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注重刑罚，提倡“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子生平
约公元前280年，韩非子出生于战国时期韩国的一个贵族世家。韩非子自幼聪明好学，志向远大，但因口吃而不善言辞。
弱冠之年，韩非子为学有所成，独自一人游历天下，后投身于著名的儒学大师荀子门下，与李斯同学。韩非子博学多能、才学超人、思维敏捷，他写起文章来气势逼人，凡是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几乎没有不佩服他的才学的。李斯曾公开承认自己的才能比不上韩非子。
韩非子为人正直、勤学不怠，深为荀子喜爱。荀子曾说：“帝王之术非韩非不能大，法家之思非韩非不能广。”
韩非子虽师从荀子，但他的思想观念却与荀子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在战国末期新形势下，他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却“喜刑名法术之学”，并“归本于黄、老”，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在当时的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中，韩国很弱小，常受邻国欺凌，已陷入“主卑国危”的境地。为挽救韩国濒危的局势，韩非子多次上书桓惠王，建议变法图强，但均未被采纳。
韩非子满腔热情，却报国无门，这使他孤独悲观、大失所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韩非子的文章仍未引起桓惠王的注意，可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文章得到了秦王嬴政（后来的秦始皇）的赞赏，秦王嬴政甚至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公元前234年，秦王为使韩非子入秦，发兵攻韩。桓惠王迫于秦王的压力，只得让韩非子作为使臣去了秦国。
韩非子到了秦国后，秦王非常器重他，多次向他请教。这引起了韩非子的同窗、秦国的宰相李斯的嫉妒，他担心韩非子得到重用，进而取代自己的地位。于是，李斯伙同姚贾利用韩非子建议秦王存韩以为蕃国的机会，在秦王面前说韩非子的坏话。李斯、姚贾对秦王说，韩非子是韩国人，他心底深处一定会为了韩国的利益着想，韩国非灭不可，而韩非子出于私心劝秦王不去攻韩，是为不“仁”，是对秦王的不“忠”。
秦王听了李斯、姚贾的话，将韩非子下狱治罪。
在狱中，韩非子多次请求面见秦王，却未能如愿。李斯、姚贾担心秦王改变主意而重新起用韩非子，遂派人送毒酒给韩非子，迫使韩非子自杀，这一年是公元前233年。
不久，秦王感到懊悔，想赦免韩非子，重新起用他，可惜韩非子已经死了。李斯、姚贾编造谎言，说韩非子在狱中病死。
韩非子虽然去世，但他的著作却留了下来，各国君主和大臣竞相研读之，秦王更是在其思想的指导下，成就了统一天下的伟业。韩非子著作
韩非子英年早逝，但他所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后人留下了先秦法家理论集大成之作品《韩非子》。
《韩非子》共55篇，分20卷，约10万言。纵观《韩非子》全书，构思精巧，说理缜密，描写大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语言幽默。书中全面论述了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韩非子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他把守旧的人讽刺为“守株待兔”之人，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
韩非子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赏罚分明，“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如此则黑白分矣”；赏罚有度，“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
韩非子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威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
韩非子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才的重要性，指出“古之能致功名者，众人助之以力”，“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一手独拍，虽疾无声”。认为用人要“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宜其能，任其官，轻其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韩非子还主张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子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一书中还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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