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

    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译文】

    想要寻找自强之道，应该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想要学习造炮、造船就要从造炮、造船的工具上入手。只要这些先进的技术被我们掌握了，那么洋人要是对我们好，我们也有从报答，洋人对我们坏，我们报复也就有资本了。如果我们的手里没有任何可以倚仗的东西，那么我们不对是错，对也是错；我们怨恨不对，友善也不对。我们国家的人若个个崇洋媚外，我们无法制止；人人仇视洋人，我们也不能利用。

    拿自己拥有的东西向没有的人炫耀，这是人之常情；忽视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情，却对很少出现的事情感到好奇，也是人之常情。轮船运行很快、洋炮的射程也很远，这些都是英、法两国炫耀的东西，在我们国家因为很少见而稀奇。如果我们能陆陆续续购买这些轮船大炮，我们有了，在国内因为司空见惯也就不稀奇了，英、法也就逐渐失去它们能够倚仗的东西。买回来后，寻找那些聪慧的有才之人以及机智灵巧的工匠，开始探索研究，然后尝试着进行制造，不出一两年，火轮船一定成为中外通行的常见之物，既可以用它来剿灭逆反者，也可以提升我们国家的长远战略目标。

    【点评】

    “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装样。”

    这是曾国藩在给皇上的一份奏折中所说的。想要“自立自强”，就要扎紧自家的篱笆，坚固自家的篱笆，也就是要巩固国防。

    对巩固国防，曾国藩曾一度信心十足。即使在中国因内乱而为英法所乘，攻破北京，火烧圆明园时，曾国藩还是没有改变。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洋人有很多短处，甚至在他看来，他是能够抑制洋人的。

    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他认识到了洋人的长处，那就是装备的先进，从而坚定了开展洋务运动和巩固国防的决心。

    由于意识到洋人只是想获得政治和经济特权，并无推翻清政权之意，曾国藩便觉得洋人很可能还会“为我所用”，帮助清政府镇压各地起义的农民军，维护封建秩序。

    此时的曾国藩想到了利用洋人，但并未想到，最终会被洋人利用了。

    曾国藩的“利用”想法果然有效，因为法国专使答应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仿佛也向洋人屈服了，答应一年之内不进上海及其附近百里以内的地方。

    之后，太平天国的李秀成再度进攻上海时，江苏巡抚再度提出“借夷助剿”的建议。此时的曾国藩意识到洋人不是好利用的，于是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明确地说：“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人之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

    曾国藩能借洋人助守上海，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湘军没有实力来守上海；但若借助洋人的力量来收复领地是万万不可的。

    因为有着很强的政治敏锐性的他意识到，英法军队如果进入内地作战，则是无人可以来驾驭和控制的。一旦这些洋人深入中国内地，并且占据要地赖着不走，那可真就成了“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了。所以在他得知江浙官员请求洋人代收南京、苏杭等地时，非常气愤和反感，并说：“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诒讥于后世？”

    此时的曾国藩越来越清楚，中国必须自强。

    怕洋人参与得越来越多，曾国藩反复叮嘱在上海和洋兵一起守城的李鸿章，让他以湘军为主，洋兵为辅，不能让洋人喧宾夺主。同时还告诫他，一定要有主见，不能受制于洋人，作战一定要勇敢，不能被洋人看不起，等等。

    曾国藩的这些举动，完全是出自“既要利用洋人，又要积极防范”的考虑。

    争回中国海军大权

    1861年底，为了自强，也为了发展水师，曾国藩向清政府上奏疏，称要购置外国船炮，建立近代化海军。在奏疏中，他特别指出，这支舰队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每只船上只能“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习枪习火”。

    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受托承办此事，并违背清政府的旨意，擅自和英国皇家上校谢拉德？阿斯本签订了合同，规定由阿斯本担任舰队总司令，阿斯本只执行由李泰国转达的中国皇帝的命令，而不执行“经由其他途径传达之任何谕旨”。阿斯本认为不能满意的命令，李泰国也答应拒绝代为中转等，完全暴露了他们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阴谋和野心。

    面对合同里“事事欲由阿斯本专主，不肯听命于中国，尤为不谙体制，难以照办”的字眼，清政府当然不愿意，要舰队归中国政府管辖，阿斯本则坚决拒绝，还称如果让舰队归中国政府管理，他情愿把舰队带回英国，他的主张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

    此时南京即将收复，舰队之事迫在眉睫，清政府准备妥协。

    如果真让洋人控制舰队，中国只是名义上的管理人，那真是奇耻大辱。曾国藩坚决反对，他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

    同时，他提出两个解决方案，要么“赶紧拨给薪水经费，责成阿斯本迅速带回本国，并将狡诈的李泰国趁势革退，不准其干预中国事务”；要么所购的七条船中，“酌拨数船，与阿斯本统带，配用洋兵。拨数船与蔡国祥统带，配用华兵”。

    英国人最终答应了曾国藩的第一个方案，清政府只得将新购的船退回，白白“赔偿”阿斯本一万两白银。

    不过，虽然受到了经济上的损失，但却也打消了英国人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野心。从这点来看，曾国藩的主张还是正确的。

    知道了水师的来之不易，知道了强大的装备是自强的标志，曾国藩在创建水师后，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撤掉水师，并且不断对水师进行强化。这实际也是他主张“自强”的做法之一。

    改革军制，发展军工业

    1868年，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不需要带兵，但他依然抓紧练兵，并对绿营兵制进行改革，同时还学习造船制炮技术，发展军事工业。

    湘军军制的改革当时非常成功，所以曾国藩便也想让绿营仿效湘军的营制、营规、饷章等项进行改革，废除绿营旧日的烦琐礼仪，改变曾经的衙门习气。

    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无私以及对清政府的忠诚。也正是由于他进行的全国的军事制度改革，才让整个清军的面貌有了改变，其作战能力也有了大大提高。

    对于洋枪洋炮的威力，曾国藩早有领教，所以他对洋炮的购置可以说不惜血本，他觉得，当敌人发出“又有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的惊呼时，才是清军自强自立的时候，这时候的清军还怕农民起义军吗？说不定连洋人都不怕了。

    为了大力发展军工业，1871年，曾国藩上《复陈夷务折》中说：“十八行省当中，滨海者六，滨江者三，合之奉天共为十省，皆洋船指顾可到，皆膏腴之地也。前任江苏抚臣丁日昌曾与臣言及防海之道，数省当合并办理。直隶、山东归并设防，而以直隶主政。……沿海七省共练陆兵九万，少者一万，多者或二万或一万数千。沿江三省共练陆兵三万，或各统一万，或小有参差。闽省前经奏明，成造轮船十六号。将来沪厂亦须造十六号，各以数号为水师兵船，其余以为货船。平日租赁商贾听装货物，有事则装载陆兵，互相救援，南北江海十省，均不过数日可到。以陆兵为御敌之本，以轮船为调兵之具，海道虽甚遥远，血脉仍极贯通。十省之中，主持防务者四省。枪炮、子药、米粮、杂物，四省多为存储，六省亦各有存储。一遇调兵，则各件皆有轮船运之同行。平日无事，即用轮舟载货，各省习惯而渐成自然，出洋如履庭户。洋人长于水师，断非中国所能及。至其陆军野战，则淮勇前在苏沪亦常与洋将洋兵角逐争胜，尚非殊绝不可及者。若能多练陆兵，而以舟轮装载驰援，各自举重若轻，驭远如近，似亦制敌之方，此臣妄拟规划全局之略也。”

    从以上的上疏内容中，完全可以看出曾国藩为了“自强”所做的努力了。

    开展洋务运动

    清政府为什么害怕洋人？洋人为什么能在中国的地盘上肆无忌惮？还不是因为他们会制造坚船利炮。

    看着如此情况，一向很有远见、思想超前的曾国藩便有了成熟的洋务思想。如果我们能自己造坚船利炮，还用费心思向外国人购置吗？

    基于如此想法，1871年，曾国藩在夺取安庆城后，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生产近代化武器的军械所——安庆军械所。

    善于笼络人才、吸引人才是曾国藩的所长。很快，安庆军械所便吸引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做设计的徐寿和做计算的华蘅芳。

    军械所的规模并不大，基本上都是手工生产。不过即使这样也已经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它不是制造刀矛弓箭，而是在造子弹、火药、炸药、劈山炮、洋枪和火轮船。

    不久，军械所在徐寿父子和华蘅芳的辛苦努力下，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随后又制造出了小火轮。徐寿父子和华蘅芳等人是凭借数学、物理知识，根据书上的一张轮机简图，然后在不断观察外国轮船的情况下，依靠简陋的设备潜心设计和制造出来的。

    当看到蒸汽机和小火轮时，曾国藩曾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曾国藩有理由骄傲，因为是他，让中国在列强欺凌的年代，有了蒸汽机和小火轮的轰鸣，让中国扬了眉、吐了气，并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当然，这一切的初衷，都是曾国藩想“自强”。

    有了蒸汽机和小火轮，华蘅芳和徐寿等人又陆续完成了船体的设计和制造，并在1863年2月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只木壳小火轮。

    曾国藩开展洋务运动、发展军工业的劲头更足了。

    有一次曾国藩问容闳：“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

    容闳说：“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

    这种“立普通基础”的工厂，不是专门制造某种武器或轮船，而是可以造出各种机器，是一切专业制造厂的基础。

    曾国藩一听欣喜若狂，马上听从了容闳的主张，并保奏他为五品官衔，拨白银六万八千两，派他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

    同年10月，容闳将采购来的一百多种机器运到了上海。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设备，这些设备大大地充实了刚刚组建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使之成为中国第一家近代大型军工企业。这家企业也就是现如今的世界第三大造船厂——上海江南造船总厂。

    曾国藩不仅创建江南机器制造厂，还听取徐寿的建议，创建了翻译馆。同时设立兵工学校，并派幼童去国外留学。

    曾国藩的种种“洋务”措施，虽然受到一些保守派的阻碍，但却也在艰难中稳步地前进着，而这一切，都源自曾国藩内心的“自强”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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