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须爱民重农，厚生以求治。

    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

    吾自咸丰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二字，尤悔颇寡。

    【译文】

    特别是做农夫的，没有一个人不辛苦、没有做一件事不受苦的。农夫如果一直辛劳受苦，则必定会因为疲劳生病而荒弃田地；农夫不种田军队就没有粮食，军队没有粮食必定会去向老百姓找；老百姓的粮食被军队拿走后没有粮食，必定会去做贼；贼也偷不到粮食就会变成强盗。这样，天下也就大乱而永无宁日了呀。所以执政者必须爱民和重视农业，这样通过发展生产也就能使天下得到治理了。

    人们之所以会厌恶和痛恨贼匪，就是因为他们烧杀抢掠，扰民害民。人们之所以会喜欢和欢迎官兵，则是因为官兵会救民安民。如果官兵也去扰民害民，那就真和贼匪没什么区别了。

    我从咸丰三年初开始办团招兵以来，就把爱民放在第一位。多年以来，我虽然未必全做到了，但我的内心却始终不忘“爱民”二字，只是后悔自己做得还不够。

    【点评】

    老子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在老子看来，爱民是治国的根本，也是治国者的根本，所以“爱民”应该引起治国理政者的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才行。

    这种“爱民治国”又被称为民本思想，在我国由来已久，两千多年前管子就提出了顺民思想，认为执政者每做一件事都必须顺民意。“顺民意”应该也算是民本思想的起源。

    唐朝李世民曾把执政者和民众的关系称为鱼水关系、舟水关系。也就是说，身为“鱼”和“舟”的执政者，必须要爱身为“水”的民众，因为如果缺少了民众这个“水”，执政者这个“鱼”和“舟”就不可能成活，就会搁浅。

    曾国藩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所以也有着强烈的民本思想。不管是他在北京做官还是团练带兵，他都把“爱民”放在了首位，并尽力去实行。虽然最后实施的情况并不理想，但却也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而他的爱民思想、民本思想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

    探讨曾国藩的民本思想，大致可以将之分成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年轻时在北京做官时期，中年团练和带兵时期，晚年洋务运动时期。

    年轻时在北京做官

    那时候的曾国藩，刚刚从农村老家到北京，从接触单纯的农家人到接触自以为是的朝廷命官和贵族富豪，曾国藩更为深刻地知道了民间的疾苦、人民生活的艰难。

    对改变现状无能为力却极富同情心的他，只能用馈赠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底层人民的同情。

    曾国藩的穷亲戚有很多，虽然收入微薄，但他还是尽可能地帮他们。比如有一次领了为官以来最多的一千两银子时，他全部寄回了家，而且在信中嘱咐父亲，留六百两家用，其余四百两馈赠贫穷的亲戚们。

    试想，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能够主动帮助穷亲戚的？现在很多人一听到穷亲戚就要绕道而行，生怕问自己借钱，但他却主动拿出钱来。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他对穷人的同情以及他不忘本的本性。

    对于曾国藩来说，帮助那些穷亲戚渡过难关是他的一种责任。这种强烈的责任心和同情心也是他“民本”思想的表现。

    除此而外，他还置义田、设义仓来拯救家乡的贫民。

    曾国藩有次写家信给弟弟说：“乡间之谷贵至三千五百，此亘古未有者，小民何以聊生。吾自入官以来，即思为曾氏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廿四都贫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处境未裕。无论为京为官者，自治不暇，即使外放，或为学政，或为督抚……苟仕宦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赢余，吾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

    虽然这样的做法因为借出易、收回难，没能行得通，但却也能从中看出他的忧民思想。同时，他还经常通过写诗和上疏的方式，关心民间疾苦。

    在北京做官期间，曾国藩曾写过一首叫《里胥》的诗，诗里表现的就是征兵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当然，曾国藩并不仅仅是用文字来表现，在他体察到民间疾苦后，他还向皇上上疏，甚至提出了“官逼民反”的说法，随即又向皇上上疏，提出了“平银价疏”的做法，并提出六条措施，主要是建议贵钱贱银，以平银价来解民困。

    然而，面对百姓的苦难，曾国藩却爱莫能助，因为他的很多奏疏都不被皇上采用。那时候的他，空有一番拯救黎民于水火却不得实现的抱负。

    中年团练带兵时期

    曾国藩自从开始办团练，便有近二十年是在练兵、带兵中度过的。在这一时期，“民本思想”和“爱民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他心里。这可从他的那首《爱民歌》中看出：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进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声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曾国藩写《爱民歌》时，正值湘军与太平军激战甚酣，写《爱民歌》除了真正有着“爱民”思想外，还有着教育和约束湘军官兵、加强纪律性的双重作用。

    曾国藩治军治学思想在旧时代有较大影响。毛泽东曾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在延安，毛泽东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后来有专家考证：毛泽东创作供红军使用、后来唱遍全国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曾受过曾国藩《爱民歌》的影响。

    晚年洋务运动时期

    一直具有“同治中兴”志向的曾国藩，一直到晚年，还是没有看到他期盼的“中兴”局面出现。同时，吏治腐败，灾患连连，真正到了百业萧条、赤地千里的困境。看到饥民越来越多，为了吃饱肚子而蠢蠢欲动想要造反，曾国藩越发焦躁难安。

    他时刻想着“民本思想”，时刻想着“爱民”，因为他深深明白“官逼民反”这句话的含义。但却又无能为力，清廷像是气数已尽，只剩下苟延残喘了。

    同时，民众所受的罪还不仅是天灾，不仅是清政府造成的，还有外强的介入。西方列强利用通商条约来大肆掠夺中国资产。面对这些涉及国计民生的大是大非，曾国藩也曾试图与列强抗争，为“小民生计”着想，但面对清政府的懦弱和列强的霸道强硬，他总不能如愿，不过这也磨灭不了他的民本爱民思想。比如他在给皇上的奏章中写道：“自华民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还说出了不能“因曲徇和议而不顾内地生民之困”的话来。

    而从曾国藩的“我以救民生而动兵”的话里，我们也能看出他的气愤和痛苦，他曾想着为民而战，但一想到衰败得根本经不起一丝风浪的清王朝，他唯有叹息，在既贫又弱的晚清，曾国藩的“爱民思想”也只能成为空谈。

    好在曾国藩的爱民思想对部下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在湘军建立初期，曾国藩的“爱民思想”感染了部下，部下的“爱民思想”又让百姓对他们多了份信任和支持，所以深得百姓的心。百姓都觉得他们和绿营的跋扈不一样，甚至知道他们要来时，还有过“百姓焚香于辫顶，跪岸上欢迎，呼各勇为青天大人”的场面。

    湘军在攻克了吉安后，也向老百姓分发耕牛和财物，甚至还“出队以护百姓收获”，帮助百姓抢收庄稼。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