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渐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进。”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

    盖天生之材，或相千万，要于成器以适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视尤小者则优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于用，则君子取其尤小者焉。材之大者，视尤大者则绌矣；苟尤大者不利于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则君子取其大者焉。……故造之不力，则虽有瑰质，终亦无用。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诚哉斯言！

    余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倡成一时风气，藉以图报国者也。

    【译文】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下来就有卓识的人，人才大多都是通过勤劳和顽强磨炼出来的。《淮南子》中说：“功绩靠顽强的奋斗而成，名望靠顽强的拼搏而立。”董仲舒也说过：“努力求学，见闻自然日见广博；努力修身，道德一定会日益进步。”现在的人都想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但却又缺乏真才识干。所以只能通过书籍这种载体，汲取先人总结出的经验，通过苦思冥想达到理解，最后在实践中检验其成效，努力又努力，则学识可以渐渐通达，才能也就慢慢地培养起来了。

    即使是天生之才，或能力非凡者，也要适用于当今之世才行。有小才的人，和更小才的人比为优；有更小才的人经过雕琢，也能成器，而有小才的人不适用的话，那么君子情愿选用更小才的人。有大才的人，和有更大才的比为劣；如果有更大才的人不适用，而有大才的经过雕琢，也能成器，则君子情愿选用大才。……因此对于人才培养不力，则即使有美好的才质，培养出的也没有用处。孟子说：“五谷不熟，不如稗草。”这句话就是真理啊！

    我和胡林翼尽心尽力做的，就是带领一些正直的人，培养出几个好官做种子……以倡导出好风气，以此来报效国家。

    【点评】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清朝有十八个行省，其中十四个行省的行政长官都是曾国藩的学生或曾在曾国藩手下工作过。而这些人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李瀚章、杨载福、彭玉麟、塔齐布、曾国荃、沈葆桢和刘铭传等。

    据说曾国藩的死对头左宗棠一直对曾国藩不服气，有次左宗棠说到曾国藩在诗词、书法和打仗上都不如他之后，有人说：“但曾氏帐下人才辈出，光当总督和巡抚的都多达十多人，您老帐下除了您以外，还有谁呢？”

    左宗棠一听，低下头不说话了。

    确实，抛开曾国藩曾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创建湘军和水师，也抛开他的文章著述，就单单从他“育人”这方面来说，就足够令人刮目相看了。

    从曾国藩的一生来看，他为了挽救清王朝的败亡，曾做了了不起的三个贡献，那就是军政改革、整顿吏治和洋务运动。

    而他之所以最后能够做到这三点，最主要的就是在于他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

    薛福成曾这么评价曾国藩，说他“有师长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而这像“师长”、像“父兄”的做法，应该是他“育人”成功的基础吧！

    曾国藩曾说过，他育人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帮助自己完成大志，第二是让自己的大志得到延续。

    曾国藩绝对是个有远见的人，他深知靠他一个人很难完成大业，所以他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

    而他之所以有这个找“替手”的想法，就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在那种“粤捻内扰，英俄外伺，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如此。而对于培养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能够让自己的事业得到延续的人，不管是人才还是德行方面都必须过关。

    因而，这个“育人”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曾国藩培养做官的“种子选手”，甚至可以说是他在找他的事业的薪火传人。因为曾国藩认为，若想要清王朝的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转变，使渐近颓势的政治局面得以改观，那么就必须“余谓气节者亦一二贤臣倡之，渐乃成为风气”。

    所以他是以“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为己任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再次让我们领教了曾国藩的清醒和远见。

    综观曾国藩所育之人，可见他还是达到了他的育人目的的。因为在他死后，李鸿章成了他事业的传人。除了李鸿章外，在曾国藩心里，最重要的就是彭玉麟。彭玉麟光明磊落，疾恶如仇，淡泊名利，重情重义。还有就是郭嵩焘，其人其才，难有人与之相比。

    现在我们看看曾国藩是如何育人的。

    重视后天培养，创造育人环境

    对曾国藩来说，人才不是天生就有的。即使是天赋过人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后天的培养也不会成为人才。

    从曾国藩认为的“种子选手”我们可以看出，他挑选和培育的这些人才，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天才，都是经过后天培养而担当大任的。这也正契合了曾国藩的育人思想：重视后天培养。

    他的这种想法倒让我们想起了《伤仲永》这篇文章。一个人即使有很高的天赋，但如果不在后天努力学习，也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就。

    想来，如果方仲永的父亲能知晓曾国藩所说的这个道理，不贪图小利整天拉着儿子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这个方仲永说不定长大后真的会成为一个有用之才。

    人需经过后天的磨炼才能成为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才。曾国藩很提倡这个“磨炼说”。因为他认为，人才是不论大小的，关键是适用。如果不适用，就算是人才，也只能是发挥不了作用的废材。

    所以说，曾国藩的“育才”靠“磨炼”的观点，即使过了几百年，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着借鉴意义的。因为如今的孩子，欠缺的正好就是“磨炼”。

    而这个磨炼的过程也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求学、日常生活、社会实践、身体锻炼等等。

    曾国藩一直认为，一个人才的成长，是和当时的社会风气、士人学风以及老师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这倒有点像我们说的“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只有身体力行地对孩子起到示范作用，才能让孩子在耳濡目染中长成参天大树。

    所以曾国藩在育人前，首先想到的是创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

    可要如何创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呢？如果单单是在家里创造，并不难，可大的环境呢？社会环境、社会风气又要怎么创造呢？

    社会风气对人才成长的影响，曾国藩称之为“转移之道”。在《应诏陈言疏》中，曾国藩说：“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

    他的意思是说，矫正不好的风气，使社会风气归于纯朴自然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条件。对于怎么利用“转移之道”，他觉得应该“欲人才皆知好学，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

    就是说，如果想要有这种好的社会风气，皇上应该以身作则，这样就会影响到地方上的官吏，地方上的官吏又影响民众……总之一级影响一级，坏的风气也就转变过来了。

    同时，他还强调为人师者必须以“君子”之道来严格要求自己，身教甚于言教，他说：“仿君子之行，习君子之说，然后庶可成为君子，可以为师。”意思是说，身为师者，必须“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对幕僚和弟子的培育重言传身教

    曾国藩的幕僚和弟子非常多，为了将他们培养成“替手”和“种子”，他还专门总结出了育人四条：课读、考试、历练、言传身教。

    不管是对自己的弟子还是下署、幕僚，曾国藩的要求都非常严格，他不仅要求他们课读，还会用考试来检验他们课读的成果。也就是说，他既会给他们布置作业，也会抽时间检查。

    比如说在攻克安庆后，看到战局趋于好转，环境也比较安定了，曾国藩就对弟子和幕僚进行每两个月一次的定期考试。考试的题目也由他出，并且会亲自阅卷，然后对成绩进行评定。

    对于这些弟子、幕僚和下署的考试成绩，他都记录在案。然后又根据他们的考试成绩，督促他们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有目的地读书和学习。

    曾国藩所招人才，通常只有少数在刚招来后就会委用，大部分会暂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对于幕僚，曾国藩也一直视为弟子。对他来说，幕僚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所以会先让他们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处理文稿，参与对一些事务的讨论等。等到这些人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增长了能力，有了经验后，曾国藩还是不会贸然把重大事情交给他们，而是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结合自己的阅历和读书心得，和这些人谈古论今。在考察能力的同时，增长幕僚们的知识，开阔他们的视野。等到觉得这些幕僚的思想已经成熟了，办事也稳妥了，才会委以重任。

    当然，对于那些不在身边的子弟、幕僚和部将，曾国藩还会采取个别谈话以及通信的方式，结合他们的实际情况进行教育，真正做到了“扬善于公堂，而规过于私室”。

    为了给幕僚和弟子做榜样，曾国藩把“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这句话当成宗旨贴在墙上，时刻提醒自己。

    在曾国藩的培养下，曾国藩的幕府成了中国当时最大的人才宝库，不管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都是非常傲人的。而这些幕僚，包括各种类型的人才，比如有擅长谋略的，有擅长作战的，有擅长军需的，有擅长文书的，有管吏治的，也有管文教的……总之，各方面的人才都有，称得上是人才济济。

    对部将的培养重“血诚”

    曾国藩在对部将的培养上，又和培养弟子与幕僚不同。

    通常情况下，曾国藩的部将都是选拔出来的。而选拔出来的将领，曾国藩并不会只管他们上任，不管对他们的培养。他甚至觉得对部将的培养更重要。因为他一直认为，绿营军之所以会越来越不堪一击，就是因为他们缺乏教育。

    他说：“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军相距过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反是乃败道耳。

    从曾国藩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他反复在强调“血诚”二字，同时也在规范着“血诚”行为。因为对他来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这里的“忠义血性”，也就是曾国藩一直非常看重的“血诚”。而曾国藩的所谓“血诚”就是要不计较得失，将为国家出力卖命放在首位。当然，对于这样具有“血诚”的将领，曾国藩也是“保护其令名为第一义，银钱等事不掣肘次之，保奖功名又次之”。也就是说，他会保护他们已有的名利，但在嘉奖上，他不赞同用过多的名利。因为他觉得如果嘉奖用名利，很可能会诱发这些将领的物质欲望。

    【延伸阅读·曾国藩箴言】

    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词，初非预定之品。要以衡材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古以失巨鳞。斯先哲之恒言，虽愚昧而可勉。

    【译文】

    我对古人对将才的评论有些疑惑，因为他们总是把那些将才说得神乎其神，变化多端，高深莫测，几乎把所有人的优点都集中于一个人的身上，没有任何的缺点和短处。我想这可能只是史书上的追捧溢美之词，并非事先就已经定下的选拔将才的品位标准。因为选拔人才往往不拘一格，评论事理也不宜过分苛刻细密。不能因为有一小块木头腐朽了，就放弃一株几个人才能合抱的参天大树；也不能把渔网织得太密，以至于永远也捕不到真正的大鱼。这是先贤常常谈论的至理名言，即使愚昧不明的人也可以与之共勉。

    【点评】

    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后曾经这样总结自己战胜项羽的原因：“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一个人的智慧和才干毕竟有限，要想成就大事，就必须得到英才良将的帮助，这就考验了领导者用才的智慧和技巧。

    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有自己的看法：“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铻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

    曾国藩用生活和生产过程中最为常见的事项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一个人生到这个世界上都会有其存在的道理和价值。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最基本的能力就是“器使而适用”，使每一个人能够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限，而不是怀才不遇。如果一个人的才华不能得到最理想的发挥，那么他的领导者就算不上是成功的。就好比质地坚实的木梁可以在战场上用于击撞城门，而不可以用来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能用来捕捉老鼠；千里马不应该用来看守房门；万事万物都有它们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还不如一般的斧头；古老的宝鼎用来耕田，还不如犁。只要是时间恰当，环境适当，即便不是佼佼者，也一定会闪耀出光芒。正如这个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位置的宝藏一样，这个世界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看如何去使用人才。

    曾国藩在这方面的做法令民国高级将领蔡锷将军十分赞赏，他说道：“曾（曾国藩）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胡林翼）亦说人才由用人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之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

    塔齐布是一位出色的湘军将领，这位满洲镶黄旗人在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长沙开始练湘军时，还仅仅只是个绿营守备，后来因为表现突出骁勇彪悍，逐步升级成为参将。曾国藩每次都看见他早早到场，认真指挥训练，“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每当检阅步卒，塔齐布都穿着短衣，腿插短刀侍立一旁。曾国藩觉得很奇怪，这位身材高大、面赤身红的满族军官实在异于其他将领。后来，曾国藩便把他叫到自己帐中，与之相谈，发现此人虽然是八旗子弟，却丝毫没有纨绔之气，吃苦耐劳，勤于事业，让他大为赞赏。接着，曾国藩又到他管辖下的军中检查，见他训练出来的队伍军容整齐，训练精严，且士卒之间友善团结，毫无兵匪之气。曾国藩不禁感叹道：“绿营兵中竟然有这样的将领，实属凤毛麟角！”因此愈加敬佩塔齐布，开始倾身结纳，着力笼络。

    但塔齐布的副将清德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他十分嫉恨塔齐布的才勇，常在提督鲍起豹的面前污蔑塔齐布，说他的坏话。鲍提督也并非明理之人，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多次羞辱塔齐布。曾国藩于是上疏弹劾副将，为塔齐布正名，并向皇上褒奖塔齐布忠勇可大用，还曾向皇上担保说，若塔齐布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

    果然，塔齐布在后来的湘潭之战、岳州之战、小池口之战和武昌之战等战役中，都表现出过人的勇敢，并因在被称为“湘军初兴第一奇捷”——湘潭之战中立了大功而被提升为提督，原湖南提督鲍起豹被革职。塔齐布位至大帅后，“遍赏提标兵，得军功六品牌者三千人，使人人知新提督无修怨之心，标兵大欢”，还在左臂刺“忠心报国”四字，更使得士卒死力相效。

    塔齐布不仅勇武异常，还体恤下士。夜晚的时候，他常常将士兵叫入自己帐中，聊聊家事，每每说到一些悲痛之事，还常常与士兵一起垂泪。他与士兵同甘共苦也在湘军中颇有名声。一次，德化县令给这位大帅送了一张莞席，塔齐布说：“军士皆卧草土，我睡莞席，岂能安枕？”立即下令退了回去。

    塔齐布的种种表现都证明曾国藩识人用人之精准。曾国藩的知人用人之明还体现在对人才的优缺点、长短处的把握上。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李鸿章的长处在于聪慧灵敏，有才华，但是他毕竟初涉仕途，太过聪明反倒会显得锋芒毕露，曾国藩说他是“神采外腾”。所以曾国藩有意磨炼李鸿章，一是让他知道官场如战场，需小心谨慎，内敛沉稳，二是希望他能够尽展其才，扬长避短。

    对于淮军名将郭松林，曾国藩则评价说：“郭公治事气足，而才不长，顿欠条理，难将多人，仍恐不克独当一面。”郭松林慌张冲动的性格一直是曾国藩担心的地方。果不其然，郭松林后来参与围剿捻军，轻敌冒进，结果兵败身死。

    在评价刘铭传时，曾国藩说他，“所长在果而侠，其所短在欠谋蓄”，因此责令其防守沙河，“教之以坚忍，正所以勉其海量，进之于蓄也”。刘铭传的确因为太过直率而总是得罪奸佞。

    曾国藩评价降将陈国瑞，说：“气矜太甚，又其部下诸将不乐为用，终难独当一面。”果如其言，陈国瑞因过于骄纵，最终落得个被流放的结果。

    曾国藩对鲍超的认识最为深刻，他曾对鲍超进行过详细的分析，认为鲍超有几个致命弱点：

    首先是贪利。曾国藩早就发现鲍超于“利”字看得不薄，说他“春霆（鲍超字春霆）所短，在用人不慎，取财无制”。正是因为他对于钱财贪得无厌，所以部下统领、营官、哨官都有克扣军粮的恶习，金华兵变便由此引发。

    其次是贪名。曾国藩在给河南巡抚李鹤年的信中说：“春霆素好美名，好小殷勤，若于奏疏中偶说好话，渠感之最深，或送高丽参及鞍马、衣服等事，渠亦历久不忘。阁下若于此等小事稍一留心，则大事最易商量，断不龃龉矣。”这样的人常常会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低级错误，贪小失大，难成大事。

    再就是有勇无谋。咸丰十一年（1861年），鲍超奉命与多隆阿并肩作战，令曾国藩很伤了一回脑筋。因鲍超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与多隆阿很快就产生了矛盾。曾国藩不得已请左宗棠前往调停，说：“鲍公勇多谋少，一切布置，皆求老兄指教，千万！千万！”

    经过几次战役，曾国藩发现：“春霆之才，善于战守而不善于料理外事；惯于平原而不惯于深山穷谷；宜于坐营而不宜于屡次移动……”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从不敢将地方政务分配给他，只将他做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将，也以鲍超最后也只是个提督。

    【延伸阅读·曾国藩箴言】

    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毁而无誉，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沈毅之气。横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苟于巉巉者过事苟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

    【译文】

    一般而言，凡是真正做事的人，不可能只有称赞之声没有诋毁之声，只有对他感恩的人而没有对他怨恨的人。而注重自我修养的人，但求得大的原则不越轨，不会因为别人的讥讽和非议就泄掉自己的刚毅之气。衡量人才，要的是他的一技之长，不可因为一些小小的缺点而放弃有用之才。如果对于那些锋芒显露的人过于苛责，那么留下来的可能就是那些庸碌之辈了。

    【点评】

    曾国藩既是文官，又是武将，对于读书人，他主张经世致用，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的人，一定不能成为为国效力的栋梁。

    身处封建王朝最落寞的尾端，曾国藩深知自己的国家在科学技术上已经落后于曾经被认为是蛮夷之地的西方，要想实现国家的富强，唯有识洋务。因此他十分注意搜罗了解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并为此不断做出努力。他一方面向朝廷上奏，申请选择一批品学兼优的六部官吏和新科进士，他将视其才情，量才而用；另一方面广贴告示，多发书信，在全国范围内招揽人才。

    听说两江总督曾国藩求贤若渴，很多人都慕名而来，一时之内，各式人才在安庆这个弹丸之地驻扎下来，打算寻找机会面见两江总督。

    其中有一个人不同，他是经过曾国藩的多次邀请才来到这里的，这个人就是容闳。他来到安庆之后，得知了曾国藩的幕府被称为“天下第一幕府”，耳濡目染之后惊异不已，在自己的著作《西学东渐记》中说：“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罗致之也。文正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与交游。”

    容闳自小接触西方文化和思想，早在他7岁的时候便在澳门跟随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读书，19岁时到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在美国学习了8年后，意气风发的容闳怀着满腔的报国热情回国，那时太平天国正如火如荼，他在香港时向洪仁玕提出七点建议：一、组建良好军队，二、办武备学堂，三、建海军学校，四、建人才政府，五、创办银行，六、以《圣经》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不久，他和两个美国传教士一起到太平天国占领的地区考察，在苏州、常州等地，太平军军纪良好，人民安居乐业，见此情景，他很激动，他以为洪秀全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社会有希望实现了。可是到达天京之后，他接触了太平天国的高级官员，顿时失望透顶，他发觉那些天国要员们一个个观念陈腐，见识鄙陋，根本不懂什么新政和《资政新篇》，并且他们整日或是沉湎于酒肉歌舞，或是争权夺利，结党营私，根本没有把之前提出的目标放在心上。容闳意识到这些人是不可能救中国的，就悄悄离开了天京。

    与此同时，身在安庆的曾国藩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的重要学者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人口中听说了容闳的大名，正想着该如何与他结识。

    李善兰是近代中国数学学科的先驱，他曾在曾国藩的幕府先后工作8年，不但为曾国藩设的江南制造局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还翻译了许多西方数学著作，为中国的近代数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华蘅芳也是一位数学家，他的另一个身份也是曾国藩的幕僚。徐寿被称为中国近代化学之父，他和儿子徐建寅在曾国藩的幕府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曾国藩参与办洋务、设立工厂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这些人的强力推荐，曾国藩深信容闳的才华，也急切希望容闳能够尽快来到自己的幕府当中，他接连向容闳写了三封邀请信，容闳才过来。

    容闳初次来见曾国藩时已经剪了辫子，实际上这是朝廷不允许的，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太过在意，只是问容闳怎么迟迟不肯过来，容闳也早已听说曾国藩的开明，便如实回答，是因为他曾为太平天国效力。

    曾国藩不禁哈哈大笑，朗声说道：“我看过你的那份上书，那七点建议中，除《圣经》为课这一条外，其他六条我都接受，洋人的轮船、枪炮比我们厉害得多，我们应该向洋人学习。而现在，国家和朝廷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愿意留在我这里吗？”

    容闳惭愧地告诉曾国藩，自己并没有经过军事方面的训练，也从未经过军旅之事，军官之职恐不能胜任。他的诚实更是颇合曾国藩的需要，更是极力挽留他，为了不让他离开，便先把他留在幕府里做事，容闳答应了。

    过了不久，容闳向曾国藩建议，仿照洋人，建一个制造兵器的工厂，一旦有了这样的工厂，不但可以加速武器兵械的制造，而且用不了几年，机器的使用就可以普遍，可以大大提高效率。曾国藩一听，非常激动。很快就开始排除阻力，操办中国第一个军械所——安庆军械所，为洋务运动的展开带了一个好头。

    不仅如此，曾国藩的幕僚还为中国外交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都离不开曾国藩的努力，在曾国藩之前，清朝政府还没有和外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从郭嵩焘担任第一任驻英公使开始，近代的外交活动才逐渐展开。这一阶段的外交家多与曾国藩有着密切的关系。

    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曾任驻德、驻俄公使，在维护祖国的尊严和民族利益上做出过重要贡献。此外，李鸿章、薛福成、黎庶昌、陈兰彬等为中国外交事业做出过巨大努力的人也都是曾国藩的幕僚。

    虽然曾国藩也是通过参加科举考试的所谓正途走上仕途的，但他心中其实早就对科举考试有了不同的看法。并且随着他接触到的才子名将越来越多，他开始发现其实一些有着真才实学的人往往并不是只顾埋头书本的人，而是那些能够走出书本的局限，在实践中形成个人看法和思想的人。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他不再醉心于八股文，而是开始关注经世致用之学。他甚至将自己这种想法告诉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并劝告晚辈一定不要将眼光局限于中举出仕这一条道路。科举考试虽然能够选拔出一些人才，但并不说明考中的人都是人才、落选的都是庸才。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思想，曾国藩选取人才的范围更宽了。使得一些并非科班出身的人，也能够彰显和施展自己的才华，甚至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落第秀才薛福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虽然屡试不中，但他的思想却非常先进。薛福成将中国放到全世界的视野下进行评价，提出了不少有关自立自强的真知灼见，这种思想正好和曾国藩当时的意向相符。薛福成曾说道：“我们也要造铁船，也要制利炮，非如此，则不能守御海疆，则不能保国保种！”薛福成建议将原本在安庆的军械所转移到开放的城市上海，并且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扩建。曾国藩向容闳征求意见，容闳认为上海是出海口，很适合船只试航，于是非常赞赏薛福成的提议。

    曾国藩去世之后，薛福成便跟随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光绪五年（1879年），薛福成作一篇《筹洋刍议》，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光绪十年（1884年）薛福成出任浙江宁绍道台，此时中法双方正在交战，薛福成参与了在镇海击退法国军舰的战役。光绪十五年（1889年）薛福成又以左副都御史的身份出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他对西方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注重工商业的经济制度非常赞赏，主张成立私人集股的公司，不赞成洋务派官员对新兴工业的垄断。

    原本是一个落第秀才，后来却成了朝廷命官甚至成为四国公使，这与曾国藩“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选才用才之眼光是分不开的。曾国藩知人善用的实践体现出一种值得后世学习的理念：时代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团队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能故步自封，要不断根据时代的需要而吸取新的人才，才能使团队永远保持前进的动力和竞争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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