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八一二年过后，又过了七年。奔腾澎湃的欧洲历史的海洋，在它的海岸内平静下来。它似乎息止了；但那些推动人类的神秘力量（其所以神秘，因为那些力量运动的法则，我们还不清楚），却继续起着作用。
虽然历史海洋表面似乎不在动，但人类却像时间的运行一样不断地活动。人们结成的各种集团成立了，解散了；国家形成和瓦解以及民族迁徙的各种原因都在酝酿着。
历史的海洋，已不像先前那样从此岸向彼岸凶猛地冲击；但它却在深处翻滚沸腾。历史人物也不像先前那样被波涛从此岸向彼岸卷来卷去；现在，他们仿佛在一个漩涡打转。这些早先是带着军队，用命令、战争、出征、战斗来回击民众运动，而现在，却从政治和外交方面想方设法和以法律、条约……等等来反击激昂澎湃的群众运动。
历史人物的这种活动，史学家称之为反动。
史学家在描述这些过去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时，往往严厉地谴责他们，因为史学家认为那些历史人物就是他们所说的反动的根源。所有当时有名的人物，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到斯塔埃尔夫人、福蒂[337]、谢林[338]、费希特[339]、谢多勃良[340]和其余的一些人都受到史学家们严正的裁判，依照他们对进步和反动所起的作用而宣告无罪或谴责。
在俄国，照史学家的论述，这一时期也发生过反动，这次反动的罪魁祸首就是亚历山大一世，正是这个亚历山大一世，仍然照史学家的论述，在其统治初期曾是倡导自由主义和拯救俄国的首要创业人。
在现在的俄国文献中，从中学生到博学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个人不是因为亚历山大在其当政时期那些失误而不向他投掷石子的。
“他本应这样做和那样做。他在某件事上做得好，在另一件事上做得糟。他在即位之初和一八一二年做得很漂亮；但是，给予波兰宪法、成立神圣同盟、把大权授予阿拉克契耶夫、鼓励戈利岑和神秘主义，后来又鼓励希什科夫和福蒂，这些事就办得不好了。过问前线的军队，他做得不妥；解散谢苗诺夫团队，他处理得不当，等等，等等。”
史学家们根据他们所具有的关于人类福利的知识，对亚历山大一世所作的一切责备，如果要列举的话，就得用十多页纸才能写完。
这些责备是什么意思呢？
史学家所称赞的亚历山大一世的那些行动——如，即位初期的一些自由主义的创举、对拿破仑的斗争、一八一二年所表现的强硬态度、一八一三年的出征，所有这些同史学家所责备的那些行为——如，神圣同盟、波兰的重建、二十年代的反动等等，不都是从形成亚历山大一世的个性的血统、教育、生活等条件中的同一源泉里产生出来的吗？
这些责备的实质何在呢？
它在于：像亚历山大一世这样的一位历史人物，他处在人类权力可能达到的最高一级的阶梯之上，就像是处在当时所有耀眼夺目的历史光芒在他身上聚成的焦点之中；像他这样的人物，理应受到那些伴随着权力而来的阴谋、诡诈、阿谀、自欺的世上最强有力的影响；像他这样的人物，在他一生的每分钟都感到自己应对欧洲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这个人物不是虚构的，而是活生生的，像每个人一样，有他自己的习惯，情欲，对真、善、美的渴求——这个人物在五十年前并非缺乏美德（史学家对这一点并不责难他），但是他却没有当代教授对人的幸福所具有的那种看法，这些教授从青年时代起就钻研学问，他们读书，领会讲义，把心得记在小本子里。
就假定五十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对人的幸福的看法是错误，那么，当然也应假定那个指责亚历山大的史学家在若干年后对人的幸福的看法同样是不正确的。这个假定之所以十分自然而且必要，那是因为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历史的发展，就会看见，随着时代的不同，随着著作家的不同，对于什么是人的幸福的看法不断地改变着；因此，本来是福，十年后却认为是祸；反之亦然。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时间，我们在历史上见到对祸与福的见解完全相矛盾的观点：一些人认为给波兰以宪法和神圣同盟是亚历山大的功劳，但另一些人却因此而谴责亚历山大。
对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活动不能说是有益还是有害，因为我们说不出它为什么有益和为什么有害。假若这种活动不为某些人所欢喜，其所以不欢喜，那也不过是因为这种活动不符合他本人对好事的有限理解罢了。不论是一八一二年我父亲在莫斯科住房的保存，或是俄国军队的光荣，或是彼得堡大学或其他大学的兴旺发达，或是波兰的解放，或是俄国的强大，或是欧洲的均势，或是各种著名的欧洲的文明进步，对所有这些，不管我是否认为是福，我都要承认，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除了这些目的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更加普遍的、我所不了解的目的。
可是，我们假定所谓科学有调和一切矛盾的可能性，它也有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好坏永不改变的尺度。
我们假定，亚历山大能把一切做得完全另一个样子。假定他能按照那些指责他的、自命深知人类活动最终目的的一些人的指示办事，并依照那些现在责备他的人所给予他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进步（更新的东西看样子没有了）的纲领治理国家。我们假定，可能有这么一个纲领，而且已经拟好了，亚历山大也照办了。那么，那些反对当时政府方针政策的人们的一切活动——史学家认为那些活动是有益的，好的，会成为什么样呢？这种活动是不会有的；实际的生活也不会有；一切都不会有的。
如果设想人类的生活是受理性支配的，那么，现实生活存在的可能性也就被取消了。
二
如果像史学家所设想的那样，伟大的人物领导人类去达到某些目的的话——这些目的或是俄国或是法国的强大，或是欧洲的均势，或是革命思想的传播，或是普遍的文明进步，或是什么其它方面，那么，不理解偶然和天才这两个概念，就不能阐明历史现象。
假如本世纪初叶历次欧洲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俄国的强大，那么，即使没有这些战争，也不用侵略，这个目的也能达到。如果为了法国的强大，那么，不用革命，也不用建立帝国，照样也能达到这个目的。假如目的是传播思想，那么，出版书籍来完成这项工作要比军队好得多。如果目的是为了文明进步，那么，不用说，除了使用毁灭人的生命及其财富的手段外，还有其他更适于传播文明的途径。
但是，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发生了，而不是另样发生呢？
历史告诉我们：事情之所以这样发生是因为“偶然造时势，天才利用了它。”
但是，什么是偶然？什么是天才呢？
偶然和天才这两个词并不表示任何实际存在的东西，所以是不能下定义的。这两个词仅只表示对现象的某种程度的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某种现象；我想，我是不能知道的；我也不想知道；所以我说：这是偶然使然。我看到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产生了与人类固有本性不相称的行为；我不明白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只好说：这是天才使然。
羊群中有一只公羊，它每天晚上被牧羊人赶进特殊的单羊圈去喂养，于是它长得比别的羊肥一倍，对这群羊来说，这只羊似乎是一个天才。因此，正是这只公羊每天晚上不是进普通的羊圈，而是进特殊的单羊圈去吃燕麦，也正是这只养肥了的公羊作为肉羊而被屠宰，这个情况应当说是天才与一系列不寻常的偶然惊人的结合。
但是，那些绵羊只要不再认为它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它们这群羊的目的；只要认为它们周围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有它们所不了解的种种目的，那么，它们便会立刻看出，那只育肥的公羊所遇到的事情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即使它们不知道那只公羊长肥的目的何在，但它们起码知道，在那只公羊身上发生的一切绝非偶然，所以，不论是偶然还是天才这些概念，它们已经无须去了解了。
只要不去探求眼前的、容易理解的目的，并且承认最终目的是我们不能知道的，我们便可看出那些历史人物生活的一贯性和合理性；我们才能发现他们那些不合人类本性的行为的原因，因而我们也就不需要偶然和天才这些名词了。
只有承认我们不清楚欧洲各国人民激荡骚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只知道这些事实：起初在法国，后来在意大利，在非洲，在普鲁士，在奥地利，在西班牙，在俄国——在这些地方发生的屠杀，还有，自西而东和自东而西的军事行动，所有这些事件构成了一个共同的本质和目的，这样我们不仅不必在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二人的性格中去找他们独有的特点和天才，而且对这些人也不可另眼相看，认为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再者，不仅不须要用偶然性去解释造就这些人物的那些小事，而且将会明显地看出，这一切小事也是必然的。
放弃对最终目的的探求，我们便会清楚地看到，正如我们想不出另有一种植物可能生长出比某一植物本身生出的花朵和种籽对它更加合适的花朵和种籽一样，也不可能想出另外两个各有其经历的人来，比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更合适来完成这两个人所完成的使命，而且完成得那么细致和彻底。
三
本世纪初叶，许多欧洲事件中有一个重大事实，那就是欧洲各国的民众自西而东后来又自东而西的黩武活动。这种活动的祸首，便是自西而东的行动。西方各国为了能够完成直捣莫斯科的好战行动，必须做到：一、组成一支足以抗击东方军队的庞大兵团；二、抛弃一切旧有的习惯和传统；三、在完成其黩武活动时，必须有一个首领，他既能为他们，也能为他自己在活动时发生的欺诈、抢劫和屠杀等行为进行辩护。
从法国革命开始，那个不够强大的旧集团崩溃了；旧习惯和旧传统毁灭了；新规模的集团、新习惯和新传统正在逐步形成，同时，一个站在未来运动的前头，并对行将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的人物，也应运而生。
一个没有信仰、没有习惯、没有传统、没有名望、甚至不是法国后裔的人，好像由于奇特的偶然性，在激荡着法国的各党派之间，不依附其中任何党派，竟然出人头地，爬上了显赫的地位。
同事们的无知、反对者的懦弱和渺小，以及这个人的撒谎本领和他那华而不实、自以为是的低能智力，把他擢升为军队的首脑。意大利军队的士兵们的优秀素质、敌人的缺乏斗志、孩子般的卤莽和刚愎自用，使他获得了军事声望。无数的所谓偶然处处伴随着他。他在法国执政者面前失宠反而对他有利。他企图改变自己的命运，都未成功：没有录用他去俄国服役，请求派他到土耳其去也没成功。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他好几次濒于毁灭的边缘，但每次都出乎意外地得救了。俄国军队，就是那个能毁掉他声誉的俄国军队，由于外交方面的种种考虑，直到他离开欧洲时才进击欧洲[341]。
他从意大利回来时，发现巴黎政府分崩离析，凡是与这个政府有关的人无不遭到清洗和毁灭。于是，对他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从这个危险境地脱身的出路，那就是毫无道理和无缘无故派他去远征非洲。又是这个偶然性伴随着他。无法攻破的马耳他岛竟然一枪未放便投降了；最轻率的指令却获得了圆满的胜利。事后连一条船也不准通过的敌方海军，当时却让拿破仑全军通过。在非洲，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几乎全是居民，干下了一系列暴行。这些干了暴行的人，尤其是他们的领导者，都尽力使自己相信，这么干好得很，这才是光荣，这才像古罗马的皇帝凯撒和马其顿君王亚历山大。
那个光荣与伟大的理想是：不但完全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恶劣，而且还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自豪，并赋它以莫名其妙的超自然的意义，——这种必然指导这个人及其随行的人们的理想，在非洲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不论做什么都成功。瘟疫不传染他。屠杀俘虏的残暴行为也没有归咎于他。他像孩子似的漫不经心、无缘无故、不光彩地撇下患难的伙伴从非洲溜走了，连这也算是他的功绩，并且，敌方的海军又两次放他通行。在他已经完全沉醉在他侥幸犯下的罪行并对他所要扮演的角色做好准备的时候，他毫无目的地来到巴黎，这时候，那个一年前可以毁灭他的共和国政府的分崩离析已达到顶点，他这个与各党派无关的新人的到来，这时只能抬高他的身价。
他没有任何计划；他什么都怕；但是，各党派都拉拢他，要求他参加。
只有他这个人——因为他有在意大利和非洲养成的对光荣和伟大的理想，有疯狂的自我崇拜，有犯罪的胆量以及撒谎的本领，只有他这个人才能为正在发生的事辩护。
那个等待他的地位需要他，因此，几乎不是出于他的志愿，虽然他犹豫不决，虽然缺乏计划，虽然他犯了许多错误，但是他还是被拉去参与以攫取权力为目的的阴谋活动，并且这个阴谋获得了成功。
他被拉去出席政府的会议。他惊慌失措，想要逃走，认为自己的末日到了；他假装晕倒，说了些本应送掉他的性命的没有意义的话。但是，从前精明而骄傲的法国统治者们，这时觉得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演完，比他更狼狈，这些人现在说了一些不是他们为了保持权力和消灭他应该说的话。
偶然，成千上万的偶然，给他以权力；所有的人，像是商量好了似的，都来协助确立这个权力。偶然使当时的法国统治者情愿服从他；偶然使保罗一世情愿承认他的权力；偶然使反对他的计谋对他不仅没有损害，反而加强了他的权力。偶然使昂季安公爵落入他的手中，并意外地迫使他杀掉了公爵，这比采用别的任何方法都更有力地使一般人信服他有势就有权。偶然使他把集中全力去远征英国的意图（远征英国显然会毁掉他，而且这个意图永远实现不了），突然转为进攻马克和不战而降的奥地利人。偶然和天才给了他在奥斯特利茨的胜利，并且，偶然所有的人，不仅是法国人，而且整个欧洲，除未参与当时发生的事件的英国外，所有的人，尽管对他的罪行还怀有早先的恐惧和厌恶，但这时也承认了他的权力，承认了他给自己加封的称号，承认了他对于光荣与伟大的理想，大家都觉得这个理想是一种美好、合理的东西。
好像是估量一下实力，对行将到来的运动作好准备似的，西方势力在一八〇五、一八〇六、一八〇七、一八〇九几年中好几次向东挺进，不断地加强着，壮大着。一八一一年在法国组成的一伙人与中欧各国的人们汇成一个庞大的集团。随着人群的壮大，替领导运动的人进行辩护的力量也进一步增强起来。在即将发生的大规模运动来临之前进行准备的十年过程中，这个人纠结了欧洲所有头戴王冠的人。原形毕露的世界统治者们都没有力量对抗那毫无意义、毫无理性的拿破仑式的光荣与伟大的理想。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在他面前卑躬屈膝。普鲁士国王派他的妻子向这个伟人奉承邀宠；奥地利皇帝认为，此人要是把帝王的女儿请进他的床帏，那则是莫大的恩遇；教皇，各国人民圣物的保护者，也利用宗教为抬高这个伟人的身价而服务。与其说拿破仑本人给自己准备扮演角色，不如说他周围的人准备让他去对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承担全部责任。他所干的每件事、每桩罪行，或者一件小小的诈骗，在他周围的人口中无不立刻说成是伟大的楷模。日耳曼人为他想出了最好的庆典，——这就是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庆祝活动。不仅他伟大，而且他的祖先、他的兄弟、他的义子和他的妹夫们，全都伟大。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为了使他丧失最后一点理智，都是准备让他去扮演一个可怕的角色。当他准备好了的时候，兵力也就准备好了。
侵略的矛头指向东方，到达了最后的目的地——莫斯科。京城被占领了；俄国军队受到的损失比敌军先前从奥斯特利茨到瓦格拉木历次战争所受的损失还惨重。但是，突然代替那些一贯使他获得不断胜利而达到既定目的的偶然和天才的，却是无数相反的偶然，——从他在波罗金诺着凉伤风到天气严寒和焚烧莫斯科的火星；而天才也被史无前例的愚蠢和卑鄙代替了。
侵略军逃跑了，向后跑了，一逃再逃，一切偶然，这时已经经常不帮助他，而是反对他了。
与前次自西而东的运动十分相像的自东而西的一次相反的运动发动了。在这次大运动发生之前的一八〇五至一八〇七至一八〇九各年中，也有自东而西运动的同样尝试；也同样有结成庞大的集团；也同样有中欧各国加入运动；也同样有中途动摇，同样越接近目的地速度越快。
巴黎——最后的目的地达到了。拿破仑的政府和军队垮台了。拿破仑本人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他所有的行为显然都是可怜的、龌龊的；但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偶然又出现了：同盟国仇恨拿破仑，认为他是他们遭受灾难的原因；对这个被剥夺了权势并暴露出罪恶和奸诈的拿破仑，人们本应当像十年前和一年后那样，把他看做一个无法无天的强盗。然而，由于某种离奇的偶然机会，谁也没有看出这一点。他扮演的角色还没有终结。这个十年前和一年后被看做无法无天的强盗的人，带着拨给他的卫队，被送到离法国两天航程、划归他管辖的一个小岛上去了，不知为什么还付给他数百万金钱。
四
各国人民的运动在各自的岸边停息下来。大规模运动的浪头向后猛退了，平静的海面上，形成一个个漩涡，外交家们跟着漩涡打转儿，他们以为，正是他们才使运动得以平息的。
但是，平静的大海突然又动荡起来。外交家们认为，这次风浪骤起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的意见不合；他们预料在他们的元首之间要发生战争；这种局势在他们看来是无法解决的。但是，他们觉得，这次波浪的兴起并不是来自他们预料的方向。这个波浪依然是从运动的出发点——巴黎发生的。从西方而起的运动出现了最后的回流：这是一股必须解决那些似乎难以解决的外交难题并结束这个时代的军事活动的回流。
这个使法国遭到毁灭的人，没有施展阴谋手段，没有带士兵，只身回到巴黎来了。每个卫兵都可以把他抓起来；但是由于奇特的偶然机遇，不仅没有抓他，而且大家还热烈地欢迎这个一天前他们还在咒骂、一月后他们还要咒骂的人。
这个人还可以用来为最后一次集体行动而辩护。
这出戏收场了。最后一个角色演完了。演员奉命卸装，洗去粉墨胭脂，再也用不着他了。
几年过去了，在这期间，这个孤独的在小岛上的人表演一出自演自赏的可怜的滑稽戏，在已经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时候，他还在耍诡计、说谎话为自己辩护，并向全世界表明，人们当作权势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一只引导着他的无形的手。
闭幕了，演员卸装了，舞台监督把演员指给我们看。
“请看，你们相信的是什么吧！这就是他！过去调动你们的感情的不是他，而是我，现在你们明白了吧？”
但是，被运动的力量弄得头晕目眩的人们，很久不了解这一点。
亚历山大一世，这个领导自东而西向相反方向运动的人物，他的生活更显示出很大的连贯性和必然性。
这位挡住别人，站在这场自东而西运动前头的人，需要什么呢？
需要正义感和对欧洲事务的关怀，而且是长远的、不为小利所蒙蔽的关怀；需要在道义上优越于那些在一起共事的当时各国的君主；需要温和的、具有魅力的个性；需要有反对拿破仑的个人怨恨。所有这些，在亚历山大一世身上都有；这一切，都由他过去整个生活中的无数所谓偶然机会：教育、自由主义的创举、周围的顾问，以及奥斯特利茨战役、蒂尔西特会谈和埃尔富特会议等，作好了准备。
在全民战争期间，这个人无所作为，因为不需要他。但是，全面欧战的必然性一旦出现，这个人就在此时此刻在他应有的地位上出头露面了，他把欧洲各国联合起来，领导它们奔向目的地。
目的达到了。一八一五年最后的一场战争之后，亚历山大便处在一个人可能达到的权力顶峰。他怎样运用这个权力呢？
亚历山大一世这个平定欧洲的人，从青年时代起就一心为自己的民族谋福利，并在自己的祖国首先倡导自由主义改革，现在，当他似乎拥有最大权力，因而能为他的民族谋幸福的时候，当拿破仑在流放中作出儿戏的虚假计划，扬言假使他有权，他就为人类造福的时候，亚历山大一世在完成他的使命后，感觉上帝的手在支配他，他突然认为这种虚幻的权力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于是厌弃它，把它交给他所藐视的一些小人手中，他只是说：
“‘不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而属于你的圣名！’[342]我也是一个人，和你们一样的人；让我像一个普通人那样生活，那样思想自己的灵魂和上帝吧。”
正像太阳和太空的每个原子都是自身完备的球形体，那个大得为人类所无法了解的整体也全是由原子组成的，——同样，人人都有各自的目的，而且这些目的又是为那些为人类所无法了解的总目的服务的。
一只落在花上的蜜蜂，螫了一个小孩，于是，小孩怕蜜蜂，他就说，蜜蜂的目的是螫人。诗人欣赏钻入花蕊的蜜蜂，于是，他就说，蜜蜂的目的是吸取花香。养蜂人看到蜜蜂采集花粉和糖汁带回蜂房，于是就说，蜜蜂的目的是为了采集蜜糖。另一个养蜂人较仔细地研究了蜂群的生活，于是就说，蜜蜂采集花粉和糖汁是为了养育幼蜂和供奉蜂王，其目的是传种接代，延续种族。植物学家看到，蜜蜂飞来飞去把异株的花粉带到雌蕊上，给雌蕊授粉，于是便认为这就是蜜蜂的目的。另一个考察植物迁移的人，看见蜜蜂有助于这种迁移，于是，这位新的考察者就可能说，这才是蜜蜂的目的。但是，蜜蜂的最终目的，并不限于这个、那个、第三个等等这些人类的智慧所能揭示的目的。人类在揭示这些目的的智慧发展得越高，最终目的的不可理解也就越加明显。
人类所能了解的，只是观察到蜜蜂的生活和别的生活现象相对应的关系而已。对历史人物的各族人民的目的，也应当这样看。
五
一八一三年娜塔莎和别祖霍夫结婚，是老罗斯托夫家最后一件喜事。就在这一年，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死了，正如常有的情形，他一死，那个旧家庭也就解体了。
过去一年发生的事：莫斯科大火和从莫斯科逃难出来，安德烈公爵的死，娜塔莎的悲观失望，彼佳的死，以及老伯爵夫人的悲伤，——所有这一切，接二连三打在老伯爵头上。他似乎不了解也不能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他在精神上低下了他那老年人的头，好像俯首期待和请求新的打击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有时丧魂失魄、张惶失措，有时反常地活跃，对事业很热心。
他为娜塔莎的婚事表面上忙了一阵子。他定午餐和晚餐的酒席，显然想露出快乐的样子；但是他的快乐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富于感染力了，反而使认识他和知道他的人觉得他可怜。
皮埃尔带着妻子走后，他开始沉默寡言，感到烦闷。几天以后，他病倒在床上了。他从生病的头几天，虽然医生宽慰他，他知道他再也起不来了。伯爵夫人和衣坐在圈椅里，在他的床头守了两个星期。她每次递给他药，他都抽泣着，默默地吻她的手。在最后一天，他痛哭失声，请求妻子和不在跟前的儿子宽恕他荡尽家产，——他觉得那是他主要的罪过。领过圣餐，行过涂敷礼后，他安静地死去了，第二天，在罗斯托夫家租来的住宅里，挤满了前来向死者最后致意的熟人们。所有这些常在他家吃饭、跳舞，并且时常嘲笑他的人们，现在都怀着内疚和感动的心情，好像向谁当面自我辩解似地说：“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极好的人。如今再难见到这样的人了……谁能没有一点缺点呢？……”
正当伯爵的经济状况弄得一塌糊涂，如果再过一年的话那结局简直不堪设想的时候，他突然死了。
尼古拉在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正随着俄国军队驻在巴黎。他立即辞掉职务，不等批准，就请假回莫斯科。伯爵死后一个月，经济情况已经弄清楚了，过去虽然知道有一些零星债务，但是其数额之大却使大家吃惊。负债的总数比家产大一倍。
亲友们劝尼古拉不要接受遗产。但是尼古拉认为拒绝接受遗产是对亡父的神圣纪念的亵渎，因此他没有听从劝告，接受了遗产，负起还债的义务。
伯爵在世的时候，由于他这个滥好人，对那些债主们有一种无以名状的、然而却是强大的影响力，债主们长期没有开口，现在突然一齐来讨债了。正如常有的情形，都争着首先得到偿还，像米坚卡还有别的持有作为礼品接受的期票的人，现在成为讨债最火急的债主了。那些好像曾经可怜使他们受损失（就算受过损失）的老伯爵的人们，现在却不肯宽尼古拉的期限，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无情地向那个显然不欠他们钱、却自愿承担还账的年轻继承人逼上来了。
尼古拉所设想的周转办法，没有一件是成功的；产业以半价拍卖出去，仍有一半债务未能偿还。尼古拉接受了他妹夫别祖霍夫借给他的三万卢布，以偿还他认为借的是现款的真正的债务。他为了不致为其余的债务而坐牢（债主们曾以此相恫吓），重新去谋差事。
虽然他回军队可以首先补上团长的空缺，但他不能回去，因为母亲现在把儿子当作生活中唯一的慰藉，抓住他不放；因此，虽然他不愿留在莫斯科回到先前的熟人中间，虽然他讨厌文职，他仍然在莫斯科找到一个文官的职务，于是他脱掉他心爱的军服，同母亲和索尼娅搬到西夫采夫·弗拉若克区一所小住宅里。
娜塔莎和皮埃尔这时住在彼得堡，不大清楚尼古拉的境况。尼古拉向妹夫借钱，极力瞒着他的窘迫境况。尼古拉的处境特别为难，因为他要用一千二百卢布养活自己、索尼娅和母亲，而且还不能让母亲知道他们家已经穷了。伯爵夫人简直不能想象如果缺少她自幼就习惯了的那些奢侈的东西怎样生活下去，她不知道儿子是多么困难，不断地提出要求——时而要马车（他们家已经没有马车了）去接朋友，时而为自己要佳肴美食或者为儿子要美酒，时而要钱为娜塔莎，为索尼娅，或者为尼古拉本人买一件惊人的礼物。
索尼娅料理家务，侍奉姑母，念书给她听，忍受她的任性和藏在内心对她的嫌恶，帮助尼古拉向老公爵夫人隐瞒他们的窘迫。尼古拉觉得，他对索尼娅为他母亲所做的一切的感激之情，是报答不尽的。他赞赏她的耐性和忠诚，但极力躲避着她。
他心里好像为了她太完美，为了她无可指责而责怪她。她有一切为人们所珍贵的品质；可是就缺少使他爱她的东西。他甚至觉得，他对她的评价越高，对她的爱就越少。他在她的信中得到她给他自由的诺言，现在他对她的态度，就像他们过去的一切老早老早以前就给忘记了，在任何情形下也不会再恢复了。
尼古拉的景况越来越糟了。从薪金里攒点钱的想法，证明是幻想。他不但攒不了钱，而且为了满足母亲的要求，还借了几笔小债。他想不出一点摆脱困境的办法。亲戚们劝他娶一个有钱的姑娘，这个想法使他反感。摆脱困境的另一条出路——母亲的死，在他头脑里从未出现过这个念头。他没有什么企望，也不指望什么；他身处逆境毫无怨言，内心深处却享受着一种忧郁而庄严的快乐。他尽可能避开旧日的熟人，避开他们的同情和令人屈辱的援助表示，避开一切消遣和娱乐，甚至在家里也不做什么，只和母亲玩玩牌，在室内默默地踱步，一袋接着一袋地吸烟。他似乎努力在内心保持忧郁的心情，只有靠这种心情才能忍受他的处境。
六
初冬，玛丽亚公爵小姐来到莫斯科。她从城里的传闻得知罗斯托夫家的情况，还听说：“当儿子的为母亲自我牺牲。”——城里人们都这么说。
“我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玛丽亚公爵小姐对自己说，她为确认自己是爱他的而感到愉悦。她回顾她家和罗斯托夫全家的友情，几乎像一家人似的亲密，她认为她应当去看望他们。但是一想起在沃罗涅日她和尼古拉的关系，她又害怕了。但是，在到莫斯科几个星期以后，她还是鼓起极大的勇气去拜访罗斯托夫家去了。
迎着她的第一个人就是尼古拉，因为去伯爵夫人那儿必须经过他的房间。尼古拉看她头一眼脸上的表情，不是玛丽亚公爵小姐所期待的那种欢喜的表情，而是公爵小姐先前未曾见到的冷淡、高傲的表情。尼古拉向她问候后，就把她送到母亲那儿，他坐了五六分钟，就出来了。
公爵小姐从伯爵夫人那儿出来，尼古拉又迎着她，他分外郑重而冷淡地把她送到前厅。她提起伯爵夫人的健康时，他一句也没回答。“关您什么事？别给我找麻烦。”他的眼神这么说。
“她溜达个什么劲儿？她想干什么？我简直受不了这些小姐和那些客套！”公爵小姐的马车驶走后，他显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恼怒，当着索尼娅的面大声说。
“哎呀，怎么可以这样说，尼古拉！”索尼娅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快乐，说，“她多么善良，妈妈非常喜欢她。”
尼古拉没有回答，他根本不愿再谈她。但是自从公爵小姐来访后，伯爵夫人每天都要提她好几次。
伯爵夫人夸奖她，要儿子到她那儿去一趟，她希望常常看见她，但同时一提起她，她心里总是不大好过。
当母亲提起公爵小姐时，尼古拉一个劲儿不作声，他的沉默惹急了母亲。
“她是一个可敬、可爱的好姑娘，”她说，“你应当去看看她。你总得去见见人啊；不然，你老和我们在一起，你一定闷得慌，我想。”
“我一点不想去见人，妈妈。”
“你原说要去见人来着，现在又不愿意了。亲爱的，我真不了解你。你一会儿闷得慌，忽然，一会儿不愿见任何人。”
“我并没有说我闷得慌。”
“怎么，你不是说过，你连见她也不愿见。她是一个很可敬的姑娘，你一向是喜欢她的；可是现在，不知忽然生出了什么缘由。你什么都瞒着我。”
“一点也没有，妈妈。”
“我要是求你做什么不愉快的事，倒也罢了，可是，我不过求你回访一次。这是应尽的礼数……我已经求过你了，你既然有秘密瞒着我，我就不再过问你的事了。”
“您一定要我去的话，我去就是了。”
“我无所谓；我是为你着想。”
尼古拉叹了口气，咬住髭须，发起牌来，极力引开母亲的注意力。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连几天总是谈那同样的话。
在访过罗斯托夫家和受到尼古拉意外的冷遇以后，玛丽亚公爵小姐暗自承认，她不愿首先去罗斯托夫家，看来她是对的。
“我就知道事情会是这样的，”她求助于她的傲气，自言自语说，“我和他有什么关系，我不过是想看看老太太，她一向待我好，我欠了她不少的情。”
但是这些想法并不能使她得到慰藉：当她回忆那次造访时，一种类似悔恨的感觉折磨着她。虽然她下定决心不再去罗斯托夫家，忘掉那一切，但她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没着没落似的。当她自问是什么东西使她烦恼时，她不得不承认，那是她和尼古拉的关系。他那冷淡的、彬彬有礼的态度，不是出自他对她的感情（这一点她是知道的），他这种态度掩盖着某种东西。这就是她要弄明白的；直到现在使她感到心情不能平静的正是这一点。
仲冬的一天，她正在教室里照看侄儿做功课，仆人来禀报罗斯托夫来访。她决心不泄漏自己的秘密和保持镇静，她请布里安小姐和她一同到客厅里去。
她第一眼就在尼古拉脸上看出，他不过是来回拜的，于是她拿定主意也保持他对她的那种态度。
他们谈谈伯爵夫人的健康，谈谈共同的熟人，谈谈最近的战争消息，当履行礼节所需要的十分钟过去，客人可以起身的时候，尼古拉站起来告辞了。
在布里安小姐的协助下，公爵小姐总算顺利地进行了这场谈话；但是就在最后一分钟，就在他站起来的工夫，她由于谈一些与她无关的事而感到如此疲倦，同时她在想，为什么生活只对她一个人给予的欢乐这么少——这个思绪如此萦绕着她的心，以致她的精神突然迷离恍惚起来，她那一对明亮的眼睛向前凝视着，没有注意他已经起身，仍然坐在那儿不动。
尼古拉看了看她，他想装作没有注意她的走神，就跟布里安小姐谈了几句话，又向公爵小姐看了一眼。她仍然坐着不动，在她那温柔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他忽然对她可怜起来，他模糊地觉得，他可能就是她脸上所表现的哀怨的原因。他想帮助她，对她说些使她愉快的话；但他想不出对她说什么。
“再见，公爵小姐。”他说。她醒悟过来，涨红了脸，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啊，对不起，”她如梦初醒似地说，“您要走了，伯爵；噢，再见！送给伯爵夫人的枕头呢？”
“等一等，我这就去取。”布里安小姐说，走出了房间。
两个人都沉默了，时而彼此看看。
“是啊，公爵小姐，”尼古拉露出忧郁的微笑，终于说话了，“自从咱们第一次在博古恰罗沃见面以来，好像过了不久，可是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咱们都很不幸，——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挽回那个时光……但是挽回不来了。”
他说这话时，公爵小姐用她那明亮的目光凝神地望着他的眼睛。她好像极力在他的话里了解他向她表白感情的潜在的意思。
“是的，是的，”她说，“对于过去，您没有什么可惋惜的，伯爵。就我所了解的您现在的生活来说，您永远会带着快乐的心情来回忆它的，因为您现在是过着自我牺牲的生活……”
“我不能接受您的称赞，”他连忙打断她的话，“相反，我无时无刻不在责备自己；不过，说这些话毫无意味，令人不愉快。”
于是他的目光又露出先前冷淡的表情。但是公爵小姐在他身上已经又看出她所熟悉、所爱的人，她现在就是同这个人谈话。
“我还以为您会让我对您说这些话的，”她说，“我和您……和您全家都是这么亲近，所以我以为您不会认为我的同情用的不是地方；但是我想错了。”她说。她的声音突然颤抖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镇定一下，继续说，“您从前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有上千种原因（他特别加重说‘为什么’这个词）。谢谢您，公爵小姐，”他低声说，“有时好难过啊。”
“原本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这个！”公爵小姐内心的声音说，“不，我爱他，不光爱他那快活的、善良的和坦然的眼神，不光爱他漂亮的外表；我看出他那一颗高尚的、坚强的、自我牺牲的心，”她在心里自言自语，“是的，他现在穷了，我富……是的，就是为了这个……是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于是她回忆起他先前的柔情，现在望着他那善良的、忧郁的脸，她忽然明白了他为什么冷淡的原因。
“为什么，伯爵，究竟为什么？”她向前凑近他，不由得突然大声说，“告诉我，为什么？您得告诉我。”他不吭声。“伯爵，我知道您为什么，”她继续说，“可是，我心里难过，我……我向您承认这一点。不知您为什么要舍弃我们过去的友谊。这使我痛心。”在她的眼睛里和声音里都含有眼泪，“我的生活很少有幸福，任何损失都使我难过……原谅我，再见。”她突然哭起来，走出屋去。
“公爵小姐！看在上帝的分上，等一等！”他喊道，极力拦阻她，“公爵小姐！”
她回头看了看。他们无言地相视了几秒钟，于是，那遥远的、不可能的东西，突然成为眼前的、可能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了……
七
一八一四年秋，尼古拉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结了婚，尼古拉带着妻子、母亲和索尼娅迁到童山居住。
在三年内，他没有变卖妻子的田产就还清了其余的债务，在一个表姐逝世后，他继承了一笔不大的遗产，连皮埃尔的债务也偿还了。
又过了三年，到一八二〇年，尼古拉已经把他的财务整顿好了，他在童山附近买了一处不大的庄园，并且正谈判买回父亲的奥特拉德诺耶的住宅——这是他朝思暮想的事情。
当初由于需要而把庄园管理起来，不久，他对于经营庄园就入了迷，几乎成为他独一无二的爱好了。尼古拉是一个普通的地主，他不喜欢新的经营方法，特别不喜欢当时流行的英国那套办法，他嘲笑有关农业理论的文章，他不喜欢工厂，不喜欢贵重的产品，不喜欢种植昂贵的作物，他根本不单独经营农业的某一部门。他的目光总是盯着整个庄园，而不是庄园的某一部门。在管理庄园中主要的事物不是土壤和空气中的氮气和氧气，不是特别的犁和粪肥，而是使氮气、氧气、粪肥、犁起作用的那个主要的工具——也就是农业劳动者。当尼古拉着手管理庄园，深入了解它的各种部门的时候，最能引起他的注意的是农民；在他看来，农民不仅仅是工具，而且是目的和裁判者。他开始观察农民，极力了解他们需要什么，他们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他只是假装着发命令，给指示，而实际上是向农民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语言，以及对好坏是非的判断。只有当他了解了农民的兴趣和愿望，学会用他们的语言说话，了解他们话里潜在的含意，感到自己和他们已经亲密无间，只有当这时候，他才开始大胆地管理他们，也就是对农民尽他应尽的责任。于是尼古拉的农业经营也就取得最辉煌的成就。
尼古拉着手管理庄园的时候，凭着他那天赋的洞察力，立刻正确无误地派定了村长和工长（如果农民有权选举的话，也会选上这两个人的），而且他永远不调换他选定的头头。他首先要做的不是研究粪肥的化学成分，不是整天在借方和贷方中间打转（他说话爱嘲讽），而是先弄清楚农民牲畜的头数，并且千方百计增加这些头数。他赞助农民的家庭保持最大的规模，不赞成分家。他对懒汉、浪子和无用的人，决不宽贷，尽可能把他们从集体中驱逐出去。
在播种和收割干草和作物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田地和对农民的田地都一视同仁。很少有地主像尼古拉那样播种和收割得又早又好，而且收益又那么多。
他不爱管家奴的事，他说他们是寄生虫，大家都说他纵容他们，把他们惯坏了；当必须对某个家奴作出决定的时候，特别是必须予以惩罚的时候，他总是犹疑不决，同家里所有的人商量；只要可以用家奴代替农民去当兵，他就毫不犹豫地让家奴去当兵。在处理有关农民的问题上，他从来没有感到丝毫疑虑。他知道，他的每项决定都得到全体农民的拥护，反对的不过一两个人。
他既不会只凭一时心血来潮找什么人的麻烦或者惩罚什么人，也不会凭个人的好恶宽恕和奖赏什么人。他说不出什么是应做的和什么是不应做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在他心中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
他对那些不顺手或者乱七八糟的事，常常愤慨地说：“咱们俄国农民真没办法。”他好像觉得他对农民简直难以容忍似的。
然而他却是用整个心灵爱“咱们俄国农民”，爱他们的风俗习惯，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了解和吸取唯一富有成效的经营方法和方式。
玛丽亚伯爵夫人嫉妒她丈夫对事业的热衷，并且惋惜她不能分享这种感情；但是，她不能了解他在那个对她说来是如此隔膜和生疏的世界得到的乐趣和苦恼。她不能了解，他天一亮就起身，在田地里或者在打谷场上消磨整个早晨，在播种、割草或者收庄稼回来同她喝茶的时候，他为什么总是那么特别地兴奋和快活。当他兴高采烈地谈起富裕农户马特维·叶尔米什和他家里的人整夜运庄稼，别人还没有收割，他已经把禾捆垛起来了的时候，她不了解他为什么对这种事这么津津乐道。当他看见温暖的密雨洒在干旱的燕麦幼苗上的时候，他从窗口走到阳台上，眨着眼，咧开留着髭须的嘴唇，为什么笑得那么快活，或者，在割草或者收庄稼的时候，满天乌云被风吹散，他那晒得又黑又红的脸流着汗，身上带着苦艾和矢车菊的气味，从打谷场回来，为什么高兴地搓着手说：“再有一天，我们的和农民的粮食都要入仓了。”
使她更不了解的是，这个心地善良、事事迎合她的人，为什么听到她代农妇或者农夫请求免除一些劳役的时候，就露出几乎是绝望的神情，为什么好心肠的尼古拉坚决回绝她，气愤地请她不要管与她无关的事。她觉得他有一个特殊的世界，他热烈地爱着那个世界，其中有一些法规是她所不理解的。
她有时想尽力了解他，对他谈起他的劳绩就在于他给农奴做了好事，他一听就恼了，他回答说：“完全不是：我从来没有想这个；我所做的不是为他们谋福利。所有为他人谋幸福，全是胡诌的诗和老娘儿们的瞎扯。我是为了我们的子孙不致去讨饭；我活着一天，就要把我们的家业安排好；如此而已。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立个规矩，办事必须严格……就是这么回事！”他紧握着激动的拳头，说。“当然也要公平合理，”他又说，“因为如果农民缺吃少穿，只有一匹瘦马，不论是为他自己和为我，都做不成事了。”
也许，正因为尼古拉不让自己有这样的想法——为了别人，为了行善等等，他所做的一切才富有成效：他的财产很快增加起来；邻庄的农奴都来请求把他们买过去，他死后，农奴们长久地真诚地怀念着他的治理才能。“是个好东家……农民的事摆到前头，自己的事放到后头。可是他对人并不姑息。没说的——一个好东家！”
八
在管理家务时，尼古拉有时感到苦恼，他性子急，而且总按照骠骑兵的老习惯，动不动就挥拳头。起初，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但是婚后的第二年，他对这种惩罚方式突然改变了看法。
夏天，有一次他派人把顶替博古恰罗沃已故村长德龙的新村长叫来，因为有人控告他营私舞弊、玩忽职守。尼古拉到门口去见他，村长刚回答了两句，过道里就听见他大喊大叫，拳打脚踢。回家吃早饭时，他走到正在低头绣花的妻子跟前，照例给她讲讲早晨做过的事，顺便也提到博古恰罗沃村的村长。玛丽亚伯爵夫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抿着嘴唇，始终低头坐着，对丈夫的话，没有搭腔。
“胆大妄为的恶棍，”他一想起来就生气，说，“他哪怕对我说一声他喝醉了，没见过……你怎么了，玛丽亚？”他突然问。
玛丽亚伯爵夫人抬起头来想说话，可连忙又低下头，抿紧嘴唇。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亲爱的？……”
玛丽亚伯爵夫人并不漂亮，可每次一哭就变得好看了。她从来没有因为痛苦和烦恼哭过，却总因为忧伤和怜悯落泪。她一哭，那对明亮的眼睛就有一种迷人的魅力。
尼古拉刚握起她的手，她就忍不住哭起来。
“尼古拉，我知道……是他不对，可你，你为什么要那样！尼古拉！……”她说着，用双手捂着脸。
尼古拉一声不响，脸色变得通红，他从她身旁走开，默默地在房里踱来踱去。他明白她为什么哭；可要他把他从小就习以为常的事认为不好，他一时还转不过弯来。
“是她热心快肠、婆婆妈妈，还是她是对的呢？”他反问自己。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他又朝她那充满爱和痛苦的脸瞟了一眼，他突然明白她是对的，而他老早就做错了。
“玛丽，”他朝她走过去，低声说，“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我保证。绝对不会了。”他像一个请求宽恕的孩子，用颤抖的声音重复说。
伯爵夫人的眼泪淌得更多了。她拿起丈夫的手吻了吻。
“尼古拉，你什么时候把头像打碎了？”为了换一个话题，她望着他戴着拉奥孔[343]头像戒指的手说。
“今天，就是那件事。唉，玛丽，别提那件事了。”他脸又红了，“我对你发誓，绝对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让它永远提醒我吧。”他指着打碎的戒指说。
从那以后，每逢尼古拉同村长和管家们发生争执，血往他脸上涌，拳头也开始紧攥起来，他就转动套在手指上的那枚打碎的戒指，在惹他生气的人面前，垂下眼皮。但他一年总有一两次忘记自己的诺言，这时他就到妻子面前认错，并保证绝不再犯了。
“玛丽，你一定瞧不起我吧？”他对她说，“那是我活该。”
“要是你觉得控制不住自己，你就赶快走开，赶快。”玛丽亚伯爵夫人忧郁地说，竭力安慰丈夫。
在本省的贵族圈子里，尼古拉受到尊敬，却不讨人喜欢。他对贵族的利益不感兴趣。因此，有些人认为他高傲，有些人认为他愚蠢。整个夏季，从春播到秋收，他都忙于农事。到秋天，他用从事农务那样认真的精神，带着猎人和猎犬外出打猎，一去就是一两个月。冬天他到其他庄子去转转，或是读书。他主要读历史书，每年在这上边花不少钱。正如他所说，他收藏了不少书，而且凡是他所购买的书，他都照例要读完。他一本正经地坐在书房里读书，起初他把这当作一种任务，后来成为一种习惯，读书变成他的一种特殊的乐趣，他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正经的工作。冬天除外出办事以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参与母亲和孩子们的一些琐事。他同妻子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每天都从她身上发现新的精神宝藏。
尼古拉完婚以后，索尼娅就住在他家里。婚前，尼古拉就把他和索尼娅的关系全都告诉了自己的未婚妻，他一面责怪自己，一面称赞索尼娅。他请求玛丽亚公爵小姐好好看待他的表妹。玛丽亚伯爵夫人深知自己的丈夫对不起索尼娅，同时也感到自己对索尼娅有愧；她认为是她自己的家产影响了尼古拉的选择，她丝毫也不能责怪索尼娅，而是应当喜欢她，而实际上，她不但不喜欢她，有时心里还产生一种无法克制的恶感。
有一次，她和她的朋友娜塔莎说起索尼娅，说起自己对她不公平。
“听我说，”娜塔莎说，“《福音书》你很熟；里边有一节正好讲到索尼娅。”
“哪一节？”玛丽亚伯爵夫人惊讶地问。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344]你记得吗？她是那个没有的；为什么？我不知道；也许因为她没有私心，所以她所有的，全被夺走了。我有时候非常可怜她；早先我很希望尼古拉跟她结婚。可我总有一种预感，认为不可能实现。她就像草莓上开的一朵谎花，不结果子，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可怜她，可有时候又觉得她不会像我们一样感觉到。”
尽管玛丽亚伯爵夫人对娜塔莎说，《福音书》里的那段话不该那么去理解，但她一见索尼娅，就又同意娜塔莎的解释。索尼娅似乎确实并不为自己的处境感到苦恼，对自己注定是一朵谎花的命运安之若素。看来，与其说她爱家中某些人，不如说她爱整个这个家。她像一只猫，恋的不是家里的主人，而是恋这个家。她照料老伯爵夫人，爱抚、娇惯孩子们，她总希望为别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别人竟也不知不觉地接受着她的关照，可并不怎么感激她……
童山庄园又翻修过了，只是规模与已故老公爵在世时不能比了。
在拮据的情况下动工，工程必然是很简陋的。在原有的石基上建起一所木结构的大房子，内部抹了灰泥。房子很宽敞，地板没有油漆，家具很简单，硬沙发、扶手椅和桌椅，都是家里的木匠用自己的桦木做的。房子很宽敞，有下房，也有客房。罗斯托夫家和博尔孔斯基家的亲戚，有时候带着十六匹马和几十个仆人，全家来到童山，一住就是几个月。此外，一年有四次，逢到主人的命名日和生日，就有成百的客人到童山来聚上一两天。一年中的其他时间，生活则一成不变，有日常的工作，有茶，有用庄园里自产的粮食做的早餐、午餐和晚餐。
九
一八二〇年十二月五日，冬季圣尼古拉节前夕。这一年初秋，娜塔莎就和丈夫、孩子住在她哥哥家。皮埃尔去彼得堡办私事去了，他说要去三个星期，可是现在他已经在那里待了七个星期了。他随时都可能回来。
十二月五日，在罗斯托夫家作客的除了别祖霍夫一家外，还有尼古拉的老朋友，退役将军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杰尼索夫。
六日是尼古拉的命名日，要来许多客人，他知道自己得脱下短棉袄，换上常礼服，穿上尖头窄皮靴，坐车到他新建成的教堂去，然后接待贺客，请他们用点心，谈论贵族选举[345]和年景；但他认为他有权利像平时一样度过节日的前夕。午饭前，他检查了内侄名下的梁赞庄园管家的账目，写了两封事务性的信，巡视了谷仓、牛栏和马厩。对明天过节可能普遍喝醉酒采取了预防措施，随后就去吃午饭。他没来得及跟妻子私下谈几句就入席了，长餐桌上摆着二十副餐具，家里人都已围坐在桌旁。这里有他母亲、陪伴母亲的别洛娃老太太、他的妻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孩子们的男女家庭教师、内侄和家庭教师、索尼娅、杰尼索夫、娜塔莎和三个孩子，以及孩子们的家庭教师，还有在童山养老的已故老公爵的建筑师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老人。
玛丽亚伯爵夫人坐在餐桌的另一端。她丈夫刚刚就坐，就拿起餐巾，把面前的玻璃杯和酒杯推开，单凭这一举动，玛丽亚伯爵夫人就猜出她丈夫心绪不佳，他有时候就是这样，尤其是当他直接从农场回来吃饭，在没有喝汤之前。玛丽亚伯爵夫人深知他的脾气，她自己心情好的话，她就耐心等着，等他喝过汤，她再跟他说话，让他自己承认，他没有理由不高兴；可今天她完全忘记察言观色，她觉得他无缘无故对她发火，心里很难过，感到自己很不幸。她问他到哪里去了。他答了话。她又问家务情况是否都好。他听出她的声调不自然，不高兴地皱了皱眉头，漫不经心地答了一句。
“既然不是我的错，”玛丽亚伯爵夫人心里想，“他为什么要对我发脾气呢？”从他答话的腔调，玛丽亚伯爵夫人听出他对她不满，不愿意跟她说话。她也觉出自己说话不自然，可还是忍不住要提几个问题。
餐桌上多亏杰尼索夫，大家很快就热烈地交谈起来，玛丽亚伯爵夫人就没再跟丈夫说话了。当他们离开餐桌，去向老伯爵夫人道谢时，玛丽亚伯爵夫人伸出手来，一面吻了吻丈夫，一面问他为什么对她发脾气。
“你总是胡思乱想；我想也没想过要发脾气。”他说。
不过玛丽亚伯爵夫人觉得，这个“总”字就是说：不错，我是在生气，只是不想说罢了。
尼古拉夫妇和睦相处，甚至连索尼娅和老伯爵夫人出于嫉妒，也希望他们之间出现不和睦，但又无懈可击。不过他们的关系也有不融洽的时候。有时，正当他们感到非常愉快，会突然觉得疏远、反感；这种感觉常常发生在玛丽亚伯爵夫人怀孕的时候。现在她正在孕期。
“好了，先生们和女士们，”尼古拉大声说，看起来很愉快（玛丽亚伯爵夫人觉得他这是要故意气她），“我从六点钟就没闲着。明天还得受罪，我现在要去歇一会儿了。”他对玛丽亚伯爵夫人再没说什么，就到小起居室去，躺到沙发上。
“他总是这样，”玛丽亚伯爵夫人想道，“他跟谁都说话，就是不跟我说话。我看得出，看得出他厌烦我。特别在我怀孕的时候。”她朝自己挺得高高的肚子瞟了一眼，对着镜子照了一下她那张蜡黄的、苍白瘦削的脸，她的眼睛显得比平时更大了。
杰尼索夫的喊声和笑声、娜塔莎的说话声，特别是索尼娅投向她的匆匆的一瞥，这一切她都感到厌烦。
玛丽亚伯爵夫人一生气，总是首先找索尼娅的碴儿。
她陪客人坐了一会儿，客人谈什么，她一点也听不进去，后来就悄悄到育儿室去了。
孩子们又把椅子摆成火车，玩到莫斯科去的游戏，也请她一道玩。她坐下陪孩子们玩了一阵，可心里一直想着丈夫和他的无名火，她感到很苦恼。她站起来，艰难地踮起脚尖，到小起居室去了。
“也许，他没睡着，我要对他解释一下。”她自言自语说。她的大孩子安德留沙学她的样，踮着脚尖跟着她。玛丽亚伯爵夫人没有发现。
“玛丽，亲爱的，他好像睡着了。他累了，”索尼娅在大起居室里说（玛丽亚伯爵夫人觉得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会碰上她），“安德留沙别把他吵醒了。”
玛丽亚伯爵夫人回头看见安德留沙尾随着，就觉得索尼娅的话说得对，因此，她满脸通红，显然，她强忍着没有说出难听的话。她一句话也没说，但为了不听索尼娅的话，她打了个手势，要安德留沙别出声，让他跟着她朝门口走去。索尼娅从另一道门出去了。尼古拉睡觉的房间里传来均匀的呼吸声，这声音是他妻子非常熟悉的。她倾听着他的呼吸，端详着他那光滑漂亮的前额、胡须和整个面庞，每当夜阑人静，他睡觉时，她往往长久地注视着这张脸。尼古拉突然动了一下，咳了一声，就在这时，安德留沙在门口喊道：
“爸爸，妈妈在这儿站着呢。”
玛丽亚伯爵夫人脸都吓白了，忙向儿子打手势。他不说话了。接着是一阵沉默，玛丽亚感到可怕。她知道，尼古拉最不高兴被人吵醒。房里又突然传来咳嗽声和动静。尼古拉很不高兴地说：
“一分钟也不让我安静。玛丽，是你吗？你把他带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只是来看看，可没注意……很对不起……”
尼古拉咳嗽了几声，不响了。玛丽亚伯爵夫人离开门口，把儿子送回育儿室。过了五分钟，爸爸的宝贝女儿，三岁的黑眼睛的小娜塔莎听哥哥说爸爸在小起居室里睡觉，就趁母亲不备，跑到爸爸这里来了。黑眼睛的小姑娘大胆地吱吜打开房门，用结实的小腿有力地迈着小碎步，走到沙发旁，见爸爸背对她躺着，就踮起脚尖吻了吻他枕在头下的手。尼古拉露出温和的微笑，转过脸来。
“娜塔莎，娜塔莎！”玛丽亚伯爵夫人在门外惊慌地喊道，“爸爸要睡觉。”
“不，妈妈，他不想睡了，”小娜塔莎深信不疑地回答说，“他在笑呢。”
尼古拉从床上垂下腿，站起来，抱起女儿。
“进来吧，玛莎。”他对妻子说。玛丽亚伯爵夫人进来，在丈夫身旁坐下。
“我没看见他在我背后跟着，”她胆怯地说，“我只是……”
尼古拉用一只手臂抱着女儿，他看了妻子一眼，见她脸上带着歉意，就用另一只手臂把她搂过来，吻了吻她的头发。
“我能亲亲妈妈吗？”他问娜塔莎。
娜塔莎羞怯地笑了。
“再吻一下。”她打了个手势，指着尼古拉吻过的地方命令说。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觉得我心情不好。”尼古拉知道他妻子心里有这么个问题，于是说。
“每当你这样，你想象不出我心里多难过，多么孤单。我总觉得……”
“玛丽，算啦，你真糊涂。你也不害臊。”他快活地说。
“我总觉得，你不可能爱我，因为我太难看了……从来就……而现在……又是这么个样……”
“哎呀，你真可笑！一个人不是因为漂亮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显得漂亮。只有像马尔维纳斯之流的女人才因为姿色而被别人所爱；我爱我的妻子吗？不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没有你，或是我们之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我就六神无主，什么事也做不下去。你说，我爱自己的手指吗？不爱，可你把手指割掉试试……”
“不，我可不那么做，不过我明白。这么说，你没生我的气了？”
“生气极了。”他含笑说，站起来掠了掠头发，在屋里踱步。
“你知道，玛丽，我在想什么？”他们和解了，他又在妻子面前讲自己的打算。他也不问她爱不爱听，听不听他都无所谓。他有一个想法，也是她的想法。他说，他想劝皮埃尔在他们家待到开春再走。
玛丽亚伯爵夫人听丈夫说完之后，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然后就说起自己的打算来。她考虑的是孩子们的事。
“她现在已经像大人了，”她指着娜塔莎，用法语说，“你们总责怪我们女人逻辑性差。这可是我们的逻辑学家在这儿呢。我说：爸爸要睡觉，可她说：不，他在笑。还是她说对了。”玛丽亚伯爵夫人快活地笑着说。
“是呀，是呀！”尼古拉用强壮的手臂抱起女儿，高高举起来，放到肩上，抓住她的两只小腿，扛着她在屋里踱步。父女俩脸上都露出无限幸福的神情。
“你知道，也许你不公道，你太宠爱她了。”玛丽亚伯爵夫人用法语低声说。
“是啊，可有什么办法？……我竭力不表露出来……”
就在这时，门廊和前厅传来滑轮声和脚步声，像是有人来了。
“是有人来了。”
“我看准是皮埃尔，我去看看。”玛丽亚伯爵夫人说着走出房去。
尼古拉趁她出去，就扛起女儿在房间里飞快地兜圈子。他气喘吁吁，连忙把乐不可支的小女孩放下来，紧紧搂到怀里。他蹦蹦跳跳，使他想起跳舞来，他凝望着女儿圆圆的、幸福的小脸，心里想，等他自己变成老头，带她去参加舞会，跳玛祖尔卡舞，就像他已故的父亲当初带女儿跳丹尼拉·库波尔舞那样，到那时，她会长成什么样子呢。
“是他，是他，尼古拉，”几分钟后，玛丽亚伯爵夫人回来说，“这一下咱们的娜塔莎可高兴了。你该看看她多开心，看看皮埃尔因为姗姗来迟，挨了多少埋怨。好了，快点去吧，快点！你们也该分手了。”她含笑望着小女儿紧偎着爸爸。尼古拉牵着女儿的手走出屋去。
玛丽亚伯爵夫人待在起居室里。
“我总也不相信，”她自言自语悄声说，“会这么幸福。”她脸上露出笑容，但随即叹了一口气，深邃的目光里露出淡淡的哀愁。似乎除了她此刻体验到的幸福之外，她又不禁想到另一种她今生今世所不能得到的幸福。
十
娜塔莎是一八一三年初春结婚的，到一八二〇年她已生了三位千金，还有一个她长期盼望，现在由她亲自喂奶的儿子。她发胖了，身体变宽了，从现在这个健壮的母亲身上，已经很难找到当初那个苗条活泼的娜塔莎来了。她的面部轮廓分明了，露出一种宁静、温柔、开朗的表情。她脸上再也没有先前那种赋予她魅力的熊熊燃烧的青春活力了。现在只能看到她的躯体，再也看不到她的灵魂了。看到的是一个健壮、美丽、多产的女人。昔日的热情现在也很少燃烧了。只有像现在她丈夫回来了，或者儿子的病见好，或是她跟玛丽亚伯爵夫人一道回忆安德烈公爵（她在丈夫面前从来不提安德烈公爵，她觉得她怀念安德烈公爵会引起丈夫的嫉妒），或者非常偶然，她不知为什么突然唱起歌来的时候（她结婚以后就把唱歌完全放弃了），只有这些时候，她昔日的热情才会复燃。当昔日的热情在她那丰满、美丽的身体里重新燃烧起来的时候，她就变得比以前更加迷人了。
娜塔莎婚后，他们夫妇在莫斯科、彼得堡，在莫斯科郊外的村庄、在她自己的娘家，也就是尼古拉家，都住过。年轻的别祖霍夫伯爵夫人很少在交际场中露面，那些在交际场中见过她的人，也都对她没有好感。她既不可亲、也不可爱。娜塔莎也许不喜欢孤独（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喜欢；她觉得不喜欢），但她接二连三地怀孕，生孩子，喂奶，时时刻刻参与丈夫的生活，她只好谢绝社交活动，才能完成这些事。所有娜塔莎婚前就认识的人，看到她这种变化，无不像看到一件新奇事那样感到吃惊。只有老伯爵夫人凭着母性的本能看出娜塔莎的全部热情都起源于她对家庭和丈夫的需要。她在奥特拉德诺耶曾经认真地、并非玩笑地说过这样的话。母亲见别人对娜塔莎不理解，大惊小怪，也觉得吃惊。她反复地说，她始终认为娜塔莎会做一个贤妻良母。
“她把全部的爱都用到丈夫和孩子们身上，”伯爵夫人说，“甚至到了愚蠢的程度。”
娜塔莎并不遵循聪明人，特别是法国人所宣讲的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姑娘家不应当一旦出嫁就自暴自弃，埋没自己的才华，而是应当比婚前更加注意自己的仪表，使丈夫像婚前那样对自己倾心。娜塔莎却恰恰相反，她一出嫁就抛开了自己所有的迷人之处，尤其是她最迷人的歌唱。正因为那是她最富于魅力的地方，所以她将它抛开了。她变得满不在乎，她既不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和在丈夫面前摆出最美的姿态，也不讲究梳妆打扮或少向丈夫提出苛求。她的所作所为打破了常规。她认为过去自己出于本能施展魅力，现在在丈夫眼里只会显得可笑，她一开始就将自己整个身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她认为维系他们夫妻关系的不是靠以往那种诗意的感情，而是靠某种另外的、不可捉摸的、然而却像她自己的混为一体的灵与肉那样牢固的东西。
她认为，梳上蓬松的卷发，身穿长裙，唱着抒情的歌曲，以此来取悦于丈夫，就像为取悦于自己而梳妆打扮一样可笑。为取悦于他人而梳妆打扮，这也许会给她带来乐趣，但她确实没有时间。她不讲究唱歌，不注意梳妆打扮，不斟酌词句，主要是因为她根本没有时间去那么做。
当然，人能专心致志于一件事，不管那件事多么微不足道。而且，即使微不足道的事，只要对它专心致志，自然也会无限地扩大起来。
娜塔莎所专心致志的，就是她的家庭，也就是她的丈夫，她必须使他完全属于她，属于这个家，还有孩子们，她要养育他们。
她不仅从思想上，而且全身心投入到她所关心的这件事上，她陷得越深，这件事就不断扩大，使她越发显得势单力薄，难于胜任，似乎她投入全副精力，还是做不完她该做的事。
有关妇女权利、夫妻关系、夫妻间的自由以及权利的种种议论，在当时虽然还不像现在这样被视为问题，但在当时和现在完全一样；娜塔莎对这些问题不仅不感兴趣，而且也不理解。
这些问题在当时也和现在一样，只存在于那些把婚姻关系视为夫妻双方获得满足的人，他们只看到婚姻的开始，而没有看到家庭的全部含义。
当初的种种议论和现在的一些问题，就像如何从饮食中获得最大满足的问题一样，对于那些把营养视为吃饭的目的，把组织家庭视为婚姻的目的的人们，当初和现在一样，是不存在那些问题的。
如果吃饭的目的在于营养身体，那么把两顿饭都吃完的人，也许获得了最大的满足，但并没有达到吃饭的目的，因为两顿饭的饭量他的胃是承受不了的。
如果婚姻的目的在于组织家庭，那么主张多夫多妻制的人，也许能得到许多乐趣，但绝不可能组织家庭。
如果吃饭的目的在于营养，婚姻的目的在于组织家庭，那么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进食量不要超过胃的负荷，一个家庭的夫妻也不能超过需要，也就是一夫一妻。娜塔莎需要一个丈夫。她有了一个丈夫。丈夫给予她一个家庭。另外再找一个更好的丈夫，她不仅认为没有必要，而且由于她专心致志为丈夫和家庭服务，根本不可能想象自己的丈夫会是另外一个人，而且也毫无兴趣去这样设想。
一般说来，娜塔莎并不喜欢交际，但她很重视亲属的来往，很重视与玛丽亚伯爵夫人，与她哥哥，与母亲和索妮亚的交往。她会披头散发，穿着睡袍，大步从育儿室跑出来，把不再沾着绿色屎斑，而是沾着黄色屎斑的尿布给他们看，听他们安慰她说孩子已经好多了。
娜塔莎不修边幅，于是她的衣着、发型，随随便便的谈吐和她的嫉妒心（她嫉妒索尼娅，嫉妒家庭女教师，嫉妒每一个女人，不论她美或丑），都成了她周围的人经常取笑的话题。大家都认为皮埃尔怕老婆，事情也确实如此。娜塔莎一过门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皮埃尔听了妻子的话，不免大吃一惊，他的生活中的每一刻都要属于她，属于这个家庭，这个要求实在太新奇了；皮埃尔对妻子的这一要求感到吃惊，但也颇为得意，于是就接受了。
皮埃尔言听计从，他不但不敢向别的女人献殷勤，即使说话也不敢露出一丝笑容，他不敢去俱乐部用餐，借以消磨时间，不敢随便花钱，除非办正经事，他不敢长时间外出，妻子把他做学问也算做正经事，她对科学一窍不通，但却很重视。作为交换条件，皮埃尔在家里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处理自己的事，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处理家务。娜塔莎在家里甘当丈夫的奴仆；只要皮埃尔在工作，也就是在他书房里读书或写字，全家人都踮着脚尖走路。只要皮埃尔表示喜欢什么，大家就即刻满足他的要求。他一有所表示，娜塔莎就即刻跑去完成。
全家都按照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皮埃尔的吩咐，也就是按照娜塔莎极力揣摩的他的意图行事。他们的生活方式、居住地点、社交，娜塔莎的工作、孩子们的教养，都不仅遵照皮埃尔的示意办理，而且遵照娜塔莎从皮埃尔言谈中揣摩出来的意图办。她能准确地揣摩皮埃尔的意图，一旦猜透，她就坚决照办。要是皮埃尔想改变主意，她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有一个时期很困难，皮埃尔永远也不会忘记，娜塔莎生下头一个孩子，十分瘦弱，他们被迫换了三个乳母，娜塔莎都急病了，一次，皮埃尔把他信奉的卢梭思想讲给她听，说乳母哺乳不仅是反常的事，而且有害。于是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娜塔莎不顾母亲、医生和丈夫极力反对她自己哺乳，因为这在当时不仅闻所未闻，而且他们认为这样有害，可是娜塔莎从那时起就坚持自己哺乳所有的孩子。
有时在气头上，两口子争吵起来，这是常有的事，但在争吵过后很久，皮埃尔忽然发现妻子不仅在言谈中，而且在行动中会表现出她原本反对的那个想法，这使皮埃尔感到高兴而且吃惊。他不仅发现他原来的想法，而且那些在争吵中间他说过的偏激、过头的话，她却都不再提了。
结婚七年之后，皮埃尔坚信自己不是坏人，这使他很高兴，他这样认为，那是因为他从妻子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感到自己内心深处善恶同体并且互相掩映。但在他妻子身上却只反映出他那真正好的一面，而那些不好的东西都扬弃了。这不是通过逻辑思维，而是悄悄地直接反映出来的。
十一
两个月前，皮埃尔已经在罗斯托夫家住下，他收到费奥多尔公爵的信，要他去彼得堡商议当地一个协会的成员们正在研讨的重要问题，皮埃尔是这个协会的主要创办人之一。
娜塔莎看丈夫所有的信件，当她看完公爵的来信，就主动建议丈夫去彼得堡，尽管丈夫不在家会给她带来负担。尽管她对丈夫抽象的脑力劳动一窍不通，但她非常重视，生怕在这方面耽误了丈夫的工作。皮埃尔读完信，胆怯地用探询的目光看了看娜塔莎，娜塔莎要他去，但是要定下回来的日子。皮埃尔获准四周的假期。
两星期前，皮埃尔的假期就满了，在这两周里，娜塔莎经常处于恐惧、忧郁和不安的状态。
不满现状的退役军官杰尼索夫正好在这两星期中来了，他一见娜塔莎就像看到一幅完全不像他过去爱过的人的画像一样，心里又吃惊，又难过。她先前是那么可爱，可现在她的眼神是那么忧郁、空虚，答非所问。
这段时间娜塔莎一直心情郁闷，烦躁不安，特别是母亲、哥哥或玛丽亚伯爵夫人宽慰她，为皮埃尔的迟迟不归找借口，尽力替他辩解时，她心情更坏。
“都是废话，胡说八道，”娜塔莎说，“他那些想法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那些团体也都愚蠢。”娜塔莎对自己原来认为很重要的事下这样的断语说。随后她就到育儿室去喂她的独子佩佳去了。
她把出生刚满三个月的小东西抱在怀里，感到他的小嘴在翕动，小鼻子在呼哧，谁也不会像他此刻这样，使她感到莫大的安慰了。这个小东西似乎在说：“你生气了，嫉妒了，你想报复，你害怕了。可我就是他。我就是他……”她没有话回答他，因为他说的是真话。
在烦躁不安的两星期里，娜塔莎经常跑到儿子那里寻求安慰，摆弄孩子，结果奶喂多了，把孩子也弄病了。孩子病了，她很惊慌，但同时她也希望孩子生病。因为照顾孩子，她对丈夫的牵挂就比较容易忍受了。
当大门口传来皮埃尔的雪橇声时，娜塔莎正在给孩子喂奶，善于讨好女主人的保姆，面带喜色，悄悄快步走进屋来。
“是他回来了吗？”娜塔莎连忙低声问，她不敢动弹，怕吵醒熟睡的孩子。
“回来了，太太。”保姆低声说。
血涌上娜塔莎的脸，她的脚也不由自主地动起来，但是她不能跳起来跑出屋去。孩子又睁眼看了一下。“你在这儿。”他似乎说，随后又懒洋洋地咂起嘴来。
娜塔莎轻轻地抽出奶头，摇了摇孩子，把他递给保姆，快步朝门口走去。但她在门口又停下来，似乎因为心里高兴而急忙放下孩子，这使她良心受到责备，于是她又回头看了一眼。保姆正抬起臂肘，把孩子往床栏杆里抱。
“去吧，去吧，太太，您放心去吧。”保姆和女主人亲密无间，含笑说。
娜塔莎轻快地跑进前厅。
杰尼索夫拿着烟斗从书房来到大厅，这时，他才第一次认出娜塔莎来。她使人的眼睛为之一亮。容光焕发，光彩照人，喜上眉梢。
“他回来了！”她一边跑，一边说。杰尼索夫并不怎么喜欢皮埃尔，但他感到这时却因为皮埃尔回来而高兴。娜塔莎一跑进前厅就看见一个穿皮大衣的身材魁伟的人，正在解围巾。
“是他！是他！真的！他回来了！”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朝他跑过去，拥抱他，把他的头贴在胸前，然后又推开他，瞟了一眼他那结着霜花的、通红、愉快的脸。“是啊，是他，多么愉快，满足……”
这时娜塔莎突然想到自己受了两个星期等待的折磨，于是喜色顿消。她眉头一皱，就朝皮埃尔发起火来。
“是啊，你倒很自在！很快活，很开心……可是我呢？你至少也该关心关心孩子。我喂孩子，可是我的奶坏了。佩佳差点没死掉。你倒开心。是啊，你很开心。”
皮埃尔知道自己没有错，因为他不可能提前回来，他知道她这样发脾气不妥当，也知道过两分钟她就会消气；而主要的是他知道自己很快活，很满意。他本来想笑，可又不敢笑。于是他露出一副惊慌的可怜相，拱下身来。
“我没办法回来呀，真的！佩佳怎么样？”
“现在好了，走吧。你真不害臊！你真该看看，你不在家我成什么样子了，我难过极了……”
“你身体好吗？”
“走吧，走吧。”她说着，没有松开他的手，和他一起到卧室去了。
尼古拉夫妇来访皮埃尔时，他正在育儿室里，用他那宽大的右手抱着刚睡醒的儿子，抚摩着。孩子咧着大嘴，还没有长牙，宽宽的脸上绽出愉快的笑容。一阵急风骤雨已经过去，娜塔莎脸上闪耀着明朗、欢快的阳光，亲切地望着丈夫和孩子。
“你跟费奥多尔公爵谈妥了吗？”娜塔莎问。
“是的，谈得好极了。”
“你看，抬起来了（娜塔莎指孩子的头）。他可把我吓坏了！”
“你看见公爵夫人了吗？她真会爱上他了……”
“是啊，你可以想象到……”
这时，尼古拉和玛丽亚伯爵夫人进屋来。皮埃尔没有放下孩子，俯身吻了吻他们，回答了他们的问话。但是，显然，尽管有许多可谈的趣事，皮埃尔却完全被戴着小帽、晃着脑袋的儿子吸引住了。
“多么可爱啊！”玛丽亚伯爵夫人望着孩子，逗着他说。“我真不明白，尼古拉，”她对丈夫说，“你怎么就看不出这些小家伙有多迷人呢。”
“我也不明白，我就是看不出，”尼古拉冷冷地看着孩子说，“一块肉罢了。走吧，皮埃尔。”
“不过，要紧的是，他这个做父亲的还是很温存的，”玛丽亚伯爵夫人替丈夫辩白说，“不过要等孩子满了周岁就是了……”
“皮埃尔可是很会带孩子的，”娜塔莎说，“他说，他的胳膊天生就是给孩子坐的。你看。”
“可偏偏不是给他坐的。”皮埃尔突然笑着把孩子抱起来，交给保姆。
十二
像每一个真正的家庭一样，童山的庄园里也同时存在着几个不同的圈子。它们具有各自的特点，但由于互让互谅，因而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家里无论发生喜事或是不幸，对几个圈子都同样重要，不过他们对某件事表示忧伤或喜悦都有各自不同的理由。
比如皮埃尔的归来是一件重要的事，大家都感到欣慰。
仆人对主人的判断总是最准确，因为他们不是凭谈话的口气或察言观色，而是凭主人的行动和生活方式做出判断，他们对皮埃尔的归来感到高兴，他们知道，只要皮埃尔在家，伯爵就不会每天去察看田庄的事务，而且伯爵的心绪和脾气都会好些，此外，大家都能得到很多节日的礼物。
别祖霍夫回来，孩子们和女教师也很高兴，因为谁也不会像皮埃尔那样，带他们参加社交活动。只有他才会在小钢琴上弹那支苏格兰舞曲（他只会弹这一支曲子），他说在这支舞曲伴奏下能跳各种舞，而且，他一定会给大家都带来礼物。
尼古连卡今年十五岁，他生着一头淡褐色的鬈发和一双美丽的眼睛，他是个孱弱、聪慧的少年，皮埃尔回来，他也很高兴，因为他很爱皮埃尔叔叔（他这么称呼他），总说他好。其实，谁也没要他去特别喜欢皮埃尔，而且他见到皮埃尔的机会也不多。抚养他的玛丽亚伯爵夫人则竭力要尼古连卡像她那样爱她的丈夫，尼古连卡也的确爱姑父，不过他爱姑父，多少带着些轻蔑的意味。尼古连卡不想当尼古拉姑父那样的骠骑兵，也不想得圣乔治十字勋章，他想跟皮埃尔那样有学问、聪明、善良。在皮埃尔面前尼古连卡总是喜气洋洋，皮埃尔一跟他说话，他就满脸绯红，喘不上气来。他不放过皮埃尔说过的每一句话，过后就跟德萨尔或独自一人仔细玩味皮埃尔每句话的意思。皮埃尔过去的生活，他在一八一二年以前的不幸遭遇（尼古连卡根据自己所听到的，暗自勾勒出一幅模糊的、富于诗意的图画），皮埃尔在莫斯科的历险，他的被俘生活，尼古连卡听皮埃尔说起的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对娜塔莎的爱情（尼古连卡也很喜欢娜塔莎），特别是皮埃尔与尼古连卡已经记不起来的父亲的友谊，这一切都使皮埃尔在孩子的心目中成了英雄和圣人。
从尼古连卡听到皮埃尔谈起他父亲以及娜塔莎的零星谈话，从皮埃尔一提起尼古连卡亡父时的激动心情，从娜塔莎提到他时审慎而又虔诚的态度，情窦初开的尼古连卡推测他父亲一定爱过娜塔莎，临终时又把她托付给他的朋友。尼古连卡虽然不记得父亲了，但他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对他很崇拜，他一想到父亲，心里就发紧，悲喜交集，泪水夺眶而出。因此，皮埃尔的归来，使孩子们也很高兴。
客人也很欢迎皮埃尔，因为只要有他在场，大家在一起就显得热闹、和谐。
家里的成年人，他的妻子就更不用说了，也很喜欢他，因为有他在，生活就更轻松、平静。
老太太们也很欢喜他带给她们的礼物，而更主要的，是他使娜塔莎又活跃起来。
皮埃尔意识到不同的人对他持有不同的看法，就竭力想满足他们的愿望。
皮埃尔本来是漫不经心，没有记性的人，但这次他根据妻子开的单子，全都买齐了，没有忘记岳母和内兄的嘱托，没有忘记送给别洛娃做礼物的衣料，也没有忘记送给侄儿侄女们的玩具。他刚结婚时，妻子嘱咐他别忘了买该买的东西，他还觉得奇怪，可他第一次出门，就把什么都忘了。妻子为此大为不快，他感到很吃惊。后来他就习惯了。他知道娜塔莎什么也不要，只有他提出来，她才让他给别人买东西，现在他从给全家人买礼物中感到一种意外的、孩子似的乐趣，而且他再也不会忘记要买的东西了。如果娜塔莎责怪他，那只是因为他买的东西太多或太贵。娜塔莎除了不修边幅、漫不经心，这两个缺点（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缺点，皮埃尔却认为这是优点），如今又增加了吝啬。
皮埃尔自从有了一大家子人口，开销很大，但皮埃尔自己也觉得奇怪，他发现开销的数目竟比原来减少了一半，由于前妻的债务而使他陷入混乱的家业，也开始好转了。
生活有了节制，钱用得也就少了，皮埃尔再也不愿像过去那样挥金如土，那样会使他随时有可能倾家荡产。他认为他的生活方式现在已经永远确定下来，至死也不会变更了，而且他也无权变更这种节约的生活方式。
皮埃尔露出愉快的笑容，整理他买回来的东西。
“多漂亮！”他像售货员一样抖开一块衣料，说。娜塔莎坐在对面，把大女儿抱在膝上，这时连忙把炯炯的目光从丈夫身上移到他买的那块衣料上。
“是给别洛娃的吗？太好了。”她摸了摸衣料的质地。
“这一尺得一个卢布吧？”
皮埃尔说了价格。
“太贵了，”娜塔莎说，“孩子们会特别高兴，妈妈也会开心的。只是你不该给我买这个。”她又说，忍不住笑，欣赏当时刚流行的一把镶嵌着珍珠和金丝的梳子。
“是阿杰莉鼓动我买的，她一个劲儿地说，买吧，买吧。”皮埃尔说。
“我什么时候戴呢？”娜塔莎把梳子插到发辫上，“等玛申卡在舞会上抛头露面的时候吧，说不定到那时候又时兴这个了。好了，咱们走吧。”
他们把礼品收拾好，先去育儿室，然后去见老伯爵夫人。
皮埃尔和娜塔莎夹着一包包礼品来到客厅时，老伯爵夫人照例在跟别洛娃玩牌。
老伯爵夫人已六十开外，满头白发，戴着一顶压发帽，荷叶边围住了整个脸。脸上满是皱纹，上嘴唇瘪着，双目无神。
她的儿子和丈夫接连去世，她感到自己是偶然被遗忘在这个世界上似的，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她吃饭，喝水，有时睡觉，有时不睡觉，她没有活着。生活没有给她留下丝毫印象。她只图清静，别无他求，而只有死亡才能给她带来宁静。但在死神降临之前，她还得活下去，也就是还得消耗她的时间和生命。她身上明显地具有婴儿和老人身上才具有的东西。她的生活没有任何客观的要求，只有运用各种机能的主观需要。她需要吃饭，睡觉，思考，说话，哭泣，做事，发脾气等等，只是因为她有胃肠，有头脑，有筋肉，有神经，还有肝脏。她不是因为外界的推动而做这一切，她不像精力旺盛的人在努力达到一个目的时，就不去注意另一个需要达到的目的。她说话，这纯粹是因为她生理上需要运动她的肺部和舌头。她像婴儿一样哭，因为她需要擤鼻涕，诸如此类。那些被精力旺盛的人视为目的的，在她显然只是一种借口。
因此，清晨，尤其当她头一天吃过油腻的东西，她就想发脾气，于是别洛娃的耳背就成了她最好的借口。
她在房间的另一头小声对别洛娃说了句什么。
“今天好像暖和些，我亲爱的。”她低声说。别洛娃回答说：“他们已经来了。”她就生气了，抱怨说：“天哪，她聋得够戗，真蠢！”
另一个借口就是她的鼻烟，不是嫌太干，就是嫌太湿，要不就嫌研得不够细。发过脾气，她的脸就蜡黄。因此使女们一看她的脸色就知道准是别洛娃耳朵又背了，或是鼻烟又太湿了，因为老伯爵夫人的脸色又蜡黄了。正如她需要发泄肝火一样，她有时也需要动一动她变得迟钝的脑筋，这时她的借口就是玩牌。如果她需要哭，那么去世的伯爵就成了她的借口。她需要大惊小怪，尼古拉和他的健康状况就成了借口。她需要说刻毒话，她就找玛丽亚伯爵夫人的事。她需要运动发声器官（大多在晚饭后六七点钟，在幽暗的房间里休息时），她就对早就听过多少遍的人反复讲同一个故事。
老太太的情况全家人都知道，尽管谁也不说，而且大家都竭力满足她的要求。只有尼古拉、皮埃尔、娜塔莎和玛丽亚之间偶尔交换一下眼色，或露出苦笑，彼此心照不宣。
不过这些眼色，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说明她已尽了自己做人的义务，他们此刻所看到的已不是完整的她，我们有朝一日也都会变得像她现在这样，因此人人都乐于将就她，乐于为她这个曾经很可爱，曾经也像我们一样充满活力，而如今变得一副可怜相的人而克制自己。他们的眼色说明：“死亡的预兆。”[346]
全家只有那些冷酷的人、蠢人和孩子才不懂这一点，因而避开她。
十三
皮埃尔夫妇来到客厅，正好碰上老伯爵夫人像往常一样，因为想动动脑筋，正在玩牌。她虽然照常说了：“也该回来了，该回来了，我亲爱的；大家都等急了。这下好了，谢天谢地。”每次皮埃尔或她的儿子回来，她都这么说。把礼物递给她时，她也还是那几句老话：“可贵的不是礼物，亲爱的，谢谢你还惦记着我这么个老太婆……”可皮埃尔来的不是时候，她的牌正打到一半，分了她的心，使她老大的不高兴。她打完了牌才去看礼物。送给她的礼物有一只做工精巧的牌匣、一只淡蓝色的塞佛尔[347]盖杯，上边绘有几个牧羊女，还有一只绘有老伯爵肖像的鼻烟壶，肖像画是皮埃尔请彼得堡的一位微型画画家绘制的（伯爵夫人早就盼着有这么一只鼻烟壶了）。她此刻不想哭，于是冷冷地看了一眼那肖像，就专心摆弄起牌匣来了。
“谢谢你，亲爱的，你使我心里高兴，”她像往常一样，说，“不过你总算回来了，这太好了。闹得太不像话，你真该说说你媳妇。成什么体统？你不在家，她简直像发了疯。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忘了。”她又说她常说的话，“你看，安娜·季莫菲耶夫娜，”她又说，“女婿给咱的牌匣多精致。”
别洛娃把礼物夸赞了一番，她也很喜欢皮埃尔送给她的那块衣料。
皮埃尔、娜塔莎、尼古拉和玛丽亚伯爵夫人，还有杰尼索夫，他们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当着老伯爵夫人的面又不能说，他们倒并不是有什么事要瞒着她，而是因为老伯爵夫人已经大大地落伍了，如果当着她的面谈话，就得回答她提出的一些早已过时的问题，不断重复他们说过的话，告诉她某人去世了，某人结婚了，可她还是记不住；不过他们还是照例在客厅里围着茶炊喝茶，皮埃尔则回答伯爵夫人提出的诸如瓦西里公爵是否见老了，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是否来信问候，是否惦念他们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她自己并不关心，别人也不感兴趣……
喝茶的时候，他们一直在谈这种谁也不感兴趣，可又无法避免的话题。家里的成年人都围坐在圆桌的茶炊旁，索尼娅也坐在这里。孩子们和男女家庭教师已经喝过茶了，隔壁起居室传来他们的谈笑声。喝茶时，大家都坐在自己的老地方；尼古拉坐在炉边的小桌旁，茶也给他端到桌上了。老米尔卡是原来的猎犬米尔卡的女儿，这时卧在他身旁的安乐椅里，满脸白毛，两只乌黑的大眼睛显得比平时更鼓了。杰尼索夫鬓发和胡须斑白，敞着将军服，坐在玛丽亚伯爵夫人身旁。皮埃尔坐在妻子和老伯爵夫人中间。他谈到许多他认为老太太会感兴趣，并且能听得懂的事。他谈到外界社会，谈到老伯爵夫人的同辈人，他们也确曾活跃过一阵子，而如今却天各一方，像她一样，一辈子快要完了，正在收藏他们早年种下的庄稼的最后的谷穗。老伯爵夫人认为她那一代才真正是正经八百的一代。娜塔莎看出皮埃尔兴致勃勃，知道他这次出门一定很有趣，会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当着老伯爵夫人的面不敢启齿。杰尼索夫不是这个家庭里的成员，他不明白皮埃尔为什么这样谨小慎微，同时，由于他对现状不满，因此很想知道彼得堡的情况，他不断地怂恿皮埃尔讲讲谢苗诺夫团刚刚发生的事，讲讲阿拉克切耶夫，讲讲圣经会[348]。皮埃尔有时忘了形，就讲起来，尼古拉和娜塔莎就把话题转到伊万公爵和玛丽亚·安东诺夫娜伯爵夫人的健康上来。
“嗨，戈斯涅尔，塔塔利诺娃，[349]那都是疯子干的事，怎么样，他们还继续干吗？”杰尼索夫问。
“继续干？”皮埃尔大喊大叫起来，“干得比任何时候都卖劲儿。圣经会如今成了政府了。”
“那是什么，我亲爱的朋友？”老伯爵夫人问，她已经喝完茶了，显然想在饭后找一个借口发脾气，“你说政府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您知道，妈妈，”尼古拉插话说，他知道应该怎样翻译成母亲能听懂的话，“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戈利津公爵创办了一个团体，据说，他很得势。”
“阿拉克切耶夫和戈利津，”皮埃尔脱口而出，“现在当权了。可他们怎么样呢？认为到处是阴谋，草木皆兵。”
“咳，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有什么错？他德高望重。我以前常在玛丽亚·安东诺夫娜家见到他。”伯爵夫人怒冲冲地说，大家默不作声，她更感到气恼，于是接着说：“现如今大家都说长道短。圣经会有什么不好？”她站起身来（大家也都跟着站起来），板着脸，朝起居室她的桌旁走去。
在一阵难堪的沉默中，邻室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他们那里一定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完了，完了！”小娜塔莎愉快的喊声盖过了所有的人。皮埃尔和玛丽亚伯爵夫人，和尼古拉交换了眼色，会心地笑了（皮埃尔的目光始终盯着娜塔莎）。
“真是悦耳的音乐啊！”他说。
“准是安娜·玛卡罗夫娜的袜子织好了。”玛丽亚伯爵夫人说。
“走，咱们去看看。”皮埃尔一跃而起，说。“你知道，”他在门口收住脚步，“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种音乐吗？因为我一听到这种音乐就知道孩子们都很好。我今天回家，一路上离家越近，就越担心。一来到前厅，听见安德留沙朗朗的笑声，我就知道，孩子们都好……”
“我懂，我懂这种感觉，”尼古拉同意说，“不过，我不去，她织的袜子太神奇了。”
皮埃尔到孩子们房里去了，喊声更高，笑得也更欢了。“安娜·玛卡罗夫娜，”皮埃尔说，“你到中间来，听口令：一，二，我说三，你就站到这里来。我来抱你。好，一，二……”皮埃尔说，接着一阵沉默。“三！”房间里传来孩子们兴高采烈的喊叫声。
“两只，两只！”孩子们喊道。
他们说的是两只袜子。安娜·玛卡罗夫娜有一个绝招，能用一副针一次织出一双袜子。每次织好以后，她总是得意洋洋地当着孩子们的面，从一只袜子里抽出另一只袜子来。
十四
过了不久，孩子们来道晚安。他们一一吻过在座的人，男女家庭教师行过礼，就告退了。只有德萨尔和他的学生没有走，老师小声让他的学生下楼去。
“不，德萨尔先生，我要求姑妈让我待在这儿。”尼古连卡·博尔孔斯基也同样小声回答说。
“姑妈，让我待在这儿吧。”尼古连卡走到姑母面前，说。他又兴奋了，又激动，露出央求的神色。玛丽亚伯爵夫人看了他一眼，对皮埃尔说：
“只要您在这儿，他就不乐意走了……”
“我这就把他送到您那儿去，德萨尔先生；晚安。”皮埃尔把手伸给那个瑞士人，说，接着含笑转向尼古连卡，“咱们还没见过面呢。玛丽亚，他长得真像。”他对玛丽亚伯爵夫人又说。
“是像爸爸吗？”孩子的脸红了，他用敬慕的、闪光的眼睛仰望着皮埃尔。皮埃尔点点头，又接着谈被孩子们打断的话题。玛丽亚伯爵夫人在十字布上绣花；娜塔莎目不转睛地凝望着丈夫。尼古拉和杰尼索夫站起来要烟斗抽烟，索尼娅无精打采，却一直守着茶炊，他们从索尼娅手里接过茶，又询问起皮埃尔来。一头鬈发的孱弱的孩子，眼睛闪闪放光，坐在没人注意的角落里，从衣领里伸出细脖子，把满头鬈发的头转向皮埃尔，偶尔哆嗦一下，显然体验到一种新的、强烈的感情。
话题转到当时对最高当局的一些流言，其中是大多数人通常最感兴趣的国内政治问题。杰尼索夫因为在军界失意而对政府不满，现在听说彼得堡出了丑闻，感到很高兴，对皮埃尔的话发表了一通强烈而尖刻的议论。
“过去不得不做德意志人，现在就得陪塔塔利诺娃和克律德涅夫人[350]跳舞，读艾加特豪森那帮家伙的著作。哎！要是再把咱那个宝贝波拿巴放出来就好了！一切的糊涂思想也就一扫光了。把谢苗诺夫团交给施瓦茨这样的大兵，成什么话？”他大喊大叫说。
尼古拉虽然不像杰尼索夫那样专门挑毛病，但他仍然认为议论政府是件大事，他认为甲出任某部大臣，乙出任某地总督，皇帝说什么话，大臣说什么话，都很重要。他认为对这一切都应该关心，于是他也向皮埃尔探问。只是他们两人问到的不外乎一些有关政府高级部门的轶闻。
娜塔莎摸透了丈夫的脾气，她看出皮埃尔早就想换换话题了，看出他早就想倾吐自己心里的想法，他正因为这才到彼得堡去跟他的新交费奥多尔公爵磋商的；但是他现在没有办法，只好由贤内助来帮忙，问他跟费奥多尔公爵的事[351]怎么样了。
“什么事？”尼古拉问。
“还就是那些事，”皮埃尔环顾左右，说，“大家都看出，情况已经糟到不能再糟的地步了，力挽狂澜，匹夫有责。”
“那么正直的人能做什么呢？”尼古拉微微颦眉，说，“他们能做什么呢？”
“是这样……”
“咱们到书房里去吧。”尼古拉说。
娜塔莎早就知道该喂孩子了，听见保姆唤她，就到育儿室去了。玛丽亚伯爵夫人也跟着她去了。男人们走进书房去，尼古连卡·博尔孔斯基乘姑父不注意，也跟着进去，躲到窗口写字桌旁幽暗的角落里。
“你说怎么办？”杰尼索夫说。
“都是些空想。”尼古拉说。
“是这样，”皮埃尔没有就座，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时而停下来，用手匆匆地打着手势，一边含混不清地说，“是这样。彼得堡的情况是这样，皇帝什么也不过问。他完全陷入神秘主义之中了（此刻皮埃尔对任何人陷入神秘主义都不能容忍）。他只图清静。而只有那些丧尽天良，寡廉鲜耻的人，不分青红皂白，乱砍乱杀，像马格尼茨基、阿拉克切耶夫之流[352]，才能使他清静……如果你不管家业，只图清静，那么你的管家越厉害，你的目的就越容易达到，你同意吗？”他对尼古拉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尼古拉说。
“要全面崩溃了。法庭上都是盗窃案，军队里只有鞭笞、出操、屯垦，人民遭殃，教育遭到扼杀。凡新生的、正常的事物都遭到砍杀！尽人皆知，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弦绷得太紧，肯定要绷断的，”皮埃尔说（自成立政府以来，人们在观察任何政府的措施时，都这么说），“我在彼得堡，对他们只说了一件事。”
“对谁？”杰尼索夫问。
“这您知道，”皮埃尔颦眉，意味深长地望着他说，“对费奥多尔公爵和他们那一帮。奖励教育事业、慈善事业，这固然好。用心很好，如此而已；而目前的状况，需要另外的东西。”
尼古拉这时才发现他的小侄子在场，他沉下脸，朝他走过去。
“你在这儿干什么？”
“怎么？让他待在这儿吧。”皮埃尔抓住尼古拉的手臂，又说，“那样是不够的，我对他们说：现在需要另外的东西。大家都等待着，那根弦绷得很紧，随时可能断，当大家都在等待着不可避免的变革，就应该有更多的人紧密地携起手来，同心协力来抵御那场灾难。年富力强的都已经被拉过去了，蜕变了。他们有的沉迷于女色，有的醉心于名誉地位、权势金钱，都投到那个阵营里去了。像你我这样独立的自由人根本没有了。我说，应该扩大我们的社会圈子；我们的口号不应该是道德，而应该是独立和行动。”
尼古拉从侄子身边走开，忿忿地挪过一把扶手椅坐下，听皮埃尔谈话，他不以为然地咳嗽着，频频地皱眉。
“那么，行动的目的何在呢？”他喊道，“您对政府采取什么立场呢？”
“采取这样的立场！协助的立场。如果政府允许，那么组织也无需保密。这个组织不仅不跟政府作对，而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皇派。一个地地道道的士绅的组织。我们的目的是防止明天普加乔夫来杀害你我的子孙，防止我被送往屯垦区去。我们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为了大家的安全这一目的才携起手来的。”
“是的；不过是一个秘密组织自然也就是敌对的、有害的，只能产生恶果。”尼古拉说。
“为什么？难道拯救欧洲的道德联盟[353]（当时还不敢妄想俄国能拯救欧洲）有什么害处吗？道德联盟是一种美德的联盟，那就是爱，就是互助，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宣扬的东西。”
谈话间，娜塔莎走进来，愉快地看着她丈夫。并不是丈夫的谈话使她高兴。她甚至对丈夫谈的事不感兴趣，他讲的这些，她早就知道了（她知道那都是皮埃尔心里的话）。但是她见他兴高采烈的样子，她很高兴。
那个被大家遗忘了的、从翻领里伸出细脖子的孩子，更是望着皮埃尔出神。皮埃尔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上，他的手指在不停地动，他不知怎的竟从姑父桌上拿起火漆和鹅毛笔，而且把它们弄断了。
“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这就是德意志的道德联盟以及我的建议。”
“我说，老兄，道德联盟对于吃腊肠的人固然是好，可是我不了解它，甚至连这个字的音都读不出来，”杰尼索夫用响亮的声音断然说，“到处都很腐败，糟糕，这我承认，不过对道德联盟我不了解，不满意，暴动[354]就是了！到时候我就是你的人了！”
皮埃尔笑了，娜塔莎也大笑起来，尼古拉却把眉头皱得更紧，他开始对皮埃尔说明不会发生任何变革，他所说的危险只存在于他的幻想之中。皮埃尔的想法却相反，因为他的想象力更强，思想更活跃，尼古拉深感自己一筹莫展。这使他更加气恼，因为他不是凭推理，而是凭一种比推理更强的东西断定他的看法完全正确。
“我要说的是，”他站起来说，手指神经质地抽搐着，把烟斗移到嘴角，最后干脆把烟斗扔掉，“我无法向你证明。你说我们的一切都腐败了，要进行一次变革；我看不出有必要；你说，宣誓是有条件的，关于这一点，我要说明：你我是至交，这你也知道，可是如果你们组织一个秘密团体反对政府，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吧，我的职责是拥护政府。如果阿拉克切耶夫现在下命令，要我率一个骑兵连讨伐你们，我将毫不犹豫，立即出发。至于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他说完话，随后是一阵难堪的沉默。娜塔莎终于先开口替丈夫辩护，攻击她哥哥。她的辩解笨拙无力，但她却达到了目的。交谈又开始了，不过已经没有尼古拉刚才说完话时那种敌对的气氛了。
当大家都站起来准备去吃晚饭时，尼古连卡·博尔孔斯基脸色苍白，忽闪着明亮的眼睛，朝皮埃尔走过来。
“皮埃尔叔叔……您……不……要是爸爸活着……他会赞成您说的话吗？”他问。
皮埃尔突然意识到他在谈话时，这孩子头脑里一定展开过一场特殊的、独立的、复杂而强烈的感情波澜和思想活动。他想起自己说过的话，悔不该让孩子听见。但他还得回答他。
“我想会的。”他勉强答了一句，就走出书房去了。
孩子低下头，这时他似乎才看到自己在桌上闯下祸了。他涨红了脸，朝尼古拉走去。
“姑父，原谅我，我不是故意的。”他指着折断的火漆和鹅毛笔说。
尼古拉气得发抖。
“算了，算了。”他把折断的火漆和鹅毛笔扔到桌子底下，说。他显然强压着怒火，扭过脸去。
“你根本就不该进来。”他说。
十五
吃晚饭时，他们不再谈论政治和社团，相反，倒是回忆起一八一二年来了，这是尼古拉最喜欢的话题。杰尼索夫开的头，皮埃尔也特别起劲，特别感兴趣。随后这几个亲戚在友好的气氛中散去了。
吃过晚饭，尼古拉在书房里宽衣，对久已等候的管家吩咐了几句，就换上睡衣，走进卧室，他发现妻子还在桌前写字。
“你在写什么，玛丽？”尼古拉问。玛丽亚伯爵夫人脸红了。她担心丈夫不会理解，也不赞成她写的东西。
她本来不想让他看她写的日记，现在既然被他发现，能告诉他，她也觉得高兴。
“这是日记，尼古拉。”她把一本写满了坚定有力的大字的蓝笔记本递给他。
“日记？……”尼古拉含着嘲讽的意味说，接过笔记本。笔记本里用法语写道：
“十二月四日。今天大儿子安德留沙睡醒觉不肯穿衣服，路易小姐让人来找我。孩子既任性，又固执。我想吓唬吓唬他，可他的火气更大了。我只好对付他，把他撇在一边，让保姆帮别的孩子穿衣服，我对他说，我不喜欢他。他似乎大吃一惊，一直默不作声；接着，他只穿一件内衣跑到我跟前，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哄了他好半天也没哄好。看来，他因为伤了我的心而感到十分难过；后来，晚上我给他分数单的时候，他吻着我，又伤心地哭了。只要对他温存体贴，他就能听话。”
“分数单是什么？”尼古拉问。
“我每天晚上根据他们的表现，给大的孩子们打分数。”
尼古拉看了一眼盯着他的那双闪光的眼睛，又接着看看日记。日记记下了母亲认为孩子们生活中值得注意的情况，反映出孩子们的性格，并提出教育方法的一般意见。尽管记的大部分都是鸡毛蒜皮的琐事，母亲却不这样认为，连第一次读关于孩子们情况的日记的父亲，也不这样认为。
十二月五日写道：
“米佳吃饭时淘气。爸爸说不给他馅饼吃，就没有给他吃，别人吃馅饼，他眼巴巴地看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想，罚孩子们，不让他们吃甜馅饼，只能增强他们的贪欲。应当告诉尼古拉。”
尼古拉放下日记，看了妻子一眼。她那双闪光的眼睛询问地望着丈夫（他是否赞成她写的日记呢）。毫无疑问，尼古拉不但赞成妻子写日记，而且很称赞她。
“也许用不着这样过分认真；也许根本不用这样做。”尼古拉想；但为培养孩子们的道德品质所作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和精神，使他钦佩。如果尼古拉对自己的感情能够理解的话，那么，他会吃惊地发现，他爱妻子爱得如此忠贞、温存、自豪，主要是因为她那真诚、她那永远存在内心的、为尼古拉所难以达到的崇高精神境界，使他惊叹不已。
他深爱妻子的聪明才智，而自己的精神世界与妻子相比，又是何等逊色，她不仅身心属于他，而且成为他的一部分，这使他越发感到欣慰。
“我太赞成，太赞成了，我的亲爱的。”他意味深长地说，沉吟了片刻，又说：“我今天表现可不好了。当时你不在书房里。我跟皮埃尔争执起来，我发脾气了。没法不发脾气，他太幼稚了。要不是娜塔莎管着他，我真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知道他去彼得堡干什么……他们在那里组织了……”
“这我知道，”玛丽亚伯爵夫人说，“娜塔莎告诉我了。”
“那么，你知道，”尼古拉想起他们的争论很激动，他接着说，“他想说服我相信，反政府是每个正直人的职责，因此宣誓效忠……可惜你当时不在场。他们都一致围攻我，包括杰尼索夫和娜塔莎……娜塔莎太可笑了，管他管得那么严，可一争论，她就没话说了，只会重复他的话。”尼古拉又说，控制不住要议论自己的亲属。他没想到他说娜塔莎的这番话可以原封不动地用到他们自己的夫妻关系上。
“是的，我也注意到了。”玛丽亚伯爵夫人说。
“我对他说宣誓效忠和忠于职守高于一切时，他想说服我，说那都是扯淡。可惜你不在场，否则你会怎么说呢？”
“依我看，你是对的。我对娜塔莎也是这么说的。皮埃尔说人人都在受苦受难、蜕化堕落，我们有责任帮助亲人。当然，他的话不错，”玛丽亚伯爵夫人说，“但是他忘记了，我们还有更迫切的责任，那是上帝的旨意，我们自己可以去冒险，但决不能让孩子们也去冒险。”
“是啊，是啊，我对他就是这么说的，”尼古拉同意说，他真认为自己这么说过，“可他还是说要爱他人和基督教，而且都是当着尼古连卡的面说的，这孩子悄悄溜进书房，把东西都弄坏了。”
“唉，你知道，尼古拉，这孩子常叫我担心，”玛丽亚伯爵夫人说，“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我怕因为自己的孩子而冷落了他。我们都有孩子，有亲人；可他什么亲人也没有，总一个人待着想心事。”
“我看你完全用不着为他而自责。一个最慈爱的母亲为自己的儿子能做的一切，你都为他做到了，而且还在做。这当然使我感到高兴。他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孩子。今天他听皮埃尔讲话都听出了神。你想想看，我们去吃晚饭的时候，我一看，他把我桌上的东西都弄坏了，而且马上向我承认错误。我从来没见他说过一句谎话。真是个好孩子！”尼古拉又说，他从来不喜欢尼古连卡，但承认他是个好孩子。
“我毕竟跟他的生母不一样，”玛丽亚伯爵夫人说，“我感觉到这中间的差别，我很难过。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可我真替他担心。他要是有个伴就好了。”
“没关系，时间不长了；明年夏天我带他到彼得堡去。”尼古拉说，“是啊，皮埃尔一向都是梦想家，而且永远是个梦想家。”他接着说，又回到书房里的话题上，这显然使他很激动。“阿拉克切耶夫好与不好，以及其他种种，与我有什么相干？我结婚时，负债累累，随时都有坐牢的危险，母亲看不到，也不了解，这跟我又有什么相干。后来有了你，有了孩子和家业。我从早到晚在事务所里，忙于工作，难道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兴趣吗？不是的，我明白自己应当工作，以便奉养老母，报答你，不让孩子们像我过去那样受穷。”
玛丽亚伯爵夫人想对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面包，他太看重家业了；但她知道没有必要说，说也无用。她只拿起他的手吻了一下。他把妻子这一举动当作是赞同他的想法的表示，他沉吟了片刻，继续大声自言自语。
“你知道，玛丽亚，”他说，“今天伊利亚·米特罗凡内奇（他的管家）从坦波夫乡下回来说，已经有人出八万卢布要买那片林子了。”尼古拉还兴冲冲地说不久就可能买下奥特拉德诺耶，“再过十来年，我就能给孩子们留下上万卢布，景况会很优裕的。”
玛丽亚伯爵夫人一听就明白丈夫所说的一切。她知道，每当他自言自语，他有时会问她，他说了些什么，如果发现她在想别的事，他会生气的。她总努力听，因为她对他说的毫无兴趣。她望着他，不是在想，而是感觉到别的东西。她对这个永远不会理解她所想的一切的人百依百顺，怀着无限柔情，而且她的爱与日俱增。她完全沉溺在这种感情之中，使她不能深入细致地考察丈夫的想法，与此同时，她头脑里还闪过一些与丈夫的想法毫无共同之处的念头。她想起她的侄儿（她丈夫说他在皮埃尔说话时很激动，这使她很吃惊），她想到他温文尔雅、过于敏感的个性；她想到侄儿，也想到她自己的孩子们。她并没有拿侄儿和她的孩子们来作比较，但她比较了自己对他们的感情，发现对尼古连卡的感情中缺少了点什么，这使她感到心情沉重。
有时她觉得，这种区别是年龄的差异造成的；但她感到自己对不起他，暗暗保证一定改正，做她做不到的事，也就是今生今世一定要爱丈夫，爱孩子，也爱尼古连卡，爱一切人，像基督爱人类那样。玛丽亚伯爵夫人总在不断地追求永恒、永生和完美无缺，因此她的灵魂永远得不到安宁。因此她脸上常常露出一种受肉体之累的灵魂所感受的隐秘、崇高、而且痛苦的严峻表情。尼古拉看了看她。
“我的上帝！每当她脸上露出这样的表情，我就觉得她会死，要是她死了，我会怎么样呢？”他想，然后来到圣像前作晚祷。
十六
娜塔莎和皮埃尔单独在一起时，谈话也像一般夫妻之间那样，也就是彼此直截了当交换思想，不遵循任何逻辑法则，不用判断、推理和结论的程式，而是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交谈。娜塔莎习惯于用这种方式与丈夫交谈，因此，只要皮埃尔谈话时一运用逻辑推理，就准确无误地表明他们夫妻之间有些不和了。只要他一开始说明，开始心平气和地说理，而她也学他的样，她就知道，他们要吵架了。
他们单独在一起时，娜塔莎会立刻把幸福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突然悄悄走到丈夫身边，把他的头紧搂在自己胸前，说：“现在你可完全属于我了，完完全全属于我了！你跑不掉了！”接着他们就交谈起来，违背一切逻辑法则，两人同时谈完全不同的话题。他们同时讨论许多问题，不仅不妨碍彼此理解，反而确切地说明他们彼此完全理解。
做梦时，除了支配梦境的感情之外，其他一切都是虚幻的、毫无意义的、相互矛盾的，他们之间相处也正如违背一切常理的梦境，谈话前言不搭后语、含含糊糊，而支配他们的，只是一种感情而已。
娜塔莎对皮埃尔讲起她哥哥的生活，讲起皮埃尔不在家时她很痛苦，感到生活没有意思，讲她比过去更加喜欢玛丽，讲玛丽在各方面都比她强。娜塔莎在说这番话时，十分诚恳地承认她觉得玛丽比自己好，然而同时又要求皮埃尔更加喜欢她，而不是喜欢玛丽或别的女人，特别是当皮埃尔又在彼得堡见识过许多女人之后，她更要重新向他说明这一点。
皮埃尔在回答娜塔莎时对她说，在彼得堡的晚会和宴会上的太太小姐们，实在叫人受不了。
“我简直连怎么跟太太小姐们说话都忘记了，”他说，“没意思透了。何况我又很忙。”
娜塔莎定睛看了他一眼，又说：
“玛丽真是太好了！”她说，“她很理解孩子们。她好像把他们的心思都看透了。就拿昨天米佳淘气……”
“唉，他太像他父亲了。”皮埃尔插嘴说。
娜塔莎心里明白皮埃尔为什么说米坚卡像尼古拉，他一想到自己跟内兄之间的争论就不痛快，他想知道娜塔莎的意见。
“尼古拉就是有这么个弱点，凡大家没有认可的，他决不表示同意。不过，我知道，你很重视开拓新天地。”她重复皮埃尔以前说过的一句话。
“不，主要是，”皮埃尔说，“尼古拉认为思考和推理是一种消遣，甚至是消磨时间。比如，他收藏图书，而且立下一条规定，不把他所买的西斯蒙第[355]、卢梭、孟德斯鸠[356]的著作读完，决不再买新书，”皮埃尔含笑又说，“你知道，我……”他开始缓和自己的口气；娜塔莎打断他，让他感到自己没有必要那样做。
“你说，他认为思考是一种消遣……”
“是的，可我认为其他的一切才是消遣。我在彼得堡时，会见所有的人，都像在做梦一样。一旦堕入沉思，我就感到其余的一切不过是消遣罢了。”
“啊，你去看孩子们的时候，可惜我不在，”娜塔莎说，“你觉得谁最可爱？准是丽莎吧？”
“是的。”皮埃尔说，还继续谈他心里想的事，“尼古拉说，我们不应该思考。可我办不到。在彼得堡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我对你可以说），没有我，那就全完了，大家都坚持各人自己的一套。可我能把大家拢到一起，我的想法非常简单明了。要知道，我不说我们应当反对这，反对那，那样会出差错的。我说：好善者都携起手来，我们的旗帜是——积极行善。谢尔盖公爵是个好人，很聪明。”
娜塔莎毫不怀疑皮埃尔的思想是伟大的，不过有一点使她忐忑不安。那就是，他是她的丈夫。“这么一个重要的，对社会有用的人，难道也能同时做我的丈夫吗？这怎么可能呢？”她想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他。“谁能肯定他真比其他人都聪明呢？”她自问道，并且把皮埃尔最尊崇的人在脑子里一一过了一遍。根据他的话判断，他最尊崇的莫过于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了。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她说，“我在想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怎么样？现在他会赞成你吗？”
皮埃尔对她提出的这个问题，并不觉得奇怪。他了解妻子的思路。
“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说，沉吟了片刻，显然在认真考虑卡拉塔耶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会不理解，不过，我想，他会赞成的。”
“我太爱你了！”娜塔莎突然说，“非常，非常爱你！”
“不，他不会赞成的，”皮埃尔沉吟了一下说，“他会赞成咱们的家庭生活。他希望事事都井井有条、顺遂、宁静，我可以自豪地让他看看咱们。你说分开。你不会相信，咱们分开后，我对你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对，那是更加……”娜塔莎说。
“不，我不是说那个。我无时无刻不在爱着你，爱得不能再爱了；而这却是特别……是啊，当然……”他没有把话说完，他们相遇的目光说明了其余的一切。
“什么蜜月啦，什么开头最甜蜜啦，”娜塔莎突然说，“都是扯淡。恰恰相反，现在才是黄金时刻。只要你不出远门。你还记得咱们吵架吗？总是我不对，总是我。可咱们为什么争吵，我已经不记得了。”
“总是为一件事，”皮埃尔微笑说，“嫉……”
“别说了，我不要听。”娜塔莎喊道，冷峻的目光含着愤怒。“你见到她了吗？”她沉吟了片刻，又说。
“没有，即使见到也不认识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啊，你知道吗？你在书房里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你，”娜塔莎说，显然想尽快驱散向他们袭来的阴云，“你跟那孩子长得太像了，简直一模一样（她指他们的小儿子）。啊，该到孩子那里去了……奶下来了……可我真不舍得走开。”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同时转过来面对面，一齐开口说话。皮埃尔感到满足，洋溢着热情；娜塔莎露出平静而幸福的微笑。他俩同时开口，又都同时停下来，让对方先说。
“不，你说什么？说吧，说吧。”
“不，你说吧，我不过随便说说。”娜塔莎说。
于是皮埃尔说开了。他得意洋洋地继续讲他在彼得堡取得的成就。他觉得自己负有向全俄和全世界指明新方向的使命。
“我只是想说，凡具有伟大影响的思想总是很简单的。我认为如果坏人能集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势力，那么好人也同样应该那样做。如此而已。”
“是啊。”
“你想说什么呢？”
“我只是随便说说。”
“没关系，说吧。”
“没什么，不值一提，”娜塔莎说，她的笑容显得更加欢快了，“我是想说佩佳，今天保姆要把他从我手里接过去的时候，他哈哈大笑，眯起眼睛，紧紧搂住我，他大概以为这样就把自己藏起来了呢。可爱极了。你听，他在哭呢。好了，再见吧！”她走出房去。
这时，尼古连卡·博尔孔斯基的卧室里，像往常一样点着一盏小灯（这孩子怎么也改不了怕黑的毛病）。德塞尔高高地枕着四个枕头睡着了，大鼻子发出均匀的鼾声。尼古连卡刚睡醒，出了一身冷汗，他睁大眼睛，坐在床上望着前方。他被噩梦惊醒了。他梦见自己跟皮埃尔头戴普鲁塔赫[357]著作中的那种头盔。他和皮埃尔叔叔率领一支大军。这支大军是由秋天飘荡的蛛网，即德塞尔称之为类似圣母线[358]的布满空中的白色斜线组成的。前面是光荣，与那些斜线相似，不过略粗些。他和皮埃尔轻松愉快地被牵引着向前走去，离目标越来越近了。突然，牵引他们的线松了，纠成一团，拉不动了。尼古拉·伊利伊奇姑父疾言厉色地站在他们面前。
“这是你们干的吧，”他指着碎火漆和折断的鹅毛笔说，“我爱过你们，可阿拉克切耶夫命令我，谁再朝前走，就干掉谁。”尼古连卡回头看皮埃尔，皮埃尔却已经不见了。皮埃尔变成他父亲安德烈公爵，父亲虽然无影无形，却明明站在那里，尼古连卡一看就知道他特别爱他，他感觉到他没有力气，没有骨骼，没有形体。父亲怜爱他。可尼古拉·伊利伊奇姑父离他们越来越近了。尼古连卡一害怕，就惊醒了。
“我父亲，”他想，“我父亲（虽然家里有两张画得很像的画像，可尼古连卡从来没有把安德烈当作一个常人来看待），他来过了，还爱抚过我。他赞成我，也赞成皮埃尔叔叔。无论他说什么，我都照办。穆齐·塞服拉烧掉了自己的手，[359]可我生活中为什么就遇不到这种事呢？我知道，他们要我学习。我是要学习。可总有一天，我的学习会结束，到那时我将有所作为。我只求上帝让我遇到像普鲁塔赫的英雄们所遇到的事，我也一定照他们的样子去做。我会做得更好。人人都会知道我，爱我，称赞我。”
尼古连卡突然感到胸口发紧，想哭，于是大哭起来。
“您不舒服吗？”他听见德塞尔的声音问。
“没有。”尼古连卡回答说，又躺到枕头上。“他又和气又好，我喜欢他。”他这么想德塞尔，“还有皮埃尔叔叔！他是个多么好的人啊！还有父亲呢？父亲啊！父亲啊！是的，我一定要做一件连他也感到满意的事……”
第二部
一
历史的主题是各民族和人类的生活。直接地探索和用语言文字说明——不仅论述全人类的生活，就是论述一个民族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以前的史学家常常运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论述和探索那似乎探索不到的一个民族的生活。他们论述统治该民族的个别人的活动；在他们看来，这个活动代表了全民族的活动。
少数个别人是怎样使一个民族依照他们的意志活动的呢？这些人的意志又受什么支配的呢？对于这些问题，史学家是这样回答的：对第一个问题——承认神的意志使各民族服从一个特选的人的意志；对第二个问题——还是承认那个神，是他指引特选的人的意志去达到既定的目标的。
这么一来，这些问题就用相信神直接干预人类的事予以解决了。
新的历史科学在理论上否定了这两种原则。
现代史既然否定了关于人类服从神和各民族都奔向一个既定目标这种信仰，那么，它所研究的就不应当是政权的表面现象，而应当是形成政权的原因了。但是，它没有这样做。它在理论上否定了以前史学家的观点，而在实践中却跟着他们走。
现代史提出了领导群众的天赋非凡、才能超人的英雄，再不然就是从帝王到新闻记者形形色色领导群众的人物，以代替前人提出的赋有神权和直接由神的意志指引的人们。代替从前符合神意的犹太、希腊、罗马等民族的目的（古代史学家认为这就是人类活动的目的），现代史提出了自己的目的，那就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福利，并且用极端抽象的说法：全人类文明的福利，所谓全人类，一般是指占大陆西北角一小块地方的各民族。
现代史否定了古人的信仰，却没有用新的观点代替它，情势的逻辑迫使那些在想象中否定了帝王的神权和古人的命运说的史学家由一条道路走到同一结论：那就是承认：一、由单独个别人领导各民族；二、各民族和全人类都朝着一个既定目标行动。
从基邦[360]到保克尔[361]的现代史学家，虽然他们好像有所分歧，他们的观点貌似新颖，但是这两个古老的、无法避免的原则仍然是他们的全部著作的基础。
第一，史学家记述他认为领导人类的个别人物的活动（有人认为帝王将相就是这样的人物；另有人认为除了帝王将相，还有演说家、学者、改良家、哲学家和诗人）。第二，史学家认为人类所要达到的目的（有人认为这目的就是罗马、西班牙、法国的国威振兴；另有人则认为这目的是那个名叫欧洲的世界上一个小小角落的自由平等和某种文明）。
一七八九年，巴黎掀起一场骚动；它不断地扩大、蔓延，它表现为自西而东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向东进行了好几次，它与自东而西的相反运动发生了冲突；一八一二年它达到了顶点——莫斯科，然后，以一种绝妙的对称，出现一个自东而西相反的运动，也跟第一个运动一样，它纠集了中欧各民族。这次相反的运动到达它的西方终点——巴黎，然后平息下来。
在这二十年中间，田园荒芜了；庐舍烧毁了；商业改变了方针；千百万人穷了，富了，迁移了，千百万宣讲爱他人的法则的基督教徒在互相残杀。
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是什么迫使这些人烧毁房屋和杀害自己的同类呢？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力量使得人们这样做呢？当人们接触到那个时期的运动的遗迹和传统的时候，不禁要提出这些天真的、然而却是理所当然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向历史科学求教，因为历史科学是各民族和全人类自我认识的科学。
如果史学仍然持有陈旧的观点，它就会说：是神在奖赏或者惩罚他的人民，才赐给拿破仑以权力，并指导他的意志以达到他那神的目的。这个回答可以说是圆满的、明确的。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拿破仑赋有神的意志；但是在相信的人看来，那个时期的全部历史全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不可能有任何的矛盾。
但是新的历史科学不能这样回答问题。科学不承认古代人认为神直接参与人事的观点，所以它得另作答案。
新的历史科学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说：你们想知道这个运动的意义吗？它为什么发生吗？是什么力量造成这些事件呢？那么，请听吧：
“路易十四是一个非常骄傲自大的人；他有哪些哪些情人，有哪些哪些大臣，他没有把法国治理好。路易的继承人也是一些不中用的人，也不会治理法国。他们有哪些哪些宠臣，有哪些哪些情妇。同时，有些人这时写了一些书。十八世纪末，巴黎出现二三十个人，他们在谈论所有的人都平等和自由。从此，法国全国互相残杀起来。这些人杀了国王和另外许多人。这时在法国出现一个天才人物——拿破仑。他所到之处战无不胜，也就是说，他杀了很多的人，因为他十分英明。后来他借口去杀非洲人，把他们痛痛快快杀了一场，他是那么狡猾和聪明，他回到法国，命令大家都服从他。于是大家都服从了他。他做了皇帝，又到意大利、奥地利、普鲁士去杀人。在那儿又杀死很多人。俄国有一个亚历山大皇帝，他决定恢复欧洲的秩序，因此跟拿破仑打起来。但是，一八〇七年，他忽然跟拿破仑交上了朋友，一八一一年两人又翻了脸，又杀了很多人。后来拿破仑带领六十万人进入俄国，占领了莫斯科；可是后来他忽然从莫斯科逃跑了，当时亚历山大皇帝在施泰因和别的人劝告下，把欧洲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反对那个破坏欧洲和平的人。所有拿破仑的盟国忽然都变为他的敌人；这支武装力量就去攻打拿破仑刚集合起来的军队。盟军战胜了拿破仑，进入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把他流放到厄尔巴岛，并且不取消他的皇帝称号，对他表示各种敬意，虽然五年前和一年后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强盗。嗣后路易十八即位，此人一直不过是法国人和盟国人取笑的对象。拿破仑挥泪向老近卫军告别，逊位以后就被流放了。然后，精明干练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特别是塔列兰，他抢在别人的前面坐上头等交椅，因而扩大了法国的疆土），在维也纳发表了谈话，这些谈话使得一些国家高兴，或者一些国家不高兴。突然，那些外交家和君主几乎争吵起来；他们已经准备命令军队互相残杀了；但是这时拿破仑带领一营人回到法国，仇恨他的法国人立刻向他屈服了。但是盟国的君主为此大为恼火，又跟法国打起来。他们把天才的拿破仑打败了，并且忽然认为他是一个强盗，把他送到圣赫勒拿岛。这个流放者离别了心爱的人们和他所爱的法国，在孤岛的岩石上慢慢地死去，把他伟大的业绩留给后世。而欧洲反动势力又抬头，君主们又欺压他们的人民了。”
不要认为这是讽刺，是描述历史的漫画。相反，这是对所有史学家，从回忆录、各国专史到那个时代的新文化通史的编著者，所作的矛盾百出、答非所问的论述给以最温和的概述。
这些答案之所以怪诞可笑，是因为现代史像聋子似的回答那并没有人问他的问题。
如果说，史学的目的是论述人类和各民族的运动，那么，第一个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其它一切就无法理解）就是：是什么力量推动各民族的运动的？对于这个问题，现代史处心积虑地不是说拿破仑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就是说路易十四非常骄傲，或者说，哪些哪些作者写了哪些哪些书。
这一切都可能是有的，人们也情愿同意这种说法；不过，答非所问。这一切都可能是有趣的，如果我们承认神权，这个神权依靠本身，一贯通过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来管理各民族的话；但是我们不承认这种神权，因此，在谈论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之前，应当阐明这些人物和各民族的运动之间有什么关系。
如果不是神权而是另有一种力量，那就要说明那种新的力量是什么，因为正是这种力量才是全部历史的旨趣所在。
史学家似乎有一个假想，认为这种力量是不问自明的，是人人皆知的。尽管满心想承认这种力量是已知的，但是，任何一个饱读史籍的人都不禁要提出疑问：连史学家对这个新的力量都众说纷纭，怎么能说人人皆知呢？
二
推动各民族的力量是什么呢？
有些传记史学家和个别民族史学家认为这种力量是英雄和统治者天赋的权力。他们说，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拿破仑之流、亚历山大之流的意志所决定的，或者如专题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是由某些人物的意志所决定的。这类史学家对于推动历史事件的力量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当只存在一个史学家针对一个历史事件作出回答的时候，才是差强人意的。但是，一旦不同国家的而且观点各异的史学家论述同一事件的时候，他们所作的答案便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史学家说，某一事件是由拿破仑的权力造成的；而另一个史学家说，是由亚历山大的权力造成的，而第三个却说是由某某第三个人的权力造成的。此外，这类史学家甚至在解释某人的权力所依据的力量的时候，也是互相矛盾的。波拿巴派的梯也尔说，拿破仑的权力是建立在他的德行和天才上的，共和派朗弗里[362]则说，他的权力是建立在他的诡诈和欺骗人民上的。这类史学家互相攻讦，对最重要的历史问题提不出任何肯定的答案，从而使人无法理解造成事件的力量究竟何在。
研究各国历史的通史家，似乎看出专题史学家对于造成事件的力量的观点不正确。他们不认为英雄和统治者天赋的权力是这种力量，而认为权力是许许多多不同的力量所形成的结果。在描述一场战争和征服一个民族的时候，世界通史家不是从某个人的权力上寻求原因，而是从与事件有关的许多人相互作用中寻求原因。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人物的权力既然是由许多力量产生的，似乎就不再可能把它当作造成事件的力量了。但是，世界通史家大多数仍然把权力作为一种力量，认为事件是由它造成的，它是发生事件的原因。他们说，历史人物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权力只是不同力量的结果；有时又说，历史人物的权力是一种造成事件的力量。例如，革飞努斯[363]、斯罗萨[364]以及其他人，时而证明拿破仑是革命的产物，是一七八九年思想的产物，等等，时而又干脆地说，一八一二年的远征以及别的不为他们所喜欢的事件不过是拿破仑的错误意志的产物，由于拿破仑的独断专行，一七八九年的思想意识的发展受到阻碍。革命思想、普遍的情绪产生了拿破仑的权力。而拿破仑的权力又压制了革命思想和普遍的情绪。
这种奇怪的矛盾并非偶然。这种情况不仅处处可见，而且世界通史家的一切论述从头到尾都是由这一系列矛盾组成的。这种矛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通史家刚迈上分析的道路，就半途而废了。
要想把分力合成一定的集合力量或合力，分力的总和必须与合力相等。世界通史家从来不遵守这个条件，因此，为要说明合力，在找不到足够的分力的情形下，只得假设还有一种影响合力的不可解释的力量。
专题史学家在论述一八一三年的远征，或者波旁王朝的复辟时，直截了当地说，这些事件是由亚历山大的意志造成的。但是世界通史家革飞努斯否定专题史学家这种观点，极力证明，一八一三年的远征和波旁王朝的复辟，除了由于亚历山大的意志，还由于施泰因、梅特涅、斯塔埃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谢多勃良以及其他诸人的行动造成的。这位史学家显然把亚历山大的权力化为以下各分力部分：塔列兰、谢多勃良等等；这些分力的总和，也就是谢多勃良、塔列兰、斯塔埃尔夫人以及其他诸人的作用，显然不等于整个合力，也就是说，并不等于千百万法国人服从波旁王朝的现象。因此，要说明这些分力为什么是千百万人屈服的原因，也就是说，等于一个A的那些分力是怎样得出等于一千个A的合力的，这位史学家又不得不回到他否定的那个力量——权力，承认权力是那些力量的合力，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承认一种无法解释的影响合力的力量。
乡下人不明白下雨的原因，他们是说“风驱散了乌云”，还是说“风吹来了乌云”，这要看他们需要雨还是需要晴天而定。世界通史家也是这样：当他们高兴这样说的时候，当这样说符合他们的理论的时候，他们就说，权力是事件的产物；而当他们需要证明别的什么的时候，他们就说，权力造成事件。
第三类史学家——所谓文化史学家，遵循那些有时承认著作家和女人是造成事件的力量的世界通史家所开辟的途径，对于这种力量作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认为所谓文化、精神活动，就是这种力量。
文化史学家完全追随他们的前辈世界通史家，因为，如果说，历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的相互关系来说明，那么，历史事件为什么不可以用某些人写了某些书来说明呢？这些史学家从伴随每一重要现象的大量特征中，选出智力活动这个特征，于是说，这个特征就是现象的原因。但是，尽管他们努力证明事件的原因在于智力活动，而我们只有作出极大的让步，才能承认智力活动与民族运动之间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承认指导人民行动的是智力活动，因为人类平等的学说所引起的法国革命的残酷屠杀，博爱的教义所引起的战争和死刑等现象，都与这种假定相矛盾。
不过，即使承认那些在史学中充斥着的巧妙编写的论断都是正确的，承认各民族是受一种所谓观念的不明确的力量所支配的，而历史的主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再不然就是，除了先前说的帝王的权力，除了世界通史家所提出的顾问和别的一些人的影响，还加上另一种新的力量——观点，而观念和群众的关系是需要说明的。拿破仑有权力，所以事件就发生了，这样说还可以理解；退一步说，拿破仑与别的势力合起来，成为一种事件的原因，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本《民约论》如何能使法国人互相残杀，如果不说明这种力量和那个事件的因果关系，就无法理解了。
毫无疑问，所有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因此，从人们的智力活动和他们的历史运动中间也可以找到某种联系，正如在人类运动和商业、手工业、园艺、或者任何哪一行业之间，可以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是，文化史家为什么认为人们的智力活动是全部历史活动的原因或表现，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史学家的这种结论，只好用以下几点来说明：一、历史是由有学问的人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乐于认为他们那个阶层的活动是全人类活动的基础，正如商人、农民和军人也乐于这样想（这所以没有形诸文字，只不过因为商人和军人不写历史罢了）；二、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思想——这是一些模糊的、不明确的概念，在这些概念的名义下，最能得心应手地使用那些意义更加含混、因而可以随意编出任何理论的字句。
但是，我们且不说这类历史的内在价值（这类历史对某个人或某件事也许有用），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史越来越接近通史，它对各种宗教、哲学和政治的学说作为事件的原因加以仔细认真的分析的时候，每当它需要叙述一个实际历史事件（例如一八一二年的远征），它就不自觉地把那事件当作权力的产物，直截了当地说，那次远征是拿破仑意志的产物。文化史家这样说，就不自觉地自相矛盾了，表明他们臆造出来的新力量并不能说明各种历史事件，而且表明他们似乎不承认的那种权力才是理解历史的唯一方法。
三
一辆机车在行进。如果要问：它为什么会移动？一个农民说：是鬼在推它。另一个说：机车移动是因为它的轮子在转。第三个说，机车移动的原因是因为风把烟都吹到后面去了。
农民是驳不倒的。他已经想出一个圆满的解释。要想驳倒他，就得向他证明没有鬼，或者另一个农民向他解释，不是鬼，而是一个德国人在开动机车。直到发现矛盾百出，他们才知道他们两个都错了。但是，那个把轮子转动作为原因的人，可以把自己驳倒，因为只要他加以分析，就会想得更深、更深：他必须解释轮子转动的原因。在他没有找到锅炉里的蒸气压力是机车移动的最终原因的时候，他就没有停止探索原因的权利。那个用吹到后面的烟来解释机车移动的人，显然是这样的：他看出车轮转动不能作为原因，于是就把他看到的第一个迹象当作原因了。
唯一能够解释机车运动的概念，是与所见到的运动相等力量的概念。
唯一能够解释各民族运动的概念，是一种与各民族全部运动相等力量的概念。
不过，对于这一种概念，不同的史学家各有不同的理解，他们所理解的力量完全与所见到的运动力量不相等。有些人把它看作英雄们天赋的力量，犹如那个农民认为机车里有鬼；另一些人把它看作由几种别的力量产生的力量，犹如另一个农民认为车轮的运转产生了力量；又有一些人把它看作智力的影响，犹如第三个农民认为被风吹走的烟产生了力量。
只要历史所写的是个别的人物，不管这些个别的人是凯撒，是亚历山大，是路德，还是伏尔泰，而不是参加事件的所有的人——毫无例外的所有的人的历史，就不能不把迫使别人向着一定目标活动的力量归于个别的人。史学家所知道的这种唯一的概念，就是权力。
这个概念是掌握现在所记述的历史材料的唯一的把柄，谁要是折断这个把柄，像保克尔那样，而又不懂得研究历史材料的另外方法，谁就只能使自己失去研究历史材料的唯一方法。用权力概念解释历史现象的必然性，由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本身表示的最为明显，因为他们虽然表面放弃权力这个概念，而每迈一步都得求助于它。
历史科学在对待人类的问题方面，至今仍然类似流通的货币——纸币和硬币。传记和各民族史专著好似发行的钞票。这种钞票在行使职能时，可以供使用，可以供流通，对任何人都无害，而且还有益，只要不发生它是靠什么作保证的问题。只要把英雄们的意志是怎样产生事件的这个问题丢在脑后，梯也尔之流的历史就会是有趣的、富有教益的，也许还有点诗意。但是，正如由于钞票造得太容易，发行得过多，或者因为大家都要兑换黄金，于是钞票的真实价值就发生了问题一样，由于这类历史写得太多，或者由于有人天真地提出问题：“拿破仑是靠什么力量做了这个的？”也就是想把通行的纸币换成实际理解的纯金的时候，这类历史的真正价值也就会发生疑问了。
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正像那种人——他认识到纸币的缺点，决定用比黄金轻的金属铸成硬币以代替纸币。那种硬币的确叮当作响，但也只是叮当作响而已。纸币还可以欺骗无知的人们；但是，那种只能叮当作响而没有价值的硬币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黄金之为黄金，是因为它不仅可以供交换，而且可以供使用，世界通史家也是如此，他们如能回答“权力是什么？”这个历史的主要问题，才算是真金。世界通史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矛盾百出，而文化史家则回避这个问题，说了一些文不对题的话。正如貌似黄金的筹码，只能在一些同意它代替黄金的人们中间使用，或者在不知道黄金的性质的人们中间使用，不回答人类主要问题的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们就是这样，他们不过是为了某种目的供给大学和那些爱读正经书本的读者中间流通的硬币。
四
如果否定旧的观点，即否定一个民族的意志服从一个由神选出来的人，而那个人的意志又是服从神的，那么，历史就得从下列两件事中选择一件：或者恢复神直接干预人类事务的旧信仰，或者明确地解释产生历史事件的、所谓“权力”的力量的意义，否则每一步都要发生矛盾。
回到第一种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旧信仰已经被破除了；所以必须解释权力的意义。
拿破仑下令召集军队去打仗。我们对这种想法是这么习惯，对这种看法是这么习以为常，以至于为什么拿破仑一发出命令六十万人就去打仗，这样的问题就毫无意义了。他有权力，所以就照他的命令办。
假如我们相信权力是上帝给他的，这个答案就十分圆满了。但是我们要是不承认这一点，那就得论断一个人统治别的人们的这种权力是什么。
这种权力不可能是一个强者对一个弱者在体力上占优势的那种直接的权力——运用体力或以体力相威胁的那种优势，例如赫拉克勒斯[365]的权力；它也不可能建立在精神上的优势，就像一些历史家的天真想法，他们说，历史上的大人物都是英雄，即赋有特殊的精神和智慧，以及赋有所谓天才的人们。这种权力不可能建立在精神的优越上，因为，暂且不谈拿破仑之流的英雄人物，关于这类人物的道德品质的评价众说纷纭，历史向我们表明，统治千百万人的路易十一和梅特涅在精神上都没有任何特殊的优越性，相反，他们多半在精神方面比他们所统治的千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差得多。
假如权力的源泉既不在于拥有权力的人的身体力量，也不在于他的精神力量，那么显然，这种权力的源泉一定在人的身外，在掌握权力的人同群众的关系中。
法学对权力就是这样理解的，法学这个历史的兑换银行，允诺对权力的历史理解兑换成纯金。
权力是群众意志的总和，群众或以明显的表达或以默然的许诺把权力交给他们所选出的统治者。
在法学领域中，在论述国家和权力应该怎样安排（假如可以安排的话）时，这一切都是十分明白的；不过，在应用到历史上的时候，这个权力的定义就需要加以解释了。
法学对待国家和权力，好像古代人对待火一样——看作一种绝对存在的东西。但是，就历史来看，国家和权力只是一种现象，正如就现代物理学来看，火不是一种元素，而是一种现象。
由于历史与法学在观点上有这样根本的差别，法学虽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详细地说明，权力应当怎样构成，以及不以时间为转移的权力是什么，但是对于历史所提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着的权力的意义的问题，它完全不能解答。
假如权力是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那么，布加乔夫是不是群众意志的代表？假如不是，那么为什么拿破仑一世是代表呢？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在布伦被俘的时候是一个罪犯，后来被他捕起来的那些人又成了罪犯呢？[366]
有时只有两三个人参加的宫廷政变也是把群众意志移交给一个新的统治者吗？在国际关系中，也是把一个民族的群众意志移交给征服者吗？莱茵联邦的意志在一八〇八年移交给拿破仑了吗？一八〇九年，当我们的军队联合法国人去打奥国人的时候，俄国人民的意志移交给拿破仑了吗？
对这些问题可能有三种答案：
一、或者认为，群众的意志总是无条件地移交给他们选定的统治者或统治者们，因此，任何新权力的出现，任何反对既经移交的权力的斗争，都应看作对真正权力的破坏行为。
二、或者认为，群众的意志是在明确的人所共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们的，并且指出，对权力的一切限制、冲撞，以至摧毁，都是由统治者们不遵守移交权力的条件造成的。
三、或者认为，群众的意志是有条件地移交给统治者的，不过那些条件是不为群众所知、不明确的；许多权力的出现，它们的斗争和灭亡，完全是由统治者们或多或少地履行这些不为群众所知的条件（群众的意志根据这些条件由某一些人移交给另一些人）造成的。
这就是史学家解释群众与统治者的关系的三种类型。
一些史学家，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传记家和专题史学家，不了解权力的意义这个问题，他们天真地认为，似乎群众意志的总和是无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的，因此，在记述某一种权力的时候，这些史学家就把这种权力看作唯一的、绝对的、真正的权力，任何反对这种权力的力量都不是权力，而是对权力的一种侵犯、一种暴力。
他们的理论只适用于原始的、和平的历史时期，而当各民族处在复杂、动乱的时期，各种权力同时并起，互相斗争，他们的理论就不适用了，因为保皇派的史学家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执政府和波拿巴都不过是真正权力的侵犯者，而共和派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是真正的权力，波拿巴派将会证明帝国是真正的权力，其他一切都是权力的侵犯者。显然，这些史学家所提供的各执一词的解释，只能讲给小孩子听听罢了。
另一派史学家认识到这种历史观的错误，他们说，权力的基础是有条件地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历史人物只有在执行人民意志向他们默许的政纲的条件下才有权力。但是这些条件是什么呢？那些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即或告诉了，他们说的话也总是互相矛盾的。
每一个史学家，根据他对民族运动目的的看法，认为法国或别国的公民的伟大、财富、自由、或教育就是这些条件。但是，且不说史学家对这些条件的看法互相矛盾，就算有这么一个包含这些条件的共同纲领，历史事实也几乎总与那种理论相矛盾。假如移交权力的条件在于人民的财富、自由和教育，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都得到了善终，而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被人民送上断头台？史学家回答这个问题说，路易十四违反政纲的行动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了报应。但是为什么不报应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身上呢？为什么刚好报应在路易十六身上呢？这种报应的期限有多长呢？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也不能得到答案。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不能解释，为什么那意志的总和一连几个世纪掌握在某一些统治者及其继承人的手里，然后突然在五十年间就移交给国民议会，移交给执政府，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亚历山大，移交给路易十八，再度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查理十世，移交给路易·菲力普，移交给共和政府，移交给拿破仑三世。在解释人民的意志这样迅速地由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特别是涉及国际关系、征服和联盟的时候，这些史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些转移中，有一部分不是人民意志的正常的转移，而是与狡诈、错误、阴谋，或者与外交家、帝王、政党领袖的软弱分不开的偶然事件。因此，在这些史学家看来，大部分历史现象——内战、革命、征服——不是自由意志转移的结果，而是一个或几个人的错误意志的转移结果，也就是说，这又是权力的侵犯。因此，在一些史学家看来，这类历史事件是与理论相背离的。
这些史学家就像那样的植物学家，他看见一些植物都是从双子叶的种子里生长出来的，就坚持说，一切植物都要长成两片叶子；而那些已经长大了的棕榈、蘑菇、甚至橡树并没有长出两片叶子，他就认为这些植物背离了理论。
第三类史学家说，群众的意志有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但是那些条件是我们不知道的。他们说，历史人物所以有权力，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执行了移交给他们的群众意志。
但是，那么说来，假如推动各民族的力量不在历史领袖手中，而在各民族自己手中，那些历史人物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些史学家说，历史人物表达了群众的意志；历史人物的活动代表群众的活动。
但是，那么说来，就产生一个问题：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表现呢，还是只有一部分是呢？假如像某些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表现，那么，拿破仑们、叶卡捷琳娜们的传记中所有宫廷丑闻，都成了民族生活的表现——这么说显然是荒唐的；但是，假如像另外一些所谓哲学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只有历史人物的行动的某一方面是人民生活的表现，那么，为了断定历史人物的行动的哪一方面表现了人民的生活，我们首先必须知道民族生活的内容是什么。
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这类史学家便想提出一些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事件的最模糊、最难捉摸、最笼统的抽象观念，然后说，这一抽象观念是人类活动的目的。几乎为所有史学家所采用的最普通的抽象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史学家一面把某种抽象概念当作人类运动的目的，一面研究那些留下为数最多纪念品的人们——国王、大臣、将军、著作家、改革家、教皇、新闻记者的事迹，依照他们的意见，就是研究这些人物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某一抽象观念。但是，因为无法证明人类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因为群众与统治者和人类启蒙者的关系完全建立在这任意的假定上：群众意志的总和经常移交给我们认为出类拔萃的人物，所以在关于十来个人不烧房子、不务农业、不杀害同类的人们的活动的记述中，永远见不到千百万人迁徙、烧房子、抛弃农业、互相残杀的活动。
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十八世纪末西方各民族的骚动和他们的东进，能用路易十四、十五和十六、他们的情妇们和大臣们的活动来说明吗？能用拿破仑、卢梭、狄德罗[367]、博马舍[368]和别的人们的生活来说明吗？
俄国人民东进到喀山和西伯利亚，能用伊凡四世病态的性格和他同库尔布斯基[369]的通信来说明吗？
十字军时代各民族的移动，能用对哥弗雷[370]们、路易们和他们的情妇们的生活的研究来说明吗？在我们看来，那场没有任何目的、没有领袖、只是一群游民和一个隐士彼得[371]的自西而东的民族运动依旧不可理解。在历史人物们已经明确地给十字军定下一个合理的、神圣的目标——解救耶路撒冷的时候，而那运动的中止尤其不可解。教皇们、国王们和武士们煽动人们去解放圣地；但是人们不去，因为先前推动他们前去的那个不知道的原因已经不再存在了。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372]的历史显然不能包容各民族的生活。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的历史依旧是哥弗雷和抒情歌手们的历史，而各民族的生活和他们的动机的历史依旧不可知。
著作家和改革家的历史更少对我们说明各民族的生活。
文化史对我们说明一个著作家或一个改革家的冲动以及生活和思想的条件。我们知道，路德脾气暴躁，说过这样那样的话；我们知道，卢梭多疑，写过这样那样的书；但是我们不知道，宗教改革以后，各民族为什么互相屠杀，也不知道，法国革命期间，人们为什么互相送上断头台。
假如我们把这两种历史结合起来，就像最新的史学家们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将是帝王们和著作家们的历史，而不是各民族生活的历史。
五
各民族的生活并不包括在少数几个人的生活里，因为还没有发现那几个人和各民族中间的关系。有一种理论说，这种关系的基础是把群众意志的总和移交给历史人物，但是，这种理论只是未经历史经验证实的假设。
群众意志的总和移交给一些历史人物的理论，在法学领域内或许可以说明很多东西，对于法学的目的也许是必要的；但是，一应用到历史上，一旦出现革命、征服，或内战，也就是说，一旦历史开始，这种理论就什么也不能说明了。
那种理论好像是驳不倒的，因为人民意志的移交是无法检验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件，不管事件由什么人领头，那个理论总可以说，某某人所以成为事件的领导，是因为意志的总和移交给他了。
一个人看见一群牛移动，而不注意不同地区的不同性质的牧场，也不注意牧人的驱策，就断定那群牛之所以走这一或那一方向，是由于走在前头的那头牛引导的，这个人的答案就跟那种理论对历史问题的答案一样。
“牛群所以朝那个方向走，是因为走在前头的牛引导着它，所有别的牛的意志总和都交给了那个牛群的领袖。”这就是第一类史学家——那些认为无条件移交权力的人——的回答。
“假如带领牛群的牛更换了，那是因为那头牛带领的方向不是牛群所选择的方向，全体牛的意志的总和就由一个领袖移交给另一个领袖。”这就是那些认为群众意志的总和在他们认为已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的史学家的答案。（使用这种观察方法就常常发生下列的情形：那个观察者根据他所选定的方向，把那些由于群众改变方向、不再走在前头、而走在一边、甚至有时把落在后面的人当作带头的人。）
“假如前头的牛不断地更换，整个牛群的方向不断地变换，那是因为，为要达到既定的方向，牛群把它们的意志移交给我们注目的那些牛，因此，为要研究牛群的运动，我们应当观察在牛群周围走动的所有令人注目的牛。”认为所有历史人物——从帝王到新闻记者——是他们时代的表现的第三类史学家就是这样说的。
群众意志移交给历史人物的理论，不过是一种代用语——不过是对那个问题换一个说法而已。
历史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权力。权力是什么呢？——权力是移交给一个人的意志的总和。群众意志在什么条件下移交给一个人呢？——在那个人表现全体人民的意志的条件下。这就是说，权力是权力，也就是说，权力是一个其意义是我们所不了解的词语。
假如人类知识的领域只限于抽象的思维，那么，把科学对权力所作的解释加以批判以后，人类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权力不过是一个词语，实际是不存在的。但是，为了认识现象，人类除了抽象的思维，还有一个用来检验思维结果的武器——经验，而经验告诉我们，权力不仅是一个词语，而且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现象。
不待说，没有权力的观念，就无法叙述人们的集体活动，而且，权力的存在已经由历史和对当代事件的观察记实了的。
一个事件发生了，总有一个人或几个人出现，那个事件好像是由于他或他们的意志发生的。拿破仑三世发布一道命令，于是法国人到墨西哥去了[373]。普鲁士国王和俾斯麦发布了命令，于是一支军队进入了波希米亚[374]。拿破仑一世发出一道命令，于是一支军队进入了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发出一道命令，于是法国人服从了波旁王朝。经验告诉我们，不论发生什么事件，那个事件总与发命令的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相联系。
史学家们依照旧习惯——承认神干预人类事物，想从赋有权力的个人的意志表现上找事件的原因；但是，这种结论既不能用推理证实，也不能用经验证实。
一方面，推理表明，一个人的意志的表现——他的话——只是表现在一个事件（例如在一场战争中或一次革命中的全部活动的一部分）；所以，不假设一种不可解的超自然的力量——奇迹，就不能承认几句话会是千百万人的运动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即使我们承认几句话可以是事件的原因，但是历史又表明，历史人物的意志的表现在许多情形下不产生任何效果，就是说，他们的命令不但时常不被执行，有时竟出现与他们的命令完全相反的情况。
不假设神干预人类事务，我们就不能认为权力是事件的原因。
从经验的观点来看，权力不过是个人意志的表现和另一些人对执行这个意志之间的关系。
为了说清楚这种关系的条件，我们首先应当确定意志表现的概念，承认它是属于人的，而不是属于神的。
假如神发出一道命令，表现自己的意志，就像古代历史告诉我们那样，那么，这种意志的表现与时间无关，也不由任何东西引起，因为神与事件并无牵连。但是，如果谈到命令——它是在一定的时间行动的、彼此相关的人们的意志的表现，为了说明命令和事件的关系，就应当确定：一、发生一切的条件：事件和发命令的人在一定时间内行动的连续性，二、发命令的人和那些执行命令的人之间必然的关系的条件。
六
只有不以时间为转移的神的意志的表现，才可以和若干年或若干世纪的一整串事件有关，只有不受任何东西影响的神，才可以由他独自的意志来决定人类运动的方向；但是人是按一定时间行动，而且亲自参与事件的。
确立第一个被忽视的条件——时间的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出，没有使最后一个命令可以执行的前一个命令，则任何命令都是不可能执行的。
从来没有一道命令是自发地出现的，也没有一道命令是适用于一系列的事件的；而每道命令都是来自另一道命令，从来不是针对一系列的事件，只是针对事件的某一时刻。
例如，当我们说拿破仑命令军队去打仗的时候，我们是把一系列连续的、互相关连的命令结合在一个同时表现的命令中的。拿破仑不能下命令出征俄国，也从来不曾下过那样的命令。他今天命令向维也纳、柏林、彼得堡发出这样那样的公文；明天又向陆军、舰队、兵站部发出这样那样的指示和命令，等等，等等——成百万的命令，这许多命令形成一系列与法国军队进入俄国一连串事件相应的命令。
拿破仑在位期间，曾发出远征英国的命令，并且为此用了比用在任何别的计划上更多的力量和时间，可是在他在位的全部时间内，从来不曾有一次企图执行这个计划，却侵入了他屡次认为宜于结成同盟的俄国，其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是因为前面那些命令对一系列的事件不合适，而后面一些命令却是合适的。
若要命令确实能够执行，就必须发出能够执行的命令。但是，要知道什么能执行、什么不能执行，是不可能的，不但在有成百万人参加的拿破仑进攻俄国的情形下不可能，即使在最简单的事件中也不可能，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会遇到成百万的阻碍。每种被执行了的命令，同时总有大量未执行的命令。一切不能执行的命令，都与事件不相联系，所以没被执行。那些能执行的命令，只有与一贯的命令相关联，与一系列事件相符合，才得以执行。
我们以为一个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它的前一道命令引起的，这个错误的观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我们只看见事件发生了，在成千上万的命令中，只有几道与事件有联系的命令得到了执行，却忘记了由于不能执行而未被执行的那一些。此外，我们在这方面的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在历史记载中，一系列无数不同的、细小的事件，例如引导法国军队到俄国去的那些事件，按照这一系列事件所产生的结果被归纳成一个事件，与这一归纳相应，又把那一系列命令归纳成一个单独的意志表现。
我们说，拿破仑要进攻俄国，就进攻了。事实上，我们从拿破仑的一切行动中从未发现任何类似这种意志的表现，只发现许许多多最繁杂、最不明确的命令，或者说他的意志表现。在拿破仑无数未被执行的命令中，关于一八一二年战役的那些命令被执行了，这并非因为那些命令与别的未被执行的命令有什么不同，只因为那一系列命令与导致法国军队进入俄国一系列事件相符合；正如用镂花模板绘制这样或那样的图形，并非在哪一边或照什么样涂上颜色，而是在模板上雕刻的图形的各个面都涂上了颜色。
因此，考查命令与事件在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发现，命令绝对不能是事件的原因，而两者之间不过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罢了。
要了解这种关系是什么，就需要把一切不来自神而来自人的命令所具备的、被忽视的条件恢复过来，那个条件就是，发命令的人亲自参加了事件。
发命令者和受命令者的关系，就是叫作权力的东西。这种关系包括以下各点：
人们为了共同的行动总要结成一定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中，尽管为共同行动所确立的目的不同，但参加行动的人们中间的关系总是相同的。
人们结合成这些团体，彼此之间总有这样的关系：在他们结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时，大多数人直接参加的多，少数人直接参加的少。
在人们为了集体行动而结成的团结中，军队是最明确、最清楚的例子之一。
每支军队都包括低级军事人员——列兵，他们总占最大多数；比较高的军事人员——班长和军士，他们的数目比列兵少；更高级的军官的数目更少，以此类推，直到权力集于一人之身的最高军事当局。
军事组织酷似圆锥体，直径最大的底部是由列兵组成的；比底部较高的截面，是由较高级军事人员组成的；以此类推，直到圆锥体的顶端就是总司令了。
人数最多的士兵组成圆锥体的底部和它的基础。士兵直接去刺、杀、烧、抢，也总从高级人员接受从事这些行动的命令；他们自己从来不发一道命令。那些军士们（数目比较少）行动比士兵们少；但是他们已经发命令了。军官直接行动更少，但是命令发得更多了。将军只是指挥部队，指示目标，几乎从来不拿起武器。总司令已经从来不直接参加战斗，只发布与全军的行动有关的总的命令。在人们从事共同行动的所有团体中——在农业、商业和一切行政机关中，人与人的关系都是这样。
因此，不用特意分解连成一体的圆锥体各个部分——一支军队的所有官职，或任何行政机关或公共事业中由最低级到最高级的职称和地位，我们就可以看出一种法则，根据这种法则，采取联合行动的人们结成下面的关系：直接参加行动越多的人，他们的指挥权就越少，他们的数目也就越大；直接参加行动越少的人，他们的指挥权就越大，他们的数目也就越少；照这样从底层上升到最后那个人，那个人直接参加行动最少，而发号施令最多。
指挥者和被指挥者的这种关系，就是所谓权力这个概念的实质。
恢复了时间条件（一切事件都是在时间条件下发生的），我们发现，命令只有在它与一系列相应的事件相关连的时候才得到执行。恢复了发命令者和执行命令者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条件，我们发现，由于这种条件的性质，命令者参加事件本身最少，他们的活动全部是发号施令。
七
一个事件发生时，人们对那事件表示自己的意见和愿望，因为事件是由许多人的集体行动产生的，这些表示出来的意见或愿望中必然有一个实现了，或者差不多实现了。当其中一个意见得到实现的时候，在我们脑子里，这个意见作为事先发出的命令与事件联系起来。
许多人拖一根木头。每人都发表意见：怎样拖和往哪儿拖。他们把木头拖走了，事后表明，这件事是照他们中一个人的话做的。他发的命令。这就是命令和权力的原始形态。
那个多用手干活的人，就不能多想他所做的事，也不能考虑共同行动所能产生的事，不能发号施令。那个多从事指挥的人，由于他是动嘴，显然动手就少了。当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共赴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些越少直接参加共同活动、越多从事发号施令的人的等级就更分明了。
一个人单独工作的时候，他总有他认为指导他的过去行动、为他现在的行动辩护、指导他计划将来行动的一些想法。
一个群体也是这样，让那些不直接参加行动的人为他们的集体行动进行考虑、辩护和策划。
由于我们知道的或不知道的理由，法国人开始互相淹死，互相杀死。于是与那个事件相应，用人们的意志为那个事件辩解说：其所以必要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为了自由，为了平等。人们停止互相残杀，于是对这个事件辩解说：为了权力统一，抵抗欧洲，等等，这是必要的。人们自西而东残杀他们的同类，伴随这个事件而来的是法国的光荣、英国的卑劣等等说法。历史告诉我们，为这些事件所作的辩解没有任何共同的思想，都是互相矛盾的，例如说杀人是由于承认他的权力，在俄国杀掉成百万人是为了使英国丢脸。但是，这些辩解在当时却具有必要的意义。
这些辩解是为了消除那些制造事件的人们的道德责任。这些临时的目的犹如清扫前面轨道的刷子，也是为人们的道德责任清道的。没有这些辩解，就无法回答在考察每一历史事件时所遇到的最简单的问题：怎么会成百万人集体犯罪、打仗、杀人等等？
现时在欧洲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形式下，任何不由那些君主、大臣、国会，或报纸发出指示和命令的事件是可以想象的吗？有什么集体行动不能从国家统一、爱国主义、欧洲均势，或文明上找到辩解的呢？因此，每次发生的事件必然与某种愿望吻合，而且得到辩解，表现为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的产物。
一只船不论朝哪个方向移动，在它面前总可以看出被它所划开的波浪。船上的人觉得，这些波浪的流动是唯一看得见的运动。
只有时时刻刻仔细观察那波浪的运动，并且把波浪的运动跟船的运动作比较，我们才明白，波浪每时每刻的运动都是由于船的运动引起的，由于我们不觉得自己在运动，所以被引入了迷途。
假如我们时时刻刻注视历史人物的运动（就是恢复所发生的一切的必要条件——运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不忽略历史人物和群众的必要联系，我们就会看到同样的情形。
船朝一个方向开动的时候，它前面有同样的波浪，它改变方向的时候，它前面的波浪也跟着频繁地改变。但是，不管它怎样转，它的运动总伴随着波浪。
不管发生什么事件，人们总觉得那就是他们所预料的、合乎规定的事件。不管船驶向什么地方，那波浪总在它前面汩汩地翻滚，然而它既不指导也不加强它的运动，从远处看，我们觉得那波浪的水花不仅自己移动，而且也指导着船的运动。
史学家们只考察历史人物的意志表现——它以命令的方式与事件相关联，于是便认为事件是以命令为转移的。但是，一考察事件本身和包括历史人物在内的群众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发现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命令是以事件为转移的。这个结论的不可争辩的证据是，不论发出多少命令，如果没有别的原因，事件是不会发生的；但是，一旦事件发生了——不管它是什么事件，总可以从不同的人们所不断表现出的各种意志中，找出一些在意义和时间上是以命令的方式与事件相关联的意志表现。
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就可以直接而肯定地回答两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了：
一、权力是什么？
二、是什么力量造成民族的运动？
一、权力是某一个人与别的人们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这个人对正在进行的集体行动越多发表意见、预言和辩解，他就越少参加行动。
二、各民族的运动不是由权力引起的，不是由智力活动引起的，甚至也不是如史学家们所想的那样，由两者的结合引起的，而是由所有参加事件的人的活动引起的，那些人总是这样结合起来的：直接参加事件最多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少；直接参加事件最少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多。
从精神方面看，权力是事件的原因；从物质方面看，服从权力的那些人是事件的原因。但是，因为没有物质的活动，精神的活动就不可思议，所以，事件的原因既不在前者，也不在后者，而是在两者的结合上。
或者，换句话说，原因的概念不能用在我们所考察的现象上。
分析到最后，我们就可以达到无限的循环，达到人类智慧在一切思维领域所达到的极限，假如它不玩弄它所研究的对象的话。电生热，热生电。原子相吸，原子相拒。
谈到热、电或原子的最简单的作用，我们不能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作用，我们说，这些现象的性质就是这样，这是它们的法则。历史事件也是一样。战争或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为了进行某种行动，人们结成一定的集体，他们都参加了那个集体；我们说，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这是一种法则。
八
假如历史是研究外部现象的，那么提出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法则就够了，我们也就可以结束我们的讨论了。但是，历史法则与人有关。一粒物质不能对我们说，它完全觉不出相吸或相拒的法则，因而那种法则是错误的；但是人，历史研究的对象，直截了当地说：我是自由的，因此不属于什么法则。
历史每走一步，都令人觉得有不言而喻的人类意识自由问题的存在。
所有认真思考的史学家们都不知不觉遇到这个问题。历史所有的矛盾和含糊，这种科学所遵循的错误道路，完全是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假如每个人的意志都是自由的，就是说，假如每个人都可以随意行动，全部历史就要成为一系列互不连贯的偶然事件了。
假如，在一千年间，一百万人中有一个人有自由行动的可能，就是说，可以随意行动，那么很显然，那个人只消有一个违反法则的自由行动，就会破坏适用于全人类的任何法则存在的可能。
假如只要有一个支配人类行动的法则，自由意志就不能存在，因为人类的意志必须服从那个法则。
关于意志自由的问题存在着这样的矛盾，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占据了最卓越的人类头脑，自古以来就有人把它的全部重大意义提出来了。
问题就在于，如果把人当作观察的对象来看待，不论从什么观点——神学的、历史的、道德的、哲学的——我们都发现人正如一切存在的东西一样，必须服从普遍的必然法则。但是，如果把他当作我们意识到的东西从我们内心来看他，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自由的。
这种意识是完全独立的，不依赖理性的自我认识的来源。人通过理性来观察自己；但是只有通过意识他才认识自己。
如果没有自我意识，任何观察和理性的运用都是不可思议的。
要想理解、观察和推理，人首先必须意识到自己是活着的。一个人有了意愿，也就是意识到他的意志，他才知道自己是活着的。但是，当人意识到构成他生命实质的意志时，他只能意识到它是自由的。
假如，人在观察自己的时候，他看出他的意志总是按照同一的法则活动（不论他所观察的是取食物，用脑筋的必然性，还是观察任何别的），他不能不把他的意志总是按照同样的方向活动看作意志的限制。没有自由，也就无所谓限制。一个人觉得他的意志受限制，正因为他意识到他的意识是自由的。
你说：我是不自由的。但是我举起我的手，又把它放下。人人都懂得，这一不合逻辑的答案是一种无法反驳的自由的证明。
这个答案是不属于理性的意识的表现。
假如自由的意识不是一个独立的不依赖理性的自我认识的源泉，那么，它就是可以论证和实验的。但实际并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是不可思议的。
一系列的实验和论证对每个人表明，他，作为观察的对象，服从某一些法则；人一旦认识了万有引力或不渗透性的法则，他就服从这些法则，并且永远不会抗拒这些法则。但是，同样一系列的实验和论证对他表明，他内心感觉的那种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他的每一动作都取决于他的肌体，他的性格，以及影响他的动机；但是人类从来不服从这些实验和论证的结论。
一个人根据实验和论证知道一堆石头向下落，他毫不怀疑地相信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期望他所知道的那个法则得到实现。
但是，当他同样毫不怀疑地知道他的意志服从一些法则的时候，他不相信这一点，而且也不可能相信。
虽然实验和论证一再向人表明，在同样情况下，具有同样的性格，他就会跟先前一样做出同样的事情，可是，当他在同样情况下，具有同样性格、第一千次做那总得到同样结果的事情的时候，他仍然像实验以前一样确定无疑地相信他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每个人，不论是野蛮人还是思想家，虽然论证和实验无可争辩地对他证明，在相同的条件下，有两种不同的行动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他仍然觉得，没有这种不合理性的观念（这种观念是自由的实质），他就无法想象生活。他觉得就是这样的，尽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自由这个概念，他不仅不了解生活，而且连一刻也活不下去。
他之所以活不下去，是因为人类的一切努力，一切生存的动机，都不过是增加自由的努力。富裕和贫穷、荣誉和默默无闻、权力和屈服、力量和软弱、健康和疾病、教养和无知、工作和闲暇、饱食和饥饿、道德和罪恶，都不过是较大或较小程度的自由罢了。
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就只能看作是被夺去生活的人。
假如理性认为自由的概念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矛盾，好像在同一条件下进行两种不同动作的可能性一样，或者好像一种没有原因的行动的可能性一样，那只能证明意识不属于理性。
这种不可动摇、不可否认、不受实验或论证所支配的自由的意识，为所有思想家所承认，毫无例外为每个人所感到，没有它就不能有任何关于人的观念的自由的意识，这是问题的另一面。
人是全能、全善、全知的上帝的创造物。罪恶（罪恶的概念是由人类的自由的意识中产生的）是什么呢？这是神学的问题。
人的行动属于用统计学表示的普遍的不变法则。人类对社会的责任（这一概念也是从自由的意识中产生的）是什么呢？这是法学的问题。
人的行动是从他的先天性格和影响他的动机中产生的。良心是什么，从自由的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行为的善恶认识是什么？这是伦理学的问题。
联系人类的全部生活来看，人是服从决定这种生活的法则的。但是，孤立地来看那同一个人他似乎是自由的。应当怎样看待各民族和人类的过去生活呢——作为人们自由行动的产物呢，还是作为人们不自由行动的产物呢？这是历史的问题。
只有在我们知识普及、具有自信的时代，多亏最有力的愚昧工具——印刷品的传播，才把意志自由的问题提到这个问题本身不能存在的地位。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所谓先进人物，也就是一群不学无术的人，从事博物学家的工作，研究问题的一个方面，以求得全部问题的解答。
灵魂和自由不存在，因为人的生活是筋肉运动的表现，而筋肉运动取决于神经的活动；灵魂和自由意志并不存在，因为在远古时代我们是由猴子变来的，——他们就是这样说、写、印成书刊，一点也不怀疑，他们现在那么奋力用生理学和比较动物学来证明的那个必然性的法则，早在几千年前，不仅被所有宗教和所有思想家所承认，而且从未否认过。他们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自然科学只能阐明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从观察的观点来看，理性和意志不过是脑筋的分泌物（sécrétion），遵循一般的法则，人可能是在那无人知道的时代从低级动物发展起来的，这事实不过从一个新的方面阐明几千年前所有宗教和哲学理论都承认了的真理，从理性的观点来看，人从属于必然性的法则，但是它一点也没有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具有建立在自由意识上的相反的另一方面。
假如人是在无人知道的时代从猴子变来的，这与说他是在某个时期用一把土做成的，是同样可以理解的（前者的X是时间，后者的X是起源），而人的自由意识怎样与他所从属的必然性法则相结合的问题，是不能用比较生理学和动物学来解决的，因为从青蛙、兔子和猴子身上，我们只能观察到筋肉和神经活动，但是从人身上，我们既能观察到筋肉活动和神经活动，也能观察到意识。
自以为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博物学家和他们的信徒，正如这样一些灰泥匠：本来指定他们粉刷教堂的一面墙壁，可是他们趁着总监工不在，在一阵热情发作下，粉刷了窗子、神像、脚手架，以及还未加扶壁的墙壁，他们很高兴，从他们作灰泥匠的观点来看，一切都弄得又光又滑。
九
在解决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问题上，历史比其他知识部门有一个优点：对于历史，这个问题不涉及人类自由意志的实质，只涉及这种意志在过去和一定条件下的表现。
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历史与其他科学的关系，就像实验科学与抽象科学的关系一样。
历史研究的对象不是人的意志本身，而是我们关于它的观念。
因此，历史不像神学、伦理学和哲学，它不存在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相结合的无法解决的奥秘。历史考察人对生活的观念，这两种矛盾的结合已经在人对生活的观念中实现了。
在实际生活中，每一历史事件，每一人类行动，都被了解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确，没有丝毫矛盾的感觉，虽然每一事件都表现为一部分是自由的，一部分是必然的。
为了解决自由和必然性怎样结合和这两个概念的实质是什么的问题，历史哲学也可以、而且应当走一条与别的科学相反的道路。历史不应当先给自由意志和必然性这两个概念本身下定义，然后把生活现象列入那两个定义，历史应当从大量历史现象中引出自由和必然性这两个概念的定义，而那些现象总是与自由和必然相关联的。
我们不论怎样考察关于许多人或一个人的活动的观念，我们总是把这种活动理解为部分人的自由意志和部分必然性法则的产物。
不论我们所谈的是民族的迁徙和野蛮人的入侵，还是拿破仑三世的命令，还是某一个人一小时前从几个方向中选出一个散步的方向的行动，我们都看不出丝毫的矛盾。在我们看来，指导这些人的行动的自由和必然性的限度是很明确的。
关于自由多少的观念时常因我们观察现象的观点不同而不同；但是永远有共同的一面，人的每一行动，在我们看来，都是自由和必然性的一定的结合。在我们所考察的每一行动中，我们都看出一定成分的自由和一定成分的必然性。而且永远如此：在任何行动中自由越多，必然性就越少；必然性越多，自由就越少。
自由比必然性是多还是少，这要看在考察行动时所用的观点而定；但是两者的关系总是反比例的关系。
一个落水的人，抓住另一个人，那人也要淹死了；或者，一个因为哺乳婴儿而疲惫不堪的、饥饿的母亲，偷了一些食物；或者，一个养成守纪律习惯的人，在服役的时候，遵照长官命令，杀掉一个不能自卫的人——在知道那些人所处的条件的人看来，似乎罪过比较小，也就是自由比较少，属于必然性的法则比较多；而在不知道那个人自己就要淹死、那个母亲在挨饿、那个士兵在服役等等的人看来，自由就比较多。同样，一个人二十年前杀过人，从那以后就和平无害地生活在社会中，他的罪过似乎比较小；在二十年后来考察他的行为的人看来，他的行为似乎更属于必然性的法则，而在他犯罪第二天来考察他的行动的人看来，他的行为比较自由。同样一个疯狂的、醉酒的，或高度紧张的人的每一行动，在知道有那种行动的人的精神状况的人看来，似乎自由比较少，必然性比较多；而在不知道的人看来，就似乎自由比较多，必然性比较少。在所有这些情形中，自由的概念随着考察行动时所持的观点而增减，必然的概念也相应地或增或减。所以，必然性的观念越大，自由的观念就越小。反之亦然。
宗教、人类常识、法学和历史本身，都同样了解必然性和自由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们关于自由和必然性观念的增减，一无例外地取决以下三类根据：
一、完成行为的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二、他与时间的关系，
三、他与引起行动的原因的关系。
一、第一类根据是，我们或多或少认识了人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或多或少明确了每个人在与他同时并存的一切事物的关系中所占的一定的地位。由这类根据可以看出，一个将要淹死的人比一个站在干地上的人更不自由，更多属于必然性；还可以看出，一个在人烟稠密的地域与别人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行动，一个受家庭、职务、企业束缚的人的行动，比一个离群索居的人的行动，无疑更不自由，更多属于必然性。
假如我们只观察一个人，不管他与周围一切的关系，我们就觉得他的每一行动都是自由的。但是，假如我们只要看到他与他周围一切的关系，假如我们看到他与不论何种事物的联系——与他说话的人、与他所读的书、与他所从事的工作，以致与他周围的空气，与照在他周围东西上的光线的联系，我们就看出，每样东西对他都有影响，至少支配他的行动的某一方面。于是，我们越多看到这些影响，关于他的自由的观念就越减少，关于他服从必然性的观念就越增加。
二、第二类根据是：人们或多或少看出人与世界在时间上的关系，或多或少明确了那个人的行动在时间上所占的地位。由这类根据可以看出，使人类产生的那第一个人的堕落，显然比现代人的结婚更不自由。由此还可以看出，在几世纪前、在时间上与我有关联的人们的生活和活动，我觉得不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我还不知道他的生活的后果）那么自由。
在这方面，关于自由和必然性的逐渐认识，决定于完成那件行动和我们判断它之间所经历的时间的长短。
假如我考察我在一分钟以前与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几乎相同的环境下所完成的一个行动，我觉得我那个行动无疑是自由的。但是，假如我考察我在一个月前完成的一个行动，那么，因为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完成的，我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那次的行动，从现在这个行动所产生的许多良好的、满意的、甚至重要的结果也就不会有了。假如我回忆更远的十年或更多的时间以前的一次行动，那么，我就觉得我现在这次行动的后果更为明显；我也觉得难以想象，假如没有那次行动，会是怎么样的。我回忆得越远，或我对同一件事思考得越深，我就对我的行动的自由越加怀疑。
在历史上，关于自由意志在人类公共事业中的作用，我们发现同样的信念的级数。我们觉得，现代的任何事件无疑都是一定的全体人们的行动；但是对于一个比较遥远的事件，我们已经看到它必然的后果，除此之外，我们想象不出任何别的后果。我们考察的事件越远，我们就越觉得那些事件不是任意作出的。
我们觉得，奥普战争[375]无疑是俾斯麦的诡诈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产生的后果。
我们虽然已经觉得可疑，而仍然认为拿破仑那些战争是英雄们的意志所产生的后果；但是，我们已经把十字军看作占有确定位置的事件，没有这个事件，欧洲的近代史就不可想象，虽然在十字军的编年史家看来，这个事件不过是某些人的意志的产物。至于各民族的迁徙，今天已经没有人会认为欧洲的复兴决定于阿提拉[376]的任意作为。我们所观察的历史对象越远，造成事件的那些人的自由意志就越可疑，必然性的法则也就越明显。
三、第三类根据是，我们对理性所必然要求的无穷无尽的因果关系的了解，而且为我们所理解的每一现象（因而是人的每一个行动），作为以往现象的结果和以后现象的原因，应当有它确定的地位。
依照这类根据，我们对那些由观察得来的属于人类的生理的、心理的、历史的法则认识得越清楚，我们对行动的生理的、心理的、历史的原因了解得越正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观察的行动越简单，我们所研究的人物的性格和头脑以及他的行动越不复杂，于是我们觉得，我们的行动和别人的行动就越自由，就越不属于必然性。
当我们完全不了解一种行为的原因时——不论这是罪行还是善行，或者甚至是一种无所谓善恶的行为，我们就认为这种行为的自由成分最大。假如是罪过，我们就急切地要求惩罚它；假如是善行，我们就给予很高的评价。假如是无所谓善恶的行为，我们就承认它是最富于个性，独创性和自由的行为。不过，我们只要知道无数原因中的一个，我们就会看出一定成分的必然性，也就不那么坚持惩罚罪过，认为善行并不是了不起的功绩，对貌似独创行动也认为并非那么自由了。一个犯人是在坏人中长大的，这就使得他的罪过不那么严重了。父母为子女的自我牺牲，可能得到奖赏的自我牺牲，比无缘无故的自我牺牲更可理解，因而似乎不那么值得同情，自由的程度比较小。教派或政党的创立者或发明家，一旦我们知道他的行动是怎样准备起来的，用什么准备起来的，就不那么使我们惊异了。假如我们有大量的经验，假如我们的观察不断地在人们的行动中寻求因果关系，那么，我们越是更准确地把因果联系起来，我们就越觉得他们的行动是必然的，是不自由的。假如我们考察简单的行动，并且有大量那一类的行动供观察，我们对那些行动的必然性观念一定更强了。一个不诚实的父亲的儿子的不诚实行为，一个落到坏人中间的女人的不正当行为，一个酒鬼的醉酒等等，我们越了解这些行为的原因，就越觉得这些行动是不自由的。假如我们考察智能低下的人的行为，例如，考察一个小孩、一个疯子、一个傻子的行为，那么，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行为的原因和性格与智力的简单，我们就会看出必然性成分很大，自由意志成分很小，甚至我们一旦知道造成那行为的原因，我们就可以预言它的结果。
一切法典所承认的无责任能力和减罪的情形，就完全建立在这三点根据上面。责任的大小，要看我们对受审查的那个人所处的环境认识的多少，要看完成那行为和进行审查相距多少时间，还要看我们对行为的原因了解的程度。
十
因此，我们对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观念，依据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大小，依据时间距离的远近，依据对原因的依赖大小（我们是从这些原因中来考察一个人的生活现象的），而逐渐减少或增加。
因此，假如我们考察一个人的这样一种情况：他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是最为人所知的，他完成的行为离判断这个行为的时间是极长的，行为的原因是最容易理解的，那么，我们就得到最大的必然性和最小的自由意志的观念。假如我们考察一个与外部条件的关系最少的人，他完成行为的时间离现在非常近，他的行为的原因是我们难以理解的，那么，我们就得到最小的必然性和最大的自由意志的观念。
但是，不论在前一种情形或者在后一种情形，不论我们怎样改变我们的观点，不论我们怎样弄清楚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或者不论我们怎样觉得那关系无法了解，不论把时期怎样延长或缩短，不论我们觉得原因是可知或不可知，我们都不能想象出完全的自由或完全的必然性。
一、不论我们怎样想象一个人如何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我们永远得不到在空间上自由的概念。人的任何一个行动都不可避免地受他自己的身体和他周围的事物的制约。我举起胳膊，然后放下来。我觉得我的行动是自由的；但是，问问自己：我能不能朝所有的方向举起胳膊呢？于是就看出，我是朝着行动最不受周围的事物和我自己的身体构造的妨碍的方向举胳膊的。我从所有可能的方向中选出一个，因为在这个方向上障碍最少。如若要我的行动自由，必须使我的行动不致碰上任何障碍。如若想象一个人自由，我们必须想象他超出空间以外，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二、不论我们使判断的时间怎样接近行动的时间，我们仍然得不到时间上的自由概念。因为，假如我考察一秒钟以前完成的一种行为，我仍然认为那行为是不自由的，因为它是与完成它的那时刻分不开的。我能举起胳膊吗？我举起它来；但是问问自己：我能在已经过去的那时刻不举胳膊吗？要使我自己相信这一点，我在下一个时刻不举起胳膊。但是，我并非在向我自己提出关于自由的问题的那第一个时刻不举起它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留住它不是我能办到的，我那时举起的胳膊已经不是我这时不举的胳膊了，我举胳膊时的空气也已经不是现在围绕着我的空气了。完成第一个活动的那个时刻是一去不复返的，在那个时刻我也只能完成一种活动，不论我完成什么活动，那种活动只能是唯一的一个。在那时刻之后我不举胳膊，并不证明我能不举它。因为在那一个时刻我只能做一个动作，它不可能又是别的任何动作。要把它想象作自由的，就必须想象现在的它，又是过去和将来之间的它，就是说，超出时间以外的它，这是不可能的。
三、不论对原因的了解有多么大的困难，我们永远得不出一种完全自由（就是说，完全没有原因）的观念。不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或别人的任何行动中的意志表现的原因是多么难以了解，智能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假设和探求一个原因，因为没有原因的任何现象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举起胳膊进行活动，与任何原因无关，但是我要做一个没有原因的动作，这就是我的行动的原因。
但是，即使设想一个完全不受一切影响的人，只考察他现在这一瞬间的行动，假定他这行动不是由任何原因引起的，认为必然性的残余小得等于零，我们也得不出人有完全自由的概念，因为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超出时间以外，与原因毫无关系的生物，已经不能算是人了。
同样，我们也绝不能想象一个人的行动完全没有自由，完全服从必然性的法则。
一、不论我们怎样增加我们对于人所处的空间的条件的知识，这种知识永远是无穷尽的，因为这些条件的数目是无限的，正如空间是无限的一样。因此，既然不能确定所有的条件，不能确定人所受到的一切影响，那就不会有完全的必然性，也就是存在着一定成分的自由。
二、不论我们怎样延长我们考察的现象和判断那现象之间的期限，而这期限是有限的，时间是无限的，因此，在这方面也决不会有完全的必然性。
三、不论行动的原因这条锁链怎样容易了解，我们也永远不会了解全部的锁链，因为它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我们还是永远得不出完全的必然性。
但是，除此以外，即使认为残余的意志自由小得等于零，我们认为，在某种情形下，例如在一个将死的人、一个未生的胎儿，或者一个白痴的情形下，完全没有意志自由，这样我们就连我们考察的那个人的概念也毁掉了；因为一旦没有了意志自由，也就没有人了。因此，一个人的行动完全服从必然性的法则，没有丝毫的意志自由，这种观念正如一个人完全自由行动的观念一样，是不可能的。
因此，要想象一个人的行动完全服从必然性的法则，没有任何意志自由，我们就得假定有无限数量的空间条件、无限长的时限和无限多的原因，都了如指掌。
要想象一个人完全自由，不服从必然性的法则，我们就得想象他是一个超空间，超时间，与任何原因无关的人。
在第一种情形下，假如没有自由的必然性是可能的，我们就由那个必然性自身得出必然性法则的定义，也就是得出一种没有内容的单纯的形式。
在第二种情形下，假如没有必然性的自由是可能的，我们就达到一种超空间、超时间和无原因的无条件的自由，这种自由本身既然是无条件的、无限制的，那就是什么也没有，或是没有形式的单纯的内容。
概括地说，我们达到形成人类全部宇宙观的两项原则——不可知的人生实质和究明这种实质的法则。
理性说：一、空间及赋予它本身可见性的各种形式——物质，是无限的，否则是不可想象的。二、时间是没有刹那间休息的无限的运动，否则是不可想象的。三、原因和结果的联系没有起始也不可能有终结。
意识说：一、只有我一个，一切存在都不过是我；因此，我包括空间。二、我用现在静止的一刹那来测量流动的时间，只有现在这一刹那我意识到我活着；因此，我是超出时间的。三、我是站在原因之外的，因为我觉得我生活中的每一现象的原因就是我自己。
理性表达出必然性的法则，意识表达出意志自由的实质。
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是人类意识中的生活实质。没有内容的必然性是三种形式的人类理性。
自由是受考察的对象。必然是考察的对象。自由是内容。必然是形式。
只有把两种认识的源泉分开——这两种认识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就得出单独的、互相排斥的和无法理解的自由和必然性的概念。
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得出关于人类生活的明确观念。
离开这互相规定为形式和内容的结合的两个概念，任何生活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对人类生活所知道的一切，不过是自由和必然的一定关系，也就是意识和理性法则的关系。
我们对外部自然界所知道的一切，不过是自然力和必然性的一定关系，或生活的实质和理性法则的一定关系。
自然的生命力在我们外界存在，不为我们所知，我们把这些力叫作引力、惰力、电力、畜力，等等；但是人的生命力是为我们所知的，我们把它叫作自由。
但是，正如人人都感觉到、而其自身却无法理解的万有引力一样，我们对它所服从的必然性法则知道多少（从一切物体都有重量这个起码的知识，到牛顿的定律），我们就对它了解多少；同样，人人意识到，而其自身却无法理解的自由意志力，我们对它所服从的必然性的法则了解多少（从人人死亡这个事实，到最复杂的经济法则或者历史法则的知识），我们就对它了解多少。
一切知识不过是把生活的实质总结为理性的法则罢了。
人的自由意志与其他任何力量不同，人是认识到自由意志的力量的；但是在理性看来，它与别的任何力量并无不同。万有引力、电力或化学亲合力，彼此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理性对它们做了不同的界说。同样，在理性看来，人的自由意志力与别种自然力的区别，也只是在于理性所给它的界说。自由离开必然性，就是说，离开规定它的理性法则，就与万有引力，或热力，或植物生长力并无任何不同，在理性看来，自由不过是刹那间的、无法确定的生命的感觉。
正如无法确定的推动天体的力的实质，无法确定的热力、电力，或化学亲合力，或生命力的实质，形成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等的内容一样，自由意志力的实质形成了历史的内容。但是，正如每种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未知的生活实质的表现，而这实质的本身只能是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一样，人的自由意志在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中的表现，形成历史的研究对象；而自由意志本身是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
在实验科学中，我们把已知的东西叫作必然性的法则；把未知的东西叫作生命力。生命力不过是对我们所知道的生活实质以外的未知的剩余部分的一种说法。
在历史中也是一样：我们把已知的东西叫作必然性的法则；把未知的东西叫做自由意志。就历史来说，自由意志不过是对我们已知的人类生活法则中未知的剩余部分的一种说法。
十一
历史从时间和因果关系来考察人的自由意志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表现。也就是用理性的法则来解释这种自由，因此，历史只有用这些法则解释自由意志时才是一种科学。
在历史方面，承认人的自由意志是一种能影响历史事件的力量，也就是一种不服从法则的东西，正如在天文学方面，承认天体运行是一种自由的力量一样。
承认这一点，就取消了法则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取消了任何知识存在的可能性。假如有一个天体自由运行，那么凯普勒和牛顿的定律就不再存在了，任何天体运行的观念也不再存在了。假如有一种人的自由行动，那么，任何历史法则，任何历史事件的观念，都不存在了。
对历史来说，人类意志有若干运动路线，其一端隐在未知世界中，但是，在其另一端，一种现时的人的自由意志在空间中、时间中和因果关系中活动着。
这个活动范围在我们眼前展开得越广，这个活动的法则就越明显。发现和说明那些法则是历史的任务。
历史科学用它现在对待它研究的对象的观点，并依照它现在所遵循的途径在人的自由意志中寻求现象的原因，历史科学法则的阐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对人类的自由意志不管怎样缩小它的作用，只要把它看作不服从法则的一种力量，法则就不可能存在了。
只有把这种自由意志无限地缩小，就是说，把它看作无限小的数量，我们才确信原因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于是历史不再去寻求原因，而是把寻求法则当作它的任务。
这些法则的寻求早已开始，历史应当汲取的新的思想方法，与那不断把现象的原因剖析了又剖析的旧历史方法自行毁灭同时作出来。
所有人类科学都走这条路子。数学这门最精密的科学达到无限小的时候，便放弃了解析的过程，开始了总和未知的无限小数的新过程。数学放弃原因的概念而寻求法则，也就是寻求一切未知的无限小的元素的共同性质。
别的科学也沿着同样的思路进行，虽然其形式不同。当牛顿宣布万有引力法则的时候，他并未说，太阳或地球有一种吸引的性质；他说，从最大到最小的所有物体都具有互相吸引的性质，就是说，他抛开物体运动原因的问题，来说明从无限大到无限小的所有物体共同的性质。各种自然科学也是这样做的：它们抛开原因问题来寻求法则。历史也是站在这条路上的。假如历史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和全人类的运动，而不是叙述个人生活中的插曲，那么，它也应抛开原因的概念来寻求那些为一切相等的、不断互相联系的、无穷小的自由意志的因素所共同具有的法则。
十二
自从哥白尼体系被发现和被证实以后，仅仅承认运转的不是太阳而是地球这一事实，就足以破除古人的全部宇宙观了。推翻那个体系，就可以保持天体运行的旧观念，但是不推翻它，似乎不可能继续研究托勒美[377]的天动说。但是，就在哥白尼体系被发现以后，托勒美的天动说还被研究了很长时间。
自从有人说出和证明，出生率或犯罪率服从数学法则，一定的地理的和政治经济的条件决定这种或那种管理形式，人口和土地的一定关系造成民族的迁徙，——从此，历史所依据的基础就从根本上被摧毁了。
推翻这些新法则，就可以保持历史的旧见解；但是，不推翻它们，把历史事件当作人类自由意志的产物来研究，就似乎不可能了。因为，假如建立某种管理形式，或某一民族迁徙，是由于某些地理的、人种的或经济的条件，那么，我们认为建立管理形式或发动民族迁徙的那些人的自由意志就不能被看作原因了。
然而旧的历史与完全违反它的原理的统计学、地理学、政治经济学、比较语言学和地质学的法则仍然被人研究着。
新旧观点在形而上学中进行了长期的、顽强的斗争。神学维护旧观点，指责新观点破坏了神的启示。但是当真理得到胜利的时候，神学同样牢固地建立在新的基础上。
在现代，新旧历史观点同样进行了长久的、顽强的斗争，神学同样维护旧观点，指责新观点破坏了神的启示。
在上述两种情形下，斗争从两方面激起感情，抹煞真理。一方面，为若干世纪建起的整个大厦而恐惧和惋惜；另一方面，是要求破坏的热情。
在反对新兴的形而上学的真理的人们看来，假如他们承认那种真理，就要破坏他们对上帝，对创造宇宙万物，对嫩的儿子约书亚的神通[378]所怀抱的信仰。在捍卫哥白尼和牛顿的法则的人们看来，例如在伏尔泰[379]看来，似乎天文学的法则摧毁了宗教，于是他利用万有引力的法则作为反对宗教的武器。
正如现在的情形一样，只要一承认必然性法则，似乎就破坏了灵魂的概念、善恶的概念，以及建立在这些概念之上的所有国家和教会的机构。
正如当年的伏尔泰一样，现在必然性法则的自告奋勇的维护者用必然性法则作为反对宗教的武器；但是，正如哥白尼在天文学方面的法则一样，历史的必然性法则不但没有摧毁政府和教会机构所依据的基础，甚至加强了那个基础。
现在的历史问题正如当年的天文学问题一样，全部的意见分歧就在于承认不承认一种绝对的单位作为看得见的现象的尺度。在天文学上是地球的不动性；在历史上是人格的独立性——自由意志。
正如在天文学上，承认地球运行的困难在于否定地球不动而行星运动的直接感觉，在历史上，承认个人服从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的法则的困难，在于否定我们个人的独立性的直接感觉。但是，天文学的新观点说：“诚然，我们觉不出地球运行，但是，承认它不动，我们就陷入荒谬的境地；承认我们感觉不出的运动，我们就有了法则，”历史的新观点也这样说：“诚然，我们觉不出我们的依赖性，但是，承认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就陷入荒谬的境地，承认我们对外部世界、时间、原因的依赖性，我们就有了法则。”
在第一种情形下，要否定空间静止的意识，并且承认我们感觉不出的运动；在现在的情形下，同样要否定被意识到的自由，并且承认我们感觉不出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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