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来盯着挂上晾绳的衣服看——她把他的也给洗了。
警察说了句什么，他没听清：“什么？”
“我说那个屋子，”警察指了指集装箱尽头处的那间，“是我的宿舍，但是里头就一张床，只够你睡。我问了岑小姐，你们不是夫妻，可能要分开住，我为她借了张棕榈席来。”
这是不是有点……反了？
卫来确认了一下：“我睡床？”
“是啊，岑小姐可以睡电话间，席子铺在地上就好。我住办公室，有事你们叫我。”
懂了，这里男人的地位比女人高，优先受照顾的是男人。
卫来笑起来。他拍拍警察的肩，说：“你别管了，我会安排。”
岑今不需要他“安排”，她根本没有床是给他睡的意识——他洗漱完了进屋的时候，她已经躺下了。
卫来关了灯，把棕榈席铺到地上，躺上去。
真好，躺平的感觉，的确比在海水里泡着来得舒服。
集装箱上开了小窗，横竖焊了两根铁条，从窗口可以看到那根晾绳，他的衣服在绳子上荡荡悠悠。
他忽然想起埃琳的话。
——“你对将来没有计划吗？也该存点钱，娶个喜欢的姑娘，买大的房子，过安定的生活……”
安定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不知道。
他觉得自己的命运就是条破船，永远都会在水里漂。这一生的人事纷扰是船上吹过的大风、刮来的大浪，过了就过了。他不想招惹谁，也不想载谁上船。
安定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衣服不用穿了就扔，总会有人洗干净、晾晒了收藏，还是以后他都会惦记着回家，因为家里有人等他？
过了很久，他才沉沉睡去。
又梦见那条船，在海里漂。
上了甲板，他看到岑今坐在高脚凳上，面前支着画架。她没有穿晚礼服，而是穿着他的衬衫，赤着脚，回头看着他笑。
你又在这儿，你在画什么？
刹那间风云色变，有大浪从一侧咆哮着翻涌过来。船身骤然倾斜，岑今从凳子上摔翻到甲板上，一路滚向船舷。
他全身的血顷刻冲到大脑，冲了几步扑了上去，一把抓住她的手。
浪盖过来，冰凉的水瀑从他头顶砸下。他努力睁开眼睛，看到她的黑发被风抓得凌乱，身子在半空摇晃。
他说：“别怕，来，手抬高，过来钩住我脖子，像上次我们去屋顶乘凉那样……”
岑今没有抬手，只是看着他微笑。
他忽然发现，她抹了口红。
是不那么厚重的酒红色。
那支口红不是和行李一起炸毁在海里了吗？
卫来翻身坐起，坐起的刹那，后背冰凉，像是梦里的那场大浪真的来过。
他迅速去到床边，叫她：“岑今？”
她做噩梦了，同那次在飞机上一样，身子轻微地痉挛，手反射性地空抬、虚抓。卫来听到她一直喃喃：“车呢，我要上车。”
他攥紧她肩膀，用力推了一下。
几秒钟的等待之后，岑今慢慢睁开了眼睛。
卫来说：“你做噩梦了。”
她没说话，眼神茫然。
“又梦见卡隆了？”
还是没说话。
“是同一个梦吗？”
她终于缓过来，轻声说：“做个噩梦真累，比被人追杀了一路还要累。”
卫来笑，手臂穿过她腰后，把她抱起了圈进自己怀里，说：“给我讲一下你的梦。噩梦如果不讲出来，会永远停在梦里的。”
岑今还是没说话。
窗外有月亮，月光移照在那条晾绳上，衣服在月光里呆板地晃荡，像个讷言又笨拙的怪东西。
良久，她低声说了句：“你相不相信，虽然我援非的动机不那么单纯，但是我到了这里之后，看到他们生活那么辛苦，我还是真的想做点事情的？”
卫来低下头，下巴轻轻蹭到她嘴唇：“相信。”
“我到卡隆的时候，当地的局势已经很紧张。当权的是胡卡人，卡西人有个流亡在外的解放阵线，双方打过几次仗了。联合国看不过去，出面调停，在邻国安排了一次双方的谈判。
“胡卡总统飞去谈判之后，国内一片混乱。激进分子叫嚣着说：‘总统不能当叛徒，我们不跟蟑螂缔结和平条约，决不跟他们分享权力。’
“那天，一大早广播里就有消息，说是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和平指日可待。总统即日就会回国，颁布具体方案。
“我们当时的办事处，在一所小学校里，里头有工作人员，也驻扎了一部分维和士兵保障我们的安全。晚上的时候，入睡前，我忽然听到轰的一声巨响，跑到窗口去看，看到很远的地方有大的火球，把那一片的天都给映红了。
“所有人都聚到学校的广场上，电话不通，电视没有接收信号，紧接着又停电——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维和士官让我们放心，猜测说可能是武器库爆炸了。”
她有点失神，停了好一会儿。
“到半夜的时候，确切的消息传来。胡卡总统回国的座机在快降落之时，被火箭弹击中，机上政府人员无一生还。
“我当时只是感觉震惊，但维和士官们马上变了脸色。当晚他们不睡觉，全员值勤。气氛很紧张，我听到他们念叨了很多次：‘要出事了。’”
她的身子瑟缩了一下。
“凌晨的时候，城里所有的电台广播几乎都在同一时间响了起来，满城回荡着胡卡人暴怒的声音，他们说：‘卡西人杀死了我们的总统！我们绝对不能再容忍了！’”
卫来低声问她：“是卡西人干的吗？”
她摇头：“不知道，直到今天都不知道。”
时至今日，都没人知道真凶是谁，双方还在互相指责：胡卡人说是卡西人借谈判为名行攻击之实，卡西人说是胡卡人中的激进分子故意刺杀总统以挑起矛盾。
然后，事情就发生了。
早饭过后，有国际组织和维和士兵标志的小学校里迎来了第一拨逃难的人潮。那些人拖家带口，带着紧急收拾出来的行李，满脸惊惶。
有人号啕大哭着说：“杀人了，胡卡人在街面上杀人了！”
有两个维和士兵开车出去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车窗被砸碎，拉回来一车身上带血的难民。
车子疾驰进学校操场，接应的士兵马上关校门。
恐慌在小学校里蔓延开来，岑今因为刚撤离战乱的索马里，反而是相对镇定的那个。她安排人登记名单、安抚民众、关闭校舍所有入口，请维和士官拨出几名士兵，在难民群集的区域外围持枪巡逻。
有个女人惊恐地拽着她的衣角不放。
岑今蹲下身子，指向高处飘扬的地球与橄榄枝图样的旗帜：“这里是国际组织营地，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请放心，你们在这里是绝对安全的。”
卫来叹气。
他觉得，很多话不能说得太满，就比如他自己——如果他把岑今带回去了，麋鹿大概会嘲笑他一辈子的。
——你不是说，绝不跟客户发展除了钱之外的任何关系吗？
不过没事，对策他都想好了，麋鹿敢说，他就敢揍他，说一次揍一次。以麋鹿的德行，打三次应该就老实了。
“后来，他们是不是并不安全？被杀了？”
岑今笑了笑：“不是，有维和士兵，有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确实绝对安全。”
下午的时候，陆续有胡卡暴徒像闻到了腥膻味的狼，三三两两在学校外围转悠，手里都提着刀，怪叫，砸啤酒瓶，但并不敢靠近。
他们隔着一道栏杆威慑似的练习劈刀，或者把刀在石板上反复拖磨，发出刺耳的金石声。离得最近的时候，可以看到刀身上斑驳的血迹和刀头下滴的血。
难民聚集在操场上，瑟缩成一团。有人受了刀伤，医疗组的工作人员过来裹扎。
伤者恐惧极了，话都说得断断续续：“有人集中发刀……大箱子打开，长刀倒了一地，广播里通知胡卡人领刀，说：杀死蟑螂，杀死一切包庇蟑螂的人……”
无数胡卡人拥到街头领刀，喊着煽动的口号把长刀举向天空。阳光下，无数的刀身反射出一片交叠的刺目光海。
卫来动容：“这种都是有预谋的吧？”
怎么可能前一晚才坠机，几个小时之后，广播和武器都备好了？
岑今说：“后来才知道，屠杀计划三个月前就开始筹划了。三个月里，这个计划也不是没有泄露，据说有一些欧美国家的情报部门得到了消息，联合国也听到一些风声，但他们没有重视。他们可能觉得卡隆反正总是在叫嚣和冲突之中，能闹出什么事啊，不会来真的。也有可能是，当时大家更关注科索沃局势、伊拉克局势，卡隆这种小国家，没黄金、没钻石、没石油、没利益，也就没关注。”
谁都没想到，这一次不但是来真的，而且从上到下，军方主导，全民参与，把整个卡隆都拖进了血色深渊。
“我们被困在小学校里，通讯时断时续，一片混乱。哪怕联系上了上级，那头也人仰马翻。因为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没有先例，都还在开紧急会议，讨论、想办法，只会回复你说：‘等一等，有消息会告诉你们的。原地待命，不要擅作主张。’”
她们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安慰难民：
——“你们在这里绝对安全。”
——“军队马上会来，放心，局势马上就会稳定。”
难民们不敢睡觉，在操场上坐着，围着披毯，砍开学校里的桌椅当木柴生火做饭。
那一夜，操场上火光不灭，映着一张张惊怖的脸。很远的地方传来喇叭和音响声，那是属于杀戮者的狂欢。
这场景，终生难忘。
岑今倚在门框上，对边上轮岗休息的维和士兵说：“借根烟。”
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抽烟的。
又过了一天。
第三天的早上，远处传来隆隆的车声。所有人都屏住气息，有一个难民爬上旗杆，第一个看清车身的标志，大叫：“联合国！联合国的车队来啦！”
绝望之后的巨大惊喜，像最盛大的节日狂欢。操场上一下子沸腾了，有人抹眼泪，有人冲上去和值勤的维和士兵抱在一起，或者拉着他们一起跳舞，更多的人推开挡住校门的车子，像迎接亲人一样冲向联合国的车队。
卫来低头，岑今的眼睛积了水一样亮，然后缓缓闭上，像是不想他看到。他贴住她的脸，感觉到那里一片濡湿。
他轻声说：“救援来了，这不是好事吗？”
她也以为是好事。
但那股狂欢的气氛，在救援士官尴尬的眼神里，慢慢冻住了。
救援士官宣布了撤离的命令：撤离外籍公民，撤离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撤离维和士兵。
不能带走任何一个卡西人。胡卡人在街上设了无数路障，会登车检查，拽下任何一个企图蒙混逃离的卡西人。
岑今蒙了，问：“为什么啊？”
不止她一个人问，所有经历了这不眠不休的两天的工作人员和维和士兵都在问。有士兵愤怒地摔了枪，有工作人员大吼：“这种时候不能走啊！”
岑今说：“很多难民在哭，有人下跪，抱着我的腿，让我救他们。我觉得他们很可怜，自己的国家不保护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外国人。”
那个救援士官吼：“这是命令！你们去大街上看看，美国人在撤侨，法国人在撤侨，西方人都在撤侨！今天早上，比利时维和部队已经先撤出去了！”
大家一下子不说话了。
维和任务一般是多国共同维和，但是所占的比重不同。比利时维和力量是当时卡隆最大的一支，也是最具威慑力的。
他们居然已经撤走了。
异样的死寂之后，撤离开始了。
那些有撤离资格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上车，不敢抬头看难民的眼睛，嘴唇翕动了好久，只能说出“sorry”。上了车，有人把帘布拉起，好像这样就可以把车外这个即将成为地狱的地方给忘记。
卫来想不通：“为什么要撤呢？”
岑今也是后来才知道，胡卡人枪杀了八个比利时维和士兵。
“杀死维和士兵是很冒险的行为，可能带来两种结果：一是激怒西方国家，招致大量增兵报复；二是震慑这些国家，让他们知道卡隆的局势已经失控，维和士兵也不安全，从而迫使这些国家撤兵。”
消息传到比利时国内，一时炸开了锅。媒体偏激地发问：“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士兵死在异国他乡？大多数比利时人连卡隆在东在西都不知道！这已经是个错误的开始，还不纠正吗？”
顶不住压力，比利时开了个头，美国、法国以及所有其他的西方国家都开始布置撤离了。
胡卡人很聪明，算准了这些西方人绝不会为了没有利益的地方牺牲士兵的性命。
“但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些情况。我觉得不能接受，做着人道主义工作的人，在这种时候离开，等于把难民丢给屠刀——连我都不能接受，你可以想象，我那些满腔热忱的同事，那些真正心怀理想的人，是什么样的反应。”
有几个人拒绝上车，说：“我们不走，我们长了外国人的脸，只要把联合国的旗帜升起来，亮出身份，这里就是保护区。国际上是认可保护区的，比卡隆更惨烈和大规模的战争都有，保护区一直存在，我们不走。”
那时候，岑今已经上了车，她看着底下的几张脸，热血忽然冲上了脑子。
她冲下车，说：“我也不走。”
卫来安慰她：“你很勇敢，真的，那些被你保护的人，终生都会感谢你。”
“勇敢？”
她盯着卫来看，忽然大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那时候二十一岁，冲动，鄙视坐在车上的人，当然，也不排除心底有一点妄想：你们撤离了，我在最危险的环境里坚守，等局势稳定下来，我会获得你们想象不到的荣誉……
“但现在我后悔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永远不会下车。我不怕别人说我懦弱，我会第一个冲上车走。
“我一直做噩梦，梦里，又会被扔回到那个时候的卡隆。周围都是大雾，雾里传来广播和长刀在石板上拖磨的声音，然后我一直找车，找那辆车身有UN标志，可以把我带走的车……”
她全身发抖，卫来搂紧她，凑到她耳边说：“别说了，岑今，不要再说了。”
岑今没再说话，把头深深埋进他胸膛。
卫来想起她第一次做噩梦的时候，在飞机上。
醒来的时候，她要吻他，被他推开后，她说了句“我不记得刚刚发生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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