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实难改变，惟读书可以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

    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座右为联语，以自箴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余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余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而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

    【译文】

    我们只有提高道德修养、扩大功业建树这两件事靠得住。提高道德修养是指孝悌仁义，扩大功业建树是指诗词文章。也就是说，只有这两件事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我们努力一尺就会有一尺的收获，努力一寸就会有一寸的收获。今天我提高一分道德修养，犹如积累了一升的谷子；我明天又提高一分功业建树，又如同存了一文钱。当这两方面一起增长的时候，实质上也就相当于家产越来越多。

    人的气质原本是由先天决定的，很难改变，但只有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古时候一些善于相术的人都说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骨相。

    若想将读书当作自己的志向，首先必须有勤奋刻苦的功夫，向那些有着大志向的人学习。我的座右铭是一副对联，用以提醒警示自己：“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我想到朱熹曾经说过的：做学问就像煮肉，首先要用猛火来煮，然后才用小火来温。我这一生做学问倒从没用猛火煮过，虽然也略有些见识，但却也是自己悟出来的。偶尔刻苦用功，也不过是凭着一时的兴趣使然，就像那没开锅的汤，只是用小火慢慢温着，最终肉也会越煮越不会熟呀。

    【点评】

    《论语·泰伯》里有句话：“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这是孔子向弟子们传授的为官之道：坚定信念并努力学习，誓死守卫并完善治国与为人的大道。

    如此精辟的为官之道，怪不得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要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了。

    坚定不移地学习，这是不管身处何种情况都必须做的事，就算是做领导，也不能不学习，因为做领导也是需要学问的。

    我们都知道，为官者最怕腐败，其实还有比腐败更致命的问题就是昏庸。而之所以昏庸，就是因为缺少学习，没有学问。不过好在昏庸可以通过学习来改善。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一直认为“耕读”最可贵的曾国藩，十分重视学习，而且一直坚持终身学习。虽然他所处的时代一直在风雨飘摇中，战争不断，人心惶惶，但他最终依然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给后人留下了大量文化遗产。就连他死后，也被清政府以“学有本源，器成远大”来评价，可见其在学术上的成就。

    下面我们就追溯一下他“笃学”的历程。

    受家庭的影响，自小便爱读书

    曾国藩对书本的喜爱应该追溯到他小时候以及他的家庭。

    提起他的家庭，曾国藩曾说：“吾曾国藩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曾国藩由衡阳至湘乡五百载，曾无人入秀才之列。”

    从曾国藩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家世最多可称为土财主。他的祖父虽然是地方士绅，但却没有多少文化。

    “大以不字为耻”的曾国藩祖父决定让自己的后代好好学习，获取功名。于是，他先是把希望先是寄托在儿子曾竹亭身上，最后又寄托在了孙子曾国藩身上，好在曾国藩也确实喜欢读书。生活在这种家庭的曾国藩，小小年纪便已经意识到读书和考取功名的重要。

    为官一生的曾国藩没有其他财物，除了衣物就是书，书多得可以在家乡开个图书馆了。说曾国藩是书痴毫不为过，当初在他赴京赶考结束，进行江南游时，路过金陵书市便迈不开步了，为了买一套精刻的《二十三史》，钱不够他竟然连皮袍都当掉了。

    而正是那套《二十三史》，打下了他参与治理国家的基础。

    曾国藩把治学当成了一生都要做的事，即使在他身体每况愈下时，他也写下了“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来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忘了读书。因为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

    在他病痛交加的时候，他依然不辍读书，甚至认为书才是治疗病痛的药，只要读书，他就忘记了疼痛，他认为如若不读书，自己也就和废人没有两样了。在他去世的头天，他早饭后还在清理文件，阅读《理学宗传》；晚饭后则又阅读了《张子》一卷。第二天便安静地去世了。

    曾国藩的好学治学影响着他的家庭及后人，虽然出生在农村，但家族却无“白丁”，就连他的妻子欧阳氏也自小就做他的伴读。嫁给他后，忙完家务都会看书写诗，而他的次子纪泽则精通英、法、俄语，曾担任过驻英、法兼俄国使臣；三子纪鸿，淡于功名，精研数学，有代数著作数种，还推算圆周率百位之多。曾国藩的孙辈、曾孙辈也有颇多学者。

    而曾国藩的一生，也是在研究学问中度过的。

    不管处在人生何种阶段，从未忘记过研究学问

    5岁时，曾国藩开始读《千字文》；7岁时在父亲的私塾除了读四书五经外，还读《史记》、《文选》等书，并开始写字；22岁参加科试被录取，成为秀才；23岁时，入湖南最高学府——长沙岳麓书院学习；28岁时成为进士。

    由此可见，一直沉浸在书海里的曾国藩，对书痴迷也就不奇怪了。而当他到了最高学府翰林院后，又受到了系统、良好的教育，这对他一生的影响都很大。

    从翰林院出来，在京做官的十二年里，他同样没有放弃过学习。甚至可以说，这十二年是曾国藩“笃学”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因为不是很忙，这就给他提供了更多宝贵的学习时间。

    这从他给父母的信中就能看出：“每天发奋用功，早起温经，早饭后读二十三史，下半日阅诗、古文”。

    曾国藩博览经、史、子、集，阅读面非常广，“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又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作悉心读之”。而他最爱读的除了四书五经外就是《史记》《汉书》《庄子》和《四库全书》了。如此广泛的阅读，成为中兴桐城派古文的坛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除了看书外，曾国藩的很多诗文也是在京做官时写的，比如他的文集中，几乎有一半以上（一百多篇）诗作都是在那时创作的。

    而在他办团练带兵时，也仍然没有停止“笃学”。

    团练带兵打太平天国，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人到中年，奔波和繁忙让他无法把全部精力放在治学上，但也会经常抽时间来学习，他的“三耻”就说明了这一点：“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入处。三者一无所成，不无耿耿。”对他来说，放弃学习就是可耻的。为此，虽然不能遍览群书，但他会有所选择地学，实施“重点进攻”战略。所以他经常会看王夫之的书，目的就是学以致用。而正因为如此，曾国藩的不少战略战术思想都受到王夫之的影响。

    比如在剿捻时，在陷入“流寇纵横，制敌无术”的困境时，他想到了王夫之，并每天坚持阅读《读通鉴论》数十页，总结出历代农民战争的“败亦走，胜亦走，无所不走”的灵活游击战术，并用在了实战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除了向王夫之学战术，他还从王夫之那里学了很多战术思想，比如“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占城池土地为意”，“多用活兵，少用呆兵”，“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等。

    学以致用，反对死读书

    曾国藩曾在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

    意思是说，读书重要的是举一反三，不能照抄照搬。

    曾国藩的读书经验总结起来有：“三有”、“三法”、“四多”、“猛火煮”和“鸡孵卵”。这几种读书方法，对我们现在读书来说，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所谓“三有”就是有识、有志、有恒。曾国藩曾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在这“三有”中，最重要的是“有恒”。因此他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也就是说，定下目标，不管多忙，都要坚持。如果当天真的无法完成目标，那就一定要在第二天补上。

    所谓的“三法”是指约、专、耐。“约”是读书要“少而精”。因为读了好的书籍、重点书籍后，其他的可触类旁通。“专”是指专一。曾国藩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压身’，谓不专也。”认准一本书就专心去看，不要三心二意，见异思迁。“耐”就是指不弄明白绝不罢休的执着劲。曾国藩曾说：“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这种观点也非常符合“欲速则不达”的辩证思想。

    所谓的“四多”是指多读、多看、多写、多作。曾国藩曾说：“学者于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二者截然两事，不可缺，亦不可混。”

    通常我们会把“读书”和“看书”当成一回事，可在曾国藩看来，这“读”和“看”却是有区别的。他的“读”是指朗读，而且是高声朗诵。因为他觉得有些书如果不高声朗读，就不会理解其文字的雄伟壮阔，更不会理解其真实意境和感情。而“看”则是指默读、浏览、翻阅。所以他认为“读”的应该是“生书”，要用“猛火煮”的方法；“看”则是看一些曾看过的书，要用“鸡孵卵”的方式，多做注解，认真领会。

    所谓“猛火煮”和“鸡孵卵”，想必大家也已经知道了，就是“粗读”和“精读”的意思。

    当然，曾国藩不只有着大量的阅读，还懂得让其阅读的知识在自己体内发酵，经过一番融会贯通后，最后成为自己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这虽然是他的做官之说，却也被他用在了笃学上。

    反对读死书、苦读书的曾国藩，提倡在学习中寻找乐趣，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才会更透彻地理解所看的内容，并学以致用，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学习才更能坚持下去。

    一生把“笃学”看得很重的曾国藩，在古文、诗和书法上面造诣非常深，他现存的诗作就有三百多首，而他对诗词的论述和见解，也多在他的书信和日记中有所体现。因此，他被后人称为一代大儒一点也不为过。

    【延伸阅读·曾国藩箴言】

    事会相薄，变化乘除，吾尝举功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共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不可易也。然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

    【译文】

    努力与机会是彼此联系，互相影响的。我曾将事业的成败、名誉的优劣、文章的巧拙，一概归于运气之使然。久而久之，就更加相信这种说法就是不可改变的真理。但我们这些人在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应该与乾坤赌一赌，在细微的地方较量一番，一定不能让运气永远获胜。

    【点评】

    为学做事最容易陷入两种误区，着眼太大处，就容易眼高手低，好高骛远，这样的人往往高不成低不就；着眼太细小处，则容易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凡事纠结于细枝末节，缺乏远见卓识。

    自古成大事者，不仅具有高远的志向，还颇为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积累和沉淀，正所谓厚积而薄发，他们往往能准确地抓住成功的机会，实际上，这便是平时的积累。就像西方谚语中所说的，机会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曾国藩在这方面也做得十分出色，他历来注重眼界宏大和小处着手的结合，并且从历代有作为的帝王和官员身上效法学习。他曾在一篇名叫《克勤小物》的笔记上这样写道：“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

    历史上大凡建功立业的人，一定是凡事亲历亲为，只有自己亲眼所见的东西才会放心，如有车必见其车具，如有衣必见其襟袖，这样既细致又全面地处理问题才堪称人上人。诸葛亮作为蜀相，杖责以上的刑罚，一定要亲自执行；杜慧渡为政，心思缜密就像是在为自己治家；陶侃细致入微，即便是竹头木屑也都会保存起来以便日后之用；朱熹曾经说过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的人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态才能够有所作为：秦始皇以石量书，不处理完毕绝不入睡；魏明帝亲行尚书之事；隋文帝批览文书甚至无暇吃饭而令卫士送餐，这些实例竟被当作是天子处事过细，有失帝王风范而被后世所讥笑。而在曾国藩看来，如果天子不亲细事，大臣们则不会和皇上亲近。一个博闻强识的才子，家中一定是手稿累筐；一个躬行实践的君子，一定时常面色兴奋。如果一位父母官善于治民，他一定会注意到他所居住的地方百姓喜欢什么，百姓安居乐业也是自然的，而当他离任的时候，百姓一定会十分眷恋他；一位善于治军的将军，则一定会战无不胜。如果不是以自己亲眼目睹的东西为根据，而单凭心所揣度，则很容易将空虚浅薄的表面文章视为哲理，从而轻视务实的作用，并且以崇尚空泛为贤能，而去耻笑勤奋谦谨的人，就像邓扬这样的人，听说的流言蜚语还会被他再次加工，流风相煽，自己呢，则是有高心而腹中空，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恐怕都会坏在他的稀里糊涂之中。这样一来，亲者贤者皆被拒于千里之外，奸佞邪妄之人恐怕就会记在身边了，日后想成大业，简直是妄想了。孔子许诺仲弓为重要人才，雍正以居敬为简约之本，都是因为他们能够做到勤敬。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曾国藩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思考，说出“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似乎更加真切。

    曾国藩善于通过体察人情世故而更好地完善自身的修为。他将好高骛远之人形象地称为“瞽者”，就是看不到方向的人；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远见卓识的人也是“盲”的。在此基础上，曾国藩提出“成大事者，目光远大与考虑细密二者缺一不可”的处世韬略。只有树立远大的目标，才不会迷失方向；但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从细处着眼，按目标一步一步走下去，才有成功的可能。

    曾国藩在给他弟弟的信中曾说：“古人能办成大事的人有两条，目光远大和考虑细密二者缺一不可。弟在考虑细密方面，精力比我强。军队中的器械，稍微精良的，应该另立一册，亲自登记，交代给一个可靠的人，古人用铠甲武装的鲜明作用，具有威震敌人显示威风的重要性，常可取胜，刘峙衡对于火器经常维修保养，对刀矛就全不讲究。我曾经派褚景明去河南采购白蜡杆子，又置办腰刀，分别赏给各将领和头目，他们很是喜爱和重视。弟一定留心这件事，这也是综理细微的一项内容。至于规模宜大，弟也是要讲究的。但讲究宏大的人是容易混入散漫的一路，遇事颟顸，毫无条理，就是再大，那又有什么可宝贵的？等级不乱，可以长久，器量宏大，就没有流弊了。”

    从军事的角度讲，曾国藩认为，军事度划最好具有宏大的规模，而整理军营内务则需要做到综理细密。如果能在治军的时候做到“大处着眼”和“小处下手”的结合，才有可能所向披靡。所以他曾经强调：“认真对待小事”，“治军必须脚踏实地，注意小事，才可以每日有功。”

    在和好友吴竹如的交往信中，曾国藩说自己近年来在军队里待久了，经验也多了，更深信了天下的事应当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道理。如果只按照陆氏强调的“首行立下大志向的人”，而不辅之以朱子所说的“铢积寸累”的功夫，那么下手就会完全没有把握，从而陷入不受控制的尴尬境地。所以曾国藩治军，摒去了兵书上所说的那些高深神奇的说教，专在粗浅纤细处下工夫。即便是短期之内看不到效果，他还是从自己的“钝拙”考虑，一直像遵守约法那样去做。

    在军事调度方面，曾国藩明白应该是从大处着眼。他对于军事计划，虽然会考虑到要讲究规模远大，但仍然会以稳妥可行为主。他曾在给左宗棠的回信中说过自己的想法，在军事调度的时候，不但要从整体上考虑自己力量的多寡，还要衡量自己智慧的充足与否，做好万全之策，才会掌握胜算。他也跟李元度讲过，对于大的调度，尤其是在危急的情况下特别要注意保住全军的士气。孤军无援，粮食和物资都供应不上，奔波疲惫，都会造成散乱，这是必然导致失败的道理。

    正因为曾国藩“规模远大”，他率先设立水师，并坚守长江中游，与太平军打阵地战，寸土不让，寸土必争。这才能使得湘军名气大增，战斗力甚至超过朝廷的正牌军。

    要想成就大业，须将宏阔和细微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做好了远大计划之后，就应从具体事项着手，这才会离成功越来越近。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