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可以理解为军功；也可以宽泛地理解为世俗的名誉。除军功外，如名声、才情都是类此的东西。当你功高业隆、名倾天下之时你就要格外小心了。人君之侧，位高禄厚，人所垂涎，这是其一。其二“盖世功劳，当不得一个矜字”，沉浸在名誉的花环中，容易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居功自傲。因为君是至高无上的，从权力的角度来看，他们不希望受到威胁；从人的嫉贤妒能的心性来看，他们也不乐意有出其右者。更何况这时你可能已经由良友功臣变成了潜在的最可怕、最有力的敌人了。因此，当你大功显赫时。你可想到功成退身?当你名声雀起时，你可想到你正是众矢之的?当你才高过人时，你可想到要韬光养晦?春秋时的文种、范蠡，他们含辛茹苦，备受艰难，为越王勾践光复了社稷江山。报了大仇，雪了大耻。本来当可安享富贵了，范蠡却慧眼慧心，急遁江湖，并劝文种亦遁去。文种不信蠡言，后被越王赐剑自刎。而范蠡免了大祸加身。“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这真是至理名言啊！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是位最能参悟保射之道的明眼人。攻下金陵之后，曾氏兄弟的声望，可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曾国荃一等伯爵。所有湘军大小将领及有功人员，莫不论功封赏。时湘军人物官居督抚位子的便有十人，长江流域的水师，全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曾国藩所保奏的人物，无不如奏所授。但树大招风，朝廷的猜忌与朝臣的妒忌随之而来。曾国藩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权力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者良非无因。”颇有心计的曾国藩应对从容，马上就采取了一个裁军之计。不待朝廷的防范措施下来，就先来了一个自我裁军。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际，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拚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50万两白银。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结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已筹妥了。同治三年六月攻下南京，取得胜利，七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25000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曾国藩是熟知老子的哲学的。他对清朝政治形势有明了的把握，对自已的仕途也有一套实用的哲学理念。他在给其弟的一封“余家目下鼎盛之际。沅(曾国荃字沅辅)所统近二万人，季(指曾贞干)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弟者，曾有几家?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俗语说：位盛危至，德高谤兴。历史上像韩信这样的开国大臣因功高而遭杀戮的不乏其有。汉初三杰的命运各不同。萧何系狱、韩信诛夷、子房托于神仙，生出后人多少感慨。张良是一个伟大的智者，他未必相信神仙、长生之类虚妄之说，但他知道自己曾一言而退百万之师，刘邦岂能容他?他及早抽身退步，司马光盛赞他“明哲保身”。另外像晋之谢安，汉之周亚夫，勾践杀文种更是尽人皆知的，三国时的杨修也是因为恃才直言、唐突君王而被杀掉的，这种教训太多了。为官处世，知进退是大道理、大本领。一个人的功劳只能代表过去，未来的一切还必须重新开始，老子说：“成功，名遂，身退，天之道。”纵观历史官场，功成不恃重，名成不恋位，不可为则不为，能为也能不为，见机而作适可而止，无所羁绊，才是官场人生的最佳境界。为人臣，不可不更居安思危。如果身在局中，既想从容，又想保身，该如何办呢?洪应明的《莱根谭》中有一则处世良策，值得玩味：“完名美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可以远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归己，可以韬光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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