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外国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初非臣僚有意挑衅。倘即从此动兵，则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

    拿犯八十余人，坚不吐供，其认供可以正法者不过七八人，余皆无供无证，将来不免驱之就戮，既无以对百姓，又无以谢清议，而事之能了不能了尚在不可知之数。乃知古人之不容于物论者，不尽关心术之坏也。

    【译文】

    这次用（《南京条约》）议和安抚，实在是万不得已之举。但如果这样做能让英国人从此再不犯我边疆，让我们四海之内都能安定，那么为大局舍小局，也是一件幸事，而且谁又能不说这是一种上策呢？

    1840年以来的涉外事务，失败就失败在整日战事不断，没有固定的、好的方针政策，于是外患越来越深，最后无法收拾。（同治）皇帝登基以来，外国仍是那么强大，我们也唯有依赖于讲和，绝对不能更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和外国相安无事，这十年以来的平静安定，都是这种策略起的效果。天津这次的教案事件，都是因为民众愚昧，一时愤激酿成大祸，起初并不是地方官员有意挑衅。如果因为这件事发生战争，那么即使今年有幸获胜，明年洋人还会再来，即使天津这一个地方能支撑，沿海各地也是很难支撑的。

    已经抓获罪犯八十多人，大多拒不招供，其中认供画押可以处决的也不过七八个人，其余的人都既不招供又没有证据，不过将来都免不了一死。这样做既无脸面对百姓，又无法面对社会舆论，而事情能否了结还是个未知数。现在总算理解古代那些名声不好的人，并不一定都是他们心术太坏。

    【点评】

    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他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买洋枪洋炮，甚至还建军工企业，仿造外国的先进武器。

    不过，他总的外交思想格局是对外妥协，之所以要妥协并非投降或屈服，而是为了韬光养晦，以争取时间来强大自己。这种对外妥协的思想，并非源于他的个人品质，而是由当时的中国大环境所决定的。正如曾国藩所说：“古人之不容于物论者，不尽关心术之坏也。”

    不是想妥协，而是不得不妥协，这是曾国藩的无奈，想必听到别人叫他“卖国贼”，他也满心委屈吧！“不怕死”的曾国藩，如果他所处的年代是盛世、是强大的，不用担心被“外夷”侵略，不用担心人民的生活，他又怎会去妥协，以求苟安换取骂名呢？

    在当时的中国统治阶级里，主张对西方列强进行坚决抵抗的，也不是没有，不过却不是主流。在“和”还是“战”的抉择上，道光和咸丰两位皇帝始终缺乏“一定之计”。他们一会儿遣兵征讨，“以彰天朝之威”；碰壁后又迁怒于主战的臣子，急着向列强求和，生怕慢了会引起列强的不高兴。

    面对如此矛盾和反复的皇帝，曾国藩很是反感。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在如此软弱的统治者面前，他只能要求“和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自强”的时间。而一旦真正交战，曾国藩心里很清楚，败得毫无悬念。到那时候，说不定整个大清江山都要毁于一旦。

    曾国藩不敢想这些，所以他坚持“妥协政策”，这也使他永久地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实际上，妥协的外交只不过是弱者的生存之道而已。

    长期以来，对曾国藩在外交上的“妥协”，人们简单地把其定义为投降、卖国外交。直到近年来，才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为“投降、卖国外交”平反。认为他当时的妥协并非投降、卖国，而是对列强暂时的笼络，以便争取和平环境，给清王朝以发展和自强的机会。总之，他的目的是最终达到免受侵略和侮辱。

    有些专家学者甚至还认为曾国藩之所以用“妥协外交”，是出于他的政治远见和审时度势，他知道那时候中外实力悬殊，如果和列强来硬的话，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对国家并不利。因而，他只能用韬光养晦的方法，此外别无他法。

    曾国藩的这种外交思想，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突显出来的。那时候的他，在翰林院已有两年时间了。因为清政府的闭关自守，国人对本国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欧美国家发展到什么程度，也是完全不知晓，是真正意义上的井底之蛙。

    那时候，就连曾国藩也以为外国就像中国在盛唐时看到的那么落后，所以也鄙夷地称其为“外夷”。

    在道光帝惩办了禁烟的林则徐，并不再禁烟，让西方列强开始横行时，曾国藩还说“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在道光帝向侵略者提出苛刻条件，对方不答应时，道光帝竟然随意宣布征讨令。此时的曾国藩也没有看到危险的降临，因为他以为“外夷”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击败，所以赞道光帝的行为为“皇赫斯怒”。

    结果可想而知，清军大败。看清了清军战斗力的侵略者越发张狂了，他们先后攻占了定海、宁波、镇海、乍浦、吴淞，直逼南京。

    侵略者一路战一路胜，前线的清军首领却一直隐瞒真实情况，得不到真实战况的曾国藩还盲目自信了一段时间，但在得知惨败后，他却也只是称“官兵退缩不前”，“将不知兵，兵不用命”，最后直接把责任推给“汉奸助敌”。当然，当时就是他想谴责，也是没有资格的，因为那时候的他不过是个无职无权的侍郎。

    1842年7月，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直到这时候，曾国藩对“英夷”的了解还是不够，对其侵略本质认识也不足。加上他还是当时签这个条约的穆彰阿的忠实崇拜者，所以还说这是“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安民而息兵”不仅没有实现，反而“民”还越来越无法“安”，“兵”也一直不“息”。

    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政府不仅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而且还被他们“火烧圆明园”。此时的曾国藩表现了他政治眼光的敏锐，他窥视出西方列强并无意推翻清朝的统治，所以觉得这些洋人不能算是大清的心腹之患，所以还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眉生言及夷务，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处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以上这些文字表明，曾国藩觉得“外夷”暂时不足为患，不需要和他们硬斗，而应该一心一意先自强，然后伺机而动。

    从两次鸦片战争中曾国藩对西方列强的态度来看，他并没有把这些洋人看在眼里，甚至觉得这些人不为患，还没有农民起义军对清政府的威胁大，因为这些洋人只是为了利，不是为了争权，而农民起义军却是为了推翻清政府。

    当然，以上也只是早期曾国藩的态度。晚年时，得知西方列强强大的曾国藩依然没放弃韬光养晦、努力自强的念头，所以他开展了洋务运动。这时候的曾国藩，在外交上提倡“大事苦争，小事放松”。

    他认为，“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持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甚至还主张与洋人交际时要“恍似有几分痴气”，也就是指要大智若愚的意思。还要“重信义，贵果决”，也就是要“诚”，因为“诚”才是善处之道。

    这些话是曾国藩在身处官场几十年后总结出的经验，突出了他的“圆滑”，也表现了他“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思想。

    他说：“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且永无自强之一日。”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的中国正“渐图自强”，为了争取和平建设的环境，必须让洋人感觉到清政府是友好的，避免翻脸。适当时候，还应当给洋人一些甜头。不过，在大是大非面前却是不能含混的，而且还要据理力争才行。

    当然，这也表现了他在外交上虽然更多地表现为妥协，但也有积极抗争的一面。

    善于接受新思想，也一直崇尚“以和为贵”的曾国藩，一直主张不要对西方各国“以敌国之礼待之”，对他们“请觐、遣使、传教”这三方面要予以宽松对待等。曾国藩认为如果处处树敌，不利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

    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是有国际眼光的，和那些闭关自守的保守派完全不一样。他甚至还主张在不损害百姓生计的前提下与外国通商，“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

    可以说，曾国藩在那时候已经具备了“改革开放”的思想，他的这种开放思想，在当时并不多见，也是中国读书人中最先进的。

    但是，弱国的“开放”却是最容易损害百姓生计的，因为“幼稚产业”和传统产业均易受到冲击。在这一问题上，曾国藩坚决主张“竭力相争”，“始终不可移易”。

    不过，他的想法也过于理想。随着清王朝的逐渐衰败和西方列强侵华的加剧，曾国藩的外交妥协思想越来越重，而曾有的“抗争”思想也渐渐消磨了。

    如果说他当初的外交妥协还带些自信的话，那么他后来的外交妥协就是一种无奈了。眼见他的步步妥协，有个幕僚向他提了意见，他一改以前的“积极接受”，大发雷霆，并对其大加斥责道：“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

    而也就是那一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再度闹事，还进行了军事讹诈。那时的曾国藩怕引起战争，对麦华陀低声下气，有求必应。曾国藩的步步后退，带来的后果就是一年后又在天津发生了类似的事，同样以曾国藩妥协、给他们好处了事。

    这两件事，为了讨好洋人，他把“启衅”的罪名强加在老百姓的头上。此后，曾国藩越发怕“激各国之众怒”，更是没有节制地妥协，事情越发不可收拾了。其实如果当初他能强硬一些，说不定既能内结民心，又断了西方列强的好战之心。可他没有那么做。

    他的妥协外交一直到1837年，这种外交思想不仅没遂他的愿，给中国赢来自强的时间，反而令中国越来越受西方列强欺侮。

    曾国藩死后，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继承了他的事业，也全盘继承了曾国藩的“妥协外交”思想，情况可想而知。

    现在回过头来看曾国藩的“妥协外交”就能发现，在那时候，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挑战列强根本就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因为他们无法发动人民，那时的人民正想推翻他们。

    由此又想起了“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妥协外交”，任别国蚕食只能是弱国的无奈之举。翻看历史，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是根本不会出现“妥协外交”的，而是“四夷”臣服。因而，强大时的对外政策也比较强硬。

    所以在批判曾国藩的“妥协外交”思想时，也别忘了当时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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