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材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

    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只要此心真实爱之，即可见谅于下。余之所以颇得民心勇心者，此也。

    待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百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也。

    【译文】

    在恰当的时间，遇恰当的事件，就是普通人也会产生奇效。所以世上并不缺少人才，缺少的只是不能恰当地使用的人才。

    通常情况下与士兵和百姓交往，只要我们能真诚地爱他们，他们什么都能谅解。我之所以能得军心民心，原因就在此啊。

    对待下属的方法，“宽”体现在两个方面，“严”也体现在两个方面。应该“宽”的时候，一是体现在银钱上面要慷慨大方，不能过多计较。如果宽裕，就是上百上万的金钱，掷给他们时也要像掷粪土一样不心疼；当贫穷窘迫时，也要慷慨解囊，情愿自己苦一点。二是不要与下属争功。遇到打了胜仗时，要将全部的功劳归于他们，遇到保举的机会，也要优先保他们以此笼络。应该“严”的时候，一是尊重礼仪、书信来往要平淡，次数要少，文字也要简洁，话不能多，情感不能体现太深；二是要辨明是非，凡是部下将士和地方百姓有诉讼之争，而正好又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对于来告状的，一定要弄清事情的真相，绝对不能偏袒，甚至还要严加惩治。应“宽”的，是名利，应“严”的，是礼仪。等到这四个方面都做到了，手下又有了强兵，就没有什么不能相处的悍将了。

    【点评】

    “立身之道，内刚外柔；肥家之道，上逊下顺。不和不可以接物，不严不可以驭下。”这是曾国藩经典语录中的一句，也是他的为官之道。

    “识人”、“育人”、“用人”，这是曾国藩选拔人才的一系列步骤。

    对于用人，曾国藩有他的原则，那就是，“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采访宜多，委用宜慎”。

    意思是说，在“识人”时要采用广收的原则，而在“用人”时则要“慎用”。其实也有些像我们说的“全面撒网，重点培养”，不过这重点培养的是人才而不是其他。

    广收人才后，接下来就是对人才的选择，然后根据人才的特点，让他们“物尽其用”，而这个“物尽其用”的过程，一定要慎之又慎。这个“慎”的过程，曾国藩又坚持发挥其长处、避开其短处的原则。

    因为“慎”，所以他才一再强调：“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可见他对使用人才的重视。

    对曾国藩来说，用人就是“驭人”，可要怎么“驭人”呢？

    第一，不严不可以驭下。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用人之道就是“严”，所以也便有了“不严不可以驭下”这句话。

    曾国藩说：“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可要怎么严呢？曾国藩又给出了答案：“法立令行”。他认为：“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他这句话的意思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就是说，重要的是严格执行法令。而要想做到严格执行法令，执政者、领导者就必须以“诚信”为本，以便建立起良好的信誉，就像那句“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一样，力求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也只有做到这些，才能让人们“循循于规矩之中”。

    曾国藩认为，若想“严格驭下”，立法者就首先要守法，不能乱了规矩。这就如同曾国藩说的：“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所以曾国藩在军中立营规的时候，约束得非常严，其中就有“如遇骚扰百姓者，立即枭示”等条。而对地方上，他也严刑峻法，以“锄强暴而安孱弱之民”为原则，对官吏的言行予以监督，动辄就会弹劾那些违反法律或规定的官吏。在他的影响下，他的部下带兵或做地方官均以严著称，特别是彭玉麟在军中以严厉治军著称。

    第二，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真正做起来却并不容易，除了没有得失心外，还要有宽阔的胸怀才能做到。

    在中国的历史上，因“疑”而战败的反面例子有很多，就连《三十六计》里的“反间计”都是利用君臣之间的不信任而让自己不战而胜的。比如被疑之人常被牵制，才能无法得到发挥，诸葛亮用魏延就是这样；还有就是因为“疑”，上下级之间产生隔阂，造成矛盾，为敌人所离间，崇祯帝用袁崇焕就是这样；还有因“疑”而导致真正的背叛，比如刘邦用英布就是这样。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所以宋代的欧阳修才说：“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而《孙子兵法》中也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深受中国传统教育并且博览群书的曾国藩自然也深知这个道理。他在“整军篇”中说，湘军的军制改革有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改兵为国有为兵为将有，让统领管分统，分统管营官，营官管哨长，哨长管什长，什长管勇丁。通过这种一级管一级、不越级的指挥，给部下授权，让部下具有极大的独立性，对提高作战效率非常有好处，同时这也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落到了实处。

    第三，武人给钱，文人给命。

    给多少薪水才能留住一个人？这是从古至今领导者都头疼的事。薪水给少了，怕人才留不住，薪水给多了，又怕自己吃亏。

    韩愈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马说》，是说一个人将一匹千里马按照普通马的口粮来喂养，结果是千里马不仅没有发挥一日千里的作用，甚至连普通马的水平都不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千里马就要给千里马的待遇，而普通马只需给普通马的待遇，就能让它起到它的作用。

    对于这个问题，顾炎武也在《日知录》中说：“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财，也教育部下要不为名利，甚至认为时常计较名利和得失者都干不了大事，难当大任。不过，他也知道《马说》里的道理，所以才说：“勇于事情者皆有大欲存焉。”就是说，他要设法“养廉”。而这“养廉”的策略则是：武人给钱，文人给命。

    擅长抓人心理的曾国藩，认为武人重钱，所以只要给钱就能让他们卖命；而文人惜命，所以只要保他们的命，他们就能为你所用。他吸取了绿营军饷太低，导致腐败和萎靡同在的教训，开始在绿营兵月饷的基础上，给湘兵增加了军饷，而且严重警告军官，绝对不许克扣士兵的军饷。

    就这样，曾国藩的厚饷养兵有了效果，没有了钱财的困惑，解决了后顾之忧的湘军，个个都开始安心操练，也就提高了湘军的作战能力。

    第四，爱护属下，坦诚相待。

    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所以爱护部下，是用好人的基本原则。那种只会利用部下而不懂得爱护部下的领导，最后必定会被部下击倒。

    曾国藩很早就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常说：“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只要真实爱之，即可见谅于下；余之所以颇得民心勇心者，此也。”

    “得人心者得天下”就是这个道理。曾国藩知道要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离不开他的部下，所以他经常提醒自己“有功人员，应予以保护”，还说“黄南坡太守有功于湖南，有功于水师，今被劾之后，继以疾病，弟宜维持保护，不可遽以饷事烦之”。

    由此可见他对部下的爱护是多么真诚，也是完完全全地发自内心的。

    深知将士疾苦的曾国藩，从不独自享用奢侈的生活，总是和大家同甘共苦。同时，自他团练和带兵后，就没有杀过部下，即使对于那些流放官员，也会暗中筹钱资助。正是因为爱护和坦诚，才让他成了曾国藩集团的领头人。

    第五，以情驭人，以情感人。

    曾国藩除了以严驭人外，还以情驭人。在湘军内部，将士们大多都有地缘和血缘关系，所以整个军队人情味很浓。曾国藩告诉将士们，大家都是兄弟，所以要一人有难，全军支援。即使遇到犯了错的将士，只要他们愿意改正，曾国藩也会既往不咎。有次，在他带兵遇到险情时，面对一些准备逃跑的将士，他不仅没有治他们的罪，反而告诉他们，如果想走的话可以走，他会支付三个月的薪水。在情况好转后，如果想回来的，还可以回来。

    这些话一说，那些准备逃跑的将领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表示愿意同生共死。曾国藩用“情”凝结了整个军队。

    遇到捐躯的官兵，曾国藩也会带领将领沉痛哀悼；对一些生病的部下，他更是关心备至，亲自探病送药……正是因为他的关爱之心和长辈情怀，才团结了一批人和他共同奋斗。这其实也是他的“驭人”策略。

    第六，赏罚分明，降服悍将。

    需要以“情”感人、以“情”驭人，但也不能忘记领导者所应有的威严和威信。

    古代兵书《六韬？龙韬》中说，“武王问太公曰：‘将何以为威？何以为明？何以为禁止而令行？’太公曰：‘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其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

    就是说，只有没有私心地赏善罚恶，才能服众，才能树立自己的威信。

    对于“赏罚分明”，曾国藩理解得很透，而且更比别人高明的一点是，他会先摸透此人的本性，然后相应地对他们赏罚。赏就赏他们最需要的，罚就罚他们最害怕的。而要想摸清这些人的本性，他又将人分成两类：一类人以勉励为主，另一类以防范为主。其实这也就是吃软还是吃硬的道理。

    而对于那些既不能只给软，也不能只给硬的人，曾国藩就会“软硬兼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驾驭他们。

    湘军里有个叫陈国瑞的，性格暴躁粗鲁，但却异常骁勇。在剿捻军时期，他因抢夺援军刘铭传的洋枪洋炮，被抓了起来，连关三天，最后送到了曾国藩那里。曾国藩知道此人不能只来硬的，也不能只来软的，于是，他先把陈国瑞叫到了私室，然后历数他的劣迹和暴行，打消陈国瑞的嚣张气焰。接着，他又表扬他的勇敢、不好色和不贪财等，并称不希望他自毁前程。最后就和他促膝谈心……经过曾国藩反复几次地恩威并施，彻底征服了陈国瑞。

    第七，勇于负责，不诿过于人。

    历史上有不成文的规定，皇上永远没有过错，因为即使有过错，也会诿过于下人。

    对此，善于研究历史并从历史中反省的曾国藩，得出了“事败归咎于谋主者，乃庸人”的结论，而同时他也认为“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既然知道总是诿过于人是不好的做法，也是人的通病，他就一定不能这么做。所以他也将这两句话当成了自己的座右铭，不断警示自己。

    因为如此自律，所以他才在屡次征战中，战败则会上疏朝廷，请求处分，绝不推诿，而且也从不以功掩过。曾国藩的做法在那个年代很另类，也让很多人不理解，但他始终遇事挺膺负责，从不诿过于人。

    第八，暮年愿望，整顿吏治。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有好几个得意之举，其中一个就是挽救大清王朝命运的三条举措。这三条举措中，有一条最刻不容缓，那就是：整顿吏治。

    整顿吏治就是将那些软弱无能、得过且过的官僚“赶”出官场，重新建立一支振作有为、精明强干的官员队伍。他在一上疏的奏折中说：“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我到任后，不得不大力整顿，把清理积案、停止任意摊派作为首要事务……我决心找出问题的要害以图直隶的吏治得到有效的整肃。”

    然而，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由于长期没有掌握地方实权，整顿吏治根本无法付诸实施，眼见挽救大清王朝的做法不能实现，曾国藩很是失望。但即使这样，他还是说：“整顿吏治最忌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让有德行的人寒心，不肖之人无所畏惧。如果这样，那么就会百病丛生，不可救药。”

    整顿吏治，实质上也是曾国藩实施以严驭人、物尽其用的驭人策略，不过因为牵扯到的官吏太多，他无法实施而已。

    【延伸阅读·曾国藩箴言】

    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也。待允兵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长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豹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

    【译文】

    带兵的原则，用施恩的办法不如用仁恕之道，用立威的办法不如用礼仪之理。所谓仁恕之道，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对待士兵，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弟一样，一心希望他们能够发达，希望他们能够成事立人，这样他们自然就会对你感恩戴德。所谓礼仪之理，也就是无论人数多还是少，无论年辈官职大还是小，都不能轻慢无力，做到“泰而不骄”。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应该端正衣冠，视听严肃，举止庄严，让人望而生畏，但又要做到威严而不凶暴。如果立身处事恭敬有礼，对待部下庄重严肃，那就会在无形之中，无声之时，常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度，这样部下就能感受到你的威严了。如果能坚守这两条原则，就是蛮荒落后的地区都能行之有效，还有什么样的军队治理不好呢？

    【点评】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是知道怎样处理好上下级的关系，他知道上级和下级不可能是平等的，重要的是如何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的中间点，“执其两端，用其中”。

    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非常重视将与兵之间的关系，强调为将之人要关爱下属，才能赢得下属的尊重。《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则事迹：郑国派子濯孺子去攻打魏国，失败之后，子濯孺子便逃跑，魏国派庾公之斯来追杀他。子濯孺子的旧疾发作无法拉弓射箭，自认为今天难逃一死。他问驾车的人说：“是谁来追击我？”车夫回答是庾公之斯。谁知听到答案后子濯孺子却笑着说道：“看来今天我死不了啦。”车夫听后不免疑惑，便问道：“庾公之斯可是卫国大名鼎鼎的射手，魏国派他出面追您，您怎么反而说您死不了了呢？”子濯孺子答道：“那是因为庾公之斯是跟从尹公之他学的射箭，而尹公之他又是跟从我学的射箭。尹公之他是一个道德正派之人，所以他所收的学生肯定也是正派之人。”话音刚落庾公之斯就追了上来，他看到子濯孺子端坐不动便问道：“老师为什么不举起弓箭呢？”子濯孺子说：“我旧疾复发拿不了弓。”庾公之斯说道：“我是跟尹公之他学习的射箭，尹公之他又是跟您学习的射箭，我实在不忍心用您教的技术来对付您。但今天是国家派我来追杀您，我也不能违背。”于是庾公之斯将箭抽出来，在车轮上敲击了几下，将箭头敲掉，用这些没有箭头的箭向子濯孺子连射四箭便转身回去。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了吴起爱兵的故事：

    战国时吴起因为善于用兵并且屡建战功，被魏文侯任命为西河守。一年吴起率领魏军向中山国进军，途中有一个年轻的士兵身上长了毒疮，疼痛难忍，无法行走，满地打滚。吴起见状心中很是焦急，他听说如果毒疮里脓血排不出来不但病治不好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行军途中，不可能有很好的医疗卫生条件，将脓血排出的唯一方法就是用嘴去吸。为了挽救这名年轻士兵，吴起不顾毒疮又脏又臭，亲自用嘴帮士兵将毒疮中的脓血吸出。脓血排出后，这名士兵也慢慢地痊愈了。这名士兵在获救之后感动得热泪盈眶，其他士兵看到吴起的举动后也都非常感动。吴起后来率兵讨伐秦国时所向披靡，一连攻克数座城池，夺取了西河地区。此后他镇守西河近三十年，率军与诸侯大战七十多次，其中有六十多次大获全胜。吴起取得的胜利与他关爱士兵、治军有方是分不开的。

    这些故事都说明为将之人处理好与手下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曾国藩便以诸葛亮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曾国藩认为诸葛亮和自己都是带兵打仗的读书人，因此有很多相通之处。诸葛亮在《将苑》中写道：“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可见诸葛亮推崇的为将之道是为将之人要以身作则，与士兵享受平等的待遇，不可享有特权，这样才能赢得下属的尊敬，赢得他们的忠诚。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将曾国藩比作清代的诸葛亮，曾国藩虽然不敢如此自比，但内心确实遵从的是诸葛亮“静”、“爱”、“忍”的精神。曾国藩知道只有关爱下属才能得到下属的尊重，并让其在感激和忠诚中迸发顽强的勇气。

    在招募湘军初期，曾国藩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他能够突破宗族和地域的传统观念，大量启用来自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吸引了许多人忠心耿耿地追随他。塔齐布本为旗人，但曾国藩看重他忠勇双全、吃苦耐劳，便将他招募到麾下。当曾国藩得知塔齐布被副将德清所猜忌并受到提督鲍起豹的羞辱时很是愤怒，为此专门向皇上递上奏折，奏请弹劾德清，并举荐塔齐布，说他“忠勇可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数次举荐塔齐布，从游击将军、参将、副将一直到提督，使塔齐布成为湘军的一名主要将领。塔齐布上任提督的那一天，士兵和民众都聚拢来观看，感叹曾国藩善于识人敢于用人。曾国藩对他这样器重，塔齐布自然知恩图报，尽心竭力为曾国藩出力，在他的率领下湘军获得了一场较大的胜利。特别是在湘潭、岳州两场关乎湘军生死存亡的战役中，塔齐布更是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

    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塔齐布在九江奋战，但太平军势力过于强大，久攻不下，最后塔齐布呕血身亡。曾国藩得知此噩耗后悲痛万分、夜不成寐，第二天就亲自率领手下的数名下属来到塔齐布阵亡的九江营地，追悼塔齐布的亡灵。随后又派人带领三百名兵士护送塔齐布的灵柩到南昌举行公祭，完毕之后又另派人将灵柩一路护送回塔齐布的老家安葬。这些事情都处理完毕之后，曾国藩又专门向朝廷上奏，表彰塔齐布在湘军创办和征战过程中立下的诸多功绩，请求在长沙为其建立专祠。公祠建好之后，曾国藩还亲自为之撰写了楹联：“大勇却慈祥，论古略同曹武惠；至诚相许与，有彰曾荐郭汾阳。”又命人从湘军中拿出两千两银子交给塔齐布的母亲以表慰藉。从这件事中可见曾国藩对下属的关爱程度。有如此的将领，怎能不得到将士们的爱戴和忠诚呢？

    孟子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其实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然而像曾国藩能够真正明白此理并亲身实践的人少之又少，这也是他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延伸阅读·曾国藩箴言】

    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人之好名，谁不如我？同打仗，不可讥人之退缩；同行路，不可疑人之骚扰。处处严于治己，而薄于责人，则唇舌自省矣。

    【译文】

    大凡两支部队相处共事，如果将帅的意见有一分不合，那么营哨必有三分不合，士兵则有六七分不合。所以要想同心协力，克服困难，作为主将，一定要有一副平和宽容之心。每个人都喜欢好的名声，谁不是这样的呢？所以，一起上阵杀敌的时候，不要讥笑别人退缩；一路同行的时候，不要怀疑别人会骚扰自己。只要能够做到时时处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那些无谓的口舌之争自然就减少了。

    【点评】

    曾国藩的手下有着众多才华横溢的幕僚，俗话说“文人相轻”，如何处理这些人的关系，涉及这个团队的团结和合作。曾国藩认为想要成就大事的人首先要心胸宽广，心境平和，不论是对待人和事还是对待功名利禄，都不能看得太重，而是要淡然。宽容平和不但是曾国藩多年处世总结出的经验，也是他修养身心之法。

    在人际关系上，曾国藩秉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原则，对待他人的错误和缺点不求全责备而是“得饶人处且饶人”，而对待自己则严格要求。“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如果对待他人过于苛求，就会缺少朋友，也不会有人甘愿为之出力。曾国藩待人提倡一个“恕”字，不但可以容人之短，而且总是站在全局着眼，甚至能够容忍他人所不能忍之事。他讲求“待人以诚，待人以恕”，苛求他人会引来灾祸，而宽容他人则可以引来善事。一个人的胸襟能够影响到他的事业，如果心胸狭窄，每日为一些小事耿耿于怀，是不会取得什么成就的。古往今来凡是成大事者，都有着宽宏的气量和豪迈的气派。

    “恕”是儒家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之一。《论语》中记载，子贡问孔子哪一种德行是要终身遵守的，孔子回答说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身为理学家的曾国藩不但继承了这种儒家思想，而且将之发扬光大，待人宽容大度，而待己严格自省。他终身恪守这一原则，在统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他就是用这一原则来处理与下属、同僚之间关系的，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与爱戴，使他们紧紧地聚拢在自己的身边。

    这一原则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待人宽容，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他和左宗棠的关系。左宗棠和曾国藩同是湖南人，左宗棠年轻时恃才傲物，但是运气不佳，屡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未能高中，便蛰居乡间，半耕半读。一直等到41岁才得以辅佐湖南巡抚。屡屡失意却锋芒毕露的左宗棠对曾国藩很轻视，可能因为后者科举、官运都十分顺遂，而且为人拙诚，语言迟讷，两人反差太大的缘故吧。两人虽说是同乡，但见面的时候经常发生矛盾。传说曾国藩嘲笑左宗棠为妾洗脚一事：“为如夫人洗足。”左宗棠回击道：“赐同进士出身。”还有一次曾国藩出一上联：“季子自鸣高，与吾意见常相左。”非常巧妙地将“左季高”嵌在其中。左宗棠不甘示弱，便回敬下联道：“藩侯身许国，问君经济又何曾。”不但将“曾国藩”三字隐含其中，还暗讽曾国藩不懂经济学问。这些趣事虽然都是传言，但从中可见两人最初不和的关系。

    事实上，左宗棠经常指责曾国藩，在对别人叙述自己和曾国藩的矛盾时，不论事实如何，都将大部分责任都推给曾国藩，而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面对左宗棠的百般刁难，曾国藩却表现出了超于常人的大度与宽容。他不但不怨恨左宗棠，而且还不计前嫌，在左宗棠遇到困难时还热情地帮助他。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门下做幕僚时，曾为其代拟奏折，请朝廷依法惩治挪用公款的樊燮。不料樊燮却反咬一口，向湖广总督诬告左宗棠为劣幕，咸丰皇帝下令：如果左宗棠有任何不法行为，可以将其就地正法。无奈之中左宗棠不得不离开了骆秉章幕府，投奔了当时在宿松驻军的曾国藩。曾国藩不计前嫌，热情地接待了他，不久便奏准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的身份协同办理军务。曾国藩还将军事实权交到左宗棠手中，让他招募乡勇开辟江西战场。几个月后，曾国藩上奏左宗棠的战功，左宗棠官升三品。两年后，又奏准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后来，左宗棠被任命为闽浙总督，上升到了可以和曾国藩平起平坐的地位。

    左宗棠从怀才不遇的文人一路上升到朝廷大员，曾国藩的多次举荐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虽然左宗棠多次为难，但曾国藩爱才惜才，并不与他斤斤计较，而是用宽广的胸襟包容了左宗棠，并且不遗余力地向朝廷举荐。而且曾国藩谈起左宗棠来从来都只有赞扬，没有贬低，他认为左宗棠“深明将略，度越时贤”，还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足见曾国藩胸襟之广阔，气度之宏伟。

    除了对他人宽容之外，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经常进行自省并积极改正自身的错误。虽然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曾国藩秉承着“宽容”的原则，但也有做错事的时候。可贵的是曾国藩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进行自我悔过。同治元年，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余平生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同治三年，曾国藩在给清廷的奏折上写道：“臣兄弟叨窃异数，前后文武官员，无不仰荷殊恩，追思昔年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向隅之感……臣对之有愧……”等言。让曾国藩一直耿耿于怀，心怀内疚和歉意的这个人就是曾国藩的属下李元度。

    曾国藩曾经三次参奏李元度。第一次时因为李元度奉命防守徽州，被太平军攻克，李元度被革去徽宁池太广道一职。被革职后，李元度私自回乡招募了一支队伍，后因立下战功奏准赏还原衔。后来浙江巡抚许诺他升官晋爵，李元度不顾劝阻改投王有龄门下。就在李元度升官后没多久，曾国藩又第二次参奏其虚报战功、援浙不利，使刚刚迎来事业转机的李元度再次蒙难，被革去了新的官职。同一年曾国藩在参奏陈由立和贪生怕死的郑魁士的同时将李元度一并参奏。其实曾国藩的这几次参奏都未免有些过于严苛，违背了他自己所推崇的“恕”。首先，李元度本身就并非善于带兵之人，最初强迫李元度带兵受城的是曾国藩，所以徽州失守实际上曾国藩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其次，李元度改投他人门下并非是对曾国藩的背叛，而是急于走出厄运的不得已之举。在曾国藩此后遭遇的数次困境中，李元度都给予其有力的支持。最后，李元度虽然带兵不当，但他在战场上顽强抵抗、奋力拼杀，绝不应与贪生怕死的郑魁士之流相提并论。

    曾国藩事后对于自己参奏李元度之事后悔莫及，而且随着他地位的升高，这种悔恨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强烈。曾国藩不但向他人诉说自己的悔意，而且还亲自写信给李元度诚恳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同时曾国藩还想方想要弥补自己的过失，他费尽心力地要和李元度联姻，以表歉意。本来准备让弟弟曾国荃的儿子迎娶李元度的女儿，但无奈两人年龄差距太大，只好作罢。最后让曾纪鸿的儿子娶了李元度的女儿，总算了却了曾国藩的心愿。

    曾国藩这样宽广的胸襟、广博的气量和严于律己、善于自省的精神，使他与身边的幕僚和下属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密，这样的人格魅力为他吸引来许多才华横溢的人为之卖命，成为他事业成功之路上有效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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