海勒的长篇小说《第22条军规》。其中主要的情节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支美国空军驻扎在一个虚构的小岛上。上尉轰炸手索林怕死，觉得人人都想陷害他，千方百计地保全自己的生命，逃避去轰炸德国的基地。根据第22条军规，只有精神错乱的疯子才能获准停止飞行，然而这条军规又规定停止飞行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可一旦本人提出申请，又恰恰证明他不是疯子；头脑清醒，那就得继续飞行。他最后终于醒悟，这条可笑的第22条军规是自己恐怖的根源。
第22条军规后来就成了人类生存状态中既无望解脱又可笑挣扎的象征。在黑色幽默作家看来，人类的生活就像第22条军规那样荒唐可笑而又阴森恐怖，无端地被置于绝望境地。所有真理的追求都被第22条军规式的悖论变成一场残酷的玩笑。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新一代作家力图以他们绝对自由的意志论打破一切偶像和一切现成的礼法、传统的规范，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因而他们就有点绝望。这就使他们感到人类生活不是由人自己所左右，而是被一种悖谬的成见所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的一切奋斗都是可笑而又可悲的西绪福斯的徒劳。
这就是西方文学中黑色幽默的本来意义。
我们这里不过借用这个术语并赋之以新的内涵：超越生理的病痛乃至死亡威胁的，在死亡面前还能开玩笑的幽默。我们所追求的是情感在任何灾难情境中的自由飞翔，我们所说的黑色幽默哪怕是在最悲惨情况下也是乐观的，与西方黑色幽默作家对生活的悲观在根本观念上是不同的。如果不是把人生当作西绪福斯的徒劳，生命不是一种荒谬的悖论，而是值得为其理想的实现而奋斗的历程，那么面对死亡的时候，就可以幽默起来，但并不是荒谬的，而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
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牛虻》中，写到牛虻就义的场面，非常具有震撼力量。一方面是受刑者一直“面带微笑”，一方面是执行者被惨烈的场景震撼得“呻吟颤抖起来”，枪在他们手中不停地抖动，难以瞄准，甚至“被突如其来的恐惧抓住”，连指挥执行的统领都“打了个冷战”；而受刑者牛虻，身体伤残，几乎难以站立，还是平静地面对枪口，神态自若，居然还能对刽子手们发表演说，而演说的内容又是充满了对他们的挑衅和调侃：
“早上好，先生们”，“这次会面可比上一次愉快多了，是不是？”
情境是悲剧性的，但是悲而不惨，悲中有壮，壮中有烈，壮烈中又有喜剧性的幽默感。这比义正词严地斥责敌人，其精神优势要强大得多。悲剧性的受刑，愉快的“聚会”，二者的反差构成了幽默，但这不是一般的幽默，而是带着蔑视的讽刺。这是一种冷峻的幽默感，不像一般的幽默感中蕴藏着温情、同情，这是批判，是进攻性的。牛虻的壮烈和冷峻的反讽、嘲弄、开玩笑的语气结合在一起，这种幽默可以叫作“冷幽默”。
牛虻对敌人总是采用一种嘲弄的语气，不但嘲弄他们精神上的紧张，而且嘲弄他们的枪法。当他们向他射击，但未打中时，他嘲笑说：“枪法太糟糕了，伙计们”，声言自己要来“调理他们”，最后竟然是他向执行者发出向自己开枪的命令。但是敌人还是射偏了，又遭到他的嘲弄：
“又射偏了，再试一次！”
好像敌人的枪法准确，并不增加自己生命的危难似的，好像不是向他自己，而是像别人开枪似的。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对神父的嘲弄：
神父说：“难道你竞要开着玩笑直到上帝面前吗？”
牛虻接过话头来说，当轮到我们“收拾你们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大炮来代替这半打破旧的马枪的，那时候，就会真正领教我们是多么能开玩笑的”。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开玩笑”内涵是绝不相同的。在相同的词汇中，隐含着相反的语义，这就构成了冷峻的幽默感。
面临死亡的幽默感，并不一定就是黑色，也可能是红色的、英雄主义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