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出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

    人才至难，往时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胜钦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当常以求才为急，其阘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

    【译文】

    没有兵也不足以忧心忡忡，没有军饷也不足以痛哭流涕，唯独举目看向当今世道，想求得一位见利不争、义字当头、忠挚耿直者，不容易得到；或许即使得到了，却又屈居人下、身份低贱，往往被打压得才能无法施展，屡遭挫折，弃而不用，抑郁而死。而那些生性贪婪遇事退缩者，却能昂着头拼命往上爬，因而得富贵、得名誉，个个健康长寿，这真让人不得不感叹啊！

    人才很难得到。以前在我幕府里的人，我对他们都平等对待，非常钦佩和尊敬他们。如今想起来，人才是不嫌多的啊。弟弟你应当求才若渴，对那些无能多余的人，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能常留，不然怕贤人不愿与这些人共事啊。

    即使获得良药，但若不对症的话，还不如那些次等的药材；即使有贤才却不适用，还不如那些庸碌之辈。栋梁大木可以用来撞击城门，但却不能堵洞穴；牦牛不会捕鼠，骐骥不能看家；价值昂贵的宝剑用它去砍柴，还不如刀斧。三代传世的宝鼎，用它耕田，还不如犁耙。

    【点评】

    有句话叫“人生是否顺利，取决于识人的眼光”。若想在社会上一帆风顺，就要对人用心。还有句话叫“一人善射，百夫拾决”。而俗话又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可见会“识人”的伯乐比千里马重要得多。

    有千里马而不识其为千里马，只能是浪费人才。

    有人曾说，曾国藩之所以成为“中兴之人”，除了他自己的能力外，还有就是他有识人的能力。他是个“举天下之才会于一”而“平定天下”的人。

    这话说得并不夸张，曾国藩识人确实有一套，围在他身边的那些幕僚，哪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而且他能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也多因为他有一群有才之人。

    人才决定一切，古往今来都是如此。

    刘邦在得到天下后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

    刘邦说得没错，如果他没有萧何、韩信、张良等诸多有才能的人，他怎么可能得天下？

    当初韩信怀揣张良的举荐信却没有拿出来，而无奈刘邦没能慧眼识珠。韩信生性高傲，不善迎奉的他不受重用，遂有跳槽之心。最后多亏萧何求贤若渴，月下追赶韩信，并说服刘邦重用韩信，为大汉江山觅得了一个中流砥柱！

    由此可见，有一双慧眼是多么重要。

    抗倭名将戚继光也说过：“居官不难，听言为难；听言不难，明察为难。”识人难，历来如此。

    薛福成赞誉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李鸿章称誉他“知人之鉴，并世无伦”，石达开也说曾“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一个人即使再怎么重视人才，若没有识人的能力，也是白搭。

    曾国藩会识人，而且也深知人才的重要。咸丰元年，他曾对咸丰帝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

    由此可见，他很早就开始站在治国兴邦的高度上考虑人才了。对于官场上的一些庸官，他说：“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因此，他常常说，“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国家大计，首重留心人才”，“用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

    甚至面对新式武器，他依然认为人比武器要重要：“制胜之道，在人而不在器。”这句话和毛泽东的“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的观点不谋而合。

    也正因为曾国藩对“人才”的看重，才让他成为“人才”。意识到人才重要的曾国藩，也便不遗余力地追寻人才。

    他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意思就是说，寻求人才就应该如白圭的治生，像老鹰和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带着如此想法，曾国藩时时刻刻都在留意身边的人才，生怕漏掉一个。而一旦发现一个人的过人之处，他就会用笔记下来，一记就是一串。然后他就根据这些记在本子上的人名，挨个寻找机会考察他们的能力，而且还分别用“闻耳”“闻舌”“见可”来对这些人才进行分类，这个意思是说，有些是他听到的，有些是别人推荐的，有些则是亲眼见过的等。

    同时，曾国藩在“识人”上还非常谦虚，有错就纠。在他当上两江总督后，发现很多人更愿意效力于胡林翼，于是便进行了反省，最后发现是因为自己保举太少引起的，于是便改正了自己不足之处，并和胡林翼展开了“人才”争夺战。为了让别人知道他也经常保举人才，他还专门写了《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告诉大家，这些人才他会分成三等，也都会层层保举等。

    那么，求贤若渴的曾国藩，又是如何识人选才的呢？

    首先，他选拔人才不拘一格，没有固定模式。甚至可以说，他从不以出身、资历来衡量一个人。他说：“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人奴，拜相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奇崛男子乎！”因此，他需要的人才是“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辄谓无人可用”。

    曾国藩并非只是说说而已，他确实在“识人”时没有考虑其他附加因素。正因为如此，他才将有着各样能力的有志之士归于门下，正如薛福成所说：“在籍办员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

    不过，虽然他用人不拘一格，但并不表示他良莠不辨。对曾国藩来说，所谓的不拘一格，是建立在符合基本人才标准的基础上的，所以也才有了“搜求人才，采纳众议，鄙人亦颇留心，惟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皂，庸人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也”的话。

    曾国藩选拔人才很看重“德才兼备”四个字。而对于“德才”，他也很认同司马光所说的“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

    魏徵曾说过：“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如果把“德”和“才”分开，那么曾国藩在选人时更看重的就是一个人的“德行”了。

    在一篇论德才的文章中他说：“司马光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

    由于他对“德行”的重视，他在选择人才时，经常“于纯朴中简择人才”，因为他认为“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对于那些“心窍多，以大言取宠”的浮滑之人，他是深恶痛绝的。

    “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这就是曾国藩的“识人”观点，“崇实而黜华”，就是说，他崇尚“简默朴实”，讨厌油嘴滑舌者。

    为此，他还总结出了择人标准，并把人分为“官气多”“乡气多”两类。他认为那些“官气多”的人大多喜欢讲资格、装样子，遇事无法做到尽心尽力，更做不到心到、口到和眼到；而那些“乡气多”者大多又好逞才能，好做出格之事。对于这两类都有缺点的人，曾国藩倒更愿意选择“乡气多”者，因为他认为：“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

    所以这个“乡气”也可被称为“血性”。对他来说，“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

    同时，曾国藩还非常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因为他觉得“其阘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

    意思就是说，人才之间是相互吸引的，什么样的人会吸引什么样的人，这也就是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所以曾国藩在选拔人才时，更多的是让其幕僚来推荐。因为他认可幕僚，所以也相信幕僚的推荐。果然，吴廷栋推荐的方宗诚、陈艾，刘星房推荐的凌焕，周腾虎推荐的赵烈文等，都不负众望。

    所以对曾国藩来说，“以己才引人才”的做法，准确性更高。

    千里马有了，需要的是伯乐。伯乐拥有了千里马，也要会使用才行。对于自己“识”得的人才，曾国藩非常善用，特别是对一些年轻人，他总会放心地使用他们、提携他们。

    曾国藩创立的打败了太平天国的那支湘军，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从平均年龄来看，他1854年初创时，统帅的平均年龄为35岁；到了太平天国被镇压时，除去已经死去的，将领的平均年龄则为45岁。由此可见，湘军将领是以中青年为主的，所以他们才精力充沛，有热情、有朝气。

    当然，能有这么年轻的将领，是和曾国藩的提携分不开的。

    孔子曾感慨道：“后生可畏。”这一点从历史上也能看出，比如秦国的甘罗，12岁就官拜上卿，这是由于他善于解决外交难题，使秦朝没有费一兵一卒便坐得赵国五城和燕国十一城；而秦始皇是在22岁夺回执政权的，在38岁他又统一了六国；周瑜33岁指挥赤壁大战……

    说到曾国藩善于识人，就不得不佩服他为了选拔人才，不掺杂任何私念了。

    有些人在选择人才时，肯定会考虑一下，如果这个人能力太强，会不会威胁到我的位置？或者这个人的个性我不喜欢，还是不用他吧，等等。但在这点上，曾国藩则是无私的。比如他使用李世忠、陈国瑞这两位悍将。

    这两位从个性上，曾国藩都不是很喜欢，而且陈国瑞还是太平军的叛徒。然而，这两人打仗非常凶狠，所以他就用了，而且是用“用其才，远其人”的策略来用的。

    从这点上来说，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如今很多人选拔人才，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的，只要看着不顺眼，这个人就是再有本事他也不用。

    曾国藩的公平还表现在对自己的亲友上。对于来投靠他的亲友，他均一视同仁，有能力者用，无能力者走，丝毫不会因为是自己的亲友而违背自己的用人原则。

    在这点上，更值得我们现在的老板和用人者借鉴。

    当然，曾国藩还有一种识人方式，那就是用面术识人。

    《清史稿》记载，曾国藩在接见前来报效之人时，总是“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就是说，曾国藩在同被接见者见面时，会从他的相貌、言语、举止来观察，然后知其为人处世的能力等。

    而对用面相识人，曾国藩曾专门著书记载，那就是《冰鉴》。从那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为了识人准确，甚至还学习了麻衣相术，比如他的“邪正看鼻眼，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穷通看指甲，寿夭看脚跟。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等。

    就是说，看一个人是邪是正要看他的鼻子和眼睛；看一个人说话是真是假要看他的嘴唇；看一个人会不会有功名要看他的风度；看一个人是不是有事业要看他的精神；看一个人是不是有前途要看他的指甲；看一个人的寿命要看他的脚跟；看一个人说话有没有条理要看他的语言。虽然这条相面术未必总是正确，但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在识别一个人时，会看很多细节，从细节中看端倪。

    虽然他的面相识人有迷信成分，不可全信，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能看出，他在“识人”时一定会明察秋毫，不放过任何细节。

    【延伸阅读·曾国藩箴言】

    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书写，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惟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

    【译文】

    一般而言，人才大约有两种：一种官气比较重，一种乡气比较重。官气比较重的人，就喜欢讲资格，摆架子。办事没有惊世骇俗的气象，说话没有彼此妨碍的弊端。这种人的毛病，在于毫无朝气，遇事只凭道听途说，或根据文书依葫芦画瓢写出来，不能做到身到、心到、口到、眼到，更不能放下架子，身体力行地到基层去作实际的考察。乡气比较重的人，喜好显示才能和标新立异。做事情比较自我，很少考虑到别人的感受；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思维混乱，毫无逻辑可言。这种人由于有了这些毛病，所以往往一件事还没办成，就已经惹得大家议论纷纷，怨声载道。由此可见，官气比较重与乡气比较重的两种人，其缺憾和弊端可谓是半斤八两，不相上下。如果不是大贤大德之人，也很难避免犯有这两种错误。我打算用“劳、苦、忍、辱”这四个字来教育人，所以暂且防备那些官气太重的人，而用乡气比较重的人。一定要选取那些遇事能够亲自体察，并做到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的人委以重任。汉代的赵广汉喜欢用刚刚提拔起来的年轻人，唐代的刘晏喜欢用读书人来理财。我很愿意向他们学习。

    【点评】

    出色的领导一定是知人善任的，而要想做到真正的“知人”，曾国藩认为，扬长避短是关键，“凡教人，当引其所长，策其所短”。

    才者，材也。人才之所以是人才，正是因为他对于求才者来说是有价值的，而这种价值是需要求才者亲自去辨别和发现的。用人如相马，如果遇见了千里马而不识千里马，那么这匹千里马对于相马者来说，就是无用的；或是识别了千里马，而不能让他发挥作用，那么就算这匹马雄壮剽悍，也是徒劳了。

    曾国藩对识人用人一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因此，在曾国藩为官生涯中，凡是具有一技之长者，他都要招揽过来，在安排人才的时候，他更是谨小慎微，尽量让每一个人各尽其才，各尽其用。

    对于如何去认识人，他说：“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他认为，古人把有能力或有成就的人视为完人，认为他们身上都是长处而没有短处，这种识人的观点显然带有明显的趣味性。曾国藩的观点是，衡量人才就要不拘一格，不要太过苛刻，不能因为木材腐朽就弃如敝屣，也不要频繁地撒网担心失去捕抓大鱼的机会，重要的是去细致地观察和辨析。

    曾国藩重用容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曾国藩曾重用并委派容闳赴欧美采购机器。容闳是广东香山人，他自幼接受西方教育和思想的熏陶，早年又曾去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后来加入了美国国籍。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人都向曾国藩举荐过容闳。但是容闳曾经参与太平天国，还曾向干王洪仁玕上书，提出过发展资本主义的七项建议，以后又与太平天国多次做过茶叶生意，对于他这样的过去，曾国藩思考再三，决定不予怪罪。

    曾国藩在了解容闳的经历和学识以后，认为他的确是个既了解西方又有胆识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在国内是十分缺乏的。曾国藩便接连三次向容闳发出邀请。36岁的容闳初次登上总督衙署大门，次日便受到了曾国藩的接见。在问及当前对中国最有益、最重要的事情当从何处着手的问题时，容闳回答：莫过于仿照洋人建机器厂，尤其需要先办制造工作母机的工厂。容闳的回答正合曾国藩之意，曾国藩当即决定拨发巨款，委派他赴欧美采购机器。

    而多年来一直在异国他乡的容闳也一直希望国内能够有开明智慧的大臣能够支持他的想法，这次拜会曾国藩，他原本还有所顾忌，因为曾国藩曾经是镇压太平天国的重要官员，但是没想到初次见面，曾国藩便予以重任，受命之日，容闳十分感奋。一年后他从美国采购来的机器，就安装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军事企业——江南机器制造局中，为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外交大臣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他曾经向恩师推荐过三个年轻人。

    有一天傍晚，曾国藩刚刚办完公务，回到自己的府第，家里下人就迎了上来，说李大人推荐过来的三个年轻人已经在庭院里等了大人好久了。曾国藩做出一个挥手的姿势，示意下人退下，自己悄悄走了过去。他在庭院门外观察这三个年轻人，其中一人不停地朝屋内张望，观察着房间里的陈设，还时不时紧锁着眉头，像是在思考什么问题；另外一个则低着头双手紧握着在庭院里规规矩矩地站着；剩下的一位，神情泰然自若，虽然相貌平平，但是却昂首挺胸，背负双手，抬着头仰望天空，显得器宇轩昂。又过了一会儿，那位仰头看云的年轻人仍在庭院中气定神闲地看风景，而另外两个人已经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曾国藩到会客厅召见了他们，在简单的攀谈中他发现，那个时常向屋内打量的年轻人最为健谈，和自己说话也最投机，自己的喜好和性格他似乎早已熟知；而那个气定神闲的年轻人虽然不常说话，但是但凡张口，定是语出惊人，但出言过于直率，丝毫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

    在结束谈话之后，曾国藩立刻吩咐部下给这三个年轻人安排职位，部下以为大人会重用那个和自己谈得很投机的年轻人，而不重用那个说话过于直率的人，而曾国藩的做法恰恰相反，他给那个健谈的年轻人安排了一个有名无权的虚职；最沉默、表现最不突出的那个年轻人则被派去管理钱粮马草；最让人惊奇的是，那个仰头看云，出言不逊的年轻人被派去军前效力，他还再三叮嘱部下，对这个年轻人要重点培养。

    看着部下疑惑不解，曾国藩道出了他识人用人的秘诀：“第一个年轻人，他在庭院里等待的时候便用心打量屋内的摆设，显然是在揣度我的喜好和生活习惯，而且在庭院中等待的时候，他在背后发牢骚发得最厉害，与我说话的时候，实际上他对很多东西并不甚精通，只是投我所好罢了。可见，此人表里不一，又善于钻营，有才无德，难胜重任。第二个年轻人谨小慎微，沉稳有余，而魄力不足，交给他的任务他一定会尽心尽力去完成，但是遇事唯唯诺诺，恐怕不能胜任更高的职位，只能做一个刀笔吏。最后一个年轻人不焦不躁，竟然还有心情仰观浮云，这一分从容淡定便颇有大将风度，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我面前，他并没有趋炎附势，而是依然坚持自己的见解，和我说话时也不卑不亢，从容自信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他对于很多事情都很有见地，是个难得的人才啊！但是他性情耿直，在沉浮不定的官场恐怕还需要多加锤炼，否则定会招来祸患啊！”

    那个仰观浮云的年轻人果然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厚望，他进入军中后很快脱颖而出，受到了朝廷的关注，还因为战功显赫被册封了爵位。不仅如此，他即便到了垂暮之年，也毅然为国为民挺身而出，率领台湾军民重创法国侵略军，从而扬名中外。他便是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不过，刘铭传的命运也早已被曾国藩预言，刘铭传的确因为性情耿直而被小人中伤，黯然离开了台湾。

    对于一个出色的领导来说，能识人是远远不够的，真正做到知人善任才最难得，曾国藩在这一点上的确值得后世学习。

    【延伸阅读·曾国藩箴言】

    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

    【译文】

    大凡人才的高下，总要看他的志趣之所在。志趣低的人，一般都安于流俗平庸的陈规，于是变得越来越浅陋和卑下；而志趣高的人则仰慕先贤哲人的作风和行事，于是变得越来越高明。所以，人才的高低优劣，由此就可以辨别出来了。

    【点评】

    识人用人是一门大学问，很多成功的领导之所以成功，正是赢在慧眼识人，并且用人得法。曾国藩认为，用人的问题直接关乎事业的成功与否。他之所以做出非凡的功绩，正是因为他不仅善于识人用人，更善于治人。有两种人在曾国藩眼中毫无用处，一种是夸夸其谈的人，另一种就是轻薄之人。

    对于夸夸其谈的人，曾国藩认为“长傲多言为凶德”，多言是自傲的一种表现，人一旦有了骄傲的心理，就会流于虚妄，这样必然难成大事；喋喋不休的人自然会有言多必失的时候。通常情况下，多言之人总是喜欢对别人品头论足，这样的人同样不会受到欢迎，正如曾国藩所说：“是非皎然于心而一言不发，劲气常抱于胸而纤毫不露”。真正能够成大事者，一定是内敛沉稳的，一定是讷于言而敏于行的。

    在社交圈内与人相处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总是自以为是，处处以自己为中心，时时想要争先逞能，总想一个人占尽风头，这样的人一定是大家反感的对象；而如果一个人原本并不善于言辞，在与亲近的人相处的时候，也常常懒得说话，但是在进入一个涉及自己利益的社交范围内，或是有领导在场，或是有重要的长辈在场，或是有异性在场，这些人就会表现得异常兴奋和开朗，他们无话不谈，所有的话题都要接上几句，显得自己触类旁通，这样的人常常会招致大家的厌恶。

    曾国藩曾提出“处世禁忌四缄”以激励和勉励自己和兄弟子侄，内容是这样的：“勿夸夸其谈、勿好为人师、勿轻言人短、勿斤斤计较。”其中第一条就是讲夸夸其谈之人到处想要表现自己的轻浮举动。如果只是一味地表现自己，殊不知这样反而暴露了自己的缺陷。早在两千年前，《周易》里就说过这样的话：“专人之辞寡，躁人之多辞。”真是流传千古的智慧。曾国藩第二次做两江总督的时候，他的幕府号称“天下第一幕府”，有所谓的“三圣七贤”，但是这些所谓的“圣”和“贤”，文不能安邦定天下，武不能敌国战沙场，但却都是贤德之人，曾国藩一一为他们安排食宿，好生招待着，但并不急着给予职位和官衔。有一天，有一个从四川来的名叫李鸿裔的年轻人慕名而来，这个年轻人风流倜傥，年少气盛，气质不俗，曾国藩也照例招待了他。

    一天，曾国藩刚好得空，便留在家中和李鸿裔谈话，这时刚好来了一位客人，曾国藩便让李鸿裔暂时等候，自己出去迎接客人。李鸿裔无意中翻看曾国藩桌案上的文稿，有一首诗吸引了他，诗的名字叫《不动心说》，这首诗是一位博学的老儒生所写，这位老儒生正是位列“三圣七贤”的曾国藩的幕僚之一。李鸿裔看到“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这几句的时候，会心一笑，拿起笔来写了一行字就出去了。

    曾国藩会客归来，看到李鸿裔已经走了，又看到桌案上的《不动心说》多了一句话，拿起来一看，原来是这样几句话：“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曾国藩不禁哈哈大笑，便叫下人将李鸿裔找来，谁知这个年轻人已经离开衙署了。曾国藩心有不甘，即刻命人手持令牌去找李鸿裔，最后终于在秦淮河的花船上找到了李鸿裔。当他站到曾国藩的面前时，还有些羞愧，曾国藩拍拍他的肩膀，拿出了那首《不动心说》的文稿，问道：“这是你写的吧？”年轻的李鸿裔悻悻地点了点头。

    曾国藩让李鸿裔和他一起坐了下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供养的这些幕僚，外人看来都是贤明得道之人，但是其中不乏一些言行不一的，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世人丰厚的赞赏，靠的就是这个言行不一得来的虚名，这个虚名就是他们的资本。现在你一定要做个出淤泥而不染的人，义正词严地揭露他们，不仅会断了他们今后的仕途，甚至会使他失去了衣食的来源，这么一来，他们对你的仇恨，恐怕就不是平常言语可表达的了，更严重的是，杀身灭族的大祸恐怕也就要隐伏在这里边了。”

    李鸿裔听了这番话，不禁面红耳赤，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从此以后他开始慢慢收敛自己，不敢再出言不逊了。

    一个人拥有出众的才华并不难，难的是让这些才华用在有用的地方，而不是用在小觑他人、炫耀自己的地方。曾国藩能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一个年轻人不至于在这条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无异于救人一命。当然，并不是所有轻浮浅薄之人都有被拯救的必要，因为曾国藩对轻薄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认为，大凡是品德寡薄的人，大约有三个地方最容易触犯：听到别人有恶德败行，听得十分起劲，不知疲倦，听到别人的功业和名声，就会嫉妒不已，典型的幸灾乐祸，这是其一；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儿子受命于父，这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但偏偏有些人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身居卑位而常有非分之想，总想着凌驾于他人之上，蝇营狗苟，自我谋划，认为自己总是高人一等，将自己置于高明的地方，将自己视为莫邪、干将一样的宝剑，而实际上又不愿真正接受锻造，这就是薄德之二；胸中明明包含着对世间万物清浊是非的鉴别标准，却不轻易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这本来是圣贤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强去分什么黑白，遇事激动张扬，这是文士轻薄的习气、娼伶风流的形态，不体察就去效仿它，在明辨是非、了解事情的详情之前就擅自轻易地区别善恶、品评高下，使优秀的人得不到勉励，而置低劣的人于无立足之地，这是薄德的第三端。曾国藩在已经年老的时候还在用这三个方面的标准警示自己，以免自己成为薄德之人，可见他的自律之强。

    曾国藩极其反感那些幸灾乐祸、狂妄自大的人，而且他还是一个极富怜悯之心的人，即使在戎马倥偬的艰难岁月中，他也不忘接济一些有才有德而遭受苦难的人。

    咸丰年间，曾国藩驻守祁门，当时曾国藩和他带领的湘军正面临着巨大的生存考验，军资匮乏，粮饷缺少，又受到地方军和朝廷的双重质疑，真可谓是险象环生，这是他一生行军中最苦难的时候。但就算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还是惦念着安徽一带遭受战乱、颠沛流离的经学大师，还派人四处寻问，生存的人给以书信，约他们来军中的幕府相见；死去的人抚恤家小，索取他们留下的文章以便更好地保留。

    曾国藩的一生，无疑是精明与宽容的结合，智慧与仁厚的结合，严厉与仗义的结合。

    【延伸阅读·曾国藩箴言】

    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今天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醇，真意荡然。湘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

    【译文】

    在军营中应该多用一些朴实忠诚、不耍心计的人，这样军队的风气就容易纯正。现在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却找不到合适的士兵可供调遣，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军中官气太重，耍心计的人太多，纯朴之心变得浮薄，真诚之意荡然无存。在湘军刚刚组建之时，凡是官气太重、心计太多的人，一概不用。但时间一长，也难免会沾染上一些坏的习气，对此我们应该提高警惕，尽力作好防范，避免这种坏的习气不断蔓延。

    【点评】

    返璞归真是一种人生境界，诚实守信则是一种人生态度。《大学》中讲道：“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荀子则强调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谈吐也一定要言无不实。

    曾国藩认为，诚实不仅是说真话，不说谎，不欺骗，更是要彻底地卸掉所有的伪装或技巧，让自己简单得像一朵花开那样纯朴、自然。

    有一次，李鸿章从南洋调到北洋接替老师曾国藩，曾国藩便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和洋人打交道。当时的李鸿章还是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便回答说：“我也没有什么打算，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我觉得和他们打痞子腔最合适。”

    曾国藩一听，皱了眉头，低头沉默了一会儿，严肃地对李鸿章说：“痞子腔我不知是什么打法，我好像也从来没有教过你，不知你打算怎么打？”李鸿章一听老师的语气有变，知道自己说错了话，连忙改口道：“学生才疏学浅，信口胡说，还请老师指教。”曾国藩语重心长地说：“依我看来，与任何人打交道，都需要一个‘诚’字，真诚能打动所有人，洋人也是人，如果我们处处以诚相见，想必他们也不会对我们虚伪造作，这样恐怕会比打痞子腔更有成效，你说呢？”李鸿章顿时心悦诚服。

    曾国藩不仅反对多言，更反对“善辩”。虽然巧舌如簧胜过笨嘴拙舌，但是如果过分强调“辩”的作用，成了一名诡辩论者，不仅不能更好地与人沟通，做到与对方推心置腹，反而会使听话者对说话者的诚实可信度造成怀疑，从而影响合作和沟通的效果。可见，要想得到尊重和信任，就得牢牢把握一个“诚”字。

    古代不少英雄豪杰成就旷古未有的霸业，都离不开一个“诚”字。曾国藩曾经列举过好多这类的例子来教导子弟，提醒自己，同时训导部下，要他们从日常生活做起，要时时处处说实话，做实事。北魏高允的例子曾国藩就经常提起：

    北魏太武帝让崔浩负责编写魏国历史，太子的老师高允也参加了编写，他为了扩大影响，竟然把国史刻在石碑上让百官阅读，这使皇帝非常不高兴，责问高允说：“国史都是崔浩写的吗？”

    高允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不，崔浩公务繁杂，只负责国史纲要，具体内容都是由微臣和另外几位大臣写的。”

    太武帝转过头来对太子说：“你看，高允的罪比崔浩还严重，怎么能饶恕呢？”

    太子对魏太武帝说：“高允见了陛下心里害怕，就胡言乱语。我刚刚还问过他，他说是崔浩干的。”

    太武帝又问高允：“是这样吗？”

    高允说：“我犯了罪，怎么还敢欺骗陛下。太子刚才这样说，不过是想救我的命。其实太子并没问过我，我也没跟他说起过这些话。”

    魏太武帝看到高允这样忠厚直率，心里十分感动，对太子说：“高允大难临头还不说假话，实在难能可贵。我赦免他的罪就是了。”

    曾国藩十分敬重高允的诚实直率，时常赞叹道：“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矣。”我们不能保证身边所有的人都能做诚实的人，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严格要求自己，让自己一定要做个诚实的人；我们也不能确定身边的人一定都是奸诈之徒，但是如果我们总是怀疑别人，则自己就会成为一个奸诈的人了。

    在组建湘军的初期，曾国藩压力很大，粮饷军饷都没有着落，朝廷的扶持力度又不够，他将希望寄托在地方势力上，但是前来谈判的地方官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让刚刚组建不久的湘军作为主要力量来镇压太平军。许多官员前来奉劝曾国藩，担心他一心筹备的湘军经不起这样的大战，但是曾国藩用《礼记？曲礼》上的一个故事来说服说客：鹦鹉虽然能学人说话，但那不过是粗浅地学舌，依然改变不了它飞禽的本性；猩猩虽然能学人走路，但也终究只是个猩猩，脱离不了走兽的种群。人贵在知礼仪，人不明礼仪，不通情理，不就无异于禽兽了吗？因此，圣人兴起，教人知礼明礼，并使人们懂得道德仁义，使他们明白作为一个人和禽兽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明礼”二字。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长，正是因为有各种礼仪的束缚和教化，否则终将与禽兽无异。从古至今，多少人的荣辱得失全在这一个“诚”字上，可见诚实之礼是经过千百年的锤炼的。

    诚者会做人，会做人者明礼；明礼者，为人所崇敬，为人崇敬者有人助；这就是诚实的人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有诚者可为社会树立成功典范，成功者的思维、言行和事业都蕴含在“诚”之中，不违礼而合于理，合于理而能成于礼。曾国藩正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感化了地方上的很多乡绅，他们纷纷慷慨解囊，为筹建湘军出了一份力。

    曾国藩一直十分欣赏与他同时代的政治家胡林翼的一句话：“诚信的最好道理，能够挽救人走出欺诈的极端。一个人能欺骗一件事，不能欺骗所有的事；能欺骗一人，不能欺骗所有的人；能欺骗一时，却不能欺骗万代。”他经常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人生信条的勉励和鞭策，曾国藩说话的可信度非常之高，也正因如此，他的身边才聚集了不少忠诚耿介之士，这对他的一生和所做的事业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说，“诚可以格天”，如果一个人的正能量达到可以影响一个团队，从而在团队之中形成一股诚实守信、处处精诚所至的正气，自然到哪里都能金石为开了。

    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对曾氏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曾国藩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听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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