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人闯了大祸，心里也很紧张，他们唯恐激起中国人的公愤，会对他们不利，因此采取高压手段，竭力弥缝，威胁报界不得刊登新闻，压迫官方取缔工人行动，更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请调大队巡捕，四出镇压。
一大血案便这么暂时被压了下来，报纸只字不提，上海人都不晓得出了这么大的事。被压迫的工人由于停工过久，生活发生困难，商请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总商会骇怕东洋人的蛮横，意存观望，一味拖延。工人们乃求助于上海学生联合会，21日文治大学举行募捐演讲，被捕房捕去学生两名，22日有四位上海大学学生前往参加“顾正红追悼大会”，又被巡捕悉数捕捉。两校教职员随赴捕房要求保释，复为捕房坚决拒绝。工人和学生们情绪激动，热血沸腾。
马超俊正在上海联络各大学学生，创立孙文主义学会，促进学生与工人的联系，引导青年思想纳入正轨。他辗转听到这些消息，他和在上海的国民党人商议，决定分头联络绅商学工各界，同作正义的声援。初步决定五月卅日在九亩地举行民众大会，向日本人公开提出抗议。
没有想到，在五月卅日民众大会举行以前，上海学生联合会发动了学生、工人与商民两千多人，组织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队，分途出发，在各繁盛地区，演讲日本工厂枪杀工人的暴行，同时散发传单。于是竟在南京路、海宁路、老靶子路一带，和公共租界的巡捕发生冲突。南京路的老巡捕房，一下子抓了三百多人，送进牢监。紧接着便有一万多名群众围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双方正在坚持，英探目爱霍逊突然向群众开了一枪，印度巡捕立刻又开了一排枪，当场血肉横飞，秩序大乱，群众死十三人，重伤二十余名，又被巡捕拖进去了五十多个。如果不是华籍巡捕枪口朝天，死伤人数还不知道会有多少。
这便是惊天动地的五卅惨案发生的经过。
除此以外，凡是通过租界，赶赴九亩地开会的群众，一概被荷枪实弹的巡捕拦阻。公共租界的巡捕，那天不但全部出动，他们更向吴淞口外的英国军舰求援，于是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全部武装登陆，公共租界全区宣告戒严。
由于民情激昂，人人奋不顾身，九亩地的民众大会仍能如时举行，出席大会的群众多达十余万人，马超俊主席悲不可抑，宣布今天所发生的惨案，与会群众中不时爆发哭声，大家一致声讨帝国主义者的暴行，他们在中华民国的土地上滥杀无辜，酿成空前绝后的大血案。大会议决吁请全国同胞，发挥团结力量，共同抗御强侮，——这一项呼吁，立即获得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正在方兴未艾。
听到了一连串的噩耗，杜月笙有些愤慨了。南京路上血的教训，激起了潜伏在他深心的怒火，那天，他竟破口大骂：“外国鬼子真不是人！”
偏偏那些早先坚持反对意见的朋友，此刻还在用幸灾乐祸的口吻说：
“我们说过最好不要参加的吧，你看，现在果然闹出大事体了。”
杜月笙从来不会在朋友面前这么失态，当时，他睁大了眼睛瞪住他们，眼睛里射出了熊熊的怒火。
那般人噤若寒蝉，开始悄悄地溜走，就在这时候，电话铃响，杜月笙亲自去接听，话筒里传来口头通知，当晚八点，在沪国民党人马超俊、叶楚伧、刘芦隐，在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举行上海各界紧急会议，商讨援救被捕人士的办法。
刚放下电话，张啸林发了急，他高声地问：
“你可不可以不去？”
“不可以。”
“要么，你派个代表去。”
“不，我一定要自家去。”
“开会的事情，多你一个和少你一个，那有什么关系？充其量，他们商量定了什么，出钱出力，我们暗底下来好了么！”
杜月笙定定地看着他，歇了半晌，他仿佛有许多话要说，苦于一下子不知如何措词，最后，他仅只加重语气说了一句：
“我们住租界，但是我们是中国人！”
话说完，他便转身上楼换衣服。
张啸林耸耸肩膀，他向站在一旁看得呆了的万墨林说：
“都四十岁的人了，就跟个子囝一样！”
杜月笙上了二楼，立刻便唤人叫万墨林上去，拨电话是万墨林的专责，一两百个电话号码他可以熟记胸中，无须查阅。杜月笙命万墨林拨电话给王晓籁、陆伯鸿，约好了夜晚大家一道去开会。
那一次的会议，参加者除上述诸人，还有冯少山、余日章和国民党员郎醒石、桂崇基、林焕庭等，会中人人悲愤无比，情绪激动，连公共场合绝少开口的杜月笙都作了狮子吼，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子民”终于觉醒了，他们一致议决，从6月1日起，全上海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同时通话海内外，控诉英日两国的罪恶，请求世界公理，举国上下一致援声讨。
6月1日，英国巡捕蛮横如故，因为南京路上有人阻止电车行驶，他们又开枪杀人，当场死四名，伤十余名，被捕者亦复不少。这么一来，风潮更为扩大，上海交涉员许沉，向上海领事团南京路英国巡捕两次开枪杀死学生和民众案交抗议书，领事团将抗议书束诸高阁，置之不理。
情势越来越紧张了，外国舰队的陆战队和洋商团的团员，纷纷武装开入公共租界，他们居然搬出了大炮和机关枪，分路据守，如临大敌，于是零星的冲突，仍在不断地发生。新世界的游戏场，和四问学校，都被外国兵加以占领。
到了6月4日，上海已经成为一座死市。
长时间的罢工，使上海十余万工人面临严重的生活问题，有关方面发起捐款救济，杜月笙又是最先响应，他出钱出力，从不后人，自己捐出了大笔款项不算，更发动他在工商各界的朋友，悉索敝赋，踊跃输将。据当时的统计，捐款数字约为一百万元。当时确实由于这笔庞大的捐款，维持了爱国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方使帝国主义资本家，无从施展其压力。
北洋政府也向领事团一再交涉，双方各派调查团到上海，从事实地调查。到8月12日，由中日官方协商，内外棉纱厂罢工案单独和解，订立条件六类，日厂赔偿工人伤亡费一万元，补助工人停工损失十万元。上海市民为五卅惨案提出的主张，则由北洋政府和领事交涉累月，几经波折，终于获得部分解决。
不过，由于五卅惨案，引起了全国上下一致的对英经济抵制运动，使英国在中国锐意经营了一两百年的经济侵略，蒙受了极其惨重的打击。
东亚睡狮，古老的中华民族苏醒过来，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侵略，并不曾因中华民国的肇立而停止，自辛亥革命以来，祸乱频仍，纷扰不休，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濒临分崩离析，而这里，都与国民政府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分不开的。他们以武力作后盾，以不平等条约为工具，攘夺我关税，妨害我司法，垄断我金融，扼制我工业，把持我农产，草菅人命，恣意屠杀，至于那些窃据各地，拥兵自重的军阀，他们本身就是洋人的爪牙，每一个军阀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者的大力支持。
于是，中国人民觉醒了，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必须“铲除军阀，打倒列强”，中国始有生机。汉口、北京、广州，一连串的发生抗议示威运动，因而也再传出列强杀戮的恶噩，终于，这一次民族觉醒加速了北伐的完成。——它使杜月笙面临个人历史的新页。
1925年五卅惨案过后，全国同胞的同仇敌忾之心，和杜月笙个人声望，同如巨浪滔天，扶摇直上。当时的黄浦滩头，杜月笙的地位已可与沪上大老，浙江财阀领袖虞洽卿相提并论，同辔并驱。可是，众所周知：“阿德哥”虞冶老的兴趣始终贯注于工商金融，他对于政治与社会事业不像杜月笙那样的胸怀大志，经之营之。
杜月笙自己识字太少，但是他却深知新闻事业的重要。上海是中国报业的发轫地，向执全国新闻界之牛耳。辛亥革命以来上海中文西文，大报小报，风起云涌，林林总总，英租界望平街上报馆望衡接宇，密若繁星，因而乃有中国舰队街之美称，意思是它可以和英国伦敦的报业中心分庭抗礼，等量齐观。
为了便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运用，杜月笙开始把他的触角伸入新闻界。他的策划极其正确，而手法更为高明，他不但跟报馆老板拉关系，攀交情，尤其一心结交各报馆编采两部的中坚分子。他对各报的编辑和访员极力笼络，先使自己成为他们“可资依靠”的好朋友，然后赢得他们的信赖和尊敬，终于他在新闻界收了第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门徒，——新闻报编辑唐世昌。唐世昌是上海报业近二十余年最有势力的人物，他压得下惊天动地的大新闻，也能掀得起无中生有的大风浪，往往一条排好了版的头条新闻在见报那天突然失踪，——报馆老板装做视而不见，编采人员噤若寒蝉，大家心照不宣，谁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唐世昌或是另外一位，在忠实执行杜先生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杜先生自己，或者杜先生受了什么人的嘱托，他以为这条新闻不适宜刊登。
袁世凯曾经当过些时日专制皇帝，他一手擎着利剑——全国精锐之师的北洋军队，加上无孔不入、高价收买的职业凶手；另一支手握着钞票——中华民国国库以及外国巨额借款。还有具体而微的袁世凯，如齐燮元、卢永祥、孙传芳、张作霖和张宗昌……张宗昌即曾公然枪决记者，但是这些军阀巨擘再加上晚清皇朝，没有任何一个独裁者能够像杜月笙一样，得心应手，一呼百诺，全面操纵了黄浦滩上的新闻界。
杜月笙对他新闻界中的学生子，特别帮助，黄浦滩上诐谲诡秘，风涛险恶，头一桩，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他能绝对保障新闻界门人的安全，——赵君豪在上海沦日时期，照旧担任《申报》总编辑，作抗战之鼓吹，予汉奸笔诛口伐，后来被汪伪政权指名通缉，当大队日军占领《申报》，大事搜捕，赵君豪居然能够化险为夷，逃出上海，通过陷区，安全无恙抵达重庆，便是杜月笙保护门弟子的杰作之一。
除此以外，凡是被杜月笙延揽的新闻界人，他们的职业有保障，生活更无虞，日常工作尤能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助力。杜月笙可以在每一家报馆老板面前说得起话，这是尽人皆知之事，没有任何一位报馆老板，肯为区区一名编辑或记者，平白无辜开罪杜月笙。杜月笙是如何的不可开罪？——曾有一次，堂堂的某位上海市长居然善意“劝”过两位青年记者，他们分属《北平世界日报》，和《天津益世报》，当他们各人写的一篇描写上海烟窟通讯见报以后，这位市长很委婉地告诫他们说：
“杜先生晓得你们这样写，他一定会不开心，你们年纪轻轻的，何必去得罪杜先生呢？”
新闻从业员的生活多半清若，杜月笙很了解这一点，别人的学生，或多或少总要孝敬先生一点，只有杜月笙对待他新闻界中的学生，是反过来转孝敬他们的。在各报馆工作的杜氏门人，按月有津贴。如果他们能把这笔额外收人储存下来，以当时的币值，每一年就能置一部小轿车。
收“小八股党”武角色容易，因为杜月笙和他们声应气求，表里如一。收新闻从业者等书生辈困难，那是由于杜月笙自感椎鲁无文，两者间仿佛有所距离，如何使这些学生子对他益增向心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杜月笙是一向敬重文人的，只要他听说某人道德高，学问好，他便时刻想望能有机会为他略尽绵薄，亲自执礼。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有一个侄儿在上海住家，和一位虎而冠者的大力人士发生了房屋纠纷，尽管连袁世凯也惹不起他，但在弹丸之地的法租界，毕竟也无计可施。于是有人建议何妨去找杜月笙？章太炎怀着试一为之的心情，给杜月笙写了一纸便函。
接到了章太炎这封信，杜月笙立刻亲自出马，为章太炎的侄儿解决了困难，然后，也轻车简从，专程跑一趟苏州，拜访他心仪已久的当代古文大家。章太炎讶然于他的温文尔雅，谦恭有礼，这和他心目中的想像是截然相反的，于是章太炎和杜月笙一见如故，两人倾谈长久，从此奠立他们“平生风义兼师友”的深厚友谊，那一次拜访，当杜月笙告辞离去，斯时境况并不太好的章太炎应可发现，在杜月笙饮用的茶杯下面，暗暗压好一张两千银元的庄票，这是他的挚敬。接下来，他更每月派人送一笔款子到章公馆去。
认真说来，杜月笙敬重斯文，然而，他同时也完成了最巧妙的运用和安排，只念过四个月书的杜月笙，门下收了大批学识经验俱优的“无冕皇帝”，这座天平上的砝码很难摆得平。如今杜月笙的良师益友名单上添了一位章太炎，攀龙附凤，于是水涨船高，他果然顺利完成了一生交游三步骤，网罗武角色，访求书生辈，最后是敬礼当代耆彦，交欢于“师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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