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过一句在西方美学史上相当经典的话：“在一切引起活泼的撼人的大笑里必须有某种荒谬悖理的东西存在着（对于这些东西自身，悟性是不会有任何愉快的）。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这一句话，在另外一些译本上被译成“笑产生于紧张的期待的落空而造成的感情爆发”。这下面还有一句：“正是这一对于悟性绝不愉快的转化却间接地在一瞬间极活跃地引起欢快之感。”康德的这个定义影响甚大，许多西方幽默理论家都是在康德的这个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笑的理论的。例如，一些理论家把笑定义为“荒谬的意义”（sense in nonsense）：“我们一时认为有理性的东西，顷刻之间就成了废话”，立普斯这一关于笑的理论实际上是在康德理论的悖理导致失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过他补充了一点，失落以后还有某种意义，但是他最后还是没有脱出康德的窠臼，他非常强调最后的结果还是“毫无意义”的“乌有”。他说，在喜剧性的双关语中，“荒谬的单词先欺骗了我们，然后才告诉我们其真正的含义，正是这第二级启蒙，即最后一切都归结到一个在通常概念中毫无意义的词——这种到乌有的还原的过程，才产生了喜剧效果”。
康德对于笑的定义带着西方古典美学常有的心理哲学色彩，其核心是由于期待的落空（或者译为“虚无”）而突然造成的——意外的惊奇。康德指出的期待的落空是由于荒谬，也就是由于不合乎惯常的理性（或智性），如果合乎智性或者常理，期待就不会落空了，也就不会使人笑了。例如，俗语说的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头，并不能使我们发笑。
康德的理论的核心，表面上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悖理——落空。其实这还不完全。在这背后还有一个假定的原则，也就是西方人经常强调的游戏的原则。如果不是假定的游戏，那么不是错误就是欺骗。因此康德在括弧里说：“被欺骗的期待怎能享乐？”而纯粹的错误只能造成“自己比这个无知的人更聪明些”的感觉。康德的这个定义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准确地抓住了心理期待的紧张变为突然的落空这一现象。
这比之后来的柏格森的笑产生于“机械镶嵌”的理论涵盖要广泛得多。但是他留下的问题也不少。首先他实际上并没有分清几个基本范畴：第一，游戏性的笑与非游戏性的笑；第二，笑与非笑；第三，滑稽的笑与幽默的笑；第四，讽刺的笑与幽默的笑和滑稽的笑；第五，笑与语境。
这五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或者联系，应该成为我们所关注的焦点。
在柏格森的笑论中，有这样的例子：一个人在演说，很起劲，可是忽然打了一个喷嚏；一个中学生走向黑板，突然停了下来，说是鞋子和裤带太紧；等等。这些都可能引起期待落空的笑。然而这里仅仅是可能，必须有一个条件，才能把可能转化为现实，那就是伤害不是很重，如果这个人身体受到严重的伤害，例如，跌跤导致骨折，演讲的人因有肺癌而咯血，中学生因为小石子而造成终生跛足，后果越是严重，越是难以笑得起来。因为幽默的笑必须是善意的，伤害太严重，就不可能是善意的了。一个最基本的区别就是游戏性与非游戏性。游戏性的，哪怕是再严重的，人头落地，天崩地裂，也不要紧，也笑得起来，因为游戏是假定的。如果不是游戏性的，同样是期待的落空，哪怕是稍稍严重的一点损害，不但不可能引起人的紧张情绪的放松，相反，倒是可能引起人的情绪的更加紧张，不但笑不起来，在某些人那里，哭起来的可能倒是更大。
康德在行文上并不十分严格区分游戏性与非游戏性的笑，但在实际行文中，他论述的重点却是非游戏性的。例如，他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印度人在苏拉泰（印度地名）一个英国人的筵席上看见一个坛子打开时，啤酒化为泡沫喷出，等英国人问他有何可惊奇之时，他指着酒坛说：“我并不是惊讶那些泡沫怎样出来的，而是怎样进去的。”如果这个例子还不够清楚，下面的一个就比较清楚了：一位接受了富亲戚遗产的人，想替他的出丧大大庄严一下，而抱怨未能做到，他说：“我给送丧的人钱，要他们哭丧着脸，不料给钱越多，他们表现得越高兴。”这可能是因为他研究的只是笑而已，因而没有特别注意到假定性的游戏和现实生活中的意外之间的重大区别。
今天，当我们拿它来研究幽默的笑时，就不能不更加感到其局限了。
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完全在于期待的落空，而在于为什么期待会落空，这是其一；其二，大量的笑，并不仅仅产生于期待的落空，而且产生于逻辑落空之瞬间想象的填充。在这方面，西方笑和幽默理论家都感觉到了，他们往往能用感性语言加以表达。例如，费舍说：“机智必须发掘某种藏而不露的东西。”立普斯说：“（机智）用经不起严格的逻辑或普通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检验自己。最好这样说，它并不说出自己要说的东西。”其实，他们所说的都是某种现象和感觉，作为学术的界定并不严密，因为绝大多数不讲出来的意思别人是无法了解的，只有把逻辑推理的所有条件都准备好了，仅仅留下一个狭窄的逻辑断层，使之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空白，让听者自己去推断出来，这就可能产生会心的笑了。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不讲出来，而在于给足逻辑的提示，把听者逼到预先设定的、狭窄的逻辑小道上去，让对方和你在那逻辑的空白或者断层中无声地会合，即使是你对他的调侃、揶揄。因为是他自己在推演中领悟的，他的思绪也会在与你无声的会合之中感到愉快，笑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发出来的。
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喜剧小品表现夫妻吵架，妻子说：“嫁给你这样的人还不如嫁给鬼。”丈夫回答说：“你放心，《婚姻法》上规定，近亲不得通婚。”观众立即哈哈大笑。因为，对正常的理性的回答的期待是落空了，而“近亲不得通婚”的因果逻辑中留下了一个空白：妻子是鬼的近亲，也就是妻子本身就有鬼血统的意思。这种笑，与其说是产生于期待的失落，不如说是产生于在逻辑空白或者断层中的会合和顿悟，准确地说应该是失落与顿悟的统一、落空与落实的统一。
许多期待的落空还产生于歪曲的因果。歪曲的因果自然是不成其为因果，对于习惯于正常因果的人们来说，会造成失落之感；但是如果光是歪而无理，只是一种荒谬，并不能引起笑。无理是一种失落，歪得有理，又不完全有理，造成一种顿悟，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在心理上产生刹那的荒谬和机智的张力，在心理上构成必要的冲击，造成不平衡之后，又突然给以启示。启示，就是提供逻辑的暗示，但并不给出结论，结论只留在逻辑空白中。当对方的想象和你在这空白中会合时，会心的微笑才能由此而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笑是心灵最短的距离，当你和对方在逻辑空白中会合时，你们的心理对抗，也会因为在逻辑空白中的会合而缩短，甚至消失。
我国相声艺人总结的一条经验，叫作“理儿不歪，笑不来”。这只说对了一半，道理歪了，还不一定引起笑，歪理还得在逻辑空白中有“理”，才能逗人发笑，俗语叫作歪打正着。这有点像我国古典诗话中说“无理而妙”（吴乔《围炉诗话》），不过属于不同范畴。诗的无理是抒情性的，以极端化为一般特点，一般也不存在逻辑空白。而幽默的歪理，用我的话来说，叫作歪理歪推。二者的共同点在于：有理与无理之间。
幽默逻辑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是在表层概念上，也就是在字眼上，很有理的样子，可在内在的逻辑空白中，又明显地违反了理性逻辑的正常规律；二是在理性逻辑空白中，虽然不合“理”，但是在情感上又有心领神会的合情。1990年世界围棋大赛，最后聂卫平和台湾的林海峰进入了决赛。双方满怀信心，都要拿到冠军。台湾记者问聂卫平，前两次林海蜂虽然战胜了你，但是决赛还是输给了一个韩国人，只拿到亚军。林海峰拿过两次亚军了，这次下决心要拿冠军，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聂卫平说道：前两次输给了林海峰先生是存款，这次则不同，要取款了；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事不过三，林海蜂先生如果这次再拿一次亚军，（也就是，一共三次亚军）以后就一定能拿到冠军。在逻辑空白中的暗示就是，这次的冠军要由聂卫平来拿，台湾记者心领神会地笑了。
聂卫平所提出的自己必然会拿到冠军的理由，按正常的逻辑思维不合逻辑，以存款和取款、事不过三来类推林海峰此番只能得亚军，实际上没有道理。在通常的逻辑思维中，运用类比推理作为论证的主要根据，是一种错误（当然在诗歌中是另外一回事，在《诗经》中比兴思维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但是聂卫平所讲的理如果完全是胡说八道、彻头彻尾的歪理，台湾记者是不会笑的。它在表面文字上，在孤立的概念上，在逻辑表层上，又似乎合乎逻辑（例如事不过三，拿三次亚军以后，就不会只拿亚军了），但是却明显违背事不过三的原意（对消极的事情容忍的极限不能超过三次）。表面上的逻辑合理性和内在的逻辑不合理性相结合，就构成了一种牵强附会的因果逻辑的“错位”，形成了形式和内容、理性和情感之间的张力，在理性逻辑上，造成了不和谐感；可是从情感上来说却淡化了矛盾，构成了和谐之感。和谐与不和谐的交织，作用于双方的心理，形成一种既是意外，又能意会的双重复合之感，这才是笑产生的根本原因。正因为这样，才是幽默的。
康德所说的悖理之所以失落，就是因为它违背了通常的理性思维逻辑。理性逻辑是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心理定势，一切的思维都沿着这条轨道自动进行。一旦脱离了这条逻辑轨道，思维就有一种突然出轨的感觉——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失落，但是光有这样的失落并不一定能笑，即使是在某种场合中笑了，最多不过是滑稽的笑，还不能构成幽默的笑。聂卫平越出了什么常规呢？主要是概念的同一性规律。他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聂卫平把事不过三容忍的有限性概念，临时偷换成达到三次的决赛的失败意味着第四次冠军的稳稳获得；又把自由的存款和取款与不能自由决定的棋赛胜负类比起来，就把此番对方失败的推测，变成了自己胜利的预言。这不是必然的，作这样的推断是不合逻辑的，但是由于是留在逻辑空白中，对方自然地被引诱到其间与其意向会合，很有利于情感的沟通，从而无声的意会淡化了矛盾和对抗。这里的笑，就不是滑稽的笑，而充满了智慧修养，消解了对抗的排他性，使尊重对手高雅的感情占了上风。这样的笑就升华为幽默了。
康德的有关笑的说法，不能把高层次的沟通情感的幽默的笑和低层次的滑稽的笑分别开来，是一个很大的局限。日本人把英语的幽默（humour）译成“有情滑稽”是有一点道理的。正因为有情，所以对抗的性质和程度都发生了变化，不和谐也转化为和谐。聂卫平和林海峰之间本可能有针锋相对的冲突的，但是聂卫平用他的幽默感淡化了胜败互相排斥、不能共享的竞争性，强化了友好情感的心领神会。如果没有留在逻辑空白中的情感的无声共享，便没有幽默的会心的微笑可言了。
二、幽默、讽刺和滑稽互相消长的反比定律
有时候，出于形势的需要，人们并不一定要钝化、弱化进攻的锋芒，而是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又不想让情绪形成直接对抗，这时就得在逻辑空白中留下比之幽默更带进攻性的意味，其特点是强烈的智性对抗多于情感的意会，在逻辑空白中把机智的暗示和进攻性结合起来，这就是讽刺。立普斯把这称之为“挑衅性幽默”或者“讽刺性幽默”。
从主观立场上看，这种幽默意味着主体和对象的对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日本的鹤佑见辅说：“幽默和冷嘲（cynic）只隔一张纸。”冷嘲的笑，没有沟通的温暖，由于其进攻性甚强，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点冷峻的意味。这在鲁迅的杂文和钱钟书的散文中屡见不鲜，尤其在他们使用反语的时候。鲁迅在《论辩的灵魂》中这样说：“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说中国人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也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这段话用的完全是荒谬逻辑，可以说根本不通。从形式上看，只有很软弱的外部逻辑上的擦边性的粘连，根本不能构成推理。但是从内容上看，则明显是反语，是对某些不讲逻辑（充足理由律）的论敌的讽刺。这也可能引起读者会心的笑，但是在作者那里，这种笑带着更多的进攻性。它和幽默的笑在逻辑空白中带着温暖的情致、会心的沟通是很不相同的。这种笑有时不但冷，而且可能很毒。
在钱钟书的散文中时常有些更刻毒的讽刺，很值得提一提。他在《谈教训》中说：“有一种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真正的善人，有施无受，只许他教训别人，从不肯受人教训，这就是所谓的牺牲精神。”由此他进一步推出了这样的结论：“老实说，假道学比真道学更为难能可贵。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别人，那有什么稀奇；没有道德也能以道德教训人，这才见得真本领。有学问能教书，不见得有学问，没有学问而偏能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那就是艺术了。并且真道学家来提倡道德，只像店家替自己登广告，不免自夸之讥；唯有绝无道德的人来讲道学，方见得大公无我，乐道人善，愈证明道德的伟大。”
钱钟书先生讽刺的特点是智性锋芒淹没了幽默情感的交流。日本作家鹤佑见辅认为：“幽默既是诉诸我们的理念的可笑，则在可笑所由来之处，必有理由在。那是大抵从‘理性的倒错’而生的。”鹤佑见辅可能没有注意到过多的理性会将幽默转化为讽刺。钱钟书的讽刺性幽默的特点正是鹤佑见辅所说的“理性的倒错”，以雄辩的姿态作明明是诡辩的文章，表面上振振有词、左右逢源，实际上，全用类比推理，正推和反推并用。但是，由于类比本身只能涉及事物一个点，最多一个侧面，不可能全面，很容易带上主观随意性，所以这种推理本身并不能成为充足理由，不能作为推理的主要手段；更何况，钱钟书上述的类比推理更带牵强附会的特点（把理财和教学，把宣传道德和做商业广告混为一谈，在逻辑上属于无类比附），把个别的、孤立的事实作为全面的推理的充分而必要的论据，以虚弱的大前提来得出毫无保留的结论，越推，根据和结论之间的反差越大，越显得荒谬，越是荒谬越是显得刻毒；正是因为刻毒，因而这种笑就没有温情，有的只是冷峻。但是这又有一种智者的深刻，妙在荒谬中见深邃，歪理中见真理；在表层逻辑上荒谬，而留在逻辑空白中的是深刻的洞察。正是因为歪中有正，荒谬中有真理，才不但使人发笑，而且使人深思。这就决定了讽刺性越强，温馨的情感沟通越弱，幽默成分随之减弱。
在幽默中，共享的情感减弱，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讽刺的成分增加（如果智性递增）；二是滑稽的成分增加（如果智性递减）。
在滑稽、幽默、讽刺的笑中，滑稽最缺少情感的共享。滑稽不但缺乏情感，而且缺乏智性的深邃。比如，有一个妇女身材近来发胖，如果你见了她，说她近来胖了，这既不滑稽也不幽默，不会引人发笑，因为这里不但没有逻辑空白，而且没有任何荒谬可言。如果你说她近来长“膘”了，可能有人就会笑了。因为你把形容动物的“膘”弄到人身上去了，这在逻辑上有一点荒谬悖理。但是这样讲只能是滑稽，不可能是讽刺或者幽默，因为有一点侮辱人的意味；不但没有智慧，而且也没有任何友好的情感可言，在你所留下的逻辑空白中，这位女士既不能和你共享友好的情感，又不能欣赏你的机智，这只能停留在滑稽的层次上。如果你说：啊，你近来发福了。这不过是比较有礼貌而已，这在正常逻辑之中，她不可能有什么意外的失落和顿悟。如果你说，一见你我就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古巴女士到加勒比海去游泳，弄得美国操纵间谍卫星的工作人员大为紧张，以为是古巴又造了一艘航空母舰。这就可能有点幽默了。因为显而易见的夸张不但并不带任何侮辱性，而且把这位女士带到了一个不带任何伤害性假定的游戏的境界，这就便于她和你在逻辑空白中遇合，在惊异中产生沟通感、共享感了。情感交流因素增加，则意味着滑稽感减少，而幽默感增强。
如果情感性的共享减少，代之以智性的进攻性成分增加，则不仅仅导致滑稽的减少，而且导致讽刺成分的增加。有一个故事说，有一次歌德在小道上碰到一个曾经批评过他的批评家，此人十分傲慢，他说：“我是从来不给蠢材让路的。”可歌德却往旁边一退，说：“我则恰恰相反。”这样的说法，表面是退步，实质上在逻辑空白中是针锋相对，反过来把对方说成是蠢材。这样一来，智性强化了，进攻性增加了，讽刺的成分递增了，但是幽默的共享成分减少了。正是因为这样，梅瑞迭斯说：“如果你觉察到可笑的，而你的心却因此冷了下去，你就是落人了讽刺的手掌。”“讽刺家是一个道德的代理人，往往是一个社会清道夫，在发泄胸中的不平之气。”梅瑞迭斯说的是一般理论，可是看起来却像是给钱钟书先生作风格的描述，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他说“讽刺的笑是一种冷箭或者当头棒”的时候，鹤佑见辅说：“使幽默不堕于冷嘲，那最大的因子是在纯真的同情罢。”在钱钟书先生的散文中，是绝对看不到他对被讽刺对象的同情的。他的讽刺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典型的样本。
可以这样说，滑稽、幽默、讽刺的表层逻辑都是某种荒谬的歪理，而在深层空白中，因其智性（歪中有理）、情感、进攻性、共享性的互相消长而分化。智性的成分与滑稽成反比，而与讽刺的程度成正比。在滑稽的歪理中，情感的递增可使幽默的成分递增；反之，情感成分的递减可使幽默的成分递减。在滑稽和幽默的关系中，情感的共享与幽默感成正比，但是情感的共享与讽刺的进攻性成反比。进攻性越强，锋芒越露，越是刻薄，情感共享越是淡薄，幽默感越弱，但是讽刺性越强。
当然，智性最为深刻的可能要算是荒诞了，到了荒诞中，已经容不得情感的成分，当然没有心灵沟通的愉悦，最突出的只能是从智性上看到的残酷。这时如果有笑，也只能是无可奈何的笑，甚至是毛骨悚然的笑。桑塔耶那在《美感》中说：“如果我们打算理解荒谬之事的意义，我们就应当不再发笑，而应当开始感到苦恼了。我们对人们的同情愈少，我们对他们的愚行的欣赏就愈细致：讽刺的乐趣非常近似残酷无情。”但是，在这样的残酷无情的所谓“讽刺”中，其荒谬性中却包含着幽默所不能容纳的深刻的理性。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中后期会产生黑色幽默和荒谬戏剧以及怪诞（畸形）雕塑的原因。
三、概念的心照不宣的歧义和“错位”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以其演绎的自洽性见长，但是纯粹的演绎法，给他的理论带来了一些致命的弱点。弗洛伊德提出，笑不仅产生于失落，而且产生于“混乱之后的明了”。但是这个“明了”来自何方？在西方幽默理论界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在行文的可读性方面，可能柏格森要比康德好一些。柏格森与康德的不同，不仅仅在文风上而且在思想上。柏格森从个性心灵被歪曲出发，得出结论说，笑产生于“镶在活的东西上的机械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身上，他看到了“造作的东西，刻板的东西”。表现出某种“僵硬，它和内在生命不相调和”，就有潜在的滑稽的因素。这实际上也就是西方幽默学中最基本的范畴：不一致（incongruity，又译作：乖讹）。
在柏格森看来，这并不一定和任何一种期待失落有关，有时恰恰相反，如果一个演说者的思想丰富，变幻多端，内容毫无重复，而他的动作“却周期性地重复着，而且毫无变化”，如果“我”“注意到这个动作”，“等待这个动作产生，而它果然在我预期的时刻出现，那我就要不由自主地笑起来”。非常有意思的是，柏格森强调的和康德恰恰相反，不是期待的落空，而是期待的落实才引起了笑。两位大师在基本范畴上打架，至少在几十年中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权威性把许多自命不凡的理论家吓住了。其实，他们两个人说得都没错，不过各人说对了一半。
全面的说法应该是笑产生于期待的落空和意外的落实的猝然遇合。
对于康德的预期——失落和柏格森的预期——落实这两个命题来说，康德和柏格森在这里多多少少有一点经验论的色彩。很显然，他们的经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完全性。以今天的理论眼光看来，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范畴：语境。其实也就是心照不宣的逻辑空白，只有心照不宣地进入逻辑空白的人才能进入幽默的语境，进入幽默语境的人才能会心而笑。在不同语境里，笑有不同的规律。同样一句话，不仅在游戏性语境中和非游戏性的语境中其效果不同，就是同在一种语境中，也能导致二者的转化，从而产生不同的效果。
在任何语言交流中，都少不了不言而喻的共识。人的语言符号并不是客观和主观对象的对应物，而是唤醒经验的一种信号。二者之间首先是不等量的，其次在性质上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任何语言都不可能把全部信息在现场做完全的传达。人类社会积累了一系列现成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复杂共识，一定的语境就由这些不言而喻的前提性的无声的成分构成，这就可以使信息交流简化。这种前提性的空白是一种文化心理的空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一个阶层、一个社区、一个方言区乃至一种职业所共享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性别甚至不同经验的人有不同的前提，这种文化心理前提不但是集体的，而且是持久的，是为社会所认同的。这就是构成语境的最基础的成分。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具体的对话者，又可以因特殊的条件协同构成暂时的、个别的逻辑空白。这就是共同语境在不同条件下分化为不同的个别语境。同样一句双关语，在公众场合中讲出来，其中知情者（也就是处于语境——逻辑空白中的）会自然而然地笑起来，而不知情者则莫名其妙。这说明期待一失落，要受到语境的决定性影响，只有在同一语境中的人，才能共享心照不宣的无声的逻辑空白，构成预期和失落的心理前提。人们只有在共享的逻辑空白中，才能无声地构成某种沟通，在逻辑空白的语境以外，对于隽永的幽默，只能像傻瓜一样瞪眼睛。
所谓语境不是一个交谈空间的概念，也不仅仅是一个现成的、心理的、历史的、文化环境的概念，而且是对话者现场即兴地创造着的逻辑空白的共享关系。在同一个交谈环境中可以有一个或者几个幽默语境，也可能一个幽默语境也没有。在语境之中的人和语境之外的人所理解的同一个词，肯定会不同，或者叫作语境所造成的“错位”的语义。
鲁迅曾经引用过克尔凯哥尔的一则寓言：剧场失火，丑角惊恐地跑到前台告诉观众，观众以为是演戏，报之以掌声。小丑说是真的着火了，观众以为小丑演得非常逼真，笑声更大了，掌声更响了。这种误解的产生就是因为观众和小丑虽在同一空间，却不在同一语境。此时如果有一个知情的局外人，看着这一切而笑起来，就说明他处在另外一个幽默的语境中。
期待一失落是语境的语义“错位”效应。逻辑空白是在有声语言以外的。明确的有声语言与我国楚辞九章中“孔静幽默”中的“幽”和“默”（无声）不相容，逻辑的空白被顿悟却是无声的，它是一种默契。但是，幽默语境，如果不是针对或者有意排除异族人的，就不完全是集体的，而是即兴的、创造的，是在集体的心照不宣的文化、心理、历史、语境的基础上，让表层语义和潜在语义发生分化，产生巧合的临时的“错位”的意义。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有一次和薛宝钗说话，薛宝钗提议招呼林黛玉一下，贾宝玉以为林黛玉睡着了，就顺口说了一句“管她呢”。贾宝玉以为林黛玉不会听到，不想被林黛玉听到了。后来当贾宝玉在场，林黛玉和一个小丫头在裁剪衣服，有一块布角被折住了，丫头建议把它拉平，林黛玉就说“管它呢”，在场的知情者都笑了，而不知情者则毫无感觉。这种幽默语境常常构成一种“典故”，在朋友、夫妻之间非常普遍，实际上就是同一话语，在同一场合把知情者与不知情者分化为不同语境的结果。
这种逻辑空白首先所要求的不是什么期待一失落之类，而是另一个东西，我把它叫作“心照不宣的语义错位”。概念的表层意义和潜在意义（语境以外的意义和语境以内的意义）不一致了，或者说错位了，只有语境以内的人才能心照不宣，他们的心灵才能无声地在潜在意义中顿悟，产生共享的微笑。
从理论上来说，这不仅是由于不同个体的不同经验，而且是由于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所造成的。时间、地点、经验都可能构成语境的分化。
辜鸿铭先生是主张一夫多妻制的。有一次在北大作报告，有人问他对一夫多妻制有什么看法，他打了一个比方，丈夫好比茶壶，妻子好比茶杯，哪有一个茶壶只配一个茶杯之理。他讲这种话的时候，自己并不感到幽默，而在场的人可能会笑，但并不是因为他幽默，而是因为他愚昧。这里没有什么语义的错位，大家所理解的词语的意义是相同的，因而这样笑不是幽默的笑，而是对于愚昧的不屑。如果今日有人在什么会场上讲这样的话，由于讲话的人和大家一样都处在心照不宣的共识中，大家都认为这是荒谬的，因而可以构成广泛的共享，无疑会一齐大笑起来。这种笑的产生，是由于当时的语境和今天的语境、当时的语义和今天的语义有非常巨大的“错位”，而这一切都是在无声的逻辑的空白中的，其性质就都是幽默的。因此幽默的笑（有时也包括期待一失落、柏格森的“机械镶嵌”）的首要条件，取决于特殊语境中的双重语义“错位”。
笑的层次不但因情感、智慧、进攻、共享的成分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也因逻辑空白分化为不同的语境而不同。语境的要害是心照不宣，也就是逻辑空白，这不但牵涉在场人物的心理准备状态，而且关系民族文化心理，但是不管在什么性质的语境中，只要有一个以上的人，对于同一个概念有了双重的心照不宣的理解，笑就可能产生了，幽默就可能在此获得生命。
四、一元逻辑的阻塞与二元逻辑的错位和贯通
康德和柏格森两位大师虽然观点并不相同，但是在方法上却属于同一个模式，或者说是不约而同地遵循同一条思路。他们大体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来研究笑的，但是他们的思维逻辑却是殊途同归。他们相当一致地把笑（包括幽默的笑和非幽默的笑）当成一条思路（或一元逻辑）遭到阻碍的结果。康德注意到了一元逻辑的中断和失落，柏格森强调了活生生的内容与机械刻板动作的不和谐。叔本华则说：“笑的产生每次都是由于突然发现这客体与概念两者不相吻合。”这个康德和立普斯都支持过的“不一致”原则（incongruity）至今仍然是西方当代幽默和笑的研究的经典理论，这个范畴相当深刻，不知为什么长期以来被我国当代的幽默理论研究忽视了。这个被翻译成“不一致”的基本概念最早被蔡元培翻译为“不与事实相应”，虽然和康德的理论不同，但是所提示的仍然是一条思路或者一元逻辑的阻塞或者不统一。
姑且暂时撇开语境的不同引起纷纭复杂的结果不谈，光凭这个一元化的思路，也很难为笑提供充分而必要的理由。笑，特别是幽默的笑，不仅仅是由于单一逻辑的不一致（incongruity），期待的落空。落空只是按一条思路、一元逻辑的惯性，暂时讲不通了。这时既可能是谬误，也可能产生苦恼（包括哲学意义上的人生的苦恼）。使这种谬误或者苦恼变成笑的，是一种特别的机遇——突然有另一条思路窜了进来。思路被篡夺，是理性思维之大忌，但在幽默逻辑中，这不但没有造成混乱，人们反而发现有另一条思路，也就是另一条逻辑突然贯通了。原来落空了的期待忽然在新的思路、第二条逻辑上落实了。从心理上来说，就不是落空的茫然，而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发现（在被对方预设的逻辑空白中和对方会合了，也就是顿悟了）带来的欢乐。这时的笑不但是轻松的，而且是带着某种智慧或者比较深切的情感的。这就提高了笑的层次，从滑稽的层次上升到了幽默的层次。
事实上，弗洛伊德在他的《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中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他在该书的开头举的许多例子本来是可以引申到二重“错位”逻辑上来的。其中的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海涅在《卢卡浴场》中写了一个虚荣心很重的彩票掮客，他以和一个百万富翁罗思柴尔德有过交往而自吹说：“我和圣人罗思柴尔德并肩坐着，他把我当成他的同僚，相当地famillinaire。”弗洛伊德结合着立普斯的观念解释说，他的意思本来是说百万富翁罗思柴尔德对他非常亲切（familiar），但是最后他用的词famillinaire，却是百万富翁（millionaire）和亲切（familiar）的合成词。这是一个生造的词，把亲切和百万富翁凑合在一起。弗洛伊德非常雄辩地阐释了这个合成词如何表现了这个人的庸俗和虚荣。在我看来还不如用二重错位逻辑的解释比较清晰、比较简明：在第一条思路（亲切——familiar）上讲不通的时候，famillionaire作为交叉点却自然地过渡到第二条思路（百万富翁——millionaire）上去了。
幽默在逻辑上的特点是第一重逻辑的失落、第二重逻辑篡位之时，中间有一个交叉的概念，这个概念的特点是其语词形式是单一的，但是其内涵却是双重的，正是这双重的概念，使得逻辑从一条线索转移到另一条线索上去了。在理性逻辑中，这是不容许的。概念的内涵必须稳定、准确，不得转移，所以西方学术传统特别强调概念严密。科学研究中，概念要有严密的定义，目的是为了防止概念被偷换，以保证一条逻辑线索一贯到底。概念转移，必然要造成逻辑的混乱、情致思路的不连贯或者交叉。
理性思维很强调在逻辑上的一贯，如果有两条逻辑，那就不是平行的就是连贯的，绝不允许互相交织，否则就可能互相干扰。但是幽默逻辑是二重“错位”逻辑，概念的偷换虽然导致逻辑的转移，但是两条逻辑线索不但没有互相干扰，反而形成了一种交融的效果。这是因为在这二重逻辑交错的时候，它有一个适合于两者的过渡概念，有双关语的性质。
正因为这样，在西方幽默文论中，不少理论家都接触过类似双重语义（如叔本华认为俏皮话是硬把两个不相同的实在客体压人一个概念）的问题。可惜的是，他们往往满足于在概念上分析这种双重性，而没有深入到演绎的过程中去。双重语义，在幽默语境中不像一般概念有统一的内涵和外延，它分化为显性和隐性的双重内涵。当显性的内涵被偷换时，隐性的内涵迅速地接替了上去。正是因为这种双重内涵，使得概念在推演过程中，显性概念被偷换以后置换为隐性的，而隐性的则置换为显性的，这就导致逻辑线索被隐蔽地“错位”了。之所以隐蔽，是因为概念的外在形式没有变化，而概念的内涵却转移了。这就使在一元逻辑中失落的预期（显性概念内涵失落了一贯性）的时候，隐性内涵却接通了另一种一贯性，还保持了概念外存形式的一贯性，这就使第二重逻辑自然地、静悄悄地切人，无声地篡位，从隐性化为显性。显性和隐性双重内涵构成了两条逻辑交叉“错位”的焦点。概念内涵的二重性，成为幽默二重逻辑“错位”的核心，在其他任何一个逻辑环节上都不可能默默地进行这样的逻辑转移（或者“错位”）。正是由于不变的统一的概念形式掩护了内容的二重性，才保证了逻辑的“错位”的隐蔽性。
幽默逻辑的二重错位违反了一元逻辑规范这全人类理性思维的心理定势。正是定势的被打破，先造成了心理上预期的失落，几乎是在同时，在另一条逻辑上的顿悟又是静悄俏的、默默的、突然的在预设的逻辑空白中与对方会合，会心的幽默的微笑就这样产生了。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喜剧逻辑或者笑的逻辑、幽默逻辑与通常的逻辑不同。通常的逻辑基本上是理性逻辑，是以一元概念和一元演绎为特点的逻辑；而笑的逻辑则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逻辑，其表现形式甚为纷纭，但是其基本特点则非一元概念和非一元逻辑，它可以说是一种双重概念和二重逻辑，是一种复合的概念和逻辑，或者准确地说是一种二重“错位”的概念和逻辑，更形象一点，说是二重“篡位”概念和逻辑也无不可。
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逻辑现象之所以长期没有得到充分阐释，我想，可能是因为西方的大师基本上都是在强大的西方文化传统的支配之下进行思考的，整个西方的学术思潮都是在古希腊理性主义君临之下的。古希腊的学术思维模式被亚里士多德概括在他的逻辑学之中。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中讲了许多规范，但归根到底只从属于一条，那就是同一律。所有西方学者从来就是这么思考的。他们不可能想象同时运用两条思路，在二元逻辑中还能思考。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这种一元化的思维逻辑只能是理性思维的逻辑，而人并不是只用一种思维就能生活的。人类的理性是被大自然逼迫出来的，也是后天教育和训练的结果。在自发的情感领域中，人们的天性是更倾向于非理性思维的。
对于理性思维的规律，西方人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对于非理性思维也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例如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提出了“前逻辑思维”的观念，还很有见地地归纳出了主客体的“互渗律”，这种主客体不可决然分割的逻辑是与同一律相矛盾的。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这种研究只局限于人类文化学的领域的原始思维中。在笑和幽默的研究中，西方学者仍然沿袭着理性主义一元逻辑的规范。他们的学术传统沿着心理学向着语言方向前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幽默逻辑学上的成就则比较有限。
比较有见地的弗洛伊德沿着西方心理学的传统对幽默作了独创的研究。他说，成年人都有一点厌倦社会所要求的严格思维逻辑的理性道德规范，他们想暂时地从这种紧张中逃脱一下，因而人们就不是考查实用而是去享受小孩子式的好玩了。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幽默的笑是一种情感的宣泄，问题在于传达情感并不是幽默的特有功能，抒情诗也同样能传达情感。抒情的逻辑也有非理性的特征，其特点是其极端化，极端的片面性是其生命。但是不管多么极端，它总是沿着一条思路贯彻到底。“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因为我爱人的裙子是绿的，所以我爱天下的绿草，这是很绝对的了。“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把爱情看得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够绝对的了，够不合理性逻辑的了，但是它还是遵循着一元化的逻辑的思路的。它的概念没有转移，逻辑也没有错位，在逻辑形式上和理性思维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内容上和理性逻辑思维相比大大背离罢了。
在一元逻辑和二重逻辑的两种不同的范畴上，中外许多幽默理论家都卡了壳。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设法走另外一条路，亦即幽默逻辑学的路。据我看，在所有的西方经典中，不一致论（incongruity）最接近幽默逻辑学。叔本华感到了不一致，甚至可以说，他走到了逻辑错位的边缘。他对“不一致”作了这样的解释：“不相吻合经常是在这样一些场合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在客体用一个概念来思维，而把这概念的同一性套在这些客体上，可是，这样做以后，各个客体在差异中又突出地使人注意到这概念不过仅仅是在某一方面同客体相应而已。又一种情况是单一的实在客体，从一方面说是正确地包含在这一概念之内，却突然（在另一方面）又感到它和概念不相称。还有一种情形也同样是常有的：一方面是这样总括实物于一概念愈是正确，另一方面实物不符合于概念的广泛程度愈是突出，那么从这一对照产生的发笑效果也就愈强烈。”他还说到：“先有两个或几个很不相同的实在客体或直接表象，人们却故意用一个包含着双方或多方的概念同这概念的统一性（笼统地）作为这些客体的标志；这种笑料叫作滑稽。”这个说法相当深刻，它至少可以解释比较广泛的现象。比如，卓别林的喜剧。卓别林说：“假如我确信观众猜想我在影片中是要步行，那我就突然跳上一辆汽车。如果我想惹人注意，我就不用手拍他的肩膀，或者叫他的名字，而是用我的手杖钩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到我这边来。先按照观众所意料的那样来演，后来却又演得出乎观众的意料之外。”卓别林所说的意外，就是柏格森所说的不一致、不相吻合。通常的习惯、思维定式只有一致的预期，而不一致则提供了一种在预期以外的反常的东西。但是，很可惜，柏格森和西方其他文论大师一样，仅仅停留在概念的不一致上（这是因为他研究的仅仅是意志和表象的关系），没有发展下去，未能深入到逻辑的推演过程中去，因而就只能解释卓别林的滑稽性喜剧，而难以解释他的幽默感。从理论上无法弄清滑稽的不一致和幽默的不一致的区别：滑稽，只要有概念的不一致，只要在小丑的眼睛里冒出自来水，或者用拐杖勾住人家的脖子就可以了。幽默的不一致，主要特点不仅仅是概念与对象的不一致，而且是概念被偷偷地转移之后，从不一致又转化为一致。在一元化的逻辑的不一致的同时，构成了错位的逻辑，在错位逻辑的一致中导入了深长的意味。
本来逻辑要求一致，集中表现为同一律。为了保证逻辑不至于发生不一致，才不允许概念转移（或者偷换概念）。为了不让概念转移（或者偷换），就要防止概念自相矛盾，严禁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发生内涵和外延的漂移，这都是为了确保思维过程中逻辑的高度稳定和统一，于是就有了矛盾律和排中律对同一律的补充。所有这一切都是理性思维的森严规范。而幽默之所以能在期待失落以后，又能在逻辑空白中意外地落实、顿悟，就是因为它在逻辑上从一个概念转移到另一个概念上去了，如果不转移就只能落空，由于转移到另一个概念上去了，它就开辟了另一条思路，在另一条逻辑线索上，也就是在逻辑空白中又贯通了。这种新的贯通，就为某种意味的切入提供了条件，为共享情感准备了通道，为把对方逼入自己预设的调侃或者讽喻的空白中去，让对方构成意外的顿悟。这就从滑稽上升到幽默或者讽刺了。正因为这种顿悟是隐蔽的、突然的，才引起了惊喜，产生了微笑，即使是在互相对峙的情境中，也能在无声中缩短心灵的距离，缓解对抗。
西方报纸上有一则报道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到加拿大访问，一下飞机，就遇到一批加拿大人高呼口号反对他，东道主多少有些尴尬。为了减轻东道主的压力，里根很轻松地说：“举着旗帜呼口号反对我，挺平常，我在国内常常遇到。”这样一说，虽然缓和了一点紧张空气，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里根接着又说：“说不定这些喊口号的人就是从我国跟过来的，目的就是给我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里根这么一说，双方都轻松地笑了。他在这里用的就是概念转移和逻辑错位的办法。举旗帜，呼口号，本来的意思（或者准确的内涵）表示政治上强烈地反对，这个内涵是很确定的，其意味是心照不宣的，这似乎是唯一的思路。但是里根却把这个政治行动的内涵作了二重转化。第一重是把加拿大人转化为美国人，这是第一次偷换概念，这已经使冲突缓和了不少。但是这还不足以引起微笑。里根所作的第二次偷换概念是把喊口号反对他变成了对他亲切友好的表示。由于这样的概念偷换，把第一条似乎山穷水尽的思路变成了另一条柳暗花明的思路。
在文学作品中，可能比较复杂，但是其根本道理却是相同的。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只好拣比较简单的文学作品为例，契诃夫早年有一篇文章，叫作《我的“她”》。原文如下：
我的父母和长官非常肯定地说，她出生比我早。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否正确，只知道我的一生中没有哪一天我不属于她，不受她的驾驭。她日夜都不离开我，我也没有打算立即离开她，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的、牢固的……这种令人感动的关系给我带来的只是不幸。首先我的“她”日夜不离开我，不让我干活。她妨碍我读书，写字，散步，尽情地欣赏大自然的是……我写这几行时，她就不断地推我的胳膊，像古代的克利奥佩屈拉对待安东尼一样，总在诱惑我上床，其次，她像法国的妓女一样毁坏了我。我为她，为她对我的依恋而牺牲了一切：前程、荣誉、舒适。多亏她的关心，我穿的是破旧衣服，住的是旅馆便宜房间，吃的是粗茶淡饭，用的是掺过水的墨水。她吞没了我所有的一切，真是贪得无厌！我恨她、鄙视她……我早就该同她离婚了，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离掉，这并不是因为莫斯科的律师要收四千卢布的离婚手续费……我们暂时还没有孩子……您想知道她名字吗？请您听着……这个名字富有诗意，与莉利亚、廖利亚和奈利亚相似……她的名字叫作“懒惰”。
这里顺便指出一点：“懒惰”在俄语里和莉利亚、廖利亚、奈利亚是谐音，这就增加了概念转移的隐蔽性。本来契诃夫用尽一切模棱两可的描述把读者的思路往爱情的方向引导，特别是利用了“懒惰”在俄语中作为阴性名词，其代词是阴性的“她”，这就更有利于把爱情的“她”向秉性的“它”悄悄地转移。在同一个概念“她”中包含着双重内涵，在表层是异性，所以契诃夫用了许多属于女性的描述，例如：拉“我”上床，把“她”比作妓女，引申出离婚等等，但是在深层却是作家本身的秉性。本来这两种概念互不相容，但是由于阴性名词的暗示和逻辑推演，使得在逻辑的表层上充满了婚恋的属性。但是这种属性虽然强烈，可并不过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在爱情和懒惰均可包容的内涵之间，没有越出二者的边界，因而不管多么强烈，都没有构成逻辑转移、错位的障碍。占据文章篇幅百分之九十的文字讲述的是爱情的无奈，直到最后一句才突然冒出来另一个内涵，贯通了另一条思路，突然变成了对懒惰秉性的自嘲。两条思路代表两条逻辑，这两条逻辑如果是各自独立的话，它们就毫无关系了。然而这条逻辑线索并没有互相平行，主要原因是其中有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成为互相交叉的联结点。这就使得思路从身外的对之无可奈何的爱人这一条逻辑线索上过渡到身内的同样也是无可奈何的懒惰上去了。二者之间的反差是这样强烈，因而在刹那之间形成怪异，原本是埋怨他人的，却突然变成了对自己的调侃。
总起来说，幽默的笑产生于：第一，特定的语境，也就是逻辑空白中；第二，它不是单纯一贯的逻辑，而是二重复合逻辑，两条逻辑反差的强烈，造成不伦不类之感；第三，二重逻辑不是互相冲突的，也不是互相平行的，而是一条逻辑向另一条逻辑转化的，它以突然性和隐蔽性见长，这是由于它借助了概念“错位”；第四，二重逻辑反差的强烈造成失落、不和谐感，而逻辑“错位”（或者篡位）的隐蔽又使不和谐转化为和谐；第五，在一条思路向另一条思路转移，发生混乱、感到迷惑之际，立刻在另一条思路上贯通，享受到一种顿悟的快感。失落与落实、困惑与顿悟在心理上交织，就产生了会心的具有某种思维深度的幽默的微笑。
1998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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