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个再通俗不过的字，通俗到人们似乎根本不需要去联想就可信口说出“和”的缤纷意象：和平，平和，和谐，和合，和睦，醇和，和气……纷纭世界里，真的少不了这一派祥“和”，绝对是中国的，而且绝对是东方文化区别其他文化的最本质的标记。
“和”，是一种境界，是一种精神。历经5000多年而心心相传，“和”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中华人的血液里，“和”（和而不同）“合”（天人合一）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它纵贯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全过程，积淀于各个时代的各家各派思想文化之中，因此，它体现着中国思想文化的首要价值和精髓，也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完善最富生命力的体现形式。
“和”的精神含蕴传之于中国，却在日本企业体现得最为完整。
日本人与“和”结下了不解之缘，日本人传统服装称为“和服”，日本的民族精神也被称为“和魂”。日本企业协调合作的团队精神也是其管理的一大特征。
日本企业经营效率极高，在世界市场一直保持经久不衰的竞争力，这得益于他们具有“和”的团体精神，这种特殊的团队精神一直被认为是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坚力量。其核心内容是和谐、团结和合作。“和”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格格不入，因为“和”需要不同个体之间有相当大的一致。按照“和”的观点，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要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限制：即需要与他人相处，需要合作参与共同的活动，需要建立并保持和谐的关系。这种“和”的团队精神认为幸福的本质是适当的行为，适当的行为是经他人认可的行为，是由一套个人间的伦理关系来确定的。
几乎所有的日本企业都强调团队精神。这种“和”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同行之间关系和谐与精诚合作，甚至在管理者和普通员工间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举个小例子：索尼前总裁盛田昭夫认为，企业成功的关键不是什么理论计划或是政府的改革，而是他与职工建立起一种健康的关系，在公司内部创造出一种家庭式的和谐感情，而这种感情会使管理阶层与职工有着一种命运相连同舟共济的精神。盛田昭夫试图使职工树立一种“只要是索尼公司的职工，不管他身在何处，都是索尼大家庭的成员”的观念，为了培养索尼公司上下级一体的工作关系，盛田昭夫几乎每天晚上都与许多年轻的中下级管理者一同吃晚饭，并且聊到很晚。
在西方，上下级关系泾渭分明，员工“跳槽”或被解雇也都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而在日本，职员无论是被解雇还是主动辞职的现象都很少见，他们强调“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即使有了困难，也很少靠裁员来缓解，而是大家努力共渡难关。
在日本，三菱公司是“和谐团队”的典范，三菱集团号称日本“第一财团”，企业有120多年的历史，其下属的三菱重工、三菱电机、三菱汽车、三菱银行等公司在世界500强里都排在100位之内。将三菱集团的雄厚财力说成“富可敌国”毫不夸张。
三菱团队经营的核心是终身雇佣制。三菱的“终身雇佣制”是非常彻底、非常坚决的，即使发生在经济衰退时期，三菱也坚持绝不裁减一名员工。在1977年出现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日本企业界流行裁员增效，三菱员工也人心惶惶，这时三菱商社社长田部文一郎迅速发表讲话说：“诸君与三菱在战后困难期携手共渡，为公司发展到今天竭尽全力，今天，公司应当知恩图报，绝不能把大家当包袱甩掉。”这番表态不仅安抚了员工，而且使员工凝聚力空前强大，并使三菱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团队形象。
厚恤有加之下，三菱要求员工对公司绝对忠诚。三菱创立之初是一个家族式企业，所以三菱的“忠诚教育”一直是放在第一位的。战后，日本财团逐渐向法人资本主义转化，三菱以前主仆式的“效忠”关系虽失去基础，却旋即被巧妙地衔接起来。这一点从公司的训词中就可以看出来——“随着时代进步，传统观念要开始转变，但以往那种主从关系中的亲切融洽的风气，即使在今天也是极好的事……从此，我们是从事共同事业的好友，有共同的理想，是物质上有共同利益的同志。”应该说，三菱的这种“忠诚观”教育是及时的，它告诉了员工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与对公司利益的追求是一致的，“忠诚”是相互的。
同时，三菱新一代领导人把三菱传统社训用一句新口号“与国家共命运”加以概括，反复向员工灌输三菱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商业为国家做贡献，忠于三菱即忠于国家，从而使三菱员工使命感与荣誉感大为增强。
战后，日本大企业或多或少都出现一些劳资双方的纠纷，但三菱却是特例，从战后至今天几乎没发生一起大的劳资纠纷。这表明，三菱“忠诚团队”建设是卓有成效的。
从三菱的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出，儒家“和为贵”的和谐团队精神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一个高效和谐的团队，可以使团队成员间相互协作，融为一体，从而对团队事务全身心地投入，形成对团队的强烈荣誉感与归属感，对企业发展提供旺盛生命力的原动力。
管子道：“不务天时，财不生。”天时指的是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可以理解为择业经商的市场条件。商人应当根据地理环境、季节变化、市场需求等不同情况，确定自己的经营范围，才能达到生意兴隆发财致富的目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营对路”。
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排出了天时、地利、人和三种因素的主次关系，强调了“人和”首居第一。而荀子讲的“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强调的是三种因素必须同时具备。其实两种说法并不矛盾，都主张“顺天时，占地利，得人和”，才可百事振兴。光有“客观”的优越条件，而无“主观”的积极努力能行吗？反之，只凭“主观”的一厢情愿，而不考虑“客观”环境，岂不和“无头苍蝇”一样，毫无头绪了？
蔡万霖是台湾苗栗人，生于1924年。幼年家贫，务农为生。八岁随兄离家创业，终成为“台湾霖园关系企业集团”总裁兼“国泰人寿保险”等数家公司的董事长。因其经营有方，被誉为“聚财之神”。他以56亿美元的资产，列居世界十大富豪的第八名，成为世界级富有的华人。
蔡万霖经营中的最大特点是重视“人和”的因素。司马迁认为成功的商人不但要有才，而且更要有德。他说：“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神。”蔡万霖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是一位极富才能的商人，更是一位有德的商人，虽身为总裁、董事长，却不居高临下傲视群小，而是谦恭礼貌平等待人，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在企业中培养形成了和气团结、助人为乐、言行诚实的工作作风。特别是他的既注重股东权益又提高员工福利待遇的较为公平合理的劳资分配制度，极大地调动了所有员工的积极性。不但成就了事业，也成就了他本人。
在“天-地-人”中，“人”具有最高的地位；同样，在“时-利-和”中，“和”具有最高的价值。只要组织内部和谐，上下齐心合力，就能无往而不胜。
生意经：商品即人品，商道即和道。小生意做事，中生意做市，大生意做和。“和”为至高境界。于世、于人、于商，“和”蕴含五千年炎黄文化之精髓。和则生聚，散则消亡；和则兴旺，散则衰萎。从商之道，和为上；为人之道，和为贵，义利相生，取和乎上。为商如烹鲜，百料调和，百味聚生，功夫亦在商外。凡事得天时、地利、人和者方可谋势作局，否极泰来，此为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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